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语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牛根生语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牛根生语录范文第1篇

6月10日晚蒙牛乳业公告宣布，现年53岁的公司创始人牛根生辞任董事会主席，并说他今后计划将大部分时间投入慈善工作，实现他数年来的夙愿。一石激起千层浪，老牛转身慈善的做法反而引来了更多“倒牛”的声音，而牛本人却一直缄默。

很快，该话题就上升至“对公众智商的侮辱”的层面。有网友发文痛斥牛“作为乳品行业的企业家却展现了一个很丑陋的形象”，并教牛根生们别将自己的贪欲以慈善的目光紧盯政府官员，而漠视了受伤害的孩子们。

牛根生到底干了什么？他冒犯了什么？“老牛语录”又会增添什么新内容，是童趣吗？

在牛根生12年的创业生涯中，属于他的荣誉和光环实在太多。对于一个善打感情牌，又深谙“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牛根生来说，民族品牌的噱头无疑让他在短期内赢得了其后台老板“摩根斯坦利”的赏识。

在“城市多喝一杯奶，农村致富一家人”，“一个产品，抓眼球，揪耳朵，都不如暖人心”的“老牛语录”的渲染下，蒙牛很快将染色的红旗插到了乳品业的山顶上。

然而，“过去信之愈深，今天责之愈切”，老牛的种种被一块三聚氰胺的板砖拍得体无完肤。

2008年9月的两批全国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蒙牛都“光荣”地上榜。而牛根生在博客中写的《在责任面前，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负起完全的责任》也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当然，他的新浪博客此后也再无更新。

老牛真的哑然失语了，一夜之间他从一个民族偶像跌落到道德虚伪的典型。更可怕的是，蒙牛蔫了、股价暴跌、产品下架，一个乳品帝国瞬间摇摇欲坠。

身处漩涡中心的老牛可能会感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落井下石而不念及蒙牛和他的贡献？但他忽视了宋江在关键时刻只知跪地求饶的举动，并不能博得观众的同情。他本人更将宋江的做法发扬光大了。写万言书、面对“大佬”潸然泪下，在失信天下之后，他只有硬撑着老脸去打感情牌了。

但是，2009年2月蒙牛被爆“特仑苏OMP可致癌事件”，再次表明他还没有学会坦诚，先前流下的只是鳄鱼的眼泪。

尽管那次老牛学乖了没有露面，但仍然逃脱不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长期拷问。

牛根生语录范文第2篇

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究竟谁决定谁?

在从事人力资源咨询工作的这几年时间里，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项目组给客户设计的薪酬与绩效方案在提交给客户之后总是免不了要做很大的调整，否则无法获得客户高管的认可。而这种调整通常又经常出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客户认为项目组提交的岗位年度总薪酬的市场水平过高，需要调低；其二是员工的收入当中，绩效部分(也就是浮动部分)的比重过低，增加了企业的固定成本，无法有效激励员工。

本文正是就此话题将民营企业的薪酬管理与企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关系，与外资同行进行横向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比较之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有能力并愿意支付具有竞争力薪酬的民企，其市场地位和企业竞争力也远高于那些有能力但不愿意支付具有竞争力薪酬的企业。

谈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较高的支付能力和市场地位决定了支付意愿，还是支付意愿决定了市场地位和企业竞争力?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如下一些信息：

外企与民企，两本账两重天

恐怕绝大多数求职者在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都会首先考虑外资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原因很简单：外企的薪水高，福利好，而且有着良好的培训和员工发展机制；而国内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无法与之相比。与之对应的市场表现也极为鲜明：如果购买力许可，消费者在买汽车的时候会选择奔驰、宝马、沃尔沃等品牌，购买家电会选择飞利浦、西门子、松下等品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而足。

外商们在中国挣得盆满钵满，而且还能够享受各种税收政策；而众多民营企业，尤其是出口型、外向型企业，一方面要面临原材料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面临人民币升值、降低出口退税的压力，而由于他们在整体战略和创新机制上的缺失，因此几乎无一例外都以降价来争夺市场，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内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普遍缺乏对人才的真正尊重，缺少对平等、契约和分享精神的尊重。尽管这些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口口声声说求才若渴，但真正要给钱的时候，却总是有许多“高明”的办法来尽量少支付，即便是有的民营企业聘请了咨询公司给他们重新设计薪酬和绩效体系，却少有能够不“修改”就能通过的薪酬方案。反观外资企业，尤其是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大型跨国公司，每年都会定期的(通常在年底)通过各种渠道来获取外部市场的薪酬信息。在获取外部市场的薪酬数据后，第二年年初都会对所有岗位的薪酬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公司的薪酬能够与外部市场保持同步或者领先。原因也很简单，并不是外企们有多么高尚，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做活雷锋；也不是因为外企们实力雄厚，心甘情愿向员工支付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只不过外企们算的不仅仅是薪酬这本小账，他们更懂得算有了人才就有了市场份额和高额营业利润这本大账。

反观国内的许多民营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所关注的不是如何设置科学有效的薪酬体系，以最大限度地激励员工，而是如何在员工能接受的前提下尽量地控制人力成本――在这两种不同咨询／培训需求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付薪哲学在影响着外企与这些民营企业在组织管理上、在用人之道上的巨大差异。

外企与民企在付薪理念方面的巨大差异，归纳起来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外企将人力投入视为一项长期性的投资，而非成本的概念；而大多数民企则将人力投入视为一项成本，并且视其为企业成本控制的重要手段。

2　外企鼓励并肯定员工对个人价值和财富的追求，并且也致力于通过健全的培训与发展机制帮助员工成长；而大多数民企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为员工提供培训和发展的投入，因为他们担心员工的能力提升之后会以此要挟公司加薪。

3　外企信奉高投入高产出的经营哲学，在员工投入与产品研发上投入很大。优秀的外企认为，有了优秀的员工就等于有了人才的优势，有了人才优势就会有优良、先进的产品，有了优良、先进的产品就有了可观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而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则要求员工先别提条件，干出业绩再谈报酬；对于研发，能不投入就不投入，因为可以通过模仿来解决。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付薪哲学，折射出外企与民企之间截然不同的基本假定，而这些基本假定直接导致了不同的市场表现。比如在IT行业，IBM占据着硬件和服务领域的绝对优势，国内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电信运营商所用的服务器基本都是IBM公司的产品，尽管IBM的产品价格远高于曙光、浪潮、联想等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与之对应的是，在同等职位序列和职位等级下，IBM的员工收入至少是曙光、浪潮、联想等知名企业员工的1倍。而IBM公司每年用于员工培训的投入占据公司年度收入的1％～2％，每名IBM的员工每年至少会有15～20天的培训时间。

本土高明者＆高尚者典范

回顾民营企业，在各自的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甚至是将外资击退的企业犹如凤毛麟角，个中的典范一个是蒙牛，一个是华为。这两家企业都在各自的行业里占据了绝对领先的市场份额，而如果将这两家企业的成功因素做一个对比分析的话，有三个方面和各自所在行业的外资领先同行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蒙牛和华为会算小账更会算大账

蒙牛的液态奶事业部、冰激凌事业部员工的平均薪酬水平均高于本土同行，与外资同行(雀巢、联合利华)相近。这也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蒙牛能够在创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以火箭般的速度占据了中国乳制品企业数一数二的位置。在其飞速成长的背后，其高投入高产出的付薪哲学与外资企业们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蒙牛也非常重视员工的培训，据不完全统计，蒙牛每年用于员工培训的投入约占其营业收入的2％左右。

对于华为这家让人肃然起敬的本土高科技企业，恐怕普罗大众听的最多、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其质量优良的产品，也并非华为是最早一批成功实现国际化的企业，而是其令人艳羡的、不输外资同行的薪酬福利。

反观许多民营企业，不要说斥巨资用于员工培训和产品开发，甚至连基本的岗位培训也不想做。企业整天想着通过各种手段给员工洗脑，盲目强调员工忠诚于企业、忠于老板。结果呢?人力成本的支出固然是降低了，可员工离职率居高不下，留下来的都是庸才，更可怕的是企业的营业收入、市场份额不断降低，企业变成长不大的小老树。真不知道这些企业的老板们是不懂算账呢，还是抱有侥幸心理。

蒙牛和华为的企业文化是典型的分享型文化

恐怕每个人都能记住牛根生的一句知名的语录“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其付薪哲学也很简单：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的成果，并且牛根生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不像许多民营企业的老板们那样总是给员工画馅饼，真正要给钱的时候总能找出N个理由克扣或者拒付。

高科技领域的华为，在20年的时间里造就了近千个百万富翁和近百个千万富翁，按照任正非的说法就是“不让雷锋吃亏”。而无论是蒙牛还是华为，其付薪哲学都与外资同行相似，都与新教伦理的平等、契约、分享的精神高度吻合(见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蒙牛和华为把员工当凡人而非圣人

人性其实无所谓本善或本恶，人性的核心是本私。所以，无论是那些优秀的外资企业，还是华为、蒙牛这些优秀的民营企业，他们都清楚员工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们都了解员工是有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因此他们也尊重并竭力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和成长需求，这也换来了员工的努力工作与忠诚。道理同样很简单，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员工都是凡人，都有追求物质、名誉、地位的需求，都有追求成长的需求。

反观那些天天将奉献、觉悟挂在嘴边，各种强调忠诚和无条件执行的标语口号上墙的民营企业们，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成为业界的数一数二甚至是前列的。想必，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老板们误以为员工是圣人，每到发钱的时候都能够找出很多高明的办法减少薪酬支出，总有许多办法和说法来降低人员支出这本小账的缘故吧。

牛根生语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现实主义；《拓跋树娥》；底层；拓跋家族；历史

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被大量滥用的当下中国文化语境里，再谈到已经久违了的“现实主义”似乎已经显得非常落伍了。即就“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本身而言，自20世纪以来，也被附加上了诸如超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许多新鲜的标签而变得驳杂不一。所以，我在这里尽量小心翼翼地使用“传统现实主义”一词，正是为了与以上这些形形的现实主义变种划清界限，以避免各种不必要的误会。我所谓的传统现实主义，指的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从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里、托尔斯泰到中国的鲁迅、巴金以至当代的柳青、路遥这样一条主线下来的伟大写实传统。《拓跋树娥》这部超过百万字篇幅的小说，是青年作家刘牧之近年来推出的一部力作。他所采用的正是在今天的文坛上已经不那么时髦的传统现实主义技法。作者以质朴的笔触详尽地描绘了一个普通陕北家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从“”中叶开始至改革开放前后近20年间的沧桑历程。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作者曾多次前往陕北的定边、横山、绥德、宜川等地深入考察，采访了一大批具有相关生活经历的普通农民。可以说，小说是在大量生动、鲜活的生活素材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是对其时底层民众生活图景的原生态反映。其现实映照性与历史穿透力，自不容有丝毫质疑，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先生所言：“刘牧之最有可取之处的就是扎扎实实写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故事很突出，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饱满，具有很深的怜悯情怀，给人的感觉就是真实的、真诚的命运小说。”①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讲求人物典型的塑造，《拓跋树娥》在这方面自不能例外。小说中的汪氏与拓跋树娥母女二人，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中心人物。她们身上集中反映了陕北普通妇女的基本特点：坚韧、勤劳、善良，却并不古板、拘泥或迂执。有时候似乎颇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但有时候又会为了自己的尊严而勇敢抗争、绝不屈服。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拓跋树娥到杨旗镇政府办事，结果与镇政府的周书记发生了冲突。作者对于这场小小冲突的展示极为传神地反映了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周书记正主持会议，拓跋树娥恰于其时贸然闯进了会场。周书记随口一句“叫她出去”的官僚作风激怒了拓跋树娥，她不顾对方的权势，敢于大声说：“我嫌你对我的态度不好，话说得不好听！……你今天不给我说个名堂，我就不走！”这是一个底层民众对于自己基本人格尊严的勇敢捍卫，也是一个柔弱的乡村妇女与权力意志的正面冲突。类乎这样的场景，我们在鲁迅的《离婚》、巴金的《家》这样的小说中是怎么也找不到的,这也是中国社会虽略嫌滞重但毕竟在缓慢进步的一个表征。

与拓跋树娥形成对照的，是她的母亲汪氏。她一生饱受流离坎坷之苦却从无怨言，总是默默地忍受，而在无言中自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内在力量。例如，她在看了玉莲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而导致家庭悲剧后说：“人不要胡折腾。妇女家是个宝器，自己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不管穷富，一定要自爱，干干净净做人。胡折腾，就把自己毁了！”语言虽极为平实，却折射出了一个底层妇女从几十年沧桑阅历中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在塑造拓跋一家主要人物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忽略对次要人物的刻画，诸如发远的善良、依农的憨厚、老潘的刻薄、玉莲的刁蛮，皆纤毫毕现，呼之欲出。这些人物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既构成了拓跋一家所处的真实社会背景，也生动地反映了大时代环境下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造成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在结构上也别具匠心。作者有意在每一章的开头节引部分宗教典籍或者中国传统的圣贤语录，其中涉及《地藏菩萨本愿经》《四十二章经》《孝经》以及《圣经》《十不真》《弟子规》等，可以说是涵盖了东西方的民间文化主流。作者的这一安排是颇富深意的，它一方面表现出了对于传统的尊重，同时也起到了提纲挈领、统摄主题的作用。尤其是在道德缺失、信仰匮乏、灵魂无所归依的当下，还别有一番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当面临物欲横流、目迷五色的现实境况时，我们不应该驰心外骛、迷失自我，而应该回归本源、寻找初心。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小说扉页上有了这样的题记———“我是到娑婆世界来挂单儿的……”。众所周知，“娑婆”一词本为梵语音译，汉语意译为“堪忍”。作者在全书的开局伊始拈出此句，既是其本人心曲隐衷的夫子自道，也不乏警醒世人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是在形而上层次上对书中的拓跋一家人坎坷遭遇的深切感悟。这便使全书笼罩上了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悲悯氛围。当然，作者在结构上的这一设置并非孤立的框架，而是辅之以各种有血有肉的细节。通过对诸多细节的展示，作者以类乎佛眼大观的视角，俯瞰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里生存的芸芸众生，其中包含了无限的仁慈与深切的悲悯，这也是佛家所谓“无缘而大慈、同体而大悲”思想的集中体现。例如，老拓跋一家刚到柳庄落户便面临着一个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第二天，全家就没有吃的了。汪氏就带着孩子们在地里拔野菜。当地人用高粱给牛、马做吃料，牲口也不好好吃，饲养员就倒在山沟里不要了，有的人家菜园子的菜吃不完，把菜叶子、老茄子撂在地塄塄上。汪氏都拾回去，削掉把把儿吃。宜川人不吃洋芋蛋蛋儿，村里的一家人出洋芋地里没刨净，第二天下了雨，那些被扔掉的、剩的洋芋就明光光地露了出来，汪氏路过看见就过去捡拾。”这里的叙述语气是非常平静的，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但字里行间却自然蕴含着一股惊心动魄的力量，如静水深流而鱼龙潜藏，使我们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苦难岁月产生了近乎感同身受的体验。传统现实主义还非常讲究语言的锤炼。《拓跋树娥》的语言也颇多令人称道之处：本色、自然、通俗，有些地方甚至土得掉渣儿，但却带有一股浓郁的泥土味儿，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设置人物对话的时候，没有像常规那样使用冒号与引号，而是直接用逗号与句号代替。全书从开篇到结局，这样地一气贯穿到底，使得人物的对话流程与情节的发展轨迹如流水一般自然向前。叙述者的叙述语言与人物的对话语言交错混杂、汇为一体，显得平顺而朴实，毫无生涩之感。

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显示了其取法多端，转益多师。例如，“冰雹过后，旱魔仍然在大地上肆虐。到处赤日炎炎，铄石流金。”“这里地处野狼沟深处，山高林密，危峰兀立，怪石嶙峋，沟里流水潺潺，草木葱茏。”“玉莲听了笑得浑身乱颤，用筷子指着树娥说，看你，看你！树娥说，还有点儿面，我不会捏。玉莲给了树娥一个白眼说，叫人家吃了一肚子，看把你心疼的！看你咋不早点儿学呢！你看，包包子跟包饺子一样的，就那样，你边学边包，学着就会了么。”像这些地方，无论是自然景物的刻绘，还是人物对话的描摹，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水浒传》与《红楼梦》乃至《聊斋志异》的印痕。还有当地方言土语的大量使用，使得全书对于当地读者而言颇有亲和力。当然，作者①［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2页。在运用方言土语时，也并非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有时候会因为方言的巨大差异而造成读者的阅读障碍，例如：“石秀笑着拍着老拓跋的肩膀点点头，爽快地说，没麻达，这下没麻达了。”“树叶毕竟大了，说，我姐下来了肯定给我了，我把难场受了。”“方娃子婆姨也跑出来，手里挥着一柄木叉叫道，冷?！”这里面的“没麻达”“难场”与“冷”皆属陕北方言土语，用普通话表述大致相当于“没问题”“难过”与“傻瓜”之类。当地人看了自然容易明白，但对于非本土读者来说，要解读起来就相当困难。所以，作者最好能够换一种更为晓畅的说法。若要坚持保留人物语言的原汁原味，不妨加上详尽的注释，以便于读者更好理解。令我略感遗憾的是，尽管作者大量引用陕北的农谚俗语，使得全书充满了浓郁的地域风彩，但作为反映陕北生活的一部大书，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引用陕北颇为流行的“信天游”民歌与陕北说书以及地方戏曲等，如果能在全书中适当地加以穿插，当更精彩一些。最后谈一下这部作品的写实精神。20世纪的中国多灾多难，饱经忧患。几乎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每个家庭的沧桑变迁都是一部生动的传奇，而每个家族的历史演进更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在宏大的主流话语的映照下，这些私人性的话语或许会让人觉得琐碎，但无数点点滴滴的细节足以众水汇川、百川成海，共同折射出这个大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些故事如果散落了、遗失了，则只具有其当下发生的一次性意义。一旦它们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就会成为历史，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构成深厚的精神资源。这种由无数个体汇集起来的私人记忆，应该成为我们民族大历史书写的一个有效构成，而不能被任性地、肆意地歪曲乃至完全地抹杀，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记忆，那末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任何因果关系概念，因而也不会有构成自我或人格的那一系列原因和结果的概念。但是当我们一旦从记忆中获得了这个因果关系的概念以后，我们便能够把这一系列原因、因而也能够把人格的同一性扩展到我们的记忆以外，并且能够包括我们所完全忘却而只是一般假设为存在过的一切时间、条件和行动”①。无论是个体的私人记忆，还是集体的共同记忆，都将发挥着使过去与现在展开有效对话的媒介作用。这样，历史的脉络才会清晰起来，才足以给未来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借鉴。从我们民族自身的经验看来，历史之所以一次次无谓地重复，就在于我们一次次地忘记了历史。刘牧之的《拓跋树娥》无疑便是这么一部具有高度自觉的史实品格的作品，它挖掘的正是那一段快要被尘封了的艰苦岁月。小说所描述的都是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集中展示的是他们的生之挣扎、生之艰难以及生之困惑。特别是在时代大洪流的裹挟下，他们别无选择，被命运之鞭绳驱赶着前进，但那种坚韧不屈的意志令人叹服。

我非常欣赏汪氏对丈夫老拓跋所说的一段话：“咱是出门人，头顶人家天，脚踏人家地。高嗓子不好听，说轻说重，咱不顶放光屁。你遇见事情，千万不要高声，不要着气。”那种谦和与隐忍，是底层人长期以来为坚守生存底线而体悟到的宝贵人生经验。另外，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由于严格实行户籍制度，城乡之间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人的自由流动这一最基本的权利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老拓跋一家人的不幸，根源就在于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这种人为制造的不平等、不公正迄今依然在某些角落顽固地存在着，成为某些人进行权力寻租的资源所在。一个人凭借手中的权力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凌虐他人，而不知尊重人的独立尊严与价值。它不光表现在权力的拥有者身上，也体现在那些平素庸碌而一旦有了可以伤害别人的资本便要尽兴挥洒的普通人的身上。例如，老拓跋一家辛苦耕种的粮食，最后却被借着政策的威势而撵黑户的金家寨人抢劫收割殆尽。前来抢割的金家寨人，其实也一样是底层的可怜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种底层互害的可悲行径，用过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阶级仇恨是无法解释的，它从侧面暴露了存留于人性深处的某种幽暗。正是这种素朴的写实精神，使得《拓跋树娥》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感。它像一部厚重的教科书，以过往的痛切经验时刻提醒着我们：只有勇敢地直面过去，才能开创自由的未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在诗人所描写的人物中，不论现在或过去，‘创造’的东西总是比人们通常所推测的少得多，而从现实中描摹下来的东西，却总是被人们通常所推测的多得多，这一点是很难抗辩的。从诗人和他的人物的关系上来说，诗人差不多始终只是一个历史学家或回忆录作家。”①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足够丰富，小说家甚至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只要真实地记录下来，坚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原则，其作品便是这个大时代的最好印证。中国本有着悠久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这种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强力干扰而一度沉寂，但并未完全消歇。我们看到，刘牧之的《拓跋树娥》坚持的正是这一大传统，它像一面镜子反射出了我们民族的深重苦难。作者的立意十分清楚，对于这种已定历史构成与真实生命过往的苦难如实地描述，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伪饰现实的蓄意反抗，更是对于未来建设的积极参与。需要避免的另一个极端是，苦难本身可以面对，却并不值得美化，更不能人为地制造苦难。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苦难的回味中，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警醒，警醒那一幕情景再也不要重演。因为所有的忍辱只是为了负重，而非为忍辱而忍辱。换言之，为了未来的长久美好而牺牲现实的短暂幸福，有时候是可以接受的。但最可怕的是，既牺牲了现在，也没有获得未来，却因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粉饰过去，如鲁迅先生所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及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②《拓跋树娥》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并非没有令人感到缺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