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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中文核心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中文核心

中文核心范文第1篇

关键词:核心期刊;核心期刊表;期刊评价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在核心期刊的评价上较前几版更为成熟,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1 非学术期刊的评价问题

核心期刊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学科性、学术性,非学术期刊是不在核心期刊遴选之列的,这是长期以来学界的共识,不存在什么疑问。但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还是将所有的期刊纳入遴选的范围,其中文学作品类核心期刊基本上没有学术性可言,艺术类核心期刊表中也有不少学术性不强的期刊。非学术期刊是否存在核心区还是个问题,即使存在核心区,核心期刊的遴选指标也不可能与学术性核心期刊相同。

2 统计源问题

数据库、文摘刊物并不是都可以作为统计源的,如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它就有着自己的刊物定位和选稿标准,它选择的并不都是最好的文章,有些影响较大的专业刊物发表的文章,复印报刊资料反而较少收录。

3 评审专家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

期刊评价方法以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以定量评价为依据,以专家定性评价为补充。从专家评审的内容来看,专家可能发现的问题有:定量排序不符合客观实际、期刊的排序与期刊的学术水平不符、学术期刊的数量上有问题。而期刊的排序是在定量评价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定量评价上,专家大概不会有多少发言权,定量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要调整也需要有定量的理由,而不能以定性的理由来否定定量评价的结果。所以,可以推测,专家所能调整的也只能是极为个别的期刊。专家评审的作用不会很大。

4 军事类期刊的评价问题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曾应读者要求增设军事类核心期刊表,2008年版和2011年版没有设此类目。但是,对于公开发行的军事类期刊,其数据的采集和非军事类期刊相同,只要对公开发行的那部分军事期刊进行评价就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即使没有专家定性评价的补充,评价结果的质量也不会很低。

5 核心期刊数量的界定

如何界定核心期刊的数量,是核心期刊研究的一个难题。《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指出,纵观中外学者划分核心区的方法,用不同的方法确定的核心期刊数量结果差异很大,没有绝对的标准。因此核心区的大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用某一种方法来确定。例如,如果需要较高的文献保障率,可用“75%”法或“80%”法;如果需要少量顶尖期刊,可采用最大分区法;如果既要考虑文献量又要考虑质量,那么就应遵循核心区尽量小,评价量尽量大的原则,采用定量和定性等多种方法来综合评定。

6 核心期刊表时间滞后

从1992年第一版到2008年第五版,每隔四年出版一版,出版时间与数据统计时间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较长的滞后期。2011年版采集的数据为2006-2008年的数据,从数据上看已经是相当滞后了,它只反映了2006-2008年的情况。

7 交叉学科期刊难以进入学科核心期刊表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从统计期刊所载学科论文的分布情况及在各学科被利用情况来筛选核心期刊的,所以综合性和交叉学科期刊会因为刊载的学科论文和利用数据分散而很难进入学科核心期刊表。从第二版开始专门设置一些综合性类目,作为对学科专业核心期刊表的补充,较好地解决了综合性期刊难以进入学科核心期刊表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评价效果;对于交叉学科期刊,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本版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点新的尝试,对于整本刊数据综合排名在前500名而未进入任何学科核心区的期刊进行了数据复核,如确属交叉学科期刊,则将其补入数据最多的学科的核心区。但这一处理方法只能解决个别整体数据量较大的交叉学科期刊的问题,而如何能对交叉学科期刊进行更客观合理的评价,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在期刊分类上设置交叉学科类目,从而对这部分期刊进行评价。如果是对整本刊数据进行比较,不区分学科,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样评出的期刊反映了整本刊的影响力,但是,是不是能选出核心期刊就很难说了,因为不区分学科,也就没有了学科核心期刊之说。

8 指标数量质量下滑

近年来,由于核心期刊功能的扩大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片面追求定量数据,使得评价指标数据的客观性受到人为因素干扰,造成了指标数据质量有所下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定量评价的效果。因此要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在新版中,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了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被重要检索系统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指标,在这些指标中,人为因素所能起的作用不会很大,所以评价结果还是比较客观的。

为避免定量指标评价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专家评审力度,更好地发挥专家评审的作用,采用多维度视角对期刊进行评价,努力建立一个将文献计量工具与同行评价有机结合起来的科学评价体系。对评价指标的设计应该坚持避免数据受到人为因素干扰的原则,如引文数据就是比较客观的数据。定量评价的结果与同行评价的结果应该一致,这样评价的结果才可能是客观的,质量也就比较高。

[参考文献]

中文核心范文第2篇

        1、核心期刊与统计源期刊

         对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照其登载相关论文数量的减序排列时,可以分出对该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以及论文数量与之相等的几个区,位于核心区的期刊称为核心期刊。广义的统计源期刊是指被各类检索系统、数据库等收录而作为其文献统计来源的期刊。

       《总览》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术期刊评价及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子课题———中文核心期刊评价研究的成果,研究人员采用文献计量统计与定量评价,同时结合学科专家对定量评价结果的定性评审形成最终研究成果。《总览》所确定的核心期刊表在国内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应用范围比较广泛。

       《报告》是按照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期刊引证报告》的模式,结合中国期刊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在中国出版(不含港、澳、台)的1576种(2004年版)科技期刊列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学科范畴主要为自然科学领域,是目前国内比较公认的科技统计源期刊目录。因其受科技部委托,带有官方色彩,权威性名列国内首位,人们习惯称其为“统计源期刊”,下文所说统计源期刊即指此目录。

        2 、《总览》与《统计源期刊》的相同点

        2.1、理论依据相同:两者都以加菲尔德引文分布规律与布拉德福分布规律为理论依据,因此可以认为都是经过严格的文献计量学标准而获得的核心期刊。

        2.2、均采用多指标的定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2004年版《总览》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由7 个评价指标组成。2004《统计源期刊》评价计量指标选择了期刊引用计量指标与来源期刊计量指标两部分共15项指标。

       2.3、两者研究成果均不能作为金标准使用:核心期刊与统计源期刊都是一种相对统计的概念,由于文献计量学理论的局限性、数据采集的不完整性以及统计方法的不全面性,都会使评价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其研究结果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因此两者只能起参考工具作用,不能作为检验期刊质量的“金标准”,过分夸大其作用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3、《总览》与《统计源期刊》的区别:

       3.1、编辑出版单位不同:《总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研制而成,属于民间性质;而《统计源期刊》由国家科技部委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完成,具有一定官方性质。

       3.2、学科分类原则不同:两者都采用分学科统计评价指标数据的方法。学科划分对期刊评价结果影响很大,学科划分过大,小学科学术性强的期刊会被淹没;划分过细,小学科的一般性期刊就会进入核心区。《总览》基本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划分学科,同时考虑学科期刊的数量、期刊性质等多种因素,共设学科类目74个。《统计源期刊》则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学科分类国家标准和《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第4版)》的学科分类原则,同时考虑综合性期刊情况及各学科期刊数量与学科性质差异,增设了综合类和理工大学、工业综合类、管理学类,对农业学科及医药卫生类学科作了进一步细分,共设55个学科类目。

        3.3、期刊的来源与范围不同 《总览》以52种数据库或文摘刊物作为评价指标统计源,统计文献量总计达943万篇,涉及期刊1.2万种,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定量评价方法及定性评价,取各学科专业期刊数量的15%和进入统计的期刊数量的2%,共评选出1798种核心期刊。覆盖的学科范围广泛,包括社会学科(社会学、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等)与自然学科(医药、农业、工业技术等),但未收录港、澳、台及国内出版的英文刊物。

        《统计源期刊》来源期刊的选择综合参考了国外重要检索数据库收录国内期刊的情况及国内已有文献计量分析成果、国内大型检索工具、各学会学报及其重要期刊等各种期刊表,并征询了专家意见,每年根据期刊文献的被引用情况等因素对来源期刊表进行一定的调整。期刊入选原则是:①期刊文献的同行评审;②期刊文献计量指标;③期刊的社会和学科影响;④期刊文献是否反映了本学科的研究成果;⑤照顾新兴学科和高技术学科;⑥ 适当的地区性考虑;⑦在国际和国内的显示度。《统计源期刊》仅包括国内出版的科技类期刊,包括国内出版的英文刊物,但不包含社会学科期刊。

        3.4、评价指标体系不同:《总览》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核心期刊选择了52种数据库或文摘刊物作为评价指标统计源,评价指标体系由7个评价指标组成: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影响因子、被摘率、获奖或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专家定性评审力度大,共选聘1871位评审专家参加了核心期刊的评审。而《统计源期刊》定性评价力度相对小,虽然经过一定的同行评审,但以定量研究为主,强调研究结果的客观性。2004年评价计量指标选择了两部分共15 项指标:①期刊引用计量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扩散因子、引用期刊数、即年指标、他引率、被引半衰期。主要显示期刊被读者使用和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②来源期刊计量指标:来源文献量、参考文献量、平均引用率、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数、国际论文比、基金论文比。通过来源文献的统计分析,全面描述该期刊的学术水平、编辑状况和科学交流程度

         3.5、收录期刊数量:

         《总览》核心期刊表收录期刊总数1798种,其中生物科学类44种,医药卫生类223种。《统计源期刊》收录期刊总数1576种,其中生物科学类51种,医药卫生类423种。223种生物医学期刊既是《总览》中确认的核心期刊,又是统计源期刊。两者在特种医学、耳鼻咽喉、皮肤、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肿瘤学、儿科、妇产科、口腔医学、外科、皮肤与性病等学科类目中所收刊种完全一致。

         3.6、出版周期不同 《总览》每4年出一新版,出版时间比数据统计大约滞后2.5年,反映期刊变化不够及时。《统计源期刊》每年更新,能够较快反映期刊发展动态。

         3.7、对综合性学科与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期刊评价效果不同,由于《总览》是分学科评价的,因此综合性和交叉学科期刊会因为刊载的论文学科分散而难以进入核心期刊表。2000年版开始通过增加综合性学科类目,将综合性期刊分散在各学科的数据汇总一起进行评价,产生综合性核心期刊表,较好解决了综合性期刊问题。但边缘性、交叉性学科的优秀期刊进不了核心区的问题仍未能很好解决。

       《统计源期刊》选择入选期刊时给新兴学科和高技术学科一定考虑,并适当照顾期刊的地区性。因此诸如《中华男科学》、《颈腰痛杂志》、《循证医学》、《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等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期刊能入选统计源期刊。

中文核心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核心竞争力;企业建设

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文化软实力已经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其不仅能够让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增强,还能让企业的文化更加富有内涵。与此同时,在进行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核心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把握,这样企业才能更加具有凝聚力。

一、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建设中的概况

(一)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含义

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及其看法。在一个企业的文化概念中,其企业文化软实力主要是对企业文化精神、企业思想以及企业发展理念进行文化的宣传以及弘扬。例如:企业文化凝聚力、决策创新力、社会公众力都是企业文化软实力建设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正是由于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存在,才使得企业在生存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发展。

(二)企业文化的作用

企业文化的良好建设,将直接让企业员工的凝聚力更强,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全面的增加。同时,企业文化的建设还能让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整体的增强,从而全面提升企业发展的速度。

(三)企业文化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文化软实力是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核心竞争力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支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企业的竞争势头正往塑造知识型企业文化的方向转变,谁拥有优质的文化软实力,谁就具有核心竞争力。企业竞争所依赖的优势越来越偏向于无形,越来越难以被模仿。企业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因此,企业文化软实力能够有效地推进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二、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在企业中的功能

(一)企业文化具有导向的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企业文化可以统一思想,并明确目标。对于一些杂乱无章的文化思想,企业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整合,并根据企业的目标加以倡导,形成一定的共识。这样的话,可以从一定层面上,让公司全体员工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并使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之间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有效地结合。

(二)企业文化具有激励的功能

企业文化是创新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泉。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出一个非常良好的内部环境,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员工的文化素质以及文化修养,而这些个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纽带,让企业的文化影响力得到全面的增强。

三、企业软文化实力推进核心竞争力的方法措施

(一)协调文化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在进行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工作中,一定要做好长期的发展规划以及对文化的定位。所谓的文化定位,就是在企业实际现状的发展基础上,做好长期的发展规划,来进行相应的设计。而在对企业软文化的发展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从企业愿景、企业使命、企业核心价值观这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与企业文化软实力息息相关,在进行文化软实力的推进过程中,需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平衡文化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从而让企业的影响力得到持续扩大。

(二)要注重企业精神、价值理念的积累和提炼

在企业文化中,需要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价值理念,但是价值理念的形成、积累和提炼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并在其形成积累的过程中让企业发展的速度得到提升,并不断融入时代特色,不断充实并完善企业的文化体系。中铁十六局集团地铁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让每一位员工都能简单直观的了解企业的文化,从而发扬企业文化。

(三)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中铁十六局集团地铁工程有限公司中,员工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员工文化素养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企业文化建设的好坏。可以说,员工是企业的主导,同时也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主体。企业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员工在企业中,占据着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真正做到将企业放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提高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也可以促进企业良好氛围的形成。

(四)加强教育引导,以文化软实力促进核心竞争力

在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首先要在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来进行一些“故事”的收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可以促进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接收时间,提高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其次,可以通过一些规章制度的方式,来使员工接受企业文化,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企业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决定商业竞争成功与否的战略因素。通过建设企业文化、提高企业文化软实力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结语

文化软实力能够有效地提升核心竞争力,其能够让企业的文化发展蒸蒸日上。在进行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过程中,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引导企业员工对企业文化进行学习以及发扬。让企业文化建设内容得到全面的丰富,让企业发展的速度得到全面的增强。

参考文献:

中文核心范文第4篇

1、对促进学生认识世界的作用

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初期,同时也是各种知识储备的初级阶段。小学阶段的教育往往是一些常识性知识的教授,而并非科学性知识的传授,这也就决定了小学教育的关键在于对学生各项基础能力的培养。音乐技能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技能,是这一时期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多元文化的音乐进行学习,能够使学生通过音乐来了解和认识世界。具体而言,学生可以通过对民歌的学习,来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了解,从而增加学生常识。通过对京剧等我国传统戏剧的学习,可以对我国历史的认识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通过对西洋交响乐以及歌剧的学习,可以对世界各地的文化以及地理、历史进一步认识,让学生形成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对认识世界产生极大的兴趣,带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自主学习。

2、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作用小学阶段由于课业压力小,而学生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有强,对于培养综合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多元文化为核心的小学音乐教育就是要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对学生进行歌曲演唱、乐器演奏、音乐与戏剧欣赏等教学活动,使学生能够懂得如何用音乐来享受人生,用音乐来调节心情,并能将音乐运用到生活学习中,从而形成和具备一定的综合能力,能够很好地应用于日后的学习生活之中。

二、开展以多元文化为核心的小学音乐教育

1、结合多种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

以多元文化为核心的小学音乐教育,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教学方式的多元文化。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就决定了传统音乐教育难以实现多元文化的教学。教学方式的多元文化,首先要做到的是在空间上多元文化,音乐课程的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中,应该是音乐与其产生的背景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在春游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相关歌曲的教学;其次是要从时间上进行多元文化教学,音乐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更重要的是在课外进行音乐教学,引导学生能够在生活中对音乐进行欣赏,如引导学生对交响乐的欣赏,通过课后以及在家进行交响乐的欣赏,不仅能促进学生的音乐学习,同时也能够指导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娱乐,避免学生沉溺于电子产品中;最后是从手段上进行多元文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的单纯以电子琴、钢琴等简单乐器演奏为伴乐的歌曲教唱,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通过对演唱会、音乐剧等的播放来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

2、借助其他内容,补充音乐教学

以多元文化为核心的小学音乐教育就是要让音乐教育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有机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借助其他元素与内容对音乐教育进行补充。一是改变单一的以中文为基础的歌曲教学,打破语言界限,在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实际生活,采用多种语言的优秀歌曲为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充分学习音乐知识,了解音乐;二是结合历史文化知识,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对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进行补充,让学生对音乐产生的背景充分认识,从而增进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三是改变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学生演唱比赛、教授学生演奏与舞蹈等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实现全面深刻的音乐教学。

3、从学生角度出发,改变教学目标

音乐教育的定位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在传统音乐教学中对于音乐教学的定位往往较为偏激,总是不能正确把握。一些人认为音乐教学是其他教学的一项补充教学,将音乐教学边缘化,得不到充分重视,在课程安排和选择上都存在巨大的问题;而还有一些人认为音乐教学就是要教授学生一项技能,是以精通为目标的,因此过分强调音乐教学的技能化,使学生为考级而学习,极大地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多元文化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就是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改变教学目标,将音乐教学重新定位。小学音乐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激发学生的音乐能力。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通过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使学生能够热爱音乐,能让音乐融入生活中,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生活品质。

三、总结

中文核心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文化“走出去” 文化认知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经济实力的提升,如何在国际语境下提炼优秀的中国文化元素,通过有效的载体与方式,增强中国文化对于国外民众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已经成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命题。

必须承认的是,受到传统外宣意识的影响,加上财政收入增加的外部利好因素,文化“走出去”目前仍然偏重于“供给”驱动。维也纳金色大厅中频频出现的中国演出团体,顶级电影节展中买断最佳广告位的中国电影企业,世界城市黄金地段不间断播放的中国形象视频,这些都意在增强中国文化的“存在感”。而在“需求”层面,在国外普通民众眼里,中国文化究竟得到了多大的认知?我们的文化产品输出方式是否和他们的文化消费心理与行为习惯相符?目前都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撑与对象性研究。

基于此,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与国际调研平台Survey Sampling International合作,对美、英、法、日、韩、澳等六国的2407名普通民众进行了在线调查,分别就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对中国文化信息的获取渠道、对中国文化产品的接触偏好等进行了解。 国外民众对熊猫、绿茶等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度高,对中国哲学观念认知度低

本次调查严格执行在线调查的国际标准。为保证每个国家抽样的代表性,受访者样本覆盖18-65岁的当地居民,国籍、性别、年龄等比例达到均衡。样本对象完全不懂中文的占66.1%,能认知简单词汇的占22.4%,具有较高中文水平的占11.5%,符合国际实情。

课题组将中国文化元素分为“中国人物”、“中国哲学观念”、“中国艺术形态”、“中国自然资源”、“中国生活方式”、“中国人文资源”等6个类别,并在每个类别中设定3个文化符号,通过6个类别18个符号来考察受访者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以0分代表“完全不知道”,5分代表“特别熟知”制作五点量表,将18个符号的认知分值相加并换算为百分制。

从整体认知度来看,13.3%受访者得分为0-29分,60.9%受访者得分为30-59分,15.3受访者得分为60-74分,显示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整体偏低。

从单个文化符号看,认知度最高的三个文化符号是熊猫(3.3)、绿茶(3.1)、阴阳(2.6),认知度最低的三个文化符号是敦煌壁画(1.7)、面子(1.7)、天人合一(1.6)。

从文化符号认知的类别上看,国外民众对中国自然资源的文化符号(熊猫、长江等)认知度最高,其次是中国的生活方式(绿茶等)、中国人的符号(孔子等)。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人文资源、艺术形态和哲学观念,在整体认知度上都相对较低。我们经常通过各类节展,把中国的艺术作品、艺术家推到国外去,但真正了解并感兴趣的看来不多。我们总是说思想的输出是最大的输出,但事实上中国的哲学观念是最难被人了解的。 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些兴趣,但是主动接触与消费的人却很少

文化产品是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只有通过有文化影响力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才能真正激发国外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兴趣。在国外民众对于中国文化产品的认知判断上,我们发现,尽管8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是具体到某一文化产品上,选择意愿就直线下降至50%以下。这说明,中国文化产品和外国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还存在一定的脱节。

从具体文化产品类型上看,外国人相对最感兴趣的是中文图书的译作,比例高达46.6%。这恐怕得益于近几年中国作家在国际文坛的影响力增强,图书版权对外输出持续增长。

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电影,选择比例达到28.5%。应该说电影的视听语言比图书的文字语言更通俗易懂,而中国电影企业、明星在国际舞台上的各类亮相也很频繁,但令人无奈的是,这没有带动中国电影在国外市场影响力提升。在国外看中国电影的依然以华人群体为主,消费群很难扩展为普通民众。

排在第三位的是中国电视节目,选择比例为21.2%。从硬件设施的投入看,从长城平台的建设,到中国电视频道的海外落地,中国电视“走出去”的扶持力度相当大。但无论是国际热点新闻事件的参与报道,还是娱乐类电视节目模式的版权输出,即便是国际级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在国际范围内也缺乏持续的话语权与竞争力。

排在第四位的是中国演出,选择比例仅为19.2%。显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文艺团体出境演出是一厢情愿地给自己“镀层金”,演出本身既没有考虑国外演出市场的特定规律,也忽视了普通民众作为演出欣赏者的消费习惯。抛开市场收益不谈,就连最基本的吸引对象国民众对于中国演出的好奇或者兴趣也难以达到。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中国文化在意愿上是人场,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些兴趣,但是进一步去主动接触与消费的人却很少。这不仅需要提升对外传播内容指向性与精准化,还需要增强文化消费的便捷性。 外国民众将互联网作为接触中国文化信息的首选渠道,中国文化传播需高效利用新媒体渠道

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与分享呈现出更大的便捷性。尤其是对于青年人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问及了解中国信息会首选哪类媒体时,接近2/3的受访者选择互联网。而事实上,自觉利用互联网,进行主动信息传播的成功案例还是相对较少,如何让虚拟空间发挥更大的传播效应,是中国文化获取更大范围注意力的关键问题之一。

文化产品的传播也需要选择恰当的渠道,满足国外民众的需求。目前中国电视节目对外传播主渠道还是海外落地的电视频道,但调查显示,视频网站成为多数国外受访者的首要选择,而在国外Netflix、YouTube等国外视频分享网站上可以看到的、或者受到重视的国内电视节目极少。对于观看中国演出,国外民众选择的渠道依次为视频网站、电视转播和演出现场。当我们以保护版权之名,牢牢地锁定国外各类演出场馆之时,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当国外观众接触到一个并不太熟悉的中国演出项目时,更多时候是愿意随便看看,而不是特意看看。对于观看中国电影,国外民众选择的渠道依次为电视媒介、视频网站、电影院。当国内电影业还在大张旗鼓收购国外影院,意在拓宽中国电影国外放映银幕数时,也忽略了专业电影频道、专门的视频网站上普通人的观影需求。

可以说,目前我们在国外传播演出、电影等文化产品时,看重的依然是到达率,而不是影响力。而这个到达率也是带有假象的到达率,就是某个产品成功到达某一国的国土之上。至于有没有人关注、评价反响如何,大多数时候也属于盲区。只有直面传播渠道和接触习惯之间的差异,选择更有针对性的渠道将中国文化产品加以推广,才能收获真正的到达率和影响力。 找到共通故事表述,提升文化影响力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如何以更为高效的方式进行投入,如何在满足国外受众需求的基础下提升文化的影响力,我们有如下几个建议:

第一,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差别呈现、阶段性递进。中国文化符号对于外国人而言有难易差别,绿茶、熊猫等符号比天人合一、面子这类符号更容易接受。中国现在对外华语教育和对外文化交流都不少,但以点状居多,形成系统的少。我们应该系统性地循序渐进,以内在兴趣为驱动,在认知程度比较低的阶段侧重相对浅显的文化符号的传播,通过旅游或生活方式进行拓展。在建立起一定认知度后,逐渐加入相对抽象的哲学理念、价值观类的文化符号传播。

第二,对外文化传播应重视媒介融合趋势。一方面中国出口文化产品的质量不能满足国际需求,另一方面文化产品输出的随机性和整体策略的欠缺导致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处于混乱庞杂的状态。我们不缺乏活跃的文化活动,但缺乏有效的活动效果。从媒介渠道上,对艺术演出、影视作品等文化产品,应逐步改变去国外演出、到国外影院放映中国电影等固有模式,高效利用新媒体渠道。在推广方式上,我们应利用创新APP或者文化类的主题网站,充分调动国外民众在虚拟网络空间中接触中国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的意愿。

第三,对外文化传播应找到共通故事表述。国外大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多处于“看热闹”而不是“看门道”的阶段,以“故事”为内在兴趣的驱动,应该比“符号”和“理念”更具备亲和力。在跨文化语境下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以某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或者意象,找到共通的故事表述是巧办法。比如通过一个个汉字讲述故事,“水”向下流,“火”向上窜,“粗”和“精”源于米粮,“快”和“慢”皆从于内心,以趣味和直观的方式讲述中国人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再如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中国生活方式讲述故事,中国人夏天喝不发酵的绿茶,秋天喝半发酵的乌龙茶,冬天喝熟普洱和红茶,茶就是中国人和四季的默契,也体现对天地自然的尊重。当我们用这些富有意涵的中国文化符号、中国意象与外国人对话时,输出的不仅仅是词汇,而是观念。而这些也就是最质朴,最易懂的中国故事。

(作者分别为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