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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吴僧日章讲师赴召修蒋山普度佛事既罢东归送别二首 其一》朝代:明 作者:高启
万人拥坐听潮音,宝刹曾迂玉驾临。
佛法晓敷三藏秘,帝恩春及九原深。
1、三别作者是杜甫。
2、三别为唐代诗人杜甫所作,是指《新婚别》、《无家别 》、《垂老别》。诗人耳闻目睹了惨败后人民罹难的痛苦情状,经过艺术提炼,写成组诗“三吏”、“三别”。
3、三别为唐代诗人杜甫所作。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旋即,郭子仪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乘胜率军进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包围了安庆绪叛军,局势甚可喜。然而昏庸的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等领兵并不信任,诸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使诸军不相统属,又兼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两军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军至,唐军遂在邺城大败。郭子仪退保东都洛阳,其余各节度使逃归本镇。唐王朝为了补充兵力,大肆抽丁拉夫。杜甫这时正由洛阳回华州任所,耳闻目睹了这次惨败后人民罹难的痛苦情状,经过艺术提炼,写成组诗“三吏”、“三别”。其中,三别是指《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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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甫;诗歌语言;俗语;古谣谚;雅俗相通
杜甫作为盛唐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被后世誉为“诗圣”。他的诗歌就像时代的一面镜子,呈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程。杜甫的诗歌风格多样,正如元稹所说:“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风格的多样性也就造就了杜甫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的突出成果。
一、“雅”――“俗”
杜诗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喜欢佳句,十分注意诗句的锤炼,正是这种自觉地追求,使他在诗歌语言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杜甫诗歌语言精确、凝练的最主要原因。
“俗语多人间气,雅言多书卷气。善为诗者总是能够游刃于雅俗之间,其中的缘由关键在于一个词语:灵活。在这里所说的“灵活”即是词语转化的契机。如果能很好地抓住并充分运用这个契机的话就能作诗或为文达到俗的灵活可以从人间烟气中探寻到精神文化的最深处,雅的灵活就可以从阳春白雪似的精神文化中体验中寻找到人间性情的境界。”[1]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大多数人在品读诗歌的时候,都存在着一种期待古雅悠久饱含浓厚文学底蕴作品的心理。但如果诗歌中偶尔插入些平常不为所注的俗语,就能给读者的心理期待以突然“袭击”,给读者以新鲜感即雅中有俗,反而成鲜。杜甫善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乐府的影响,诗中多使用俗语和古谣谚。而且,杜诗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开放性,理所当然他在用词上也就避不开对民间俗语的开放和接纳。中唐的元稹有诗为证“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他所说的“当时语”就是语言的民间性和口头化,而“傍古人”则是杜甫诗歌由俗入雅的精神探索。
二、“俗”之真实内涵
杜甫诗歌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俗”。杜诗之俗主要来源于杜甫的生活经历。杜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漂泊穷困中度过的,因此他与下层人民有着密切的往来,他们的想法、言谈举止等杜甫都非常了解。因此,杜甫写起关于下层人们生活的诗歌来,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更具有形象性和真实感。而且,杜甫也受到了汉乐府的影响,他不仅学习汉乐府的思想内容,还模仿汉乐府的话语方式。这些都为杜甫诗歌之“俗”提供了可能。
杜诗之俗的“俗”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低俗,而是雅俗共赏、雅俗相通之“俗”。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而杜甫诗歌的流芳百世也向世人证明了杜诗之“俗”也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粗俗,而是雅俗相通。
三、“俗”之具体表现
杜甫诗歌之“俗”,主要体现在对俗语和古谣谚的使用上。
(一)俗语
宋人孙奕曰:“子美善以方言俚语化入诗句,词人墨客口不绝谈。”例如,“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客夜》);“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兵车行》);“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新婚别》)……诸如此类的诗句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另外,“无赖”一词也被杜甫用得较为经典。这个词的本意是奸诈,强横。这方面的意义在杜诗中有所涉及,比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一“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这里的无赖就是强横无理,烦扰多事的意思。但是,它更多的被杜甫用于亲友表达感情和描绘自然风光的场合里。例如,《寄从孙崇简》“牧竖樵童亦无赖,莫令斩断青云梯”、《闻斛斯六官未归》“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等等。在这些诗句中,杜甫所要表达的就是在责怪处流露亲昵之情。而在描绘自然风光的诗句中,《绝句漫兴九首》其一“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就给出了很好的说明。
实际上,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旁枝末节,杜甫使用俗语进行创作的诗歌还有很多,像《舟前小鹅儿》、《忆昔》、《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等众多的名篇。俗语,在与杜甫同辈的诗人笔下是极其少见的,而杜甫却信手拈来,也更加生动地展现了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与体验。俗语,是一种极为生活化的语言,它也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种由于过分熟悉而导致的陌生感,同时也激发读者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去深入文本来体会诗中的意味。
(二)古谣谚
除了使用俗语之外,杜甫还非常善于在诗中使用古谣谚,特别是汉代歌谣。“以古谣谚――尤其是汉代歌谣入诗,无形中便赋予了杜诗一种古朴而亲切的神韵,而且,也使之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识。” [2]
“兔丝附女萝,引蔓故不长”(《新婚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其六),“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示从孙济》)……这些诗句都含有民谣的韵味。民谣的化用,使本来深奥的哲理浅显化,更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也使情感的表达更为恰当妥帖,更为打动人心。
而杜甫的一首《大麦行》,也鲜明地展现了古谣谚入诗给杜诗带来的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识效应:
《大麦行》
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
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
岂无蜀兵三千人,部领辛苦江山长。
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
杜甫的这首《大麦行》在基调和立意上跟《乐府诗集》中所记载的汉桓帝时期的一首童谣颇为相似:
后汉桓帝初小麦童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唐代天宝年间爆发安史之乱,夷族趁乱入侵中原,大肆掠夺百姓财物,践踏农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乱,使曾经的兴盛繁荣一夕之间沦为满目苍夷,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无数的百姓无家可归。杜甫借助小麦童谣这种歌谣的形式,更有利于表达天下遭受苦难、处于水生火热当中的百姓的心声,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也表现出了杜甫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四、结语
“乐府宁拙勿巧,宁竦勿炼”,杜甫这种耸人耳目的“俗”语言,极大地冲刷了人们的的审美疲劳,带给人们一种崭新的期待视野,唯其务为俗,方为不俗,韵甚趣甚,大巧如拙。[3]俗的诗歌并不难写,难的是要把俗的诗歌写活,由俗入雅,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而诗人杜甫却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诗歌大量使用俗语和古谣谚,非但没有给人粗俗的感觉,反而给人以亲切、俚趣盎然的意味。杜甫诗歌语言一个突出的特点的就是“俗”,但却俗得灵活,俗得成雅,因此也就造就了杜甫诗歌语言雅俗相通的特色。
【参考文献】
[1]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清晨,石壕村一片寂静。村口,杜甫与外逃一夜刚回来的老翁道别。
晨风卷着衰草,打在杜甫的脸上,身上,望着一路上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景象,回想起昨夜的情景……
昨晚走到石壕村昨天已经黑了,杜甫投宿到一户农家。半夜,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官吏来捉人了。老妇让老翁赶快躲起来,老翁只好越墙逃走了。老妇打开门。官吏凶神恶煞般地冲进来喊:“快把你家的男人交出来!”老妇说:“我家有三个儿子都到邺城防守去了,一个儿子拖人捎回书信,另外两个儿子最近阵亡,家里已经没有可以去作战的男人了,只有一个吃奶的孙子,因为孩子太小,他的母亲才没有离开,唉……”没等老妇说完,官吏就大声喊到:“少罗索,你们家必须有个人去充军。”老妇哭泣着说:“我虽然年老体衰,就让我去吧,现在赶到河阳,还来得及给你们做早饭呢!”“那就快走吧!”官吏恶狠狠地把老妇带走了。
夜更深了,大地死一般的沉寂,杜甫隐隐约约地听到阵阵啜泣声,是他家的儿媳。天明,杜甫只与老翁有个人道别。眼前,荆棘满地,白骨遍野,一片凄凉的景象。:“唉!”诗人长叹,“战乱何时了啊!”
初读《咏怀古迹(其三)》,颇为怀疑沈德潜的眼光。因为与中唐张仲素、白居易以及宋代王安石等人的咏昭君诗相比,杜甫这首诗或有不及之处。
首先,在和亲观上,杜甫的见识似乎不及中唐张仲素高远和新颖。杜甫是明确反对和亲的,这可从诗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中看出来,也可从他乾元二年所作的《即事》一诗中得到印证,其诗曰:“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而张仲素却说:“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王昭君》)兵器铸成农具,边塞安宁,汉匈双方的农牧业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这正是昭君和亲所成就的功绩。若以历史的眼光看,张仲素的和亲观无疑比杜甫进步。当然,这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站在女性立场上,杜甫的看法也不能算错。
其次,在昭君悲剧根源上,杜甫认为责任在画师毛延寿身上,这可从诗句“画图省识春风面”中看出来,而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看法要比杜甫高出一筹。白居易认为:“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可谓一针见血。王安石的观点却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明妃曲》其一)又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明妃曲》其二)从王安石的立身行事看,这些话未必出自他的本心,只不过王安石作诗喜欢翻案,标新立异,所以这首诗得这么写。王安石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不仅当时引来一批名人纷纷赓和,而且后人一读到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就会想起王安石的这首诗。但王安石也因此诗招致了别人的非难,正如清贺裳所说:“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其后篇益甚,故遭人弹射不已。”[3]据说南宋初就有朝臣范冲向宋高宗告状说:“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4]
当时参与赓和的有欧阳修、刘敞、梅尧臣、曾巩、司马光等名人,可能他们都觉得王安石的观点不合时宜,所以虽然是和诗,并没有顺着王安石的话往下说,如欧阳修说:“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明妃曲和王介甫》)这原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难怪清弘历说它“犹落第二乘”(《御选唐宋诗醇》卷十七)。司马光说:“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和王介甫明妃曲》)意思是说,即使受屈含冤,也不要怨恨,只是希望“人主”能早日醒悟。这与欧阳修同调,皆不失人臣身份。
再读杜甫《咏怀古迹(其三)》,觉得这首诗尽管在某一两点上似乎不及张仲素、白居易、王安石的咏昭君诗,但此诗蕴含着老杜忠君恋阙的思想,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沈德潜的评价虽然有些过,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杜甫的忠君恋阙思想,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5]具体到《咏怀古迹(其三)》,其忠君恋阙思想主要表现在颈联:“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虽然昭君负屈远嫁匈奴,但她的心一直没有离开汉廷。虽然生时不能归汉,但死后魂魄犹自月夜归来,这是何等感人的忠君情怀。据《琴操》记载:“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6]又据《汉书·匈奴传》载,汉成帝即位后,昭君曾上表求归,不许,死于匈奴。这表明,昭君之死不仅缘于眷恋故土,也是其心中固守汉文化之故。清朱鹤龄说:“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月夜魂归,明其终始不忘汉宫也。”[7]这正是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的精神所在,所以无论后来的咏昭君诗如何翻新,皆难以达到杜甫这首诗的高度。因为在儒家文化中,忠君爱国比什么思想都厚重。
三读《咏怀古迹(其三)》后,笔者发现,这首诗之所以被沈德潜评为绝唱,不仅因为诗中蕴含着杜甫忠君恋阙的儒家情怀,而且其艺术表现力也为其他同题诗所不能及。
首先,张仲素、白居易、王安石等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皆不及《咏怀古迹(其三)》。张仲素的《王昭君》虽然思想超前,但其语言表达有些直露,诗味不浓,终究不能和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相提并论。此外,张仲素的《王昭君》未见于蘅塘居士《唐诗三百首》、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历代唐诗选本,说明它的确算不上佳作。欧阳修、司马光的诗都是唱和之作,意在友情往来和思想交流,不在诗歌创作本身,与杜诗没有太多的可比性。王安石写的是古风体,杜甫写的是七律,艺术上并不好比较,只是由于翻案出奇,代表宋诗的创新开拓精神,所以在古今众多咏昭君诗中脱颖而出。相对来说,能够与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相比的,是白居易的《昭君怨》,内容如下: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咏史诗贵在有寄托,而白居易这首诗写得太实太拘,结构上未能做到开阖有度,而且通篇议论,缺乏形象性,除了最后一联警醒照人,前三联皆无可取之处。
其次,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在艺术性上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此诗首联构思独具匠心,“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人以气势雄伟的山川衬托昭君的美丽与非凡。清吴瞻泰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8]在杜甫之前,鲍照、庾信、沈约、上官仪、沈佺期、卢照邻、骆宾王、李白等大诗人皆写过咏昭君的诗,但没有一首诗把昭君写得如此高大如此郑重。这既是诗人感情表达的需要,更是诗歌构思创新的需要。这一创意使得古今众多咏昭君诗顿然失色。第二,《咏怀古迹(其三)》以个人遭遇观照吟咏对象,借写昭君以抒发个人胸臆,咏史而不拘泥于史实,不失咏史诗的本色。明王嗣奭《杜臆》说:“昭有国色,而入宫见妒;公亦国士,而入朝见嫉,正相似也。悲昭君以自悲也。”[9]杜甫一生在朝为官的时间并不长,所谓“入朝见妒”,应指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而被肃宗贬出朝廷这件事。正因为诗人与昭君有共同的身世之感,所以这首诗才写得格外深沉感人。
最后,用七言律诗咏昭君,也是这首诗的独到之处。杜甫前后的诗人,虽然咏昭君诗很多,但用七律创作的毕竟是少数。除了诗史发展自身的原因,如七律成熟期较晚,也与七律对仗要求严、不易把握的特点有关。胡应麟说:“七言律字句繁靡,纵才具宏者,推敲难合。”[10]从《咏怀古迹》咏庾信、宋玉、刘备、诸葛亮等七律组诗看,杜甫用七律咏昭君,本身就含有对昭君的珍惜以及同病相怜之感。
总之,虽然后人咏昭君诗在某一两点上可能超越了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思想高度、情感深度,还是艺术厚度,张仲素等人的咏昭君诗皆未能超越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因此,沈德潜评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为绝唱,是很有见地的。
参考文献?
[1]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
[2]鲁歌、戴其芳等.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3]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20.
[4]王安石撰,李璧注、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2:111-112.
[5]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8.
[6]吉联抗.琴操[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54.
[7]韩成武点校,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535.
[8]吴瞻泰.杜诗提要[M].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南京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