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成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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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本论文范文第1篇

要理解和定义资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义好“资本”与“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基于经济学中“资本”与“资产”不分，我认为，会计学中“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就是资本的定义。一个佐证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资本的定义。他认为：资产是可用的经济资源；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着“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资产须经交易而转手（资产转让），才能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变为资本；所以，资本是构成独立的未来收入流的资产，即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1）。

会计学中的“资本”一般是指“资产（资金）的来源”，按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来解释，“资本”即指“负债+所有者权益”。我认为，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中的“资本”应作会计学上的解释。

张五常（2000）认为，“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可见，经济学家是把成本定义为“机会成本”的。汪丁丁（1996）进一步认为，机会成本的两个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选择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们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作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选择，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独立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客观价值”基础上的成本。据此，在经济学家看来，沉没成本、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财务理论中，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应是可取的。还要注意的是，选择是面向未来的，所以成本也是未来成本，而且必须弄清楚谁将承担成本。公司财务中的筹资、投资等财务决策正是面向未来的，作为财务决策标准的“资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来，所以用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来理解“资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资本成本的定义与计量

（一）资本成本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在公司财务中，资本成本的一般定义为：公司筹集和使用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个“代价”应以“机会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担资本成本的主体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资本成本是特定企业筹集和使用资本应承担的机会成本。

根据上述定义，资本成本由两部分构成：（1）筹资费用，指在筹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属于市场交易成本；（2）用资费用，指在使用资本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即获取资本之后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②以发红或股利（股息）（投资报酬率）形式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进一步，资本成本的静态（不考虑时间价值）表现形式有：（1）绝对数，即“资本成本额=筹资费用+用资费用”；（2）相对数，即“资本成本率（k）=年平均资本成本额/筹资总额”。实务中则常用“资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资费用/（筹资总额-筹资费用）”。通常，用到“资本成本”时，即指“资本成本率”。

资本成本有四层含义：（1）个别资本成本，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下的资本成本。（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综合资本成本或总资本成本），即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3）个别边际资本成本（MCC），指单独使用一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它有三种定义方法：①数学上的定义。若y=f（x）[y：个别资本成本；x：筹资量]，则MCC=dy/dx.②经济学上的定义。x=1时的y（因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而增加的资本成本），即为MCC.③财务管理实务上的定义。企业新筹资本的个别资本成本，即为MCC.这个定义的误差大，但实用。（4）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它是对同时使用多种筹资方式去新筹资本的资本成本以加权平均方法的综合计量。

在公司财务理论中，资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而且并不严格区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与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笼统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二）资本成本概念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资本成本是比较筹资方式、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依据。个别资本成本是比较各种筹资方式优劣的一个尺度（但不是选择筹资方式的唯一依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基本依据；个别、加权平均边际资本成本是比较选择追加筹资方案的重要依据。

2、资本成本是评价投资项目、比较投资方案和追加投资决策的主要经济（财务）标准。人们通常将资本成本视为投资项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rate），即视为投资项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还作为比较选择投资方案的主要标准。

3、资本成本作为资本化率，是运用贴现的现金流量方法进行价值评估（财务估价）的关键因素（变量）。

4、资本成本还可作为衡量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的基准。近年来，在对公司的绩效进行财务衡量时，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剩余利润（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EVA）或调整的经济增加值等指标。这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上述指标中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之一。

（三）资本成本的计量

要发挥好“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公司的财务决策与绩效解释的功能，如何准确计量（也许用“预测”更恰当，因为要计量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可能是徒劳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所罗门的“现代公式”（2）。所罗门于1963年出版的《财务管理理论》认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促使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价值与企业当前价值相等的折现率”。据此，所罗门建立了一个被学术界称为“现代公式”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K）”计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为企业预期未来净营业收入；k为债务资本成本D为债务的市场价值，S为（所有者）权益价值；V为企业价值（V=S+）；t为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率。

阿迪提（1973）认为，“现代公式”所隐含的下列假设以成立：①预计企业将有永续固定的盈利（为了运用永续年金值公式）；②企业盈利等于预期未来净营业入。

我认为，“现代公式”还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推导的问题。所罗门的推导起点是“K=x（1-t）/V”，然后将“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现公式”。问题是，x≠（x-kD）（S/V）+kD（D/V）。理由如下：x=xkD+kD=[（x-kD）+kD]（V/V）=[（x-kD）+kD][（S+D）/V]（x-k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财务估价中，人们本来是要利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估计（预测）适当的折现率，以便评估企业价值。而“代公式”不过是这一过程的逆运算（有“循环论证”之嫌），试问：“企业价值”又如何确定？用折现现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确定的“企业价值”代人“现代公式”，反求“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能保证与折现现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这恐怕是“现代公式”无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种计量“行业平均资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为企业权益资本成本；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D/dA为企业负债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归而得：

（V-TD）/A=+/A++（A/A）+U/A

式中，V为企业当前市场总价值；D为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A为企业总资产的账面价值；A为资产的变动量；X为企业预期息税前收益；U为随机干扰项；为常数项；为规模系数；为预期收益系；为增长系数。

笔者发，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问题：①MM方法不是对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虽然它对个别企业的财务决策有参考作用，毕竟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难以从MM方法发展出个别企业资本成本的计量公式；③C=f（K，dD/dA），而与负债资本成本本无关，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弃了“加权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与实践（税法）不符，改“（X-I）（I-T）”才对（I表示因负债而发生的利息费用），与因变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业资产收益率，用来作为K替代，显得很牵强；⑦寻找V的替代变量（计量方法）成为成功运MM方法的关键，而对V的计量本来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确，也只能求得历史（过去）的资本成本，但这与资本成本的定义相。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线性的延伸，因此经验估计的结果对来的指导作用要大打折扣。

国内，沈艺峰（1999）、王宁（2002）运用MM方法检验了“股权成本高债务成本”理论的正确性。裴平（2001）用自己构建的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行了计量，但与前两位的结论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结果支持裴平的结论。他们的相互矛盾的结果难以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财教科书方法。几乎在所有财务管理教科书中，多是先求出个别本成本，再以财务结构（各种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作为权数，用统计学上的加权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笔者把这种方法叫做“财务教科书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论文《资本成本会计》，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既然大量财务管理教科书财务学者采用上述方法，笔者认为必有一定道理。

纵观个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无不是利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而求的。这说明资本成本是面向未来的机会成本，在理论上是站得住的。“财务教科书方法”还有一大优势是，它能求出个别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可直接用于财务决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简单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观判断就准确的计量出普通股资本成本的方法，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这种方法（作者注：也永远也找不到）。这就要求公司必须根据其自身所面临的各种经环境，对各种计量方法的实用价值进行判断，从而，选择出在现有的情况下相对合理的计量方法。”（1997）笔者以为这种概括深“机会成本”概念的真谛。据此，可以预见，资本成本的计量方法构建与选择不能偏离“机会成本”概念，否则，都将难免犯错误。

三、对“资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创新

将“资成本”理解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才有可能对其进行分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是“还原”，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还为债务成本和（所有者）权益成本。进一步，将债务成本分拆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债券成本、长期借款成本、长期债券成本等，将权益成本分拆为普通股成本、优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拆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因为财务决策需要的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此，我们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分拆为“债务成本”、“市场交易成本”、“所有权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开拓现代财务理论的创新空间。

1、债务成本。公司因债务而导致的未来现金流出一般是预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预测难题，所以债务成本的计量相对容易做到。不过，因公司一般有多种债务，所以债务成本也应是一个加权平均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债务可以增加税盾（TaxShield）效应，降低成本（信号传递效应），但债务成本本身却会因此增加（债权人将要求更多的风险报酬，破产成本也会增加），那么债务成本与成本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有何影响？此外，金融市场是如何影响债务成本的？在公司重组（如债务重组）时，降低财务杠杆，随之降低债务成本，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效率），资本市场又作什么反应？

2、市场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学者们的注释与发挥，更使人坠入云里雾里。为此，我们尝试作一粗浅的梳理。

张五常（2000）认为：“必须把‘交易成本’定义为所有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评：“这个定义显然不是构建性的。因为它只能说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说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学派把交易成本按照发生的时间分成两类：（1）事前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前，包括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等等的费用；（2）事后费用，发生于契约签订之后的执行契约的成本，包括监督、惩罚、奖励、怠工等等行为造成的费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约成本（尤金。法马，1990）。

在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2）人的保证支出；（3）剩余损失。

张五常曾经提出，“交易成本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这个观点，并给出了如下定义：制度成本是选择制度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是那些没有得到实现但经由参与博弈者的影响可能实现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均衡价值。他还分析了这样的定义无法回避的四个困难：（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组织分工所花费的机会成本。然而这群人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来组织分工并协调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自我约束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等等，其“成本”是无法定义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从生产的“技术成本”（Transformationcost）分离出来。（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不确定性。于是，当事人不可能确定他的每一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两个以上人的行动，所以必定是博弈行为。改变交易成本就意味着博弈的人“选择”从一个均衡跳到另一个均衡。但是，这种跳跃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就连博弈学家也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计量交易成本是困难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影响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个因素（交易维度）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而亨利。汉斯曼（HenryHansmann）在《企业所有权论》中则认为下列因素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单纯的市场支配力、置后的市场支配力（锁定，Lockin）、长期合作的交易风险、信息不对称、策略性的讨价还价、客户偏好的信息传递、客户的不同偏好的妥协和协调、异化（Alienation）。谁来承担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业所有人、企业客户、其他生产要素的供应方将分担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谁的头上是由企业涉足的其他市场的性质来决定。无论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总是存在着一种动力或利益驱动推动企业以重组的方式采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所有权形式，以尽可能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可见，要对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财务理论中，笔者以为至少还要解决如下问题：（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义及其构成；（2）交易成本与成本、契约成本之间的关系；（3）不应将交易成本等价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种交易成本的承担者；（5）哪些具体的交易成本才可以进入公司财务理论视野，即将宏观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微观化（深入公司层次）；（6）公司资本成本中，哪些属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问题难度很大，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选择是进行简化处理：将公司资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为显性的交易成本和隐性的交易成本。显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筹资费用”，即企业获取资本之前所发生的费用，如手续费、谈判费、发行费等。至于隐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计量的困难，我们暂时不作考虑，有待经济学和会计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解决。但在决策时，我们必须定性地考虑诸如隐性的成本、破产成本、寻租成本等的影响。

经过简化处理后，还必须明确一点：计算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成本时，就不要重复计算显性的交易成本——“筹资费用”了，必须将交易成本从原来的债务成本和所有权权益成本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考虑。单独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意义在于，将促使公司财务管理关注其外部市场环境，从而更加重视对理财环境的研究，以便在筹资时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3、所有权成本。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所有权”概念在法律上比较明确。按照钱颖一（1989）的理解，经济学中的“所有权”有三种常见的含义：（1）对财产资本回收的权利，这是“产权学派”的定义；（2）对实物财产的控制权利，这是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义；（3）资本回收和控制权利。现在，一般取第三种含义，并表述为：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和收益的索取权，而且收益权（而非控制权）是所有权的本质（李笠农，2001；殷召良，2001）。这时，企业所有权事实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着。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企业所有权被严格定义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谢德仁，2001）。亨利。汉斯曼在《企业所有权论》（中译本）中写道，企业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两项名义权利的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权。由此可见，企业所有权不是企业的所有权，而是指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所有权。

亨利。汉斯曼进一步提出了“所有权成本”概念：企业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这些成本可大致分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前两种是与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这一权能相关的，第三种则是直接与剩余收益的索取相关。具体而言：（1）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其实就是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者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的成本（企业所有者为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付出的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间交换意见和作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和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2）集体决策成本是指当多个人共同分享一个企业的所有权时，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可能会不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他们要作出决策就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集体选择机制（如表决）。当所有者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分歧时，这种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成本，即“集体决策的成本”，包括因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和决策过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权的第二种权能——剩余收益索取权也涉及很多成本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成本。因为这些风险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剩余收益中。

笔者认为，所有权成本是企业所有者获取和维护所有权而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同样用“机会成本”计量，而且由企业所有者承担。不过，这种所有权成本最终将在企业得到补偿——企业支付给所有者的报酬（除非企业失败）。因此，转换一下，可以认为，所有权成本即财务管理中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从而使所有权成本回归“资本成本”的逻辑体系。“（所有者）权益资本成本”可定义为企业支付给权益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报酬，投资报酬又可分解为无风险报酬和风险报酬。这里，大致可以这样理解：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对应“无风险报酬”，风险承担的成本则正好对应“风险报酬”。在财务理论中，“风险报酬”、“无风险报酬”均可以单独计量，只是要将“无风险报酬”分解为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并进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集体决策成本的具体成本项目，这个计量就困难了。

资本成本论文范文第2篇

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影响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从而影响债权人判断上市公司债务契约的违约风险或债务人的还贷风险，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高低。Schneider和Church（2008）调查搜集了111名信贷员提供的数据，发现他们对公司的信用评级受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影响。研究表明，负面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会降低财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保证程度，且对信贷方的判断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增加公司债务融资成本。2011年集中出现的三篇实证文章足以说明了这一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DhaliwalD.etal（.2011）检验了首次执行SOX法案404条款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公司债务成本变动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平均来说，如果公司披露了重大缺陷，将会增加其公开交易债券的信用风险。同时，他们还检验了信用评级机构或银行的监管对此产生的影响。Kimetal（.2011）将遵循SOX法案404条款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借款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比较了有内部控制缺陷和没有内部控制缺陷公司间债务契约的不同特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已知的债务契约条款的影响因素后，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贷款利差要比没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高28个基点。其次，内部控制缺陷更为严重的公司要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第三，债权人强加给内部控制有缺陷公司更严格的非价格条款。最后，通过对公司内部的分析发现在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后，银行会增加贷款利率，而当公司对以前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补救之后，其贷款利率又会降低。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采用SOX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度量财务报告质量，研究发现，当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债权人会减少使用财务契约使用和以财务比率为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价格和证券保护及信用评级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同时，也发现因内部控制缺陷而改变债务契约设计显著异于财务重述，后者更强调对管理人员行为的严密监管。Kimetal（.2011）和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都采用银行贷款利差检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与美国强制披露的制度背景不同，至2012年前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及其披露尚处于自愿性阶段。这就为研究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如何影响资本成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数据支持。国内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吴益兵（2009）以2007年度A股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初步得出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结论，但其仅仅使用一年的数据为样本，而且权益资本成本求解中存在对公式理解的某些偏差。方红星和施继坤（2011）以2009—2010年沪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数据和PEG模型，检验在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环境下，上市公司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是否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信息能够发挥信号功能，显著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张然和王会娟等（2012）以2007—2010年期间深沪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年度报告或独立公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鉴证报告为对象，研究其披露是否会降低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相对较低，且进一步披露内控鉴证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更低。但他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度量权益资本成本，进而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公司资本成本的变量，这可能混淆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不同的作用路径，同时没有区分由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在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方面的差异而对资本成本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目前还没有研究系统地探讨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披露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二、假设提出

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于公司财务信息可靠性及经营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林斌和饶静，2009）。在非强制内部控制审计环境下，高质量公司主动聘请外部审计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旨在提高自身内部控制有效性、财务报告可靠性和信息质量披露策略的自愿承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基于信号显示的意图披露由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弥合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此同时，借助自愿审计的可靠承诺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是有信息价值的（DiamondandVerrecchia，1991；LeuzandVerrecchia，2000）。在债务缔约情况下，自愿内部控制审计可以减轻银行机构面对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事后债务监管和再谈判成本，从而有助于债务缔约（JensenandMeckling，1976；Bharathetal.，2008；Kimetal.，2009）。一方面，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提升信贷决策所依赖的信息质量，有助于银行机构更加准确地估计公司价值和未来现金流，正确评价公司的还贷风险及履约情况，从而降低银行面临的信息风险。已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缓解公司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信息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徐玉德和李挺伟等，2011）。因此，银行会降低发放给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贷款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意味着公司处于良性健康的运营环境和有效监控之下，有助于公司控制其经营风险并降低管理层滥用或侵占公司现金流的发生概率（Lambertetal.，2007），保证其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实质性地降低银行对公司还贷风险的估计水平，从而降低这类申贷公司的借款利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假设H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银行借款成本显著较低，即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利率较低的银行贷款，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存在负向关系。StiglitzandWeis（s1981）指出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存在着信贷配给现象①。在现行的贷款利率下，不是所有的贷款申请人都能如愿地获得贷款。公司具有良好的政治关联（politicalconnection）和银企关系会使其更容易或以更低利率获得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贷款（LaPortaetal.,2002；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杜颖洁，2013）。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控股的公司通常处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肩负着基于战略和社会因素考虑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志赟，2004）。政府作为这些公司的“父母”，当其陷入困境时，必然会多方救助，以补偿其所履行政策性负担。而所有权结构也决定了国家必须承担这些公司经营失败的责任。这就为国有公司的银行长期借款提供了“隐性担保”。因此，产权性质作为上市公司的一个外显特征，能够直接为银行机构所感知，从而正面引导银行机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水平做出乐观估计，认为国有上市公司发生贷款到期违约的概率更低，在利率定价上会给予其优惠。而国有产权提供的这种隐性担保可能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在债务契约中的信号传递作用，使得银行机构忽视其对国有借款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足够关注。但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隐性担保，银行机构在进行信贷决策时，不得不更加关注上市公司所释放的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正常释放公司内部控制高质量的积极信号。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2：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降低银行借款成本的作用更为有效，即国有产权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银行借款成本的度量资本成本可以分为事前资本成本和事后资本成本。银行借款的事后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银行贷款而实际付出的代价，包括筹资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支付的资本使用费（即利息支出）等。ZouandAdam（s2008）采用（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年平均长期借款+年平均短期借款）来表示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Sanchez-BallestaandGarcia-Mec（a2011）采用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费用/有息借款总额的比值度量公司的债务成本，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和Kimetal（.2011）则以利息支出/当年平均债务总额作为银行借款债务成本的变量。借鉴李广子和刘力（2009）、PittmanandFortin（2004）、蒋琰（2009）等的前期成果，魏志华，王贞洁等（2012）采用两个指标来度量债务融资成本：一是利息支出占比，等于利息支出/公司总负债；二是净财务费用占比，等于净财务费用/公司总负债，其中，净财务费用等于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之和；长短期借款平均余额等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的期初和期末的平均额。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是指银行机构对拟贷款企业放款时借贷合同中确定的贷款利率。胡奕明、唐松莲（2007）在其研究中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披露的当年每笔新增短期或长期贷款的明细信息（具体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水平等），采用公司当年所有新增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度量银行借款成本。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也采用胡奕明、唐松莲（2007）同样的方式度量银行借款融资成本，为了保证获取的样本借款信息更加完整，他们还将国泰君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借款信息进行整合。从上述文献的梳理来看，银行借款融资成本度量方法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事后存量计量法，二是事前流量计量法。前一种方法没有严格区分上市公司的负债来源，度量上有失针对性，后一种方法则着眼于动态决策过程。在财务决策中，债务成本指的是新债务成本即新筹债务的增量成本，而不是现有债务的成本。一般来说，新债务的成本均不同于现有债务的成本。由于本文立足于银行借款私有债务市场，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前文分析的信号显示作用机制，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都更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另外，从财务学意义上看，资本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即列示在资本负债表右方的长期负债①和所有者权益（刘淑莲，2012）。因此，在研究银行借款成本的过程中，本文从资本成本视角出发仅考察上市公司的长期银行借款成本。本文借鉴胡奕明、唐松莲（2007）和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的做法，考察银行在向申请贷款的上市公司发放新增长期贷款的决策中，有无考虑最近一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否给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以较低的利率定价？因此，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可以由其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比重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来替代，具体测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在明确银行长期借款资本成本度量方法后，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以考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其长期银行借款成本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考虑到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间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技术方法，相信能够较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1.被解释变量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Cod，表示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是以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占当期全部长期借款金额之和的比重测算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如式（1）所示。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ICA，表示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哑变量，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那么解释变量ICA的系数符号应该显著为负。3.控制变量首先，借鉴PittmanandFortin（2004）、Kimetal（.2011）、李广子和刘力（2009）、蒋琰（2009）、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以及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等关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负债比率（Lev）、固定资产担保比例（Sec）、成长机会（Growth）、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率（Turnover）、现金流量（Ca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One）、年报审计意见（Ao）等因素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可能影响。其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01）》规定，自2001年以来持续对上市公司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评，形成A（优秀）、B（良好）、C（及格）和D（不及格）四个等级，并纳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在其网站上公开。国内一些学者将这一信息披露考评作为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考察其对债务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并获得了经验数据支持（徐玉德、李挺伟和洪金明，2011；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因此，为了控制其他信息披露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可能影响，本文对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core）也进行了控制。最后，考虑到宏观环境和行业差异可能对银行进行贷款定价决策的影响，在该模型中本文也对行业和年份设置了虚拟变量加以控制。具体的变量定义与预测符号详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数据筛选的具体过程如下：第一，首先确定银行长期借款成本。对于银行借款明细（主要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等）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在银行长期借款信息整理过程中，若采用浮动利率、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确定贷款利率的均以当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应年限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准，若采用SHIBOR、EURIBOR、HIBOR或LIBOR①加基点确定贷款利率的，由于相关基准数据难以获得，同时为保证数据间的可比性，对此均予以剔除。第二，由于ST公司在监管政策和披露要求上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因此本文剔除在此期间被ST的上市公司，以保证样本性质的一致性。第三，由于本研究需要用到上一年度的财务数据和内部控制信息，故剔除IPO当年的上市公司。第四，由于研究过程中需要公司2007年—2010年的财务数据，故剔除在此期间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第五，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指标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剔除处理。经过上述筛选和整理过程，最终得到949个公司/年样本，其中，研究期间样本的各年分布依次是：2008年186个，2009年278个，2010年250个，2011年235个；从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265个，占样本总体的27.9%，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684个，占样本总体的72.1%；从样本公司的产权性质来看，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558个，占样本总体的58.8%，非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391个，占样本总体的41.2%。本文采用SPSS17.0、STATA11.0和Excel2003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全部来自于万德（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银行借款公告信息和实际控制人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通过阅读上市公司2007-2010年财务年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进行手工搜集、整理而获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取自于巨潮咨询网，深市信息披露评级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数据需要，笔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每笔当年新增长期有息银行贷款的起止时间、利率水平、借款金额以及借款条件。由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中的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搜集汇总了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公告，为了尽可能获取较为完整的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信息，本文将该数据库中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长期借款信息进行整合，并剔除重复的信息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2报告了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和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银行借款成本Cod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5.760和5.605，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5.990和中位数5.760，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可能会发挥信号释放的功效，降低其银行借款成本。从控制变量来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有形资产的担保比率（Sec）、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比率（Turnover）、成长能力（Growth）和现金流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数都显著较高，表明这类公司有相对较强的偿债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进一步验证被解释变量银行借款成本Cod按照ICA分组的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本文着重对其进行了全样本组间差异检验，具体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U检验。如表3所示，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两组的均值之差为0.230（5.990-5.760），且在1%水平下显著；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U检验中，两组的中位数之差为0.155（5.760-5.605），且也达到了1%水平下显著。上述分组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自愿披露正面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银行借款利率显著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这说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因而假设H1得到了初步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表4列报了各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分析矩阵结果。从相关系数分析来看，不难发现：（1）对于解释变量来说，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否（ICA）和银行借款成本（Cod）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91和-0.070，并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2）对于控制变量而言，Stat（e产权性质）、Siz（e公司规模）、Se（c担保比率）、Turnove（r资产周转率）、Cash（现金流）和Iscor（e信息披露考评）与Cod（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在回归模型中有必要对上述变量加以控制；（3）从相关系数数值大小来看，各个变量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均小于0.5，因而多元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可以忽略；另外，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4中的VIF值均不大于2来看，本文构建的模型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整体来看，单变量分析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期相符，但由于尚未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故还需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才能得到更稳健的经验证据。

（三）多元回归分析为了验证假设H1，本文选择全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在回归过程中，由于ICA和Iscore都可能成为银行进行贷款决策考虑的信息因素，这里采用逐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方式以便于更加细致地考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该表可以看到：首先，将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虚拟变量ICA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1）显示ICA的回归系数为-0.129，且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向商业银行机构传递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有利于银行更准确地估计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违约风险，从而降低银行机构信贷决策面临的信息风险。因此，银行机构会给这类公司发放利率更低的长期银行借款。其次，将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ocre也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2）显示，ICA和Iscor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1和-0.085，且都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银行机构在进行贷款决策时会全面考虑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能够传递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自愿披露和官方评级都会给予定价，该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向外界传递自身高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假设H1得到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产权性质（State）在全样本回归分析中的系数分别为-0.166和-0.165，且达到5%水平下显著，说明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承担了显著更高的银行借款成本，这一结论与李广子、刘力（2009）及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的实证研究相一致；年报审计意见在上述全部回归分析中均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统计分析发现，949个样本总体中只有28个公司/年样本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不到样本总体的3%。这说明除年报审计意见外，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还会综合考虑其他有助于显示和判断上市公司质量的信息来源。模型在两个回归方程中的调整后R2分别达到34.1%和34.5%，说明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为了验证假设H2，借鉴方红星、施继坤和张广宝（2013）的做法，本文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组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组，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测试进行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检验。从表6的列（1）和（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但在显著性水平上却存在差异，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组中ICA的回归系数为-0.091，没有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测试；而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而言，ICA回归系数达到-0.130，且在10%水平下显著。但两组回归系数差异仅为0.030，经由Bootstrap测试得到的经验P值为0.126，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产权性质对于两者之间负向关系的显著影响。这可能与银行机构对借款人信用和还贷风险的评价能力有关，还有待于今后大样本经验分析的进一步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本文采取以下三方面稳健性检验：一是，本文选择有息长期银行借款为研究对象，由于银行长期借款利率没有小于零的情形，是典型的“删失数据”（CensoredData），因而借鉴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的做法采用Tobit回归分析重复前述研究，经验结果基本不受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ICA（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系数在全样本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三个回归模型中均与Cod（银行借款成本）达到10%水平下的显著负相关。二是，以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所属行业、资产规模等指标，采用1:1匹配方式进行配对研究（回归结果略），经验结果基本没有变化。三是，由于949个样本总体中仅有28个公司/年样本的财务报表审计意见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为防止某一特征所带来的样本构成差异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将获得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8个样本予以剔除，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略），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通过上述敏感性测试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资本成本论文范文第3篇

资金成本是资金所有权与资金使用权相分离的产物。资金成本是指企业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筹集和使用资金时所付出的代价，包括资金占用费和资金筹集费两部分。本文主要讨论用资成本。一般来说，资金占用费在借人资金的筹措上表现为利息；在自有资金的筹措上表现为股息或期望的投资报酬。

一、资金成本实际上是一种预测成本

计算资金成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成本大小的比较来规划筹资方案，从而为将要实施的投资方案提供资金。因此，规划方案在前，实施方案在后。作为规划筹资方案的一种有效手段，计算不同筹资方式下的成本，有利于降低其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因此，资金成本计算是规划筹资方案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计算结果即为预测数。如借款成本预测不是基于现行银行借款的利率成本，而是基于筹资方案实施时的资金可得住、利率走向及利率期限结构等因素的预测。又如对债券筹资，它不以债券现时的贴面成本而定，而是视公司债务未来到期时，收益率与能否偿还本金的风险大小等主要因素的预测结果而定。再如对于股票筹资成本，它着眼于投资者希望付出多大的成本（股票发行价）以及对于股票未来收益的期望值是否得到满足等因素而定。

作为预测成本，应该有一定的预测基础：（1）它可借助于历史数据为参照来完成；（2）有些变量可以借助宏观经济分析来预测，如利率走势、利率的期限结构预期等；（3）有些变量是可借助于其它媒体来取得，如股票风险系数大小等；（4）有些变量相对稳定，如税率等。

二、资金成本与资金时间价值的关系

作为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而向企业索取成本，从出让人看属于投资收益，与资金时间价值有关。作为利润再分配的基本形态，资金成本是一种投资收益；而时间价值是指不考虑风险报酬和通货膨胀贴水后的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或报酬率。从量上看，资金成本作为投资收益要考虑投资报酬因素，而时间价值则无须考虑。当资金所有者出让资金，其投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一致时，资金成本即为时间价值；而当所有者出让资金，其投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有偏差时，则其资金成本应为平均收益率加上投资风险报酬率。

三、资金成本的分类

1．按具体项目和内容，可分为具体筹资项目的资金成本和综合资金成本。项目筹资成本可细划为借款成本、债券筹资成本、股票筹资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这些成本是指为具体的投资项目而支付的代价。因此，主要用于项目投资效率的分析与决策；而综合资金成本则是对上述各项具体成本，按比重加权来计算的成本，是针对企业在某一时点的综合成本而言的。因此，综合成本很难作为具体投资效益的决策依据，而只是企业总体效益的分析依据。

2．按计算过程及时点看，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1）筹资前的企业现有资金实际账面成本。其计算的意义在于：为将要发生或预测的成本与已发生的付现成本进行比较，以判断其效益好坏。（2）筹资时的项目预测成本和综合预测成本。由于它是在原有基础上，追增筹资而确定的成本，亦称“边际资金成本”。它主要用于为新增项目投资的效益优选提供依据。边际资金成本是成本计算的重点，有关资金成本的计算，大都是针对边际或增量成本确定而言的。（3）筹资后的账面成本。它是筹资后，就原有规模筹资和新增筹资部分综合计算而确定的成本。

四、资金成本计算的对象

一般认为，资金成本计算只涉及长期资金项目，而不考虑短期资金来源项目，其主要理由是短期资金将在一年内偿还。这种看法有失公允。长期资金肯定必须考虑其成本，而是否考虑短期资金成本，应具体看短期资金用途而定：如这些资金被用于非但定性资产占用，则不予考虑；如这些资金被用于恒定性的流动资产，则应予考虑。“恒定”与“非恒定”两者的差别在于：恒定性资产占用要由恒定性借款方式（如周转借款）来满足；而非恒定性资产占用主要由免费的应付账款、定额负债（又称视同自有资金）来满足。因此，不是所有的短期资金都不计成本，也不是所有短期资金项目都要计算成本。需要计算成本的短期资金应是流动资金减去免费短期资金的差额部分，也就是恒定性资产占用部分。资金成本计算对象的另一个问题是，当资金能带来剩余价值时就成为资本。一般来说，对权益资本成本有不同的观点。经济利润中的成本是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的总和；而会计利润中的成本只指显性成本。显性成本是明显的、外在的，须要实际支付的成本或费用。隐性成本则是隐含的、不涉及真实的市场交易的成本或费用，它不引起企业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由于权益资本成本是隐性成本，会计上将

隐性成本作为沉没成本，而经济上却认为隐性成本不是沉没成本而应该是利润扣除要素，从而造成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的差别。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财产的占有、使用、处分的实际权利已由企业法人执行；投资者即股东拥有的只是收受股利和分配清算资产的权利。因此，企业与股东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主体以企业及企业利益为中心。权益资本对企业主体而言与债务资本一样都是外部资本，都要计算资本成本并从利润中扣除。

五、资金成本的计算与应用

1．资金成本有总成本和单位成本两种。资金总成本是指为筹措并占用一定数量资金而付出的全部代价，用绝对数来表示；资金的单位成本是指筹措和占用资金所负担的成本同筹集资金数额之比，其计算公式是：

2．分析企业资金来源的经济性。资金成本是选择资金来源、决策筹资方式的依据。

（l）银行贷款资金成本。通常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K为贷款资金成本，R为贷款名义利率，N为一年内支付利息次数，Y为所得税率。

（2）债券资金成本=债券到期收益率×（1一所得税率）

3.分析每百元资金成本的盈利能力，反映和对比资金效益。其计算公式为：

资本成本论文范文第4篇

(1)可以反映信息资源投入价值也就是信息资源成本的会计模式，按照信息资源的获取，开发以及维护的过程当中所有实际的耗费纳入信息资源的价值计价入账，此方式处理具体，较易操作，此原则的信息资源会计则被定义为信息资源成本会计，其目标是将信息资源投入也就是企业信息化的成本进行计量与报告。

(2)能够反映出信息资源产出价值的会计模式，近信息资源实际价值计价，信息资源实际的产出价值应与信息资源成本以及信息资源使用当中创造的价值之和，此原则下的信息资源会计则被定义为信息资源价值会计，其目标是将信息资源价值也就是企业信息化效益进行计量与报告。当前，国内外对于信息资源投入计量主要应用总拥有成本TCO指标，是指信息化项目的周期中各阶段的投入与开发、服务与运行维护方面的全部费用，既有软硬件与相对应的服务费，包括咨询、培训与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资源费用。TCO也有一定的缺陷，包括:针对信息化项目总的各项成本累计值，而信息化是企业需要长期持续进行的工作，其投入的成本以永续的分期计量更为合理;用来反映信息化投入费用的笼统指标，本身未形成系统化与详尽的计量体系，不能对信息资源成本进行分析和预测、计划和控制等有效管理，从而对企业可操作性较差;没有考虑因信息化带来的组织管理与技术变革成本，很多企业都忽略了这一重要的成本，正是信息化失败的主要原因。

2信息资源成本会计计量模式

完整的计量模式包括计量的对象、计量属性以及计量尺度，计量对象是被计量的客体也就是信息资源。计量属性则是被计量客体的特性以及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其中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尺度是对计量对象某个属性计量时，使用的具体标准量度。会计信息系统在加工并处理会计主体经济活动中生成的会计信息数据时，为确保信息的一致性与可比性，选择的计量模式，不能同时运用相互间差异额非常悬殊的计量模式。由于历史成本的属性具备客观性与可验证性，也符合相关利益的需要而为相关的各方面所接受并可满足可操作性的需求。所以，历史成本在信息资源成本的计量当中依然占据主导的地位。信息资源的历史成本包括为取得、使用与开发信息资源所产生的成本费用支出。取得成本是在取得某项信息资源来满足某个组织现在与将来对于信息资源的需求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包括信息资源的咨询、购买以及实施成本。使用成本是在使用信息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费用支出，包括信息资源的损耗以及相关人工费用等。开发成本是为了使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而发生的费用支出，包括软硬件设备的更新费用支出以及人员培训费用的支出等。另外，必须注意信息资源成本和物质资产成本有所不同，物质资产一旦投资，就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生产能力，而投资的成本也是完全的成本，面对信息资源的投资，不是一个会计期间一次性就可以达到目的，需要若干个会计期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要求不断延续的投资，信息资源的成本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成本，这一点也是信息资源成本的独有特点。

3信息资源成本的核算

信息资源成本会计核算的目标之一就是把信息资源作为资产并进行会计处理。它是以企业对信息资产的投资也就是信息资产的投入价值作为基础逐期累计计量信息资产的成本价值，并把信息资产成本价值按信息资源使用的期间所进行的摊销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成本或是劳务成本，记录信息资产的累计摊销价值，待信息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对冲，余额就是企业信息资产给企业创造的收益或是造成的损失。此余额可作为企业的收益或损失来进行处理。此方法可把信息资源的核算纳入传统会计的核算范围，还不会影响到传统会计的计算。由此可见，信息资源成本会计是以企业对其信息资源投资为主要反映的对象，核算企业对信息资源投资后而获得的信息资产的成本价值，是企业按照历史成本对其信息资产进行的事后反映。其信息资产核算是一种随信息资产使用而逐年不断增加的累计成本。企业信息资源成本核算的最初阶段，可以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一些思路借鉴过来，为了减轻会计核算的工作与费用，可以把它纳入传统会计核算系统，但是，为了能够单独了解相关企业对于信息资源投资的总成本以及累积的数据，可以不按照传统会计的方法严格划分资本性支出与收益性支出，而将对信息资源的全部支出看作企业对信息资产的投资，即将信息资源取得成本、开发成本以及使用成本全部支出计入“信息资产”账户当中，并按不同类的成本设立明细账户，核算信息资产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以及使用成本。并将信息资产的收益性支出如工资以及福利费与本期生产经营成本负担的应摊销的资本性支出，一起作为本期信息资产费用计入生产制造成本、服务成本以及管理费用等。为了正确核算信息资源的投资成本，可设立以下账户:记录核算各项信息资产原价的“信息资产”账户即长期资产账户;核算企业取得、开发与使用信息资源所发生的费用支出的“信息资源成本”账户即成本类账户;核算信息资源成本在当期或在预计使用期限内按直线法或工作量法等方法摊销转入的费用额的“信息资产费用”账户，此账户属损益类账户;核算因信息资源的变动和消失而产生的损益的“信息资源损益”账户，该账户期末无余额。

4我国推行信息成本会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信息成本会计尽管在理论上还不完善，在实践上还有待深入探索，但作为我国会计领域兴起的一门新学科，我们有理由认为有推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信息成本会计报告可以为国家提供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使国家便于通过宏观调控来发挥我国信息资源的优势，建立起适应市场机制的信惠资源优化配置新格局。

(2)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商业信息、商品信息日益突出，急需要对信息成本会计成本进行核算。

(3)效益的竞争、市场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关键在于信息的竞争，因此，现代企业的信息争夺战需要信息成本会计揭示信息成本的信息。

5结语

资本成本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造价；电力工程；控制

1、概述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基本建设的飞速发展，电力建设也在快速发展。原材料价格上涨，建设规模的变化，电力工程的总造价和单位造价也在不断提高。如何合理确定和控制工程造价，使工程造价的增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已成为当前一个重要课题.

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就是在建设的各个阶段，采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和切合实际的计价依据，合理地确定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承包合同价、结算价及竣工决算。工程造价的控制，则是在投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建设项目发包阶段和建设实施阶段，把建设工程的造价控制在批准的造价限额以内，并随时纠正发生的偏差，以保证项目管理目标的实现，力求在各个建设项目中能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将结合笔者的工作实践，谈谈如何从设计、施工、结算三个环节合理确定与控制工程造价。

2、设计阶段

从设计技术经济角度看，合理控制工程造价，要从可研、初设和施工图设计做起，从各个专业做起。

（1）可研阶段。首先要满足用户的需求，一切想法和决策都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和行业的规定，同时，要考虑安全和环保的要求。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搜集本工程的有关资料，对本工程进行多方案分析比较，提出最优方案。最优方案不仅在技术上要先进、可行．而且在经济上要合理，才能满足投资方的需求，按期收回所投资金，并有最佳效益，使收益率达到基准水平。在设计中，不盲目追求一流，既要满足顾客和规范要求，又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不因设计失误而造成浪费。因此，设计人员在设计产品完成后，应当积极进行回访，听取顾客的反馈意见，同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提高设计产品的质量。例如：新建变电站工程，市区的临街变电站由于受占地面积及安全措施要求的约束，设计为室内变电站，外墙为玻璃幕墙，设计美观但造价高；但是位于县区的变电站由于征地面积大，架构及主要设备可以摆放在室外，主控及配电室可以设计为普通的砖混或框架填充墙结构，造价相对较低。

（2）初步设计阶段。实践证明，初设阶段，影响工程造价的可能性为75％一95％，施工设计结束，影响工程造价的可能性为35％一75％，施工开始，通过技术措施节约工程造价的可能性只有5％一10％。由此可见，施工以前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在投资决策和设计阶段，投资决策出台后，控制造价的关键则在设计阶段。例如，某电力工程，初设概算为800万，预算为1040万，工程结算为1082万，经分析主要是由于初步设计阶段工作不够深入，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施工工艺的重大设计变更，使预算大大超出了概算。因此，在初步设计阶段，一定要认真搜集、调查、分析、研究工程资料，设计人员密切配合技经人员将工程造价控制在一定合理的范围内。

（3）施工图设计阶段。施工图预算是确定工程造价、实行经济核算、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控制工程进度拨款的依据，同时也是工程决算的基础资料，因此，设计人员应主动深入现场了解情况，争取把设计变更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时，技经人员应和工程管理人员应及时进行沟通，例如，某变电站土建工程，由于技经人员的疏忽，施工图预算中落掉了变电站大门的费用，经工程管理人员的审核，及时对预算进行了补充。

3、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造价控制的重要一环就是要科学地组织建设，正确地处理造价和工期、质量的辩证关系，以提高工程建设的综合经济效益。由于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目标就是承包合同价，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严格控制支出，并将实际支出值与造价控制目标值进行比较，而后作出分析及预测，对各种干扰因素加强控制，及时采取措施，以确保造价控制目标的实现。此外，根据实际情况，允许对造价控制目标进行必要的调整，使之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并切合实际。例如，在某变电站工程的施工中发现，若按设计进行外引接地施工，将要花费50几万元，且还不能保证接地电阻达到要求；后来，技经人员与设计人员协商并重新收集资料，认为利用周围的民房接地配合站内接地网即可达到要求，且造价只需7万多元。

另一方面对于相当多的工程现场更改较大，加上技术人员与技经人员的脱节，导致更改部分造价无法控制，而使结算价超出合同价甚多。比如，有些工程施工场地狭小，土方开挖量大，先外运再回填，结果往往要增加工程造价的5％左右。因此，在现场施工中，管理人员要实事求是地从控制造价的角度来审查施工方案，以提高施工签证的的准确率。同时，对隐蔽签证，要以图纸为依据，标明被隐蔽部分、项目和工艺、质量完成情况；如果被隐蔽部分的工程量在图纸上是不定值，还要标明被隐蔽部分的几何尺寸或原始数量，而不在签证中简单地签写工程量和工程造价，以免与工程造价管理的有关规定发生矛盾，为合理确定工程造价提供准确的依据。超级秘书网

4、工程结算

工程决算审核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甲乙双方的经济利益。对建设单位来说，要精打细算，尽可能降低工程造价；对施工单位而方言，为了追求经济效益，通常多报结算，以增加工程造价。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工程决算审核实际上是双方技术能力的较量。建设单位的预算人员，不但要熟练掌握工程量计算规则、定额子目的组成内容和套用规定、工程造价的计算程序，而且还要掌握三者的编制原理、内在联系，唯此在应用中才能融会贯通、得心应手。此外，技经人员还应有一定的工程技术知识，既能对现场施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又可对签证中的不合理因素提出质疑。另外，预算人员还要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经常下工地了解现场情况，掌握工程动态。在工作之余，要努力学习新技术、新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下工程造价管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