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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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管理范文第1篇
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下，证券法律法规得到了完善，证券市场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影响证券市场股价的重要因素――企业盈余信息，对企业盈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企业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得到了企业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研究和关注。文章基于企业发展的成本收益，在分析企业融资需求和融资约束情况能够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影响的基础上，应用上市中小企业数据对融资需求、融资约束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证分析。
一、融资需求、融资约束与盈余管理关系分析研究
（一）数据信息来源
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具有防范风险能力较差、发展规模较小、融资发展受各种限制的特点，因而在企业发展管理的过程中存在更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文章以2008-2015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融资和盈余管理关系问题展开研究，最终获得了703个公司数据信息，剔除了无效的数据信息之后总共获得了2260个年度数据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winsorize处理分析。（核对了是703家公司 中包含的2260种（个）年度数据信息）
（二）数据模型和变量说明
融资需求、融资约束与盈余管理关系数据分析模型具体如（1）所示。在考虑企业实际盈余管理各项活动在操作时候存在抵消的可能，将三种真实盈余信息管理手段进行计算合并，计算公式为：实际盈余管理 = 实际生产操控 - （实际销售操控+实际费用操控）。通过公式的应用有效解决了真实盈余管理问题。
EMi-t=a0+a1FCi-t+a2FNi-t+a3FC-FNi-t
+a4Inceni-t+a5Sizei-t+a6Growthi-t+a7Loani-t
+a8Agei-t+a9Big4i-t+∑ind+∑year+εi-t（1）
文章选择进行数据分析的控制变量有公司发展规模、公司发展成长、公司负债水平、公司的成立时间等。通过控制变量来控制融资能力对企业融资需求和融资约束之间的影响，进而加强对不同年份和行业的控制。
二、融资需求、融资约束与盈余管理关系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所选取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具体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以发现真实销售操控与真实生产操控的水平基本与此一致，但是真实费用应用操控水平比应计盈余管理的均值低。因此可以发现企业在采用应计和盈余管理的时候在工作的具体操作中有所区分。融资约束指数中位数是-13.9626，要比上市公司SA指数中位数小，可见我国非上市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
（二）相关性分析
各个变量的 pearson相关系数具体如表2所示。根据表2可以发现应计盈余管理与各类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关联，应计盈余管理与各类真实盈余管理最小的相关系数是0.146。融资约束与其他各类盈余管理在 5% 水平上时候的表现更为显著。融资需求与融资约束的、各类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都较差，融资需求和应计盈余管理在10%的水平上显示出了较为明显的差距。
（三）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公式（1）得到的回归结果具体如表四所示。根据表四可以发现，融资约束和各个盈余管理之间的回归系数效果在1%水平上表现最为显著。因此可见，融资约束对于真实销售操控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回归系数在-0.0461，在1%的时候回归效果显著。经过对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融资约束对于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比较小，回归系数仅仅有-0.0295，可以确定企业发展的应计盈余管理成本费用比较低。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操控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发展，总体上的操控成本费用比较高。对于这种情况，企业在进行融资的时候需要选择放弃操控成本比较高的真实盈余管理，转而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根据表四可以发现企业融资需求对各类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影响显著，均为正，即融资需求越高越容易增加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融资需求和融资约束之间交乘项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是-0.0161，符号上和基本的预期保持了一致，但是t值只有-1.17，总体上的显著水平比较高。
三、融资需求、融资约束与盈余管理发展建议
文章通过构建融资影响下的盈余管理决策函数，分析了不同融资环境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影响。通过企业盈余管理决策函数可以发现，外部投资人能否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和融资治理作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市场融资参与者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及时发现，并根据盈余管理行为予以相应的处罚是减少企业机会盈余管理的重要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完善金融银行内部的控制制度，加强相应的风险评估机制。在企业融资发展的深化改革下，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信贷市场多元化。第二，建立权益融资监管体系。公司融资盈余管理需要加强必要的监督管理，通过监督管理的实现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在根本上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第三，提升企业融资管理信息的市场透明度。企业融资管理活动的开展需要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下进行。企业管理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上市公司在市场发展的可信度，从而加强投资者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信心。金融股票市场透明化发展的同时还需要相应监督机制的规划。为此，需要国家建立和融资发展相对应的惩戒机制，对于融资中通过增发、配股行为而达到融资目的的各种盈余操控管理行为进行相应的惩处。第四，从财务管理发展角度规范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在企业盈余发展管理中，需要对不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治理方法。企业有关部门还需要协调配合完善会计准则，应用完善化的会计准则使企业融资管理和不断发展的经济相匹配。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多变，还需要制定一种新的会计准则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在最大限度上防止企业利用会准则中有疏漏的地方进行盈余管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盈余管理、外部融资需求分析构建了融资影响下的盈余管理决策函数。经过对函数的分析考察发现，融资治理作用和外部投资者能否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密切的关联。市场参与者在发现盈余管理行为并进行惩处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动机。为了更好的规范企业的融资管理，需要相关人员加强银行内部控制系统建设，通过风险评估体系的应用及时发现和把控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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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朝辉，周宗放. 融资需求驱动下的盈余管理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J]. 管理评论，2016（0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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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乐媛，周轶英. 经济新常态下中小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与盈余管理[J]. 商业经济研究，2016（04）：192-194.
融资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融资偏好；资本成本；融资成本
1引言
一般来说，公司的融资途径分为内源融资(内部积累)和外源融资两部分，外源融资又分为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两种。Myers和Majluf（1984）提出了资本结构的啄食顺序理论，认为企业要为自己的新项目进行融资时应遵循啄食顺序原则：首先是内部股权融资(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外部股权融资。这一原则已被西方国家企业的融资实践所证实，但是我国企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融资结构顺序和融资偏好。我国上市公司则普遍具有股权融资偏好，表现在融资首选配股或发行，次选才是债务。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这一逆向融资机制的原因，国内学者从各个角度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如冯根福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公司的盈利能力、企业规模、控股股东等；苏醒、谭晓琢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分割的股权结构决定了股权融资偏好；连建辉、钟惠波认为上市公司控制机制的错位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扭曲是产生公司股票融资偏好的根源；宋琳、刘百芳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资本成本的内涵存在制度性的割裂。
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背离“啄食顺序理论”的因素正如以上学者所研究的有很多，但直接原因是对资本成本的内涵认识偏差以及在股权资本成本的软约束下股权融资的成本相对较低。
2资本成本内涵认识的偏差
(1)对资本成本理解偏差。
目前关于资本成本最权威的定义是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给出的：“资本成本是商业资产的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的经理把资本成本作为评价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最低回报率。”
而在我国大多数的理财学教材则是从使用代价角度来界定资本成本的，普遍认为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包括资金筹集费用和资金占用费用两部分。虽然，有很多人也逐渐认识到:①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对投入企业的资本所要求的必要收益率；②资本成本的本质是机会成本。
但总体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实践中，人们对资本成本的认识往往基于表面，只注意到那些企业支付出去的、有形的成本，忽视了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率。把公司管理者的支付义务误当作投资者的回报权利，歪曲了资本成本的本质，抹杀了投资者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令人误以为公司管理者才是资本成本的最终决定者。
（2）对资本成本内涵认识偏差制度分析。
投资组合理论和CAPM模型揭示了资本资产的风险与投资者的必要报酬率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必要报酬率资本成本，筹集占用费资本成本或者资金成本却是我国制度转轨过程中的独特产物。其本身也正在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与规范的过程。换言之，目前我国对资本成本内涵认识的偏差正是我国企业改革路径变迁的产物。
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长期财政性拨款造成的“政企不分”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资本成本。1984年我国实施了“拨改贷”改革。此后，国有企业开始考虑资金的筹集费与占用费了。但这种所有者缺位情景下出现的筹集占用费资本成本与成熟资本市场上的必要报酬率资本成本毫无共同之处。由于提供贷款的银行没有市场化，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最终所有者都是国家财政，企业自然肆无忌惮地追逐银行资金。筹集占用费资本成本显露出其软约束的一面，这种软约束终于使国有银行不堪重负，国家不得不为国有企业寻求新的融资渠道。1990年我国深沪证券市场成立，从国企演变来的上市公司又顺理成章地把从股市里筹措的资金当作国家无偿补充的资本金看待，使得筹资异化为圈钱，以致股权资本成本的约束力还不如银行贷款的约束力。这样股权融资对经营者的软约束状态，与现代财务理论中具有硬约束性的必要报酬率资本成本迥然不同。
3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软约束下股权融资的成本相对较低
按照现代财务理论，股权资本成本有如下几种计算公式：
（1）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一些严格的假设基础上得出的，在实际运用中被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的投资评估与基金管理。它的内容可简单表述为：普通股的预期收益率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风险补偿，用公式表示为：
Re=Ri=Rf+βi(Rm-Rf)（1）
其中，Ri为预期报酬率,Re为普通股资本成本，Rf代表无风险报酬率，Rm为市场组合预期收益率，βi为风险资产对市场变动的敏感性。
（2）债券收益率加风险溢价法。其公式为
Re=长期负债利率+风险溢价（2）
（3）股息率加固定增长率
Re=D1/P0+g（3）
其中：g表示股利增长速度，D1表示第一年预期股利，P0表示股价
有以上公式可以推导出一个经常用的公式：
P0=D0(1+g)/(Re-g)=D1/(Re-g)
上述现代财务理论界所通用的三种股权资本成本的计算公式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种计算思路：公式（1）和公式（2）计算的是站在股东投资者的角度所要求的资本市场投资的风险报酬率。公式（3）既是投资者的回报率，也是公司管理者所实际支付的股利等费用。为了与真正的资本成本相区别，以便更好地揭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选择，本文在此把从管理者角度出发计算的“公司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称为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是从公司管理者的角度计算融资代价的，是公司管理者再融资时实际考虑并实际付出的成本;而资本成本则是从公司投资者的角度来衡量的必要收益率，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具有强烈的资本成本意识，能够坚持自己的投资权利，就可以对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约束，这样，资本成本与融资成本就会趋于一致公司管理者在再融资时必然直接考虑的融资成本就等于资本成本;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融资成本与资本成本就完全不相等。如果公司处于一个非价值投资型的资本市场上，即投资者对价格差价的追逐远大于获取价值回报的愿望，那么投资者的资本成本对于公司管理者而言就是虚的，或者说是软约束，这时股权的资本成本和融资成本就会严重割裂。这样，公司股权融资的融资成本也会远远小于其股权资本成本，甚至可以为零。例如，在目前我国就是这样属于一个非价值投资型的资本市场。
4对策与建议
(1)上市公司应当逐步树立资本成本理念。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股权资本成本不具有硬约束性,使得股权融资成本十分低廉,因此股权融资成为上市公司的首选融资方式。然而,股权融资的这种过于低廉的成本只是一种短期现象,随着我国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和规范,这种状况终究会改变,股权资本成本最终将成为一种硬约束。而短期过快的股本扩张会对公司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股权成本以及对经理人员的监督管理造成负面影响,并可能导致公司业绩产生不良变动。因此,上市公司应及早建立资本成本理念,促进企业树立为股东创造市场价值的经营理念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实现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2)加大流通股投资者投资理念教育,发展机构投资者。
目前,我国流通股投资者大多为自然人投资者,他们通常重投机轻投资。这种追逐股票差价而忽视股息回报的投机行为，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缺乏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的股权资本成本硬约束,造成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融资成本总体偏低。在此条件下,公司管理者毫无约束地增资扩股,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因此,必须加大教育投资者的力度,促使投资者投资意识的真正觉醒。另外,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仍占少数,因此,应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在持股较多的情况下可以参与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有效抑制上市公司少分红多圈钱的行为,此外,它也将有助于二级市场形成良好的投资理念。
(3)建立约束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有效资本市场环境。
有效资本市场环境对于约束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有约束作用,市场化的融资成本对企业也有约束作用,因此,对上市公司融资的市场环境进行改造是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上市公司之所以认为股票融资是一种没有成本的融资方式,是因为发行市盈率定得太高和股票分红太少。因此,一方面要改革发行方式,最终要实现由投资者和融资者在充分竞争条件下形成发行价的定价机制;另一方面,证监会有必要规定那些要配股或增发的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比例。另外,发展多样化的上市公司直接融资方式,如发展债券市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没有能和股票市场获得同步发展。此外，建立证券市场强有力的退市机制制。
参考文献：
［1］宋琳，刘百芳.从资本成本内涵的割裂看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选择［J］.当代财经,2005,(12).
［2］陆玉梅,何涛.论资本成本与融资成本的关系——上市公司股权再融偏好解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5,Vol.23,No.6.
融资管理范文第3篇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点。80年代末,我国证券市场正式成立后,改制上市成为国企改革最有效的途径,证券市场也成为国有企业最主要的融资平台。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在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下普遍患上了“资金饥渴症”,再融资冲动心理越来越强,融资数量也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一些公司相互攀比的不正常情况(刘天明,2005)。大量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应该尽可能避免采用股权再融资方式筹集资金,以减少对公司价值产生的负面影响;应该积极采用内部或债权再融资方式进行融资,以增加企业价值。成熟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已经较少采用股权再融资方式进行融资,如美国自1984年开始,上市公司普遍大量回购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但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却对股权再融资方式偏爱有加,而且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
二、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现状分析及成因
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在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的选择上更为灵活多样。上市公司公募资金后,其后续发展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要看企业再融资的能力。从1998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再融资的热衷,笔者利用经验数据分析后发现,随着监管审核政策的调整,上市公司往往阶段性地表现出对某一类再融资工具的偏好。基本上,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普遍表现出股权再融资偏好
上市公司一直以来偏好于股权融资,相对忽视债务融资。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的统计,从1991年至2002年2月,我国A股市场共筹集资金5951.9亿元,其中配股和增发资金2056亿元,占总筹集金额的35%。配股、增发在我国上市公司筹集资金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表1所示,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比例低于国外企业的经验数字。
造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主要有:
1.股权融资成本偏低——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原因
融资成本高低是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选择考虑的重要方面,我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相对成本的高低。在规范的资本市场,股权融资成本Ks可计算如下:Ks=tD/[P(1-f)]+g
其中,t为公司平均股利发放率,D为公司的盈余水平,P为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f为融资费用率,g表示公司的预期股利增长率。
虽然我们对此无法精确计量,但可以以筹资当年每股股利/每股净筹资额(即tD/[P(1-f)])为当年权益资本的资金成本加以考察。目前,我国股票二级市场的市盈率一般在30-50倍之间,取中位数40计算,但因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新股的价格要低于股票的市场价格,据统计平均配股价/市场价约为0.8,则配股市盈率为32。从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来看,股票的发行费用率约为1.05%,通过计算得出当年权益资本的资金成本为t×3.16%。由于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较低,并且我国上市股利增长率过低,导致权益资本成本极低,低于债券融资利率,更低于银行借款利率,这是上市公司为何对股权再融资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
2.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股权融资偏好的深层次原因
一方面,我国现有上市公司中大多数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在经过一系列的“放权让利”改革后,都呈现出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治理特征(吴敬琏,1995;张春霖,1995)。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致使失去控制的内部人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价值取向选择融资方式并安排融资结构。而经理的个人效用依赖于他的经理地位,从而依赖于企业的生存。一旦企业破产,经理将失去任职的一切好处。如果采用债务融资,不仅会使管理层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而且会提高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甚至破产的风险。另一方面,负债的利息采用固定支付方式,负债的利用减少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从而削弱了经理人从事低效投资的选择空间、限制了经营者的在职消费。因此,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再融资行为的选择上,必然会表现出厌恶债务融资的倾向。再者,由于“内部人控制”的存在,上市公司的外部股权再融资行为的决定以及与股权再融资成本密切相关的股利分配方案的决策,都由上市公司管理层控制,既然股权资本几乎是无代价的取得,上市公司管理层就会产生股权再融资偏好,从而尽可能充分地享受任职的好处。(二)2001年前偏好配股融资,2001年后增发受到青睐
政策的指引和不断变化影响着三种再融资方式的发展方向和活跃程度,使配股、增发、可转债每年的发行家数和筹资额此涨彼落。
如图1所示,2001年以前配股融资筹资额远远大于增发筹资额,尤其是1999年以前,差距更为显著。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是在1998年才开始的,而在当时配股的融资额高达增发融资额的10倍。之后到2000年,增发有所增长,但160多亿元的融资额仍远远少于当年达到高峰的配股融资额519.45亿元。2002年配股筹资额骤然减少,只有56.61亿元,不足增发的1/3。2003年配股略有增长,增发略有减少,但融资额远不比前几年。
经过分析,笔者认为,上市公司对配股和增发的选择和偏好主要来自于制度因素的影响:
从1999年到2001年之间,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配股的经营业绩要求有所下降,但对公司业绩质量的要求却提高了。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方法的变化,导致上市公司无法依靠非经常损益进行盈余管理争取配股资格的途径。所以,很多上市公司放弃了配股再融资的方式。而相应地,证监会对增发的业绩要求却很低,导致2001年以后增发逐渐代替配股成为主要的再融资方式。但2002年,由于投资者的广泛质疑,增发发行一度停顿,随后将申请增发的公司近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要求提高到不低于10%,且最近一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使增发成为绩优公司才能使用的再融资工具。
(三)2003年可转债融资成新宠
1.2003年可转债融资情况
2001年陆续颁布《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为我国上市公司较大规模地发行可转债铺平了道路。在此背景下,许多上市公司宣布发行可转债。到2003年,可转债融资倍受青睐,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新宠,全年筹资额达到180.6亿元。
融资管理范文第4篇
（一）政策分析——长期的“奉献型”三农系列政策造成三农资金日趋缺乏，农业基础十分薄弱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典型的很不合理的重工轻农的奉献型三农政策体系。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奉献型的价格政策。即通过“剪刀差”价格方式，转移农产品价值。有资料表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国农业就为城镇工业化建设提供了近8000亿元（人民币。下同）的原始积累，它甚至超过了当时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到了90年代末，在我国工业有了相当基础的情况下，“工农剪刀差”现象依然存在。据中国农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测算，仅1994年一年的“工农剪刀差”，就让农业奉献了760亿元。至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2、奉献型的财政政策。即国家实施长期的超低的农业投入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低于国际最低标准。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NP300-1200美元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农业的比例应在10％左右。但我国长期以来远远低于这个比例：1994年为2.2％，1995年为2.3％。虽然以后每年都有所增长，但都远在10％以下。联合国粮农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农业研究的投资量不能低于农业总产值的0.6％，但我国很长一段时期都在0.4％徘徊。（2）低于自我规定标准。从有关统计资料看，我国对农业的投入存在明显的执行性忽视现象。如我国《农业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实际上，除了“一五”、“二五”、“四五”、“七五”期间以外，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都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农业法》的要求。显然，我国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呈现出明显的非持续性的特点。又如，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要占国家计划内投资的18％（或以上），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比例。不仅如此，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严重的农村资金财政流出的现象。如从1990～1998年，农村资金通过财政渠道流出高达6841.68亿元。这还不包括农村预算外资金与乱收费项目。
3、奉献型的金融政策。主要表现为信贷资金的明显非农化倾向。长期以来，城乡信贷资金与农村信用社资金的贷出结构呈现明显的非农化倾向。比如，在90年代，农业与农村部门GDP占据全国GDP的半壁江山，但国家银行系统给它的融资仅占总融资的七分之一左右；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的80％来自于农民的储蓄，但是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占其总贷款的比例却由1990年的46.1％下降到1995年的21％，其后也无明显好转迹象。有关统计表明，从1990～1998年从农村金融渠道流出的资金达到3415.7亿元。
4、“忽视型”的农民政策。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待农民问题的政策上，客观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宣传性重视与经济性忽视的二律背反现象。这种现象集中表现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经济上不要”的“三要行为”。经济上的“不要”主要包括政策性忽视与执行性忽视两大方面。（1）政策性忽视。一是长期以来实行重城轻乡的“二元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这方面的福利程度、保障范围以及国家投入方面，城乡相差悬殊。例如，1990年国家用于这方面的投入，城乡人均之比为29∶1；以后有所改善，但城乡差距依然十分悬殊。二是农工有别的金融信贷政策。长期以来，农民极难获得必要的银行贷款，尤其是农民从事农业方面的贷款。直到最近几年，才在一些地区出现对农民的小额信用贷款。即使在这些地区，有关调查表明，穷农民还是很难获得贷款。三是农产品的价格歧视，如前所述的顽固的价格“剪刀差”现象。（2）执行性忽视。这主要是指一些地方政府和执行部门对执行中央三农政策的折扣与走样。尤其是表现在对农民的减负政策上。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概括起来，集中表现为两大现象：一是“对策现象”，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四乱现象”，即“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大行其道，屡禁不止。这些忽视性政策或行为直接或间接带来的结果是：农民支出增加，负担加重；积累减少，创业启动资金缺乏。
（二）产业分析——低值性高风险的农业特点，导致农业的投资动力不足
农业是一个天生弱质的产业，其弱质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性和农产品普遍的低值性。这些特点直接导致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农业的投资动力的普遍不足。
1、农业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直接导致投资农业的高风险性。与工业、服务业相比，农业对气候等自然性因素的依赖尤大，而这些因素迄今为止人为控制十分有限。我国又处于比较典型的季风气候带，旱涝频繁，灾害性天气发生率高；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土地等资源的抗灾御险能力低。因此，这就更增添了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
2、农产品的低值性直接导致投资农业的低效性。笔者在此所谓的低值性是指由于农产品的低附加值、低供求弹性、非商品性所带来的低效用价值的属性。（1）低附加值导致投资利润低。农产品一般是需求量大的初级产品，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宽加工与深加工明显不足，导致其附加值的普遍低下。这种情况下，投资农业极有可能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2）低供求弹性、非商品性加大了投资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许多农产品尤其是粮油棉产品的市场开放度低而且供求弹性小。如果产量大幅度增长，现实中其产量增长的幅度往往赶不上其价格下降的幅度，这也就是我国近些年来农民常常遇到的增产不增收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农产品供不应求，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可能又赶不上产量下降的幅度，因为最主要农产品具有非商品属性：它们的变动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稳固，从而国家必然采取相应的行政干预政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对这种情况的干预更加有效。
3、农业技术的低保密性导致对农业技术研发投入的热情不足。加入WTO以后，对农业技术的投入不在限制之内。但是投资于农业技术，本身就存在一个障碍，那就是农业技术本身的保密性低，很容易被他人无偿利用。由于农业是开放式的大田生产，且生产者又是由千家万户的农户组成，这种生产方式使得科技成果的保密成本明显加大。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农村技术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农业知识产权体系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或其他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将驻足不前。
（三）环境分析——我国国内的信用现状与加入WTO后面临的剧烈竞争加大了农业投资的困难
1、现实的信用欠佳状况是农业信贷不足的重要原因。（1）部分农户的信用存在问题。农村市场普遍存在农户数量大、分布广、居住分散的特点，而信贷机构如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少，对农户的资产负债、道德信用等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出现了一些赖帐或资不低债的情况。（2）一些基层组织甚至政府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信用、信誉问题。如农村基金会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农村基金会居然相继出现农民的储蓄存款不能兑现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贷款仅由乡镇个别领导一纸白条的所谓担保完成的，也有些贷款是由政府出面担保完成的。而这些所谓的担保，既没有公共财政作保证，又缺乏对担保项目的必要的调查和评估。结果，相当比例的贷款不能按期还贷甚至完全丧失还贷能力。这样的例子在内陆省份绝对不是个别现象。上述情况对农村信贷机构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2、加入WTO后我国农业面临的短期冲击可能加剧农业投资的困难。WTO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在短期内，可能弊大于利：国外的强势企业的涌入会对我国包括农业在内的弱势产业、行业造成强烈冲击。（1）大宗农产品受到重大影响。如我国的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国内市场批发价比进口到岸价高出10％-30％，入世后国内市场一开放，那么这些产品的主要产区如吉林的玉米、黑龙江的大豆、新疆的棉花的生产将受到严峻的挑战。相应的投资可能大幅萎缩。（2）农民的收入和就业将受到明显影响。据农业部2002年2月27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我国的入世将剥夺农村2000万个工作机会。这也必将明显影响有关机构与组织对农业的投资。
二、加大我国农业资金投入的对策探讨
（一）宏观层面——确立和完善以国家为宏观主导的多元化扶农投融资体制
党和政府要强化制度创新，建立和用足“扶农金融绿箱、黄箱政策”。所谓“扶农金融绿箱、黄箱政策”，意指在资金上保护、辅助、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具体说，在解决农业投融资问题方面，要确立和完善以国家为宏观主导的多元化扶农投融资体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四个基本投融资指向：
1、大力增加国家投入。即转农业奉献型政策为农业受哺型政策，切实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依据目前的情况，无论是依据历史状况还是按照国际惯例，我国对农业的投入都还有很大的上调空间。加大国家投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增加国家、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农村电力、水利、交通、环保等公共物品、基础环境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加强病虫害防治、农产品的检验检疫以及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根据WTO有关条款，这些方面的国家投入是规则所容许的（亦即绿箱政策）。我国必须把这堂课补足补好。（2）加大政府对农业政策性补贴的力度（即建立和用好黄箱政策体系）。我国要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6.4条款的“微量允许”等有关内容，以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不超过农产品产值10％的范围（我国为8.5％），再依据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产品的实际情况，确定我国农产品价格补贴、投资补贴、和投入品补贴的政策体系。目前，按照世贸组织规定的计算方法，我国的农业综合支持总量不到5％的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我国的入世谈判规定“黄箱”补贴不高于农产品总产值的8.5％，而我国目前的相应补贴不到2％。按照当前我国农产品产值和补贴情况测算，我国还有1500亿元左右的补贴空间。在当前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继续对其农业予以大力补贴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切实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这种补贴应该是多方位的，补贴的结构与方式必须改革。如国家可以给农产品更宽的价格支持政策；可以减免税收；可以建立农业保险体制；可以成立政府直管的农业信贷公司，为从事农业的农民提供全方位的资金信贷支持等。（3）当前，应尽快建立农业结构调整基金体系。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运用科技、瞄准市场搞好产业结构调整。但是，调整需要大量启动资金。在当前农民的困境与国外强势农业压力的情况下，国家必须予以支持，即建立国家直接管理的农业结构调整基金体系。它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信贷基金。即为农民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的低息和无息信贷资金。二是补偿基金。也就是提供给农民的因结构调整而使农民当前利益受损的补偿资金。（4）指导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资本供给。这里关键是制度、体制创新的问题。要尽快建立与完善农业信用担保机构，大力发展农业贷款保险业务，从而为商业银行扫除进军“三农”的信贷障碍。当前，应该在完善配套制度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对农民的小额信用贷款。在这里，尤其要尽力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的作用。
2、积极鼓励民间投入。即国家通过宏观政策，牵引、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农业。当前，全国居民存款超过8万亿元RMB，因而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国家与地方政府要起一个称职的搭台人与吹鼓手的作用。（1）搞好环境建设。尽快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政策、法律制度，以营造优良的农业民营投资环境。通过这种环境，让这些投资者的权利义务得到有力保护，让民营资本享受国民待遇，让他们有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机会。这是吸引民间投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国家、地方政府要做的首要工作。同时，也要出台相宜规范与约束办法，以防止带黑社会性质的高利贷现象滋长。因为目前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已经出现类似的现象。（2）引导管理创新。对于民间资本，国家要引导其与先进的金融管理范式结合起来，避免其落后的封建家族式管理；国家要引导其与先进的农业生产力结合起来，避免其夕阳式的农业项目经营。例如，浙江省鼓励城市工商业者投资于“三高一优”农业、绿色环保农业，至今已取得明显成效。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他们对农业的民间投资早已超过一百亿元人民币，既给投资带来了利润，也极大地带动了浙江“三农”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的民间融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3、设法吸引外资投入。即吸引外资投向我国农业。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要大力发展、开拓现有多边和双边的外资利用渠道。（1）重点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一般规模较大，而且能带来最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出口市场。（2）大力进行国际证券融资。如可以利用农业高科技企业搞境外直接上市或造壳上市；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我国自己的某些先进农业技术，直接寻求国外资金的合作。还可以借鉴BOT等当前国际先进的融资方法。（3）继续并致力扩大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迄今为止，我国已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最大受惠国之一，但对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利用显然不足。
4、促建新的各方联合的融资平台。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急需建构农业高科技风险投资机制。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国迄今在农业发展上的风险投资整体上太碎、太弱，必须切实加大建构力度。（1）由政府带头组建农业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这个公司可以由国家与各级政府参股控股并直接管理，一方面对农业高科技项目提供及时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其他风险资本市场提供必要的示范与引导。（2）由有关政府与部门牵头组建股份制农业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这种公司完全引进市场机制，由金融机构、大中企业、农业科技单位按股份组合而成。它应成为今后农业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主流。
（二）中微观层面——建立以农发行、信用社为主体的全息型贷款机制
作为服务三农的政策性与业务性金融机构，无论是从服务三农的宗旨出发还是从加入WTO后自身的立足出发，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都应建立一种全息型的贷款机制。所谓全息型，主要以全面性、动态性、主动性为基本特点：
1、全面性——以“全方位”为信贷服务目标。这个目标包括信贷对象为全体农户，而不应只是某些富裕农户，当前尤其要扩大对广大贫困与较为贫困农户的扶助贷款，努力推广、完善对农民的小额信用贷款；贷款用途不仅包括和农业有关的生产、流通，还应涵盖农户的生活领域；信贷服务不仅只在贷款的贷放回收上，更应包括政策、信息、科技等知识及其相关服务上。还要彻底改变那种信贷垄断官僚工作作风。
2、动态性——以“灵活高效”为信贷运作特点。反对一切僵化作风，建立动态递进的运作机制。（1）建立“业绩与收入挂钩”的业务激励机制。坚决改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努力提高业务员、信贷员拓展农户贷款的积极性；（2）建立和完善操作性强的“动态信用等级放贷”模式。要建立农户动态资信档案，建立规范农户信用评估标准，进行定期的农户信用评级，按信用等级确定放贷标准。积极发展和创新农户联保、有价证券质押等多种贷款方式。
3、主动性——以“主动出击”为服务立身方式。（1）主动“走出去、走下去”。要主动为各类农户、涉农机构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要主动寻求政府、部门合作，建立和发展贷款担保机制，发展贷款保险业务；对各类农户、涉农机构建立调查监督网络，建立和完善贷款风险防范的“预警机制”。（2）主动进行扶农信贷的机构创新。如辽宁北票市帮助农民成立“农户信用联合体”就是很好的机构创新。所谓农户信用联合体，就是在农村信用社的帮助下，通过严格、规范的审查评信程序，按照自愿的原则，将有一定经营能力、有良好信用、经营同一产业项目的若干户农民联合起来，组成的不用抵押质押、贷款互保、风险共担的受贷信用机构。只要是机构的成员，仅凭信用即可获得农村信用社的较大数量的贷款。这种创新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仅半年多的时间，该市就出现了有3000多家农户加入的500多个联合体，授信额度达5000多万元。实践表明，这种主动创新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大额贷款难的问题，而且也为信用社实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季琨、胡瑞法、张林秀、ScottRozelle：《中国农业科技投资经济》，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2、曾福生：《论建立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投融资机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0.11
3、徐春铭、张涛：《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的现状及思考》，《农业经济》2001.7
融资管理范文第5篇
资产融资作为一种信用活动，其偿付的基础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资产直接可用性导致的重置价值；以及资产运用能够获得的未来收益的折现值。资产融资最初的运用主要依赖于有形资产本身的重置价值，随着金融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资产融资的价值来源逐步由有形的资产重置价值（称为第一类资产价值）向无形的预期收益折现价值（称为第二类资产价值）拓展，比如某企业拥有汽车这一实物资产，它以前只能通过变卖汽车获取资金，现在可以以汽车运营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来融资。伴随着这一思路的转变，各种新的融资技术和方法层出不穷，如确保产生预期现金流的资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而发展的“风险隔离”技术；为确保预期现金流的可实现性而发展的“信用增强”技术，这些技术最后成为了此类融资的标准作法，推动资产融资进一步标准化为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作为资产融资的高级形态，带来了整个融资技术的提高，“证券化你的梦想”成为了这一方式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佐证。资产融资的发展使得很多原先不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得到了满足，原先被闲置的资产价值也被充分利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无疑是效率的提高。
一、资产融资与股权和债权融资的优劣比较
资产融资作为一种与股权和债权不同的企业融资方式，并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可，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以资产信用替代企业整体信用，有可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其依赖的都是对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经营未来现金流的要求权，对这种要求权能否兑现的评价依赖于公司整体的经营的风险，而风险本身是多样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准确评判企业的价值是不可能的，投资者通常会通过一定的折价来规避风险，这实际上提高了企业融资的成本。通过资产融资，对资产价值的评价相对容易，且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产折价，所以以资产信用而不是企业整体信用来融资有可能降低融资成本。
其次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实现了企业资产价值的充分利用
资产融资的价值基础不仅仅来源于资产的重置价值而且也来源于资产创造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资产的第二类价值来源并不认可，这实际上造成了资产价值的闲置，通过对第二类资产价值的重新认识，从而有可能为企业开辟一种新的融资途径，即使对于那些不存在实体形态的资产，如专利权、经营权都可以作为资产进行融资，从而实现了企业资产价值的充分利用。
最后资产融资实现了表外融资，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财务结构
资产融资不同于原有的资产运用方式，如抵押或质押融资等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不被体现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融资只反映为原有资产结构的变化，并不影响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项，这对于某些负债和股权融资受到限制的企业而言，表外融资无疑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
二、信托机制在资产融资中的重要作用——以衡平信托“精图大厦烂尾楼项目”为例
资产融资的关键在于通过表外融资，实现了风险的隔离，如果这些资产仍然放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企业面临的各种经营风险都可能或多或少影响资产价值的实现，这对于以第二类资产价值来源作为偿付基础的资产融资来说风险是不可控和不容易计量的。所以“风险隔离”技术成为了资产融资成功的首要关键点，要求将此类资产面临的ヒ恍庞梅缦沾悠笠得媪俚钠渌缦罩蟹掷氤隼础?
构建风险隔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构造“真实销售”的法律结构，实现资产由原公司向特殊目的公司（SPV）的转移，另外一种就是直接通过信托的方式实现资产的转移，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取决于资产转移的交易成本（税务负担和律师费用等）。
目前国内资产融资相关配套制度和法规并不完善，特别是构建SPV，实现真实销售难度太大，所以利用信托成为了资产融资“风险隔离”目的的主要方式，这一点在衡平信托开发的“精图大厦烂尾楼项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案例：
精图大厦是耸立于成都市中区的一栋大型商用写字楼，5年前由于流动资金断流，已完成90%的大厦被迫停工，并被法院查封。衡平信托以该大厦的债权和股权为信托财产向社会募集3000万元资金用于精图大厦建设，希望通过完工后大厦的销售回款，满足信托受益人、债权人和股东利益。在资金的偿付顺序上，优先偿付信托受益人，其次分别是原有债权人和股东。
精图大厦尽管其作为资产体现在债权人的资产负债表中，但作为烂尾楼，其没有封顶，不能销售转化为现金，并不具有第一类资产价值，价值的实现只能依赖烂尾楼封顶后变卖后实现的预期收益，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资产已经被各个债权人设置抵押担保权，使得第二类资产价值在实现过程中随时面临着债权人破产申请的风险，各个债权人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而中断这一价值实现过程，资产的第二类价值在各债权人“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始终无法实现。
引入信托机制后，资产价值实现面临的风险被信托所具有的“闭锁效应”所隔绝，在《信托法》而不是《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内，一种全新的权利和义务结构被创造出来。在一般的情况下，债权人之间以及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在对破产财产清偿顺序是法定的，特别是在债权人内部的权利层次的划分是单一的和简单的，这主要是基于整体公平原则的考虑，但对于某些特定情况，如在本案例中，新的投资者由于对破产风险以及财产受偿权益不能得到优先保障的顾忌，使得烂尾楼的第二类资产价值无法实现。而在《信托法》的适用范围内，根据信托合同契约主体自治的原则，在法定的债权人和股东的受偿次序中引入了一种凌驾于这两个权利的优先受益权，保障新的投资人的利益。在这一构造中，不存在债权人和股东的法定权利，代之以优先受益权人和次级受益权人在信托合同中界定的确立和义务。
这种权利的引入是至关重要的，它实际上实现了一种内部信用增级的效果，即不依赖于外部信用的增强，而仅仅依赖资产本身的价值，次级受益权人用自己名下的资产价值为优先受益权人提供了超额担保，按照预期销售收入2.2亿元来计算，对3000万元的信托资金投入超额担保率为6.3倍，而对于1.1亿元的债权人，超额担保率为77%，股东享有剩余资产价值，正是这种权利的重新匹配推动了整个融资行为的实现。
可见在此案例中，传统的融资方是无法解决的,依赖资产融资方式,特别是信托的风险隔离作用以及对信托对法定权利的二次划分机制对促进整个融资活动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三、信托机制在国内资产融资领域运用的回顾和展望
资产融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特别是随着对第二类资产价值认识的深入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对于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的中国企业而言，传统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方式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不一定能够满足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发展资产融资，实现对资产价值的充分利用无疑是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的一种新的选择。
随着信托业的发展，利用信托机制实现资产融资的方式被许多公司陆续采用，如下表：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资产标的物资产价值来源信用增强措施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北方信托滨海新区管网资金信托北信管网发展公司拥有的滨海新区管网资产II:管网使用费关联方第三者担保低成本获取资金（4.25%），用于其他投资项目
上海国投上海磁悬浮交通项目股权信托上海国际集团持有的上海磁悬浮交通发展公司的股权II:股权分红优先/次级结构存量资产价值的再利用，低成本融资（3.8%）
伊斯兰信托人福科技学生公寓资金信托人福科技拥有的学生公寓房产和相关权利II:公寓租金收入人福科技担保存量资产价值的再利用
重庆国信科利华教育项目股权信托科利华集团持有的“教育提升”系统项目股权II:系统销售收入科利华集团承诺回购股权开辟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
苏州信托银泰百货柜台经营权信托银泰百货公司拥有的店面资产II:柜台经营权转让收入第三者担保获取资金用于新的投资项目
上海国投稳健型法人股股权信托上海市上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法人股股权II:股权分红优先/次级结构存量资产价值再利用，获取资金用于新的投资项目
北方信托公产房屋房租收入优先收益权信托天津房信集团所有公房资产II:房租收入房信集团整体信用担保存量资产价值的再利用
华宝信托上海磁悬浮交通项目股权信托宝钢集团持有的上海磁悬浮交通发展公司的股权II:股权分红宝钢集团承诺回购存量资产价值的再利用，低成本融资（4%）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一些企业已经尝试利用现有存量资产所蕴含的第二类资产价值来开辟一种不同于传统股权和债权融资的新融资渠道。
但在实际的信托运用过程中更多的是看重信托融资的渠道和较低的融资成本，而信托在资产融资中所具有的“风险隔离”作用并没有发生效应,例如很多案例中，在信托期满后引入了发行主体的回购承诺，这实际上破坏了表外融资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与现有资产拥有公司素质较高，风险隔离需求要求不强烈有关。但风险隔离作为资产融资的关键要点,随着更多中等资质的企业采用资产融资方式,这一构造的重要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就像“精图大厦”项目中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