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半解弹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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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半解弹琵琶范文第1篇

《白雪歌》在唐代众多的送别诗篇里确是以其诗境奇特引人注目，以致论者多以“尚奇”论其创作主题。本诗常被称道的用笔之奇主要集中在三处：开头以梨花喻雪是一奇；中间写饯别宴席上的音乐是一奇；结尾写风雪中的红旗又是一奇。但笔者认为，既然它是一首送别诗，诗人所使用的任何诗歌意象说到底应该都是为送别主题服务的，单单就“尚奇”来理解此诗特点有失偏颇。并且说作者把这种“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的“美丽精神境界”贯串了全诗，也还存在难以诠解之处。

全诗开篇即从送别时的天气写起：“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梨花喻雪可谓别开生面。但这并非诗人写进此诗中的刻意求奇之句，遍览岑诗可以看到，花是其诗歌的中心意象之一。据笔者统计，出现在岑诗中花的意象有23种之多，如芦花、荻花、桃花、松花、槐花、、梅花、橘花、牡丹花、海棠花等等，而岑参最喜欢的莫过于梨花了。在创作时间早于《白雪歌》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多次写到了梨花意象，如“长安柳枝春欲来，洛阳梨花在前开。”(《送魏四落第还乡》)“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闻。”(《登凉州伊台寺》)“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河西春暮忆秦中》)“野旷不见山，白日落草头。客舍梨花繁，深树隐鸣鸠。”(《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梁园二月梨花飞，却似梁王雪下时。”(《梁园歌送河南王说判官》)“梨花千树雪，柳叶万条烟”(《送杨子》)等等。除了梨花，岑参甚至还写梨叶梨果，如“客舍梨叶赤，邻家闻捣衣。夜来常有梦，坠泪缘思归。”(《杨固店》)“林晚梨初拆，枝寒梨已红”(《秋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等等。

由此可见，花意象，尤其是梨花于诗人的印象何等深刻。有意思的是，诗人写梨花(如上所举)常常是在他远离故乡的时候，而且从诗意看，他笔下的花总是和思春念归、士逢知遇等情感活动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再看《白雪歌》中的梨花意象，它看似神奇，就诗人而言实则信手拈来。这大雪飘飞恰似梨花盛开的自然景观，对在内地少观雪景而多看花开的诗人来说，不能不勾起他对往昔生活的忆念和对关中春光的眷顾。这种情愫的产生应该是和他久居塞外(写此诗时岑参已经是第二次出塞)且又送武判官东归长安的活动有关。所以，以梨花喻雪并不是单纯咏雪，它实际上寄托着诗人由送人东归引起的对家乡故土的思念。如果再进一步就全诗诗意的跌宕和情感的起伏来看，说它是为造成诗歌抒情结构上的扬抑顿挫也未尝不可。因为，产生于雪后美景的这一点惊喜，很快便被难耐的严寒所取代了。诗人接着写道：“散人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赏阅雪境的美丽心境很快就变成了对难以抗拒的自然力的着意刻画，正是在这寒入肌骨、阴云笼罩的环境氛围中响起了音乐之声：“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周啸天先生指出：“‘胡琴琵琶与羌笛’句，并列三种乐器而不写音乐本身，颇似笨拙，但仍能间接传达出一种急管繁弦的场面，以及‘总是关山旧别情’的意味。”(《唐诗鉴赏词典》)此说比较中肯。唐诗里吟咏胡琴琵琶羌笛的篇章不少，但是借助这类乐器之声表达喜悦之情的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李益的《从军北征》，王维的《陇头吟》，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高适的《塞上听吹笛》，王昌龄的《从军行》其二，王之涣的《凉州词》，王翰的《凉州词》等等，都是借琵琶、笛子之声传递愁情怨绪的。正如林庚先生所云：“笛子的爱好起源于北朝的《折杨柳》。”(《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而北朝民歌《折杨柳歌词》所吟咏的恰是非常哀怨的情绪：“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这说明出现在诗歌里的塞外笛声自古以来就不是抒写奇丽心境的。

岑参在自己的边塞诗里亦多次写到琵琶与笛子。如“天门街西闻捣帛，一夜愁杀江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夜吹笛。”(《秋夜闻笛》)“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中相看泪如雨。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等等。诗人以“颇似笨拙”的笔墨点出席间音乐的急管繁弦，确实是苦寒氛围中的一处奇笔。但是如果离开了对军帐中别离双方彼时彼地情绪脉搏的把握，忽略了“胡琴琵琶与羌笛”在诗歌里只是作为表达愁情别绪的符号存在，又怎么能理解诗人为什么不写音乐本身而仅仅点出乐器名称的原因呢。饯别之时席间响起的音乐之声确实打破了环境气氛的沉闷，但诗人写音乐显然不是从“尚奇”角度考虑的。

全诗最后六句集中写雪中送别场面，尤其是诗人写到了雪幕中的红旗。“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论者多以为这雪幕中的红旗也体现了此诗“尚奇”的特色。因为在茫茫雪天里这红旗的颜色太鲜明显眼了。其实先不说在风雪迷天的薄暮时分这蒙雪僵硬的红旗是否还那么耀眼，单就被别情笼罩的别离者而言，此时是否有心欣赏这景色也还难说。周振甫先生说：“《白雪歌》用‘风掣红旗冻不翻’来写苦寒也极为突出。”(《谈岑参的边塞诗》)这倒是中的之见。诗人用此句不仅照应了上文因写军中饯别而中断了的对严酷的自然气候的进一步描写，而且与下文的“雪满天山”之景互为表里，传达出对东归之人雪天出行的隐忧和关照之情。诗人紧接着详写道：“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在辽阔的背景中，山回路转，行人已经消失，而送人者仍久久伫立风雪之中不愿离去，他注视着眼前的一行马迹，若有所思，若有所失。这种情景和“美丽的心境”，“尚奇”的风格又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它分明表达的是独特深长的离情别绪。

综观全诗，以咏雪而写天气的寒冷倒是作者写景抒情的一条线索，而对别情离绪的抒发也可谓一波三折。虽然离别之情没有被过分渲染，但它却始终如千里伏流之涌动，贯串于诗歌的字里行间。全诗所抒写的是一个久戍边塞之人，在功名未就、回归不得而又送人回归的特定情景氛围与气候条件下产生的别情，它那么清新，又那么凝重，如塞外愁云一样翻卷在诗人心头，在历经了奇寒的锻造和思乡念远情结的荡涤之后，显得既慷慨无悔又意绪绵长。

注：①见《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424页。

胡人半解弹琵琶范文第2篇

神木：西巡谒拜的纪念

从兰州出发，我们朝白银、靖远方向行进。在冬季的寒风里，路旁褐色的山脊诉说着北方土地的骄傲与荣光。靖远，有其名始于1730年，为清雍正皇帝所赐。但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称靖远为古会州，而这大概就要追溯到唐代了。《资治通鉴・梁纪》中说：“唐分平凉之会宁镇置会州，又置乌兰县属也。”其时会州地界大约包括今靖远、景泰、会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宁夏中卫的一些地方。

唐朝女皇武则天对靖远这个地方重视非常，她曾诏命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在这里屯军垦田，开发建设这一丝路重镇。但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最早把目光投向这里的却是西汉武帝。史书上说，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汉武帝西巡并设祖厉县，这祖厉县就是今会宁县的最早建治了。

在甘肃平川地区有大小神木山，在这一带民间，流传着一个与武帝有关的传说：公元前114年，汉武帝西巡到会宁（祖厉）时，听说村子南边的山里长出了两个“神木”，酷似人形，一大一小，便前来谒拜神木。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武帝谒拜神木，便在长出神木的山崖下修了一座叫神木宫的庙。直至解放前这庙还在，但后来被拆毁了，神木也不翼而飞。“神木让陕西神木县的人拿去了！”当地人的理论根据是在秦始皇之时，平川一带属北地郡，常有“犯过错误的人流放于此”。而陕西神木县的人“拿走”平川神木也就合乎情理了起来。传说，当然无从考证，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所说的这一切是真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帝王在百姓心中的份量。

无独有偶，在神木头村附近，我们还听到了有关霍去病和苏武的传说：在离神木头村不远的公路旁，有一座被削去了顶的山包，当地人说那是霍去病当年西征时用过的“点将台”。而在距山包附近一道山梁中间，有一座被拆毁了的庙，当地村民称其为“苏武庙”，并说是霍去病西征时为苏武修的。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遍地青砖碎瓦，以及两块倒下的庞大石碑，只是石碑上的字迹已模糊难辨了。在石碑的附近还有两棵已经死去的小碗口般粗细的柏树。村民们说，这柏树已有千年了，现在每逢年节还有人到这里来用刀劈块柏木，拿到家里避邪。我们在柏树的躯干上也看到了刀劈过的痕迹。

这些不过传说而已，但一路追寻，听闻着这些正史之外的“民间故事”，我们忽然想起了这样一首歌：“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一串串鲜活的姓名……”其实，在刀光远去，鲜活的何止姓名？

固原：造就唐诗高度

辞别平川区过海原至固原，我们已深入宁夏地界。固原地处西安、兰州与银川的三角地带中心，系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延居。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王维这首诗中所说的萧关指的正是固原这个地方。

汉武帝在位时，匈奴骚扰边疆，作为关中四塞之一的萧关在军事防御中极为重要。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析置安定郡，郡治高平（固原），这是固原历史上第一个郡级政权建制，其后，他曾6次来这里巡视。

史料记载：元鼎五年，汉武帝“始巡郡国”，北出萧关，猎于新秦中（包括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宁夏清水河流域、甘肃环县、陕西吴旗县一带），随从“数万骑”。从中，人们不难看出帝王出巡的浩大阵势。而这个被太皇太后封闭了六年之久的皇帝，正如电视剧《汉武大帝》中说的那样，是狩猎中悟得了军事之道。

天马徕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障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透过汉武帝的这首诗，人们不难看出他狩猎的“醉翁之意”。

回望萧关，我们甚至看到后来唐朝边塞诗的一个高度，其实这一高度正是军事的高度，从武帝析设安定郡起，它就开始一点点拔高。岑参说：“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杜甫说：“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谁能否认，这唐诗中的固原萧关，在汉代就送走了武帝、霍去病和张骞的身影。事实上，唐诗之所以在后来能达到一个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军事，而汉武帝早就在它迈上这个高度之前，为它铺就了一个台阶。

平凉：回中道上的铙歌

从固原，我们绕道直奔平凉。这一路，我们走的大约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回中道。《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里所说的鸡头山指的正是崆峒山中的一座名峰，汉武帝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下令修通回中道。

专家认为，“回中”的称谓与秦长城的蜿蜓包罗有关。秦得义渠诸戎之地后，为防御匈奴，巩固边疆，便在北境线上筑起了一条长城，连接三郡。于长城自西向东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秦长城西自陇西、临洮而北再折向东逶迤而行，其走向曲折迂回。回中之“回”就取其曲折蜿蜓之意。所以从广义上讲，长城以内的这些地方都可以泛称回中了。从狭义上说，在没有设置安定郡之前，回中介于陇西、北地之间，呈南北走向。汉武帝析置安定郡后，回中地域基本上在安定郡境内。

史书记载说，元封四年10月，汉武帝下令修通回中道后，朝庭中有位叫贾山的官员曾写过一封信给他：“秦为弛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恐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弛道之丽至于此。”由此不难想像秦弛道当年的模样，其道路的宽阔度和“树以青松”、“厚筑其外”已具今日封闭式高速公路的雏形。

“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这首汉代铙歌《上之回》唱的是当年修通回中道的盛况。

回中道虽赶不上秦直道，但当初毕竟与军事有关，更何况汉武帝以后数次巡视安定、回中皆走此道，想必与秦直道相比也差不到哪里去。极为重要的是这条道路的开通，为后来开通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是一条通往河西、西域的交通干道。即便是在今天，人们依然看到其当初开通这条道的重要意义。

回首再望，汉王朝离我们已经有两千年之遥了，而汉武帝一生的功绩似乎还在眼前。

河西：“农民军团”的文化担当

我们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车行不足4小时，武威这座历史名城便出现在了眼前。面对今天武威城中扑面而来的现代商业气息，我们已经很难想像出它于汉唐之时甚至更早一些时候的“模样”了。但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渐渐能抓住武威这座城市从远古走来之时，飘动在轻风中的一角衣袖，于是我们听到它两千年前的心跳。

河西归西汉管辖之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设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公元前111年，又分出上面两个郡的部分土地，设置了张掖郡和敦煌郡。武威郡治在现在的民勤县东北，酒泉郡治在现在的酒泉市，张掖郡治在今张掖市西北，敦煌郡治在今敦煌县西，河西四郡共辖35个县。这之后，汉朝便开始移民河西。这些移民实际上都是被武装起来的农民军团，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来，这个“农民军团”有10万人之众。

那些被武装起来的农民在浑然不知中承担起了改造自身和接纳外来文化的使命。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一幅场景：一个锄地的农民却又时时惦记着带在腰间的刀，或者插于地硬之上的矛。这就是典型的一手拿枪（武器）一手握锄了，可谓一心两用，在今人看来或多或少有些可笑。但正是这样一个“农民军团”，却牢牢巩固了汉代的边疆，并为当时远在长安的皇帝省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军费开支”。

在武威这个地方让人清晰可见的除了这“农民军团”之外，让人联想得更多的是秦时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汉文帝时，匈奴赶走了生活在这一带的月氏，空前强大了起来，占据了武威和整个河西走廊。从此，便有了汉朝为“和亲”而西行远嫁的女人。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就再也不愿将国家的和平“寄托在女人的胸脯上”了，于是战争开始了。

史料记载，仅在河西地区，汉武帝向匈奴发动的战争就有十余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一战是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指挥的“河西战役”，这一战给了匈奴以沉重打击，并使汉朝收复了河西。

当年的“河西战役”使匈奴离开了河西走廊，但一个游牧民族离开了一个地方，并不等于后来到这个地方的农耕民族就不知道在这里放牧是怎么回事。《汉书・地理志》中说：“地广民稀，水草宜牧，以故凉州之下畜为天下饶。”这就是说汉朝的10万移民并没有在武威这个地方完全种地，否则就不会有“凉州之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了。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武威的一些山区看到一些人过着半稼半牧的生活――那10万“农民军团”不但学会了放牧，还将中原的耕种文明带到了河西。他们既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经营者，又是这片土地上的管理者。他们的存在巩固了西汉王朝对河西的政治管理，也促进了河西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创造了方便条件。

丝路：通往西域的神奇

弯弯月出挂城头，

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

胡人半解弹琵琶。

今天，当人们面对唐代诗人岑参这首诗，依然能想像出唐代凉州的繁华，而早在唐代之前，汉王朝就为其造就了这“七里十万家”繁华盛况。

汉唐两朝所以能够建立起发达的封建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怀偏见地吸收了多个民族的先进文化。而丝绸之路在当时则是一条传播先进文化最重要的途径。古代希腊、罗马人把中国称为“赛里斯国”(serice)，把中国人称为赛斯人（seres)，赛里斯就是丝的意思。直到今天，中外学者仍不约而同地将这条古道称为经济之路、文化之路，甚至中国崛起之路。

汉武帝建元元年，朝廷从投降的匈奴人那里得知，匈奴打败了胝，胝人四处逃去，对匈奴人仇恨满怀，只是没有人帮助它们攻击匈奴。于是便有了张骞出使西域乃至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

今天，当我们翻开张骞在西域停留了十多年后归来写给汉武帝的一份类似“调查报告”的参奏，仍然不难看出当时的汉朝官员、包括汉武帝对西域知之甚少，甚至浑然不知。这就像清朝宰相刘墉曾经认为西洋人的膝盖骨发育不健全，禁烟英雄林则徐曾认为西洋人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就会因排泄不畅而死去一样。通过张骞的“考察报告”，人们不难看出当时汉廷众多官员对西域的很多新鲜事“闻所未闻”。据说，张骞在朝上奏他的“考察报告”，听得汉武帝和满朝官员入了迷。

如果说，汉武帝当时派张骞出使西域仅仅是为了“断匈奴右臂”的话，那么丝绸之路开通后所发挥的经济与文化的效益是他始料不及的。这条路使中原的丝绸和精美的手工艺品，以及铁器、掘井灌溉等技术传入了西域甚至国外。也使西域的葡萄、石榴、西瓜、核桃、大蒜、黄瓜、胡萝卜、蚕豆、胡麻，还有骆驼、驴等牲畜传入了中原。这条路使中国扬名世界，也使世界了解了中国。而当初被“移”往河西的10万“农民兵团”在此时已变成了这传承的“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正是这条路，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而且使汉族迅速崛起，以致后来在我国的多民族文化中一直占领主导地位。

西王母赠桃：英雄美女的历史神话

汉族这一称谓始于汉初，而汉武帝时期则是汉族真正兴起的时期，汉族兴起也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见证。

瑶池阿母绮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今天，当人们面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首诗时，恐怕一下子就会想像出周穆王八骏飞奔的情形。但是诗中讲述的却是一个有些凄伤的有关周穆王（穆天子）与西王母（民间所说的王母娘娘）的爱情故事。其时西王母是一个人而非一个神，是我国周代一个叫犬戎的民族部落首领，一个美貌而多情的女人。

西王母没等到穆天子驾乘八骏归来，后来竟演变成了一位美貌出众的女神，并与汉武帝传出了一段爱情佳话。《汉武帝故事》中描述西王母“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一天驾五色斑龙，由五十天仙陪同来到武帝王宫，她将三千年才结一次的仙桃赠与汉武帝，天亮时依依不舍地离开汉宫。故事表现了她的真情与痴心，充满中国传统爱情的深沉和美好。

我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族名，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从古至今，这56个民族在中国大地上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共同进步，一道创立了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灿烂文化和文明成就。这正如著名学者所说：“在中国这样长的历史里，民族变化多端，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有些合而未化，还保留了许多原来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这一名称在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史记》中出现也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