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多宝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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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多宝塔碑范文第1篇

颜真卿作为一位流芳千古的伟大书家，其书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二王说”“颜处于褚说”“张旭说”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没有一门书家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碑帖来形成自己风格的，显然颜真卿是融入多种笔法规范自成一体的，我们在《多宝塔感应碑》与《太玄贞一本际经圣行品卷第三》中发了许多相识之处，而《太玄贞一本际经圣行品卷第三》刚好比《多宝塔感应碑》早了50年，当时颜氏于天宝七年（748）40岁那年曾任河西，陇右军试复屯交兵使。在此期间，完全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敦煌和吐鲁番地的人文历史和书法艺术，查阅由经生抄写的佛教经典；在《妙法华联经卷第五》楷书，宽博厚重，与颜真卿早期书写风格有颇多相似之处。写于691年的遗书《妙法莲华经》《英藏敦煌文献》题记的外拓式方正结体，同样具备了颜体行书的特征，比颜真卿的行书至少要早50年。课件与颜氏相似的书法在当时具有普遍性。颜氏书法成熟时期创作的《刘中使贴》，对比敦煌遗书《尔雅卷》中张真写于乾元二年（759）十月十四日的行书，书风与颜氏及其相近，厚重与雄壮之气直逼颜书，而书写时间要早于颜氏16年。上述诸例反映出敦煌写经（唐朝）都要比颜真卿楷书出现的要早，而且风格相似颇多，因此我们就敦煌写经与颜体楷书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下面我们就我们调查研究的来分析一下《唐人写经》对颜真卿楷书的影响。《以颜勤礼碑》为例我们从两部分的出身、境遇，以及文字的结体、点画形态、空间关系上进行作对比，从而进行分析。

写经卷俗称“经生书”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是佛教文化的兴盛期。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是昌盛时期，当时人们兴建寺院、建造佛塔、已经出现了专门抄写经书的人，随着字体演变趋向于成熟，正因为法则的约定才使人尊唐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字体的风格中唐人写经更靠近于魏晋时期风格，在唐初之前当时人是执掌中书，到了中堂高桌高椅的出现，使写字出现了提按，所以说魏晋到唐初手是自然运动，用的是手腕上的运动，自然而然的写了出来而非“描”微微一侧就可以，到了欧阳询高桌高椅开始代替执掌中书，到了褚遂良，唐楷形成，多用提按而并非平动。

随着佛教大兴需要抄写经书，于是在当时出现了一种职业：写经生，而写经生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府写经生，此类写经生大体是秘书省和门下省的“楷书手”，又称书手、楷书、群书手。大多都是官府雇佣谋生，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我们在《妙法华联经卷第五》末题：“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秘书省楷书孙玄爽写”当然，秘书省经生的抄写在隋代就已经存在。还有一类是民间抄经群体，由于抄经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所以很多经济条件不好的知识分子和落榜的读书人迫于生计，不得不为人抄经糊口。这些人有一定的书法基础，由于这些人为了养家糊口形成了快速抄写经书的习惯，所以形成了一定的风格。

颜真卿祖上是北朝的颜文推，所以说他的书风带有北派的味道，含有碑的成分，而唐人写经大多带有隋朝篆隶笔意，而颜真卿趋于规正，与他当将军有关，呈多宽雄厚、浑厚饱满感。中国的审美哲学都是二元哲学，相背而依，黑白之间有大量的灰色地段，而书法就是点、线、面之间的关系，滞的感受、点面之中存有静与动，毛笔与纸面摩擦的强弱。粗细运动中变线的线条有平静的、跳跃的、流畅的、滞涩的，出现了阳刚与阴柔本质的区别。

之前分析是人物本身的区别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字体之间相互的连接，从而分析唐人写经对颜真卿楷书有何影响，在哪里造成的影响。

我们看《妙法华联经卷第五》中的人因为书写性比较强所以提按变化比较明显，人的一撇直接撇了下来中间由粗到细。人的一捺是由轻到重最后出尖收笔。

而《多宝塔碑》中的人撇是顿了一下提起来到中心加重了一下然后提了起来，捺由轻到重中间带有一些弧线的线条。

所以说唐人写经与颜真卿楷书在字形上有些相似，让唐人写经书写性强烈一些，而多宝塔写的比较稳重一些提按丰富一些。

唐人写经中的不字点画基本是露锋起笔，中间空间比较小一些，如果我们把最外边的点画连起来会发现外轮廓线呈圆形，写的计较抒情。

颜真卿楷书起笔提按比较明显，尤其第一个横是顿了一下在把毛笔提起来，到最后结尾又按了下去回锋收笔，外轮廓线呈圆形，所以说颜真卿楷书在唐人写经方面上增加了许多提按变化，字形也就是外轮廓线比较相似。

两个中字以比较我们会发现唐人写经两边的小短横比较粗一些，中间的竖细一些，横和竖的粗细变化比较明显。

颜真卿楷书中字比较唐人写经重心上移了一些粗细变化和唐人写经差不多只不过中间的竖画是最重的，竖的结尾是收尖结笔。

唐人写经中的结构空间与颜真卿楷书没多大区别更多的是露尖。

但是看完颜真卿楷书心的卧勾会发现，比唐人写经更多了转折关系。

我们找到两个外轮廓相似的两个字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唐人写经外轮廓一般不接起来，呼吸的轮廓多一些。

而颜真卿楷书因为唐人尚法的原因，比较严谨周围得了轮廓都是接搭了一起，唐人写经字形呈方形，颜真卿楷书呈长方形。

唐人写经一字的字势比较平稳，而颜真卿楷书因为提按变化比较明显的原因，字势比较倾斜丰富了势态变化。

颜真卿多宝塔碑范文第2篇

颜真卿的书迹作品众多，为后人重视的楷书有《颜勤礼碑》《多宝塔碑》等，这些碑刻楷书，有个性，有特点，有庄而不险的气势。他的行书《祭侄文稿》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创作出来的佳作，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晚年创作的精品，是他在七十岁时为纪念自己的曾祖父所立。此碑结字端庄，气势雄强，横细竖粗非常鲜明，方圆转折的笔法清晰。由于入土较早，损毁少，能比较准确地体现颜书厚重挺拔的气质。下面我们一起欣赏这一书法名碑吧！

用笔有“篆籀之气”

颜真卿是圆笔书法的开创者，从他的碑帖中可以找到很多“圆笔”的痕迹。这里的“圆笔”主要指运笔过程中纯以中锋行笔，笔锋圆润饱满，具有篆书、隶书行笔的特点而体现出“篆籀（zhòu）之气”，笔画形状方圆并济，圆润生动。

1.横轻竖重，对比明显。《颜勤礼碑》几乎所有具有横和竖的字都可以看出这样明显的特点，如“书、军、里、事”等字。

2.捺脚厚重，燕尾收笔。《颜勤礼碑》捺脚的收尾处都缺了一小块，这是从隶书的“燕尾”变化而来，厚重中体现用笔的变化和精致。如“交、文、是、夫”等字。

3.回锋出钩，笔姿轻妙。《颜勤礼碑》的“钩”不是从笔画的末端直接出钩，而是先回锋蓄势，然后出钩。钩的拐角处总有一个圆润的缺角，钩为厚重的笔画增添了轻妙之姿。如“九、氏、子”等字。

结体具“庙堂之象”

《颜勤礼碑》结体端庄豁达、舒展开朗。同样的点画有不同的变化，生动多姿、节奏感强。

颜真卿多宝塔碑范文第3篇

魏碑书体是中国书法史上楷书的第一座高峰，形成于北魏皇城大同。也许是地缘、血缘、心缘之故，马先生对魏碑情有独钟。无论亦隶亦楷的《中岳嵩高灵庙碑》、“二爨”，无论方整严峻的《龙门二十品》，无论具有皇家气象的墓志《元怀》、《元瑛》，无论郑道昭的大字石刻、《石门铭》，等等，他都悉心品赏，仔细玩味，认真揣摩，常加体悟，心追手摩，有时竟“唇齿尽墨，衣领如皂”，达到忘我境界。他觉得，质朴方厚重，疏野更自然。书写魏碑，不仅可以完善书写技法，从中更可以感受北魏人穆练重拙的人格气概，洪荒大化的自然形态。加之魏碑承接汉隶，遥通钟鼎，下启楷则，这就使马先生更期望通过研习魏碑，窥破书法之真谛。

马子明还特别敬重和激赏唐代大书家颜真卿的人格，磊落、正义、豪迈，对颜体书法《多宝塔碑》、《礼勤碑》、《麻姑仙坛记》、《祭侄文稿》等，因而就有一种“心向往之”的亲切和私淑，并时时以颜体中蕴涵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来校正和规范自己的人生行为，以及书法行为。马子明认为，书如其人，这不仅是一句励志书家的箴言，更是一种文人心底的潜在规矩。这种规矩体现在笔墨点画中，就要有形。这种形，就是一个人心性的外化。以此角度来观照和研习颜真卿的书法，心底自然就荡漾起一种真力、真气和人生正气，从而酿造、修炼一种人生境界的大美。

当然，马子明也喜欢风流蕴藉的美感。如《玄秘塔》和《神策军碑》等。他认为柳公权的书风，隐含着一种文人的风流逸气和洒脱精神。正气，是人格特征。风流，则是内在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一种风流洒脱的不自觉。作为书法家，传统的文人，马子明因而骨子里具有一种“渊薮”般的惺惺相惜，和自觉追随。

上述三类书法所富含的各种有益因子，可以说是滋养马子明书法人生的“三驾马车”，体现到马先生的书法创作上就是，不经意间，每种书体都殷殷渗透着这样的精义：粗朴，峻厚，豪放、浑穆，洞达。

马子明先生的楷书，笔力劲键，结体宽博，端庄严整，开阖自然，而又不乏雅逸之趣。圭角承合，敛放有度，明显汲承了魏碑的方厚和颜体的劲折。撇捺飘逸，却又化入了柳体舒筋的风姿。他的隶书，多循秀润而扁长的《张迁碑》字构，“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孙过庭《书谱》），又揉进平城魏碑的洒脱憨拙和别出心裁，厚笔顿挫，飞白艰涩，动静随心，因而这些隶书就显得劲拙淳朴，妙然天成。他的行书，大有以碑名世的清朝书家何绍基的心脉。字多独立，方笔圆笔渴笔涩笔润笔，笔笔锋芒纵横绞转，任由挥洒。其中参以隶意，犹如画龙点睛，洋溢出古拙稚趣的碑味儿。有论者这样评价他的书法，“笔法内在含蓄，浑圆有力，字形雍容大方，以藏锋之势，寓巧于拙”，我觉得此论颇得真章。

大多数人习书，或为修心养性，或纯粹为“稻粱谋”。马子明先生对书法却另有心得：汲承书法的真善美，尽可以陶励人生。

书法之于中国，可以说同文字一样绵长久远。“书如其人”的论断，实际还揭示了一项不为人所关注的内涵：只有真、善、美的内核，才是书法艺术永久、永恒的生命。这其中，不仅仅分辨出书法的高低贵贱，更给潜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士子，画出了一条道德底线和行为准则。书法学习不仅是一种美的塑造，更是一种阳光人生的积极启迪。

马子明先生的这一豁然觉悟，使得他在书法的临习和创作上，有了明确的理论支撑。他参照人生信条“三省吾身”的修炼，愈加“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易经·乾》）。因而，他的书法就默契了唐朝孙过庭《书谱》所说的，“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披沙沥金，超拔时流，彰显不凡。这就与饱经人们病垢的时代流行孱弱、浮躁书风，有了质的分野。

颜真卿多宝塔碑范文第4篇

一、书法艺术与五行性格

从字体而言:书法分为篆、隶、正、行、草等几种字体。

1隶书

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用笔上方、圆、藏、露法具备。从侧面体现了水行人性格。软中有硬，以柔克刚，刚柔相济。

2楷书

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楷书大致分为:唐朝欧阳询(欧体)、唐朝颜真卿(颜体)、唐朝柳公权(柳体)、元朝赵孟頫(赵体)。其中以柳体和颜体最有代表性。柳体骨力遒劲，结体严谨。从侧面体现了木行人性格;意志坚定不移，颇具骨性。颜体端庄雄伟，气势开张，笔锋圆润，为土行人性格体现。性情温厚，感情纯朴。

3行书

行书是楷书的快写，是在楷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以勾、挑、牵丝来加强点画的呼应，具有一气呵成的气势，从侧面体现了火行人性格:热情爽快，节奏紧凑。从章法而言:书法章法是指安排布置整幅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照顾等关系的方法。书法作品是整体的艺术，单个字写得无懈可击并不代表整幅作品的成功。章法中的疏密聚散、大小曲直、圆缺参差以及节奏感无不体现书写者的不同性格。

二、书法艺术与五行情志

书法作品往往从整体上体现书写者的品性、学识、智慧，功夫和当时的心情。反过来，也可运用书法的情志调节作用来调节情志，达到修身养性自我调节的目的。如木属肝，其志为怒。因而在愤怒的时候，书写作品时，运笔的起，行，收速度比较快而干脆。此外平动，绞转，提按都相对较重，执笔深度较深，力度较大，以抒发愤怒的情感。土属脾，其志为思。因而思虑过度时，作品多较凝重，运笔迟缓，执笔深度较浅，显示作者多思的情况。

1整体观

人与自然，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人的情志往往受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影响。人们可以通过书法艺术的多重表现形式来调节情志。比如说欣赏自己喜欢的书法作品，或是通过自己书写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又如在悲伤的时候观赏大气磅礴的作品，在愤怒的时候欣赏相对柔美的作品等。书法本身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实际问题，但是能帮助人们跨越某些潜在的障碍，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

2三因制宜

书法艺术调节情志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木盛之人性格倔强，易怒，应适当欣赏柔和秀丽的作品。如《曹全碑》柔和之力似绵里裹铁，可抒感，营造轻松、和谐的环境。悲观之人可适当观以气势磅礴:宏伟瑰丽的作品，使人精神愉悦，视野开阔，提高大脑的兴奋性。如颜真卿的《多宝塔碑》。若是心情浮躁，精神难以集中，可以经常练一下规整严谨的作品，如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字字严谨，一丝不苟，可缓和、制约急躁情绪，心血管病人，更年期妇女均可尝试。

颜真卿多宝塔碑范文第5篇

宁波历来注重文化的修养，崇尚科举，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文人们大都好古物、喜收藏，收藏在他们精神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宁波收藏历史颇为悠久，早在南北朝时期，余姚人虞和就有收藏书籍的活动，自宋南渡以后，宁波“郸多世家旧族，故收藏之风蔚起”。可见到了南宋以后，宁波的收藏之风才真正兴盛，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代。

明代的宁波经济兴盛，出现了许多专业明显的市场，如宁波府所属的鄞县、慈溪、奉化、象山、镇海、定海等地，都有棉花、丝织、粮食、水产品、竹木山货等特色市场。其中也不乏有书籍古董市场，这在当地收藏家的信札中都有记述。

对于艺术品收藏的种类而言，宁波人大都以图书善本收藏为基础，进而延伸到碑帖及法书名画的收藏。藏书在宁波文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宁波的藏书，不得不提到闻名中外的天一阁，以及创建它的主人范钦。范钦（1506一1585），字尧卿，号东明，宁波府郸县人。嘉靖十一年范钦27岁时中进士，初任湖广随州知府，后任工部员外郎，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等职。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任兵部右侍郎。

范钦的收藏在明朝已赫赫有名。范氏爱书如命，嗜书成癖，收藏只进不出。他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每到一处，都悉心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对无法购置的书就雇人抄录，经史百家之书，兼收并蓄。辞官时，他把搜集到的各种奇书带了回来，藏于宁波月湖之滨的故宅――“东明草堂”。

同时，范钦还藏有洪武四年首科至万历十一年期间，几乎所有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当时宁波的科举风气相当浓厚，尤其是鄞县，明代陆瑜《县学记》称“名儒辈出，甲于他邑”。至今，天一阁还存有明代科举录370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孤本。

范钦也藏碑帖书画，不过名声被藏书盛名所掩。范钦收藏的碑帖数量在明代也是数一数二的。许多拓本是珍稀之物，例如有三代时期的《岣嵝碑》，秦《石鼓文》、《泰山石刻》，唐李世民《晋祠》、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颜真卿《多宝塔碑》、柳公权《玄秘塔碑》、张旭《肚痛帖》等等，宋元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墨迹拓本为主。

受宁波藏书的大氛围影响，加上科举发达、学术风气的兴盛等因素，宁波的收藏家普遍喜欢收藏书籍善本及某种程度上与书籍相通的拓本墨迹。宁波地处江南边缘，相对还是比较封闭，历史上并非书画碑帖的产地，收藏家只有从外地买入，买入不易，故不愿轻易卖出。宁波收藏家的藏品多内部流通，且自成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圈子，书画流通不像嘉兴等其他地区那样活跃。

宁波的鉴藏家

宁波最著名的收藏家除了范钦外，还有丰坊、范大澈等，他们都是当地的收藏家族，共同构成了宁波的收藏圈。

丰坊，字存礼，一字人翁，别号南禺外史。进士出身，授礼部主事。其父丰熙是明孝宗时期的榜眼。丰坊以藏书家出名，他的“万卷楼”与天一阁齐名。那么，丰坊到底收藏有多少古籍呢？正德十五年（1520）丰坊曾作一首诗：“浩然驱马归，育德向丘园，古书三万卷，可以正乾坤”。可见，在丰坊27岁时，就已拥有三万卷左右的藏书，藏书量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

丰家曾藏有一件王羲之的《嵇康绝交书》拓本，丰坊曾言“余家世宝一拓本。”当他得知同乡杨尚书家里也有此帖时，百计求观不得，以致“魂牵梦萦二十年”，后“此帖流散，为丰坊所见，比之家藏之本无异，认定此帖即是母本”。

丰富的家藏使丰坊从小便喜欢上了收集各类碑帖。他收藏过的碑帖可知的有19件，现存的丰坊所藏拓本，以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西岳华山碑》影响最大。另外他曾藏有《兰亭序》的两种旧拓本，即定武本与神龙本。嘉靖五年（1526），丰坊据个人收藏的定武本兰亭序刻石，此石现镶嵌在天一阁藏书楼西边墙上。《书画题跋》曾记：“定武兰亭唐摹二本，其一乃丰存礼摹入石者，意全在取势，虽稍怒张不圆净，而笔意宛然”。

此外，丰坊还陆续收藏了许多名帖，如王献之的《洛神赋》、钟繇的《力命表》、王羲之的《楷书道德经》与《官奴帖》、欧阳询的《小楷千字文》、颜真卿的《楷书干禄字书》等等。

大量珍藏的碑帖书画提高了丰坊的鉴赏水准，使他很早就进入了鉴定家的行列。他是明代中期与文氏父子同列的一代鉴赏巨眼，过目书画不计其数，曾受邀于无锡的收藏大家华夏，为他鉴定家藏。并曾在27岁时于《宋徐铉篆书千文》卷后题诗，梳理篆书发展源流，点评篆书大家，显出深厚的学识。

丰坊的不少藏品是收购的。他曾在信札中如数家珍地道出各地书画碑帖交易的地点、古董商的住址等信息，可知他常常光顾这些地方。并且他的购买主要集中在北京、苏州、杭州三地。如“苏州黄攘字茂甫，号西池，住福济观西首，门前药铺，习贩古董”。又如“沈植字子行，住盘门内开元寺，前有书铺在府前，又有褚二住间门，张天爵住羊肉巷”等。上述的黄攘、沈植、褚二、张天爵等都是苏州书商。

丰坊曾收藏过古画，有《唐人画倦绣图卷》、元赵孟《列仙图册》、《小楷道德经》，元杨维祯《五福图轴》，元人《真迹图册》和顾瑛《蔬果册页》等，还曾在宋龚开《中山出游图》的卷后题跋。

除了丰坊，宁波另一位以藏书知名的收藏家是范大澈。《甬上耆旧诗》小传曰： “（大澈）性酷嗜抄书，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不惜重金遍搜海内异书秘本。除珍本外，范大澈于法书名画、金石碑帖等亦无所不收，尤其他的古印章收藏在印章收藏史上有其地位。

宁波与日本的艺术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