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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我国在经济进步、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核心人物,在社会中形成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风气,这要求社会主义建设中明确把握和谐社会的建设宗旨和主要内涵。
和谐社会主要是指两大方面的和谐,一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1.社会关系的和谐
从广义角度来看,社会关系的和谐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作为社会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始动力和推动力量,是社会中其他关系和谐相处的基础和前提,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当前执政者最重要的工作职责。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的基础上,这同样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古语说的好:“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只有社会中各行各业的人士各尽所职、和谐相处,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充分调动各种有利因素,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贡献一份力量。仅次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主要表现在人与集体的和谐关系、不同团体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等等,而“和谐”的内涵也不单单是指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还代表着社会各界人士构成的合理性、社会地位的平等性以及社会分配的科学性公平性等。最后社会关系还囊括社会环境的和谐,从国内角度来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领域、各行业之间的平衡关系,从世界角度来看,包括各民族之间、个国家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平相处。
2.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般意义上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经历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阶段;第二:经历以“人”为中心,主观强调征服自然的阶段;第三:重视文明生态环境,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水土流失、森林面积锐减、大气污染、动植物灭绝等自然问题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是有主动地关注自然、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共赢。因此未来发展过程中要对自然充满敬畏之情,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在不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结构的前提上,使自然的发展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治安管理,同样社会治安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它将以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作为治安管理的终极目标。
二、构建和谐社会中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重要措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社会多方利益得到有效协调、使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健全、完善、使社会发展稳定有序,需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实现社会治安的多样化管理
综合采用多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对社会治安进行严密监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过渡到了市场经济,在这段时期,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大批无组织、无规律的小商小贩,导致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全稳定,多重矛盾并发一旦没有科学的处理就会上升至社会问题甚至国家问题,因此,新时期社会发展中,需要政府部分特别重视利益格局的调整,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不断完善部门职能,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管理工作,通过不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治安寻访力量,大力发展保安服务事业,将原来分散的、零零碎碎的防控工作有效整合,形成团结的统一力量。另外政府部门还可以成立社会紧急求援联动体系,将110、119、120等救助机构整合到一起,共同组成救助应急联动体系,以提高社会的紧急救助能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另外: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社会秩序的维护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法律的强制力,而是社会的自律;在政府筋疲力尽的条件下,寻求社会的支援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同时社会组织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决定了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自愿服务等方式来规范内部成员的行为活动,例如,商会组织,就可以通过内部约束禁止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不正当竞争和无序竞争,不仅能够维护本行业的经济效益,还能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经济环境。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是提高社会前端治安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的本质是一个不为利益为目的,长期存在的公益性组织和生产机构,具有十分明显的民间性、无偿性。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仅要包括严格规范的政府管理制度、民众的自我约束更要有积极尝试的民间组织参与,三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自身所具备的宣传作用、协调作用、资源整合作用记忆慈善互助作用决定了它在社会治安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
2.正确处理社会关系中人民的内部矛盾
正确处理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科学合理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充分调动社会中的一切积极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永恒的主题,也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需要切实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核心思想,要充分认识到当前由于人们群众利益意识的觉醒,使其对自身合法权益有了强烈诉求,一旦处理失误,很容易造成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内部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因为工资、福利、环境污染、腐败等原因,造成的群众对政府不满、对相关政策不满的现象,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环境的安定是政府公安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在处理类似这种过程中,更要认识到自己肩膀上的责任,要充分考虑到治安管理措施带给社会的利弊影响。另外,公安部门在处理内部矛盾时要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敢于作为,履行自己的职能,并且真正的从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关爱人民、尊重人民的基础上尽可能解决问题和矛盾,避免在工作中出现监管不力、消息处理、马马虎虎的状态,还要是指坚持以人为本,引导社会环境趋向公正、公平,对每一起矛盾都切实找到原因并全面分析,努力将矛盾化解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
3.社会治安管理要坚持民主法治原则,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运行发展的根本就是“为人民服务”,民主和法治是国家得以生存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又是促进社会治安管理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集合体,而民主法治作为社会文明的一项重要体现,证明了正义和自由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根据民主法治的要求,政府部门需要依法加强国内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提高执法水平,做公平、公正、严格、文明,努力创造出更加高效的社会法制环境,加快社会公平、正义的建设步伐。此外,民主发展要求政府部门执法必须坚定不移的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观点,发扬基层民主,以团结社会各界的力量,有效化解矛盾,将强大的群众基础作为治安管理的后盾。
4.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治安管理能力
首先要打破传统的治安管理层层审批的条例,消除权利被高层掌管,但无人监督的现象,打破治安管理实权的基层、分工不明确、无合理监督的工作现象,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职能,实现责权利的相互监督、相互统一,努力将实权下方、将警力调配到社会前沿,使公安机关真正成为保一方山水的战斗实体。还要在实际工作中建立绩效考评制度,层层落实工作职责,以实现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发廊、足浴、电玩城、网吧、中介等场所大肆发展、无证经营,使市场中充满了恶性竞争,成为犯罪滋生的重要场所,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很大危害。然而目前我国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尚且处在一个新旧交替、变化的过程中,政府机关对这些领域的管理缺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导致出现“开业拦不住、经营管不住”的现象,公安机关像打游击战一样围追堵截却收获甚微。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社会治安管理的工作效率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关键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产习惯、职业态度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2-0244-01
以往我们经常告诫学生,在学校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学到知识,掌握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其实这具体到生活中,做人做事如何,就是看你处理事情的态度和习惯的养成。所以我们不仅要指出什么是重要的,还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怎样去实现和完成。
在这也教育中,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关注技校人才的培养应根据学校自身特点,以就业为导向,把握好人才培养方向。坚持科学的发展观,适度超前发展;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多样化培养人才;改进教学模式,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但往往忽略了职业能力中最重要的一点,良好生产习惯的养成,以及职业态度的培养。大量的社会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无论一个人多么聪明、有能力,如果没有良好的生产习惯就容易发生质量问题或者安全事故;如果没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对学校、工厂和社会反而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危害。
总而言之,能力重要,做人更重,在职业生产教育中体现在良好生产习惯的养成,以及职业态度的培养。那么良好生产习惯的养成和态度的培养实现的这一思路必须贯彻始终,最好的方式就是坚持“6S”管理的实施。
最早是“5S”管理。“5S”活动是优化现场管理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生产现场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h)、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五项活动的统称。
1)整理(Seiri)区分要与不要的物品,现场只保留必需的物品。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场地的利用率,行道畅通,消除混乱。
2)整顿(Seiton)必需品依规定定位、定方法摆放整齐有序,明确标示。这样可以保证现场整齐,一目了然,不浪费时间寻找物品,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保障生产安全。
*年工作回顾
*年,是*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是全区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的一年。一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区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认真贯彻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上级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完成了区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了“*”的良好开局。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地区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9亿元,增长15.6%,增幅比上年提升2.1个百分点,比预期目标高1.6个百分点,创近年新高,人均GDP33075元,均超过省、市平均水平。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稳健、高质量增长并超额完成了工作目标任务。
——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全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57.3亿元,增长34.1%;规模工业增加值完成13.3亿元,增长33%;规模工业销售收入完成55.9亿元,增长32%;规模工业实现利税1.15亿元,增长14.2%。规模工业企业107家,比上年增加14家。工业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新认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各1家,全区已拥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6家、民营科技企业8家。创名牌工作取得新进展。新创广东省名牌产品1个,全区拥有省名牌产品3个。
——建筑房地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年建筑房地产完成投资9.85亿元,增长29.9%,增幅比上年提高19.6个百分点。完成商品房销售额11.4亿元,增长37.5%;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34万平方米,增长1.8%。全区建筑房地产业上缴税收1.5亿元,增长38.2%。*年纳税总额超千万元的单位和房地产企业增加到6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策划和启动了投资额达100亿元的龟顶山新城项目。
——商贸物流和餐饮服务业持续发展。城区消费市场持续畅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9.7亿元,增长19.2%。其中批零贸易业32.7亿元,增长20%;餐饮业6.95亿元,增长15.5%,增幅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商贸餐饮服务业上缴税收1.41亿元,增长15.9%。
——民营经济支撑力明显增强。*年全区民营固定资产投资10.1亿元,增长31.6%。民营经济上缴税收2.78亿元,增长26.2%。民营经济对全区经济发展贡献率已超过50%,支撑经济增长超过5个百分点。截至*年底,全区拥有个体私营企业17431户,比年初净增2054户,民营企业注册资金3.4亿元,吸纳从业人员37432人,比年初净增1785人。新增民营进出口企业4家,全区共有民营进出口企业44家。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3亿元。*年全区财政总收入4.39亿元。综合增长率为1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0290万元,比上年增收6100万元,增长25.5%,增幅创近年新高,均超过省、市平均增幅,成为全区经济发展亮点之一;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各项税收收入占90%,达2.72亿元,增长24.5%,财政收入质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稳居全市第一。全年财政总支出4.37亿元,增长25.6%,基本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黄岗、睦岗成为税收超亿元镇。
——招商引资成果进一步扩大,外贸出口成效显著。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全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组织或参与7次大型经贸活动,与会客商1500人次,累计参加活动项目151项(次),项目合同投资金额累计达176亿元。这些项目的成功签约和奠基投产,有力地增强了全区经济发展后劲。*年全区共审批项目57宗,项目宗数增长39%;合同注册外资21050万美元,增长87%;实际吸收外资6995万美元,增长37.4%;外贸出口37336万美元,增长24%,其中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达3700万美元,增长20%。新批合同注册外资、实际吸收外资增幅和外贸出口总额均名列全市第一。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年全区农村两级集体经济纯收入1.65亿元,增长8.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41元,增长7%。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投入资金近300万元,完成了“村村通”公路改造工程。*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47元,增长14.4%,增幅比上年提高5.5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实际支出9684元,增长11.6%。市场价格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2.1,比上年略升2.1个百分点。
——金融形势平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5.2亿元,增长12.9%,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4亿元,增长9.3%;全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8亿元,增长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4亿元,增长39.3%,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点。
——民生工作扎实有效。教育事业取得较大突破。4月初启动了“心系教育,爱满校园”解决城区学位紧缺教育募捐活动,筹得1883万元善款建设爱心学校——*小学;市一中教学综合楼、市职业学校教学楼以及*中学综合楼等工程正抓紧推进;市*小学(市实验小学*校区)、*小学、*名郡小学(市十五小分校)正抓紧筹建,为解决城区学位紧缺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积极推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年全区共完成18个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达标建设,办公用房达80平方米以上社区居委会由36个增加到54个。全区共投入建设资金近350万元,完成社区“五化”以及内街小巷整治工程46宗。着力抓好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扩大低保对象范围,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全年累计发放低保金239.5万元。适当提高了五保供养、军人优抚对象保障标准。投入近100万元建成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按照省一级福利院标准的区社会福利院老人公寓大楼正在扩建中。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投入近30万元扩大*医院平价门诊;*、红会、华佗3家医院均规划了平价病房;积极组织医师到138个自然村开展挂村活动,并为11886位村民免费体检,救治困难病人165人。积极开展就业援助和开发公益性岗位工作。全年共安排“零就业家庭”和大龄就业困难人员513名就业。切实为困难群众解决安居问题。*年,提前解决了45户城镇住房特困户的住房问题,其中安排入住万子坳商住综合楼廉租住房36户。位于玑东路的市、区共建安居工程“惠民居”已建成交付使用。我区共投入资金1715万元,获分配住房196套,其中廉租房46套、经济适用住房150套。救灾救济工作有效推进。切实做好强热带风暴灾后重建家园工作,共投入重建资金25.2万元,让12户因灾房倒户迁进新居。认真做好临时救济工作,对87户困难群众实施救助16.3万元。积极关注全民健康。投入资金130万元,在公共场所投放体育健身器材600多件;成功举办了区第四届运动会。切实抓好农村饮水卫生工程。投入146.7万元,改善农村饮水卫生条件,受益村民2335户7624人。切实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全年共破获“两抢两盗”案件1480宗,打掉犯罪团伙3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92名,缴获被盗抢机动车100多辆。城区刑事发案升幅控制在10%以下,街面抢夺犯罪比上年下降了三成多。进一步完善社区防控网络。大力推进安全文明小区、“无毒社区”和“和谐平安社区”建设,新建了星荷、水师营等6个社区警务室和一批安全文明小区。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结案率达93%。
——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圆满完成区、镇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做好深化企业改革后续工作。稳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扫尾工作,年内共有企事业单位346名职工(含退休人员2名)与企事业单位解除了原有的劳动关系,发放经济补偿金和生活补助费946万元。积极抓好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清产核资和公有资产经营管理,盘活资产回收资金(含抵债)7678万元。抓好电子政务和企业信息化工作,建成全省第一个中小企业信息化创新服务中心,完善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等信息化项目。全区计划生育率为93.91%、人口出生率为10.08‰,自然增长率为7.27‰,继续保持省一类地区工作水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100%。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查。投资1500多万元的棠下新粮仓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积极开展价格服务进社区活动,百花园社区被省物价局授予“广东省价费公示进社区活动示范单位”称号。受理法律援助案件86宗,办结率达100%。社区居委会按省市“六有”标准全面完成建档工作。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双拥”工作进一步加强,圆满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征兵工作连续26年荣获市全优单位。爱国卫生和城市管理工作扎实推进。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开展工作。扎实开展外事侨务工作。统计、绿化、动物防疫检疫、粮食、民族、宗教、对台、机关事务、史志、关工、老龄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选》、科学发展观培训学习,扎实抓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践行活动。出台了《*区关于贯彻<广东省文明委关于深入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施意见>》,积极开展“践行八荣八耻,争做合格公民”、“尊荣弃耻,从身边做起”等主题实践活动。扎实推进创建生态文明村和文明社区。共投入1501万元创建生态文明村54条,投入42.3万元创建广东省卫生村2条。积极筹措资金建设社区居委会活动场所,110个市、区挂点部门大力支持社区居委会及生态文明村建设。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传承文明,培育新人”教育实践活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取得新成效。制定了《*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方案》;“中国端砚文化村”旅游景区已于11月25日揭幕正式对外开放。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坚持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并向其报告工作、向区政协通报情况制度,自觉接受监督。全年共办理人大议案,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共36件,政协提案99件,已办结的满意率达100%。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联系,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进一步完善。扎实推进依法治区和普法工作,*年我区被评为全国“四五”普法先进县(市)区和省“四五”普法先进集体。村民居民自治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稳步开展。认真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工作扎实开展。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治理商业贿赂力度加大,源头防腐工作有效推进。行政复议工作得到加强。政务公开工作持续开展。
关键词:经济社会;发展;工商管理;人才需求;研究
一、工商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培养目标不明确培养目标不明确。工商管理专业人才,企业需求中高层管理者较多。但是绝大多数的高校人才缺乏管理经验,没有做过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这就导致了工商管理专业的人才定位中层管理者为主。缺乏实践经验,对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的去向不够明确,定位不够清晰。绝大多数的学生为企事业单位输送人才。但学校并不明确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造成了工商管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对于市场经济环境的了解不准确,没有结合学校自身的特色来制定人才培养目标。
2.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设置不合理。工商管理专业课程内容与实践的联系不紧密,工商管理专业的人才的实践性较差。课程内容设置上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关联性较少,应用性的指导较弱。工商管理专业教材的内容与实践的联系度不高,人才缺乏实践的基础。绝大多数的人才对于理论的掌握由于缺乏实践,人才在遇到问题时运用理论的能力不足,工商管理专业课程的内容与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高校参考国外的工商管理的经验和理论,结合当前市场环境编排课程内容。但其在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升级转型的需要远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求。抛开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而言,课程设置中应该积极地融入实践教学的内容,结合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安排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工商管理专业关联性不强,课程基础为后续课程更新不足,学生在课程的学习过程当中逐渐的得不到深化。然而由于后续更新课程滞后,使得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知识的创新能力不强。知识的关联性不足,缺乏专业特色和教学的特长。
3.课程实践教学匮乏课程实践教学匮乏。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倾向于理论化,实践教学的主导地位,没有得到体现,而且没有形成实践与理论体系化教学。专业的理论成果和理论教学的测试较多,相对的实践教学的测试较少,实践的观念还没有深入到工商管理教学内容中。加之当前各大高校对于工商管理硬件设施的构建力度不足,实践教学成为一种虚设,硬件设施的滞后,使得高校的实践教学内容难以开展。绝大多数的教师由于其实践能力不强,在实践教学方面教师的实践经验缺乏实践教学,必然受到影响。就是对于工商管理的实践教学,缺乏实践经验,致其对实践教学的认知较少。工商管理专业并没有构建完备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对于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估,以及存在的问题的修正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也就是说高校校对实践教学评价的重视程度不足,相反的对于理论教学的评估较多。
4.缺乏创新培养能力缺乏创新培养能力。高校培养的学生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导致工商管理类的人才在学校的理论学习中,缺乏实践的经验,缺乏创造力,人才的创新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高校对于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以及各种因素导致实践教学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使得人才在实际的解决工商管理的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培养不足。对于实践教学的开展,高校采用的教学方法单一,并不能反映学生的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不利于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强化对工商管理人才培养的对策研究
1.强化硬件设施的投入强化硬件设施的投入。强化高校工商管理专业的硬件设施的建设,培养工商管理创新型人才。学校加大图书硬件设施的投入,引进相关的书籍、数据,人才通过广泛阅读资料和分析数据来源,创新资料的查询。并加大对工商管理实验室建设资金的投入,创造更好的硬件设施保障,工商管理学生的不断的加大投入,学生实践的力度,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开设实践课程,提供实践的基础设施支持。
2.优化高校师资结构优化高校师资结构。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师来说,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实践教学的思想意识,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办法。丰富自身从事管理实践的经验和教学内容,加强学科边缘化建设,鼓励工商管理专业教师广泛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中,在实践中寻找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并将融会贯通的知识传授于学生。并为工商管理专业教师提供进修和学习的机会,以此来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鼓励教师参加工商管理相关内容的交流与会谈,了解前沿的信息,帮助中青年教师加速提高科研水平、教学能力。不断的强化工商管理专业的教材内容与社会环境的接轨,丰富教学内容从教材理论到实践经验的修订,满足实践的需求,尽量保持教材内容与实践的紧密联系,通力合作,促进教师与实践内容的融合,提高教材的整体质量。
3.构建校企合作体系构建校企合作体系。转变高校的教学观念,拓展办学思路,主动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坚持走校企合作办学的道路,实现校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等,实现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增强自身的实践能力。提高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素质建设,不断的增强高校办学的能力,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构建校外实训基地,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在实训中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人才在教师的科学指导下进行实践的体验,并为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就业的机会。高校在培养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时,要引导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方案的制定。监督人才培养的质量,并为其解决高校人才就业难的问题,努力实现高校教育社会化的目标。
4.改革教学评价体系建设改革教学评价体系建设。改革高校教学评价机制重视,对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进行考评。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考,应用创新为核心的教学评价。激发工商管理专业教师的创造力,激发学生开拓创新的能力。增加学生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自主创新,并在实践教学的过程当中,制定严格的高校人才培养指标。构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社会评估制度,对于高校输送人才的质量进行评价,关注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的去向,构建科学严谨的就业反馈机制。进而促进高校按照工商管理社会需求的质量监控进行课程的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实现与经济发展成功对接。
三、经济社会发展对工商管理人才需求研究
1.创新是培养高端工商管理人才的关键创新是培养高端工商管理人才的关键。高校培养工商管理专业人次可以准确的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以经济产业发展为导向,在适应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培养能够支持经济发展的现代化、高素质人才。构建开放型的专业调节系统优势。创新高校教育模式,培养工商管理的高端人才,走人才可持续发展道路、创新道路。实施人才的战略化、品牌化经营,满足工商管理专业经济发展的需求,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实践型人才的良好对接。
2.特色化培养之旅特色化培养之旅。以经济的发展特色为核心,对工商管理的专业人才,以区域经济的发展为载体,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向,体现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遵循发展需求驱动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创新课程的设置,培养工商管理专业需要的实用性人才,发展市场化战略。增强校企的深度合作,以企业为学校的实训基地,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建立双方互信、互惠的合作关系。加深对于专业的认识,坚持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设计,激发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学习的主动性。
四、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下,高校对人才培养的质量不断面临着挑战。对于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人才的培养,存在着高校对管理类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目标不够明确。人才的培养缺乏科学的方法,以及实践的设备基础。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理念滞后,相应的实践教学的硬件设施投入以及特色化办学的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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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资格;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
一、社会权利的理论来源与经验指向社会权利一个重要的传统是欧洲社会模式的完整性。随着欧洲社会的发展,社会权利的引介与公民权及历程紧密关联。欧洲社会对于社会权利的追求与公民资格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公民资格的发展追诉的历史更长。
公民资格(citizenship)与各种民主形式的政治参与相伴而生且相伴成长的,特别是投票权。著名的历史学家波考克(J·G.A.Pocock)考察希腊和罗马公民权特点之后,提出公民权古典模式,不仅因为希腊与罗马属于历史上的古典时期,而且因为后来的诸多争论术语都由此开始创设。罗马权力模式主要特点是作为法律统治者或制定者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且推延到全体罗马帝国成员。这便激发后来公民权理论家:视法律地位平等作因为为公民权的主要元素。希腊公民权模式主要从亚里斯多著作《政治学》中总结而出,他把人类视为政治动物,因为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政治是我们的自然属性。
他认为,公民是那些分享轮流分享统治与被统治市民生活的群体。
社会权源于公民资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即政治权,罗马公民权模式非常强调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希腊公民权模式强调普通公民统治权与被统治权的平等,两者其实都是将人框定在政治权图式里面,都是在政治共同体认同之下享受的公民权。
正如希腊规定,“凡现为他城公民者.不能为雅典公民……罗马及雅典并令外人皆选认一主人,做为客人,而属于公民。外人于是由公民间接属于邦。他方能得到几种公权,亦得受到法律的保护”3J。这也就为后来社会权利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础与法律援引,社会权利的发展一定是在公民法律上拥有并被国家认可的平等权和投票权基础之上的。
雅若斯基同样认为,公民权利需要得到法律意义上的确认。他提出,公民权利是指这样一种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个人被赋予正当的理由向社会(国家)要求得到某种能够保证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地位和待遇,以使他获得一种自由与合法支配某些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而对国家来说,则要承担起保证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来进行他作为一个“私人”和“公民”(社会成员)所需要进行的正常活动的责任。
雷蒙德·普拉特(RaymondPlant)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因为社会权利隐含对资源诉求,故社会权利不能在法律意义上执行。理由是所有权力只要实施都有对资源的要求。实际(社会)权利应不低于诸如言论与行动等的消极(公民)权利,因为他们能确保实现值得自由的能力。第一,在民主社会里,自由从社会权利角度的应有不同的宪法地位。
第二,现实中有工作权利必须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必须有多数意见同意支持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得以实现。第三,福利的程序权利一定程度上是公民权与社会权的混合。这种反驳是基于社会权利实践与理论是否具有一致性层面进行的。这就说明经验事实的不断发展,为社会权利理论积累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在论及社会权利时,还有学者从社会自我(socialself)和资源约束的角度展开。“社会的自我是社会性的依赖。人类是基本的社会存在,基于他们的发展需要社会联系。然而,许多社会联系被社会中物质资源的分配严格地制约着。获取物质资源的途径影响着人们做出机会的选择和哪些人能够做出选择。
马歇尔给公民权定义为:“公民权是给予那些某个共同体的完备成员的一种地位,就这种地位所授予的权利和义务来说,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是平等的”【。从T·H·马歇尔始,社会权利理论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使得社会权利第一次真正向其他国家传播一个理念,即社会权利是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无论这是理念层面,还是经验层面的反馈,都说明社会权利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经验的指向。
发展社会权利要求政治权利的参与帮助,虽然我们应该忽略政府设定的公民机会能施展诸如税收减免和养老金法律等的规则框架。政治权利指作为政权许可设立团体的一员或作为这类团体成员的参选者或选举者J。在欧洲,社会权利有两大基石。
第一,在国家层面上,社会运动根据福利国家有严格的界定和场合要求,在西方就是凯恩斯主义模式(theKeynesianMode1)。第二,在国际层面上,欧洲议会的决议和建议当中包含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措施,联合国和后来的欧盟致力于建立社会权利和社会聚合的国际标准和程序J。国家与国际层面,都需要从政治权利维度,借助一系列运动、规则、标准、法律等措施,给予社会权利以保障。
雅诺斯基认为,社会权利是公民权利的最终实现。公民权利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社会权利实现需要有理论准备,同时,欧洲社会及其他国家经验使得社会权利理论的深化做了充分准备,极具经验指向的社会权利理论又为实践指引了方向。
二、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描述中,社会权利的出现属于“浪潮式”公民权利的第三波,即民事权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对应于19世纪,社会权则对应于2O世纪。
社会权利实质是底层群体追求自身权利,获取与上层社会平等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的结构、性质和历程紧密关联。对社会权利的追求彰显了人的存在,尤其是作为群体和社会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权利理论发展的脉络与人的发展脉络是息息相关的。“人权”的实质是,尽管它们应该独立地(毕竟,它们意味着这种让某人自己的差别得到承认并因而可以保持这种差别的应有权利,而用不着担心被训斥或被惩罚)被享受,但它们不得不被集体地来争取和赢得,而且只有被集体地争取,它们才可能得到承认。根据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权利的特质,社会权利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一)前市场经济社会:社会权利缺失。
在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之前,无论雅诺斯基所讨论的社会权利,还是马歇尔界定的社会权利,均难以找到。前市场经济社会中,政治权利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西方公民社会处于启蒙与发育阶段,底层的行动逻辑是按上层政治权利精英意识指引的,他们缺乏谋求自身权益的路径、意识和力量,因此,这一时期,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当然,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兴起,西欧城市市民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他们在自愿与自觉的基础上形成非地缘、非血缘性的群体组织,并且这种群体组织正打破前市场经济社会的松散状态。
正如迪尔凯姆所言,前工业社会民众呈现的是一种机械团结状态,他们在这样一个共同体当中,“凡是在统治权力树立起权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内部的或外来的敌人”_1。此意即为,为了权力共同体内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行动,必须抑制底层群体作为权力外来者的挑战。与此同时,底层群体形成的共同体需要其成员兑现如下承诺,“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你就需要付出代价——只要这一共同体还存在于梦想中,它就是无害的,甚至是无形的。付出的代价是自由,……‘自主’、‘自决权’或‘成为自我的权利”14]。自主权利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只要坚守着共同体,任何超越内在共同体的权利追求都成为不可能,权力精英共同体无法撼动,底层群体的社会权利无从追求底层群体权利代言还未真正成长与成熟起来,他们的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
(二)工业社会:社会权利市场化或商品化。
步人工业社会以后,T·H.马歇尔以英国的经验事实论述了社会权利的产生、变化与属性。在马歇尔看来,社会权是一种要求获得实际收人的普遍权利,而实际收入并不按人们的市场价值来衡量。
就此而言,社会权实际上使人脱离了市场力量,甚至是从市场力量下把人解放出来。卡尔·波兰尼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维视角探讨社会权利获取的合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把市场的规则运用到人们生活的社会中来了,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功能,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市场与社会发生着“双重运动”,即由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组成。艾斯平一安德森认为,社会权利界是一种“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容纳能力。其衡量标准应是人们不依赖于纯市场力量去制定他们生活标准的程度J。学者从理想的图景探讨了现代社会权利的属性,社会权利应然状态是去商品化或去市场化,底层群体有权免费享受的社会共同成果,而不是货币化的。实然状态却是,现代社会中,社会权利需要通过货币去购买,按市场规则去运作的。因此,社会权利真正实现需要国家的介入,社会权利嵌入于市场经济社会之后,尤其是凯恩斯革命之后,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呈现盘旋上升态势,国家享受了市场带来的巨大成果,同时,社会权利被市场规则左右之后,底层群体倍受市场经济社会控制。
如此一来,国家角色需要转换,以保证底层群体社会权利的实现。
市场经济社会中,形成了诸多共同体:国家权力精英共同体、企业共同体、职业人士共同体④、底层共同体等。从社会权利享受的维度看,前三个共同体社会权利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规则获取,而底层共同体却无法做到,并且前三个共同体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共同体则成为一种“第四方共同体”②。
整个社会被市场规则分割成了四个共同体,而社会权利方面则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或权力获取社会权利的群体,而另一方两条路均无法走通。社会权利是公众干预私人领域,以支持公民对维持经济生计和社会存在的要求。它们能收变私人市场的资源分配。社会权利大多是个人权利,包括四个部分。使公民具备能力的权利,包括医疗卫生和家庭服务,以保证公民在社会中的基本活动。这样,社会权利便失去了其最初的义涵,社会权利从运行逻辑层面看,应当是国家为底层群体争取的非市场化的公共利益。
在工业社会的前中期,社会权利市场化与商品化趋势非常明显,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国家权力公共性增加,公民社会的成长,底层群体集体权利的增强,社会权利去市场化和去商品化才逐渐得以实现。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全球化和人本化对于T·H.马歇尔的社会权利理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评价。并由此探索工业社会之后社会权利的特征。
工业社会中,知识精英从诸多层面论证了社会权利去商品化和去污名化的特性,但是后现代诸多学者从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出发,从国家制度、时代划分、国际化等视角进行了综合评价。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马歇尔并没有真正去探讨自由主义民主的吸引力或局限……一个没有议会民主制的福利国家将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出现¨。这就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类型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福利国家的属性。
马歇尔理论中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在中世纪,如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已经存在(不管是以一种如何“融合”了的形式)了的话,那么,为了以马歇尔所假设的形式和顺序重新出现,它们在有些时候就必须以秘密的形式发展。……因此,公民身份的连续性即使只是在一相对短暂的时期被打断了,但它在历史上毕竟出现过断裂]。马歇尔公民身份包含三种权利的划分及相应的时代划分遭遇了批判,其原因在于三种权利在中世纪以融合的形式出现后,且随后出现了断裂。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美国社会学者莫里斯通过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权社会功能的讨论,直接挑战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认为公民权在国民内部是制造平等的制度,而对于外来移民而言,公民权也是一种社会排斥和制造底层阶级的社会制度。特纳认为,全球难民的出现,在当代政治体系中制造了无国籍民众新的危机。稍显不太激烈的是,随着欧洲共同体制度建设加快,提出了关于公民权地位的重要问题,它不仅针对少数民族,同时针对各类短暂的移民的劳工_2引。社会权利作为底层群体的争取“国民待遇”的利刃,一旦跨越国界融人全球,便成了双刃剑。
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联系的日益密切,社会权利而呈现一种不同的样态,通过它们,个人和家庭被赋予了与市场经济相抗衡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须被赋予了尽可能远离商品化劳动的权力,去从事那些既迫切需要又有利可图的工作。
通过全球化公民收入的推进,个人和家庭获得了去商品化、能获得收入、可选择性的工作,社会权利逐步向其本质即人本化靠近。同时,公民权可以指权利,但它也能用来指义务、行动、品行和评价_2。与公民权一样,社会权利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不仅是对公民自身的一种尊重,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与机会的均等。
三、全球化与“新社会权利”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权利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安娜·库特(AnnaCoote)在托马斯·马歇尔社会权利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新社会权利”(NewSocialRights)理论。与此呼应的是,西方正步入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他从反思现代化角度探讨了风险社会两大特征,一方面,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和职业,社会不平等个体化倾向明显_2。“新社会权利”正是从风险社会财富分配、个体不平等的视角,赋予社会成员弹性的权利,从而消解社会积聚的风险,增强个人和群体发展能力。
在工业社会发展后期,随着人本化与全球化特质的发展,社会权利逐渐超越了传统社会权利内涵,“新社会权利”在内容和理念两个方面均有了新的发展。
(一)“新社会权利”内容更加丰富和有层级,与人的发展更加契合。
在托马斯·马歇尔那里,社会权利指健康照料、居住、教育(不仅包括对特殊阶级或身份实施教育,还包括让每个个体和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教育机会,包括义务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得体的收入[2。后续社会权利进一步拓展,涵盖就业(经济和金融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可以为全体人民提供有益职业、为了保证最大程度就业,充分组织就业市场、为了保证工作有效性,无论何时私营企业充分就业容量不能获得,政府都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工作环境(公平报酬、工作时限、每周休息制、带薪休假、员工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提供)、食物和住房、社会保障(医疗照顾是社会保障的基本项目,应该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覆盖出生、疾病、事故、伤残,确保共同体全体成员任何时候都能享受预防性的和医疗性的照顾)E27]。
随着全球化、人需求的多样化和风险加剧,社会权利呈现多样化趋势,“新社会权利”主要包括:社会福利中的程序权利,申请程序公正;健康与健康照料权;通过地方服务合同的知情权;孩子与年轻人的权利,重点是程序权利。“新社会权利”不仅注意社会老年群体问题的解决,同时,并从年轻人参与政治开始,关注年轻人社会权利。在当代政策中,年轻人参与政治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开展义务公民身份教育J。
基于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新社会权利”在不断延伸,同时,群体的“新社会权利”通过公民权利的获取在不断扩展,从少数民族公民权、多民族公民权,直到世界性公民权,内在包含的社会权利也在不断丰富。为少数民族争取的公民权:自我管理权利、多民族权利即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财政支持和法律保护、特别代表权利0_。另外,多民族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国内亚民族和土著拥有自我管理的民主和平等权利、认可权利、认同权利和信任权利[31]。世界性公民权(CosmopolitanorWorldCitizenship)强化对其他政治共同体的世界性义务;拥护在发展世界性法律的领域提出的公民权利;认可创造世界性公共领域的政治项目_3。“新社会权利”的出现丰富了社会权利内涵,增强了社会权利人本化和全球化特性,较之传统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更注重个体法律意识、自觉意识和全球合作意识,增强抗击风险和谋求发展的功能。
(二)“新社会权利”理念发生转变,从关注集体转向关注集体中的个体,从附加接受义务到追求纯粹权利,从享受线性社会权利转向寻求弹性社会权利,“新社会权利”将风险、公正和发展的理念统合于一体,实现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发展。
第一,新的社会权利给了每个人,成为他个人地位的一部分,给了他在经济竞争中从事独立活动的力量,由于他具备自我保护的方法从而可以拒绝社会的保护。虽然如此,“新社会权利”在注重个人权利(InpidualRights)争取的同时,还努力追求集体权利(CollectiveRights),并积极协调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第二,新社会权利与以往公民和政治权利基本的不同点还在于,后者需要接受相应的公民义务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而前者是一种积极的权利,不以接受义务为交换条件。第三,传统社会权利以线性的追求社会权利为目标,这与人的生命周期是相背离的,人生与变化着的历史时空是相互作用的。个体生命嵌人于其所经历的历史时间和特定的地域,并为这一历史时空塑造。斯图亚特·怀特从经济权利视角探讨新社会权利,将主要社会利益连接起来,签订一项有效新社会协议(newsocialpacts),实现工资适度化和就业弹性化,即在工作方式、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弹性)改革税负,以此发展新社会权利,使得新的、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持续,不仅关系高就业,同时也为了可观的收入、更好的工资保障、家庭生活机会(弹性保障)L36J。怀特从经济权利维度将“新社会权利”引向弹性化,实现人的不同生命阶段有配套和适宜的保障。
伴随着工业社会向全球波及和全球化到来,“新社会权利”有助于风险社会中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释放,推进了社会权利理论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