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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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博物馆范文第1篇

1、陕西历史博物馆门票是免费的，不要钱。

2、陕西历史博物馆（周一闭馆）参观的话，领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网上预约门票，在右手边预约窗口取票，8点半开始取票，非常方便，因为这种方式取票人少，排队时间不长，推荐。还可以直接排队取票，人多，在左边窗口排队（不推荐）。

3、网上订票具体方法：登录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官方网站。在页面的最下方，有一个网上订票，点击进入。进入订票页面后，按照要求，首先需要登录，登录就必须先进行注册。进入注册界面，根据要求填写信息，网上订票是实名制的，所以必须填写真实有效的信息。注册完登录即可回到订票页面，根据参观时间，来进行订票，需要注意的是：需提前一天订票，每个身份证每日预约免费参观门票限定1张（最多可携带1.4米及以下儿童1人）。门票预约仅限本周及次周，日预约量500张/天。

（来源：文章屋网 ）

历史博物馆范文第2篇

从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创立到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其馆址和隶属关系经历过一些变化，加上时局动荡与经费严重短缺，博物馆事业曾屡遭挫折。但在创业先贤们的不懈努力和苦心经营之下，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与各项业务终于在艰难中起航。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掀开了中国博物馆事业新的篇章，也为近代文化政策的初创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期

关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建，教育部当时责成社会教育司负责，并委派该司第二科科长周树人（鲁迅）勘选馆址。因国子监毗邻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与历史博物馆的性质也很接近，遂经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12年7月9日在国子监成立。教育部聘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胡玉缙为主任，并逐步明确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功能与定位：“历史博物一项，能令愚者智开、嚣者气静，既为文明各国所重，尤为社会教育所资”【参见并引自《中央纪事：历史博物馆之筹备进行》，原文载于《教育周报》（杭州）第48期，1914年8月15日】。

新创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馆址仅有前国子监衙署一座，计二百一十间，署东北隅附住房三百零四间半【数据参见“本馆开馆纪事”.原文载于《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列》（第1年，第2册），1926年12月10日出版，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部编辑，国立历史博物馆售品处发行】。博物馆藏品则多系国学故物，包括周代篮、簋、尊、爵等彝器，清代祀孔礼器、辟雍陈设、国子监所存各种书版、古文孝经清代盛刻石鼓等石刻、大成殿木质模型等等。这些文物虽然珍贵，但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而言，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未免显得有些寒酸。所以，筹备处成立之后，除对原有国子临的物品进行清理、准备陈列外，开始积极到各地去搜集古物及发掘考古现场。至于“欧式博物馆房合之增建，陈列器具之制造”【参见并引自《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191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等种种扩张计划，则限于经费的原因，并未大举兴办。

1913年，筹备处购得洛阳出土的汉魏至隋唐时代的屋、灶、车、马等明器，铜、石造像、墓志、陶俑和陶瓶、陶壶以及甲骨刻辞等文物。是年9月，为筹备“1914年万国书业雕刻及他种专艺赛会”，德国米和伯博士到教育部拟借用历史博物馆内物品数件，后函送拟借物品清单（11种），并且专门声明“物品皆用玻璃箱匣保护、标明为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11月，中国外交部致德国公函，同意其借用历史博物馆物品参加赛会；教育部同时令历史博物馆照清单将文物检送到部，当面与德国专业人员交接，并附送展出物品说明书【参见《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191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这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自筹备以来首次将藏品公开展陈。

为促成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及对外开放，1914年5月22日，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上《请拨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呈并大总统批》，文中提到：“历史博物馆现就国子监地方筹办……本部现正设法进行，一候筹办完毕，自应正式开放。至文庙为尊师重地，现令筹办处暂行敬谨兼管，将来应否开放，应俟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后再行酌量办理。所有呈明旧国子监业经改办历史博馆并兼管文庙情形，谨乞大总统钧鉴，训示施行。”6月28日，时任国务卿徐世昌批令：“准如所拟办理。”8月15日，《教育杂志》和《教育周报》同时刊载《历史博物馆之筹备进行》，社会对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开放表示出期待。

1915年8月，京师图书馆组织成立，教育部即令京师图书馆馆长就近兼管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亦将馆员酌量减少以节约经费。1917年，因原有馆址地处偏僻且屋合狭小，经教育部提议，将清故宫前部端门、午门房屋作为历史博物馆及京师图书馆的馆址。后因经费不足，教育部中止京师图书馆的迁移，国立历史博物馆单独迁入。1918年7月，教育部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将端门、午门略加修葺，后将午门城楼及两翼亭楼辟为陈列室，开始组织金类、玉类、陶类、石类、瓦类、砖类等陈列。午门下东西庑各三间作为办公室，东西朝房作为贮藏室，端门城楼贮存重、大文物。

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经费由教育部拨付。1918年，教育部规定国立历史博物馆每月经费为1000元，由部支领，其修缮、发掘、采购文物诸项临时经费，随时呈请报部，核实批给。但实际上，因政府经费支绌，国立历史博物馆每月经费不能按期支领，故而展览业务并未开展，主要业务工作只是通过政府调拨、发掘、征集和捐赠等方式增加收藏。1920年11月5日，教育部颁布《第486号训令》，派符鼎升为历史博物馆主任，改派原主任彦德为本馆名誉副主任。11月10日，下发《第123号部令》，派教育部办事员裘善元、部员龙沐棠兼任历史博物馆馆员【参见《部令第123号（派部员裘善元等兼充历史博物馆馆员）》，原文载于《教育公报》，1920年，第12期】。此时，在组织机构方面，除了主任主持馆中一切事物之外，其下还分为5股：（1）文书股；（2）会计股；（3）庶务股；（4）征集股；（5）陈列股。各股事务由馆员分别管理。

随着馆藏品的逐年增加及人员与基本体制的建立健全，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

二、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

成立后所举办的展览

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后，经费支绌，经常不能按期支领，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滞，调查并发掘古物、征集馆藏品、制作模型和图表等有关展览业务的基础性工作，均在这一时期得到推进，为展览制度的进一步创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发掘古物促成的临时性展览

1921年，河北巨鹿发现宋代故城，国立历史博物馆随即派馆员赴该地发掘，获得宋代桌椅及瓷器、杂件等共计200余件物品，运回馆中后举办了临时展览，并募款赈济河南宛属灾民【统计数据源于《中华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历年工作简表》，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展览开放之后，获得了社会的极大关注。1923年2月，历史博物馆从古玩铺购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代时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久《时报》、《史地学报》等媒体便以《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古地图》为标题报道了收购地图的过程及博物馆展览的情况：“北京历史博物馆创设有年，陈列物品颇多……图共六幅，每幅长七尺宽三尺，自第1至第5幅有利氏题句，（款用大明万历壬寅年，即万历三十年，西1601年），且有李之藻、祁光宗等跋语，而图下又均附有注解，案史载利氏人北京见神宗，在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帝深嘉之，此图盖利氏在京时所作也。时日迁移，原图久已不见，辗转流入于某古玩铺，近某外人见之，已成议购买。北京教育会会员孙君闻知其事，亟通报该馆，该馆出巨资购得之。历史上之珍物，幸不留入他邦，亦幸事也。”【引自《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古地图》，原载于《时报》（4月），转载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5期，1923年。】

调查并取得信息――调研并发掘遗址或收购古物――进行基本研究并形成展览，这样的工作流程在1921年至1923年间表现出制度化建设的倾向，馆里工作人员的业务熟练程度也明显提升。同时，在博物馆展览完成初步制度化建设的阶段，出土文物已经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多重意义获得了各方面的确认并经由展览彰显出来。1924年，教育部又派社会司科员兼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赴河南信阳州发掘古物多件，以此次新出土古物“能显出古代文明进化之痕迹，实有公开价值”，便新制玻璃柜10余架，自8月1日起举办专题展览，“既不须入场券，又不限何种人，诚完全公开之展览会也”。此次专题展览的详细展品包括：“（上古）石器29件，计石盘9件、石e11件、石刀5件、石斧3件、石板1件；（上古）残陶器18件，残陶器不知名者，4件，残鬲足5件，残鬲1件，纺器5件，舂器1件，残仓2件；（上古）玉器2件，计玉块、玉斧各l件；（上古）人骨10块；（汉）陶器19件，计瓿4件、瓶3件、罂4件、盎1件、1件、鼎1件、壶3件、灶1件、陶仓l件；（汉）瓷器9件，计磁盖l件、镫5件、磁m3件；（汉）砖9件，内有一块，刻‘永元十三年’5字，字画尚清晰可辨，书法极古拙可爱；（汉）铜器7件，金环1件，鼎足1件，钉32件，此物因剥蚀不堪，究竟为铜为铁，似犹有疑问；（东汉）铁器10件，甑5件、铁刀2件、镰1件、斧1件、锯1件；五铢钱63枚。”展览吸引了各界来宾参观，有金石家王国维、傅增湘、邵章、孙壮、金拱北等，北大古物研究所沈兼士、马衡、顾颉刚、陈垣等，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10余人，两院议员叶夏声、雷殷等200余人，教育部罗次长以次百余人，舒矣曼、福开森等50余人，共计8000余人。

（二）博物馆基本展览体系的形成

十四年筚路蓝缕之功，初步奠定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大致规模。至1925年，历史博物馆有馆合计端门1座，共9楹，为本馆正门；午门1座，计正楼9楹，左右室各3楹；东西两观方亭4座，2座各12间。午门俗称“五凤楼”，旧陈有钟鼓，博物馆正式成立后，钟鼓移至端门陈列。端门内东庑5间，旧为礼科公署，其东北为太庙右门，西为社稷坛左门，门3楹，东西向。又北，东西庑42间，均联檐通脊，东旧为吏科公署7间，户科9间；西旧为中书科直房6间，兵科、刑科公署各7间，又六科公所2间，余为各部院府寺监朝房，以上房间，博物馆成立后作储藏室。又北东出者日“阙左门”，西出者日“阙右门”，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旁门，又北、东、西庑各3间，旧为王公朝集之所，当时作为博物馆办公室，总计房室150余间。

因为馆藏物品自身的严重不足，加上博物馆制度建设尚处于草创阶段，初具规模的历史博物馆的藏品陈列，基本按照所藏物品性质进行大致分类。当时馆藏陈列物品约2000余件，共分为26类：（1）金类；（2）石器；（3）刻石；（4）甲骨刻辞：（5）玉类；（6）陶器；（7）明器；（8）俑类；（9）瓷类；（10）砖瓦；（11）木器；（12）兵器；（13）衣冠；（14）地图；（15）画像；（16）碑帖；（17）唐人写经；（18）宋代精椠；（19）板片；（20）明清诏令册命题奏；（21）试卷；（22）武试用品；（23）前代御用品；（24）现代国际纪念品；（25）模型；（26）影片。

（三）经费短缺对展览业务的阻碍

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建立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也确定了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国立历史博物馆是在一种艰难而复杂的时局下发展起来的，其本身的筹建工作从一开始便陷入了窘境。可以说，经费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的筹建和展览业务的有效开展。

历史博物馆范文第3篇

为了让同学们增长见识、拓展视野，我们理学系数学061班精心组织了一次参观杭州历史博物馆的活动，让大家身临其境，亲身感受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历史创造了现在的杭州，激发自己对于杭州历史的兴趣和热情。 杭州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历史文化悠久。杭州历史博物馆展品中有国宝级文物战国水晶杯、越窑褐彩青瓷汕灯，展出的国家二级以上文物共200余件，包括良渚时期玉石器、吴越石刻星象图等。馆内还运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展示宋代大运河沿岸模拟景观、杭州百年老店风情等。

我们把参观的时间选在周末，以便更多的同学参加进来。15日早上8点，我们准时集合出发，出发之前做了细致的安排，任何离开或有事的人需要通知负责人，不得擅自行动。在到达目的地之后，我我们先合了影，然后便开始参观了。在参观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仔细的观看展览作品，参观文物古迹，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声喧哗等不好的现象，毕竟我们出门后不只代表自己一个人，也代表着自己的学校的形象，从我们身上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素质修养。对于大家的表现，我们都感到很满意。杭州历史博物馆是杭州一个具有其特色的博物馆，里面的作品令我们大开眼界，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我们一行人都感到受益非浅。

通过此次参观杭州历史博物馆，同学们都了解一些杭州的历史、文化等知识；了解杭州历史博物馆的一些馆藏，也欣赏了历史遗迹，既学到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同时还培养了同学们对杭州历史文化的兴趣，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提高了同学们对于活动的积极性，为我们日后的学习和活动打下了一个基础。

理学系数学0601班

xx年年12月16日

历史博物馆范文第4篇

明文嘉《松下论禅图》扇面（图1）纸本，纵47.5厘米，横16.4厘米。画面景致开阔疏朗，左边山石间有几竿翠竹，右侧树下石墩上一僧一俗对坐。着色幽淡雅丽，画风工致细密，雅致秀润，状物入微，注意线的变化与对比。人物勾勒自然，线条转折处松动活泼；松叶坚挺有力，小草勾勒清爽，无一赘笔。构图完美别致。题跋“摹刘松年本，茂苑文嘉”，钤“文水道人”印。

文嘉（1501～1583年），字休承，号文水、文水道人、文江隐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次子。初为乌程训导，后为和州学正。继承家学，能诗，工书，小楷清劲，亦善行书；善画山水，笔法清脱；亦精于鉴别。著有《钤山堂书画记》。刘松年，钱塘人，宋淳熙间画院学生，至绍熙时升为待诏，他的画深受李唐的影响，工丽而不呆板。唐代禅宗兴起，其教义要求自身与自然结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来摆脱俗事的羁縻，获得心灵的解放，所以反映林间论禅成为宋代画家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图为摹刘松年本，从中可见刘松年的画风。

明项元汴《兰竹图》扇面（图2）纸本，纵48厘米，横17.5厘米。画面以简静的布局，率意的笔致，得心应手地挥写出了兰竹清气袭人的情韵。布局疏朗，兰草舒展飘逸，风致翩翩，线条流畅而富有弹性。题跋“楚畹清风涌笔端，十年客路与盘欢。一丛落寞依人后，羞把芳心供世看。乙亥长夏写，项元汴。”钤“子京”印。乙亥年即万历三年，即1575年。写意兰竹，往往是士大夫画家适兴寄意之作，即不以形求工，先观天真，后观笔意，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趣，以高度净化的形式，表现出物象天趣及高风雅致，以喻君子的品格。

项元汴（1525～1590年），字子京，号墨林、墨林山人、退密斋主人等，浙江嘉兴人。精鉴赏，富收藏。书法学智永，山水学黄公望、倪瓒，温醇疏秀。墨竹梅兰，天真淡雅，饶有逸趣。为吴派名家之一。著有《蕉窗九录》。

明末清初徐枋（《溪山林亭图》扇面（图3）纸本，纵38.6厘米，横17.7厘米。画面远处山峦重叠，近处山坡林荫临溪处掩映着一所柴篱小院，小桥上一人弓身策杖而归。画作布局平衡，不事奇异，但其更倾向于含蓄的内心体验，自然风物只不过是聊以寄托心志的对象，因此具有一种简洁单纯的象征性。

徐枋（1622～1694年），字昭法，号俟斋、涧叟、秦余山人、雪床庵主人，江苏吴县（苏州）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明亡后避居吴江、无锡一带，康熙二年（1663年）隐居于天平山麓上沙村，以卖画为生，守约固穷，四十年如一日，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其气节极受时人器重。工诗善书。山水师董源、巨然、荆浩、关仝，亦宗倪瓒、黄公望，用笔工整，墨气明净，善写芝兰。徐枋笔墨虽与吴门画派一脉相承，但变吴派的细笔为秃亳，以披麻皴点笞，皴染明净，别有一种苍莽荒率之气。

清姚元之《山水》扇面（图4）纸本，纵52厘米，横17.5厘米。画面左面江水边，秋风扬波；溪边为一亭，亭边秋林茂密。用笔空灵恬致，寥寥数笔，神形毕现，别有一种柔和、蕴藉、闲逸的韵味。题跋为“道光乙未闰月既望奉省厓相国钧鉴，晚姚元之”，钤“姚元之”印。道光乙未年即1836年。

姚元之（1773～1852年），字伯昂，号荐青、荐青居士、竹叶亭主，晚号五不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升侍讲，官至左都御史。工书善画，行草得法赵孟頫，山水画近华喦，善画白描人物。

清初胡玉昆《溪山秋思图》扇面（图5）纸本，纵50厘米，横17.4厘米。画面上一派溪山秋色，溪岸古树多已凋零，崎岖小径上一骑驴者在沉思，流露出孤独伤感的情怀。画面弥漫着空灵淡荡之气，体现了胡玉昆所绘山水“善用空”“虚无缥缈”“咫尺千里”之态的特点。

胡玉昆，字元润，一字褐子，号褐公，上元（南京）人。明末清初，胡氏一家是南京画坛上的佼佼者，胡宗仁及其弟胡宗信、胡宗智均取法元人，特别是黄公望与王蒙，他们均活动于明末。胡宗信之子玉昆、士昆等亦皆擅画，其中以胡玉昆声名最著，他从艺活动主要在清初。

清张祥河《古松图》扇面（图6）绢本，直径24.6厘米。绘一岸松，茎干虬曲，槎牙劲削，枝叶茂密，松塔倒挂，凌空倚势。力求表现耐寒抗冰雪的坚贞之性及在艰苦环境中顽强生长，屈曲求伸，仍然不移其性的可贵品质，也是作者自我人格的隐喻。

作者张祥河（1785～1862年），原名公瑶，字元卿，号诗舫、鹤在、法华山人。上海松江人，善花卉山水。

清刘德六《秋实图》扇面（图7）纸本，纵51.5厘米，横18厘米。图绘秋菊、海棠、瓜蔬、秋虫，秋意荡漾，一片丰收祥和的景象，反映了收获的喜悦。设色明丽，如优美之和弦，辉煌而深沉。题跋为“甲戌夏四月子和刘德六”。甲戌即同治十三年（1875年）刘德六身故的那一年所绘。

刘德六（1806～1875年），字子和，江苏吴江人。禹之鼎弟子。花卉、翎毛、草虫、果蔬均妙，偶作山水。

清包栋《树下高士图》扇面（图8）纸本，纵25.5厘米，横16.5厘米。画山间一长者傍树而卧，题跋“拂拭石二月，逍遥口袁琴，戊午新秋写，奉静口仁兄司马大人正，子梁包栋”，钤“子梁”“包栋”二印。画面清雅，人物衣折古雅。戊午年当为成丰八年，即1858年。

包栋，字子梁、子良，号近三、苕华馆主，浙江山阴（绍兴）人。所作山水，格调清新，花木笔意秀逸。在改琦、费丹旭两家外，别树一帜，从艺在清道光、成丰、同治间。

清何维朴《山溪幽居图》扇面（图9）纸本，直径21.5厘米。采用高远法，山脚下可见溪塘小桥，溪岸高坡树丛中坐落着数间茅屋。皴法为披麻皴，用笔轻柔秀润，峰峦涧壑、竹篱茅舍都融化在清润的笔墨境界中，大自然于亲切温和中透着雄峻，于平淡静谧中显示着—种出尘的高雅之趣。

何维朴（1844～1925年），字诗孙，晚号盘止，一号盘叟，又号秋华居士、晚遂老人，湖南道县人。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孙。同治六年（1867年）副贡。宫内阁中书，清末任上海浚浦局总办。晚年寓居上海集梓山房，以书画自给。其画述祖法，学娄东派，以山水见胜，笔法严整，意境深远，富于书卷气。

清任颐《临江垂钓图》扇面（图10）图写江天寂寥，水天一色，浅滩沙渚，芦苇丛生，江边一童子临江垂钓，画风奔逸。

历史博物馆范文第5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著名唐代诗人贾岛的诗《寻隐者不遇》，将这句诗洋洋洒洒地用行草书写在药罐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诗中隐者以采药为生，济世活人，隐逸云山，远离喧嚣浮躁的闹市，与青松为伴，与童子相依。诗中表达了贾岛对隐者的钦慕之情。这种含蓄的诗文表达方式，常常被书写在磁州窑的瓷器上，形成别具一格的陶瓷装饰。

磁州窑蕴含的医药文化

在邯郸市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几个保存完好的药罐，上面的“木香顺气丸”、“神芎丸”，字体斜着书写在药罐上，字体少的两边还用牡丹花、梅花点缀，整体布局舒朗有致，赏心于人。另有一件是私人收藏的晚清民国时常用的霁蓝色釉的药罐，为了令字迹更突出，在蓝釉上施了一层磁州窑常用的白色化妆土，上书“仁林药材局自制”字样。

这些药罐一般都是当时药铺定烧的产品，书写着各种各样的药名。它们整齐地摆放在柜台上，什么药一目了然，为药铺带来了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人们再从药罐中闻到散发出的阵阵药香，药未吃病就先好了一半。

陶器贮存药物和煎蒸药物的良好习惯，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但那时只是单味药，没有复方药，更没有成药。到了宋代，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年）在京城开封创立了一所太医局卖药所（又名熟药所），专门出售成药和中药饮片。成药比生药更便于医生和病人掌握使用，这是我国医学的一大进步。

既然成药出现了，宋代又是瓷器繁荣时期，所以宋元时期瓷质药罐也就应运而生了。瓷器贮药，置久而不易变质；用它来煎药，也不会发生任何化学反应，明显优于铜、铁等各类器皿。但瓷器易碎，保存下来的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些坛坛罐罐在当今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酒文化、药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陶瓷的运用更是十分广泛，比如盛接小便的溺器虎子、讲卫生的唾盂、吃饭用的饭碗，都是陶瓷用品，其优点是釉面光洁，容易洗刷和不易沾污，这些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清洁卫生类文物，反映了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形成的卫生习俗和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对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都大有裨益。

此外，瓷枕的制作和使用反映了心灵手巧的窑工来自于生活经验的智慧。虽说古人用的枕质地多种多样，有木、棉、石膏、荞麦皮芯等等，但惟有瓷枕夏季用时最为凉爽、舒适，人们枕在脑下，其高度、弧度正好符合人体颈椎的生理曲度，由于是瓷质的，也不易使颈下出汗过多捂出痱子，比较讲究医学卫生。

磁州窑文化与中医传统文化如影随形，伴随着风雨坎坷一路走来，曾经辉煌过，也曾经衰落过，但始终追求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庞大的磁州窑系

磁州窑是指古磁州范围的窑场，地处河北省磁县内西南部，西北距邯郸市峰峰矿区彭城镇约25公里，南与河南省安阳县紧邻，距县城约40公里，位于漳河岸边，地貌上属太行山东麓山前丘陵地带。据《隋书》卷三十《地理中》：隋“开皇十年（590）置慈州”，唐代改为磁州。磁州窑便因此而得名。

古代文献中所指的磁州窑，创烧于齐，发展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清以后还在烧造，包括了位于漳河流域的观台、冶子、东艾口等窑址，以及滏阳河上游的彭城和其相邻的瓷窑。它是宋代以来兴盛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民窑之一，风格上简约质朴、粗犷奔放，曾经影响了河南、山西、山东、内蒙等地广大窑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磁州窑系”，可见其分布区域之广，影响之大。同时，在广泛的生产传播中，磁州窑的技艺还影响到了朝鲜、泰国、越南、日本等国，至今，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博物馆都有磁州窑的精品收藏，影响极其深远。

“磁州窑”是包括了北方广大地区的许多窑场，形成了一个系列。这些窑场烧造出有相似主体风格又各具特色的瓷器，他们使用相似的原材料、相似的制作工艺，生产出器型相近的民用瓷器。然而这众多的窑址大多未被古代陶瓷文献所记载，因为它们都是当年生产日用器物的民窑，由于地理位置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所以历来不受皇家重视，但也恰好奠定了其洒脱、自由奔放的民窑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朴拙粗犷的格调，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

一代名窑的诞生

通常制作陶瓷的地方，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然条件，即制瓷原料、水源和燃料。磁州窑制瓷用的料，自古以来就取用当地所产的大青土。大青土中含有较高的铝、铁和钛，呈青灰色，烧成后呈褐色或较深的灰白色，且大青土是半硬质料，易于加工粉碎。

水源也是必不可少的，观台窑、冶子窑、彭城窑分别邻靠漳河和滏阳河，滏阳河属海河水系，有船直通天津和北京。丰盛的水利资源，既是制作陶瓷的重要条件，同时也为磁州窑产品的对外输出提供了便利条件。

此外，磁州窑地区的“大青土”是高岭石复矿黏土岩，是与煤层伴生的，这种黏土矿，绝大多数附存于煤层直接底板及煤分层夹石中，少数情况产于煤系的其他层位。瓷土和煤相叠而存在，有瓷土的地方就有煤。丰富的煤矿资源为陶瓷烧造提供了有力的燃料保障，成为磁州窑陶瓷得以发展和繁荣的重要物质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再加上勤劳、睿智的广大磁州窑地区的人民，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样便成就了质朴且极具生命力的一代名窑。

北宋瓷业的繁荣

北宋时期是我国陶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了制铜钱货币的需求，北宋禁止民众使用铜器，从而促进了瓷业的繁荣。此外，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北宋时城市食肆、酒肆、茶馆、药铺等迅猛发展，使得社会需求增加，推动了磁州窑陶瓷的发展和多种器型的需要。

我们从以往考古发掘和传世的磁州窑瓷器中不难看出，古代磁州窑瓷器的艺术之美，首先是力求使用功能的美，即满足生活的实用需要，所以它的器型琳琅满目，不仅生产过去已有的器型，新的器型也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然后再将生活中积累的多种工艺技法装饰到日常生活用瓷中，使得磁州窑瓷器不仅具备了使用功能，还具有一定的欣赏功能。

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离不开的茶具、酒具、药罐中，都能寻到磁州窑的踪影。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明代磁州窑白胎棕色护釉装饰的酒坛，开光书写着“池玉夜紫府琼浆瑶”、“羊羔酒”，还有类似于祝酒词的“长将好事于人”书写在酒壶上。

1元代・书“木香顺气丸”药罐（邯郸市博物馆收藏）

2元代・书“神穹丸”花款药罐（邯郸市博物馆收藏）

3清代・书“仁林药材局自制”蓝釉罐

4清代・书“寻隐者不遇”诗药罐（北京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收藏）

5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婴戏纹枕（磁县博物馆藏）

6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童子垂钓图枕（私人收藏）

7民国・五彩山水纹枕书“清香美味”（私人收藏）

8清末・白釉黑彩匍匐童子枕（私人收藏）

9清末・黄釉褐彩猫型枕（北京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收藏）

10金代・书苏轼《如梦令》词八角形瓷枕（中国磁州窑博物馆藏）

11金代・磁州窑虎形枕（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收藏）

12民国・五彩松鹤纹唾盂（私人收藏）

13民国・圆形带系黑釉便壶（私人收藏）

14明代・铁锈花大酒坛（大英博物馆收藏）

15金代・白地黑花梅瓶（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