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媒介素养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媒介素养范文第1篇

探讨媒介融合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媒介自出现之日起，就不断交融、聚合，相互激励、竞争，共同发展、进步。媒介从上古时期的非语言媒介发展到语言媒介，从实物媒介发展到符号媒介，从纸质媒介发展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后者超越前者，但又包容前者；前者孕育出后者，但又独立于后者。两者一直构成发展又并存的关系。媒介教育也在其中担任和谐共荣的角色。

“融合”一词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媒体间的整合”正是这一时期媒介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整合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传统媒体在面对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时的竞争压力。

在充分利用自身既有的信息平台和资源优势的前提下，传统媒体介入、整合新兴媒体是其必然的选择。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进入大众视野的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媒体特质开始得以不断彰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敏锐的大众传媒的弄潮者就已经感觉到了互联网技术对于媒介的潜在价值，越来越多的传媒公司开始进人互联网行业，实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许多报纸都开始开设网络版，或者干脆直接建立自己的网站，电视台也开始把部分视频节目上网，广播的在线节目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传统媒介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庞大的受众市场也激发了与媒介相关的企业强烈的赢利欲望。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媒体整合浪潮的形成。“媒介融合”这一全新的词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大众传媒的从业者频频提及。

作为媒介融合的早期形态，不同媒体的整合已经发生并正在进行，即便如此，我们同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媒体自身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的压力所引致的融合并非媒介融合的本质，归根结底，媒介融合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技术的力量。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出现，不仅使得媒介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革命，使得传统的媒介边界走向消解，为媒介内容的共享提供了可能，并最终引发了新一轮的媒介融合浪潮。

要对“数字技术”作出清晰的概念界定是很困难的，但是数字技术的本质特征却可以用6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兼容、共享、开放”，具体而言，不论是文字、图片、音频还是视频等内容，都可以通过计算机以“0”和“1”的数字形式进行处理，并通过不同的传输平台传播，而受众亦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不同的终端来接收。终端可以是收音机、电视机，也可以是计算机、手机、PDA等。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媒介内容的存储和共享提供了可能，并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上泾渭分明的媒体之间的界限。在数字技术时代，从严格意义上讲，所有的传媒内容都将以同样一种数字格式来存储，从而最终都成为数字传媒。它表现为，传统的单一属性(如平面媒体、音频媒体、视频媒体等)的媒介终端向视听多媒体终端进化；以往只有单一服务的网络(如电话网和有线电视网)可以不同程度地承担其他网络的职责；一直局限于特定业务的媒介组织也开始在政策的允许范围内尝试着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

以广播为例，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广播开始由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由单向传输转为交互传播，由区域业务转为全国乃至全球业务。

数字技术的出现，所打破的不仅仅是传统媒体之间的界限，从大的平台来看，把语音、数据和图像信号编码成“1”、“0”符号进行传输，成为电信、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的共同语言。所有业务在数字网中都将成为统一的0/1比特流，而无任何区别，允许语音、数据、声频和视频各种内容，无论其特性如何，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来传输、交换、选路处理和提供。这实际上打破了以往泾渭分明的电信、广电、信息三大领域，也就使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三网融合”成为可能。

社会的媒介化肇始自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介的出现，但媒介化的突飞猛进则自电视普及之后开始。电视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媒介的依赖性，并大大增强了媒介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即便如此，在新的媒介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出现之前，媒介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依然是有限的。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Web2.0技术的出现，媒介融合才实现了相较于数字技术时代的全新跨越。

相比于Web1.0而言，Web2.0以个人应用为核心线索，互联网的使用者可以自己提供网络内容并进行复杂的交互沟通，构造个性化的网络空间，其应用以博客最为典型。博客的兴起，使得媒介受众的“碎片化”开始发端，传统的权威的电视节目或者报纸专栏，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新闻来源。在美国，以博客为平台的个人电视台已经初具雏形，在未来，更多的博客将与媒介紧密结合在一起。

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在真实世界之外，媒介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无限扩张的媒介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于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指导现实生活，这也恰恰验证了李普曼关于“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预言。但仅仅通过媒介营造的虚拟空间来构造媒介化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媒介化社会从其本质上讲，意味着人的媒介化，或者说每个人都是在媒介深刻影响下的“媒介人”，对于生活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人来说，不仅对于世界的全部想象都由媒介来构建，其思维方式、个体意识也烙上了媒介化的烙印。

媒介化社会构建对现代教育改革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无论教育者、教育对象，还是教育手段、教育方法，都面临巨大的改变。媒介消解教育者的权威，媒介决定知识的存在状态，媒介解放教育对象的被动性，媒介进一步决定教育手段与教育方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实施的英语与计算机网络教育已经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这正是媒介社会的必然选择。但这只是媒介的基础内容。如何进一步了解媒介特征、如何有效使用媒介、如何使用媒介促进高效率的学习，正在成为教育的主导课程。

中国社科院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卜卫建议，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媒体教育来提高青少年认识和利用媒体的能力。具体来讲。媒体教

育可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1　了解媒体的基础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体；2　学习判断媒体信息的意义和价值；3　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4　了解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媒体来发展自我。

加拿大媒介素养协会理事、媒体教育学家约翰・庞甘特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大目标。这十大目标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以下是这十大目标的具体内容：1　教育学生使他们成为懂得欣赏而又具有批判性和分辨力的听众、读者和观众；2　向学生介绍各种媒介的历史发展情况；3　讨论并辨析媒体的主要用途；4　辨析各种不同媒体运用的技巧和语言；5　辨析与媒体产品生产相关的各种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等因素；6　教育学生使学生认识到媒体的操纵能力；7　使学生能够对媒体讯息进行评述、解疑、分析和评估；8　使学生理解媒体对社会的影响；9　教育学生使他们能够自主地对媒体讯息加以选择；10　如有可能，使学生有能力通过媒体产品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在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用LenMas-terman的一句话概括，便是“批判性的自主”――学生一遇到信息，便有能力自主地质疑和分析。

我国的媒介教育，首先是科学媒介传播观念的教育，包括媒介信息观、媒介组织观和媒介生态观的培养。其次是正确的受众观的培养，包括理解受众概念、了解分析受众行为、思考不同媒介接触与日常生活的影响及管理自己的媒介接触行为。最后是培养负有责任的传播行为，包括传播行为的树立、媒介信息制作方法的获得、学习媒介信息传播途径及方法、学习评价自己及他人的传播行为。

从教育学角度思考媒介教育课程，包括媒介教育学科内涵、课程实质、学习目标、课程及相关课程大纲、媒介教育的教学、教学模式和保障措施等。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目前诸如《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各个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大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为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丰富和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从学习、认识传媒中发展其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

媒介素养范文第2篇

媒介素养教育的理想情况是，受众的媒介使用将成为自我发展的一种动力，而不会因为媒介使用而沦为大众媒介或信息的奴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张志安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

综合国内外种种定义可以看出，尽管对媒介素养教育本质含义的认识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但都有其共同的特点。即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主张青少年在信息化时代能够积极主动地利用媒介去寻找信息进行学习，具备甄别和鉴赏力，能够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最终鼓励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享有更多的支配权，学会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自己的学习。

开展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中学生正处在由儿童向成人过渡的时期，他们在生理和心理发展上都处于人生关键而又特殊的时期，在心理学上又称为“心理断乳期”。这个时期他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和模仿力；在情感上，他们的情绪和情感比较强烈，性格上常常存在双面性和不稳定性，很容易冲动和感情用事，自控能力较差。且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媒介无时无刻不在传播着良莠不齐的信息，这就使青少年的身心受到很大的影响。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2008年的网民中10～29岁网民占网民总数的66.7%，其中，10～19岁网民占网民总数的35.2%，与2007年相比，10～19岁网民所占比重增大，成为2008年中国互联网最大的用户群体，青少年网民占网民人数的1/3还要多。截至到2009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而19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就占了40%，且他们使用网络的首要目的是玩网络游戏。因此，媒介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会对青少年产生巨大的影响，大众媒介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拟态环境”，媒介信息是建构出来的“真实”，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色彩，而对于心智发育尚不完善的中学生，很容易为媒介所左右，不能很好地分析、理解、识别媒介文本，尤其是在电子媒介强大的视觉感官冲击下，青少年很容易产生“媒介依赖症”。

具体表现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接触不能自拔，在价值和行为选择上往往从大众媒介或媒介人物中寻找依据；满足于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社会的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等。而这种由互联网创建的“虚拟社会”已经成为青少年学习、生活和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但他们对媒介知识的匮乏，使用媒介的自控能力差导致了他们自身的信息化学习能力不强，利用媒介发展自我意识薄弱。而他们经常、主动地接触媒介，这就使他们的业余时间减少，与同伴交流的时间减少，模仿媒介上的一些知名人物的行为、动作增加了。理想化的选美、造星活动以及不良的文化和娱乐环境，使中学生深陷娱乐怪圈，极大地偏离了主流媒介的应有方向。

总体而言，当前中学生的媒介素养尚处于自发状态，他们并不是通过科学的媒介理论指导和系统的训练来获得媒介素养，大多数中学生是建立在日常的媒介接触经验基础上得来的，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媒介素养教育所期望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为此，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开展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途径

针对我国部分中学生对游戏、网络、电视等媒介的依赖和沉溺，以及大多数中学生不能很好地使用媒介所带来的信息这一现状，我们应该怎样加强中学生的教育，怎样合理利用媒介在中学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呢？这是对网络时代的中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中学生的信息技术课程。在信息技术课程中增加中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知识，一方面培养学生使用媒介的能力，另一方面指导他们的媒介价值观，开展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活动，吸引他们参与到媒介活动中，综合培养他们的媒介认知能力、解读媒介信息能力、运用与传播媒介信息的能力，最终使他们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己，参与社会的发展。

提升教师自身的媒介素养。结合我国的基础教育实际，各类普通中学在开发校本课程的同时有机地融入媒介素养知识，提高教师自身的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在教学中灵活地运用媒介素养知识。与此同时，师范类院校在培养教师的过程中，应把媒介素养知识纳入相应的课程，使师范生树立正确的媒介素养教育观念，提高自身媒介素养以及在实践中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能力，进而才能够保障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落实。

媒介素养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媒介娱乐；真人秀；草根运动；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2004年，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在我国电视市场领域刮起了一阵强劲有力地旋风。到了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报名人数达到15万人，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节目之首，报道媒体近百家。一时间《超级女声》成了观众和传媒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玉米”、“盒饭”、“凉粉”成为狂热粉丝们标示自我的代名词。而今，只要打开电视，娱乐便扑面而来！面对这样一股强劲之风，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娱乐化给中国传媒界注入了新活力，值得提倡；有人认为这是电视节目商业化运作成功的典范；有人认为这加剧了人们的审丑心态，导致了媒介低俗化！但无论是何种声音都表明了我国电视节目的娱乐化潮流，给中国传媒界，乃至给所有中国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

一、娱乐节目的特性与平等参与

类似于“超女”这样“真人秀”节目，是“真实电视”（Real TV）的一种，“就是指由普通人而非扮演者，在规定情境中按照制定的游戏规则展现完整的表演过程，展示自我个性，并被纪录或者制作播出的节目。”是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传媒在收视率竞争中所推出的一种新型的娱乐活动。

在我国大众传播媒介逐步市场化的今天，其娱乐功能作为媒介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有资料显示：在调查北京和上海的相关人群选择度过业余时间的方法时，北京的前三位分别是：看电视61.6%，读书60.48%，上网51.1%；上海的前四位分别是：看电视78.7%，听音乐70.8%，看报纸杂志67.7%，看书67.0%。而“看电视”则分别以北京61.6%，上海78.7%高居榜首。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经历了几个时期的发展，从最初的以‘寓教于乐’为特征到以综艺娱乐为标志，再到以娱乐选秀为新风的平民造星时代”，从早期的台上表演台下看的观众被动状态，发展到台上台下齐欢腾的娱乐狂欢新局面。电视娱乐节目，尤其是真人秀节目，它通过各种方式例如现场投票、短信参与、粉丝运动等等，将普通观众和明星带人了一种积极参与电视节目的新状态，而粉丝们的种种活动，甚至会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以彰显电视真人秀娱乐节目的广泛性和吸引力。因为如此，当年的“超女”被很多人甚至是某些专家称为“影响全中国的草根造星运动”，是“草根”胜利的舞台，是用行动创造了“草根”的奇迹！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从传播格局的变化上来看，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一种社会精英主导下的信息单向传播，传播者与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是处于授与受的关系，传播者完全掌握媒介话语权，以至于在历史进入20世纪七十年代后为西方“民主参与论”者所诟病，甚至提出取消传统大众传媒的观点，也就是说改变传受双方固化的主动与被动格局，最大限度吸引受众的参与将是未来传播的明显趋势。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很多娱乐节目的传播方式的确在打破这种传统传播结构，这里面重要的一个节目机制的设置便是“海选”，国内学者认为：“海选”是这个节目能够轰动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它符合社会对于机会平等的渴求（喻国明）。这种解放体现在个性、平等与参与上，我们可以看出“真人秀”里的各个选手都带有强烈个性的语言和充分的甚至是不加掩饰的呈现自我；而有些真人秀节目的选手甚至不计年龄、不论地域和国籍、不讲外貌、不限身份，只要你想唱歌，敢于在大众面前表现均可以参加，以最大限度的吸纳社会普通人前来参加，实现其大众化取向。比如在“超女”、“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中，从传统的亲友团、粉丝团到现场助阵的模式，选手参加各种公共活动与观众互动，到经过特别计划的短信决定PK选手，如：大众评审投票决定PK成功者，短信决定冠、亚、季军，现场投票等等环节设计，让观众、粉丝团、亲友团等等有了参与节目展示的机会，并且由于这种亲友、粉丝等的参与能够影响到真人秀选秀的结果，这也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参与热情，他们可以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拉票，甚至成立各种有组织，在公共场合、自媒体等场域进行宣传和游说活动。

正是由于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在发展中打出“大众取悦大众”的创意王牌，打破媒体传统的封闭性的规则，大大降低了以往受众参与媒体的门槛，最大限度的吸纳了大众参与节目，也就必然低抵消了长期霸占电视荧屏的明星、官员、乃至精英成功人士的媒体特权，相继取而代之的是给予“草根”、“庶民”在电视媒体上的自由表现，被人称之为“庶民的胜利”！二、受众参与的心理机制与媒介主体意识的觉醒

我国传媒市场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新闻领域里最显著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当然，传媒经济说到底只是一种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并集中体现在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和点击率上。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传播学界提出之后，其内在的“受众即市场”的观点，深度契合了传媒市场化的内在矛盾，即受众的信息需求与大众传媒信息供给之间的供需矛盾，也标志着我国传媒市场逐渐走向“受众导向”的信息市场新阶段。在这样的环境下，最大量地吸引受众广泛地参与传播，成为大众传播突破自身单向传播痼疾、走向互动、走向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传播的机制上来看，在真人秀节目中，由于参与度的提高，受众往往很容易跨越“镜像”和“现实”的界限，随时随地与节目互动，并成为节目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这样的过程中，受众的节目收看、参与和影响往往可以通过投射、竞赛、好奇和移情等心理来完成节目参与和娱乐。在效果的层面上，受众参与大众传播，不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传受关系，而且可以激发受众对传播的认同感。因为受众在不受外力压制的主动参与，必然是身心合一的参与，其心理参与必然会被传播中的人物、事件、情景所感染，不自觉地进入到传播的情景中去，产生了自我与传播个体同一的心理感受。

娱乐节目尤其是真人秀节目大大缩短了媒介与民众的距离，使民众第一次意识到“我也可以利用媒体”、“我也是明日之星”是如此的逼真切近，它成了一条比传统方式更短、更快捷、更便利的成名捷径，大大促进了媒体和受众的互动，使受众能进一步参加到媒体之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才华，想自己所想，说自己所说，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前所未有的普通民众对媒介接近和使用，客观上大大的促进了国人媒介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然而，传统文化对个性的禁锢和大众文化对理性的剥离，使得我国娱乐化下的媒介主体意识更多地倾向于感性、自恋和，这与国民素质实现现代化的真正理想相去甚远。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媒介市场化历程，将大众媒介娱乐化问题推到了我们的面前，其西方社会曾经走过的历史，应引以为鉴。在我国社会对个人信息行为的硬性控制逐渐放松、受众媒介接触逐渐成为一种信息自主选择的市场行为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大众传播行为的不良影响除了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之外，恐怕只能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受众素质，以营造良性的媒介生态，期待高素质的受众以自己的理性市场行为来反哺高水平的媒介服务。

三、受众主体意识的粗糙与媒介素养教育引导之必要

从本质上说，以“超女”等一系列为品牌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是商业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运作的，其纯粹娱乐化的取向是相当明显的，因而，该娱乐节目所激发的“草根运动”，说到底是一次群体性的狂欢事件而已，根本上还达不到所谓理性的、权利的现代媒介理念的层面上去。甚至在节目中处处可见为吸引眼球而采取的极端的表演作秀，有些行为的出格简直让人匪夷所思。例如在“超女”“非诚勿扰”等节目的海选过程中，有些为了迎合大众的心态，评判者过分地使用了尖酸刻薄的语言，打击甚至侮辱选手；节目的一些参选者也尽可能使用一些“另类”的“露丑”招数来争取选票，暴露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触及社会道德底线，有些激发了全社会“审异”和“审丑”的心态，并通过全国直播放大其对社会大众的负面影响，以至于使中国广电总局颁布一系列法令进行时间和内容的限制。

面对如此矛盾的现象，一味的批判或者一味的赞美，都不是符合科学求真务实的精神导向的。其实，传媒为追求收视率、个体追求一夜成名的商业主义操作模式带来的大众文化低俗化的情况，在西方社会鼓吹媒介自由主义的发展时期早就出现过，当然也引起了西方20世纪40、50年代兴起的“社会责任论”的诟病，而与此相关联的西方媒介素养教育范式的转变，也由原来一味地恐惧、排斥的“批评范式”转到了后来的“分析”、“再现”和“自主”范式，由于人们认识到媒介本身存在的两面性，因而更多对媒介行为的反思开始抛弃早期的批判思维，而采用了提高受众素质的理性引导手段，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倡导的理性认识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媒介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

在汉语里，“素养”意指平时的锻炼和教养（新华词典，1988，P854），媒介素养乃是对英语Media Literacy的翻译，其Literacy意指有文化，有教养，有读写能力。也就是说，汉语里“素养”其意思主要是指积累，重过程；而英文中的Literacy则倾向于指结果，重能力。典型如美国人对媒介素养的定义，认为：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显然，这两者的结合应该说才可以达到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核，即通过日积月累的媒介信息接收上、理解上和行为上的规范、引导和教育，使受众将正确的媒介意识内化为个人素质，并最终形成自觉的对媒介行为的认知能力、应用能力和批判能力。

笔者首先强调媒介素养教育是公民的终身教育，一方面是因为“媒介对人的影响就像天气对人的影响一样，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且有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素养的出现也必然是个长期积累的结果，并需不断更新其内容；

其次，笔者强调渗透和内化作用。媒介素养也应该是以理服人，应该是喜闻乐见的。搬着面孔说话，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因而，在方式方法上，笔者一方面主张采用多种教育形式进行受众信息接收的理性培育，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国草根阶层的广泛性和分散性，单靠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实现媒介素养的全民教育目标的，因而，笔者主张教育渠道的多样化、社区化和家庭化，这样多渠道相互渗透、社区监督和家庭教育的润泽，才可能从根本上塑造出丰满健康的高素质民众；

再次，由自发媒介行为上升到自觉理性的媒介接触和批评行为。如果媒介素养教育不追求将受众的媒介意识和媒介行为由自发上升到自觉的高度，那媒介素养教育的必然就是脆弱的，大众传播的研究早就告诉我们，大众在接收大众媒介信息时，往往处在感性的层面，并且由于媒介“涵化”效果（Cultivation Analysis）的影响，受众很容易被媒介操控而丧失理性维度，相反，自觉是受众对媒介的理性认识达到一定高度才会具备的一种反应，它意味着受众具备了独立的思考和辨别能力，因而必然地就具备了对媒介信息的甄别能力、批判的接收能力等。

参考文献

[1]张蕊.谈《超级女声》的独特传媒视角[J].新闻界，2005（5）：85.

[2]谢耕耘，陈虹.真人秀节目：理论形态和创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

[3][4]张开，吴敏苏.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以北京、上海调查数据为依据[J].媒介研究，2004（3）.

[5]梅文慧.快乐电视选秀[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2.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9-140.

[7]时事访谈员赵继成叔威访谈：超级女声，一场美学民选的预演[N].新京报，2005-8-22.

[8]龚婷.僭越与颠覆-狂欢化理论视野中的超级女声[J].安徽文学，2008（5）.

[9]马汇莹.传媒发展亟待新突破——“技术与制度：中国传媒改革开放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08（7）.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77-178.

[11]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修订本）[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98.

[12]毕玉.境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究[J].新闻界，2008（1）.

媒介素养范文第4篇

[摘要]：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媒介素养理论开始传入日本，经过十几年的宣传、导入期的发展，目前，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已进入到与日本信息化社会有机融合的本土化特色研究阶段，并致力于将“媒介素养”推至公共教育领域。如今，科技素养、多媒体素养、情报素养等各种关联“媒介素养”研究的派生词散漫于学术界，“媒介素养”已完全植根于日本社会。这得益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吸收西方文明的文化传统。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概括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进程：（1）来自加拿大的启示；（2）媒介素养教育研究；（3）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Abstract：ThewesternmedialiteracytheorywasfirstintroducedtoJapaninthe1990s.Aftermorethantenyears’publicityandintroduction,thetheoryhasnowbecomealocalizedresearchwhichsyncretizesJapan’sinformation-basedsociety.Itisalsodedicatedtobringingmedialiteracytopubliceducation.Nowadays,derivativesrelatedtomedialiteracyliketechnologyliteracy,multimedialiteracyandintelligenceliteracyarecommonlyseeninacademiccircles.MedialiteracyhascompletelyestablishedinJapan.AlltheseprofitedfromJapan’sculturaltraditionofcontinuouslyabsorbingwesterncivilizationafterMeijirshin.ThispapertriestosummarizethedevelopmenttraceofJapan’smedialiteracyeducationfromthreeaspects:(1)revelationfromCanada;(2)researchon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3)currentsituationofJapan’smedialiteracyeducation.

Keywords:medialiteracyeducation;criticalthinking;theoryofmedialiteracy;supportedlearning

进入信息化社会的日本，市民生活被各式各样广告包围、淹没。除了来自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大众媒介的广告外，繁华商业区的霓虹灯广告与电子招牌、电车里频繁更换的文件夹页式广告和宣传招贴以及电车站出入口处由人派发的各类纸面广告等等，让人应接不暇。可以说，各种媒介已让日本民众着实处在“媒体引导现实生活”之中，人们已习惯于通过各种媒介获得多样信息，以便安排自己的生活，否则将无所适从。

在由媒介制造、掌控的“媒介世界”里，市民通过新闻、广告、电视剧、综艺娱乐的文本（text）言语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暗示，来定义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行为方式、女性形象及男性形象等等，人们将这些从媒介产品中解读出来，带有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判断的“标准”，运用在塑造人类社会生活模式中，即便这种“标准”无法用某种基准来衡量[1]。这就是媒介对人们生活产生的渗透影响。

NHK日本放送文化研究所自1960年以来，每5年举行一次《日本国民生活时间调查》。200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民平时收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是3小时25分，周六是3小时38分，周日是4小时13分[2]；同时，随着市民收看电视节目时间的增加，导致收听广播、阅读报纸的指数继续呈现减少的趋势，这说明人们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也将随着接触某类媒体时间的长短而随之悄悄地发生转变。这就是媒介内容和接触媒介方式对人们生活时间产生的影响。

随着媒体企业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收视率”、“收听率”“读者占有率”、“广告到达率”已经完全左右着媒体发展，甚至电视娱乐节目也开始朝向“信息情报型”发展，制作“可使用的娱乐节目”成为当今日本电视娱乐节目制作人努力的方向。因而，媒体向公众提供的素材、话题、文本中的价值观必然以“能够引起大多数人的反应”为基准，而这种基准是被媒介“同一化、划一化”的，是无法体现社会多样性的。这种‘同质化’的倾向是身处媒介环境中的人们无法排斥的影响。

正是在深受上述种种“媒介影响下”，日本民众的行为意识伴随着媒介技术、媒介环境、媒介内容、接触媒介方式的变化而悄然发生着改变。

一、来自加拿大的启示

由于来自拥有世界最强势媒体美国的影响，促成了“MediaLiteracy（媒介素养）”公共教育在加拿大的出现、普及。加拿大是将媒介素养首先引入学校进行公共教育的国家，其背景是由于美国电视文化的跨境影响。

美国与加拿大有着近千公里的国境线，加拿大90％的居民生活在国境线以北300公里范围内。由于处在英语圈地域，美国的杂志、书籍、有线电视、联播网电视在加拿大境内可以轻松入手。据加拿大统计局调查显示，加拿大的受众收看的电视节目40％是加拿大制作，而60％是由美国制作。随着美国电视节目的跨国境传播，导致大量的血腥、暴力场面、性画面充斥着加拿大的电视荧屏，造成美国文化不断地侵蚀加拿大本土文化。普通的加拿大受众甚至难以分辩电视节目中播出的内容，哪些是加拿大的，哪些又是美国的。特别是一些历史知识问题，在学生中竟然出现了“混淆是非”的事例。例如，美国与加拿大有关黑人奴隶制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学生却普遍认为两国是一样的[3]。

于是，1978年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州开始了以抵制美国电视文化为初衷的媒介教育课程，首先以教师为授课对象，并成立了民间组织AML（AssociationforMediaLiteracy）。1987年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初、高中的正式课程。具体要求是：

（1）初中、高中的语文课中，用于“媒介学习”的课时不得少于总课时的三分之一；

（2）初中一、二年级，用于“媒介学习”相关内容的教学时间占总授课时的10％；

（3）高中的语文课，“媒介学习”要设置为必选科目学习[4]。

1989年，以AML成员为中心，在安大略州教育部的运筹下，《媒介素养课程指南》一书正式编撰完成[5]。之后，其他的州也相继建立了相同的组织，1992年CAMEO（CanadianAssociationofMediaEducationOrganizations）成立，它是一个由市民组织为主导的全国网络系统，至此，媒介素养教育开始遍及加拿大全境。

事实上，在加拿大学校教育中，一开始并没有开设以“媒介素养教育”命名的专门课程，而是将该内容纳入名为“Language”（语文）的课程中，教师以参考指南为教材进行授课；不过，在具体的教学中，对于电视节目的关注程度历来是最高的，为此，加拿大的AML也制作了许多电视节目。承担此项任务的是隶属于媒体教育部的名为CHUM节目制作公司，其制作出的节目是专门用于教学的[6]。

加拿大的“媒介素养”公共教育从诞生之时，就寄生在“Language”（语文）课程中。1995年安大略州教育部提出了改革方案，鲜明地指出随着社会情报化的高度发展，在公共教育中有关“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增加特别的科目。现在，从小学到高中都设置了媒介素养课程。

极其注重公共教育的日本，面对媒介环境的变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同样希望在普通的学校课程中，设置类似于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但是，迄今为止，实现这一愿望尚有距离。

二、日本媒介素养研究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MediaLiteracy媒介素养”理论引入日本。日本在世界科技领域一直担当排头兵的角色，与积极采用日新月异的媒体新技术比较而言，早已跨入信息社会的日本，在“媒介素养”研究上，却远远地落在其他媒体发达国家的后边。在1999年6月召开的《青少年与放送》专家会议上，与会者就“媒介素养”表示了积极态度，但却没有制定出类似于加拿大那样的有着明确的指导理念和具体的实施细则、方案的发展计划[7]。与加拿大将“媒介素养”教育贯彻到中小学生义务教育中不同的是，日本目前有关“媒介素养”的教育，还仅仅停留在大学、研究所等以专家研究为中心的“试验”阶段。与不断吸收、借鉴国外先进“媒介素养”理论，并将本土化与运用研究作为课题的大学教授、专家们相比，处于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们的“媒介素养”意识还相当薄弱。

在日本从事媒介素养研究的诸多学者中，以下两位的著作堪称经典。一位是1963年出生在北海道的菅谷明子，她曾经在加拿大留学，1996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现为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情报学“媒体表现、学习与素养”项目成员，其著作《媒介素养——来自世界的现场》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媒体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成为目前日本有关“媒介素养”研究必读书目。另一位是立命馆大学教授铃木绿，其有关媒介素养教育著作颇丰，1997年6月由其主编的《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2000年8月的《媒介素养——入门篇》，2001年10月《媒介素养的现在与未来》以及2003年4月《媒介素养——性别篇》等等。铃木教授的著作内容反映了日本学者有关“媒介素养”课题的研究进程与趋势。

目前，在日本学术界公认的“媒介素养”定义，是由立命馆大学教授铃木绿在1997年6月出版的《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给出的，他指出：“所谓媒介素养，是指市民以社会性的文脉批判性的意识分析、评价、接近媒介，凭借多样化的形态创造出传播的力量。”[8]

桥元良明根据铃木绿所给出的“媒介素养”定义，在其著作《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中，就“媒介素养”的概念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获得“媒介素养”能力的过程中，不可欠缺的四个要素是：（1）批判的思考；（2）对媒介社会性文脉的洞察；（3）由对话获得的多元化视点；（4）表现主体的确立和接近媒介。也就是说，参加“媒介素养”教育的人，在对媒体文本所包涵的具体问题进行思考、内省以及与他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心媒介本身问题，还应关注由此产生的社会性问题。只有通过这一过程，主体才能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意识（见图1）[9]。

“批判的思考”强调的是主体不仅应对从媒介获得的情报进行客观的分析、能够“识字解读”，而且要有批评、评判的能力，即以培养批判性为主要目的。这种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需要从①映像、声音信息的文字化和②弱势群体市民的视点两方面入手。

为了阐述“对社会性文脉的洞察”，桥元良明借鉴了铃木绿关于生产•制作、文本、受众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图（见图2）[10]，他指出，媒介素养不仅仅是简单地就媒介关注的“文本”进行批判，而是应将其置身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视野中，深度挖掘其相关的社会构造问题。

“由对话获得的多元化视点”指的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对于学习者来说，教授者不仅是要教会正确的解读方法，而且要通过对话开启和交换各种各样的解读，提示学习者去关注与自己不同的解读，以便获得多样化的问题视点，为更加纵深性的问题挖掘提供机会。

“表现主体的确立和接近媒介”意指在目前的媒介系统中，特别是在日本的媒介系统中，至今尚不存在类似于加拿大CRTC那样的政府机构，在日本，市民、媒介、政府三者之间缺少信息交流的渠道，更不要说建立类似于欧美国家的“接近频道”、“交流频道”那样的市民可以自由地接近媒介的制度。

三、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1、“媒介素养”大学教育现状

目前，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只在部分大学开设。立命馆大学的铃木绿教授开设了“媒介素养”论和“映像媒体分析”等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其教学宗旨是，在以电视媒介为中心的媒介世界里，流动着的是被符号化的“加工过的现实”，身处这样一个由媒体主宰的信息社会，作为“主体”的市民必须具备自主解读媒体的能力；其教学内容除了掌握媒介素养的定义、基本概念外，还包括了媒介研究模式、符号化的“再构成现实”、媒介的广告功能和媒介语言、媒体表现、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电视新闻－—构成的“现实”、新闻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战争与媒介（围绕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报道与人权、媒介社会中的市民与媒介素养、情报的多元化等诸多方面。

处于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日本，其“媒介素养”教育最突出的本土特色研究莫过于对互联网的关注。基于这样的认识，立命馆大学专门从事研究“媒介素养”的研究生们，于1996年开设了日本首家媒介素养教育的网站，名为“媒介素养的世界”（MediaLiteracyinJapan=MAJ.）[11]。网站设立的目的是以广泛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为出发点，立足市民视点，批判性地分析、评价媒介和政府网站信息，使市民更加便利地接触到媒体的产业发展、相关法规、基本概念和放送纲领等。此外，该网站还与海外的“媒介素养”教育网站相链接，发挥其作为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网站的国际交流作用。

图1获得媒介素养过程的4个基本要素

图2媒介研究模式

在教学内容发生变化的同时，新型的教育模式也应运而生。庆应义塾大学妹尾坚一郎教授（兼任东京大学特聘教授），目前在研究生课程中教授《情报教育论》。妹尾教授认为，在情报化的社会中，学习内容必须要进行调整，并且学习形式也应做相应的改变。他指出，当前的教育基本形式是“知识传授型”，是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工业化社会是以大量生产、消费为特征，与之相配套的教育模式也是以培养大量人才为目的的。但是，如今的日本已经从工业化社会迈入到信息化社会，适合信息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应该是“学习支援型”，即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习者与支援者之间的关系[12]。

、“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小学校的展开

日本在大学里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尚处起步试验阶段，中、小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更是含苞待放。自1995年由邮政省召开的“多频道时代下有关受众与放送恳谈会”之后，日本社会对于“媒介素养”的关注曾一度升温。1999年由普通市民、研究学者、邮政省以及放送企业四方参加的“放送领域内有关青少年与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会”使得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课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2000年6月调查结果报告书发表，并就提升日本“媒介素养”教育达成一致。报告指出，媒介素养是生活在媒介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是从抱有多样价值观的人们建立健全发展民主社会不可欠缺的能力

由立命馆大学教授铃木绿编撰的《媒介素养——入门篇》一书于2000年8月22日出版，该书与其他“媒介素养”书籍不同的是，它是一本教材式用书，全书分为五个章节，（1）怎样学习媒介素养？（2）我和媒介、我们和媒介；（3）电视广告是什么？（4）电视剧与我们的社会；（5）解读电视新闻。除了在第一章中介绍了媒介素养的定义、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学习模式和学习场所之外，其余的四个章节全部是有关具体教学内容的安排。以第三章《电视广告是什么？》的第一节为例，具体的程序环节包括导入、活动1.2.3、发表、资料的查找核实（见图3）。

导入：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广告，为什么有广告呢？广告收入作为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支撑着电视台的正常运营。收视率与广告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每天要接触多少广告？哪种广告是最经常看到的？通过实际的调查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当前的媒介环境是将我们消费者设定为广告目标的。

活动1：首先让学生预测在1个小时的节目中广告有多少？所占比例是多少？

发表：将各个小组的预测集合起来。

活动2：在活动1完成后，各个小组对教师事先录制的电视节目进行调查。

发表：各个小组发表其调查结果，并与起初的预测值进行比较。并列举出前三位的广告，该广告与电视的媒体特性关系、播出时间、节目内容等等之间的关系。

资料查找核实1：将所记录的每天、每周、每年以及至今收看广告量计算出来；将该数值与其他活动所使用的时间（学校生活、与家人对话、读书等）数值进行比较。

活动3：广告收入占电视台总收入的比率？电视广告与其他媒体，比如报纸、广播、杂志广告进行比较；广告费占日本GDP的比例。

发表：在各个小组的调查结果基础上，进行交流对话。

资料查找核实2：查找日本民间放送联盟的放送标准，一周期间的广告播出量时间量必须在总播出时间量18％以内，为什么这样规定？通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数据调查，查找出本周收视率前10位的电视节目[14]。

铃木教授在该书的前言中写到，本书假定的读者是高中生、大学生以及市民。希望利用此书的教师们为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积极不断努力。

日本的媒介素养发展虽落后于其他媒体发达国家，但是，结合本土实际确实其鲜明的符号表征，在信息渠道愈发膨胀的今天，如何教会受众拥有一双雾里看花的“明目”显得任重而道远。

[注释]

[1]桥元良明《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北树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07页

[2]nhk.or.jp/nagano/wink/tokusyu/wink107.htmi

[3]菅谷明子《媒介素养——来自世界的现场》岩波新书2000年8月18日第88页

[4]铃木绿《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12页

[5]桥元良明《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北树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22页

[6]《日本与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现状比较》来自：ihosei.ac.jp

[7]《日本与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现状比较》来自：ihosei.ac.jp

[8]铃木绿《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8页

[9]桥元良明《情报行动与社会心理》北树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12页

[10]铃木绿《为了学习媒介素养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30页

[11]该网站是ritsumei.ac.jp/kic/so/seminal/ML/

[12]campus.nikkei.co.jp

[13]铃木绿《媒介素养——入门篇》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第9页

[14]铃木绿《媒介素养——入门篇》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第34－36页

[参考文献]

1、小中阳太郎《来自媒介素养的现场》[日]风媒社2001年4月20日

2、铃木绿《媒介素养——入门篇》[日]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

3、菅谷明子《媒介素养——来自世界的现场》[日]岩波新书2000年8月18日

媒介素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3/G7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57—04

作为具有农村户口和农民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长期流动、不稳定的工作性质，以及各种政策的限制，使得农民工常常与老乡结伴务工，或者夫妻结伴务工，将年幼的孩子留给家中老人照看，无法举家进城，因此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背后，是被迫留在乡村、缺少亲情关爱、渴望家庭温暖的孩子。留守儿童作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关于全。2011年5月31日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披露，截至2008年底，全国留守儿童人数已超过5800国留守儿童的确切人数，目前缺少最新的统计数据万人，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可以想见，随着近几年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现在全国留守儿童的总人数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数字。由于缺乏亲情沟通，相当多的留守儿童性格自闭、孤僻，迷恋媒介交流。在留守儿童身心快速发展、道德观念和知识结构尚未成熟，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培养他们合理地利用媒介，学会通过大众传媒获取学习和生活必需的信息，以及理性地解读媒介信息，是摆在教育学者和传媒学者面前一项相当现实的课题。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考察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情况，并对他们的媒介素养水平进行评价，在这些实证工作的基础上，就如何对留守儿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所用的资料来源于作者于2011年7月在河南省许昌县4个村庄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选择许昌县作为调查地点，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许昌县的劳务输出人数近几年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而在许昌县苏桥镇的丈地村、禄马村、西村、杜寨村，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其外出务工人数总和占据了许昌县劳务输出总人数的半数以上。如丈地村，因耕地面积较少，且很多水利设施因年久失修而不能发挥正常作用，所以村里本来就少的耕地中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基本上是靠天收。为了生计，村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一个小小的村庄就有留守儿童40多人。许昌县的这4个村庄由于有较多、较集中的留守儿童，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便利，并为本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样本。

根据认知发展理论，7～11岁的儿童处于“具体运算阶段”，这种运算能力是构成逻辑思维最为基础的内在心理活动系统，自7岁之后儿童便进入了发育人类理性的萌芽期。鉴于此，在问卷调查工作中，本研究将问卷发放的对象确定为6岁以上的儿童，即受访者年龄段为6～16岁。采用代填问卷法共发放问卷125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有效回收率为80%。100名留守儿童中，男童31名，女童69名，均为当地中小学生。

深度访谈工作中，采用开放式访谈方式，共访谈留守儿童6名，监护人4名，当地中小学教师4名。其中对留守儿童的访谈主要涉及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对监护人的访谈主要涉及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情况，以及他们是否干预或指导了留守儿童的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对教师的访谈主要涉及学校教育在留守儿童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中扮演的角色。

二、研究发现

（一）电视在留守儿童生活中的核心角色

电视媒介在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问卷中，当被问及“你平时接触（使用）最多的媒体是”，85%的留守儿童选择了电视，另有15%选择了网络，选择广播和报纸的留守儿童人数为零。通过对留守儿童和监护人的深度访谈，我们了解到在许昌县的这4个村庄，只有各村村委会订阅了一份报纸（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各村小学订阅了一份《小学生学习报》，由班主任带到课堂上作为课外辅助读物给学生讲解，学生没有自行阅读的机会，所以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和使用报纸媒介。在村里，广播则很少见，仅有少数老年人闲暇时收听广播的评书、戏曲类节目。电视媒介的普及，则得益于近几年政府的“村村通”工程及“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村村通”工程及“家电下乡”政策惠及到广大农村的家家户户后，现在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视机，且有不少家庭在屋顶安装有卫星电视接收设备（俗称“电视锅”），因此电视成为留守儿童最容易接触到的媒介。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留守儿童的电视接触和使用情况，本研究考察了他们的使用动机和内容偏好。

接近半数的留守儿童使用电视的主要动机为获得消遣娱乐，将电视作为获取新闻与信息渠道的仅占17%，位居第3位。由此可见，追求“愉悦”成为留守儿童电视使用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对观看“愉悦”的追求，折射出这一群体与同龄人迥然不同的境遇：缺少温情的生活环境，代际沟通困难等。

在内容偏好上，超过2/3的留守儿童更为喜好轻松、幽默、搞笑的动画片、青春偶像剧、综艺娱乐节目等，偏好新闻与实用资讯类信息的不足1/3。留守儿童在电视内容上的偏好，与他们的使用动机是一致的：对观看“愉悦”的追求，使得他们有意无意地远离新闻和实用资讯，而转向能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不快乐的娱乐消遣类内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电视媒介在留守儿童生活中并非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了解社会的窗口，而是他们获取精神慰藉和力图逃避现实的工具。

这一结论，通过深度访谈得到了印证。如留守儿童小娇的父母离婚，她先是跟着母亲生活，但自2009年母亲去北京打工当保姆后，她就一直住在年迈的姥姥姥爷家。现在读初中二年级、已经15岁的小娇这样描述她迷恋湖南卫视播出的青春偶像剧《呼叫大明星》的：“喜欢小美，他是我看这部戏的动力，他长得真的很帅，从《无间有爱》就彻底迷上他了，他好帅！”另一位10岁的小学四年级男孩晓军，父母均在江苏打工，他跟着奶奶生活（爷爷已经去世）。他说，自己喜欢动画片《蜘蛛侠》是因为“幻想自己能变成蜘蛛侠”：“蜘蛛侠是超人，视力非常好，手指有吸附能力，能够像蜘蛛一样在墙上行走，爬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我想当蜘蛛侠，具有超人的能力，这样谁都不敢欺负我了。”

（二）网络已成为留守儿童获得消遣娱乐的工具

除电视媒体外，网络也是留守儿童接触较多的媒体。问卷调查表明，留守儿童平均每周上网2次，平均每次使用网络约33分钟。上网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个人电脑（53.8%），其次是手机上网（35.2%）和网吧上网（11.0%）。网吧上网的人数比例虽然不多，但我们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网吧上网的留守儿童多为迷恋网络游戏的重度使用者，这一现象应引起社会工作者的关注。

为了获知留守儿童更为具体的网络使用情况，研究者考察了他们对各类网上活动的偏好程度。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

与对电视媒体的使用相似，留守儿童的网络使用亦呈现出较强的“愉悦”追求。在四类网上活动中，留守儿童最为偏好网络娱乐，如通过网络收听、收看网络音视频等，其次是网络游戏。留守儿童对这些网上活动的偏好，表明网络同电视一样，在留守儿童生活中并未起到提供信息、增长见识的工具性作用，而仅仅扮演了一个提供精神慰藉的角色。

（三）留守儿童媒介素养：亟待提升

媒介素养一般是指媒介使用者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服务的能力。作为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素养的内涵除了正确地使用媒介，还应包含理性地评价媒介和积极地参与媒介。如果说媒介使用基本意味着单向、被动的信息接收过程，媒介评价则显示出使用者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积极主动的处理与加工（如赞同、质疑或批判），而媒介参与则更进一步：不仅接收、处理信息，而且主动参与信息的生产。诚如霍布斯所言，媒介素养就是从基本的能够使用媒介到思考分析、再到利用媒介参与创造的过程。在已经获知留守儿童媒介使用的基本情况之后，本研究在考察他们的媒介素养水平时，侧重考察他们的媒介评价能力和媒介参与意识，即媒介素养的后两个层面。

在媒介评价的测量上，本研究着重考察留守儿童对新闻真实性问题的评价。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受访者就如下问题的同意程度进行打分：（1）电视、报纸等媒体上的新闻不都是真实的；（2）网上的新闻不如报纸上的新闻真实。以上两个题项构成的量表信度值为0.583。

在媒介参与的测量上，本研究着重考察留守儿童是否具备主动参与媒介信息生产的意识。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受访者就如下问题的同意程度进行打分：（1）看见交通事故我会主动给媒体打电话；（2）发现身边非常看不惯的事情，我会向媒体投诉；（3）我会参与报纸征文、广播电视节目讨论或录制；（4）我会对感兴趣的话题在网上发帖/转帖/回帖；（5）如果有媒体准备对我进行采访，我会主动配合。以上五个题项构成的量表信度Q值为0.665。

留守儿童的媒介评价和媒介参与水平如表4所示。

“媒介评价”得分来看，留守儿童对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以及网络新闻与报纸新闻在真实性表现上的差异有一定的把握。从“媒介参与意愿”得分来看，留守儿童亦有一定的媒介参与意向，即他们有可能在遇到新闻事件时会主动给媒体爆料，或者参与报纸征文、广播电视节目讨论，参与网上的话题讨论。但总的来说，留守儿童的媒介评价能力和媒介参与意愿并不算高。

三、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路与方法

由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诸种原因，电视成为多数留守儿童接触的唯一媒介（其次是网络）。再加上留守儿童缺少亲情关怀和监护人的有效指导，大众传媒并未在他们身上充分发挥信息传递和社会认知的作用，而更多地以情感慰藉的工具而存在。在当今媒介化社会，当媒介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触角和延伸，成为我们认识世界、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时，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对这些生活在偏远乡村、缺少亲情沟通的孩子们进行有效干预，培养他们正确地利用媒介获取生活和学习必需的信息，并学会理性地对待和评价媒介信息，更进一步地主动参与到媒介信息的生产之中？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便是对留守儿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

在西方国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媒介素养教育经过80余年的发展，已经步入较为成熟的阶段，被一些国家纳入正规的中小学教育课程，并逐渐被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之内。而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则刚刚起步，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探讨亦刚刚开始。自2007年4月以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发起成立的国内第一个“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已经与复旦小学和同济小学开展合作，在这两所小学的四年级学生中普及媒介素养教育。2008年11月，辽宁渤海大学媒介素养宣讲团与锦州市的两所小学合作，开展了短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培训。2009年，东北师范大学媒介素养课程研究中心在长春市的西五小学选择10个班级作为实验班，开展了媒介素养课程的教学实践。这些试验与尝试，多在城市展开，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留守儿童们，亟待被纳入媒介素养教育对象的范畴。本研究认为，针对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可尝试开展探索性、实验性的区域行动，待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具体的实施思路与方法如下：

首先，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通过他们来指导和影响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除了家庭外，学校是他们成长的第二课堂；除了父母之外，教师是他们的第二位导师。当父母远离了他们之后，教师就成为他们成长中最重要的依靠。教师的言与行，对他们的成长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乡村中小学教师多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有些地方还由一些高中毕业生担任临时的代课教师，他们自身对与媒介和媒介使用有关的知识所知不多，其中仅有极少数人能够熟练地使用互联网查找专业资料。教师自身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更谈不上对学生的媒介接触和使用进行有效的指导和干预。由政府牵头，相关部门组织协调，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媒介素养培训，是一项现实而迫切的任务。

其次，尝试在农村中小学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作为媒介产业的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纽约等州就将媒介素养教育列入1—9年级的课程体系之中，目前美国所有的州都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以不同的形式融入1—9年级的课程之中。在当今媒介化社会，当媒介已经成为儿童成长的第二课堂，并在教育上有可能进一步边缘化家庭教育，甚至逐步动摇、威胁、瓦解学校教育的权威地位时，让媒介素养教育走进课堂，纳入正规教育课程不失为明智之举。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可以独立的课程存在，亦可以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出现在相关学科中。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开设，目的不仅仅在于使留守儿童学会操作媒介技术和自觉抵制媒介不良信息的影响，更在于使留守儿童正确理解媒介内容与高效接收资讯，培养他们的质疑、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从而成长为媒介化社会的合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