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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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诗范文第1篇

班诗范文第2篇

《咏史》诗在内容上咏赞了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免父亲刑罚，请求没身为奴的故事：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缇萦救父的本事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刘向《列女传》等典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指淳于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此诗即咏赞此事。但是，班氏不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寓含现实感慨的。据《后汉书•班固传》：“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竞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竞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竞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可见班子不肖，他被系狱中而死，实际上是因为其子不肖妄为、不遵法度。同时，班固在诗歌理论上主张“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也就是诗歌可用来表达因现实遭际而生的哀乐情思。并且，班氏还承续了古文派《毛诗序》和《礼记•乐记》的理论，主张诗应“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这样，班氏在狱中借咏史而感慨其子顽劣，不能救己之难，也就成为可能：写作《咏史》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慨，而借咏史的方式表达更符合上述诗学主张，使慨叹避免过于直露。这样看来，此诗应当缘于其子不能救己而发，所以，诗中有“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感叹之词”。班固卒于永元四年，此诗可能创作于此前不久。

此诗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现存汉代第一首完整意义上的文人五言诗，具有重要的诗歌研究价值。在班固的时代，汉乐府中的五言诗已经较多地出现，一些民间歌谣也部分采用了五言形式，表现出较强的五言诗意识。但是，它们大多出自民间，虽然其中可能杂有文人之作，但由于时间缅邈，资料匮乏，只能存疑而已。而班固则在学习民间五言的基础上，领时代之风气，进行以《咏史》为代表的五言诗创作，表现出明确的诗体开拓意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班固《汉书•礼乐志》有《郊祀歌》十九章，其中第十一章《天门》诗句：“幡比回集，贰双飞常扬。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假清风轧忽，激长至重觞。”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飞'下皆有‘兮’字，‘假清风'二句同。”也就是说这四句本来是带有“兮”字的楚辞体。只是班固在著述《汉书》时删掉了其中的“兮”字，把这四句变成了五言句。由于班固是具有传统儒家文艺思想的人，对新生文学现象大多比较保守，他删除“兮”字的行为充分说明：在那个时代，在民间创作的影响下，以班固为代表的文人已经认可了五言新体制，并尝试着用它去改造旧有的诗体形式，开拓新的诗体风貌；由于撰修《汉书》代表的是官方行为，所以，删除“兮”字也说明了统治阶层对当时诗体形式的新发展采取了一种接受的文艺态度，这种态度必然会对当时的五言诗创作产生大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意识、环境下，班固在主体性的诗歌创作中，大胆采用五言新体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当时，文人的五言诗创作可能较为丰富，只是因为时代久远、作品因各种原因大量佚失，现在所能见到的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咏史》诗自然而然也就成为透露古代诗歌发展倾向、体现诗歌史意义的难得载体。

在语言新体式被接受的社会文学环境下，班固积极进行以《咏史》等为代表的五言诗创作，已经在技巧运用方面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从用韵上讲，全诗共八联十六句，皆为隔句用韵，用耕部韵一韵到底。从平仄对仗上讲，按六朝以后的五律要求，二、四两字平仄互异。这首诗除第一联、第四联与最后一句外，其余十一句全部符合要求。押韵与平仄相间的意义，在于表现诗歌语言上的形式美，并以此来揭示语义间层次的明晰性，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它的有一定规律的使用似说明诗人对这种诗体的节奏韵律之美有了一定的把握，这里面可能包含了诗人主动追求形式美的自觉创作倾向。从全诗内容层次的表达上看，全诗每两句表达一层意思，层层相衍，简洁而不拖沓，应当说此诗表现出一定的语意概括能力和表述能力，层次的清晰性较强。没有一定的五言诗创作实践，不会有如此明晰的层次概括。《咏史》的艺术水平充分说明了，“到班固时代，文人五言诗发展成熟的程度”。

早期文人五言诗，因为大都效法汉乐府，所以大多与音乐有关，所作诗作或以“歌”为名，或以乐府旧题为名，前者如戚夫人《戚夫人歌》、李延年《李夫人歌》，二者虽非完整意义上的五言诗，但也属于早期文人五言诗的一般形态；后者如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妖娆》等。从音乐系统上分析，这些诗歌是产生于民间音乐系统中的，与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所赖以生成的音乐系统是一脉相承的。而《咏史》却不是如此。虽然《咏史》一诗也是在学习汉乐府的基础上，采用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新诗体的形式。但《咏史》既非乐府诗，也非歌诗，既不是简单地效法汉乐府民歌的模拟之作，也不是民间音乐系统或上层雅乐系统的产物，而是班固独立思索创作的徒诗。同是文人之作，如以此诗与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董妖娆》相比，可以看出辛、宋之作如果“混入”乐府民歌中，人们会一时难以区别是否出于文人之手。而班诗则绝不会混淆，绝不会混为民间歌诗，其原因除咏史体裁的特殊性质外，更和班氏有意识地拉开与汉乐府的距离，切断诗与乐的关系，使五言诗自身品格独立呈现的原因有关。这一点，再次证明了文人五言诗在此时已独立成熟起来。由此再联系东汉末期出现的五言诗，已从形式上脱离与音乐的关系这一文学现象看，可知诗乐分离趋势是必然的，从班固此诗开始已肇其端。

从创作特征上讲，《咏史》具有明显的叙写方式史传化与铺陈说理的特点。此诗以叙事为主，细致描述了缇萦救父的过程：先叙太仓令有罪，被押长安；次写缇萦痛感父言，遂诣阙陈辞；再写文帝生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后以感慨结之，赞扬缇萦胜过男儿。此诗以大量篇幅铺陈史事，过程详备，细节毕现，把缇萦救父事在七联十四句中娓娓道出，“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括本传，不加藻饰”。可以说是缇萦救父事迹的韵体史传叙述，体现出史传化特点。诗至末二句，才发为感慨，意含劝戒讽怨，收束全篇。若删去结尾二句，诗中所咏之史还是相当完整的，可以说能够自成一诗。此种史叙特征使得此诗主体性情感不突出，感彩薄弱，而末二句则使此诗说教色彩较浓，造成此诗缺乏感人的力量。但是，此诗和比它可能稍前的乐府咏史《羽林郎》，毕竟共同确立了史传体咏史体式 ，并对其后的咏史诗产生了较大影响。后世不少作家的咏史之作便采用了此种体式，如：陶渊明的《咏荆轲》、卢谌《览古》等诗。从总体上讲，诗歌的前十四句铺陈史实，尾二句进行说理。这种创作模式有其原因。首先，咏史诗是一种诗歌题材类型，所要展现的题材对象是历史事件或人物。作家要想反映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话，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叙述铺陈的方式。其次，在当时辞赋是主流文体的状况下，班固的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会以辞赋为主要思考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辞赋先铺陈后讽谏、“曲终而奏雅”（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的创作方法必然会影响其诗歌创作。这样，《咏史》的绝大部分自然会用于铺陈，而尾二句“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则托语讽喻，有明显的说教色彩。

对于此诗的风格，梁钟嵘认为它“质木无文”，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此诗除“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两句较有文采外，其他诗句都比较质实朴素。此种风格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从体裁上说，此诗题名“咏史”，与抒情诗本来就存在着体裁上的差别。对此，萧涤非先生云：“所谓‘技术拙劣’、‘质木无文’，乃咏史之体宜尔也。原为性质不同，并非由于时代之先后，不足引为原始作品之证。”另外，也和班氏的文学观念有关。班固继承的是古文派《毛诗序》和《礼记•乐记》的传统文学观念，强调诗主教化，作诗须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他在《汉书•艺文志》中批评司马相如和扬雄之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由此可知，班固在文风上是反对靡丽浮华，而主张平实典正的。《咏史》的创作，也就是其文学观念的实践，必然导致其“质木无文”，平实无华的诗风。

从题材类型的角度来讲，中国古代诗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山水田园诗、宫体诗等。其中，咏史诗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在先秦时期，《诗经》的部分诗篇，屈原的《离骚》、《天问》等就已经蕴涵着较强的咏史因素、性质。到了汉代，咏史诗创作不断增多，咏史意识不断增强，如古辞《折杨柳行》（“默默施行违”），冠名唐尧、虞舜实则汉人所作的《神人畅》、《思亲操》、辛延年的《羽林郎》等。但从诗题形式上看，这些作品还没有一种自觉的咏史诗体开创意识。而班固则直接以“咏史”命题，说明了他在诗歌题材类型上的开拓。他的《咏史》在咏史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地位：标志着咏史诗在完整意义上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咏史诗在古代诗歌史上以一种类型式诗歌出现，使咏史诗与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等诗歌类型相比，以最早的文学姿态出现在古代诗歌史上。如果联系班固咏赞霍去病、季札的其他两首咏史诗 看，可知他是自觉创作咏史诗的第一个作家，此诗是在一种自觉的咏史意识的支配下产生的。而在此以前咏史或具有咏史性质之作，应当说是在作家崇古怀古集体无意识心态下，以不自觉的方式创作出来的，自觉的咏史诗体创作意识还没有形成，还没有把咏史当作一种诗歌类型。由此可见，班固的《咏史》诗对开拓咏史诗这一诗歌题材类型的贡献。

注：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班固完整的诗歌共8首，“诗”条中又有残句7句：“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衾”、“延陵轻宝剑”、“宝剑值千金，指之于树枝”等。（按：“长安”四句，虽残缺不全，但从内容上看，为咏霍去病之作。）《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骠骑将军（指霍去病）自四年军后三年，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按：“延陵”句与“宝剑”两句可视为同首诗中的残句。）《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载：“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若把“延陵”句与“宝剑”两句合并起来看，当为歌咏季札解剑挂徐君冢事，故可视为同一首残诗。这样，计其残诗，共10首。

参考文献：

[1]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赵明、杨树增等主编：《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班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语文走班;学习机制;合作学习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33-027-03

【作者简介】彭峰，江苏省溧阳市外国语学校（江苏溧阳，213300），一级教师，常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常州市语文学科带头人。

为了让学生走上自我教育之路，我校开展了“语文走班教学”研究。2014年春，学校向六年级三个班103位学生说明，有A、B、C、D四个班可以供他们选择，四个班的共同点是：学习方式为“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同伴讨论问题，自己完善结论”;学习内容主要是自己、同学、教师提出的问题。其不同点在于：从A班到D班，学习难度越来越大;其中D班是自学班，有指导老师，但课堂上没有老师，学生都是通过“自学”以及“与同伴讨论”的方式来学习。经过自主选择，有9位学生加入了D班，由我担任这个班的指导老师。学期末，D班的9位同学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更令人称赞的是他们的作品，如9位同学选择4～5首写渔父的诗词编成自己的教材《渔父之歌》，潘羿同学还填了一首《满江红》：“怒发冲冠，渔兴尽，瑟瑟半江。抬望眼，仰天长叹，血色残阳。道听途说钓鱼乐，侧耳旁听烤鱼香。只可惜，黎明黄昏，鱼影茫茫。银星闪，蛾眉亮，只曾想，何时鱼上？点亮缸，不见鱼浮何样。狼吞虎咽就着酱，风卷残云险些呛。待那时，比渔斗天罡，定我强。”词中妙言，让我惊叹。

那，究竟怎样才能取得这样的教育效果？在学生的自学过程中，教师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以苏教版六下《孔子游春》教学为例来谈一谈。

一、预习：站在“高起点”上

第一课时前，我请学生主要围绕“提出2～3个问题，把问题及其结论写在学习任务单上”这一要求进行预习。

学生写在“学习任务单”上的问题及答案，我归类整理如下：

（1）为什么孔子遇水必观？（学生赵一涵、沈诗瑜：因为他觉得水的品质值得他学习，他善于从平常的事物中寻找到不平常的品质。他曾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他喜欢水、欣赏水。）

（2）为何泗水河畔的春意有了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就变得更浓了？（学生潘羿、陈柯豫：春天本身就是充满生机的，有了孔子与弟子们和谐、欢乐的讨论，生机就越来越蓬勃了。孔子与子路、颜回谈理想，理想就是希望，春天也是希望的代表。）

（以下8个问题学生的结论略。）

（3）为什么题目是《孔子游春》不是《孔子春游》？

（4）本文的最后一句起到了什么作用？

（5）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6）孔子想借水告诉弟子们什么？孔子告诉弟子们道理的方法巧妙在哪儿？

（7）为何第二自然段全写景色？

（8）为何题目中只写孔子一人？

（9）子路和颜回分别又是怎样的人呢？

（10）孔子的志向和子路、颜回的有什么不同？

学生能提出这般高质量的问题，实属了得。而得出如此结论，则更了不起。

潘羿等同学对“为何泗水河畔的春意有了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就变得更浓了”的解答，是能依据文本本身的资源（如课文题目等）得出的结论，而赵一涵等同学对“为什么孔子遇水必观”的解答，则将问题的考查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结合课外阅读得出了合理结论。这些都是独立思考能力强的具体表现。

不难看出，预习已经让他们站在高高的“思考起点”上了。

二、合作：爬到“半山腰”上

然而，更让人欣喜的是，他们在第一节课上经过小组讨论后获得的“新”答案：

第一小组（陈柯豫、赵一涵、李书扬）

（1）为何说“泗水河畔的春意更浓了”？（学生答案：总结全文;紧扣文章中心，触动人心。）

（2）为何在第二自然段写了那么多景色？（学生答案：结尾写“春意更浓了”，说明前文一定要写到浓浓的春意。因此，第二自然段是后文的必要铺垫。）

第二小组（吴涛余、沈诗瑜、潘羿）

（1）孔子的志向和子路、颜回的有什么不同？（学生答案：孔子的愿望与水的品质很相似。）

（2）孔子用了什么方法来教育弟子们？这个方法好在哪里？（学生答案：这样可以让弟子们自己感悟，更深刻地记住这些道理。）

第三小组（蒋一帆、谈笑、曾忆）

（1）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学生答案：孔子是一个充满智慧、和蔼可亲的人。）

（2）子路、颜回是什么样的人？（学生答案：子路性格豪爽，颜回十分沉稳。）

怎样才能保障学生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也能这样合作呢？

1.要有共同而明确的目标。

在上第一课时前，这样要求：每个人为小组成员提供一个问题，并且抄录下同伴的两个问题，认真思考所有问题，并将初步“结论”写在“学习任务单”上。因为学习内容是小组成员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

2.要有合适而有力的机制。

为了让小组成员有效合作，我制定了两套机制：

讨论机制：（1）小组长轮流做。（2）小组长在交流中，用“谁先发表意见？”“谁有补充或不同意见？”等语言来组织。（3）每位成员在表达看法时，有时需要朗读课文相关语句。（4）每位成员要快速地记录他人的发言要点。

作业机制：（1）组长将提供到大组交流的一个问题写在黑板上。（2）每位成员需要将学习成果整理出来，可以是“问题解答”“模仿写作”“诵读课文”等。

这两套机制，主要作用在于指导小组长有序地组织交流，帮助每位成员明确在小组讨论阶段要做的事情。课堂中，每一位学生都以“敞开”的姿态去与他人分享，于是“新结论”不断诞生。小组讨论的内容、方式以及成效让我们相信，“决定学习的质和量的是儿童而不是教材”。

三、交流：攀到“最高峰”上

第一课时学完后，发现他们通过小组讨论似乎把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了。接下来学什么呢？这时，学生需要产生了一组“新问题”：（1）孔子为何遇水必观？（2）读了孔子、子路和颜回的志向，你有什么看法？（3）孔子是一位怎样的老师？（4）为何结尾写“泗水河畔的春意更浓了”？（5）文中写了几次春景？作用分别是什么？（说明：问题4和5，由教师提供;这些问题已经按照“板块推进”的原则排列好了。）

新问题主要由各小组提供，而教师提供的问题，是为了架起课标和学生之间的“桥梁”。

每位学生抄下这组新问题，回家后尝试解决。第二课时中，小老师分两步组织大家学习：

第一步，独立思考：学生再次认真思考所有问题，完善结论，并将“结论”记录下来，做好发言准备。第二步，大组交流：小老师按照课前与教师商定的问题“板块”组织交流，每位成员积极参与交流，要倾听也要记录，可补充也可反对。

这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在讨论前，每位学生要用5～8分钟独立思考，做好发言准备。二是小老师要预先确定好5个问题的交流顺序。

小老师在指导下，课前确定了这样的交流板块：问题1、2为第一板块，侧重于文章内容的理解。问题3为第二板块，侧重于人物形象的把握。问题4、5为第三板块，侧重于写法的感悟。

对于问题2的讨论，学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当我们有了君子的美德，无论做什么事都能成功。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先要有高尚的品质。很多人做事没有成功，不是因为没有聪明的头脑，而是缺乏高尚的品质。”在第二课时中，学生对于其他问题的结论都更加准确、全面了，有时还挺有新意。

读着学生的结论，我不禁感叹：理解真是独到，表达那叫精彩。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如此表现？

1.指导：着眼“板块的确定”。

那么多问题，小老师该如何组织讨论呢？这涉及问题的讨论顺序与板块。问题难易有别，先难后易，不合认知规律;先易后难，利于认知、增强信心。问题指向有别，有的指向人物形象的把握，有的指向表达方法的感悟，如果不将其归为几个“板块”，交流就会杂乱无序。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与小老师一起商定问题交流的板块与顺序，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只有小老师组织交流，讨论也能渐入佳境”的设想。

2.评价：指向“结论的完善”。

班诗范文第4篇

第一周

刚开学，我们班的李飞就没有来，我们一开始以为他是请假的，但过了好几天都没有来，

我们就有人说，他在老家没钱回来了，还有人说，他为了装酷，说要从安徽买一张到上海的高铁票，甚至还有人说他死了。不过后来才知道，他转学了。我说的都是谣言。

不过李飞走了，我们没有了嘲笑的对象了。李飞也是一个大胃王，以前经常和我们抢饭吃，不过他走了，现在我们都有的吃了。

虽然李飞走了，但是我们任然十分想他。毕竟已经一起过了两年多了。

第二周

整个第二周，我们班的谷弘毅可谓是最开心的，因为他爸阴差阳错的买了一个XBOX360回来，这可是谷弘毅十分喜欢的东西，他一直开心了很久，还到处宣传。

相比之下，我们的胡云帆可是十分的纠结，因为他受了很多的压岁钱，和自己屯了很多钱，想买一个ipodtouch，但是问了有itouch的人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没打算买，又看到消息说，PSP的后续之作NGP准备上市了，他又想去买，但是一听要到今年底才发售，他又是一个急性子。所以也没有决定下来。所以就纠结了一段时间，经过过了很长的思考，他决定了买一个itouch。

第三周

对于我们班的杨雄杰是比较痛苦的，自从历史课上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班想整他的人，组成了同盟军，来整他，有一次放学，他被五个人用屁股顶在墙边，出不出来。所以第二天他打算对同盟国进行反攻，但是同盟国十分团结作战失败。之后他发现想解决同盟国，必须让他们瓦解，于是它使用反间计，成功让同盟国土崩瓦解。他也和与同盟国成员和平相处，没有发生战争了。

第四周

这周的周一使我们学校的义卖，我偶然成为了收银员，我也体验到了，神马是贱卖。

班诗范文第5篇

扳指历史悠久

古代称扳指为s(sh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谍字的解释是：“射决也，所以钩弦，以象骨韦，系着右巨指。”商周时期一个能射箭、会驾车的普通少年都可佩戴它。当时普通人所佩戴的都是用皮革制作的，留存至今非常不易，只有极少数军事统帅使用的代表其权力和地位的玉s在考古中才偶有发现。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s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扳指。商代晚期扳指的形状为短筒状，下口齐平，上口呈马蹄形，在高的一面下端雕一凹槽，用于勾弦，在低的一面横向钻两个孔，用于拴绳，系在手腕上，以防射箭时脱落。商代的玉扳指不仅较后世的长，而且其上有槽痕。战国时期扳指开始变短。汉代的扳指出现玉片形状，类似于玉佩，带有用来拉弦的小钩，这时候的扳指已经不能承受拉弓时的巨大拉力了。宋代出现了一些仿汉代的扳指，样式多种多样，有片状的，也有矮筒状的。

满民族的习俗是从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而来，虽然进关后有了很大改变，但是，某些固有的习惯仍保留着，戴在人们手上的首饰扳指即其一端。清太祖努尔哈赤自从创建八旗制度以来，要求满族八旗子弟自幼都要到所属旗下的弓箭房练习拉弓放箭。满族八旗子弟于弱冠前，要到本旗弓房锻炼拉弓由“一个劲儿”(二十市斤拉力)循序渐进为“二十个劲儿”甚至“三十个劲儿”。故昔年之八旗子弟对此物甚为重视，人手一枚。清军入关前，满族人通用鹿骨扳指，呈黄色，年久变为浅褐色，以有眼者为贵。传统的汉族扳指与满族、蒙古族的扳指略有区别，汉族扳指从侧面观是梯形，即一边高一边低，而蒙古族、满族的扳指一般为圆柱体。

扳指在清朝盛极一时

清朝的多位皇帝对扳指喜爱有加，特别是乾隆皇帝，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大阅图》等绘画即反映了这一点。对于用来陈设和鉴赏的以珍贵材料制作的扳指，尤其是玉制扳指，乾隆更是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这从乾隆《御制诗文集》中不难看出。

乾隆十七年(1752年)仲春清明前后，乾隆帝得到了一枚玉扳指，质地极为温润，做工相当精致。乾隆帝非常喜爱，于是为之写下了《咏玉s》的诗。诗中乾隆帝将实用的象牙或骨制的扳指与玉扳指作了比较，认为象骨扳指是“象骨徒传古”，而玉扳指则“恰似琼琚”，“德美信堪师”，赋予了这件玉扳指以哲学内涵。这是乾隆帝的第一首咏扳指诗，后被收录于他的《御制诗二集》卷32中。可能是这件扳指给乾隆皇帝的印象太深刻了，几个月以后，乾隆帝的诗作中再一次出现了这件扳指的身影，这一次，乾隆对玉扳指之蕴意的阐释更进了一步。

(终不可)谖(xuān)惟令德，佩之无(yī)岂虚谈。

环中内外光明莹，一气浑融万理涵。

小小的扳指承载的是如此深邃的道理，怎能不叫人刮目相看呢?这成为日后乾隆帝认识和评价其他扳指的基调。从此以后，扳指常伴乾隆左右，至嘉庆二年(1797年)的45年间，乾隆皇帝为玉扳指写下了近50首诗作。他经常用“(qiú)琳”“精G”“琼琚”“殊珍”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玉扳指材质的美妙。

乾隆帝对玉扳指投入极大关注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一是出于维护和保持满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需要。二是玉扳指的制作对材质的要求非常之高，对于这些珍稀温润的美玉，乾隆帝并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珍宝欣赏，而是受中国传统的“君子比德于玉”观念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从玉的美升华至对人生美德的观照。三是玉扳指虽然体量很小，但制作并不简单，尤其是画意扳指、御题诗文扳指，可以说，乾隆御用玉扳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帝自己的意愿，是乾隆帝和宫内工匠共同合作完成的作品。

为逢迎帝意，王公大臣以及地方官员纷纷将扳指进贡宫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春，乾隆帝巡游山东，据清代《内务府奏底档》记载，沿途有蒙古王、巡抚官员，各处盐政、织造等，陆续“恭进”金锭、朝珠、衣料等大量财物。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掐丝珐琅扳指20个，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子儿皮钉花扳指50个、象牙扳指50个等等。为博皇帝欢心，众大臣还挖空心思地在扳指面上饰以浮雕纹饰，雕有“万寿无疆”“古稀天子”及御制诗等。

清乾嘉以降，由于战事锐减，扳指的实用性逐渐丧失，转以装饰为主，上自皇帝与王公大臣，下至满汉各旗子弟及富商巨贾，虽尊卑不同而皆喜佩戴。据史料记载，恭亲王奕新新得一枚翠绿扳指，整天戴任手上，摩挲把玩。偏偏有一天被李连英瞧见了，他缠着王爷赏给他见识见识，王爷不愿意。哪知没过几天，慈禧召见恭亲王，看见王爷手上一汪水般的翠绿扳指，要王爷摘下来瞧瞧。哪知慈禧一边摩挲，一边夸好，爱不释手，最后顺手就搁在龙书案上。恭亲王一看扳指既然归赵无望，只好故作大方了。可没几天，恭亲王在军机处等候朝参的时候，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翠绿扳指赫然戴在李连英的拇指之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扳指在制作上越发精益求精，质料愈加讲究。初有玉石质料，继之出现了翡翠、玛瑙、珊瑚、水晶、象牙、珐琅、花斑石以及金、银、铜、铁、瓷等等质料。如用在拉弓上，玉、石、金属品尚可，其余的价贵而质脆，易损伤，因而徒有虚名，不能用于挽弓，已成为纯粹的装饰品了。

乾隆帝文能琴棋书画，武可骑马射箭，可谓文武全才。其对扳指的偏爱，使原本实用为主的日用品走上了高雅殿堂，成为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竞相追逐的时尚装饰用品。普通旗人佩戴的扳指以白玉磨制者为最多，然就其质量而言，优劣骤观不相上下，而骨子里竞判若霄壤。贵族扳指以翡翠质者为上选，其色浑澄不一，花斑各异，满绿而清澈如水者价值连城，非贵胄而不敢佩戴。以其大小厚薄论，又有文武之分，武扳指多素面，文扳指多于外壁精雕诗句或花纹。

扳指这种饰物在清代以后没能再传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不方便。想来常在拇指上套着一个大玉环，对做事的人来说总是个累赘。

扳指拍卖屡创奇迹

在拍卖市场上，凡是创出高价的扳指基本上都是乾隆时期的御用扳指。2007年1月，一件估价80万元的清代羊脂白玉扳指在拍卖会上以165万元成交，上有“乾隆”“御用”款和御题诗。除了玉质扳指，水晶、翡翠扳指也在拍场经常露面。2001年，一件估价5万－7万元的水晶内画“探花及第”扳指在拍卖会上以33万元成交。

2007年4月，7件清乾隆御制翡翠、和田玉扳指与一件御制诗剔红紫檀三鱼朵梅海水纹盖盒，在苏富比香港拍卖会上以 4736万港元被一位亚洲收藏家揽入囊中。7件乾隆玉扳指中，白玉扳指2件、碧玉扳指2件、汉玉扳指1件、青玉扳指1件、赤皮青玉扳指1件。中膛大小、样式基本一致，饰有回纹或万字纹边。4件上刻有御题诗，为乾隆帝55岁至80岁期间所写，其中两件碧玉扳指上所刻御制诗同为《高宗御制诗五集》中的《咏绿玉s诗》，汉玉扳指上所刻为收录于《高宗御制诗四集》中的《古玉s诗》，青玉扳指上所刻为《高宗御制诗五集》中的《信天主人自箴诗》。两件白玉扳指中一件为阴刻勾云纹饰，另一件则为刻御制诗画意扳指。画面之上，一老翁头戴斗笠，身着蓑衣，坐于江边山岩之上，注视着水中的钓竿。远处是波光粼粼的水面，老人身旁为借用红色沁色表现的山岩，山中一条小路蜿蜒而上，古松森森，别有情趣。画面空余处刻《高宗御制诗三集》中的《题寒江独钓玉s》诗，这是乾隆帝专门为此件画意扳指所写的诗作。而赤皮青玉扳指则在红色玉皮上阴刻勾云纹地，上面4个开光中阳刻“八徵耄念”4字，这件扳指在清宫档案中有明确制作记录。

这套御用玉扳指的包装也值得关注。外套为一剔红海鱼图圆漆盒，盒盖外及底外墙朱漆雕落花流水纹，盖上3条鱼戏于滚滚波涛之中，刻画生动。盒内御制((咏玉榭)诗，底外正中刀刻填金楷书“乾隆年制”款。此盒雕工精细纯熟，波纹如丝，一刀剔下，不见败痕，表现出乾隆时期雕漆工艺的一种崭新风貌。此盒雕刻之精几乎无懈可击，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时期的“剔红海兽圆漆盒”和“剔红海水游鱼嵌碧玉磬式两撞盒”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有可能出自同一名匠人之手。漆盒之内置一极薄而光素的红木内胆。内胆盖的上下两面分别刻楷书填金乾隆御制诗《咏玉谍》和《紫玉s》。内胆的下半部分与外面漆盒的下半部分内里大小相合，上口沿外翻，恰好与漆盒下半部分的上口沿相叠压，当把内胆下半部分放入漆盒下半部分时，二者严丝合缝。其底外面刻楷书填金乾隆御制诗《和闻玉谍》，内里平置7个在档案中叫做“脐”的红木小圆柱，以作固定扳指之用。为避免扳指之间的碰撞摩擦，每个扳指外还配有黄缎围套。这种在漆扳指盒内配胆安脐的做法在清宫档案中也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