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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网站里发现了《资本论》的电子书,于是便把它保存到了自己的电脑中。我喜欢这种阅读方式,多读点书总没有什么坏处。
两周之后,我把它大致读完了,感觉这本书不适合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研读。其间一些黑暗面的描述真的可以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起码知道了,原来钱可以是那么复杂的东西!以后的几天,我一直试图把我从它那里得到的知识整理出来,好让自己的头脑中有个比较直观、清晰的印象,便于记忆和思考。我不打算专业研究资本和经济,所以只要有个印象就足够了。从《资本论》里,我似乎可以看出一个古怪的植物状社会体系来。这个体系的顶端是些厚厚的叶子,遮蔽了所有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投下无尽的阴影在根部。占整个体系绝大部分的根盘在深深的泥浆中,拼命地吸收可供系统利用水分和养料,通过枝杆送至叶片上,而叶片将它们几乎全部用于再生产,于是植物体便不断长大。
无需解释,根代表的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不停地把各种自然资源转化成社会财富,通过市场交换或租金——枝或杆,财富最终落到资本家——叶子——的手里,财富变成了资本,被重新投入再生产过程。为了吸取更多的养料和水分,根只有往地下越扎越深;叶子要得到充分的阳光和空气,也只好拼命向上伸展;枝杆亦随之长粗,变长。原本小小的丑陋植物逐渐成为一棵棵参天大树!植物不能没有根也不能没有叶,社会不能失去上层的资本阶级,更不能失去下层劳动大众。问题在于,植物是一体的而人不是,由人构成的社会不可能像植物那样安静地生长。社会要发展,方向是平等,但照这种模式下去是行不通的!差距只能越拉越大。
关键词:马克思;协作思想;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1-0016-02
Brief Analysis the Cooperation Theory in Das Kapital
GaoZhi-qi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0)
Abstract:Marx talks about the huge role that cooperation makes the productivity improving in Das Kapital,he thinks the cooperation is creating a productivity,at the meantime,the most cooperation theory of his talks about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manufacturing,studying the cooperation theory of Marx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quintessence Of Marxism thought better.
Key words:Marx;Cooperation thought;realism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劳动的相互协作。不同行业、不同分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协作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任何行业、与任何部门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协作,没有协作分工也将是没有任何意义分工。淘宝的成功是把一个巨大的产品流通工程巧妙的连接起来,产品制造者只负责制造、运输只负责运输、销售只负责销售,最终产品到用户的协调是由淘宝来负责。任何一个团队和一个部门的运转都离不开协作,可以说协作是分工的前提条件和最终目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了协作对提高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协作是在创造一种生产力,通过共用劳动工具的协作可以节约生产资料,通过协作可以减少产品的制造时间等等。马克思大多数的协作理论都是从生产制造角度来讨论的,当然他把协作理论带入军事领域。他这样写道:“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我们国家当前一直在强调三军协同作战,这就是要创造一种集体力,这种力量是单一兵种所无法比拟的。马克思也提出了协作需要管理,“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中国的工业4.0已经提了出来,有很多的制造业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把协作作为重点。德国在中国建立的西门子智能工厂把很多个部门和岗位用信息技术紧密相联系,做的信息资源共享,每个岗位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和作用,这样做有助于每个岗位可以不早不晚、恰到好处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信息共享之后管理的工作就越发重要。研究马克思的协作思想有助于我们当前生产力的提高和提高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及管理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思想的精髓。
一、马克思协作理论的起源
马克思的协作思想也是继承前人思想,与分工理论不同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并没有或很少对协作思想做出论述,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的主要著作《爱尔兰政治解剖》、《税赋论》等著作中均未提过协作问题。另一个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的作品中也没有看到有关协作问题的讨论。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写道:“一个人尽毕生之力,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里随时有取得多数人协作和援助的必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协作一章关于平均劳动的论述引用了艾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中的理论,艾伯克认为:“毫无疑问,由于体力、技巧和勤劳的差别,一个人的劳动价值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价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根据我的仔细观察,我完全可以肯定,任何五个人共同提供的劳动璧和我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其他五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这就是说,在这五个人中一人具备优等工人的一切特质,一人是劣等工人,其他三人是中等,接近优等工人或劣等工人。所以,即使在五个人这样小的队伍中,也能发观任何五个人所能提供的全部总量。”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在论述平均劳动得出了协作可以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性质。在协作问题上马克思不拘一格,只要是接近于真理的言论都被他收入自己的著作之中,或在其基础上开拓出新的思想沃土。马克思给协作的定义是直接引用德斯杜特・德・特位西《论意志及其作月》的原话,即协作就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马克思的著名协作思想的论断是协作创造生产力,他是这样论证自己的观点的:“一吨重的东西一个人是举不起来,假如十个人也必须尽全力才能举起来,但是一百个人仅仅每个人用一个指头的力量就可以举起来。”而这里的理论是出自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诸如此类的引用、借鉴在《资本论》协作一章中随处可见,涉及到的作品有爱・吉・威克非尔德《略论殖民艺术》、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杨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弗・斯卡尔培克《杜会财富的理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李比希《农业的理论与实践》、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地租》、詹・黎・卡尔利为彼・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报纸《旁观者》、凯尔恩斯《奴隶劳力》、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贝克莱《提问者》。这些作品的作者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甚至还有农场主,还有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报纸。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真理的探寻不存偏见,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刊物,只要是有真理的存在都会被其收入囊中。
二、协作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协作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性质
人与人之间都会有差异,身高、力量、智慧、敏捷程度等等,那么这些人的劳动能力就与社会平均劳动有差别,马克思把这种差别叫误差。在一定条件下这些误差会消失,就是任意五个成年雇农在一起劳动与其他任何五个雇农劳动相比较,他们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基本一样,这就是在协作过程中抵消了个体差异,使每个人的工作具有了社会平均劳动性质。当然成为社会平均劳动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一个生产商品所花费的时间显著超出社会必要时间或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显著地超出平均劳动时间,这样的劳动力是不能当成平均劳动力的。所以马克思说:“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能力作为前提”。
(二)协作可以节约生产资料
现在的工厂不管大小,生产何种产品,组织机构多么复杂都存在生产资料共用现象。一台多功能打印机可能供好几个部门使用,一个运输车可能负责多个厂房的产品运输,办公室的电话供多个人同时使用,生产车间的生产工具、容器、器具都存在共用现象。马克思举了另外的例子来证明协作对生产资料的节约,即:“建造容纳二十个人的作坊比建造十个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少。”也就是说企业的规模与建造成本并不是成正比的,企业在扩大规模时有很多公用资料得到了充分利用,但同时没有增加企业成本,因而节约了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节约会导致劳动力价值降低和商品越来越便宜。”制造业的产品生产尤其符合这个规律,当某个制造业越来越成熟时,也就意味着生产资料越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最终导致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劳动力价值也越来越低。
(三)协作可以创造生产力
我们可以经常听到几分钟生产一台轿车、一台冰箱、洗衣机等,如果从顺序角度来说,单个零件的生产也不只几分钟,而一个产品的零件少则几百多则数万,按顺序生产所需的时间是几分钟的千倍、万倍。“通过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正是协作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每个产品有多个生产线同时在进行零件生产,这就扩大了产品生产的空间范围。同时不同工人做着同一或者不同的相互补充的工作,这种劳动形式在协作形态中发挥巨大作用。所以马克思总结:“复杂的劳动过程可以通过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操作,同时进行这些操作,最终能够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因而在紧急时期的生产通过雇佣大量人力,一起协同劳动,总能取得很好的生产效果。
(四)协作需要管理
任何协同劳动都需要一个组织者来进行劳动分工,以达到相互补充的劳动效果。马克思是这样理解组织者的:“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任何一种产品生产过程都是由不同操作组成,并且都是有先后顺序的,比如说汽车生产:有生产方向盘的、有生产轮胎的、有生产外壳的、有组装的,还有喷漆的。那么这里不同的岗位就需要不同的人来操作,这就需要管理者来分配工作;同时汽车在喷漆前要组装好,组装之前零件要生产好,他们之间的过程是紧密相联系的,任何一个操作出问题都会影响到下一操作,因而需要有监督和协调部门来保障生产顺利进行。马克思并不排斥生产中管理的作用,他也认同在劳动过程中必要有指挥者。他在这里排斥的是资本家剥削式的管理,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就是尽可能多的生产剩余价值,其目的也就在于剥削劳动力,最终导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对立。
协作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低速发展的“新常态”,各个行业之间需要通力协作才能走出困境。互联网+、制造业加互联网、工业4.0口号的提出是基于国际大环境和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而具体实现这样的目标无一例外的需要多个行业多个部门的协作,在这里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成为了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有一些管理软件已经在企业中得到了应用,比起传统管理,信息技术管理更高效。在这个大协作过程中任何行业不能够,各个行业要根据行业整体发展速度来调整自己的发展速度,过快过慢都不是好事。同时我们应当及时发现协作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以及新矛盾,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保障我国从传统制造到信息化制造的顺利升级。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着《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着作《读资本论》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对“现代世界如何诞生”的思考实质上是理解当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玛丽•伊万丝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给予回答,麦克法兰则除了技术之外,看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态度”以及“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是其中最为“核心之处”。但是,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人们怎么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同步于这一建构?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有助于我们介入其中加以扩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规训”来勾勒现代世界“支配人体的技术”的改变,即不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它的意图在于“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就是说,通过“技术”使得人们成为了“听话”的人,“规训”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而不是“强迫”的效果。福柯将这种思考归功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但是,对于纪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纪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铺展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实质上,“价值”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训”(Discipline)之一种形式,马克思由此开启了“规训”的政治哲学思考。
1.“价值”概念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在价值的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价值只有在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扬弃时才呈现出来,一本书既可以用来读(使用价值),也可以用来换一块面包(交换价值),但是,读和换是隔离的,不能合为一体。交换关系的完成需要“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宫川彰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种,收获了具有使用价值的蔬菜,但是作为商品出场时,就存在了一个被市场、被“价值”评判的过程,如果不能满足条件,这些蔬菜只能腐烂处理,“最终元凶就是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成为了衡量人的劳动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每个私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须交由“市场”裁定,从而“价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种逼迫,而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劳动取向,实现了“规训”人的劳动。进一步讲,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规训”了现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展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分离”了。
2.价值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知道,依据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从一种“外在的”通过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四种形式”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价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这种超感性只能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体表现出来,最终在货币那里完成了整个商品世界的抽象过程。抽象世界(货币)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便是这种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换为10磅茶叶,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一种“颠倒”,各种不同质的商品体能够展现为“同一商品体”,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对于“等同性”作了强调,马克思批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可能在质上等同”,因为他“缺乏价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显然,能够将各种商品世界中出现的物(Sache)等同起来在第四步,即货币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货币)实现了。马克思正是在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层面上告诉我们货币是怎么来的,实质上是告诉人们,现在完全被一种“抽象”统治(规训)着。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衡量自身的价值、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以某种“身份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准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此种高度的抽象性,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受着资本、权利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生活,当然为商品经济保驾护航的权利、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无从谈起。
3.价值概念维度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
在人们理解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总是简单地认为其仅是“对无酬劳动的占有”,即“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样的理解显然还无法推进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真实内涵。恩格斯就指出,这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那里,“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马克思正是在这些人止步的地方进一步说明,不是要将这种“对无酬劳动的占有”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加以描述和确认。相反,他要将“经济事实”置放到历史的语境下,追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并进而又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在经济学家直接面对的事实的地方,马克思将其引入到历史中瓦解其秘密,通过对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才能够回答剩余价值何以可能,这一点揭示出现代人生活的所有规训的秘密,并最终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批判。进而,马克思又通过剩余价值积累展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实质上,今天所谓的空间理论不过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扩展,也正是通过这种概念的分析,马克思呈现出现代世界构造的图景。
二、“价值”的实体化“错认”与观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说“价值”构成了客观的商品世界的建构,那么,它同时也需要完成对人的观念世界的建构才能真实地阐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秘密。这需要价值拜物教来完成“颠倒世界”的正当化过程,“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这一资本论全卷的观点来完成的。对这种颠倒,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本身的客观的(Gegenstndliche)性质,真实地反映成这些物(Dinge)的天然属性”。之所以造成人们将一种历史性赋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马克思曾从生产的角度给予过论证,诸如认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价值形式出现”。这一点诚如詹姆逊所说,“资本擦拭了自己的前历史的痕迹(还擦拭了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的存在痕迹),正如它坚决地把生产的直接痕迹从产品中擦掉一样”。可以更为直接地推论,商品交换社会生成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历史意识的过程,于是,拜物教意识自然成为主流的意识。实质上,马克思还在“价值”概念的讨论中更进一步深化这种拜物教批判工作,这与福柯所谓的新时代“支配人的方式”有着某种隐性的相似点。从福柯的“规训政治学”切入来看,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想尽办法去维持人们的健康、强壮、勤奋和安全,而需要两样东西作为保障,那就是知识体系和行政设备,后者主要是一些关于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以及价值观念的集合而成的体制。也就是说,福柯已经完全看到“价值”也能够成为一种“规训”,但这还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价值观念,我们上文讨论的是经济学生活之中的“价值”,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所谓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实质上,从经济生活中以价值概念实现对人的规训(统治),转而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踩着如此这般的思考路向将能够明白后者正是一种“哲学上”讨论的价值概念。诸如,马克思在谈到三位一体问题时认为,整个商品世界的颠倒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换句话说,也正是人们的视野将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承接下来,不再去在内在逻辑上思考其“从哪里来的”。从而整个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记财产权的不正当来源吧,就从这里开始吧”便获得了价值观念的支撑,这便得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规训的完成。详而言之,在商品交换层面来看,日常生活通过“价值实体”的交换被看作是“习以为常”才能够完成上述任务。对此,马克思分析认为“,1磅铁盒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交换价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属性的观念,随着种种交换的经济生活逐渐得到强化,人们面对的与之周遭生活的“物”内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例如,地下器官买卖、拐卖儿童之类的非法交易,在价值拜物教的视野中,竟然连身体本身也蕴含了“交换价值”。这就是真实的人们的拜物教处境,“这种现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当然,这已经非常接近对商品世界日常意识分析了。再集中一点讲,为了试图更准确地把握,还得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诸如,从形式上来看,一块面包作为商品要和一本书来交换,这种可能性使得人们觉得“神秘”,也使得人们自觉地以为价值就是一种“实体”,反而认为商品内在并无“价值”这一个固定属性倒是无法想象的了。接着,我们再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社会性质来看,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们的劳动被“表现为”物的自身固有的价值的时候,那个劳动产品才能够是商品。但这个过程的完成,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是财产权的确立。但是,私人劳动如何才能成为得以认可的社会劳动呢?这必须要将劳动产品置于“交换”之中。这样的结果便是,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被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展现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反而“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劳动产品只有放入交换才能够具有一种“价值对象性”并与“使用对象性”分离,劳动产品自身的此种分裂“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作为“交换者”的形象在从事劳动了。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在生产中就已经作为存在前提。诸如对于一个面包商人来讲,他所生产的面包从一开始就是赋予了价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这个面包商从来不考虑“交换”中的“价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无法交换后成为腐烂物。再从劳动产品的交换进一步来看,在“交换”过程中,人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能够换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种“天然的事实”。这也是“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实质上,劳动产品在交换中所表现的“价值”也不过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的,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换之后,进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货币世界,这种价值的掩盖形式更加隐蔽,价值也就获得了“规训”的最高级形式。诸如在G-G′中,人们仿佛真的以为货币能够生出货币,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并且连货币所获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货币本身的属性,而忘记这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由此,“价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错认”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价值”概念的拜物教与拆解“规训”的实践智慧
历史地看,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是以“交换者”的姿态从事劳动。可是,在经济学中,“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劳动—引者注)采取这种形式(价值形式—引者注)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正因为将此作为既定的事实前提,他们当然不懂得,这是“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当然,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的此种思维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们对马克思通过“价值”呈现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建构性”的论证,正好反映了人们深陷于拜物教意识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人们的“现代生活”整个“规训”机制在根本上说,来自于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这种规训,则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拜物教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分析。
1.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改变劳动生产的“交换性特征”,让交换劳动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如果仅就劳动过程本身来讲,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当然也就不再会谈论“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但是,马克思并未从这种“生产的一般”直接宣判资本主义的劳动的交换的“非正义性”,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特征,“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一般中当然有属于如上述的一切时代的特征。可是,现代的人们如现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将现有的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这种“生产一般本身”,而忘记了两者的差别,从而这样的看法也便成为拜物教深入人心。“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这个特殊实质上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特殊性质。人们在解释生产的前提占有时,总是以寓言的方式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种人“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论证了“原始积累”是充满暴力的过程,“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这种积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已经以“资本积累”为“起点”,生产、分配等都依据于占有原则,所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不过和“人民贫穷”(相对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价值”规训的实质是走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就资本逻辑对世界塑造的内在矛盾来讲,一方面资本试图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向社会领域进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资本又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如今,正因为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性质,即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同时,这种生产还要求投入中的“增值”,这也是资本逻辑的本质。所以,对于资本来讲,“扬弃以自我消费为生产主要目的的、仅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种生产方式”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从而,“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分”,这种生产也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今天,这种资本逻辑的延展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完成其使命,它还外推为“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哈维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现剩余价值概念的空间维度。一时间,历史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正如福山所叫喧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得到了认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难道就是告诉了一个我们被封闭在资本逻辑内部的一个生活事实吗?显然不是。马克思实质上在瓦解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基础上打开了走出这个封闭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奥斯本以及维拉都已经看到了。如今所谓资本主义把历史普遍化,它不过“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罢了,“资本主义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这恰恰是“另一种生产方式的使命”。这才是真正超越“价值”规训提供可能性的路径。
3.在人的生活受“价值”宰制、规训与超越“价值”规训的辩证处理中,智慧地走出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思想生态权利生态正义
作者简介:刘亚翠,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269
一、《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内涵
(一)马克思著作中生态思想存在问题的争论
对于马克思著作中生态思想存在问题的争论,国内外学者分歧较大。
反对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不存在生态思想。马克思只关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涉及到环境破坏问题。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即使现在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存在着生态思想,也是后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生态的种种问题,将现代社会生态思想强加进去的。反对者甚至认为马克思只关注生产力发展,肯定劳动作用,忽略自然本身因素,是引起生态问题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自然本身是劳动的对象,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了主要作用。因此,反对者认为马克思否定自然价值,过度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劳动的作用,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
支持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生态思想。马克思并没有在著作中提到“生态文明”的字样,而且,没有像哲学、政治经济学一样形成专门的理论著作体系。但是,内在而丰富地体现在其几本重点著作中,其中《资本论》中思想最为具体、突出。支持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态思想理论的先驱,肯定了马恩思想中存在生态思想理论。马克思并没有忽略自然的作用,价值的构成因素是劳动和自然资源两者的结合。
二分者将马克思的思想分割成两部分,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包含生态思想,而晚期作品中并不包含生态思想。早期的异化思想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生态问题价值,而晚期著作《资本论》中更加强调政治经济领域的经济发展各因素和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和解放,并没有包含生态思想。
对于马克思著作中是否存在生态思想,应该基于著作当时的文化背景,以马恩原著文本为原始依据,以哲学思想为思想基础,探析其生态思想的内涵。正如二分者所认为的,马克思的著作中主要目标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解放。但是二分者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理解马克思著作目标的实质性,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便是人类社会的解放。而否定者提出的几点依据:以劳动价值为中心论、过度追求生产力和技术、资源有限性的忽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问题,马克思在著作中指出,劳动并不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对于资源有限性的忽视,恰恰相反,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源是无尽的,它对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关注的。因此,反对者和二分者都是对马克思《资本论》内容的肢解和误读,支持者的依据点是全面、深入地对文本研读。同时,二分者和反对者的争论也对研读生态思想内涵具有推动作用。结合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理论依据和论证分析,我们认为,马恩经典著作中蕴含着在生产力的发展下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背景下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两者的关系。具体研究资本主义背景下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下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研究这三大关系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主要内涵
1.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即劳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人类改造于自然最基本的形式。马克思在著作明确地写到有关劳动的作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马克思指出,人通过劳动这一中介和自然发生关系,在劳动的过程中改变了自然,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人和自然的关系建立是以劳动作为中介,劳动改造自然是人最具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也是人类处于主体地位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劳动的改造也一定是创造性的过程,这种创造性中存在对物质资料有利和有害的多方面。
2.人與人之间的关系
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人与自然通过劳动发生了最直接的关系,在劳动改造的基础上人和人之间也发生关系。两种关系,可以归纳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前者属于生产力范畴,后者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这两大关系之间也共同作用于自然。马克思说,劳动“是为了人类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自然资料的占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一开始先是一小部分占有生产资料,随着劳动改造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另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在此背景条件下,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物质资本的私有。“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以上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可以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料开发和利用时的破坏范围涉及到整个自然界,破坏的程度发展到顶点。
3.资本扩张和资本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破坏
一方面对资本的扩张产生了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是劳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首先,从资本扩张产生生态危机方面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最大剩余价值的追求。为了使资本得到增值,资本家们相继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以加大了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为代价。因此,资本家在资本扩张的同时,必然会带来自然环境的损害。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根深蒂固的资本的人化。也就是说,资本家总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利润,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本和利润,不惜一切手段和牺牲一切利益。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马克思指出:“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使得大部分人口涌向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负担,破坏了城市环境,工业生产使得土地自然肥力被破坏。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是以城市和农村工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为代价。
二、现实价值: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
生态权利、生态正义观点是《与现实》杂志社主编李惠斌研究员提出的一种生态思想研究的新视角,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现实价值之一。有关公平正义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在著作中直接阐述,而是通过讨论资本、劳动两者的关系。劳动的支出并没有得到等价的回报,而是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获得。对于资本给予劳动的回报,除了劳动付费之外,还应对物资生产生态环境破坏付费,这种付费是对除资本之外的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受到危害的补偿。这种对环境的付费补偿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平等享有的生态权利,并且这种排他性的生态权利得以实现,才能实现生态正义。因此,在全球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实现生态正义、生态权利的保护,生态补偿、权利的购买等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当前国际社会生态问题讨论的两个重要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国际气候政策谈判与合作。《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现实价值,体现在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基础,运用生态权利、生态正义分析国际气候治理中发达、发展国家中国家的权责问题,寻求国际气候治理中各国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