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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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范文第1篇
李敖的杂文在吸收和融汇前代杂文作家尤其是鲁迅杂文的方面是下过功夫的,并且能够呼应时代潮流,以开阔的眼界、傲然的骨气、凌冽的风格直面现实,为人民代言,为历史“立此存照”,敢于抨击统治者的昏聩,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双重人格,这些都是鲁迅杂文风格的集成和发展。杂文战斗性就是其“力量”的生动反映。但鲁迅和李敖的力量又有所区别。
李敖是一个想说就说、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的文人。他说鲁迅可议、可检讨、可批判之处太多了,而说鲁迅的文章很别扭,文字很可疑,文风不好,有两点原因:“第一,它是从中国的旧文学出来,就是所谓包小脚,小脚揭开了,可是那骨头里面,还是碎掉了,所以揭开了以后呢,还是有那种旧文学的底子,一些白话文有的时候不能够脱胎换骨;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的文法、日本人的文字影响了鲁迅,这两个原因使鲁迅写出来一种很别扭的白话文。”[1]李敖认为:“鲁迅的文章写得实在不够好。”他说:“如果是伟大的文学家,就不应该写出来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鲁迅式的中文,尤其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2]对于这一说法,我们不敢苟同。
一、狷狂与沉稳
凡是认真看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鲁迅的语言是自成一体,别具特色。李敖说:“这种风格我无法解释它,我只能推断说,他是接受了那种发杂反复的日本文法、日本语文结构的影响,再加上这种生吞活剥出来的中国的文言文的结构,两个里面混出来的鲁迅的文体。”[3]李敖这样分析鲁迅文章的语言风格,表面上似乎有几分道理,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鲁迅的文法。
鲁迅的文字,因为产生于白话文刚提倡的时代,所以自然会有些生硬,这一点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对鲁迅进行苛求,而事实上正是鲁迅他们这一群的勇士竭力提倡白话文,才会有今天行云流水的美丽文字。鲁迅的文风,应该说是有时代烙印的。鲁迅出生在19世纪初,科举仍然是读书人正统的出路,青年鲁迅也不例外,他曾经苦学过一阵八股文。研究鲁迅的学者曾经说:“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索然,后来方明: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用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4]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伟大的文学丰碑。鲁迅的语言风格是独特的,独特到别人难以模仿的程度。没有扎实的知识做底子,就算是模仿,也只能是鹦鹉学舌,得其表而难入其里。我认为,鲁迅的文章,犀利辛辣,深层厚重,张力到点,辩证到位,激愤中不乏调侃,嬉笑中不乏凝重。仅从语言形式来看,鲁式文法最大的特征,就是“橘子的结构”给人一种沉实稳重、张弛有度、内敛之感。而这种沉实稳重正是李敖所缺乏的。鲁迅是骂人的高手,但不会裸地去叫骂。有时候,被骂的人往往被骂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过神来,知道自己被骂。像“有本事你娶几个漂亮的女人给我看看啊”、“够胆你了衣服让我瞧瞧呀”、“就是像你这样的畜生啦”、“你才是混蛋呢”这种李敖认为最正投的中文骂法,太直截了当,没有半点美感,无异于泼妇骂街,鲁迅是断然不会用的。伟大的文学家这样骂,就不够伟大了。这样一骂,不够文明不说,而且也失去了鲁式文法的特征,骂人的力度更是一落千丈。
二、投枪和匕首
李敖和鲁迅都以一个不饶恕的斗士面目面对现实社会和民族传统,都有丰富的历史知识,都采用了“诙谐”的语言将传统纳入叙事的游戏中。诙谐可以是热情的参入、介入的现实,可以带有攻击性。中外文化史都证明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人民的声音被压制着的时候,人民就不得不通过幽默和讽刺来表达自己。李敖看来深受鲁迅的影响,他的尖刻也丝毫不逊于鲁迅,他也常将历史人物、神话故事、掌故、新闻和现实人物并置杂列,借此颠覆官方的正统文化。李敖的文章亦具有一点诙谐的风格,但这种诙谐风格并不能严格地称为“诙谐风格”。
鲁迅和李敖的杂文应该同属于精英文化范畴,如果从官方的角度出发,他们也应该归为具有民间性的文化,尤其在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里,杂糅了许多民间俗文化,比如女娲的故事、精卫填海的故事,在《无常》、《社戏》、《阿Q正传》中,绍兴民间戏的运用都渗透着纯粹的民间内涵。正是这些民间内涵和官方的正投文化形成了冲突,也使得作者个体充满了一种自由狂欢的体势,这自由狂欢的体势以不可阻挡的姿态与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对峙,构成了内在张力,而鲁迅似乎正是从这些狂欢的乡村场景中吸收了本源精神,正是这种深层次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受,使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均有了“诙谐文化”的内涵,也使得人真正达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势,在他的诙谐语言中明显渗透着个体孤独感和悲剧氛围。但李敖的杂文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意识深度,它的诙谐还停留在一种表面的语言工具认识论上,他只是将骂人、奇闻怪事作为一种增加谩骂力度的手段,并没有很深厚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深度,因此他的诙谐或许只能称得上巴赫金所说的一种讽刺体文章,“一种讽刺性作家只知道否定的诙谐,而自己置于嘲笑的现象之外,以自身与之对立,这就破坏了从诙谐方面看待世界的角度的整体性,可笑的(否定的)的东西成了局部的现象”。“李敖的文章即是这样,他不能从世界的整体,从历史的深度去看待问题,他对太无奈的认识,对中国人的批判都带着一种极端片面的认识,因此他的诙谐语言就成了一种是真的夸张,他的语言太直白,近乎大街上的叫骂,失去了诙谐固有的内在品质,使得其文本呈现出一种戏剧色彩”。[5]
真正的“诙谐风格”应该涵盖以下两方面:一是具有悲剧性;二是要有隐喻性。鲁迅《阿Q正传》里就有这样一个场景:阿Q唱:“手执钢鞭将你打……”围观的群众大喊:“好!”在这样的狂欢场景中,不乏诙谐风趣,但其内在已经渗透出无法排遣的悲剧色彩,在这笑声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个体的悲剧命运。李敖的杂文却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诙谐”,有的只是谩骂和侮辱。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真正的战斗需要历史理性,需要深度,真正的诙谐包涵着很深的人生体验。因此具有诙谐风格的作家,像鲁迅,就精心地选择题材,他绝不会泛滥地寻找骂人材料,尽管鲁迅也和梁实秋等人展开面对面的笔战,但是在其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和体验,因此他的笔战也就超越了笔战本身。许多历史题材、民间轶事、典章制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但是优秀的作家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安排这些事物,在这些词汇的背后,他们将自我意识传达出来,即通过一种隐喻的象征形式将事物的真实面目表现出来。因此这种诙谐风格就包含了事物的双重甚至多重景观。如在《秋夜》中那样,鲁迅不是将诙谐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而是将其建立在一个象征的平台上。李敖的杂文缺少了这样的深意,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文章骂倒对手,他也承认自己的文章别无深意,或许有时李敖仅仅是满足于一种感官上的愉快,只是为了单纯的文字炫耀。
三、结语
李敖的文章缺少重建意识,虽然他在传统中成长,但他没有什么根基,他对历史传统的激烈批判结果是形成了,使人不仅对民族历史的过去产生绝望,而且对它的将来也毫无信心。他的诸如对中国“国民性”,以及政治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批判并没有超越鲁迅和。在《由说起》、《长袍心理学》中,他只是复制并夸张了鲁迅等人的历史意识。梁启超、鲁迅等人提出:“国民性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由传统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国民身上自然遗留了许多传统的痕迹。”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是鲁迅等人诉求现代性的体现。李敖生活的时代已经是台湾转型过渡到现代性社会,李敖对“国民性”的再次批判显然缺少理性。李敖对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他知道大众的趣味,经常制造耸人听闻的言论。只要稍稍有人赞他两句,他立马就和那个人成为好朋友,而一旦有人骂了他几句,他必是对之加以报复,就连与他离婚的老婆胡茵梦女士他也不饶恕。或许李敖称得上是真正的骂人斗士,他无畏专制政体数度入狱,但是他却算不得一个思想家。
总之,鲁迅与李敖是中国杂文史两个不同时代的路标,一个指向独立富强,民族觉醒;一个指向民主自由,清明政治。身处逆世,他们不约而同选择杂文为共同的武器,一个高屋建瓴,站在民族视野的最高处,为我们剔除一个古老民族身上的脓疮;一个身体力行,梦想在海岛上回到那浪漫的古典的道德世界。鲁迅和李敖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总记录者。鲁迅的文章被误读多年,而李敖的文章也不曾为所谓的正统文学界所承认。通过对两人杂文文风的分析比较,我们能跟真切地体会到这两位杂文史上巨人的息息相通。
参考文献:
[1][2][3]李敖有话说.凤凰卫视,2005-8-4、5.
鲁迅杂文范文第2篇
首发式上，煌煌百部著作，呈螺旋状叠置于主席台，放眼乍望，蔚为壮观；歪头细看书脊，哎呀，全是我耳熟能详的作者，有的是令人钦佩的大师，也有挚友、泛交和神交已久而未曾谋面者。这里面，可蕴藏着从他们一辈子创作中遴选的精品。开本小，七万五千字，可入衣袋，床上路上马桶上，均可顺手拈来随意浏览。封面，色泽、图案淡雅而清新；红色“中国杂文”四字凸显文体，透出大家风范；“某某某集”，漆印隶书，大气而庄重。纸质，堪称上乘。版面以长宋体排字，清秀悦目。看到如此一套好书，喜爱之心油然而生。赞美主编刘成信先生和吉林出版集团总经理胡维革先生的犀利眼光、艰辛劳作和不凡魄力！作为其中一个小小作者，本人深感荣幸。
吉林出版集团赠予与会作者每人两本别的作者的集子，给我的其中一本，居然是亲密好友徐怀谦的。怀谦于2012年8月22日不幸去世，我拿到样书，真是感慨万千——他不能跟朋友们一起出席这个首发式了，但这书便是对他的最好纪念。怀谦灵魂有知，当感谢出版者的策划、编辑和所有为此书付出智慧和劳动的人。
杂文写作者甚众，然而杂文及其作者在文学圈内被严重边缘化。出版这样一套大规模杂文丛书，是提高、扩大杂文和杂文作者影响力的一个实打实的可贵努力。
杂文不被看好，原因挺多，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文学圈内不认可，认为杂文非文学，连作协领导潜意识里，或许也存在如此因素，表现是中国作协设立了各种文学样式的专门委员会，如小说委员会、诗歌委员会、散文委员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影视文学委员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等，这里单单缺失的，是杂文委员会——据说理由是“杂文属于大散文”，归“散文委员会”啦。怪了啊！如果说报告文学、影视文学、文学理论批评等样式比较独特的话，儿童文学、军事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不管以小说、散文或者诗歌面目出现，不都属于“大文学”吗？为什么它们能单独成“专”成“会”呢？又，既然杂文属于散文，为什么鲁迅文学奖倒分成“杂文”和“散文”两种样式？而且规定统共五本获奖书，硬要散文评四本，杂文评一本？弄杂文者大大多于写散文者，为什么不是杂文评四本，散文评一本呢？上述现象，首先在逻辑上便说不通。这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杂文作者创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第二，我认为在杂文人自身。很多号称杂文者，确实并非杂文，很难令方家以之当文学作品对待。把杂文弄成干巴巴的新闻评论者有之，抄一个小故事，末尾稍议一两句，或者搜集几段语录之类，全冒称杂文，如此偷懒和不争气，还想叫人家看得起杂文，难！杂文自有杂文的味道，其主要特征为“艺术性议论”——此所以有别于其他议论，而堪入文学堂奥者也！去除议论的艺术性，等于扼杀了杂文。有人还把写不好杂文归咎于大环境，这是拉不出屎赖茅房！鲁迅处境怎么样？人家在风雨如磐般境遇之下，不但创造了杂文这一文体，也创作了大量不朽杂文，遂成一代宗师。王蒙说“中国如有五十个鲁迅，我的天，会发生地震”云云，那是呓语、假说、胡说，拿根本不可能的事说事儿。我常想，假如今天有一个半个鲁迅，且看文学圈那些老爷，敢不敢小觑杂文！所以，咱们既然自称弄杂文的，即须写出多彩多姿、像模像样的杂文。鲁迅翁的造诣，咱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成吧！刘成信先生和吉林出版集团策划、出版这一大套书，对咱们绝对是一个大鼓舞，其中不乏精品，咱们只有加油且加餐，慢读细研，取各家之长为己所鉴，促使自己也写出一则半篇好作品！
鲁迅杂文范文第3篇
我喜欢杂文，始自拜读鲁迅先生等大手笔，聂绀弩、唐、王力等先生们的杂文让我爱不释手。我对有人称杂文是“雕虫小技”不以为然，鲁迅先生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思想家，主要是他的杂文创作成就。鲁迅先生的杂文，表达了一位伟大思想家对社会、对时代、对人性的剖析与判断，展望并预言历史走向；与其简单地认为先生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毋宁说他的思想是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先生曾说：“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来看，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已，却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不论是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应该说，杂文都没有辱没自己的使命，它对时弊的抨击，对振奋民族精神，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反应。以近些年一些社会丑恶事件来说，关于郑州张金柱驾车撞人案，关于孙志刚无居住证被民警打死案，山西黑煤窑童工案……等等，杂文一直穷追猛打，终于讨回公道，这是杂文的题中应有之义，诸如此类我感到欣慰。
我还特别欣赏关于杂文风格流派多样化的倡导，风格流派的百花齐放不仅能够繁荣杂文创作，而且能满足广大读者多种阅读兴趣。杂文，可以是杂感时评，笔记随想；可以是序跋点评，书信日记；也可以是故事寓言，曲艺短剧；可以是格言警句，三言两语；可以反话正说，弦外之音；也可以是寓庄于谐，诗词曲赋……不论是什么形式，什么风格，万变不离其宗，对假恶丑要嘲讽，要批判，要鞭挞，幽默与辛辣是杂文的必备元素。如刘征先生的说唱体的《“帮”式上纲法》、故事体的《庄周买水》、元曲体的《武大打虎》、杜撰曲《蝴蝶劫》等，阅读起来形象鲜明，有滋有味；再如谌容先生的《活着的滋味》有小说的特点，通过几个不同观念者的对话，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如贾平凹的《辞宴书》则是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对当前某些官员酸腐作风的嘲讽与批评；黄一龙先生的《评注“年谱”(大纲)》以年谱的形式，鞭挞官员之腐败；魏明伦先生的《小鬼补白》以一问一答形式，表现作者对当今社会一些现象的看法……
也许是由于时间的限制和学术研究的缘故，我喜欢写点“笔记体杂文”。笔记原是我国古代以零星杂录的方式所写的散文，又称“漫录”、“随笔”、“小品”、“札记”、“笔谈”、“丛语”、“杂识”等等。笔记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因其文字清奇而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可以说源远流长。短小似乎是它的天性，潇洒是它的特色，隽永是它的风姿。笔记体文学不拘一格，自由洒脱，包罗万象，形散神凝；质朴自然，意趣诙谐，“笔记体杂文”继承我国笔记体文学的优良传统又有时代创新，溶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炉。现代人忙碌，无暇长篇大论，因此我提倡写点笔记体杂文。
鲁迅杂文范文第4篇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必需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
我懂得越多，就越知道他的伟大。有人居然说，他是靠骂街出名的，我觉得这是对鲁迅最大的侮辱。有人看林语堂，看余秋雨，看张爱玲，不愿看鲁迅，说是讨厌那种压抑的气氛，那种积血的悲哀。记得丰子恺有幅漫画，名字叫“一肩担尽古今愁”，我总觉得，那就好像鲁迅，也只有鲁迅，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字。鲁迅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的名利，或是写作的乐趣。
鲁迅的生命，消耗在不停的斗争中，和刽子手斗，和帮凶斗，和伪君子斗，和御用文人斗。鲁迅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活着，这是种伟大，是一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伟大。
鲁迅杂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鲁迅 翻译 翻译批评
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文学为武器来进行“文明批评”的“社会批评”，因此，他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广义的批评文字。鲁迅的文学批评观，无疑是与他的广义的批评活动相联系的，因此，在鲁迅的文学批评观中，同样显示了一种社会功利性的价值取向。文学批评的对象具体为文学作品，因而文学批评并不等同于广泛的社会批评，但鲁迅对文学批评的提倡，对文学批评诸多问题的论述和阐释，都明显地蕴涵了他为使文学更健康地发展，为使文学更好地承担起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目的。
一
鲁迅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作用，他认为，“文艺必须有批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文艺批评・译者附记》）。这里，鲁迅是把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的。对于读者来说，“真切的”文学批评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学批评对端正读者的欣赏态度，培养读者健康的欣赏趣味和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负有重要的责任。
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发展的意义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不仅文学作品内容的好坏需要有正确的真切的批评来加以匡正、提倡、引导，而且文学的“形式的探索”除“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外，“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曾对一段时期翻译作品质量不高的现象作过分析，他认为，这除了翻译工作者本身应负责任外，“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翻译的路要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花边文学・再论重译》）。翻译虽不同于创作，但在这块“空地”上，也“会生长荆棘或雀麦”，因此同样需要“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花边文学・再论重译》）。总之，凡有文学的地方，凡与文学相关的问题，都必须有文学的批评。
文学批评的任务不仅是指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还应该包括作家的“反批评”。鲁迅指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评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批评如果不对了，就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这种“反批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特别重要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鲁迅还指出，“读者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而已集・读书杂谈》）。这里显示出的正是鲁迅的一种“反批评”的精神。
二
鲁迅充分意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分明看到了文学批评现状的不尽如人意，因此，鲁迅才大力提倡“更有真切的批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要能担负起引导读者、为作者提供借镜、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任务，“真切”二字，是批评所不可缺少的。所谓“真切的批评”，从批评家的角度而言，首先指批评家应抱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