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诗集有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郭沫若的诗集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郭沫若的诗集有范文第1篇

关键词：郭沫若 诗歌翻译 风韵译 《西风颂》

一、引言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其除了能够表达诗人的思想情感外，也会反映一定的社会现象。因此诗歌翻译并不容易，对译者资质具有很高要求。郭沫若既是著名的诗人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尤其擅长诗歌翻译。他结合自己的诗歌翻译实践提出了“风韵译”这一翻译理论，认为诗歌翻译重在重现诗歌的内在韵味，而非外在形式。然而，这一诗歌翻译理论却引发了众人的批评和争议，有人甚至认为郭沫若译诗是在“胡译”。本文将以雪莱的《西风颂》为例，从诗歌形式、诗歌内容和诗歌意象这三个方面来评析郭沫若的“风韵译”，探究郭沫若译诗是否是在“胡译”，希望能对外国诗歌“引进来”和中国诗歌“走出去”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诗歌翻译和“风韵译”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了英语诗歌作品的汉译，它比林纾通过别人口译开始翻译小说至少要早四十多年，开创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之先河。[1]111由此看来，诗歌翻译的历史由来已久，而关于诗歌翻译的理论也不在少数。早期如胡怀琛曾在《海天诗话》序中写道：“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译而求之，失其神矣。然能文者，撷取其意，锻炼而出之，是合乎吾诗范围，亦吟坛之创格，而诗学之别裁也”[2]192。与郭沫若同是创造社创始人之一的成仿吾认为：“有些人把原诗一字一字译了出来，也照样按行写出，便说是翻译的诗；这样的翻译，即很精确地译出，也只是译字译文，而绝不是译诗”[2]274。而著名的诗人闻一多则认为：“翻译都得经过理解与表达这两个步骤，而译诗的第二个步骤则更有特殊的要求，即必须也是‘诗’，必须以诗译诗”[2]278。由此看来，这些大家虽然对于译诗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译诗时最重要的是要译出诗的内在韵味。

1920年春，请郭沫若代译《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一书中所引的歌德诗，郭沫若在为此文写的《附白》中首次提出了“风韵译”。他在《附白》中写道：“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2]260。1923年4月，他在《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中对“风韵译”进行了细致的阐释，他指出：“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2]261。郭沫若“风韵论”的一大特色在于认为译文是可以不用忠实于原文的，所以这引起了许多批评和争论，有些人甚至认为郭沫若译诗是在“胡译”。下面笔者将以雪莱的《西风颂》为例，从诗歌形式、诗歌内容和诗歌意象这三个方面来评析郭沫若的“风韵译”，探究郭沫若译诗是否是在“胡译”。

三、郭沫若译《西风颂》

《西风颂》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代表诗歌之一，写于1819年，那时正值工人革命运动时期。在英国，工人阶级正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努力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在这样的背景下，雪莱写下了《西风颂》，通过咏唱象征革命力量的西风，表达诗人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以及对英国即将拥有光明未来的展望。

（一）诗歌形式

诗歌的形式美主要表现在韵律和节奏上。韵律是诗歌的灵魂，是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一个重要方面。韵律不仅能够起强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能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节奏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关键，每一次停顿都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感受。

1.韵律

韵律对于诗歌至关重要，诗人的情感可以通过和谐统一的韵律传达出来。而英语是多音节的语言，汉语却是单音节的语言，因此完全保留下原诗的韵律形式绝非易事。为了尽可能保留原诗的韵律，在韵律上做些改变是必不可少的。而郭沫若则认为，在译诗过程中保留原诗的内在韵味才是至关重要的。

雪莱的西风颂一共五节，每节都是一首十四行诗，其韵脚都遵循aba， bcb， cdc， ded， ee的模式。以这首诗的第一节为例，郭沫若的译诗完全没有保留原诗的韵脚模式。但就郭沫若的译文而言，它有着自己的一套韵脚模式。首先，全诗韵脚以/ang/和/i/为主，局部则采用了中国诗歌的押韵方式，如/chuang/、/shi/、/yang/和/xiang/这四句就模仿了中国古诗四言绝句的押韵方式。其次，因为郭沫若是四川人，前后鼻音不分，所以最后两个对句/yin/和/ting/其实是押韵的，符合原诗的/ee/的押韵方式。最后，郭沫若特别注重局部的押韵，他将“wild West Wind”译成“不羁的西风”，以尾韵代替原诗的头，希望能重现原诗的风韵。郭沫若译诗没有顾忌原诗十四行诗的形式，这是他译诗的不足之处。然而，他译诗时重视的是内在气韵的传达，并且以读者中心，重视读者的感受，就这些而言，他的译诗是成功的。

2.节奏

节奏是诗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英汉语言不同，所以中文诗歌和英文诗歌在节奏方面是有所差异的。在译英文诗歌时，中国诗人普遍采用以顿代步再现原诗的节奏，以顿代步即以诗行中的意组或音组作为顿[3]66。英文诗歌以重音作为节奏点，而中文诗歌则用顿作为节奏点。

再以这首诗的第一节为例，这一节采用的是五音部抑扬格，节奏十分整齐且错落有致。而郭沫若的译诗并没有遵循原诗的节奏，他的译文每行长短不一，也没有以五顿来体现原诗的五音部。郭沫若译诗采用的是自由诗的形式，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五四时期，全社会提倡用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所以郭沫若创造了自由诗体。他的代表作《女神》就是采用了自由诗体，文学成就颇高，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由此可见，郭沫若译诗虽然没有重现原诗的节奏，但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他译诗并不是在胡译，他重在传达诗的内在气韵，他对全诗总体气韵的把握是比较成功的。

（二）诗歌内容

诗歌的内容是指诗人意图向读者传达什么。原诗内容的传达对译者来说并不容易，而遣词造句则是诗歌内容传递的一个重要方面。遣词是指词汇的选择，造句则是指句法的整合。郭沫若在遣词造句方面精心雕琢，意图传达出原诗歌的内容。

1.词汇

亚里士多德认为“词是语言中最小的意义单位”。[4]300郭沫若身处五四时期，那时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颇大，尤其中国的新诗明显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也正因为五四时期正是新诗蓬勃发展的过渡时期，所以郭沫若的翻译用词古雅，传其神韵，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5]20

在译诗的选词方面，郭沫若向来随性、偏于古典。以《西风颂》的第三节为例，首先，郭沫若善用动词，在译文第一句中，一个“睡”字就为读者勾勒一幅平静的画面，突显出地中海的平静。后面又用“摇漾”、“吹破”、“掀起”等动词突显西风的强烈。其次，郭沫若选词时偏向于选取四字格。汉语四字格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体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其语言短小精悍，蕴意无限。“灿烂晶波”、“城楼宫殿”、“苔G花香”、“画里韶光”、“熏风沉醉”、“狂涛巨浪”、“怆惶沮丧”等四字格的使用使得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强，具有言简意赅的效果，后两个词更凸显出了西风的威力。还有最后一句的“西风哟”，这个词带有中国传统的民歌色彩，使得译文具有犯星移木咧泄特色。郭沫若的用词不仅传达出了原诗的情感，而且体现了汉语的特色，有利于读者接受。

2.句法

因为英语讲求“形合”，而汉语讲求“意合”，所以翻译时做到完全的对等是不能的，尤其对于诗歌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为了传达出原诗的内容，郭沫若译诗时就句法层面做了一些整合。再以《西风颂》的第三节的前六句为例，郭沫若的译文几乎把原诗的顺序全部打乱了。他以“The blue Mediterranean”开头，并将“where he lay”和“Beside a pumice isle in Baiae’s bay”连在一起翻译，并在“Quivering within the wave’s intenser day”前添加了主语“楼殿”，而且句数也从六句整合成了五句。经过这一整合，突出了主题，表现出了地中海的平静和西风的强烈，而且行文符合汉语的习惯，便于读者理解。

（三）诗歌意象

诗歌是语言的精华，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6]∫虼耍欣赏诗歌时除了要对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分析外，对诗歌意象的分析也是至关重要的。意象是内在情感的外在物化，寓意之象、以象写意。

1.比喻意象

比喻意象是诗人在物与物、情与物之间创造、设置、构建出的一种新的关系。[7]12比喻意象有两种表现形式，明喻和暗喻。

原文：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8]72

Are driven，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8]72

译文：

你虽不可见，败叶为你吹飞，

好像魍魉之群在诅咒之前逃退[9]99

这两句诗句选自《西风颂》的第一节，因为有“好像”和“like”，这两句诗句明显采用了明喻的修辞手法。原诗将“leaves dead”比喻成“ghosts”，“west wind”比喻成“an enchanter”。在西方，“ghosts”指的是幽灵，“an enchanter”指的是魔法师，如果郭沫若直接将它们译成“幽灵”和“魔法师”的话，对于当时还不太了解西方文化的中国读者而言，这会造成他们理解困难。所以，郭沫若将“ghosts”译成“魍魉之群”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四字格，将“an enchanter”译成“诅咒”，这样的译文有助于中国读者的理解，领略原诗的韵味。

原文：

Wild Spirit， 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

Destroyer and preserver； hear， oh hear！[8]72

译文：

不羁的精灵哟，你是周流八垠；

你破坏者兼保护者，你听哟，你听！[9]99

这两句诗句选自《西风颂》的第一节，这里的“art”是动词“be”的变体，与后面的“moving everywhere”构成了现在进行时，原诗用定语从句和现在进行时描述了西风此时所处的状态。在郭沫若的译文中，他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将“Wild Spirit”喻为“周流八垠”，“周流”指环绕着流动，四周绕一圈地流动，“八垠”出自《魏书・高允传》：“四海从风，八垠渐化”，指的是八方的界限。“周流八垠”不仅与原诗的“moving everywhere”相契合，描述出了西风四处流动的状态，而且沿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易于中国读者接受。

2.象征意象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认为，象征就是运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10]26在诗歌中，诗人通过对物象突出的特征进行描绘，引发读者产生联想，使读者能够领会诗人的情感。

原文：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8]80

译文：

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哟，

阳春宁尚迢遥？[9]102

这句诗句选自《西风颂》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这里的“Winter”代表的是冬天，象征着英国此时所处的黑暗时期，而“Spring”则代表的是春天，象征着英国革命成功后的美好未来。郭沫若将“Winter”译成“严冬”，将“Spring”译成“阳春”，“严”寓意“严寒”，“阳”则指的是“太阳”，象征着“温暖”。“严”和“阳”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能突显出革命终将胜利，光明的未来终将来临这一主题。所以，就笔者而言，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译文更能向读者传达原诗人的内心情感，更能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

四、结语

通过研究分析，笔者认为郭沫若译诗时虽没有一字一句地按照原诗来翻译，但是显然并不是在胡译。在研究郭沫若的译本时，我们不能仅仅只关注诗歌形式这一点，而是要从诗歌形式、诗歌内容和诗歌意象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同时也要考虑到郭沫若所处时代的时代背景等等，这样才能对郭沫若的译诗做出公正中肯的评价。

因为中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完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所以，郭沫若译诗以“风韵论”为指导思想，重视翻译原诗的内涵意义，而非外在形式。同时，他在译诗时以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读者的感受，使译诗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中国诗歌想要“走出去”，首先得“引进来”，郭沫若的译诗可以对外国诗歌“引进来”起一定的借鉴作用，从而有利于指导中国诗歌“走出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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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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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雪莱，著.吕一奇，编译.雪莱诗集[M].北京：蓝天出版社，2014.

郭沫若的诗集有范文第2篇

郭沫若留学日本是先学医，后弃医从文，他深谙医食互补的医道。

郭沫若对待饮食不讲究大滋大补，日常饮食坚持多样化。主食以大米为主，兼吃粗粮、杂粮，时常变换食谱，如面条、馄饨、水饺、炒面、发糕、烧饼、豆包、燕麦粥等。他尤其喜欢在发糕里掺和一定数量的玉米面，夏令时则食用绿豆稀饭。郭沫若在选择饮料方面也很注重饮食养生。他遵循“原汤化原食”的食疗医道，喜欢饮用面食的原汤，如面汤、饺子汤等。他还喜欢饮用酸牛奶，每次一小杯；在饮龙井茶时，注意不过浓；逢年过节或参加宴会时，饮用一些葡萄酒。

郭沫若的日常膳食多样化，有助于充分摄取多种营养素，以满足生长发育和健康长寿之需。《黄帝内经》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食之以补益精气。”我国医学、营养学家均认为以五谷杂粮和蔬菜为食，可使人的血液保持正常的偏碱性，避免患“富贵病”。郭老的饮食之道合乎养生之术，故而有助于他度过了86个春秋。

对于副食，郭沫若竭力主张菜肴要少而精。所谓精，不是指山珍海味，而是指搭配得当、五味调和的家庭小菜。他还以素食为主，不吃油腻太重的荤菜，适合他的菜肴是清炒油菜、海米炒芹菜、清蒸鱼、醋椒鱼等。

郭沫若一直保持着吃野菜的习惯。每到春季，他就和家人来到郊区，亲手采摘野菜。在他生病住院时，家人也和过去一样，选择各种野菜，采用各种烹饪技法，制作野菜佳肴，给他送到医院。他还常将二月兰、马齿苋、枸杞芽、红薯秧当作别具风味的小菜食用。

二月兰是一种很好吃的野菜。郭沫若在《百花齐放》这本诗集中还特意为它写了一首颂歌。诗的题目就是《二月兰》：“在群芳谱中自然找不出我们，我们野生在阴湿的偏僻地面。素朴的人们倒肯和我们打交道，因为摘去我们的嫩苔可以佐餐。既不要你们花费任何劳动来栽，也不要你们花费什么金钱去买。只要你们肯放下一点儿身份呵，采过一次，包管你们年年都会再。”

在郭沫若看来，野菜不仅清香味浓，能调剂口味，增强食欲，而更重要的是野菜营养丰富。

豪情不让千盅酒

郭沫若一生好酒，而且酒量很大，在同仁中出名且公认。在日本留学期间，常与好友郁达夫一同饮酒。在小酒店中，两人一壶酒，再叫上几样简单的小菜，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酒没了就再添，几小时过去了，究竟几斤日本清酒喝到肚子里，恐怕谁也闹不清了。后来，郁达夫常对朋友说，郭沫若人好，酒德亦好，是他最好的朋友兼酒友之一。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任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具体负责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利用自己的身份，将一大批在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家团结在我党统一战线的旗帜下。1944年冬，当时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的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患病，受之托，郭沫若到北碚中大探望徐先生。两位老友相见，激奋之情难以言表。时值中午，徐悲鸿在家中设便宴招待郭沫若。郭沫若见桌上放了二瓶泸州大曲，高兴地对徐悲鸿说：“悲鸿兄真知我的心啊!”徐悲鸿笑着说：“沫若兄的酒量是名闻天下的，到寒舍来焉能不以美酒以待之?”两人一边畅饮醇香的曲酒，一边吐露对时下的看法。喝到兴起，郭沫若不禁诗兴大发，便借徐悲鸿文房四宝，挥毫写下一首七绝：“豪情不让千盅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酒助诗兴，诗逸酒气，充分表达了郭沫若的澎湃豪情，和对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徐悲鸿击掌吟诵，赞为绝唱。

当时，著名诗人柳亚子也住在重庆，与郭沫若交谊甚厚，彼此间经常饮酒酬唱。1945年8月的一天，柳亚子约上郭沫若和著名篆刻家曹立庵，来到一家酒馆，点了几样小吃，三人便吃喝起来。席间，柳亚子抨击起重庆当局的腐败现象，喝到半酣之际，柳亚子脱口而出一句“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十分敬佩柳亚子的高风亮节，亦趁酒兴应了一句“诗人毕竟是英雄”。两人相视，都不禁大笑起来。后来，曹立庵特意给这副妙语联句刻制三枚闲章，分赠郭、柳两人，以纪念这次难忘的小酌聚会。

郭沫若的诗集有范文第3篇

母 教

中国人重视家教，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在孩子四五岁，未正式读书前，父母若有能力，会承担一些教读之责。由于中国字比较繁复，所以认字是孩子未入学塾之前最宜学习的一项。传统中国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知书识字的母亲相对较少，即使出于书香门第，也不一定满肚诗书，但倘若不是文盲，那么认识几百字，以应付小儿的识字教育，还是绰绰有余的。据所见，教孩子认字的工作不少由母亲负担。浦薛凤、陈立夫、黄炎培、赵元任都是由母亲教识字；沈从文由母亲教了六百字，一边认字，一边还有外祖母喂吃糖；的母亲出身农家，本来不识字，由之父教会一千字，到学认字时，就充任助教，父没空时代其教，也教会了七百字。至于教读书和作文，则较少由母亲负责，纵有也只是性质。

母亲教读的现象，乃由于父亲往往有自己的活动，有时营商，有时外出，或宦游，或坐馆，总之，不一定时常在家，因此教子之责就由母亲来承担了。例如冯友兰的父亲做官事忙，所以虽然很重视儿子的教育，但是根本没有时间来理会，送到小学上学又不放心，就设想出由母亲课读的方法。冯友兰的母亲读过几年书，识一些字，但有时会音不会义，就等父亲在家时问。到父亲有空时则出题作文。这种教育当然是不完整的，不过当时读书重视背诵，所以还能对付过去。茅盾读书未有如此支绌，父亲既非为官，也不营商，更无种田，但是忙于自己的学问计划。家中虽有家塾，却不愿送儿子入读，嫌其教法陈旧，想以自己安排的新学教育儿子，而恰好茅盾的母亲不当家，有空闲时间，而且未婚时曾读书，有才女之名，所以就由母亲课读。

另一项经常由母亲教的功课是念诗，郭沫若、柳亚子、俞大维、钱歌川均由母亲教过念诗。中国为诗教之国，母亲在其中也有一些功劳。许多妇女没有读过很多书，但读诗都琅琅上口；若读过书的，除了《烈女传》等妇女思想守则之类的书之外，诗是必读课程；至于有才女之名的，诗更是烂熟，甚至能自己作。妇女对孩子的诗教有很大作用。

俞大维说：“我对文学的认知，主要是来自我母亲的启蒙。……很多诗词在我们幼年时便由母亲口授而能背诵，这些文史知识的传习，经由母亲教授，有如母乳一般的滋补，其影响也最为深厚弥远。”钱歌川“从三四岁开始，母亲就教我念一些唐诗五言绝句，自然也能背诵好些首”。

在幼儿教育上，除了母亲，还不可忽略祖母或外祖母的页献。沈从文的外祖母喂吃糖哄学字；王安上学之后，祖母仍在课余教他文学和伦理；的曾孙女曾宝荪由祖母带在身边，与每一房的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一起由祖母教看报，聘人教国文和外文。祖母当然也可以教诗。

至于母亲不会读书写字的，虽然不能教子认字，但中国父亲多是寡言有威，中国孩子多与母亲亲近，母亲之慈爱和以身作则的德教，是许多人笔下常常提及的。

诗 教

蒙学书中，诗集和教对对的书自成一大宗，《声律启蒙》是教对对的，学过做诗的人都读过；《神童诗》、《千家诗》也是蒙学书名著。《千家诗》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三百千千，流传很广。

在学塾中，学作诗往往后于学作文，是较大的学生的功课。对于小学生来说，诗课是神秘而可羡慕的。张恨水没有遇上一个好的塾师，对学习兴趣不大，十一岁时却“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先生）并无一个字的讲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除了读诗，小学生会学对对子，也叫做对课。什么年纪开始对课，没有规定。社会活动家李匀庐七岁时，放学之前就练习对对，先对一个字，然后加到七个字，并且要学平仄声。马叙伦在十一岁开始学做三个字的对。不少小孩子要求提前学对对，而且往往因为对子对得好而第一次得到老师或家长称赞。唯有郭沫若则将对课视为诗的刑罚，称它为家塾里所受的非刑。郭沫若约在六七岁开始学对对，由两个字渐渐做到七个字。他以为连说话都不能条畅的孩子，是难以了解虚实平仄的，更不能了解音律对仗，但做不出对来，先生还是要做。不过，郭沫若虽然不喜欢对课，却喜欢读诗，“读《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虽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什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那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

中国的诗教并不是在学塾才开始。在正式的学塾教育之前，儿童往往就跟从家人学念诗：

我（齐如山）三岁尚未学认字时，便跟着老太太们学数嘴儿，数嘴儿即是学民歌民谣，我会的很多，约有好几十套。……我从三岁上，就从着先父在枕头上认字号，并带着学念诗，是光用嘴念，不认字。……多念五言绝句，尽因绝句短而易记也。

家庭是一个比学塾更易诱发对诗的感情之地，诗人臧克家说：

我的家庭……诗的气氛很浓。……（父亲）喜欢诗，他的气质、感情、天才和诗最接近。我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听他用抖颤的几乎细得无声的感伤的调子，吟诵着他同我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祖父）板着铁脸，终天不说一句话。……但他也特别好诗。……有时，他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的诗的热情燃烧了我幼小的心灵。这时，他简真变成另一个人。他曾热心地教我读诗。

郭沫若的诗集有范文第4篇

在读《大千大足》时，我在想，依照过去的诗歌史现象，一个人写了某种神性的诗篇，于是他成为诗人。他们是怎么成为诗人的呢？因为，创造世界的根本莫过于重新创造神。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说，海子的自我至尊说，都试图解决这个世界的原创问题，这样，诗中的人高于了神性，诗人也就诞生了。

而小燕涉及的神性，她完全走的不是这种激情的诗路，因为，大足石刻虽然是人刻的，但小燕绝不认为是她刻的。她生活在重庆郊区，她从小就看见它，她的祖祖辈辈都曾以儿童的眼光看着释迦，释迦和家乡山水一样，是一种天然的世界，而不是谁的营造，或是再创。

这样，我就仿佛看见，小燕每天从家里出来，先到宝顶山去了一趟，然后去学校，从学校出来，再在大足石刻的旁边买一点菜，然后回家。她的日常神性向往的踪迹重复反映了什么样的意思呢？原来，小燕感恩于她真正地沐浴在神光山色之中，因为有了沐浴，她也就不知道还有许多人间苦处，她就能一个人带着孩子去远方看病。

这个诗坛已经充斥着形形的营造。所谓营造，就是她本来是端坐在大山深处的神，移到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这个最近的地方大概就叫心灵。一个人，如果仅在自己住的房间里供奉物质，这当然不好，但如果他供奉一个释迦的石刻，这样我们就以为他心灵高级得多，这就是怎么省事怎么来。从此，他也不用出远门去朝拜了。这也如同，把自然的山水移到自己的家的后园，看上去是爱着自然，实际上也有一点打家劫舍的味道。

笔者在读小燕诗的时候不禁想到，有一个民间画家喜欢画金陵十二钗。我纳闷，大观园里的姑娘们，民间人士怎么也知道了呢？这看上去是美丽在弥漫到民间，这实际上的意思在说，我们只有砸烂了大观园，我们才可以画那里面的姑娘们。

我读过的诗坛上的一些神性诗篇，均是在砸烂了神性之后，把神移到自家纸上的结果。而小燕的诗大概不是这样写就的。释迦的山色在她心中更胜于在她的诗篇之中。她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她没有为自己的私心营造神性。我们为什么不注意诗坛上的这个最为珍贵之处呢？

我注意到，小燕写到了晚唐时期以武力崛起的韦君靖，后来他开创北山石刻，她还写到了她龙水的“五金之乡”。当“尘埃落下，镰刀亮了，铁锤红了”，大铁铲流干了最后一滴泪，在大足之佛的凝望之中，流淌着的是时间和沧桑的变幻。当大足之佛是一种永恒时，而世事却是时断时续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关于永恒和世事凋零的辩证法，这里面的关系极不容易掌握，永恒与世事凋零时对立起来而从事的写作。如果我们见得多了，也难免感到这是一种新的俗见。

小燕也许是无意识地写作，她却能将发展变化的龙水与永恒之物内在地连成一片，变成她如同在神性面前百感交加的一种情愫和一种大的气象。她的重庆女子的天性，将已发生的事情视为至上之永恒。并且，超越了她对于世事的批判，因为，在一切能够引起批判的世事里，在小燕看来，均有神性的闪光，神性依然存活在世事之中。因此，她写大千世界中的佛，其神性依然在苦难之中。我们绝不能抛弃苦难，仅仅只留下神性。苦难，自然不是洗浴神性婴儿的洗澡水，但它是引出小燕神往的丝线，而与释迦相连。

一切石刻，故事，还有大足都在歌唱。谈到歌唱，真有一点凤凰涅槃的影子，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小燕的一切，是否比她曾经的老乡郭沫若要广阔一点，自然不能妄加评论。从诗学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走离开故乡后再歌唱故乡的老路，也不能走离开了神性，再歌唱神性的曲折之径。小燕，却幸免于此难。

关于这部诗集的语言特征与内在朴素光华，也就不再赘述了。

旅游小贴士

地址：重庆市大足县

门票：北山、宝顶山联票120元。开放时间：8:30至18:00

郭沫若的诗集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海涅 中国 译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On Heine'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ZHANG We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efe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Heine - German poet， essayist and thinker. Early 20th century， Heine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his translating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period. Works included deep thinking scholars also become the object of study， through the work of translating and research， Heine's image in China increasingly plump.

Key words Heine； China； translation

0 引言

以“海涅”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会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国文学研究视角，主题集中在对其诗歌内容、思想或主题的分析。从翻译学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李智勇的《海涅作品在中国》是较早涉及海涅在中国译介情况的文章，卫茂平撰写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书详细梳理了海涅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其余从翻译视角出发的文章多涉及两种语言之间文字的转换过程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本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描述海涅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轨迹和研究状况，分析不同时期译介特点，以期对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1 海涅在中国的译介

海涅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零星的诗歌到诗歌集，再到散文集和理论著作的过程，按时间可分划为早期和近期两个时期。

1.1 早期译介（20世纪初-1949年）

1901年，辜鸿铭在其英文著作《尊王篇》中援引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的两段诗，这是“中国人较早引用并介绍海涅的一个实例”。①1913年和1914年发表了译作《译亥纳诗一章》和《兵》。20年代海涅诗歌的翻译逐渐成为潮流。郭沫若在《三叶集》（1920年）中收录了《在静静的海边》和《一望无际的海面》。1921年的《文学旬刊》陆续刊登了李之常译《情曲》，共计12首。随后，《创造日》也在1923年刊登了成仿吾译《幻景》和邓均吾翻译的抒情诗《绿泪来歌》、《松》。1924年，《文艺周刊》刊登冯至译《Lyrisches Internesso选译》、《海涅〈归乡集〉选》。②这一时期，各类刊物上的海涅译作达到五十余首。海涅在中国的译介掀起了第一个，“在中国稳坐德国诗人的第二把交椅”。 当时的译介以零星诗歌翻译为主，还未出现整部诗集。其次，除了冯至在1928年翻译的散文集《哈尔茨山游记》，其他译作都为诗歌，所以海涅给人以抒情诗人的印象。正如李之常所说：“他是罗曼派的大诗人，他的词曲，情感浓重，多半是哀怨之音。”③

30年代至40年代，《小说月刊》、《矛盾》等刊登近百首海涅诗歌。朋其译的34首出自《抒情插曲》和《还乡曲》的诗歌。作家李金发译的《归来》、《北海之诗》和《海涅的散文诗》译笔“俊逸和瑰丽，确非普通译者能及”。④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一、二章，林焕平译《我的痛苦和我的悲叹》、《等而熄灭了》、《城镇恐怖时代的回忆》，林林译《《赞歌》、《决死的哨兵》和《织工》都为海涅批判社会现实之作。抗战时期的文学刊物如《诗创作》、《文艺阵地》、也为海涅的政治时事诗提供了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译介呈现“抒情诗歌和时政讽刺诗并存的局面”。 “海涅一次比一次更明显地以革命者的身份而非咏情诗人的姿态现身中国。”⑤海涅的形象从“抒情诗人”转变为“革命者”，直接原因是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在这里延续了原作的生命，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更偏重于政治、道德、教育启蒙等方面的内涵”。⑥受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要有“社会化倾向”，文学要“暴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面”，海涅那些充满政治意味的诗篇符合当时的审美需求，海涅也被赋予了战斗诗人的形象。

1.2 近期译介

1954年，冯至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译本中指出，这部作品是海涅“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一个里程碑”。⑦此后，冯至又相继出版了多部海涅诗集译本，1958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962年《海涅诗选》（收录《抒情插曲》、《归乡集》、《哈尔茨山游记》、《北海集》、《新春集》、《时代的诗》、《故事诗集》等67首诗歌）涉及爱情诗和政治时事诗。1957年，吴伯萧根据英译本译出海涅诗集《波罗的海》，书中收录《波罗的海》、《哈尔茨山旅行记》以及《西里西亚织工》、《路易皇帝的赞歌》、《两个掷弹兵》等短诗。他总结了海涅作品的特点，即“丰富的想象”、“尖锐的讽刺”和“崇高的理想”。并提到：“海涅，若不是更以诗著名，他在法律、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也许会很显著。”⑧20世纪50年代钱春绮也翻译了《诗歌集》、《新诗集》和《罗曼采罗》。70年代以后海涅的政论作品和散文译本增多，1974年海安译《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玉书译《论浪漫派》。80年代是海涅译介的高峰期，接下来的20年间，有近30本诗歌集译本出版。诗歌以外的作品也得到了充分译介，如薛华和海安合译《论德国》（1980年），温健译《莎士比亚笔下的女主角》（1981年），《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988年）。大量诗歌的重译足以说明海涅在中国的地位。从2000年到2012年有34本海涅作品出版，几乎涉及海涅所有作品，较系统的有张玉书的《海涅文集》（四卷本），《批评卷》包括多篇文论，如《论浪漫派》、《论法国画家》、《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等，它们为研究海涅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小说和戏剧杂问卷》收录了《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忆语》、《浮士德博士》、《回忆录》、《自白》、《卢苔齐娅》等小说和政论文章。《游记卷》收录了《哈尔茨山游记》、《思想·勒格朗集》、《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卢卡浴场》、《卢卡城》、《英吉利片段》等。在游记中海涅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在封建统治下的德国的鄙陋状况”。⑨《诗歌卷》中收录了《诗歌集》中的《青春的烦恼》、《抒情的插曲》、《还乡集》、《〈哈尔茨山游记〉组诗》、《北海集》，《新诗集》和《新诗集》中的《新春篇》、《杂咏》、《浪漫曲》和《时代的诗》，以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罗曼采罗》等爱情抒情诗和讽刺社会现实的时政诗。这一时期译作多为诗集或文集，展现了海涅作为诗人、思想家、评论家的才情。

2 海涅研究

随着海涅被介绍到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和学术性论著。198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海涅学术议论会上，国内外学者发表了33篇高质量的论文，对海涅的抒情诗，游记和散文方面的成就以及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展开讨论，并出版会议论文集《海涅研究》中。在《海涅，席勒，茨威格，德语区国家文学论集》中张玉书撰写了《思想家海涅》和《诗人海涅》等文章，介绍了海涅在宗教、哲学、艺术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里的杰出成就。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海涅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海涅研究的大事件。学者围绕“作为作家和诗人的海涅”、“海涅及其同时代人和后人”、“语言大师海涅”、“海涅的人格”等主题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⑩2007年，在《谈谈海涅的文艺思想》一文中，张玉书分析海涅在《卢苔齐亚》中体现的文艺思想，即艺术家必须具有“自由的自我意识”，同时“作家必须凌驾于他处理的题材之上”，“必须有使命感，有责任感”。 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使中国人对海涅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为读者打开了海涅思想家的一面，使海涅在中国的形象更加丰满。

3 结语

一部文学作品在诞生以后会接受各种读者的理解、接受和阐释。这里所提到的读者不仅包括译作的读者，还包括承担桥梁作用的译者。译者“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他不仅是文学传播中的接受者，而且同时还是输出者，他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的读者”。 译者由于个人或社会政治因素对海涅作品的选择，使海涅在中国各个时期的译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初期多为零星的诗歌翻译或选译，诗歌大多反映爱慕之情和失恋之苦，海涅成为了浪漫抒情诗人的代表；第二，30年代和40年代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抒情诗和时事讽刺诗并存，海涅被塑造成了革命诗人的形象；第三，建国以后，海涅的诗歌、散文、政论文等多体裁的作品都得到了译介，并且被不同译者多次重译，掀起了海涅热潮；第四，伴随着海涅作品译介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海涅诗歌以外的成就，海涅作品中蕴含的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得到重视。

注释

①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

②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120.

③ 郭沫若.三叶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2：55.

④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3.

⑤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2-123.

⑥ 王慧.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审美性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0：30-31.

⑦ 海涅.哈尔茨山游记[M].冯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111.

⑧ 海涅.波罗的海[M].吴伯萧，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119-131.

⑨ 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游记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

⑩ 王晓钰.国际海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J].诗刊，1997（12）：78.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