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关于植物的诗歌现代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新课程的实施为校本课程的开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在新课改背景下如何将各学科与综合实践有机结合,开发校内外课程资源,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如何通过课程资源的整合利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索发现、交流合作,最终确保课程目标的有效实现,是我们面临和思考的主要问题。
校本课程《校园植物文化》以植物为载体开展系列活动,引领学生走近植物,积极挖掘植物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性运用植物文化育人,通过感知植物、诗词吟诵、现代散文赏析、文化品读、雅闻趣事、歌咏植物等研究性学习,构建以自主探索为基础,合作学习为主体的开放的学习过程,实现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等方面的个性发展,培养人文情怀、提高艺术修养、丰富生活情趣。
校本课程《校园植物文化》由生物和语文两部分组成。语文教学活动分为四节,通过组织学生阅读与校园植物相关的文章,学生可以了解和认识植物与人类的关系;配合生物学课程调查校园植物资源;探究植物各种生命现象及规律;培养观察方法,写好植物观察日记;背诵相关的诗文积淀人文素养;阅读名家散文,丰富情感。所有这些活动都会最终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编排语文阅读第一节“物竞天择·人与自然”,特别在贾祖璋的《葵与向日葵》之后安排了“综合性学习自然科学小论文”,在这篇关于生物学分类知识的科学小论文后面,安排学写自然科学小论文有它的合理性,指导高中学生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富有重要意义。从写作教学目的看,我们培养的高中学生,将来绝大多数都要去从事生产劳动和科技工作,指导他们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可以为他们将来的科技写作打下坚实的荃础,使他们终身受益。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一般都要建立在自然学科的科学实验或实地科学考察活动的基础上,是一个使中学生对科学现象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化和条理化的过程,中学生如果要对自己接触的自然科学中的某些事物现象、问题或某个专题,进行比较深入广泛的探索研究,并加以论述,写成科学小论文,以揭示其特征、意义及规律,这种科学小论文的学习非常必要。它是培养青少年创造能力的有效手段。因此,从跨学科教育学的角度看,学生撰写自然科学小论文,无论对自然学科的学习,还是对写作学科的学习,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价值。
诗歌是语言和文学的精华,而每一个青年心中原本都有诗意的人生向往,只是被压抑在教育体制的冻土下。屈原所谓“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杜甫所谓“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李白所谓“万物兴歇皆自然”。他们“大天而思之”,对于天地的博爱无私,自然的规律性,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都有极好的形容。诗人亲近自然,不论鸟兽虫鱼、花草树木、日月山川,风雨雷电,都能触发他们的灵感,引起许多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品读诗词就是让高雅的诗歌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纳入我们必经的人生历程之中。当诗歌对我们显得亲近,我们的心灵就会比较自然地感受并萌发诗意。因此第二节编排了诗词品读以及“综合性学习解意象品诗歌作诗词”。
诗歌鉴赏是高中语文教学和高考语文辅导以及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重点。以花草树木植物为象征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种共同现象。人们在欣赏花草树木外在美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某种特定的意义。文人学士通过咏诗赋词,把他们内心的感情和审美情趣寄托于大自然的花草之中,这些形象从外界移入诗中时,为诗人的思想感情所点染、浸润,传达着一种感化、教育的力量,因此诗人都非常重视创造意象。意象在诗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绝大多数诗歌就是通过意象来诠释作品的哲理,通过意象来破解作品的寓意,通过意象来鉴赏作品的意境,通过意象来与作者进行艺术、美学、心灵与精神的交流。在诗歌学习中,分析意象,就是分析文学物象中所蕴合的意义,正如艾略特所说:“表情达义的唯一方式,便是找出‘意象’,即一组物象,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些诉诸感官经验的外在意象出现时,该特别情意便马上给唤引出来。”鉴赏诗歌的意象,就是要让学生将自己所接触到的诗歌中的意象分门别类地作梳理。通过查找有关意象的资料,用简明文字概述意象的寓意。
散文这种体裁,精粹警辟,形式自由,能够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写植物的散文在情物关系的处理上,常常是托物抒情、融情于景、移物就情,就是将物拟人化,赋予物以人的精神、品格、性情、风貌;或通过有声有色的景物描写,把情完全融合在写景的文字中;或把物拉过来,赋予人的情感。作者常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或喜、或忧、或悲、或思的情感,通过情感倾向的宣泄表达出文章的主旨。因此需要学会在阅读过程中由体味作者的情感进而准确理解和把握文章的主旨。
语文第三节散文品读之后安排了以“植物与文化”为主题的各类活动。植物历来就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尤其是中国园林植物在配置上更是受历代山水画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植物的选择上十分重视品格,注重色、香、用。不仅仅是为绿化,而且要能入画,意境上求深远、含蓄、内秀。植物象征意义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生活习俗。以花草树木为象征,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种共同现象。古老的中华大地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孕育了以松、梅、竹、菊和牡丹为代表的植物文化,而西方人以玫瑰、百合和栎树为代表的植物文化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影响的结果。汉民族注重以花木喻人,西方人注重以花代言,这是汉英植物文化最重要的区别。汉民族以花木喻人,关注的是花木的内在气韵与人之精神品质的联系。西方人也以花木喻人,但着意的主要是植物的外部特征与人之外貌的联系。
关键词:臧克家;老马;形象寓意;身世之感;咏物诗;农民形象;自己的影子;烙印
臧克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新诗的发展有着显著贡献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坚实,严峻的生活内容和泥土气息,许多诗篇塑造了贫苦农民和城镇最底层“不幸的一群”的形象。1932年4月,他又创作了一首极具代表性的诗歌――《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前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本诗堪称为一件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艺术品。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一向有所谓“咏物诗”,大至日月星辰,山海临泉,小至鱼虫鸟兽,花卉草木,以至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皆在吟咏之列,然而以动,植物居多。《老马》也是一首咏物诗,它通过所咏之“物”寄托了作者的身世,遭遇,情怀,理想等等。作品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古代诗论家曾指出:“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漂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感怀时事,发为诗歌,便己力剧上游。特不宜说破,止咳用比兴休。”从表面上看,《老马》写的是一匹负重受压,在鞭下苦苦挣扎的老马,但它给予读者的艺术感受却不仅仅是动物界的一匹“马”而是社会上的某一种“人”。
自从《老马》问世以来,一般评论者和文学史家以教材中的提示,都把老马看作农民的形象,有的说这首诗是用“沉重的笔触来刻画中国农民的命运”;有的说“这里歌咏的匹老马,轭下的生活却象征地概括了多少年来农民背上地苦难重荷”。然而臧克家本人在《关于(老马)》一文中却说:“《老马》这首诗写它的时候,我并没有存心用它去象征农民的命运。”又在《甘苦寸心知》中说:“我觉得,可以用杜甫的《病马》,《瘦马行》和李纲的《病牛》写作情况与寄托,来理解我的《老马》时代各异,而感寓正统。”关于杜甫的几首咏马诗和李纲的咏牛诗,向来的注释家和研究者很少有异议,都共同指出那是借马(或牛)寄托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其中又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上述臧克家的那段话,实质上就是说就他自己的主观图来说,是借《老马》来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感”的。我们把评论者的理解与作者的自白不一致的情况介绍出来是想借此谈一谈咏物诗的艺术特点。
前人对采用比兴手法的咏物诗的创作和鉴赏问题,曾经作过深入的探讨,认为写得好的咏物诗应该是有寄托的,其所寄托的内容与其所赖以寄托的艺术形象,密合无间,“物”和“人”形成了可分而不可分的关系,达到情与景会,人与物合,终于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始终的“物”可以既是指自然景物,也可以暗比人类社会的某种“人”(既可以暗比作者自己,也可以暗比作者以外的某种“人”),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艺术形象。因此,前人称誉这一类咏物诗达到了“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的程度,是用比兴方法作咏物诗的最高境界。读者在鉴赏这类咏物诗时,可以自由发挥联想,即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也就是形象大于思想,给读者留有广阔的想象的艺术空间。臧克家的《老马》正是属于这一类的咏物诗,因此才发生了一般评论者的理解与作者的自白不相一致的现象。这也是诗人臧克家在《关于》一文的结尾要写下如下这样一段话的原因。他说:“写老马就是写老马本身,读者如何理解,那是读者的事,见仁见智,也不会相同。你说《老马》写的是农民,他说《老马》有作者自己的影子,第三者说,写的就是一匹可怜的老马,我觉得都可以。诗贵含蓄,听凭读者去品评。”这段话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读者的生活阅历有深有浅,文艺修养和鉴赏能力有高有底,所以有的读者可能会把《老马》意识看成“写的就是一匹可怜的老马”。诗人之所以说“我觉得都可以”,那是引文谦虚,不愿意强加于人。随着鉴赏水平的提高,人们绝不会只停留在这种表面的理解上,而会领悟到,必须透过表面的艺术形象――老马,去探索诗人所寄寓的思想内容。
其次,大多数评论者把“老马”理解为农民形象,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马作为运载或耕耘的牲畜,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与它最接近的一种社会分工――农业劳动,并由此而从事这种劳动的劳动者;同时,由于臧克家初期有不少反应农村苦难现实的优秀诗作,因此不少评论者把“老马”解释为旧社会农民的象征,是很自然的。就社会关系来说,农民是处于受奴役的地位,与牛马相似,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因此,读者通过这短短的八行诗句,仿佛看到了旧中国,亿万农民在封建制度的重轭下当牛做马,茹苦含辛的生活。残酷的封建剥削就像沉重的“大车”压在背上,扣进“肉”里;农民的背被压弯了,“头沉重的垂下去”了,但是剥削者仍然敲骨吸髓,举着鞭子,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农民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无边的苦楚无处诉说,“有泪只往心里咽”。他们在重重灾难道道鞭影下,还是“抬起头望望前面”。前面究竟是光明的前景还是困难的深渊?诗人没有明确的指明。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加以补充,从而体味出诗人对劳苦农民的真挚的爱,对剥削者,压迫者强烈的恨。如果这样来欣赏《老马》这首诗,虽然与诗人自己写作这首诗是的主观意图――寄寓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不相吻合,但是符合咏物诗的特点的,与臧克家这个时候的诗歌创作的总的倾向也是相吻合的。
最后如果进一步深入,全面的对诗人的诗作进行研究的,不难发现《老马》一诗的确也寄寓了诗人某一时期的“身世之感”,其中却又诗人的影子。
我们知道,当时的民族危机时多么深重,现实的黑云低飞在天空,诗人的心灵时刻烙印着苦痛,因此他感到很大的压力,“背上地压力往肉里扣”;在缺乏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引,缺乏对末事的具体认识的时候,因此有时也不得不“把头沉重的垂下”;在那的魔爪到处伸张着的时候,诗人感到生命和生活没有保障,“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在那“嚼着苦汁营生”(《烙印》诗句)的日子里,抱有“从不把悲痛向人诉说”(《烙印》诗句)的诗人,怎不是“有泪只往心里咽”呢?在充塞着统治者的鞭声的人生道路上,该怎么办呢?现实是这样的险恶――“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的周边”(《生活》诗句)既然自己是人生的剧幕上“被排定的一个角色”,在想起了那为“人类脸前安上个明天”的“美丽的希望”(以上系《生活》和《希望》中的诗句)时,诗人还是“抬起头望望前面!”把这首诗的《生活》,《烙印》,《希望》等合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到诗人自己形象的一个轮廓。它不仅表现了诗人个人的痛苦心情,也反映了时代给予人们的窒息气氛。这形象代表着当时一切正直的、不愿逃避现实,但又缺乏明确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共同感到的悲哀与苦闷。它是有典型意义的。
其实,我们说“老马”可能指当时同样悲惨的中国又何尝不可呢?在外交上的失意以及国内的混乱早已让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疲惫不堪。描写老马的凄惨,更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在前方获得快乐,获得自由。
“诗人何为”这一曾经被现代主义文学不断追问和质询的命题,在高度网络化的今天,似乎显得十分多余,甚至有点可笑了。“娱乐至死”的时代语境正越来越强大,形成一个不断释放巨大能量的“气场”。面对如此强大的气场,一般人往往很容易就被卷入、被同化,甚至被淹没得无影无踪,而对于一位具有自觉反思意识的诗人来说,考虑要采取一种什么方式与之相抗衡才是当务之急,尽管这种抗衡力量可能是极其微弱的。诗人陈先发的《养鹤问题》等近作,正向我们展示了诗人与这个时代之间的格格不入却又不得不与之周旋的复杂关系。
“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性意象符号之一,它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诸如“闲云野鹤”之类轻盈、飘逸的美学内涵,也让我们把它和浪漫时代的诗人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在陈先发笔下,这个符号的内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它“缓缓地敛起翅膀”,显然已放弃了飞翔的姿势,甚至为了迎合“末世”的种种非分需求,而“长出了更合理的形体”。换言之,这个时代所养之“鹤”,已经成为一种被规训得失去其本真面貌的变种,因此诗人说“这结句里的‘鹤’完全可以被代替”。养鹤与写诗显然有相通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养鹤问题就是写诗问题的隐喻,事实上,当下各种网络体诗歌不也正是一群被驯化得毫无生气的鹤吗?但诗人更多的是强调二者的不同:“养鹤是垂死者才能玩下去的游戏。/同为少数人的宗教,写诗/却是另一码事”。坚守语言的高地之诉求溢于言表。只是坚守的姿态不可能像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1980年代那样高昂,而是多少有点不情愿地撤退到“旁观者”的位置。在《养鹤问题》一诗的结尾,诗人如此感叹道:“我是个不曾养鹤也不曾杀鹤的俗人。/我知道时代赋予我的痛苦已结束了。/我披着纯白的浴衣,/从一个批判者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上”。“纯白”这一刺眼的形容词,不仅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旁观者的一种鲜明的拒绝姿态,也让人清晰地看见这个失血时代的突出特征。而从“诗人”到“俗人”的角色转换,也暗示了高蹈之姿的失效和新话语策略的寻找。
当诗人俯下身来,首先在离大地最近的植物及其果实那里找到了新的话语支点。在《苹果》一诗里,作者以“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妙之思,在一个烂熟于文学传统中的意象上翻出一层层新意:有堪称诡异的命名游戏:“此刻,它再次屈服于这个要将它剖开的人:/当盘子卷起桌面压上我的舌尖,/四壁也静静地持刀只等我说出/一个词”;有关于写作的深刻反思:“我对况味的贪婪/慢慢改变了我的写作。/牛顿之后,它将砸中谁?/多年来/我对词语的忠诚正消耗殆尽/而苹果仍将从明年的枝头涌出”;还有对世界观的另类重建:“鲜艳的事物一直在阻止我们玄思的卷入。/我的胃口是如此不同:/我爱吃那些完全干枯的食物。/当一个词干枯它背后神圣的通道会立刻显现:/那里,白花正炽/泥沙夹着哭声的建筑扑上我的脸”。经由“苹果”这一媒介,作者的诗思得以腾跃挪移,如同秀出一场令人炫目的语言花样舞步。就像“苹果”之后隐藏着多重玄思,与“菠菜”相关联的是土地和母亲的沉重:“我转身打电话对母亲说:/‘太好吃了’。/‘有一种刚出狱的涩味’。/我能看见她在晚餐中的/独饮/菠菜在小酒杯中又将成熟/而这个傍晚将依赖更深的泥土燃尽。/我对匮乏的渴求胜于被填饱的渴求”。在这里,菠菜、土地和母亲,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成为这首《菠菜帖》的主体。而诗人则在一旁细加打量,试图以诗歌来捕捉这场主体的共舞却又倍感无力:“是谁说过‘事物之外、别无思想’?/一首诗的荒谬正在于/它变幻不定的容器/藏不住这一捆不能言说的菠菜。/它的青色几乎是/一种抵制”。原本最具表达魔力的诗歌竟然遭到默不作声的菠菜的抵制,其背后隐含的,自然是诗人关于诗歌表达困境的某种反思。
从“苹果”到“菠菜”,诗人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蔬果政治”奇观。而这种“蔬果政治”的寓意,其实与《养鹤问题》一诗里对知识分子文化身份和思想立场问题的探讨互为表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首诗里不约而同地出现否定性语词:“拒绝”、“敌意”、“抵制”。显然,这几个词用一条虚线为我们勾勒了诗人与当下的微妙关系。
伍明春,文学评论家,现居福建福州。
关键词: 中国古代诗歌 自然科学元素 自然科学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类凭直觉认识到自己来源于神秘的自然,由于自身力量弱小,处处依赖自然,敬畏自然的巨大力量,对一些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产生惊悚和恐惧,从而对自然产生崇敬和膜拜。这些情感在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传说当中有很明显的反映,《诗经·十月之交》也有:“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不少文化学者对此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比如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史》,何新先生《诸神的起源》,朱狄先生的《原始文化研究》,等等。
随着人类自身力量的不断强大,对一些问题的不断质疑,对一些自然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逐步认识到一些自然现象原来是自然事物运动的结果,是有其规律的,可以把握,甚至可以运用,于是人类不再害怕,逐步从一些自然现象中获得启发,领悟人生、社会的一些道理。
一
中国古代诗歌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除传递人文情怀、描绘历史景观、刻画社会风俗,还有不少自然科学元素。中国古代诗歌不但含有众多的自然科学元素,还包含了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气象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甚至建筑学等。
(一)中国古代诗歌涉及气象物候的内容特别丰富。
《诗经》的《豳风·七月》被认为是一首物候诗。其中一些诗句反映了各个月份的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比如:二月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三月份,“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四月份,“四月秀葽”;五月份,“五月鸣蜩”,“五月斯螽动股”;六月份,“六月莎鸡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份,“七月流火”,“七月鸣鹦”,“七月亨葵及菽”;八月份,“八月萑苇”,“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其获”,“八月剥枣”,“八月断壶”;九月份,“九月授衣”,“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场圃”,“九月肃霜”;十月份,“十月陨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获稻”,“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十月涤场”,等等。
在唐宋诗词中,既有大量关于四时物候及天象的客观揭示,更有对雨雪风霜现象绘声绘色的生动描述。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首艺术性极高的诗同时又是一首典型的揭示物候现象的杰作。诗中第一二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点出了在四月(阴历)的平原地区已是春季即将结束的“芳菲尽”时期,然而,在海拔约1400米高的庐山大林寺,却是“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另一番初春盛景。而诗中第三四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则含蓄地表明了,春天并未结束,在海拔很高的庐山上,则刚刚开始。这正是现代气候科学中早已揭示的气候随海拔高度而变化的自然气候规律的生动写照。现代气候学研究表明,气候受海拔高度的影响十分明显,其中最敏感的气候要素就是温度。由于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因而其相应的物候也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延迟。在气候科学上这一规律往往又与气候(指平地上)随纬带升高而趋向寒冷的分布规律相一致。通常人们将气温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的速率称之为“气温的垂直梯度”,它不仅因山脉海拔高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还因不同季节而有所不同。
坡《有美堂暴雨》云:“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此诗概括而生动地描写了暴雨来临之际诗人正在浙江海边的一所房舍“有美堂”中所见到的一幕幕“浙东飞雨”过江的天气过程,真实写出暴雨来临前的一片天昏地暗的自然景象,十分传神生动。
(二)地理学的知识也出现在许多诗歌作品中。
例如,《诗经》叙述的“谷风”有两种,一是东风,是一种大中尺度的大气环流,春夏之期,和润的东风带来雨水,有利于谷物生长,《邶风·谷风》描述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就是这种风。另一种是中小尺度的大气环流,即山谷风,白天由山脚向山顶刮上山风,夜晚由山顶向山脚刮下山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造成强烈的区域性雷暴雨,《小雅·谷风》中描述的“习习谷风,维山崔嵬”就是这种风。
沈括在《梦溪笔谈·雁荡山》中说:“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认为这首诗准确地揭示了雁荡山的地理、天气特点。
(三)植物学知识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大量出现,尤以《诗经》和《楚辞》为甚。
《诗经》里的植物学知识不胜枚举,现仅略举一二言之:《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这里的“茆”是莼菜,莼菜为睡莲科水生宿生草本植物,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蔬菜中的珍品,嫩茎叶可食用,还是抗癌症的佳品。
《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一位青年樵夫,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把高大的灌木做了柴草,把绿绿的蒌蒿割倒了聚拢起来,把马儿用蒌蒿喂得饱饱的,以便能够有机会去接时刻记挂的人。作为菊科的蒌蒿,历来就是人们桌上的凉拌菜,苏轼诗里云:“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肉里有毒,而蒌蒿则是除芦芽之外解河豚之毒的佳品。
涉及植物学知识堪与《诗经》媲美的是《楚辞》。《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与植物学的关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台湾的潘富俊、吕胜由先生,“希望能在古典文学与植物科学间凿开一条双方沟通的管道”。他们将《楚辞》中的草木全部拍成照片,并配以专业性的植物学解说,编成《楚辞植物图鉴》一书(该书2002年由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出版)。据他们研究,《楚辞》中写到大量的植物,按作品统计,《离骚》写了28种,《招魂》写了14种,《九歌》写了40种,《九章》写了17种,《天问》写了9种。
与植物有关,自然也就会与中药有关,据研究,现存的屈原诗中,与中药相关的19首,其中植物类药物多达50多种。对于《离骚》所述的中草药,早在宋代就有学者作了专门研究,堪为代表的是宋人吴仁杰所撰的《离骚草木疏》,共分四卷,载有草木55种。
限于篇幅,中国古代诗歌中所反映的其他诸如天文学、建筑学等科学领域的现象不再举例。
二
(一)自然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描述,正确的描述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大胆质疑,而质疑是科学的起点,不质疑,不去探索,科学就不能发展。
屈原是《诗经》以后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他在《楚辞·天问》中提出四个问题。一问宇宙的起源;二问天体的形成;三问日月的运行;四问物质的结构。这些问题,经屈原一问,实际上都成了自然科学问题。
诗仙李白在《日出入行》中就对神的存在产生了质疑:“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他否定六龙的存在,认为太阳的运行,不是六条龙拉着在跑,那么作为龙的驾驭者羲和(太阳神)也就不存在了,“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之波?”在他看来,太阳“似”从地底下升起来。一个“似”字,用得十分精当。太阳“似”乎从地底来,而不是真正从地底下升起来。由此可见李白在这里已经脱离了天圆地方说,认识到宇宙间日、月、星辰一直在运动着,“其始与终古不息”。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中国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古代诗人是一个热爱观察、热爱思考、勇于质疑的群体。
因为毕竟是诗人,他们的观照最终还是落脚在艺术、人生和社会上,所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古代诗人总喜欢从他们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上联想到艺术、人生和社会,悟出一些艺术和人生的道理,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理趣诗”,尤以宋代诗歌为甚。
如家喻户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暂时将繁盛的草烧光了,但是来年春风一吹,它们又绽出了绿色的小芽,并长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草地。诗人发现了真理,并形象地写出了这个真理,是对小草顽强生命力的礼赞,是一首生命的颂歌,蕴涵有深刻的哲理。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是池塘清澈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自然规律,但是诗人这里却用“源头活水”来比喻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它还给予我们更为深远的启示:源头活则池水深,根本固则枝叶荣,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根本源头上解决问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这里,诗情和哲理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像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坡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无不在揭示自然科学原理的同时,参透人生和社会的某些哲理,而且浑然一体,了无穿凿的痕迹。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实,她何尝又不是一个科学的国度,我们在生活当中从来就没有忽视科学的元素,然而事实是,中国近代以来在科学上确实落后于西方,其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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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3]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出生于新泽西州鲁瑟福镇的一个商人家庭。1906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作为一名业余诗人,他经常利用病人就诊的间隙进行创作。对威廉斯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她在结婚前曾赴法国巴黎学习绘画三年。耳濡目染之下,威廉斯从小就迷恋上了绘画艺术,特别是自然景观和动植物的素描,对自然的热爱无形中已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20世纪初,为了一战后经济的快速恢复,欧美各国都致力于对工业技术的发明和利用,对自然的开发和破坏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人类的行径是否将把自身的生存环境送上绝路。而这种忧虑在威廉斯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威廉斯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惠特曼的影响,他们共同的特点不仅仅是新式诗体的自由与解放,更有价值的是借用自然万物的主题,向世人展现“自然与人类社会是同一”这一概念,两者应当体现为一种“双向的、相互的渗透”的关系。例如威廉斯主张“诗歌应该向读者展现大自然纯真的一面”,并且认为“作者思想的自然流露,将会使自己置身于永恒的大自然当中。自然不是承载记录人类行为的‘油纸’,自然是不以这个前提而存在的,这也恰恰是自然的价值所在。”
二
在威廉斯众多的诗作中,《春天和一切》(Spring and All)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这样开始:
去传染病院的路上
冷风――从东北方向
赶来蓝斑点点的汹涌层云。
远处,
一片泥泞的荒野
野草枯黄,有立有伏
一潭潭的死水
偶见几丛大树
沿路尽是灌木
小树,半紫半红
枝桠丛丛纠结
下面是枯黄的叶子
无叶的藤――
作者把该诗的背景放置于自己“去传染病医院的路上”。接着“冷风”“泥泞的荒野”“枯黄的野草”等意象迎面而来。继续前行,诗人看到的是水潭、树木,还有“枯黄的树叶”和“脱尽的藤蔓’,一切如冬天一样荒凉静僻。医院里人们正在经受病魔的煎熬,医院外又是毫无生机的严冬。一个是现实的人类世界,一个是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这正是威廉斯想向人们展现的“同一”:人类和自然一样都处于“最萧条”的状态。这里的“传染病院”只是人类世界的一个缩影,同样萧条的景观也是整个生态的缩影。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逐渐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导,这股“革命的力量”给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无情地撕裂了人类关于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梦想。自然环境的恶化正如威廉斯诗歌当中的严冬下的“荒野”“枯草”一样奄奄一息,了无生机。正如库柏(William Cowper)的《工作》(The Task)中的诗句:“God made the country,and man made the town.(上帝造了乡村,人类造了城市)”人类在建造城市的同时毁坏了自然,破坏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基。而威廉斯的诗歌代表了一种“前现代”意识的自我觉醒。他向人们展现的是关怀自然、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并认为补救为时不晚,正如这首诗后三节写到的一样:
看来毫无生命,倦怠不堪
而莽撞的春天来临――
他们地进入新世界
全身冰凉,什么都不明白
只知道他们在进入春天。
而周围依然是熟悉的寒风――
瞧这些草,明天
野胡萝卜那坚挺的卷叶
一件一件清清楚楚――
越来越快:明晰,这叶子的轮廓
可是在此刻进入春天
依然那么艰难――然而深沉的变化
已经来到:它们扎住的根
往下紧攫,开始醒来
(赵毅衡译)
冬天的背后就是生机盎然的春天。作者只用“野胡萝卜那坚挺的卷叶”就把春天的生机盈盈表现得淋漓尽致。接着,他从想象中的春色重现进入对眼前景色的观察:“它们扎住的根往下紧攫,开始醒来。”最后一节既是强烈的感受,也是自然界的真实再现。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野胡萝卜根已经开始了一个春天的生命之旅。这里的“春天”不仅仅指自然界的季节,而且是承载着整个生态和人类“复苏”的更深层意义的象征。其实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自古有之。“自‘二希’文化合流的文艺复兴以后,人类普遍盲目自大地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形成了突出的人类中心观念,进而把古希腊开始的对自然的穷究发展为征服自然、主宰自然。在笛卡尔及其以后的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关系模式,不仅仅是一般地指人与物的关系,而且是以‘我’为‘主’,以‘物’为对象、为‘客’的关系模式。在这一关系中,主客双方并非一种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主动―被动’的关系,是一种‘征服―被征服’的关系。”从威廉斯的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主张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自然法则。虽然人类凭借科技力量的强大,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恐惧、敬畏自然,但人如果要达到内在宇宙、精神、心灵的平衡,就要与自然建立和谐、默契的关系。在《春天和一切》中的三对意象:“传染病医院”和“严冬局部特写”;“死气沉沉的冬天”和“生机盎然的春天”;题目“春天”和“一切”,都是威廉斯表现他自然观念的载体。第一对意象分别代表着生存环境恶化中的人类和正在遭受破坏的自然界;第二对意象中的“冬天”暗指人类和自然同时所处的消极状态――人类自身行径的后果使得自己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怀疑与迷惑甚至绝望,而“春天”则象征着两者还有希望;第三对意象中的“春天”代表着整个生态系统,而“一切”蕴含着世界万物,生态系统和世界万物同处于这个精密复杂的生命网之中。这三对意象正是威廉斯“同一”概念的写照。看来如果“生态批评”要追根溯源的话,威廉斯可以说是先驱者之一。
三
20世纪中后期开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业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正如生态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所谓自然生态危机是相对人而言的,是人用生产方式从外部参与了自然的生态,造成了整体或类似整体的破坏,并反过来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文学的生态批评”也随着环境运动的兴起而蓬勃地发展起来。生物中心主义更是提出:“人是地球生物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人类生存依赖于其他生物,这是人的存在的最基本特点;人与自然是各种相互依赖的整体;所有有机体是生命目的的中心。”以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重新细读威廉斯的诗作,追溯诗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的心路历程,辨识其自然象征主义手法与多元表现方式的艺术特质,便能感悟到作者潜在的生态关怀意识。威廉斯这种“深绿色的意识”与当下的“绿色浪潮”即作为人类生存新主题的“环境与发展”不谋而合。威廉斯心中向往的“人诗意地栖居”意味着:“总由一死者栖居,是因为他们接纳本然的天。让太阳、月亮赶自己的路;让星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让季节自得其乐;不将黑夜变成白天或将白天变得躁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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