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先生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金岳霖先生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金岳霖先生范文第1篇

一、散淡平和，不事雕琢

《金岳霖先生》一文的开篇是这样写的：“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其中的“有趣”二字，似乎成了汪曾祺记忆中金岳霖先生最大的特点。浏览全文，从字面上看，主要围绕“有趣”展开，写了他的外貌特征、课堂教学、师生关系等方面，描绘了金岳霖先生的形象。

样子有点“怪异”。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后来他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他微仰着脑袋，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

教学风格“独特”。如，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再如，面对林国达提的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金先生的机智、风趣可见一斑。

举止行为“天真”。应沈从文之约给学生作“小说和哲学”的讲座时，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甚为得意。

兴趣爱好“可爱”。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专业理解“奇特”。学生陈蕴珍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晚年生活“有趣”。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

此外，还有一些“闲笔”。如，闻一多在校友会上大骂“，王八蛋！混蛋！”闻一多穿一身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朱自清披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以及金先生的学生王浩的一些事。这些事情围绕“有趣”展开，都是一些“小”事，甚至有点“散”，在写法上没有过多的夸饰，平淡质朴、娓娓道来、不事雕琢。

二、平而不淡，小中见大

汪曾祺这样看待他的散文创作：“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我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是要适当克制。”他在《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中引述沈从文老师的话：“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实际上他的文风也深受导师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的这句话也大概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用心品读《金岳霖先生》，从金先生以“有趣”展开的平淡质朴的“小”事背后，我们能够感受到汪曾祺“克制”的情感，感受到作品中“蕴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

为人坦诚。写金先生样子有点怪：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以上的三点都是因为眼睛有病，并非为了特立独行，其中的病痛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可见，他待人是多么的坦诚。应沈从文的要求，给联大的学生讲《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可见一位满腹学问的大哲学家此时又是异常的坦诚。

行事率真。给学生作“小说和哲学”的讲座时，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一则可见当时生活之艰苦，二则可见金先生的率真可爱。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与鸡同一桌吃饭；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与小孩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这里写到了他与鸡为伴，以孩子为伴，是写他的“不孤独”，“不孤独”的背后是他的率真可爱，童心未眠。而写他晚年坐平板三轮车每天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这里我们在感受到先生的单纯、可爱的同时，不禁感到心中有些心酸，一个的八十岁老人，竟然因为的一句话而每天到王府井大街折腾，他太单纯了，单纯得有些近乎不谙世事。

感情真挚。学生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语言简洁的不能再简洁了，细细品味，他的悲伤早已溢于言表，感情特别的真挚。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叙述又是特别的简洁，然而其中不知饱含多少深情，难怪在座的人听后无不潸然泪下。

真做学问。萧珊问他为什么搞枯燥的逻辑，金先生做出的“我觉得它很好玩”的回答，写出了他对所做学问的爱和执着，只有真正地爱，才能做得持久、做得好。而金老与王浩在课堂上苏格拉底式的问答也颇能体现学者之风。汪曾祺先生评价他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也可以看出金老的内敛、谦和。

用心品读，在金岳霖“有趣”的表象背后，蕴含着其独特的个性、人格和情感，那就是金岳霖先生身上内在的“大真”――率真可爱、纯朴天真、感情真挚、真诚磊落。而且，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是因为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

三、闲笔不闲，别具匠心

《金岳霖先生》还有几处信手拈来的“闲笔”：一是描写金岳霖奇怪穿着之后，展开联想，写到了闻一多和朱自清的穿着、闻一多大骂的情景；二是，写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并联想到王浩“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与作者仍有来往……这些描写，都是由“本事”言及“他事”，与金岳霖不甚相关，但又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章由金先生穿的“麂皮夹克”引出了“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和“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可见当时西南联大的大教授们生活是多么的清苦，但是他们却能甘守清贫、教书育人。再看闻先生在龙云的长子、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时大骂“，王八蛋！混蛋！”在的干儿子家中大骂，其一身正气，肝胆可鉴。从这里，折射出的是作为“精神高地”的西南联大，其众多的知识分子身上共同的、迷人的人格魅力。再联系文章开头“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和文章结尾“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汪曾祺的用意不言而喻，他是把金岳霖先生置于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中去描述，散文的开篇就给全文定下了以点带面的基调，写金岳霖，也就是写西南联大诸位先生的群像。

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王浩不仅学问师承金岳霖先生，而且率真的性格都深受金先生影响。再看看，我给王浩画中的“青头菌、牛肝菌……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不正是对虽艰苦却火热的西南联大这一“精神高地”的怀念吗？

仔细品味，这几处“闲笔”增添了文章的意趣，体现了汪曾祺散文自然洒脱的“散”之美，看似“闲笔”，实则是匠心所在。

金岳霖先生范文第2篇

一次，金岳霖的厨师阿福外出买菜，正好在街上遇到了著名建筑学家、金岳霖的好友梁思成。梁思成看见阿福的手里拿着一张存折，就问：“金先生让你出来存款的？”阿福摇摇头：“不是，先生让我拿它去买菜的。”梁思成大感意外，拿过存折一看，是一张五千元的活期存折。梁思成知道老金有时候行为怪异，当时就没有说什么。

没几天，梁思成和金岳霖在一次聚会上相遇。梁思成问金岳霖：“老金，前几天看见阿福拿着存折去买菜，他说这是你的意思？”金岳霖认真地点点头：“是啊，是我让他去的！”“五千元可是一笔巨款啊，你真有钱，让厨师拿着去买菜，不怕人家半路上抢了去？”梁思成调侃道。“呵呵，怕什么？这样多方便，省得天天给他钱。”见老金没有理会自己话里的意思，梁思成就提议道：“买菜也要不了五千块钱啊。这样吧，你再把这笔钱分作两拨，一拨以‘死期’存入银行，到时还可以拿到一笔利息；另一拨呢，也存进银行，权作买菜的‘活期’，随取随用，这样不是更好？”哪知，对梁思成的建议，金岳霖根本就不认同：“使不得，使不得，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便宜？”梁思成是个有耐心的人，干脆坐下来，详细地给金岳霖讲解存钱的好处。说了大半个小时，金岳霖终于动心了，朝梁思成竖起了大拇指：“我怎么没想到呢？你真聪明！过两天你陪我去存钱啊。”两人遂约定了存钱的日期。

令梁思成没想到的是，到了约定存钱的那天，金岳霖却改了主意，说不想存钱了。梁思成问：“又出了什么问题？”金岳霖面露难色：“你知道阿福跟了我十几年，他现在年纪也大了，我曾经答应他在我死后留一笔钱给他做养老金的。如果我把钱存进了银行，说不定哪天我突然死了，没有我本人签字，阿福就取不出这笔钱，我岂不是对阿福食言了，这样的事我还是不能干！”

金岳霖先生范文第3篇

文学接受的最内在、最根本的特质是对人生的体验。一方面，文学接受的过程是主体对客体接受、消化、征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客体对主体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这一接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入而化身其中”、“出而分析玩味”、“化而重建自我”。我们姑且把语文文本意义区分为表层意义、深层意义和生成意义。表层意义即文本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是什么；深层意义是指隐藏或沉淀于文本中的民族、时代精神、宗教、哲学信仰之态度等等内在意义；生成意义即用现代眼光审视文本，从文本中超越出来，从中发现和构建与当代社会与人生相适应的“当代意义”，领悟出一点“现代”的“教训”。如解读王羲之《兰亭集序》，不但要准确地理解文章中的词句的意思，要通过想象去体味那热闹而自由的情景，还要联系当时的文化风尚去体会蕴涵于其中的人生情感和人生观念，同时也要运用现代的观念对文章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评判。下面对这三方面具体阐释。

一、化身其中，把握文本原初意义

尽最大可能准确把握作者的原初旨义，是文本解读的基础；读者根据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对文本意义的推测、扩展、填充、丰富，必须尊重文本的独立存在，必须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本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必须从文本自身的逻辑结构出发，沿着文本暗示的方向展开。

实实在在地走进文本，认认真真地研读文本，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去，准确解读，是文本解读的“基线”。比如《寒风吹彻》，做父亲的给予在寒风肆虐的荒漠中拉半车柴禾回家儿子的只是一句略带责备口气的询问；上了年纪的路人因贫寒被冻死在雪中；年老多病的姑妈一直没有等到母亲带来的温暖，孤独的生存，孤独的死亡。有的老师据此就把《寒风吹彻》的内涵解读为“因生活的困苦而产生的亲情的冷漠，这是人情的冬天”。认为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每个人都被抛在这个路上，比寒冷贫穷更可怕的是人的自私与冷漠，这是比自然之冬、生命之冬更严酷的精神之冬”。我们觉得这种解读是有问题的，不符合文本原初旨义。

如果我们披文入理，走进文本，整体把握分析，我们发现，文本的意义决不是此。文本大致内容是――我腿上被冻坏一根骨头，受到漠视，这种痛感一直延续到以后所有的冬天以及夏季里阴冷的日子；上了年纪的路人因贫寒被冻死在雪中；姑妈在孤独的等待春天中逝去；母亲在衰老中只能宿命地走向那个更为寒冷的结局。作者在文中分别写了“我”“路人”“姑妈”“母亲”分别被寒风吹彻的经历和体验，让人感受了作者独特体验的生命悲歌：“人的生老病死的生命冬天，则是所有人的永恒归宿。”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受寒风吹彻，无所逃避，无法抗拒。时间让每个人逐渐进入生命的冬天，进入了最后的岁月。

面对无所不在的寒风，当然需要他人的温暖和关爱，但可怕的生存状态驱散了人们之间的温暖，甚至是父子之情。这样“我”不仅要面对透骨的严寒，还要面对冷漠和孤独的煎熬，正如后文写到的姑妈孤独的生存与孤独的死亡，“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从特定意义上说，任何人的人生之舟和生命之舵只能靠自己，你必须直面这样的凄冷和悲苦。《寒风吹彻》传递的内涵更多的是某种关于生命的体验：一方面源自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物质的极度匮乏，使生命于寒风的下，无法抵御寒冷的摧残；另一方面，也虚指人生旅途中的种种磨难，还指在生老病死规律中的脆弱和无奈。作者意在借自然界的冬天，来说人生的冬天――无情的岁月在啄食人生，人生的悲凉正在于此。被寒风吹彻的是所有人的“整个人生”，谁也无法抗拒；冷漠的是“人生”，而不是“人”。作者借助独特的“寒风体验”，透视生命，同情自己，关怀他人，抒写彻骨的生命寒意，表达悲悯的情怀。

文本解读，既不能思维定势，也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断章取义。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指出，各种文章和艺术作品的主要特征是“形式和内容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表达艺术家所体验过的感情”。因此，对文本的解读要树立整体观照的理念。所谓整体观照就是对文本的解读要从文本的有机整体出发，目有全牛，把文本当做一个整体来考察，把握文本的营造系统，形成对文本“外形”（指文本的语言构成）与“内实”（指文本的内容思想）的全面理解。

二、分析玩味，挖掘文本深长意义

文本往往呈现的是“是什么”和“怎么样”，往往会把“为什么”隐在文本最里层。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文本解读时，要沉潜到文本的字里行间，涵泳体悟、披文入情，由表及里，深入把握其内蕴。以纯真的动机、美好的意向、诚恳的态度与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描绘的艺术境界，与作品背后隐藏的作者倾心接触，充分对话。通过对话聆听来自文本和作者的声音，理解作者创作的良苦用心，感受文学艺术所带来的心灵的震撼。

在《金岳霖先生》的教学中，许多教师把这篇散文的教学重心放在细节描写艺术上，主要的教学内容就是“找细节”“读细节”“品细节”。虽然教学思路清晰，课堂气氛热烈，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以上这些还仅仅只是文本的表象，而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描写真正想表达什么，即作者写金岳霖先生到底想念他的什么，却是隐性的东西，是文章的实质，需要教师进一步开掘。但很遗憾，一直到下课铃响也没有等到教师对这些内容的深入挖掘。更有甚者，还有教者在课堂上拓展延伸，让学生欣赏《三国演义》关羽细节和《儒林外史》两根灯芯的细节，最后让学生写身边熟悉的人的细节，更是喧宾夺主。教者对文本有价值的东西不做深入思考和深度探究，却大谈细节描写，从课内到课外，全是浅层次的滑行。

对于像《金岳霖先生》这种似乎“一读即懂”“一望而知”的“浅文”，追求高效课堂的教师应该有浅文深教的路径和策略，把浅文教出深度来，变学生一望即知为一望无知，用疑惑刺激学生的探究冲动。像《金岳霖先生》这篇文章，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内涵意蕴可以挖掘。

首先，梳理金岳霖的有趣行事，可探寻到先生为人为学自由率真的性情和超迈不俗的名士L度。读到金先生讲座不循规矩，捉跳蚤把玩那一段文字时，可以补充王猛“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谈，旁若无人”的典故。冯友兰曾经评价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文学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林国达死了，金岳霖上课也就没了笑容，这是师生之情的真实流露。补充金岳霖和林徽因情感故事后，当读到白发苍苍的金老真诚地对着故旧老友宣告“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文字时，我们能感受到先生那种发乎情、止乎礼的人间真爱。还有与斗鸡同桌、与教授的孩子比试水果大小、坐在平板三轮车上东张西望以期接触社会等许多细节，从外到内、由形及神地写出了金岳霖先生至情至性的赤子情怀和特立独行、自然率真的名士风度。

其次，联系文中关于闻一多、朱自清的穿插点染，仔细体味作者“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的感慨，我们就会发现金先生只是西南联大这一“精神圣地”的一朵奇葩。写金岳霖先生，实质也是赞扬西南联大“思想自由”学术精神和教授们刚健有为的风骨。为帮助学生更深入理懈文本，适当补充与文本相关的材料，让学生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黑暗、生活艰苦，感喟于他们的精神性情，感佩于这些民族精英为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西南联大被人们称为大后方的“精神圣地”。

再次，通过细心阅读，多加分析玩味，我们还会从金岳霖先生以及“金岳霖们”的身上品出几丝苦涩的味道，体会到汪曾祺先生清新热情朴实文字背后隐伏的悲痛。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并非简单地怀念西南联大的那些教授，追寻远去的流风遗韵，而是以此为引子，表达汪先生对他们那一种（当下严重缺失的）学者风范、纯真人性的怀念，对逝去的那些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师们的淡淡感伤，对当下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吕冀平先生在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序言中说：“对他所谈的人和事倾注了那么深沉的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那样地冲淡隽永。我们常能常能够从这冲淡隽永中咀嚼出一种苦味，连不时出现的幽默里也有这种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伤感，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这一评价移来评价汪曾祺此文，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三、重建自我，发现文本现当代意义

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研究历史都有当下的情怀。化用到文本解读中来，我们对于经典作品的阐释也必然是当代阐释，因为尽管读者也会采取种种的方法来知人论世，力求回归到作者创作的特定情境和现场来理解作品，但是读者作为“当代读者”，必然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趣味来审视文本，从中发现和构建与当代社会与人生相适应的“当代意义”。

在解析主人公格斯拉的靴品和人物命运悲剧之后，深入挖掘人物的品质内涵和社会意义后，学生还能体会到底层人身上与内心的令人感伤而愤激的美好，还能发现和构建与当代社会与人生相适应的“当代意义”：

有学生说，格斯拉兄弟身上具备许多优秀的品质，他们诚实守信，敬业吃苦，勤俭节约、严谨，耐心，专注，坚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不正是我们当下所着力弘扬的工匠精神（央视《大国工匠》）？只可惜哥斯拉兄弟生不逢时，要在今天说不准还能评个劳动模范呢？一位学生接着说，当今社会心浮气躁，追求“短、平、快”（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从而忽略了产品的品质灵魂。“工匠精神”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当今企业学习。

也有学生有不同看法。他说，格斯拉确实是一个能工巧匠，但他绝不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在社会已经进入工业化时期，格斯拉却仍然固守自己的小作坊，怎能不被社会进步的洪流淹没？格斯拉悲惨的结局也反应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理想主义面对现实有时就是这样脆弱无力。19世纪法国的圣西门、英国的欧文为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倾家荡产；傅立叶还被称作“大脑患病的产物”；格斯拉沉溺于对“品质”的追求，宁肯饿死也不退让。处于现代社会的我们，对格斯拉既有几分尊敬又有几分惋惜。我们敬佩他对自己技艺的执着追求，敬佩他固守自己理想的可贵品质，敬佩他不为社会风气左右的从容淡定，但我们也为他不能与时俱进而惋惜，为他的不改自己适应社会而惋惜。

有学生说，他为了鞋子的品质专注地努力地奋斗着，哪怕没有饭吃，哪怕哥哥已经饿死，这种执著，难能可贵。用生命坚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虽低微而有尊严，虽贫穷而又高贵。还有学生认为，老鞋匠一生在追求什么？我想应该是他的一个梦，一个关于靴子的梦，一个艺术家的梦。《品质》震撼人心之处或许在于每个人都能在格斯拉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当理想的风遇到现实的墙，又有多少人能够像格斯拉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直面现实的苦难，永不向挫折低头？

金岳霖先生范文第4篇

前，吕思勉在常州府中学堂任教时，曾有一次出有关历史地理的考卷，总共4道题目，每题25分。有一位学生对于其中关于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非常有见解，下笔后就忘了停。直到临交卷，才发现自己来不及作答其余的3道题目了。考试结束后，学生们趴在窗口偷看吕思勉阅卷，发现轮到批改那张只答了1题的考卷时，写了一张又一张纸的评语，吕思勉嫌用来批改的铅笔写了削，削了写打断思路，干脆把铅笔劈成两半，夹住铅芯边抽边写。最后总共才25分的题目，吕思勉却给了这张考卷75分的成绩。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成为一代大家的钱穆。严耕望将钱穆、吕思勉、陈寅恪和陈垣并称为“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师生二人同在此列，也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刘师培

刘师培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面看书，一面啃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而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赵元任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金岳霖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先生范文第5篇

竹林深处的月亮田

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资料，也同史语所一起离开昆明入川，来到离宜宾六十华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

竹林深处的上坝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距李庄镇只有两华里的路程。梁思成一家住的地方叫月亮田，一个浪漫且富有诗意的名字，租住的农舍矮矮的，竹墙外涂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墙缝里能透进皎洁的月光，屋顶的席棚历史悠久，是老鼠和蛇等小生灵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里远离都市的文明，生活条件比昆明还要艰苦，吃水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更谈不上什么粮菜供应了。林徽因远在上海的好友李健吾曾在《林徽因》一文中说：“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作为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北平“太太客厅”里口若悬河的的才女，竟然干起了女佣的活计，李健吾对这种反差显然感到异常震惊。但李庄时期的林徽因却更甚于此，梁思成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不时发作，经常痛得不能坐立，她不得不抽出大量的精力来操持家务，大段大段的大好时光在枯燥的家务劳作中静静地逝去，令她异常苦恼，她在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苦衷：“每当我做些家务活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了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

但不久林徽因的心情便开朗起来，这还得缘于梁思成的功劳。一次梁思成在成都偶然弄到一些西红柿种子，回家后随意种在门前田边的松土里，不久西红柿便结出又红又大的果子。当地百姓根本不知道西红柿为何物，非常好奇，林徽因便无偿送给他们秧苗。村民们发现这位文文静静的女先生和她周围的人心地都非常善良，便也投桃报李地示以友好，西红柿秧苗无意中成为营造学社的学者们和当地庄稼人之间友谊的使者。

林徽因希望平淡的生活多些绚丽的色彩，两间简陋的房子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窗台上的玻璃瓶里经常插着从田野里采来的鲜花，温馨的小屋也吸引了上坝村的乡亲。大家都喜欢与这位开朗的女先生摆摆龙门阵，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媳妇，有什么悄悄话总愿意对她讲，哪一个姑娘出嫁办嫁妆，都找上门来请她出主意，谁家媳妇生了娃娃，也忘不了给她送上几个报喜的红鸡蛋。乡居的日子给林徽因带来意外的欢乐，渐渐地她喜欢上了这个竹林深处的小江村，她仿佛又回到了北平，回到了东总布胡同那间充满了笑声、欢乐和友情的客厅。

艰难岁月

安顿下来以后，梁思成、林徽因与同事们又投入了紧张忙碌的考察和研究。在李庄，梁思成夫妇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中国建筑史》的写作。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只能借着菜油灯摇曳的微光，弓着背一字一字的书写，在这个恍如与世隔绝的小村里，没有印刷工具，他们只能采用手写和最原始的石印。

这时林徽因的肺病又发作了，川南潮湿的气候和连续的奔波，让身体本来就十分虚弱的林徽因长时间卧床不起。她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工作，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她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撰写了五代、宋、辽、金等朝代的内容。1942年年底，美国朋友费正清到李庄探望梁思成夫妇，回到重庆后向夫人费慰梅讲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况。据费慰梅回忆：“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在写作《中国建筑史》的日子里，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成员的工资也失去了保障，幸亏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负责人傅斯年和李济伸出援助之手，把营造学社的五人划入他们的编制，才不至于有冻馁之苦。由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薪水大都买了昂贵的药品，用在生活上的开支就拮据起来，因营养不良，林徽因身体日渐消瘦几乎不成人形，重庆领事馆的费正清夫妇托人捎来一点奶粉，他们也舍不得吃。为了改善伙食，梁思成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桔皮做果酱。最后实在山穷水尽了，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当卖衣物，衣服当完了，便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但换回的不过是两条草鱼。即使如此，梁思成夫妇仍然不改其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提着两条草鱼回家，梁思成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梁思成、林徽因的窘境让朋友们伤心，他们的好友傅斯年瞒着二人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信中说：“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事情办成后梁思成夫妇才得知此事，他们对朋友的帮助极为感激，林徽因为此专门致信傅斯年，表达全家的感恩之意，同时也表白了自己久病卧床，不能为国效力的歉疚和痛苦之情。

费正清和费慰梅也了解他们在李庄的困境，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感激老朋友的关心，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对此也是记忆犹新，当时他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有朋自远方来

1941年至1943年，是梁家最快乐、最热闹的一段日子，许多朋友和亲人从各地赶来李庄探望他们，这让好客的思成、徽因夫妇感到无比的开心。

首先到来的是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金岳霖是梁、林的老朋友，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先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科，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教授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在北平，他与梁家隔墙而居，是“太太的客厅”的担纲人物，起着组织串联和后勤保障的双重作用。金岳霖一直深爱林徽因，但他始终能以理智驾驭感情，这是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超乎常情的爱，林徽因去世后，金先生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请客，朋友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席之后金岳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初见林徽因，金岳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消瘦得那么厉害，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只有那双秀美的眼睛还依稀可见从前的影子。为了让林徽因尽早恢复健康，金岳霖到市场上买来了十几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在门前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喂养起来。这位留美出身的哲学家是个养鸡的行家，据当时在联大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回忆：“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小鸡一天一天长大，林徽因的病情也随着渐渐好转，营造学社那座冷清已久的房子又重新荡起了欢快的笑声。

金岳霖的到来无疑给了林徽因极大的慰藉和欢欣，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快乐地写到：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美丽才女林徽因以多声部合唱的形式，风趣幽默的将亲情、友情、爱情以及悲惨的战时岁月，演绎得如天籁般和谐完美，从这封信里，我们大致可以领略到林徽因超凡脱俗的人品和文采。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从北平辗转越过日军的防线来到李庄探望兄嫂，随后费正清又接踵而至。途中费正清感染了呼吸道疾病，一到李庄便躺在床上发烧。费正清和林徽因的病房隔着一座门厅，梁思成临时担任了护士工作，在两个“病床”之间来回穿梭，忙得不亦乐乎。费正清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向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