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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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的诗歌范文第1篇

后人之所以能读懂千百年前的古诗，是因为人类的情感能千载相承，是因为古典诗歌的特性，即情感的普世性、意象的俗成性、内容的整体性。

一、诗歌情感的普世性

蒋述卓说：“古典诗词之所以为那么多人所喜爱，就因为它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古人的生命感，并且能够历经千古一直流传到今，让我们读来还能感受到一种生命激情，似乎觉得唐人、宋人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是因为古人与我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是文化血脉上的一脉相承，是在生命感受上的相通。”（《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王羲之则感慨：“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兰亭集序》）两位大家所说“若合一契”的“生命”是什么呢？四句杜诗可作注解，“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摇落深知宋玉悲》）。是情感，情感的普世性使它能穿越千秋，也包括理想、意志、愿望、情趣等，那流淌文字间的情感是诗歌涌动的生命，或因其情感历程的似曾相识而感动人，或因诗人的悲悯情怀而感动人。

情感的普世性体现为时代特征，如盛唐气象、建安风骨。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论述：“《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毛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改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励……结合揉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愈显其沉郁和悲凉……”

二、诗歌意象的俗成性

诗的意象是诗的情感符号，是诗的密码，是人把情感用物象含蓄呈现的一种方式，彰显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唯其形象生动，更是蕴藉，显中国风。叶嘉莹认为，意象的产生跟诗歌赋比兴的创作方法有关，情感与意象的关系是心与物的关系，由心到物是“比”，由物到心是“兴”。

意象特征：①文学作品赋予的内涵。作品中的某个物象很形象地传达了作者所寄托的情感（或理想，或志趣），并被后人认可，该物象所代表的意义被固定下来。如杨柳，便源于《诗经・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又因“柳”与“留”谐音，于是成了惜别之情的意象。如鱼肠雁足，因“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南朝梁王僧孺《捣衣》）而成为书信的意象。如“东篱”意象给人的是超尘脱俗之感，是因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②故事或传说。如杜鹃，源于古代神话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望帝的故事，还有“投笔”、“长城”等。③诗人据物象的物理特征与生活、情感的相似性，来类比或比喻自己的情感，当它成为诗歌语言，就被人们接受。如“月”有朗照天下和阴晴圆缺特点，漂泊者借此寄托思乡情怀，月就有了望月思乡怀人之情；月色清凉，失意文人借以渲染凄凉气氛，烘托悲苦之情。如“清秋”成为感伤意象，是因为“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物候特征。如候鸟“大雁”因每年随季节迁徙活动而成为“思乡怀人”意象；又因群体活动特征，孤飞的大雁便成为“孤独”意象。如“莲”因“出淤泥而不染”特征成了高洁的意象。

这些人们熟知的意象，其内涵有了俗成性，人们就可以据此解读诗歌。意象不仅具有个体性，还具有相同性，如沙漠、古道、落日、寒风、冷雨、梧桐、杜鹃、芭蕉等表达凄怆、孤独、惆怅，松、竹、菊、冰雪等表达忠贞与高尚。

三、诗歌内容的整体性

诗歌从题目到内容是一个整体，围绕情感主题，不能因表现手法与写作角度而断章取义。厉鹗《晓至湖上》的情感只能是向往自由不得的惆怅，而来到幽静的自然正是在现实中向往自由不得的表现。叶绍翁《夜书所见》的“思乡念亲、怀想故园；客居他乡、归无定所的孤寂落寞之感”不过是羁旅愁思细说。王维《山居秋暝》是表达诗人高洁的情怀及对理想境界的追求，颔联颈联以融情入景表达，尾联则化用诗句表达，殊途同归。

古典诗歌殊的语言现象也可能造成断章取义，中国文学注重的情感逻辑、意象使用、篇幅限制，是古典诗歌特殊的语言现象的成因，如句子成分省略和倒装，名词性词组组成句子等。诗句中省略主语、谓语、宾语、助词是常见的现象，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同时又是典型的由名词性词组组成句子。倒装，如“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杜甫《阁夜》），应为“千家闻战伐野哭，数处渔樵起夷歌”。

思乡的诗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审美教育;诗歌意象;景物;事物;人物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3561（2015）23-0032-02

诗歌的形象，也叫意象，是寄寓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它可以是大自然中的某一自然景象，可以是诗人在诗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当这个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的时候，诗人自身就成了诗中的形象），还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物。这些客观物象经过艺术加工，具有了诗人自己的思想情感，便成了意象。美育，即审美教育，可以美化人们的心灵、行为、语言、体态，提高人们的道德与智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语言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言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那么如何借助诗歌形象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呢？

一、认识诗歌景物美

优秀的古典诗歌中描绘了千姿百态的自然美景。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表现的是大自然的雄浑壮美。杜甫《绝句》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展示的是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象。常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题破山寺后禅院》）描绘的是静之极致的古寺风景，是自然景物的幽静之美。除此之外，古诗中亦有悬崖峭壁、参天古木、雷鸣电闪、瀑布飞流之类奇伟险峻惊心动魄之美。李白《蜀道难》中描绘蜀道“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Y，f崖转石万壑雷”，让人享受了一番大自然的阳刚之美。

这一幅幅用诗的语言组建的自然风景画，写尽了祖国大好河山秀丽的田园风光，幽静的山中景致，惊险的山谷风情。自然造化的千姿百态，天地万物的鬼斧神工，让学生在细细咀嚼这些具体的景物意象时，心领神会，让他们感受自然美的无限魅力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古代杰出的诗人们在描绘这些看似简单的自然景物时都融进自己的主观情感，创造出“意与境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使诗中之景成为“情中之景”，更能给读者以情感上的共鸣。如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句，如此走马观花平淡不过的事，被作者一个“疾”一个“尽”，写得那么神采飞扬，那么喜不自胜。座下的马儿似乎感受到了主人志得意满的心情，也高兴地撒开四蹄，带着主人疾驰在长安大街上，似乎要把内心的喜悦尽数展现在奔驰的身姿上。那沐浴在春光中的长安花，也迎着春风展开笑颜，对着踌躇满志的诗人表示祝贺。平凡的街道一景，因为诗人内心的无限美好，而多了一份人的智慧和情趣，平凡的本身增添了生命的灵动之美。

著名美学家别林斯基说：“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的景象是不可能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或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学生在鉴赏这几句千古传诵的名句时，深入认识了生活的美，更重要的是领悟到了发现美和欣赏美的方法，感受到了精神美、情感美的重要性。无形中教会了学生用美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草一花，用美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长此以往，人人都将有着美好心灵，有着美好情操，有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些伟大的诗人们，用他们的生花妙笔释放着大自然巨大的感染力量，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心灵愉悦，让我们品尝到以文字和情感烹调的美不胜收的精神饕餮大餐，沉醉于感人的艺术境界之中。

二、品析诗歌人物美

古典诗歌中也塑造了各具情态，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有李白的傲视权贵，豪放洒脱的形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杜甫的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形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有陶渊明的寄情山水，钟情田园的形象;“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邯郸冬至夜思家》）有白居易的漂泊在外，思乡愁苦的形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有王昌龄的矢志报国、慷慨愤世的形象;“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有柳永的离别相送，爱恨情长的形象。“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有柳宗元的孤傲高洁、独守节操的形象。

正是这一个个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或执着，或洒脱的艺术形象，因作者的生花妙笔而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去触摸，去感受，我们才最终领悟了那些跳动的心脉里涌荡着的思想、情感、处世的观念以及人生的价值。如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分明看见一个驰骋疆场的将军，面对残缺的半壁江山，内心的无比愤怒。凭栏眺望，将军仰天长啸，发出“还我河山”的豪壮誓言。国家受辱，百姓遭灾，激起诗人满腔义愤，勾起诗人揪心之痛，更让诗人担起收复失地，统一河山之大任。

学生若能读到诗歌中这些东西，对于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勇于承担建设祖国的大任，更加珍惜美好现实，积极乐观，追求崇高理想无疑是一个很有力的帮助。同时，也教育了学生要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人类。古代诗词中的人物形象包含着许多健康的思想情操，我们只要充分挖掘，合理利用，就可以对学生潜移默化，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使他们的人生向健康的轨道发展。

三、感悟诗歌事物美

古诗中的事物形象，通常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或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形象。咏物诗大多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寄托在某一具体事物上，以物喻人，言在此而意在彼。如代表思乡思人的月亮;寓意离愁别恨的芳草、芭蕉;象征高洁人格的梅花;抒发惜别不舍的杨柳;代表高洁、清高的蝉;代表书信、音讯的鸿雁;寓意悲苦之事，表哀怨、凄恻、思归或冤魂悲鸣的子规;表示戍边思归的羌笛、胡笳等等。

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很多作者用“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方法，不正面说出自己的本意，而将上述物象放入诗歌文本进行细致描写，营造出审美物境，表达自己的情怀，使得诗文表现出含蓄蕴藉的美。如林和靖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傲雪迎霜，盛放于百花凋谢的数九寒冬，在了无生机的冰天雪地中。梅，以她独特的气质、坚定的意志，显示着她的潇洒，她的孤高，向世人证明她的生命价值。这不是林和靖先生的真实写照吗？他不慕名利，不求显贵，惟愿纵鹤放飞，与梅相狎。他满腹才华，却性喜恬淡，归隐林间。一字不著己，却句句写己之风流，所谓“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说的就是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诗歌有一种“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含蓄美。再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蝉餐风饮露，与世无争。在古代文人眼里，它是高洁的象征。作者在狱中听到树上的蝉声，以蝉喻己，表明自身之高洁，抒发含冤莫辩的深痛悲哀。这正如王国维所说：“意境中的含蓄，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若言尽意穷，读者便不会再有任何联想的兴趣和思考的余地，这样的诗歌必定嚼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我们的学生在欣赏此类诗歌时，若能领悟诗歌言外之意，意中之美，必将有助于唤醒欣赏者的审美想象，提高艺术审美鉴赏能力。

四、结束语

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世间真、善、美的载体，高中素质教育中的审美教育若能利用好中国古代优秀的诗歌作品，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让我们在诗歌艺术的海洋中期待新一代莘莘学子真诚、善良、完美人格的形成，期待那一轮旭日东升时他们的起航。

参考文献：

[1]张红梅.谈古诗词中的美育[J].现代阅读，2011（06）.

思乡的诗歌范文第3篇

关键词：出版史；研究视角；书史理论

一、领域的拓展

近两年出版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应该说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内容的细化。

首先是研究时段上的拓展。我国的出版史研究中，印刷革命兴起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近两年的研究也不例外，《民国出版史》、《民国出版的特点探析》等为代表的专著和论文，占据着出版史研究的主要份额。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张元济等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的研究云蒸霞蔚，反映着民国出版史研究的盛况。但近两年的变化是民国之外其他时段的出版史也得到了集中的研究。

一是晚明时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晚明的图书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此，张献忠的《明中后期书商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策略》、许军的《明末纸价急降与大众图书市场的繁荣》、陈清慧的《明代藩府刻书研究》、章宏伟的《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和《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潘星星的《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罗志的《明清政治文化与内府刻书》等从图书市场、出版机构、出版物等方面对晚明图书业进行了审视。

另一个时段是宋代。宋代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关节点之一，不但出现了活字印刷的革新技术，而且宋代市民文化蓬勃兴起，为私刻的兴起准备了经济和读者基础。对此，杨玲的《宋代出版文化》、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郭冰丽的《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等，立足于宋代的出版市场进行发言，重点探讨了出版业兴盛之后，以儒家经典和历书为核心的出版物，如何重建了新型的思想世界和都市文化秩序。繁盛的出版业同时催生了当时先进的出版制度，袁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和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探讨了人文性凸显和制度性缺失的宋代版权保护；方宝璋、高月梅的《论宋代的出版管制》，则从另一侧面考察了宋代出版制度的局限一面。宋代开始，官刻大型图书兴盛，以《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为代表，系统整理了传统文化。苏勇强、陈久恩的《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王建华的《唐宋时期道教典籍出版史研究》，张立园的《中国古代养生典籍出版史研究——以宋元养生典籍出版为中心》等，都从具体的典籍出版案例入手，探视了典籍的大量印刷传播与宋代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出版地域上的拓展。出版的繁盛，历来与经济、文化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地域也多集中于这些地方。譬如宋代的开封、杭州、苏州、南京，明代的杭州、建阳、眉山，近代的上海和北京等地。近两年的研究中，一些非中心区域也获得了不少关注。譬如山东地区的出版，近两年就有唐桂艳的《清代山东刻书史（一）》、任利荣的《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研究》、杨轶男的《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和《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李红霞的《胶东书业与民国时期的济南出版业》等文章。作为一个在出版史上并未占据核心地位的出版区域，能得到如此关注，此前是不多见的。其他地域，尤其是一些非经济发达区域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关于四川的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关于山西的张苏梅的《民国时期阎锡山统治区的山西图书出版研究》、崔波的《1949年前山西境内新华书店的出版事业综述》，关于甘肃的白玉岱的《甘肃出版史略》、张晟国的《陕甘宁边区图书出版事业研究》，关于藏区的白冰、孙洋洋的《康巴藏族地区民族出版研究》，关于内蒙古的胡红梅的《民国时期呼和浩特蒙文编辑出版活动之概述》、哈顺通拉嘎的《“东蒙书局”之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地方出版史研究的吉光片羽，却反映出当前的出版史研究由中心地域向全方位区域的一个转换。

二、视角的转变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经历过几次大的研究视角的转变。早期的研究，注重于史料的收集。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到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都延续着史料传统。直到当下，史料传统依然有着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宋应离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袁亮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等，仅从书名就可看出编者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模式是最为吃力的，也最见功夫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把出版物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元素来进行探视的研究视角逐渐兴起。这一研究视角抛弃了在文本内容或者出版机构内部进行史料考辨的研究路数，把探究的重点放在了出版物和出版机构与某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些研究者大都来自于文史学界，他们从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使中国出版业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近年来，随着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在国内影响越来越大，加之文化研究思潮、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等西方学说成为热潮，走这种文化研究思路的人越来越多。以近两年的研究来看，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张世海的《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肖超的《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肖朗等人的《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王建辉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高奋的《前国内重要翻译机构的出版活动与西学的传播》、冯保善的《明清江南出版业与明清话本小说的兴衰》、刘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代晓冬的《“民族镜像”的认同之舞：试论〈新青年〉的出版史意义》、喻永庆的《〈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张霞的《出版与近代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博玫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理念与知识分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关系》等一大批成果，都采用了一种文化研究的视角。换句话说，在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中，某某书局、某某人物与某某文化现象的关系”这样的题目，已经成为出版史研究一个不胜枚举的研究现象。

史料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思路，构成了出版史研究的主线，至少在近十年内，出版史的主要成果是可以划分在这两大门类之下的。但近年来，随着出版学科的日渐成熟，出版史研究的另一视角——“出版”研究，开始成为学界逐渐考虑的一个问题。1982年，罗伯特·达恩顿发表开创性的论文《什么是书史》，从出版学意义上，为书史的研究画了一个循环的圆圈。圆圈从作者开始，经过编者—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等多个环节，构成了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因此，“出版”意义上的出版史研究，似乎更应该从以上的几个关节点入手进行考察，而不仅仅是出版内容的审视。在这种思路之下，近年来的研究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2011年10月，赵健的《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从书籍装帧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书籍设计的现代性如何发端这一问题。其采用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在线装书到洋装书这一图书形制的转变之外，又探讨了平装书具有的现代化表征、版面结构与阅读习惯的革命等版本之外的问题，从而具有了现代出版学的特征。此外，近两年体现出版史研究中“出版”特征的，还有出版流通和出版制度的研究。出版流通方面，杜金的《明清民间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传播——以坊刻与书肆为视角》和《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二文，从民间、官员两个层面分析了“官箴书”的传播方式，甘于黎的《中国古代的“佣书”业与图书流通》，则从古代出版业独特的“佣书”现象入手，分析了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图书流通渠道。出版制度方面，张运君的《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袁的《图书版权保护始于宋代》、杨春密的《宋代版权保护及其社会功能研究》、范军的《略论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三种形式》、张天星的《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实践与中国现代版权制度的建立》、王昌善的《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吴科达的《近代中国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史反思》、罗执廷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国出版机制》等等，从不同方面审视古代版权、出版审查等制度因素，也反映了出版业改制后出版史研究的一个自觉回应。

三、理论的凸显

出版史，在欧美学界的对应产物，应为“书史”（book history）。欧美学界的书史研究，起步很早，也更为成熟。尤其是书史理论方面，产生了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阅读》、罗伯特·达恩顿《什么是书史》、戴维·芬克尔斯坦等《书史导论》和《书史理论读本》、媒介环境学派瓦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和理论著作。近两年，随着出版文化成为学术热点，一些学者也开始涉猎出版史元理论的研究。

对于出版史理论来说，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光裕发表在《出版史料》上的《关于出版史料学》和《关于出版史料学（续）》。刘先生提出“出版诞生是出版史的历史起点，出版诞生以前的历史是出版的史前时期”；“书商的作用与读者传写的作用，两者此消彼长，联系起来思考才能成功”；“从出版学分析，……读者传写兼有书籍生产与书籍流通两种功能”等等。诸如此类观点，都代表着老一代学人对出版史研究理论的拳拳之心。刘先生在综合学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出版史料学的建议，是本土学者试图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史理论的报春之燕，其意义是不能单纯用理论创新的尺度来衡量的。

其次是对西方书史研究的引介。2012年底，何朝晖先生翻译了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两位作者多年从事书史的研究和教学，编过知名的《书史理论读本》，涵括了西方学界的所有出版史理论。《书史导论》就按照《书史理论读本》中的分类，从书史理论、媒介技术、读者理论等多个方面，集中梳理了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流派和理论方法。理论介绍之外，西方书史的专题研究著作，近年来也翻译日盛。2011年8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荷兰H.L.皮纳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概括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图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读者范围和阅读习惯的演变，以及经典文献的传播过程。2012年1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上下两卷，系统研究了出版业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同时涉及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出版业。可以说，对于中国出版史研究理论的建设，如果要向西方学界寻求资源的话，书史理论的介绍和书史专题著作的译介，正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近两年的出版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步伐是明显加快了的，譬如商务印书馆的“书史译丛”，列了《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等六本，而不再像此前那样把某一本放在“社会史”、“文明史”之中进行译介。

四、研究力量的多元

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最初是由古代藏书家们组成的。编制目录，考辨版本是藏书家们经常从事的工作。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开此源流，此后徐康《前尘梦影录》、钱曾《读书敏求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一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书林清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都是藏书家从事出版史研究的代表。到了当下，这个传统依然余脉流传。譬如近年来在期刊界异军突起的谢其章先生，就是国内民国期刊收藏的翘楚。他借助丰富的藏品，《创刊号剪影》、《终刊号丛话》、《书呆温梦录》等一批书话体的集子问世，保留了一些出版史的原始材料。此外，近年来出版史研究界的知名人物如收藏古籍的田涛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陈子善先生、亦编亦作的姜德明先生等，也都有着藏书家的身份。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新出版业的兴盛，出版家和编辑家成为出版史研究新的力量。张元济《校史随笔》、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杨家骆《出版学》、平襟亚（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等，都有出版家的切身关怀。此后赵家璧《编辑忆旧》系列、张静庐八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延续了这一传统。当今出版史研究界的先进王仿子、宋应离、方厚枢、吴道弘、李瑞良等先生，都从事编务多年。新世纪以来，出版史界有两套大书，一是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一是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领衔的《中国出版通史》，前者的主编宋原放早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出版界的领导；后者的作者群体中，好几位都是出版界的元老。中青年一辈的学人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范军先生、曾主持长江出版集团的王建辉先生，也是出版人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典范。

但近年来新的变化，是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日趋多元。一是研究群体的多元。在藏书家和出版人之外，出版史的研究队伍首先加入了一批与出版学科关联密切的文史学者，并带来了前文所说的“文化研究”视角。此外，一些自然科学如医学、理学、农学等学科，也开始认识到作为一种主要媒介，出版业的变革，带给知识系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值得所有学科去审视。二是专职研究群体的出现。对于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我们提及藏书家、出版家，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总有些旁敲侧击的意味。毕竟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初衷，出版史的研究都不是本职工作。近年来，则出现了一批专一从事出版史研究的学人。他们一方面来自研究机构，主要是社科院系统和原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出版研究院。另一方面来自大学，或是设在管理学门类的图书馆学科，如北京大学的王余光，南京大学的张志强、徐雁，武汉大学的吴永贵等；或是设于文学门类的编辑出版学科，如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河北大学田建平等。如果从广义的出版史来说，还可以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先生以及他的众多弟子。这些专职研究者，与其他学科旁敲侧击的研究者一起，构成了当下出版史研究力量百花齐放的局面。

（王鹏飞，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苏晓珍，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孤岛文学期刊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56）和河南省社科项目“‘孤岛’文学研究——以文学期刊为中心”（项目编号：2011CWX007）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吴永贵.2000—2005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2006（6）.

思乡的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实施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工程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工程，是关系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现实中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从未成年人自身角度看，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增多、师生隋感出现隔阂、道德行为失范、道德意识和物质水平失衡等不良倾向；从教育环境角度看，存在“重智轻德”的认识误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存在着不相协调的现象，“5+2=0”的问题普遍存在。为此，中小学校就应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途径方面下工夫，力争在队伍建设、德育内容、德育途径、保障机制上寻求新突破，实施“四个四”工程，切实加强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一、打造四支队伍，夯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人力基础

有一支高素质的德育师资队伍，学校德育工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从“育人先育师”着手，为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可靠的师资保障。一是精心打造班主任工作队伍。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和任用年富力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完善班主任岗位责任制和激励制度，加强班主任的学习培训，提高班主任的专业理论素养和工作技能。二是组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根据教师专业结构及其爱好特长，选拔一批学有所长、教有特色、富有经验、敬业奉献的教师组成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团队，以“问题学生导师制、”家校联系活动、“大手拉小手”活动、心理咨询信箱为载体，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三是强化学科教师德育意识。围绕新课改学科培训、好课标准研讨等研训活动，督促指导教师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达成落实有机的融人到课堂教学的各环节当中，加大课堂教学的德育渗透力度。四是提升家长的育人水平。通过举办家长学校、召开家长座谈会、建立家长开放日、推行家访制度、发放家校联系卡等形式，密切家校联系，提升家教水平，为培养孩子良好心态、健全人格和道德修养营造“第一环境”。

二、突出四个重点，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实效

针对未成年人自身存在的不良倾向，中小学校要围绕四个工作重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扎实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活动，从小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树立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教育引向深入；扎实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坚定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鼓励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扎实开展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教育学生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懂得为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具备文明生活的基本素养；扎实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提高青少年学生抵抗挫折、克服困难的能力，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三、搭建四个平台，拓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途径

一是以课程教学为平台，深化德育课堂渗透，把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等内容与知识传授有机结合起来，使课堂成为培育和发展青少年学生道德素养的主要途径。二是以综合实践活动为平台，开放学生活动的空间，把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各种文化、体育和社团组织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怡情益志，培养其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让综合实践活动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延伸。三是以团队工作为平台，发挥少先队、共青团的政治优势，把团队工作纳入学校德育活动范畴，充分利用传统节庆日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团队活动，定期组织团员、少先队员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接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四是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平台，优化校园环境，不断夯实物质文化、健全制度文化、丰富精神文化，营造内涵丰富、氛围浓厚的校园文化，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和教育，提高学校德育工作实效。

思乡的诗歌范文第5篇

    《报告》在结束语中号召全党,“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分析告诫全党要“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也是由于使用了短句和排比,显得果断干脆,又有巨大号召力和震撼力。五是坚持辩证思维。写作既要符合逻辑思维,又要坚持辩证思维,才能力求全面,避免片面,增加说服力。

    坚持辩证思维,哲理性极强,是《报告》的又一特色。在论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必须既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又善于记取失误的教训;既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路线带领群众前进,又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分析既善于认识和改造宏观世界,又善于组织引导干部和党员在实践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

    要按照这样的要求,实现坚持基本原理和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坚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相统一。”这里在连用了三个“既善于”、“又善于”后,接着以三个“相统一”结束了整个论述。由于坚持了辩证思维,做到了体系完整,论证有力,无可辩驳。六是用词注重贴切。

    《报告》事关方针政策,事关大局全局,分析事关中国和国人的形象。因此用词用语十分慎重,马虎不得,做到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非常贴切。《报告》说“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坚持”分别用了“关键”“核心”“本质”三个不同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