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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肥四大名点。合肥生产的麻饼、烘糕、寸金、白切统称为合肥四大名点,历史悠
2、吴山贡鹅。吴山贡鹅(又名行密贡鹅)起源于吴山镇,是安徽合肥的传统名菜,色泽清爽, 香气浓郁, 味美醇厚,回味无穷。此菜源于唐朝乾符年间。吴山贡鹅贡鹅肉质较普通鹅细嫩,味美,烧、煮、炖、烤、腌食皆宜。
3、李鸿章杂烩。李鸿章杂烩(英文名:LiHongzhang Assorted Dish)也称为李鸿章大杂烩,是一道传统名菜,属合肥菜,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相传与晚清名臣李鸿章有关。李鸿章杂烩选用鸡肉为主料,佐以水发海参、油发鱼肚、水发鱿鱼等辅料烹制而成。此菜是将多种原料合配烧烩而成,故有多味,具醇香不腻,咸鲜可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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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3月4日(同治元年二月初四),安庆。
一大早,就出了城,先到李鸿章的大营里晃悠了一圈,之后,他又查访了韩正国、程学启、李济元、滕嗣林四名将领的军营,直到下午才回到城内的两江总督衙门。督办四省军务、身负剿灭太平军重任,此举当然不能看成是一次简单的领导视察,而是对一支新军的检阅。验收的结果是喜人的,几天后他在奏折中汇报:李鸿章新招来的淮勇,已“募练成军”。
从平定苏南到消灭捻军,从抗法保台到甲午战败,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淮军在晚清历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支曾经的劲旅之所以能在150年前诞生,其实还是它第一个对手太平军逼出来的。
上海士绅安庆求援湘军
1853年3月,太平军。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就跟踪而至,在孝陵卫安营扎寨,这就是江南大营。4月,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也进军扬州,建立江北大营。虽说未能撼动天京分毫,但江南江北大营防止了太平军向天京下游的蔓延。
太平军曾在1856年击破过江南江北大营,但是由于内讧,这一战果没能保存,两大营复建。好景不长,1858年,太平军再破江北大营,1860年,江南大营溃败,忠王李秀成长驱直下,两个月的时间里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宜兴、长兴、吴江、嘉兴、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诸城,进逼上海。一时间清廷财赋重地、江南诸军的饷源尽入太平军之手。
当时的上海,其对外贸易额已占全国的64%,已经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江浙一带富裕的士绅大都涌向上海。
面对李秀成的军事压力,“不差钱”的各级政府大肆扩军:江苏巡抚薛焕连调集带招募,让上海附近的官军达到三万之众;上海县令刘郇膏办有民团;江海关出钱养着以美国人华尔为首的洋枪队⋯⋯然而,除了洋枪队还顶点用外,其他的部队屡屡为太平军所败,而几千人的洋枪队又不可能支撑整个上海防务。绅商们决定高薪聘请外援。
环顾天下,能和太平军做对手的只有湘军。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重镇安庆。上海的士绅们要求薛焕到安庆去请援军。薛焕老大不愿意,湘军要是来了自己这个江苏巡抚往哪搁?不过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迫于众议,11月,薛焕派出了户部主事钱鼎铭和候补知县厉,分别代表士绅和官方,乘火轮前往安庆乞师。
曾国荃要抢头功,看不上上海
此时的已经在两江总督的基础上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声望举国无两,开始认真考虑援沪问题,在与自己身边的头号谋士李鸿章商议了几天之后,于11月24日下定了出兵东下的决心。
1861年11月26日,写信给曾国荃,让后者带兵去上海,与此同时,他已经命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勇。按照的设想,上海僻在一隅,只是饷源,而镇江才是形胜之地,应该李鸿章和曾国荃一起带兵东下,李鸿章以江苏巡抚驻镇江,曾国荃以江苏布政使驻上海,二者谁主谁次一目了然。曾国荃不愿去上海,有希望攻打天京建立首功的原因,此外,他写信告诉哥哥自己不愿“归他人调遣”,这个“他人”就是已经向朝廷举荐的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
从湘军挖来安徽悍将程学启
从咸丰三年(1853年)到咸丰七年(1857年),李鸿章就一直在安徽办团练,这几年他有胜有败,有人夸他既是文翰林又是“武翰林”,也有人骂他“翰林变作绿林”,不管怎样,这都为他出任淮军统帅积累了经验和人脉。
合肥附近现成的团练有很多,首领们和李鸿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况李现在背靠有权有钱的大树,团练首领也乐得投靠,李鸿章招兵根本用不着回合肥。他一封信叫来了曾经的门生潘鼎新部,又通过门生刘秉璋罗致来了吴长庆部,他父亲的旧部张树声本就在安庆,除了带来自己的人马又向李鸿章推荐了刘铭传。1862年初,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四部在安庆集结,“树、铭、鼎、庆”四营也成为淮军最核心的力量。此外,张遇春的“春字营”本就是李鸿章办团练时的老部下,现在重回淮军序列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让淮军具备一定的战斗力,还从湘军中调拨部队,作为“奉嫁之资”,先是把自己的两营亲兵拨给李鸿章,又从湘军中拨“林字营”两营,“熊字营”、“垣字营”各一营。而“嫁妆”中最具含金量的是“开字营”两营,他们的统领是程学启。
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早年加入太平军,是安庆的一员守将。湘军围攻安庆时,程学启受命守卫安庆北门石垒。桐城人孙云锦劝程学启投向湘军,此事被安庆主将叶芸来察知,命八名精壮士卒持令箭招程学启入城。程学启急中生智,拿着令箭带手下精锐82人投奔弟曾贞干营,曾贞干来不及穿鞋光脚打开营门纳降,这82人中就有后来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曾国荃却对这个降将不信任,他让程学启守在护营壕外侧,首当敌冲,并且把炮口对准程学启军营。为了获取曾的信任,程学启是白天有硬仗抢着上,晚上躺在床上流眼泪,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胡林翼和又给曾国荃写信,让他小心提防降将,曾九帅嫌麻烦,准备一刀屠了程学启,以绝后患。在孙云锦的苦苦辩白之下,曾国荃才作罢。时时刻刻危在旦夕,命也就不值钱了。程学启亲率部卒由炮眼攻入安庆北门外三垒,断绝了守城太平军的陆路粮道,又率先攻入安庆城中。曾国荃这才又拨给他一营指挥,加上原来的一营,合为“开字营”。
湘军门户之见颇深,而曾国荃更是“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安徽人程学启自然郁郁不得志。李鸿章见他作战勇猛,又是同乡,起了招揽之心,一方面向、曾国荃索借,一方面派人私下拉拢。程学启最初还不敢表态,示无二心,等批准后始真情流露,对李鸿章的说客言:“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丈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
这话说到了李的心坎上,他在湘军营中湖南人的气也没少受。有一次彭玉麟拿他的作息习惯进行地域攻击:“少荃(李鸿章字)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李鸿章抓住彭玉麟父亲曾在安徽当官反唇相讥:“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彭对李“遂用老拳”,李对彭“亦施毒手”,两人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反正,李鸿章和程学启在“安徽人要自立”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
深得湘军真髓,学扎营绝技
队伍是暂时拉起来了,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以便指挥,这个不用李鸿章发愁,带湘军的这些年已经摸索出一套成法,淮军照猫画虎套用即可。淮军以营为单位,每营前后左右四哨,每哨两个抬枪队、两个鸟枪队、四个刀矛队,此外还有个亲兵哨,由三个刀矛队、2个劈山炮队、一个鸟枪队组成,一营大概505人。劈山炮是用于杀伤步兵的轻型小炮,乾隆朝主持金川战事的张广泗曾说劈山炮“仅能对敌于行阵之前,无益于催坚之用”。炮身系模制而成,炮子系所谓群子,每子如葡萄大,为生铁或熟铁铸成圆滑颗粒,先装火药于炮膛,再加群子百余颗入炮膛,点火线轰发。所谓“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 淮军还吸取了湘军的长夫制度,每营配长夫180人。长夫有点类似于现代战争中的工程兵,负责各种工事的修建。创立长夫制度,算是中国工兵的先声。而湘军作战之“硬寨”之所以能扎得住,也和有一支专门的建筑大军有关。
“树、铭、鼎、庆”四营都是团练,说白了算是乌合之众,李鸿章亲自对他们进行了训练,也是按照老师的成法:要能上得一丈高之屋,跳过一丈宽之沟,以便能踹破敌营;要能手抛火球到二十丈外;要能腿绑沙袋日行百里。
而淮军从湘军学到的最为宝贵的战术,是扎营绝技。湘军无论攻城或野战,必先扎营,无论风雨寒暑,不厌其烦,营没扎好不准休息、也不准去搦战。湘军基本一营一垒,而淮军有时一营两垒。湘淮军把营垒叫“墙子”,还有一套站墙子法,虽说为其独门秘籍,实际上是个勤能补拙的笨办法――士兵站在主墙后的子墙上守望四方,时时警戒,以备偷袭。相比较其他部队巡营和岗哨不同的是,湘淮军站墙子的士兵很多,白天十分之三、晚上十分之一,这显然增大了快速发现来敌的概率,也加大了部队的反应强度,首先立于不败之地。
李鸿章自诩为“门生长”,以曾氏嫡传自居,确不算自吹自擂,淮军也深得湘军真髓。1862年年底打福山时,刘铭传要猛扑敌营,潘鼎新担心对手援军截杀,祭出翻墙子大法,先筑一营稳守,再向前筑一营,移后营之兵于前营,再调兵守后营,环环相扣,营垒连绵,直向敌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简直如同湘军附体。
“叫花子军”到上海
李鸿章不紧不慢地练兵,上海的绅商们则像热锅上的蚂蚁,1962年初,李秀成发起第二次进攻上海的战役,薛焕部再次一触即溃,靠英法联军和华尔的洋枪队才免于被赶下黄浦江。但是随着太平军的不断加压,虽有火力优势却数量有限,洋兵也开始左支右绌,太平军军锋一度达宝山、高桥、闸北,对上海形成合围之势。在此情况下,上海士绅对淮军翘首以盼,他们原计划雇洋人的轮船顺江而上接淮军,无奈洋人狮子大开口,要25.5千两白银才肯干,价格一直谈不下来。都准备让曾国荃一路攻城,李鸿章绕城而过走陆路,1862年3月31日启程。3月28日,钱鼎铭坐船到安庆――价格谈妥了,淮军13营6500名士兵加2340名长夫再加上李鸿章的营务处大约9000人,每人20两白银,共18万两。4月5日,程学启、韩正国带领首批淮军登舟东下,3天后,李鸿章率2000淮军抵达上海。
刚到上海滩的淮军头上包着布帕,身穿短褂衣,腿上是肥大的裤子,足蹬草鞋,被洋人们讥笑为“叫花子军”,李鸿章给属下打气:“军贵能战,非徒饰美观。迨吾一试,笑未晚也。”4月25日,清廷终于把薛焕挪走,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反客为主,控制了上海这个饷源。
5月1日,英法联军和洋枪队攻打嘉定,李鸿章作壁上观,回来赞不绝口:“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此时他已下了要引入西洋火器的决心,令属下将官注意观摩洋人“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
5月16日,李秀成率主力精锐万人在太仓聚歼上海知府李庆琛部5000人,趁胜围攻嘉定、宝山,到5月29日,太平军占领泗泾,旋东进占领七宝、虹桥、漕河泾一线,距上海县城仅20里,同时连营30余座,四面合围青浦县城。李鸿章命程学启赶赴虹桥,迎击太平军。针尖对麦芒,淮军是骡子是马终于到了拉出来遛遛的时刻。
虹桥督战,李鸿章跃马而出
1862年6月2日黎明,程学启行至漕河泾,迎面遇上太平军数千人,摇旗呐喊、声势逼人。此时,程学启营的火器还是以鸟枪、抬枪、劈山炮为主,适合平原野战,特别是劈山炮,对步兵杀伤力巨大。程学启将火器集中起来齐放,形成更为密集的杀伤力,又手持洋枪放倒太平军骑马的一名头目,张遇春此时率队赶到,前后包抄。太平军退却。事后李鸿章承认这场遭遇战是“无意中小胜仗”。
此后淮军和李秀成部在泗泾、新桥一带形成拉锯,6月7日,程学启、韩正国率领军进攻泗泾,李鸿章亲督滕嗣武、张遇春、张树声、吴长庆各营于当夜增援。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等深沟高垒,连营三四十里。李鸿章听见太平军营被吹号呐喊,先派张遇春攻泗泾,引诱太平军迎战。太平军果然派出大队迎战,淮军诈败后退,伏兵以劈山炮、抬枪射击,双方相持半日各自收兵。
淮军是边作战边开始洋枪化的,武器装备的西化则是军事近代化的第一步。此前湘淮军用的鸟枪和抬枪都是火绳枪,发射前先从前膛装药装弹,再用通条捣实弹丸和发射药,然后点燃火绳固定在击锤上,扣动扳机,火绳落下点燃发射药。射速慢,精度差、射程近,而且风大时药粉会被吹散,雨天时火绳会被浸湿。而此时的洋枪虽然还要前膛装弹,但已经是击发枪,也叫铜帽枪。原理是将含有雷汞的引爆药装入铜帽内,并将其套在与枪膛相连、并且有传火孔的击砧上,扣动扳机,击锤落下,对震动、撞击极其敏感的雷汞爆炸,通过传火孔引燃发射药。洋枪性能及使用环境上比火绳枪优越一大截。6月17日,程学启就带着百人的洋枪队诱敌。
19日,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率太平军大举进攻,分二十小队,直扑程学启驻扎的虹桥,攻占了法华、徐家汇、九里桥,把开字营团团包围。太平军用土石填平了开字营的外濠,猛扑营墙。开字营枪炮齐发,有时来不及点火干脆扔瓦石,太平军前队死,后队踏着尸体上,即将登上营墙时,程学启点燃劈山炮,开门冲杀。太平军稍退,不久又连续发动了七八次攻势,程学启险象环生。
李鸿章知道,开字营要是被踏破,恐怕淮军的大好前程就要打水漂。急派张遇春、滕嗣武部支援,自己亲率郭松林坐镇殿后,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虹桥桥头督战,他后来自夸“鸿章跃马而出,不作生还之想”,倒不算吹得太悬。可是太平军势大,张遇春几个回合就撑不住跑了回来。李鸿章对左右说,去,找把刀来把他头砍了。张遇春只好回去拼死冲杀,用排炮轰散太平军,冲至营边,程学启出门夹击,终于打退了太平军。此战淮军杀太平军千余人,活捉200俘虏,是淮军在上海的首个重要战果。李鸿章得意洋洋:“此极痛快之事,为上海数年军务一吐气也。”
劈山炮加洋枪的火力优势
1862年5月31日,曾国荃率兵进驻天京城下,洪秀全派专使一天三次催促李秀成回援。李秀成被迫率兵回苏州,召集手下诸王商议救援大事。而淮军也开始分批次装备洋枪并改编营制,首先以旧换新的是韩正国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改编后,以前的刀矛队、鸟枪队、抬枪队全部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洋枪队和劈山炮队。以前每营只有鸟枪、抬枪124杆,外加两队劈山炮,现在每营有洋枪400杆,劈山炮10队,火力自不可同日而语。1862年8月26日的七宝街之战,劈山炮掩护洋枪的火力优势首次展现。
此战淮军的对手是慕王谭绍光,战前,由于程学启熟悉火器特性,临阵沉稳坚忍,李鸿章命各营听程学启调度。程学启与十营营官会商,南北各横排五营。谭绍光率两万士兵层层包围,淮军壁立不动,等对手到了射程之内,劈山炮加洋枪齐放,太平军三次冲锋都遭到重创,只有退却。李鸿章给的书信中说:“韩正国的亲兵营,枪炮为上海诸军之冠,太平军先打此营,难怪大败,老师您知道了,应该也会莞尔一笑。”而程学启则凭借此战奠定了自己淮军头号名将的地位。
在攻打青浦城的时候,华尔的洋枪队用大炮轰塌城墙,淮军一哄而入,青浦陷落。近距离目睹了洋炮的威力,让淮军很是“羡慕嫉妒恨”。淮军拥有的劈山炮只能用于野战群杀,而没有摧城拔寨的能力。这在1862年11月的四江口战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淮军利用劈山炮轰散太平军的阵型,给对手造成很大的伤亡,但是缺乏重火器,不能乘胜攻破太平军的营垒,只能眼看着太平军退回昆山等要塞。不过,此战之后,太平军再未进入上海,淮军得以攻略的苏福省。12月3日清廷实授李鸿章江苏巡抚。
当今天有这么多人说到“最重庆”,这个就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你管他说好的说坏的。无人提及,才应是媒体人的悲哀。但你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开放性的对话,是有价值的。城市原本就是古老与现代、传统和时尚共存的时空容器。在我身边,就看到不少最重庆的人,但又有着新时代的印记、海归的心。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向来自认为是“土人”,骨子里捍卫但不拘礼于本土文化、本土精神。“土”和“潮”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土”和“潮”,两者之间没法界定。这么多重庆人在吃赵二老火锅,吃路边的小面50强,这也是一种潮流。适合自己的就是时尚,就是潮。你把陈冠希王力宏的衣服穿在身上,可你不是那张脸;你非要摆出大S的POSE,可你的三围没有达标。应该是创造潮流,应该是引领这个文化。
你在重庆呆了一年半。说一下你这个“新重庆人”的心路历程,是有规律的上下波动,又或是如中国股市大盘走向般大起大落。
不知道重庆人自己有没有发现,这一年半重庆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指城市的翻新或建设速度,是人的理念。NOVO开业,星光68开业,日月光广场开业,ZARA开业……重庆的消费需要到达这样一个更高的层面。我吃惊于完全有别于新世纪重百超市的OLE’,进入星光68后,如此高端的超市,同样的人气不错。重庆人正逐步在习惯北京、上海早已习惯的LIFESTYLE(生活方式)。哥们,今天是对话,不是专访。你有没有问题要问我。或者问这个城市的。
重庆人很豪爽,很直率。但其实我一直有个大大的疑问。你们怎么把这种所谓的“江湖气”真正用于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去适应以后越来越高端、越精细、越城市化的生活状态?例如我曾遇到过一些豪迈的重庆人,合作之初都拍着胸脯说“没问题”。真正做起来时,却不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是没资格代表三千万老乡回答的。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庆。不就曾是中国乃至全球最摩登的城市吗?我喝坝坝茶,现在也跟你一起在星巴克里喝冰咖啡;我说重庆方言,现在也正在用越来越标准的普通话跟你唠嗑。重庆人的可塑性是惊人的。别担心。只要我们想。对了。你看了最近成都某报有关“重庆。你知不知道你很粗暴”的言论没有?在成都和重庆的问题上,我很欣赏去年你们在7月号上所倡导的“成渝之争,有什么好争”。作为半道的成都人,我也并不认可那个陈曦女士的观点。重庆和成都关系,就像我在欧洲时看到的米兰和巴塞罗那,重庆话和成都话的区别,就如同我听到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没太大区别。成渝之间的关联是切不断的,比如成渝经济区。
巴黎公社是具民宅风格的独栋小楼,分为三层,在色调运用上大量采用红色,比如红色大块砖板铺地,显得干净简洁,又隐隐透出喜气。这里的气氛是七十年代的气氛,让人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因旧让人回忆逝去的岁月。精心设置的木结构隔屏做旧后显得大气古朴,与四周的怀旧气氛呼应,俨然是公社的革命味道。三楼的环境格局宛如竹林,让人想起《卧虎藏龙》中的竹林大战,不过浮现的不是刀光剑影的肆意萧飒,而是大快朵颐的热辣。
这里的菜式除了闽菜、粤菜与杭帮菜外还走中西合璧路线,就是采集西餐原材的精髓与配料来进行中餐创作,使菜品的样式既富有几何美感又蕴含中餐的内敛风情。如此拼贴,亦成时尚。例如同是羊排,却西菜中做,品尝起来风味亦中亦西,细看菜品连视神经都感觉刺激新鲜。另外,巴黎公社不断推陈出新,改良菜品,只为满足食客的猎奇之胃。而这里菜品名称亦颇有新意,比如“李鸿章大杂烩”,清史里记载,清末李鸿章出使欧美,思中国饮食,西人问其名,答曰:“杂碎”,即安徽方言“杂烩”。于是李鸿章杂烩“名声大噪”。再有如“林则激凌”。典故具体是,林则徐会见洋人,洋人请林公吃冰激凌,林公见冰激凌冒气,吹了两口,洋人窃笑。次日,林公回请洋人,端出福州芋泥,洋人见冰激凌没热气,就来一大口,没料到烫得龇牙咧嘴;再有,菜品名称毒辣的“东邪西毒”。秘籍是:炸蝎子、牛尾巴、甲鱼、苦瓜、参须、枸杞、红枣等调配而成。
古怪有趣的菜名让人忍俊不禁,而当各色菜品齐聚桌面,便如花盛放,明艳如官府家宴。掌柜的是位风趣而热衷搜集各地名菜的老饕,富有创意的大胆设想总让巴黎公社的菜式不断推陈出新。每隔一阵子我们就会推出新款,因为客人的口味也不断在变换,我们要与时俱进嘛,他说。
全球著名出版集团Lonely Planet去年出版了一本介绍香港美食的《World Food Hong Kong》,书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在香港平民百姓的住宅区内,有道木门忽然打开,你必须迅速闪进,门则要在巡警赶来之前关上。”形容得非常八卦,就像已婚先生去小巷阁楼寻找老情人幽会般感觉甜蜜又胆战心惊,生怕太太突然从天而降,棒打鸳鸯。不过,现在,你到了巴黎公社就不用这么谨慎喽,尽管自在进出吧,将菜品果腹或携带,都随你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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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不仅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也受到了官员的欢迎。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对电影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在回国之际,端方万里迢迢带回来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些拷贝,想让慈禧老佛爷开开眼界。为了保险起见,先在北京的北洋公所试放,但机器出了故障,在维修过程中爆炸了。可是,“电影能炸死人”的危险,并没有阻挡住国人对于电影的热情,人们依然如潮水般涌进电影院中。
电报是一种即时远距离通信技术,但这样一项实用而重要的发明,在传入我国时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早在第二次之后,列强就纷纷要求在中国架设有线电报机,却被清廷一再回绝,因为那些守旧的大臣们视电报为洪水猛兽,拒绝接受这一新生事物。中,李鸿章首先意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1865年上书朝廷,提出要开办电报局、在中国发展电报事业。但这一提议迟迟未被朝廷批准,原因也是保守派大臣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看明白了吧,这些顽固不化的老朽们的逻辑是:办电报,要架设电线,要挖地三尺,这样就动了祖脉,是不忠不孝之举,且于子孙的前途不利,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吾辈万万使不得!
就这样,在众位老朽的集体反对下,李鸿章的这一动议流产了。直到15年后,朝廷才批准开办电报局。那15年是个什么概念?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上升的阶段,资本市场逐步完成原始积累,朝气蓬勃地大踏步向前迈进,而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却将电报这一重要业务拒之门外。
电报非但受到守旧官员的抵制,也受到老百姓的抵制。百姓对电报非常仇视,认为它是不祥之物。有的人丢了孩子,竟然说是传教士用电报线把孩子传到国外去了,还有人相信电报线能把人的魂儿传走……因此,老百姓就暗地里对电报进行破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砍电线杆,这种方式到了兴起时达到,“男练,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