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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制作阵容强大:总制片人由互联网电影集团总裁管晓杰出任,监制则邀请到新东方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徐小平和王强二位《中国合伙人》原型,而出品方乐博资本创始人杨宁、创业邦杂志出版人兼CEO南立新、娱乐工厂创始人张巍也到场助威。
影片《中国女合伙人之创业邦》讲述的是3位性格迥异的“90后”都市女孩创业打拼、实现梦想的故事。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角色别具鲜明特色。
该片的创作班底几乎是由2013年创下网络播放量6亿次,荣登百度指数榜首的《女人公敌》原班人马组成。“全民女神”赵奕欢自导自演,IFG造星工厂旗下艺人刘宇珽、邹杨、文卓、秦汉擂等加盟出演。
王强力挺“女合伙人”,管晓杰倡导创业双赢
会上,互联网电影集团IFG总裁管晓杰不仅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同时分享了创业成功的经验:“成就合作者,就是成就自己、成就未来。在给予合作者的同时自身也在提高,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他说年轻创业者要敢于突破传统思维模式,标新立异,找准目标,持之以恒。
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王强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创业者,创业过程有很多艰辛与传奇,如今他们更多地致力于指导年轻人的创业。这次担任影片监制,王强在现场回顾了《中国合伙人》当年的拍摄趣闻,并表示了对新一代创业者的支持,他认为女性创业者的专注程度甚至要高于男性。他还说很期待这部讲述三位青春靓丽女合伙人的影片,觉得她们创业过程一定充满泪点与笑点,在让观众捧腹大笑、泪水狂飙的同时,希望能激励更多有创业想法的年轻人行动起来。
南立新盛赞“90后”创业梦,赵奕欢演绎“90后”创业者马佳佳
创业邦杂志出版人兼CEO南立新是投资方中唯一的女性。创业邦是具有全球视野、致力于为新兴创业者提供服务的媒体平台,一直以来,坚持对年轻创业者和创新企业提供大力支持,
谈到女性创业,南立新说,事实上她并不习惯将创业者人为地用“性别”分类。因为在她看来,“创业这件事应该不是用性别来划分的,我们鼓励所有有梦想的人去创业、创新、不断成长”,她认为女性创业者与男性创业者一样具有坚韧、专注的特性。为切合当天主题,应主持人要求,她谈了“60后”“70后”等不同年龄段女性创业者的不同特点,“可能越往前会越苦一点,越往后到‘80后’‘90后’,比如像马佳佳她们,可能会更独立、更阳光,也更能够放开手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娱乐工厂创始人张巍先生则谈到了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传统的影视企业纷纷要跟上时代的节奏,抓住互联网的契机,跨界不出界。
乐博资本创始人杨宁则认为,现在的社会氛围是年轻人创业的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而当代女性也同样可以通过创业实现个人价值和理想。他说期待这部影片能够触动女性内心奋斗的激情和精神。
《中国女合伙人之创业邦》是赵奕欢的导演处女作。她说,与《致青春》相比,影片主题同样表达的是青春,一个展现的是残酷而无法忘却的青春,一个展现的则是拼搏创业、实现梦想的青春,哪一个青春更能打动观众的心,还得等影片上映了才见分晓。
而在这次的新片《中国合伙人》中,陈可辛好像真如大众评论般被彻底“内地化”了,褪去了游荡、彷徨、忧伤的风格,拍起了有关青春、梦想、友谊的血性励志片。然而,在他自己对《中国合伙人》的讲述中,我们还是依稀看到了那个,隐藏在巨大的时代、梦想背后,永远漂泊不安的陈可辛。
游走于城市之间'
1962年生于香港,12岁移居泰国,18岁赴美国读书,21岁毅然离开父母回到香港。陈可辛的少年时期充斥着城市间的来回、辗转。
他曾在一场电影讲座中坦诚说道:“小时候的漂泊,令我变得敏感和谨慎,我17岁离开香港,漂泊异地,面对陌生的一切,我是他国的非主流少数民族,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受。”
而这些艰难的漂泊岁月带给陈可辛的情感变化或是故事经历都如数转移到了他后来的电影创作之中。无论是《甜蜜蜜》中的李翘、阿豹、黎小军;抑或是《如果爱》中的孙纳、聂文、林见东,漂泊中的爱情总似一场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拉锯战。
爱情,在陈可辛眼中,毕竟只占了漂泊的一小部分,而在他看来,漂泊的最大动因无疑是寻梦。
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陈可辛选择了前往美国寻梦,那时的美国对他,就如对广大怀着“美国梦”的中国人一样,是实现梦想的金银岛。可是到了美国,他却发觉一切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再三徘徊,便又回到了香港。《甜蜜蜜》中,来自内地的李翘和黎小军,将香港这座大城市奉若神明,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放弃情感,也要融入其中。那时的陈可辛,也许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香港梦”。经历过美国的挫败,回到香港,陈可辛将自己的心血倾注在这片熟悉的故土上,渴望能让自己的电影获得认可,获得成功。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如今的金银岛对陈可辛来说再不是某一片特定而局限的土地,而更多的是存在于心中的空间。“地域是无碍我实现理想的。”
前些年,当香港的女记者们建议他将工作室搬到观塘和“老杜”(杜琪峰)做伴时,他却出乎意料地答道:“我是要搬了,搬到北京去了。”许是实在不忍见证香港电影近些年的衰败,又或是看上了大陆电影巨大的市场,陈可辛毅然将自己的电影梦想从香港移到了大陆,成了第一个把工作室设在北京的人。《投名状》、《十月围城》、《武侠》,陈可辛开始颠覆自己过去电影的风格,从题材、到剪辑、甚至音乐,一点点地迎合大陆观众的口味。无措、忧伤、怀旧逐渐褪去,陈可辛也开始追求大投资,大场面。
然而,在其新片《中国合伙人》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出陈可辛对自己曾经美国梦碎的“耿耿于怀”。电影中的三位主人公成东青、孟晓骏、王阳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自己的美国梦,然而在时代的激流中,有的梦圆,有的梦碎,有的梦圆了又碎,最后却是创办英语培训学校将三人绑在了一起,在中国,实现了自己所谓的“美国梦”。
陈可辛在一个采访中提到,他最属意的新片英文译名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美国的经济已经饱和了,从穷致富在美国是非常困难的,每个阶层都定下来了,发展得已经很成熟,反而这个美国梦每天都发生在中国,直到如今都还是每天在发生,创业啊,致富啊,发财啊的市场要比美国大很多。电影里传递的上述思想意图与其说是陈可辛面对现实,权衡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他多年游走于城市之间的独特经历,带给他的一种有关“回归”的思考。
似酒的情感'
在陈可辛电影中,无论是爱情,还是兄弟情,都浓烈似酒。
陈可辛特别热衷于用“红”、“蓝”两色来描绘他影片中的爱情。
他总是用红色来表达女性,从《甜蜜蜜》中张曼玉在黎明记忆中永远的红色,到《如果爱》中周迅追金城武车时的红色大衣围巾,再到这次《中国合伙人》中杜鹃在黄晓明记忆中那双红色的凉鞋,红色在陈可辛的电影里仿佛成了男主角对于女主角一种特殊记忆的象征。
而男主呢,则永远是蓝色的,《甜蜜蜜》里黎明的蓝色中山装,《如果爱》中金城武那身深蓝色的毛衣,再到《中国合伙人》中黄晓明那身酱蓝色外套。犹豫、自由、沉静,再加上土土的外形,蓝色成为了陈可辛男主角永远的颜色。
细细想来,这种颜色搭配其实是非常特殊的。红色是三原色之一,积极、乐观、火热。而蓝色呢,忧郁、紧闭、还稍带一丝梦幻,这种男女色彩的反差恰恰是陈可辛的爱情片中最特殊的部分。在他的爱情电影里,女性往往是更加主动的一方,更加积极的想融入时代,融入社会;而男性反而成了保守的一方,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只是固执、恋旧的坚守着生活的理想。
在《中国合伙人》中,杜鹃饰演的苏梅亦是一位冷艳、积极、有野心的女生,正是她离开成东青(黄晓明饰),去美国发展的决定敲醒了成东青,从而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此次陈可辛没有选择科班出生的专业演员,而是选择了一名高挑女模特出演女主角,大大出乎观众的预料。谈到这一选择,陈可辛显得非常自信:其实两性关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一个年轻的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他永远摸不清女生心里面想什么,杜鹃就有这种气势,冷冰冰的,甚至比你高,让男生充满压力,其实她看起来和王菲的感觉很像。
除了怦然心动的爱情,陈可辛电影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兄弟情。这个主题在他的处女作《双城故事》中展现得最为明媚动人,而到了后期,陈可辛悲观主义的态度慢慢显露,难得一部讲述“结义兄弟”的《投名状》,却也以充斥着“阴谋、杀戮”的兄弟情破惨淡收尾。
陈可辛自己好似也对现实生活中的兄弟情嗤之以鼻,他曾多次在访谈中表示,很多友情都是建立在利益上的:“我平时很少喝酒,在酒吧喝酒时,很多人都会抱着肩膀对我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什么的,我每次听到这些都会起鸡皮疙瘩。大家都希望藉着酒精来将自己的情绪浪漫化,他们在说这些话时,大部分都是基于一种利益的需要。”
当被问到朋友这一问题时,陈可辛的答案永远只有两个:吴君如、曾志伟。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让交朋友对于他来说,成为了一种奢侈。少年时期的几次举家搬迁,使他失去了结交知心发小的前提条件。而进入娱乐圈工作,乃至于成名后“UFO公司”、“人人电影”两次合作案的过早夭折,也使得他固执地认为“利益与友谊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于是我们从他的电影中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兄弟情的破碎。
从已的预告片和陈可辛导演对《中国合伙人》的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男性、青春、梦想题材的电影,而这一题材的作品绕不开的便是对“兄弟情”这一主题的阐释。这次陈可辛似乎回到了老路上。谈到《中国合伙人》中三位男主角“兄弟情”的最终归宿,陈可辛坦言:他们完全是不同系统的人,他们的思维逻辑都是完全相反的。其实人是真的不会让的,人性也是不会让的,现代社会还是必须得看利益的。
故事原型新东方集团上市后元老们的分道扬镳,加之陈可辛导演的上述表达,让人对故事的圆满结局不敢报太大的希望,但是具体如何,还是要影片出来后再一探究竟。
工作中的陈可辛'
从某种程度来看,陈可辛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他做导演,也做监制,但其实两者差别不大,他都会待在片场,调动资源,而让制片部门保持高效运转的团队负责人都是他的老搭档。
他的北京工作室成立初始是小团队作战,保持了香港公司的一些特点,比如实干、高效、不八卦,有创意很快就能付诸实践。说起来,陈可辛也是够有冒险精神,他相信新鲜力量所能创造的价值。工作室成立伊始,对于《十月围城》这样庞大项目的宣传工作,居然只由三四个年轻人来负责。年轻人感到疑惑,后来才明白,陈导觉得自身的经验和资历已足够丰富,他更需要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来与他互补。年轻同事在大方向上听他的,在经验跟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陈可辛也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来反思和调整。
随着雪球越滚越大,陈可辛也在慢慢开放心态接纳合作者。如今他的工作室日益丰满,以前影片的宣发工作都是由工作室内部完成,陈可辛曾在一个采访中说这是“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在,《中国合伙人》的宣传据称已外包给多家专业公司。
他很多面,让人拎不清。据他的同事透露,在公司里,他对自己人话很少,但是对外人、对采访对象却会滔滔不绝。同事有时会告诫他“导演,这个先不要讲”,陈可辛虽嘴上说“好啊好啊,我记住了”,但是往往说到兴起,一些自己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就会从他口中源源不断地蹦出来。陈可辛很少在公司谈论家庭,但是在见到女儿的时候,会跟工作时的状态很不一样,变成了一个任由女儿捉弄的慈父,一副完全拿小孩没办法的模样。
在内地拍片跟在香港拍片有很多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内地拍片必须与政府和国企打交道,人脉和资源很重要。打个比方,香港导演要是好几年不拍片的话,可能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而大陆有些导演就算几年不拍片,依然还在圈内。
虽然需要种种磨合,但陈可辛从未丧失北上的笃定。有记者曾问他对香港电影的困境有何看法,他很看得开,“罗马帝国都可以没有,何况是香港电影?”陈可辛更认同的是,市场在哪里,资源就在哪里。华侨身份的他从来视野都很开阔,打个比方,他曾是最早想到联合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演员进行合作的导演。
陈可辛的变与不变'
在同事的眼中,陈可辛是一个价值观和审美观都很固定的人。他的穿衣风格是恒久不变的,他喜欢旧的、有质感的、花纹不繁复的衣服,他永远穿的是布鞋,同事几乎没见过他穿皮鞋。他若喜欢某一件东西,态度总是很笃定,很少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在工作中,他看起来不强势,但是他的观点会慢慢影响周边的人,让大家的审美慢慢与他趋同。
他对审美品位的坚持还体现在他对工作室空间的一手打造上。那时,陈可辛工作室在北京刚刚成立,他和员工都一心想找富有艺术感的loft式的工厂厂房,即使这样的厂房要比钢筋水泥的写字楼昂贵得多。而对于工作室内部空间的装修,大到怎么布局,小到每个窗帘用什么布料什么颜色,他都会亲自过目。他从国外购买二手家具,一把椅子加上邮费、运输费的价钱,高到能把人吓死,但他一点儿也不犹豫。
但他又是一个善于变通的人。策划北上的第一部作品《十月围城》时,他不做导演而做监制,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上那种精英分子的艰深和冷质对于大陆观众来说有点隔膜。一直以来,他自己对《十月围城》的故事倒没多喜欢,他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傻气,比如有一句台词“阿四你跟我说你闭上眼睛想到的都是阿纯,但我闭上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的明天”,对于这种直白的感情的袒露,他自己是要起鸡皮疙瘩的,他会觉得这种表达是不是太幼稚了,但是作为监制,他选择相信导演。结果影片出来,这句台词偏偏就是观众的哭点,观众就是会被这种傻傻的情感所打动。
每一次创作,陈可辛都在不断反省和调整自己的观点,像《神奇侠侣》,他发现观众只要接收到简单直接的真善美的信息,情绪很容易就被点燃。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奉《甜蜜蜜》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但是陈可辛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那种童话式的感情可能更符合他当时的价值观,而时过境迁,人生事业的诸多挫折让他身上似乎多了一层悲观主义的色彩,他更愿意去拍一些否定、和解构的东西,就好比《投名状》里对兄弟情的悲观,《如果・爱》里一些现实、残酷的人生况味。
在内地,陈可辛曾经历过一段很长的挫折期。彼时,他监制的《十月围城》和《神奇侠侣》都票房欠佳,那时候他马上要开始自己当导演,“陈可辛制作”这个名头不如他想象中打得那么响亮。《神奇侠侣》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有些老了,跟大陆观众的主流想法有些脱节了,那段时间他就特别愿意跟北京工作室的年轻同事交流,甚至会问他们最近在看什么小说、最近什么东西火。
接下来,他把筹码押在了《武侠》上,试图在最传统的类型中打造全新的概念――微观武侠。陈可辛坦言这是美剧《豪斯医生》给他的启示,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也是最玄幻的代表,具有非常奥妙的原理,如果掰开、揉碎来讲的话,应该很符合当代人的想法。
但是,后来摄影并未达到陈可辛团队想要的效果,对于抽丝剥茧的武侠观念的表达,跟想象中有一定距离。以至于后来观众在看到人被雷劈死这个情节的时候,感到非常滑稽。这个桥段其实包含了创作团队对于“理”和“命”这样宏大主题的表达,但却被观众解构了。
当时,对于 《武侠》的评论两极分化、褒贬不一,票房也失利了。恰逢陈可辛的母亲因病去世,各种打击扑面而来。这大概是陈可辛最消沉的时期。
虽经历创作和市场上的种种挫折,陈可辛依然是国内最有创造力的导演之一。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永远漂泊不安的陈可辛还是依然隐隐的存在于他的电影中:譬如《投名状》中包裹于兄弟情深下裸的利益目标;譬如《十月围城》里娓娓道来的,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爱恨与牺牲;再譬如《武侠》里“众生有罪,你我皆同谋”的哲学腔调。陈可辛还是那个认真讲故事,用故事讲自己的陈可辛。
这部《中国合伙人》更是将“大陆梦”做到了极致,大陆的演员,发生在大陆的故事,陈可辛为了更接地气,甚至恶补了一些口头禅,一些歌,一些八九十年代特殊的“北京”风味。他特意找了大陆的编剧和剪辑工作人员,希望能从前后把关;他在北京、天津的旧工厂之间奔走选景;反复思考,讨论当年大陆所流行的音乐......这些,无非都只是希望,能从剧本、表演、剪辑、配乐各个方面更好地诠释那些年,大陆有梦青年的情怀;更好地表达那个,也许正是他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大陆梦”。
也许,有些改变,真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再说一个题外话。在《中国合伙人》之外,其实陈可辛有一部叫做《等待》的电影筹拍了十余年。那个剧本改编自著名华裔作家哈金的同名英文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村少年孔林考上沈阳军医学院,在校时,他按父母意愿在老家娶了淑玉,两人长期两地分居,而在进入部队医院工作后,他爱上了护士曼娜,可是部队医院的一条奇特规定让林孔不能顺利离婚,他和曼娜在等待漫长的二十年后才可能领到结婚证。这个故事包含难以言传的浓烈而含蓄的中国式爱情。
如今《中国合伙人》先于《等待》出炉。而《等待》,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等待中。
香港、泰国、美国、香港、大陆,陈可辛带着自己的电影梦想一路漂泊,一路寻梦。这种漂泊让他敏感,让他不安。他不愿结交朋友,不断寻求改变,甚至在和吴君如有了女儿后都不愿被一纸婚书困住。或许,他的不愿定下,真的只是因为害怕再次漂泊。
在上市这一问题上,哈姆雷特式的叩问也同样存在,最典型者莫过于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对这家机构的创始人俞敏洪来说,上市还是本不该上市,这一直都是个问题。
对于俞敏洪“上市不是新东方最好的选择”的屡次表态,其当年的创业伙伴徐小平日前也公开作出回应。7月29日,某财经媒体刊发的采访文章中,徐谈及,“(俞敏洪)说后悔上市,这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热情的一种撒尿,对中国创业者热情的一种吐痰,建立真正市场秩序的一种误导……”
言辞之针锋相对,似乎重现了以新东方三位创始人为原型的影片《中国合伙人》中的场景:因为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问题上意见分歧,三个朋友数度争吵,甚至在王阳(以另一合伙人王强为原型)的婚礼上扭打在一起。
对于这一针锋相对的言辞,徐小平对采访他的记者解释称,“这才叫真朋友,我要不把他(俞敏洪)当朋友我就不会跟他说这些话。”
不过,问题似乎正出在“朋友”这两个字上,影片中王阳在婚礼现场致辞时就表示,“千万别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别跟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
最后一句是重点,合伙办企业要靠兄弟齐心,但在企业逐步壮大后,以情感为纽带的维系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从这一点看,“人和”的关系势必要被“资合”所代替,现代企业制度的引进及公司治理模式的改变势在必行。台词里面说的很明白——“这个船开出去它停不了,它只能往前。”
而且,上市还能带来诸多好处。比如可使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资本性资金、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增加股东资产流动性、对外收购时可以更方便地用股票作为支付对价等等。
在A股,则更是有着诸多中国特色的好处。一位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就曾经对笔者感慨,自从上市后成了公众公司,自己顺理成章地成了政府官员的座上宾,公司进行项目申请比以前顺畅了,“吃拿卡要”那些烂事少多了,自己的“安全感”也直线上升。
但是,仍有企业的创始人在上市问题上踌躇不前,因为上市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令人生畏的。上市要求公司定期进行信息披露,使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开化,好比“生活在鱼缸里被人欣赏”;上市会稀释原始股东的股权,面临更多的外部监督;受外部力量的牵引,上市还可能会改变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最后一点正是俞敏洪的纠结所在。他坦言,一方面要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保证教学质量同步增长……这种状况就变成一个较难平衡的状态,也是比较痛苦的状态。
这种成长的烦恼实际上普遍存在,国外很多著名的合伙制企业在走向上市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这种焦灼的权衡,全球私募之王黑石集团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时的黑石集团主席斯蒂芬·施瓦茨曼和COO詹姆斯也曾对上市顾虑重重。
金鸡奖和百花奖自改为两年一次颁奖后,常被抱怨参评影片上映太久,评奖时已成了老片子,新鲜感大打折扣。但28日晚的金鸡奖颁奖充分说明,好的电影完全能经受时间的淘洗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两年颁奖还有另一大好处,那就是好片更加集中,29届金鸡奖入围影片《中国合伙人》《一九四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四个昼夜》《萧红》《一代宗师》《倾城》……不论是类型还是题材,都显得异常丰富,直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
与百花奖相比,金鸡奖作为专业奖,不仅仅是评奖标准更加专业化,更重要的是更多幕后创作部门被纳入评奖范围,这也使得金鸡奖颁奖更像是一次行业内的大聚会。所有人的获奖感言都不忘感激团队和合作伙伴,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获奖视为所有主创的荣光。在获奖者的真诚感恩中,电影的特殊属性得以彰显,那就是它是一门需要各部门充分发挥、紧密合作才能创造出最佳作品的事业。也因为此,28日晚的颁奖礼既是一次竞赛结果的颁布,也可视为两年一度的庆功,如此这般,在台上台下反复出现“眼泪与笑声齐飞、感恩并自信前行”的状况就再自然不过了。
感谢伙伴,也感谢敌人
领奖台上,获奖者感谢最多的是创作团队和合作伙伴。
最佳科教片《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总导演上台领奖,表示:“做了20多年的科教片,一直渴望得到中国电影最权威的专家金鸡奖的认可,今天晚上我觉得特别幸运。这个奖是该片创作组每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的。感谢家人和朋友,希望他们分享我的快乐。感谢投资方农影厂,农影厂是有64年历史老厂,出品过2000多部科教片。希望我们这次获奖,能激励农影更多年轻人创造更多更优秀的科教作品。感谢关心这片子的每一位朋友。”
组委会奖《忠诚与背叛》的获奖感言:“向英雄的城市武汉致敬。感谢领导和组委会,感谢八一厂和武汉。将武汉的红色文化转化成影视文化精品,是武汉人共同的愿望。我们会进一步努力,为繁荣影视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再次感谢大家。”
最佳美术片《终极大冒险》的导演孙立军领奖致辞:“感谢评委把这个奖给了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做一部动画电影,少则三年,多则六年。我的动画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为我是电影学院的动画老师,所以我要让我的学生作为主创。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拍出这样一部电影。《终极大冒险》的获奖,会对全国年轻的动画电影追梦人,做一个很好的示范。给评委鞠躬,谢谢你们!”
黄宏除了感激合作方外,还特别感激了四川人民。“《倾城》投资不大,最后一场要拍广场戏,至少需要200人。我们没有经费,我就让制片人贴一个小广告,说黄宏明天给大家表演。结果来了1000多人,他们每个人心里带着伤,却来帮助我们。那天拍完之后我无法演出,这是我欠他们的,以后要补上!”
刘震云感激的是冯小刚这位“知音”,“《一九四二》前面有小说,其实原本不适合拍电影。如果大家看过就知道,那是个调查体的小说,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人物,也没有任何细节。所有电影需要的元素,都没有。为什么要拍成电影?这是小刚跟别的导演不同的地方,他一定看到了电影元素后面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事物的认识。这个剧本如果有点可取之处的话,就是它不是在宾馆里写出来的,是我跟小刚三次沿着逃荒路,在逃荒路上写出来的。”
陈可辛感谢的则是自己的“笔下人物”的原型,“我知道,新东方的俞敏洪老师一直非常反对把他的生活拍成电影,感谢他没有把我们告到法院去。”
黄晓明感谢自己的影迷和敌人,“谢谢‘明教’的影迷们,在我最低潮、面临最多质疑的时候,他们选择一直相信我支持我鼓励我,谢谢!还要谢谢那些曾经质疑和骂过我的人,是他们让我知道我的不足。”
中小成本影片大放异彩
在国内诸多电影节中,金鸡百花电影节以对中小成本影片的关注和扶持独树一帜。本届金鸡奖评选中小成本影片大放异彩,再次证明投资高低不是电影创作的决定性因素。
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的开奖嘉宾、著名导演吴天明说:“任何国家的电影产业,中小成本电影都是基础,电影产业就像金字塔,中小成本是基座,非常重要。”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被授予《万箭穿心》,获奖评语是“该片完整秉承原著小说的精神,有独特的视听处理,对生活的表现更有张力,塑造了在生活漩涡中的悲剧女性”。该片艺术总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谢飞上台领奖,称赞“《万箭穿心》让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延续”。
谢飞认为艺术片只要精打细算,一样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万箭穿心》制片成本400万,电影频道花了200万购买。因为导演是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王竞,学校也投了50万,再加上电影票房和获了一些奖的奖金,基本能回本。”
《万箭穿心》改编自武汉籍女作家方方的小说,头一次当艺术总监的谢飞自买下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后,整整花了三年才找到投资,他亲自挑选主创,终于完成了这部影片的创作。谈及今天的电影创作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创作的区别,谢飞说:“那时文学是电影的主要素养,很多好的电影都来自文学改编。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读小说,我自己的《黑骏马》《香魂女》《本命年》都改编自小说。现在大家读的少了,电影也比较单薄。我希望找些比较好的小说来拍电影。”
和《万箭穿心》相比,黄宏更有理由感谢金鸡奖评委。“《倾城》只有300万投资,但却给予五项提名。而且没有局限在小成本评奖,而是纳入了大成本评奖。这是告诉我们,电影业可以以小博大。”黄宏自编自导的《倾城》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他认为好的电影情感最为重要。黄宏曾参加中央慰问团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他在飞机上创作了一个喜剧脱口秀,但同时也担心,这是在山区表演喜剧,观众能不能接受?谁知演出开始,他刚刚登台,台下掌声雷动,观众欢呼雀跃。“我在台上站了一分钟没说出话,那时我感受到四川人民的勇敢和乐观,那时我意识到,悲剧也能喜唱。我们离开什邡那一天,四川人民排了一公里的队伍欢送,他们一边招手一边流泪一边鞠躬,我才知道带着笑容的泪水是最动人的情感。”
获得最佳故事片大奖的《的四个昼夜》投资也只有800万,获奖后,该片导演陈力上台分享喜悦:“我们这个片子已经发行了两个月,十天前票房突破5000万——要知道,我们每张票才卖20-30块钱。这说明主旋律电影是有观众的,只要创作者认真去拍。我们的发行方华夏电影公司老总谷国庆说,年底要争取突破一个亿,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第一次和再出发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主演谭鑫培是武汉人。武汉与中国电影的第一次息息相关,这次在武汉颁奖的金鸡奖,也有很多个与“第一次”的巧合:黄晓明第一次获金鸡奖提名;张国立主持过数台金鸡百花电影节晚会,但却是第一次提名金鸡奖;岳红则相反,她是两届金鸡奖影后得主,今年却是第一次主持电影节晚会……
赵薇第一次当导演拿到导演处女作奖,她很开心:“第一次做导演就得到专家的认可、观众的喜欢,很高兴。演了那么多戏,我还没入围过金鸡奖的演员奖,反而是我导演的电影的女主角(杨子珊)入围了,这一切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当导演对我来说,我从来不觉得是一种折磨。我每一天特别享受我做的事情,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对于导演和演员这两种身份,赵薇的未来打算是:“我已经回去当演员了。其实我对当演员还是不太满足——虽然我是靠角色被观众认可,我当演员也有一些票房比较高的电影,但我觉得我还能再好一点。”
关于“再好一点”的具体含义,赵薇解释到:“我其实也没有对自己当演员特别不满意,就是觉得我还有潜力,想知道自己到底可不可以,我总觉得还没有到特别淋漓畅快极致这样子——有时候一部电影里的几场戏或者十场戏有这种感觉,但不是全部。我希望有部戏整个戏都有这个感觉。”
做导演的周期比较漫长,这跟演员不一样,这也是赵薇不会轻易答应执导一部电影的原因。“我先想演一两个好角色再说。要不然三部戏一导,我就快60了。”赵薇明确表示,“我不会自己导自己演。”她半开玩笑,“我要培养些新人出来。”
赵薇正在拍摄的新片是关锦鹏导演的《放浪记》(暂定名),赵薇大方透露自己在片中的角色:“电影里我演的是一个写文字的。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一贯演那种对别人比较好的、愿意帮人忙的角色,但这次我演一个心机很深的女人,认识我很麻烦。角色有点反面,所以我很期待。”
除了第一次和金鸡奖结缘的创作者外,本届金鸡奖的获奖者,还有一些将此作为自己再出发的起点。王庆祥凭借在电影《一代宗师》里的出色表演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他表示:“今天真的很激动。搞电影的人,尤其演员,挺重视这个奖。说心里话,我本来有提名就知足了。我年纪大了,有提名就挺好。来了武汉以后我有点不知足,真想抱着这只‘鸡’,今天抱起来了,我特别高兴。我把这个奖项当作新的起点,我的梦想是希望今后戏越演越好,而不是越演越多。”
谢飞已经多年没有导戏,《万箭穿心》的获奖,还有吴天明导演的榜样力量,让他重新又有了回到片场的打算。“我71岁了,本来想把书教好就行了。这次金鸡奖,我看到吴天明比我大,还拍了《百鸟朝凤》,还在坚持第四代的现实主义传统。我就想,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好的小说,能改编成有艺术价值的剧本,如果可以,我也可以重新执导拍片。”
张国立与黄晓明同获最佳男主角奖,两人并肩站在台上,张国立语重心长对身边的小伙子说:“晓明是非常努力的孩子,说起来你拍了很多戏,但比起我来,你的电影路没走多长时间,我拍了41年电影——比你的年龄大。所以在此期望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拿最佳导演奖的时候,陈可辛坦言:“《中国合伙人》无论有没有拿奖,无论票房多少——现在说虽然有点马后炮,但是真的,我拍完就觉得,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戏。最喜欢不代表它好,也不代表满意,就是拍的时候最有个人的感觉。这部戏在我事业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前面几部戏都不是太好的票房的情况下。”拿到最佳故事片奖以后,陈可辛再次来到台上,“我刚才忘了谢谢,没想到还有一次机会。我已经紧张到手发麻。拍《中国合伙人》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它给了我一个信心,让我回到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回到这么一个氛围当中,谢谢观众。”
激动之后最轻松
站在台上,获奖嘉宾屡屡或因紧张或因激动说不出话来和语无伦次,甚至黄晓明,在台上数度哽咽。但走下台后,心情稍稍平复,大家会复归平静轻松,尽情享受事业巅峰的这一刻。所以金鸡奖后台的新闻室,恐怕是整场颁奖礼最轻松愉悦的地方。每位获奖者都会在领取奖杯和证书后,来到这里接受全国媒体的采访。
在全场媒体的“逼迫”下,好几位获奖者当场用免提给“获奖后最想报喜的人”打电话。猝不提防之下,浓浓亲情带来各种意外和惊喜,令新闻室笑声一片。
最佳女配角王珞丹打电话之前就说,“自从我入围了,我妈就特别惦记这个奖。现在她每天在家打扫卫生都要擦奖杯,这是她做家务的动力。我担心这奖杯拿回去会给她擦碎了。”
电话刚刚接通,王珞丹就急忙通风报信:“妈妈妈妈,这边有好多媒体,我用的是免提。你懂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你看直播了吗?”“我没有,我也不知道。”“哦,我没得奖。”妈妈的声音略显失望,“没关系,继续努力。”王珞丹大笑:“妈,不好意思,我得奖了,你女儿太优秀了。”“啊,真的啊?”妈妈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几度……
赵薇在给丈夫打电话的时候,全场媒体得到一个突然的惊喜——赵薇的女儿突然在电话里插话:“恭喜妈妈!”奶声奶气。可想而知,此时的赵薇有多么幸福。
拍照时,黄宏举起金鸡奖杯狂亲。记者问他:“为什么别人亲金鸡都亲鸡头,你亲鸡屁股?”黄宏乐呵呵:“鸡屁股更有味道。”
奖杯和证书代表沉甸甸的荣誉——对有些获奖者来说,“沉甸甸”是真沉,不是比喻。所有获奖者当中,刘震云算是离影视界最远的。“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好作家,但不是一个好编剧,我总共就写过三个剧本,《一地鸡毛》《手机》《一九四二》,正好都是跟小刚合作。”领完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就把奖杯和证书顺手放在了地上。来到后台,接受采访时他更是死活不愿拿着奖杯和证书,“太怪了太怪了”。
陈可辛则是不愿放手。电影节期间武汉一直阴雨绵绵,偏偏最后一天放晴,气温一下子上来。西装革履的陈可辛在闭幕式晚会现场热得出汗,来到后场,更觉闷热。他拿着奖杯和证书站在台上,后台主持人英壮看他辛苦,要把证书接过去,陈可辛却把奖杯递过来。英壮好心提醒:“拿着奖杯拍照好看。”陈可辛摇头:“证书我拿着,我还可以当扇子。”后半程采访,陈可辛一边用手中证书扇风,一边回答问题。
和很多获奖者一样,黄晓明也被媒体逼着打电话报喜,他双手一摊:“我没带电话。”表演自然流畅,完全没有痕迹。媒体说可以借给他,他接着讨价还价,终于从最初的打给杨颖,改成打给妈妈。黄晓明旋即从口袋掏出手机,媒体哗然,他立马做大惊失色状:“哎呀,我真的带手机了!”表情转换自如,声线富有感染力——不愧为最佳男主角奖获得者。
狂喜之下,不少人会自我爆料,主动分享诸多秘密。王珞丹说:“出门前我妈说要谦虚,不要显得特别牛,最保险的回答是:入围就是肯定——告诉大家,其实我撒了好多年的谎。每次入围我都特别想得奖,我为每个角色都是真心付出。”
最佳女主角宋佳说:“挺激动。大家知道,演《萧红》我提名几次了,一直没中,今儿轮到我,挺圆满的一件事。我是31岁,遇到30岁的萧红,我们都是东北哈尔滨姑娘,今天得奖我心满意足。不过,我跟萧红除了都是哈尔滨人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俞敏洪在广雅中学的演讲
以自己的“囧事”鼓励学子“相信梦想”
“人大致可以分成四种,不会读书但是会做事,不会做事但是会读书,会做事又会读书,不会做事又不会读书。前三种人里面都有伟大的诞生,所以如果不会读书也不要紧,不要放弃自己。但千万不要做第四种人。”
“《中国合伙人》这个电影就是根据我们创业的经历写的,男主角成东青也是以我为原型。”“别人考北大用一年,我用三年,多花点时间,成绩就出来了。”昨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为该校学生和家长做了一场题为“相信梦想”的讲座。“老俞”妙语连珠,毫不吝惜地与学生们分享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囧事”与失败,并以人生经历鼓励学生:成功并不取决于智商,而取决于坚持和努力;不要执着与他人比较,而是聚焦在自己的进步。
说成功:“智商不如别人没关系,多花点时间”
“人的智商是有差别的,但是你可以持续努力。别人一年考上北大,我考三年,我比别人多花两年时间。有时候你多花点时间,成绩就出来了。”
正如电影中所描述的,他进了北大之后“备受打击”.俞敏洪描述,自己进北大的时候,普通话不会说,英语更不会,运动文艺活动都不会。“我唯一会的就是游泳。游了一个来回之后,体育老师哈哈大笑说从未见过一个人狗刨这么快。”他只能想方设法将成绩搞上去。
俞敏洪说,自己每天起码比别人多学一个小时,结果期末的时候排名还是最后10名。“想谈谈恋爱吧,没人看上我。就这样到了大三,你说我有多么郁闷。”
一个国庆节,俞敏洪跟同学出去喝酒之后,吐血了。医生一查就发现是传染性肺结核,休学一年治病。“电影里面说我是因为追女生被感染了肺结核,其实不是的,我大学期间都没谈过恋爱。”因为努力学习和心情抑郁导致了肺结核,他也有所醒悟。“大三,我觉得我肯定是追不上自己的同学了,我就对自己有两个要求:第一,我每门课都要及格,要顺利毕业;第二,我要坚持努力。”
俞敏洪说,自己做事情的哲学就是坚持努力。“最重要的是不放弃,你永远不知道未来的人生有什么好事在等着你。”他说,自己把每天做的事情分成两块,一是做有意义的事情,二是做让自己进步的事情。“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在积少成多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