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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蛙》;主题思想;限度
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蛙》自2009 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的重点大致放在作品的主题、叙事和创作角度等方面。其中关于《蛙》主题思想处理的研讨,着重于“作者如何巧妙地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思考融入到宏大叙事之中,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当代中国,实现和世界的可能性对话。”[1]对此,本文提出两点质疑:《蛙》的主题是设置在“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下,还是陷入了时空“围城”?《蛙》是展现了生命层次的主体意识还是徘徊在无出路的思维“怪圈”中?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探析。
一
从文本看,莫言在处理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关系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围城”里。
在时间维度上,主人公“姑姑”的人生经历是《蛙》叙事的主线。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在多重时代和角色间转换。然而,叙述人蝌蚪(即“我”)的限制性视角造成了转换和过渡的时间断代。蝌蚪虽然述说了“姑姑”人生的很多精彩片段,但是连接各个片段的线索是缺失的,从而形成了时间上的“围城”。
在计划生育以前,“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2],解决了多个难产案例:高龄而且胎位不正的艾莲、出生时先出腿的蝌蚪甚至包括难产的老母牛。然而,在计划生育时期却出现了她全力捉捕超生孕妇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且这三人最终都死在了“姑姑”的手术台上的情节。其中对于“我”妻子王仁美手术中大出血的原因,前后完全没有任何交代,但显然不是“姑姑”故意为之。“姑姑”晚年的忏悔也仅是以某天她做了被青蛙围攻的梦引出。尽管作者在最后的剧本中通过回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话来冲淡主体意识转变和时间转变的断代感,但依然无法消解性格强悍、意志坚定的“姑姑”为何会如此多变的疑虑。不同年代的“姑姑”更像是三个不同的人而非一个主体。
但是,作为一个民间话语场,高密东北乡是无法承载这样一个充满哲学意味和人类学思辨的主题的。为了展现这一主题,莫言运用了“加法”甚至“乘法”,“最大限度地裹挟了一切相关的事物和经验、最大限度的潜意识活动,以狂欢和喧嚣到极致的复调手法,使叙事达到了更感性、细节、的‘在场’与真实。”[3]高密东北乡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而更多的是莫言自己构建的王国。
二
莫言在谈到《蛙》的创作感受时称:“小说家就是设置一些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然后把人放进去,看看灵魂在里面会发生哪些变化。”[4]计划生育就是莫言为《蛙》选择的一个实验室。莫言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室“反思每个人内心深处所潜藏的罪”[5],并最终得出“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的结论。然而,这种反思虽然痛切但又不无迷惘。这种迷惘集中体现在叙述者蝌蚪和被叙述者“姑姑”身上。
蝌蚪为了自己军官的前程,将怀上第二胎的妻子王仁美送上了“姑姑”的手术台,间接导致了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的死亡。蝌蚪为此而产生了罪感,通过想象第二任妻子小狮子借腹而生的孩子就是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来实现自我的救赎。但是蝌蚪的救赎却是建立在代孕母亲陈眉的痛苦上的,蝌蚪在寻求自我救赎的同时又在犯罪。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最后一封信中显示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把陈眉所生的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不过是自我安慰。这跟姑姑制作泥娃娃的想法是一样的。”[6]而“姑姑”则是因为戕害生命在晚年产生了强烈的罪感意识与忏悔意识,她试图以创作泥娃娃并幻想赋予它们生命的方式获得救赎,认为“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想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7]。然而这种煎熬更像是一种自我惩戒和自我安慰,显然没有实现自我生命的终极救赎。
二者的反思都是因为死亡而引起,并试图以生命为代价进行赎罪,然而最终都陷入了没有出路的“怪圈”之中。莫言虽然具备现代性反思的主体意识,但赎罪的不可实现显然体现了这种意识的不彻底性和迷茫性。蝌蚪在信最后提出的疑问同样也是莫言自己无法解答的疑问:“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8]故而《蛙》虽然体现了以己入罪的主体反思意识,但缺少更加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认为《蛙》在思想艺术层面上最终跃入抵达生命层次的观点有言归其实之嫌。
莫言曾在大江文学研讨会上谈到:“文学的社会性和批判性是文学原本具有的品质,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干预社会、介入政治,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蛙》选择“计划生育”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社会主题展开叙述,表明它无疑是一部具有批判反思意识的小说。但《蛙》对社会现实黑暗的揭示究竟有多大?在多高层面上对当代社会体制进行反思?对人类的生存问题的追问是否有结果?莫言自己仍然有所保留,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认识。《蛙》虽然直面了历史和时代问题,启示读者去思考、反思,但它的主题思想并没有超出这个时代,故而在其处理上也是有其限度的。
参考文献:
[1]王源,《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讨会综述》,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第189页。
[2]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7页。
[3]张清华,《叙述的极限》,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第59页。
[4]同[1],第3页。
[5]同[1],第2页。
[6]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81页。
[7]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39页。
关键词:互文性;乡景;乡俗;乡民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127―02
“互文性”这一概念是由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互文性理论以“影响”为其核心要素,将众多的影响文学创作的因子纳入其关注的领域。哈代在英国小说史上经久不衰,他的影响是深远的。莫言所勾画的“高密式”乡土小说使读者想到哈代独有特色的乡土环境“威塞克斯”小说。虽是不同时代和不同国籍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中都凝聚着浓浓的乡土情结。本文运用互文性这一理论工具对莫言及哈代小说中的乡土情结从乡景、乡俗和乡民三个方面进行互文性解读。运用“互文性”这一理论工具,也是探讨莫言多产性的一种有益尝试。
一、乡景
乡土是文学的重要题材,而不同作家的乡土情结又各具独特的内涵和不同特征。在哈代与莫言的作品中,他们都对故乡进行诗意的书写。哈代的作品主要以家乡多塞特郡农村为背景。哈代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度过的。他深受故乡田园牧歌似的古朴环境熏陶,其作品始终贯穿浓浓的乡土情结,向读者展示一个个淳朴自然的乡土世界。小说《绿荫下》按照一年四个季节的变化来表现女主人公的爱情,让读者欣赏了英国乡村四季的风景。《德伯家的苔丝》中,美丽的布雷谷那片茂密的森林让读者难忘。《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威敦普利奥斯是威塞克斯一个充满原生态气息的边远村庄。在哈代所有自然风光的描写中,最出色的要数《还乡》了。在开篇《茫茫岁月难变其貌》中,那浑厚粗犷、古朴苍凉的自然风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埃敦荒原灰暗的天空、苍茫的大地、刺耳的风声营造出一种沉重的氛围,为整个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哈下的自然景色与故事情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同哈代一样,莫言也为读者展示了故乡高密东北乡的一幅幅画卷。它既有原始的单纯和质朴,又充满着喧哗与骚动。从《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到《蛙》,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县,那个充满勤劳、朴实的小山村,一次次矗立在他的故事中。莫言曾说:“……故乡是一个情结……一旦和母亲大地联系在一起,我的眼前便一望无垠地展开了高密东北乡广袤的土地,清清的河水在那片土地上流淌,繁茂的庄稼在那片土地上生长。”[2] 在《红高粱》这部作品中,莫言为我们展示了家乡那片让人热血沸腾、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在《蛙》中,主人公记忆中的故乡“没有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也没有由于消费文化中娱乐和消遣的泛滥而迷惑,人和物各自保持和显现着属于自身最为和谐自在的状态。”[2]《丰乳肥臀》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则是喧嚣的大栏镇、奔腾的蛟龙河、神秘的沼泽地,故乡的一草一木在作者笔下都是那样鲜活迷人。
二、乡俗
莫言与哈代的乡土小说中关于民风、民俗的描写也是一大特色,使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形成互文。根据互文理论,互文性不仅指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指涉,还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即言语所存在的社会、环境的关联。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中。[3]哈代通过描写威塞克斯王国的瓦伦丁节、五朔节、圣诞节等节日民俗向读者展示一幅幅简朴古老的乡村生活画面。同时,这些关于乡俗的描写也对情节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远离尘嚣》中巴丝谢芭在瓦伦丁节那天,给博尔伍德寄上写有“请娶我”的纸条,致使博尔伍德误以为巴丝谢芭对他有意,并由此而导致很多波折。民谣的运用也有效地渲染了小说的怀旧情绪,给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母亲虽然生活贫困,但很喜欢唱歌,“凡是从外面流传到布蕾谷的小曲儿,只用一个礼拜的功夫,苔丝的妈准能把它的腔调学会。”[4] 《德伯家的苔丝》中多次涉及乡间舞蹈。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也通过对传统民俗风情的描写,为小说提供发展环境,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做铺垫。高密传统的节日、礼仪、杂耍游戏、神话、传说等民俗在他的小说中屡屡出现。就连瑞典文学院都看出“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檀香刑》中,作者始终围绕家乡的一种地方小戏猫腔来构思、谋篇布局。《蛙》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起名字的奇特民俗。每个新生儿名字都带有身体的某个器官,如陈鼻、陈眉、万足、王胆、万心等。每个人都是体制下的块肉余生。民俗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莫言曾经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5] 在《蛙》后,叙述者又说到现在的起名习俗和他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与韩国的电视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在这里,传统的民俗遭遇了“现代性”文明。《蛙》中起名习俗的变迁这一叙事风格很容易使读者想到哈代维塞克斯小说中所体现的乡土文化被现代文化蚕食、消亡的深层主题。
纵观莫言与哈代的作品,民风、民俗贯穿了他们创作的始终,服务于小说主题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对故乡浓浓的爱,对故乡人深深的关注使他们的家乡闻名于世,使他们的作品独具特色、经久不衰。
三、乡民
莫言与哈代用乡土题材一方面让读者了解各自家乡的民俗风情,另一方面,依托乡土情结展现人性与人的存在问题,通过乡村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变化,体现出作者对乡土世界的人文关怀。
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描写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后,农村逐渐衰落的景象和农民的命运。他的早期作品呈现的是乡民们田园诗般的农村生活。但在代表资本主义势力的“闯入者”闯入之后,乡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远离尘嚣》洛伊的出现打破了此地的平静与和谐。韦特伯里人与自然间、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面临着挑战。芭斯谢芭一时冲动嫁给特洛伊,从此堕入痛苦深渊;芳丽遭诱骗怀上特洛伊的孩子分娩时惨死在济贫院里;博尔伍德因得不到芭丝谢芭痛苦得难以自拔。仇恨使他失去理智枪杀特罗伊,被终身监禁。宁静的韦特伯里所有与入侵者特洛伊相关的故事都带有危险性和破坏性。《德伯家的苔丝》中,安吉尔・克莱尔的闯入,他的离去给苔丝带来巨大痛苦,而他再次闯入苔丝的生活则完全摧毁了苔丝,是将苔丝推向死亡的真凶。
在莫言的小说中,乡村社会的“闯入者”身份也非常明显。小说大都反映了各种外部力量介入对乡村生活产生的多重影响。这些外部力量包括战争、国家政策在乡村的深入等。同哈代早期田园诗般的乡村相比,莫言笔下所展现的是古老、充满苦难的农村。 《红高粱家族》描写了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状况: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充满野性的顽强生存。“我爷爷”这个土匪头子就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带着乡亲们顽强地抗击日本鬼子。罗汉大叔在酷刑的考验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在《丰乳肥臀》中那位饱经苦难的母亲坚忍不拔的形象更是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是个没有亲娘疼的“小哑巴”,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坚忍地活在苦痛的现实中,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Ed. Roudiez L 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2]莫言.藏宝图[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3]曹家琴.《晚到的骑兵》与《德伯家的苔丝》的互文性探析[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04).
关键词:莫言 《蛙》 姑姑 计划生育 人性
中图分类号:D6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383-01
一、背景和创作基础
小说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姑姑”万心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如果没看小说,也许会对莫言将小说取名“蛙”感到莫名其妙。小说之所以取名叫“蛙”,作者也有阐述,蛙,又谐音娃,蛙和“娃”读音相同,而主人公“姑姑”的一生都在和娃娃打交道,她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孩子;另外,蛙的叫声类似小孩子呱呱的哭声,这也是后期的“姑姑”一听到蛙声就备受煎熬、如临大敌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蛙”也音同“娲”,女娲的故事大都耳熟能详,女娲造人,文中的主人公“姑姑”也是一位妇产医生,送子娘娘。
历史往往是只看结果不论过程的。很多东西也一样。抗战的胜利,国家的解放,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历史最好的注脚。不过在胜利和成功背后的无数先烈和鲜血却是永远埋葬在历史长河中的泥沙。小说重点剖析了计划生育这一历史事件,将历史的功过通过“姑姑”这一乡村医生的角色展现得充分而立体。不过与当代文学惯常的历史书写方式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采用“现实主义”式的叙事成规,而是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写作的特征。
二、“姑姑”的人物形象和性格
“姑姑”的父亲是当年八路军跟随白求恩的从军军医,在当地小有名气。“姑姑”继承衣钵,卫校毕业后在高密东北乡当起了妇产科医生。她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被当地人奉为“送子娘娘”。但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姑姑”也从万人敬仰的“送子娘娘”变成人人唾弃的“杀人妖魔”。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姑姑是有着一种为计划生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心。她手段极其强硬,变得六亲不认。步入晚年后,姑姑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开始寻求自我救赎之路。她对青蛙的恐惧、对泥娃娃的吊唁直到最后上吊自杀,都是对过往的一种忏悔,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1.“姑姑”的最初时期
姑姑作为老军医的子女,性格坚强刚烈,当被日本人控制在城里时也是毫无惧色,胆识过人。姑姑从卫校毕业后,继承父辈的衣钵,成为了一名乡村妇产医生。她坚信科学,鄙视老接生婆对科学的蔑视、对人命的草率。年轻时就能对自己厌恶的接生婆大打出手。这时的姑姑是年轻有活力的。她医术高明,很多情况危急的产妇都在她手里转危为安。每个经她接生的产妇都对她赞赏有加、心生敬意,渐渐的“姑姑”也小有名气,取代了传统的接生婆成为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送子娘娘”。她是勤奋善良的。为了救人,她可以冒雨骑山路赶去接生;就连家里面母牛难产,她也竭尽全力。“姑姑”既是党员,也是烈士遗孤。她的优秀让人望而却步。飞行员王小倜的出现让“姑姑”对爱情和家庭充满希望。但是随着他开飞机叛逃到台湾,一切的梦想因此破灭,她的爱情也因此夭折,在我看来这也是“姑姑”性格变化的起点。虽然后来有很多条件优越的追求者,但是姑姑始终放不下这一块心病。
2.“姑姑”的第二时期
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姑姑带着自己的助手“小狮子”,成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坚定执行者。为了实行计划生育,她和张拳一家弄的不可开交,最后逼得张拳老婆溺死在了河里一尸两命。自己的侄子媳妇王仁美性格直率而可爱,从不接受流产到逼的不得不接受安排,最后难产大出血死在病床上。她的执着也让懦弱的“我”束手无策。她对政策的执行近乎疯狂,得知王胆的身孕后,和王胆一家子玩起了捉迷藏,不惜时间和代价一定要达到目的,最后王胆路上早产虽然生下了女儿陈眉但也死在了逃跑的路上……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期,曾经泼辣的万心还在,但已经不是那个懂得善待和感恩的“姑姑”了。她在自己的家乡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雷厉风行,大义灭亲。这个时期的姑姑,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变成了一个为了计划生育事业无视一切、无视生命的人。
3.“姑姑”的最后时期
“姑姑”一辈子相信科学,坚信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但是在她晚年的时候,虽然在家庭里表现的风轻云淡甚至有些随性泼辣。其实她不断地经受着来自自己经历的拷问、灵魂的煎熬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在作品的最后话剧阶段,那些在姑姑手下流走的无数小生命幻化成青蛙妖精不断地对姑姑进行着拷问和鞭笞。脑海中的那些蛙声,在姑姑的耳朵里就像孩子们的哭叫,都是来向她讨债的无数冤魂。姑姑的晚年也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中,这是灵魂里的痛苦。姑姑最后嫁给了村里的泥人匠,她让丈夫用泥巴将那些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被打掉的孩子一个个捏出来。姑姑将他们供奉在小黑屋子里,每每上香也振振有词,这是她对自己前半生罪恶的忏悔,也是对生灵的告慰。话剧中最后一幕,姑姑在“我”的注视下上吊自尽,被救下后的姑姑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和轻松。“我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死过的人这是赎罪,也是对自己的交代。这是一种死而复生和“姑姑”对自己的新生。
三、对“姑姑”的评价和解析
“姑姑”这样一个角色在小说中的出现,我们不能用单纯的善恶来评价她。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热血的时期。每个人都更像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并非活生生的人。作者莫言借“姑姑”这个人物,表现出了作为亲历者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分享和思考,对传统和愚昧的抗拒、抵抗。对“姑姑”这个人物,我们不能一味的厌恶和鄙视。作为一个计划生育的前线执行者和妇产科医生,我相信她也并非冷血无情,她也是对自己有过拷问和无数次的纠结。她对生命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就像她在文中的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一位受人敬爱的“送子娘娘”,在原则和时代的推搡下,逐步放下了自己善良的包袱,成为了王仁美口中“忠实的走狗”。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变得相对扭曲。
“姑姑”同时也是一个可怜可爱的人。她一只手托起生命,另一只手沾满了鲜血,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她对家人的爱、对生命的尊重在她生命的末期得以宣泄。用她自己特殊的方式,书写了那一代人的无奈和悲哀。
参考文献
[1]张勐. 生命在民间──莫言《蛙》剖析. 南方文坛. 2010年第3期
1.一道道的闪电,刺目的蓝白之光,然后是震耳的雷声与倾盆大雨。四面八方都是响亮的水声,挟带着浓重土腥和腐烂水果气味的湿风从窗棂灌进洞房。红烛将残,抖抖颤颤,终于熄灭。我感到恐惧。一道持续数秒的闪电猛烈抖动着,在这瞬间我看到小狮子闪闪发光的眼睛。她的脸在闪电下宛若黄金。然后是一声近得仿佛就在院里发生的雷声,还有刺鼻的焦煳味儿。小狮子一声惊叫,我与她抱在了一起。我原本以为小狮子是块木头,但没想到她是一个木瓜。一个饱满充盈,轻轻一碰即会淌出汁液的木瓜。
(节选自莫言《蛙》)
2.他上身穿着一件砖红色的羽绒服,油渍斑驳,闪闪发光,如同铠甲。正是农历四月时节,熏风送暖。遥远的麦田里,小麦正在灌浆。远处的池塘和近处的牛蛙养殖场里,蛙类正在追逐并发出响亮的叫声。年轻姑娘们,已经穿着轻薄的绸裙在展示身段,而这老兄,竟然还是这样的打扮。看着他我都感到热,但他却蜷缩着身体发抖。他的脸是古铜的颜色,头顶秃了的部分,似用砂纸打磨过一般闪闪发光。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戴上一副肮脏的口罩,是为了遮住那个引人注目的鼻子?他的目光,从深陷的眼窝里射出,与我畏畏缩缩的目光相碰。我慌忙避开,去看他的狗。他的狗也在看我,也是那样冷漠而茫然的目光。
(节选自莫言《蛙》)
3.车底的弹簧板嘎嘎吱吱地怪叫着;头不断地碰到驾驶楼的顶棚。听到司机骂道路,骂人;粗俗的语言出自一个比较秀丽的之口,产生黑色的幽默。禁不住看了一下她。她穿着一套蓝帆布工作服,粉红衬衣的领子高高地钻出来,护着一段白脖子;双眼黑里透绿,头发很短,很粗,很黑,很亮。戴着白手套的手攥着方向盘,夸张地打着方向,躲避着陷坑。往左打方向时她的嘴角往左歪,向右打方向时她的嘴角向右歪。
(节选自莫言《酒国》)
4.卷扬机绞着银灰色的钢丝绳,哧溜哧溜转动着,因为生锈,也许是油漆,铁架子在阳光下呈现出暗红的颜色,很脏。那巨大的定滑轮是黑色的,很严肃。川流不息的钢丝绳放射着虽不耀眼但十分吓人的银亮,让他联想到盘结在一起的毒蛇。眼睛感受色彩和光芒的同时,听到定滑轮唿隆隆的转动声、钢丝绳嘎嘎唧唧的抽动声以及从地下发出的沉闷的爆炸声。
(节选自莫言《酒国》)
5.拐进高粱地后,雾更显凝滞,质量更大,流动感少,在人的身体与人负载的物体碰撞高粱秸秆后,随着高粱嚓嚓啦啦的幽怨鸣声,一大滴一大滴的沉重水珠扑簌簌落下。水珠冰凉清爽,味道鲜美,我父亲仰脸时,一滴大水珠准确地打进他的嘴里。父亲看到舒缓的雾团里,晃动着高粱沉甸甸的头颅。高粱沾满了露水的柔韧叶片,锯着父亲的衣衫和面颊。高粱晃动激起的小风在父亲头顶上短促出击,墨水河的流水声愈来愈响。
(节选自莫言《红高粱》)
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福冈亚洲文化奖
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
茅盾文学奖
莫言的《蛙》以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张艺谋(导演,执导莫言作品《红高粱》)
得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惊喜不已!二十五年前跟他在山东高密一起赤膊种高粱时,哪里想过今天?网友在微博上翻出我们以前的老照片,我看了非常感慨。这是个天大的好事,老朋友由衷地为他高兴。
霍建起(导演,电影《暖》改编自莫言作品《白狗秋千架》)
莫言善于用文字把对家乡的感受表达出来。作品有独特的魅力……他对于别人对自己作品的改编,很开明和积极。对我们没什么限制,就说“你们去改好了”。
白烨(文学评论家)
我之前说中国十年内出不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这次莫言能够获奖恰恰说明了评委会对文学标准的重视。莫言很大气,没有那种私人化的写作。他的作品关于人的命运、处境与人的关系,很深刻,很有力度。
路金波(作家、出版人)
我心目中比莫言还要更好的中国作家有:王安忆、严歌苓、贾平凹、实、金庸、余华、刘震云。总结下:1、莫言是中国顶级作家。实力强,但文字不好。2、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大事儿。3、当然支持莫言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