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花吟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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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花吟原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葬花吟》 目的论 翻译策略

1 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顶峰。书中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吟》,以其丰富细腻的想象,浓烈忧伤的情调见长。如何将这首耐人寻味、婉约动人的诗词贴切地再现为美丽的英文。本文拟避开直译异议,归化异化之争,尝试从功能翻译观的角度,以目的论来研究《葬花吟》二译本,杨译与霍译,以期对二者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作出客观描述及评价。

2 功能目的论与《葬花吟》英译

功能翻译理论是德国译论家汉斯•弗米尔(HansJ.Vermeer)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模式,它突破了对等论的限制。目的论认为,翻译是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它将研究聚焦在翻译过程中各种目的的选择和译文所要达到的功能上,强调翻译的目的性和交际性。因此译者接受原文与创造译文的方法必然来自译文的预期目的。

功能目的论以译文的功能和目的为核心来诠释翻译活动,无疑会对《葬花吟》等诗歌翻译带来很强的指导意义,但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译者难以取舍是忠实地直译还是灵活地意译?有了明确的翻译目的,译者就回避了直译和异译,归化和异化的两难处境,使其成为一种基于文化的抉择。

3 从目的论析《葬花吟》二译本

3.1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目前译界广为推崇的两个《红楼梦》全译本为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两译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亦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

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是出于个人爱好的选择,其翻译目的主要是基于与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烈愿望,他的读者群主要是西方读者。在翻译时自然受到英语文化规约的影响,偏重神似,处处考虑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

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这在《葬花吟》的英译中有着显著的体现。杨译直译较多,强调忠实,用词准确,力求忠实原作内容和文化特色。霍译则倾向于照顾译文的可读性,采用归化策略灵活地把一切陌生变为熟悉。但总的来说,两个译文虽然风格迥异,却各有千秋。

3.2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与《葬花吟》英译。以下从译者对诗中文化典故,诗歌选词及人称口气的传达等方面,来说明译文或忠实再现原文或灵活移植,力求在翻译中再现原文的美境。

(1)文化典故的传译。中国古诗中常穿插古典传说,以增进诗趣。《葬花吟》中有两个典故:一是第24行的“洒上空枝见血痕”(杨译为“Falling like drops of blood on each bare bough”,霍译为“Which on the boughs as bloody drops appear”)。相传湘妃哭舜,泣血染竹枝成斑,所以林黛玉号“潇湘妃子”;二是25行的“杜鹃无语正黄昏(杨译为“Dusk fall and cuckoois silent”,霍译为“At twilight, when the cuckoo signs no more”)。说的是蜀帝魂化杜鹃鸟,啼血染花枝。这两个典故中国读者对其意象并不陌生,然而,西方读者对此却并不谙熟。二译文对此典故均采取直译,既没有加注,也没有在诗行内作解释,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译诗的可读性。可见,即使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诗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不尽是相异。

(2)诗歌用词的翻译。在诗歌用词的斟酌上,杨译直译较多,而霍译发挥译文语言特点,变通之处较多。从翻译意图来看,两位译者不同的处理方法均是为了译文预期目的与功能的实现。

“柳丝瑜荚”,杨霍两人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杨如实译为“柳树和榆树”,原文之“丝”(柳絮)和“荚”(榆树的果实)未传,失去了应有的动态感。霍译为“Elm-pods and willow-floss”,译出了原文的细腻,形象传神。“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青灯”,杨照字译为“A green lamp”,为的是忠实传达原文意象,但此处却略有不妥,易将其理解为绿光,似有阴深之感。而霍认为“青”和“被未温”是次要意象,将其略去不译,但并不影响原诗的传达。“一朝春尽红颜老”:杨将“红颜”直译为“the beauty”,忠实贴切,却失却平淡。霍别出心裁地将之译为“the bloom of youth”,比较诗情,有林黛玉以花自喻的效果。“the bloom of youth, too, sickens and turns pale”含有美艳失色,青春之花凋零的意蕴。从其翻译目的来看,此译文将花与黛玉命运的联系得到了完美的再现。

(3)人称和口气的传达。在《葬花吟》的前半部分,曹雪芹对林黛玉进行心理刻画用的是第三人称。在其后半部分,作者由旁观者的客观描写进入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感情抒发。所以,从第29行开始出现第一人称“侬”,诗歌便由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在英译的过程中,人称问题变得复杂。因为汉语的人称可以呈朦胧状态,而英语的人称必须明朗化。

在《葬花吟》的翻译中,杨译随着原文人称的变换而调整视角,从第5行开始突然改变“花”的人称,变原来的第三人称到第二人称,花与人之间的间接对话变成了直接对话。直到原文中出现第一人称“侬”,杨译文又由第二人称转化为第一人称。霍译文似乎巧妙地回避了人称这个问题。随着原文人称的改变,或许是霍克斯对“人”与“花”之间的融与分的关系的理解,最后把原来的人称“the maid”转化为“I”。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确定,杨霍二人让读者似乎身临其境。从其翻译目的来看,二者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4 结语

翻译目的的不同决定翻译策略的差别――杨译文主要采取异化策略,力求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霍译文主要采取归化策略,力求照顾译入语的读者群。我们很难区分谁优谁劣,就《葬花吟》这首诗歌的英译而言,如果倾向于源语的充分性,译者可采用杨译法;如果倾向于译语读者的可接受性,译者可采用霍译法。译者无论有何种翻译目的,采用何种翻译策略,都要保持翻译目的与合理的翻译手段之间的平衡点,这永远是译者追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Hawkes,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London: Penguim Books, 1973.

[2]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9.

葬花吟原文范文第2篇

摘要：金陵十二钗判词是《红楼梦》语言艺术的代表，它是曹雪芹借警幻仙子之口对金陵女子的地位、身份及命运结局做的高度暗示，对塑造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命运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近年来，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由于其视角新颖且具有时代意义，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解读霍克斯与杨宪益译本中的金陵判词，探讨两位译者如何运用生态翻译学“适应/选择”理论来再现《红楼梦》这一经典著作的精髓。

关键词：《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判词；生态翻译学

《红楼梦》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文学的最高峰，而且综合体现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小说收纳了大量的诗、词、曲、赋等，真正做到了“文备众体”。而诗歌则是“文备众体”重要形式之一。金陵十二钗判词出现在小说第五章，对书中人物性格及命运有着强烈的暗示，被认为是整部小说的“文眼”，因此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本文以霍克斯和杨宪益的全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解读，探讨两位译者是如何处理三个维度的适应与转换来展现《红楼梦》这一经典著作的精髓。

一、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与金陵判词

生态翻译学是社会文明转型在译学方面的一种反映，是时代的产物。生态翻译学涉及了生态学和翻译学，因此，它又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生态翻译学以达尔文“适应随择”学说的基础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模式。在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翻译被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被描述为“有译者主导的适应与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的适应，继而依此作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翻译方法简括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因此，笔者以此为讨论基础，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两位译者的金陵十二钗英译本。

（一）、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转换，这种转换体现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转换是基于源文原语的多样性进行的。首先让我们来看原诗的语言艺术。

金陵石判词共十四首，包括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和又副册，刻画了金陵十五位女子的性格、身世和命运。在描写晴雯、袭人和湘云时，曹雪芹采用长短词来刻画。而其他十一首则采用中国诗歌传统形式绝句，包括7首七言绝句和4首五言绝句。中国古典诗歌通过格律的押韵来展现其独特的韵律美。以探春判词为例。

笔者单就这首判词的韵律作分析。在汉语中，一字一音节，两对音节形成顿。在七言绝句中，一般有四顿，每顿的音节为二二二一或者为二二一二。这首判词可以这样划分“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样的处理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平仄交替，押韵整齐，富有音律美。为了再现原判词的艺术特色，霍克斯处理时采用了英诗中传统的方式五步抑扬格，使译文抑扬顿挫，错落有致，匀称而和谐。在判词中颔联和尾联中的“消”和“遥”，押韵-ao.读来气韵悠长。霍克斯也看到了这一点，最后一个词用“decay”和“away”来押韵，把“ei”这个长元音产生的声音绵长而低沉的音乐效果发挥的淋漓尽致。杨译文虽也采用押韵等来体现音乐美，但与霍相比略逊一筹。因此霍克斯在处理韵律时，选择性地适应原文，适应原文的艺术特征，体会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美，后在适应性选择过程中实现译出语与译入语语言维度的最佳转换。

关于格律诗的翻译，冯庆华在《文体翻译论》中说：“若能以格律诗译格律诗，既讲究格律又无损原意，仍当属上乘”1（2002：217）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对原文的风格进行适应性转换，又要选择性地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杨译虽然在韵律上有一定的规范，但是综合其他方面来看，算不上一首格律诗；霍译基本上是五步抑扬格、英雄双韵体，产生出了与原诗效果相当的形式风格美。而且此译诗更能适应英语生态环境。

（二）、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观认为，文化维层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胡庚申，2004：136-137）即文化维度的转换成功与否取决于原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障碍能否得到有效地处理。在这些文化障碍中，尤以中国典故为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典故意义隐晦但内涵丰富，因此，就出现了原文作者、原文读者与译出语读者之间“文化空白”。因此，笔者从金陵判词中选取典故来管窥杨与霍对“文化空白”的处理。

迎春判词中有一个典故，即“子系中山狼”中“中山狼”，这个典故出自明朝马中锡《中山狼传》，以此暗示迎春的丈夫是一个残暴而又忘恩负义的人。杨宪益把中山狼翻译为“a mountain wolf”，而霍克斯则翻译为“the wolf in the old tale”，两种译本都将狼的形象翻译了出来。但是杨译避实就虚，采取直译的方法，淡化了中山狼文化含义的解读，那么译出语读者不免会问，何为mountain wolf？这是狼的产地还是狼的一个品种？所以就文化意象的转换方面有所欠缺。而霍虽然把“中山狼”仅仅翻译一个英语单词“wolf”，但“old tale”使狼置身于寓言童话这一环境下，突出了狼背后残忍贪婪的本性，把中山狼典故背后警醒世人的意义明确表达了出来。

下面是“金闺花柳枝”这一句，以花柳来形容女子是中文诗歌中常用的表达方式，而“金闺”二字更是点出了迎春的出生高贵，这两种表达都带有中国文化殊的意象。杨译如实翻译出，虽意象完整但不同文化读者可能一头雾水，而霍译则采用意译，虽达意却不传神，无法表达原文文笔风采。所以，就文化内涵的转换传递方面，霍译在此比杨译略显高明。

（二）、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从交际的层面上来看，也就是说从读者更能读懂哪个译文所传达信息的角度，及传递信息的完整度方面，霍译本略高一筹。在晴雯的判词中有一句“霁月难逢，彩云易散”，霁月，天净月朗的景色，旧时以风光霁月来比喻人品质高洁。彩云，即有纹彩的霞，古称雯，点出了晴雯名字中的雯字。晴雯自小被卖入贾府的奴仆赖大役使，可谓是奴中奴，但其反叛意识最强。曹雪芹写这两句诗的目的是一方面赞扬晴雯品质高洁、刚直；另一方面用“难逢”、“易散”暗示了她命运多舛、寿命不长。这两句诗霍译为“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杨译为“A clear moon is rarely met with，Bright clouds are easily scuttered.”在霍克斯的译本中，晴雯的名字被译为Skybright，而在这两句诗中也出现了sky，brightness，这很容易使译入语读者联系到晴雯这一人物形象。第一句中“Seldom”也点出了晴雯品质高贵及其难得，第二句则用“days of brightness”“too soon pass by”暗示了晴雯豆蔻年纪香消玉殒的悲剧。在杨译本中，意象“moon”“clouds”使用也暗含了晴雯的名字，但就突出其品质和命运方面欠缺。从这两句诗的处理上可以看出霍克斯想要向译入语读者传递的信息与曹雪芹所表达的信息基本吻合，因此就信息完整度方面，霍克斯更加适应性的转换原语的交际维度。

二、结语

生态翻译学认为，“外部环境”要求译者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事实上“内部因素”决定译者的自我选择。译者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是一种“选择性”的适应，译文的产生，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而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皆是由译者做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多维度的，主要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生态翻译学关照下的译文评判标准，不再只是忠于原文或是迎合读者，而是要实现译文能在新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生存或长存。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方面整合适应选择度，不是单独强调某一维度或是把某一维度放在第一位的位置。所以，从“整合适应选择度”方面来考量，霍克斯接受了原文生态环境的选择，通过自己能动地融入原文生态环境，并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与译品进行了互动，产生出了更适应于译入语生态环境的译作。（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蔡义江.蔡义江点评《红楼梦》[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2]曹建辉.从《葬花吟》英译看诗词中模糊语言的翻译策略[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25-227.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P].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论文，香港，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