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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化道出血 不明原因 诊断流程
中图分类号:R57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1)5-058-02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Obscur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OGIB)是指不能通过常规内镜(包括胃镜和结肠镜)明确原因的消化道出血,可持续或反复发作,约占所有消化道出血的5%。OGIB可以分为隐性出血和显性出血,前者有持续大便隐血阳性(伴或不伴缺铁性贫血),但无明显临床症状及表现;后者则还具有明显临床表现如黑便、便血等。
1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常见病因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病因众多,其病变多位于小肠,而食管、胃、结肠等常规内镜可进行检查的部位,有时也会因为病变隐匿、不典型、出血停止、罕见、医师的经验不足、技术设备等原因而难以发现。不过可初步根据患者年龄、既往史、家族史、用药史等进行初步判断。
不同年龄段的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有不同的疾病谱。小于40岁的患者,较常见的病因有小肠淋巴瘤、憩室等。而大于40岁的患者,其出血原因更多见于腺癌、血管病变、非幽体类抗炎药相关性溃疡、大的食管裂孔病囊内的糜烂(Cameron糜烂)以及其他更少的病因,如主动脉肠痰、胰源性出血等。
了解患者的既往史、家族史、用药史等也对判断其出血原因有重要价值。既往有肾脏疾病、结缔组织病的患者,其出血原因较多为血管病变;有外科手术史的患者较多出现吻合口出血或毕II式残端溃疡或糜烂出血、主动脉肠痰等;长期服用非出体类抗炎药或抗凝药的患者则有较高胃肠出血的风险;家族史中有炎症性肠病、肿瘤、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症、遗传肉病等的患者,患以上疾病的可能性则较常人更高。
2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检查方法
2.1 常规内镜
常规内镜包括胃镜和结肠镜,是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必须检查。对于此类患者,首先要评估其既往常规内镜检查的可靠性,最好由经验丰富的医师复核。初次检查阴性的患者,必要时可再次行胃镜或结肠镜检查,以排除初次检查可能遗漏的病灶,有助于提高诊断率。初次检查时易漏诊的病变主要有血管扩张、Cameron溃疡以及位于盲区的消化性溃疡、息肉等。
2.2 胶囊内镜
胶囊内镜目前已经成为小肠疾病的重要检查技术。对于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患者,胶囊内镜的诊断阳性率我院有报道为85.06%,国外报道为66%~76%,并且对于持续性出血患者的诊断阳性率高于间歇性出血患者,对于显性出血患者的诊断阳性率高于隐形出血患者。但胶囊内镜也存在相应的不足,如不能进行活检及治疗,遇肠段狭窄或梗阻时可能被嵌顿,出血量较多时视野不清等。
2.3 小肠镜
小肠镜也是目前诊断小肠疾病的重要检查方法,已经成为诊断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重要手段。包括传统的推进式小肠镜和近年来发展的双气囊小肠镜。传统的推进式小肠镜观察范围较小,只能观察到幽门下50~150cm不等,并且患者耐受性较差,对操作者技术要求高。双气囊小肠镜利用固定于内镜镜身前端和外套管的2个气囊交替充气、放气,可对较大范围的小肠进行观察,并可由经口和经肛两种途径相结合来完成全部小肠的检查,其诊断率较高。
2.4 外科手术探查及术中内镜
外科手术为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最后考虑的诊断手段,适用于反复住院治疗,或经积极扩容仍无法稳定生命体征,以及经内科(药物、内镜、介入)治疗无效的患者。单纯剖腹探查风险较大,且成功率低,术前积极进行出血部位定位则可避免行外科盲目切除。单纯剖腹探查的确诊率仅为31%~65%,而结合术中内镜检查则将诊断率提高到50%~100%。
术中内镜检查的适应证:探查中未能发现出血部位或病因;应激性溃疡出血,因各种原因术前不适于内镜检查者;反复消化道出血,各种检查未能明确诊断者;需确定病变切除范围者。腹腔镜检查对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也有诊断价值及治疗作用。各有研究表明其诊断率为100%和76%,不低于术中内镜检查。但腹腔镜检查只适用于局限性病灶,否则仍宜行剖腹手术。
3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诊断流程
对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患者,首先应详细询问病史,并进行仔细的体格检查,从而初步判断出血部位与性质,出血为隐性还是显性。对于出血量较大的患者,先采取补液、输血等支持治疗,以维持生命体征,创造条件进行病因诊断,并注意排除引起或诱发出血的因素,如非幽体类抗炎药、抗血小板或抗凝药。
同时需请经验丰富的医师对阴性的常规内镜检查复核。初次检查阴性的患者,必要时可再次行胃镜或结肠镜检查,以排除初次检查可能遗漏的病灶。而下一步的检查,中华消化杂志编辑委员会推荐针对隐性出血,先行消化道钡剂造影检查,而对于显性出血,则行核素扫描及血管造影检查,其次再选择胶囊内镜、小肠镜等检查,若经上述检查均无异常发现,则需考虑外科剖腹探查。
4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治疗
对于出血量较大的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先采取补液、输血等支持治疗,以维持生命体征,创造条件进行病因诊断,并注意排除引起或诱发出血的因素,如非幽体类抗炎药、抗血小板或抗凝药。
在病因不明,且不能排除上消化道出血的情况下,需常规应用止血药物及质子泵抑制剂治疗,但止血药物的使用可能会降低病变的检出率,使用与否仍需进一步探讨。如病情较重,则可使用生长抑素以降低内脏血流量与压力从而起到止血的作用。此外,病因明确后可给予相应一般治疗和药物治疗。必要时可在内镜下进行治疗,对粘膜渗血,可局部喷洒止血药物。
总之,对于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首先需评估既往常规内镜检查的可靠性,必要时再次检查以排除初次检查可能遗漏的病灶,其次进一步行胶囊内镜、双气囊小肠镜等对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诊断率较高的检查,若有阳性发现,则予相应治疗。若以上检查均阴性,对于反复或持续性出血患者,则可行血管造影,必要时行血管栓塞,甚至手术探查和术中内镜检查。对于停止出血的患者,则建议其随诊。
参考文献
“旧日重阳日,传杯不放杯。即今蓬鬓改,但愧开。北阙心长恋,西江首独。茱萸赐朝大,难得一枝来。”这是杜甫的一首《九日诗》,诗描写了唐朝宫中重阳节赐酒、佩茱萸的宫俗,也反映出重阳节饮酒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节仪。
关于酒的由来,众说纷纭,汉代《西京杂记》有“自古莫知”一说。但汉代无论宫中,还是民间都有重阳饮酒一俗。《西京杂记》中有一段故事说,戚夫人(汉高祖妃)有一侍儿名叫贾佩兰,她在宫内时,每逢“九月九日佩茱萸、食篷饵、饮酒,云令人长寿。”后来汉高祖死,戚夫人被吕后所害,贾佩兰被逐出宫门,嫁给一个名叫段儒的扶风人为妻。从此汉宫重阳节造酒的方法流传到民间。又据《续齐皆记》记载:东汉时,汝南有一个名叫桓景的人随方士费长房游学,一天费长房突然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中有灾,宜急回去搭救。”还告诉他消灾的办法,九日令家人做绛囊,内盛茱萸缚于手臂上,并“登高、饮酒,此祸可消。”桓景急赶回乡,九日那天照师傅的话,全家系茱萸囊登高,并饮酒,果然避过一场瘟疫。这两段故事,一方面说明,在东汉时,重阳登高、饮酒已有史载;另一方面,这两段故事都与汉代方士(好神仙方术的人)有关系,众所周知,汉代皇帝大多追求长生不老,命方士炼不死之药。戚夫人久居宫中,每逢九月九日(为阳数)食篷饵,饮酒,求长生不死,完全是受方士的影响。而东汉桓景的师傅也是方士,这样看来,我国重阳节饮酒的起源与秦汉方士有密切关系,其最初目的是求阳通神和辟谷成仙。
酒,一般是用酿制而成。但古代一些文人墨客,却喜欢摘新鲜泡酒饮。他们称这样的饮为“露饮”和“落英饮”。据《续晋阳秋》记载说: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一名潜)好酒成性。某年遇九月九日,家中无酒,陶渊明心里急得慌,他放下书本,出门漫步,走到住宅东边的竹篱下摘了些,然后坐在地上闷闷不乐,正巧望见王弘穿着一身白衣给自己送来一坛酒,陶渊明高兴地跳起来,并顺手将泡入酒中,不料泡有的酒更是发出奇特的酒香,两人大杯畅饮,双双醉倒在树下,从此,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成了名句,他用鲜泡酒也是一例创举,日后,一些文人墨客遇到重阳节,必集树下。一边采鲜菊酌酒,一边吟颂菊酒诗,成为酒事中的一种雅趣。
唐宋以来,宫中重阳节始有赐酒的宫俗。据《唐书・李适传》记载:“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葡萄 ,赐朱樱,秋登慈恩寺,浮屠献酒称寿……”。唐王游山玩水也想有点文化气氛,多些诗情画意,故特许宰相和学士从游,春天有梨园水边之游,夏日有葡萄园之游,遇重阳必登佛寺,饮酒,唐王春、夏、秋三游,一来是应时赏景,更主要是祓除辟病,求长寿。重阳节赐酒的宫俗一直相传下来,历代不衰。据《月令广义》载:“宋九日赐群臣糕、酒。”《辽史・礼志・重九仪》中也提到:“引臣僚前班立,所司赐酒。”与唐朝相比,宋、辽宫中赐酒已普及到群臣。可见,宫廷赐酒的节仪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被视为长寿之物,因此,宫廷中向群臣赐饮酒实有赐福之意。君王也可以借此和睦君臣的关系。
操曰:“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
这里交待得很清楚,曹操邀请刘备是因为怀念去年征讨张绣的故事,故要和刘备一起赏梅;又交待“盘置青梅,一樽煮酒”,即青梅没有和酒一起煮。尽管已经知道青梅没有与酒一起煮,还是有必要弄清楚为什么要煮酒这个文化现象的。
如果真要煮酒,曹操所煮之酒定不是现在的白酒,而是黄酒、米酒之类。“曲酿酒法作为基本的酿造法,一直沿用下来,这种方法酿出来的酒,即是甜米酒或黄酒。”“在蒸馏酒的引用开始普及的明代以前,人们饮用的基本是米酒和黄酒。”(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37页)即使是煮酒,也不是煮沸,而是加热的意思。关于热酒,《红楼梦》第八回有一段论述:
这里宝玉又说:“不必温热了,我只爱吃冷的。”薛姨妈忙道:“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要打颤儿。”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快不要吃那冷酒了。”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酒,命暖来方饮。
在《三国演义》第五回交待关于“温酒斩华雄”时,也印证了“煮酒”其实是热酒。《三国演义》因是明人罗贯中所写,为了增加故事的感染力,故意渲染了一些,其实《三国志》中并没有“煮酒”赏梅一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
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这里只是说刘备与曹操一起吃饭,并没有说赏梅煮酒的事情。煮酒在汉代并未形成风气,是后来才形成的一种习惯。
酒在《诗经》中有四十多首写到过,但并没有一处写酒要温着喝的,说明当时并没有温酒的习惯。汉末,饮酒更成为一种风气,曹操《短歌行》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全三国文》卷八魏文帝《典论・酒诲》说:“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寝地者,辄以刺之,验其醉醒。”可见酒在汉末是很流行的一种饮品。但由于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曹操曾一度作禁酒令,当时名士孔融还专门写文章攻击曹操禁酒举措,得罪了曹操。之后到“竹林七贤”时,把酒与文人风度联系了起来,刘伶还著有《酒德颂》。此时也未见有温酒而饮的痕迹。
晋陶渊明写过《饮酒》诗二十首,多为诗人酒后所作,题为“饮酒”,但主旨大多表达归隐后恬淡悠闲、潇洒飘逸、自然自在的心境。同时,也反映出酒在陶渊明的高雅饮法,“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陶渊明《读山海经》)。他此时饮酒已经不像“竹林七贤”那样无度,而是用一种享受的态度去品酒,“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陶渊明《和郭主簿》),“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陶渊明《移居》)。这时的饮酒,也不曾有温酒而饮的痕迹。
唐宋时代,酒就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文学现象了。“引酒入诗”成了一种自觉,饮酒既是一种生活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饮酒也不只是为了喝醉,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北宋朱肱撰有《北山海经》,共三卷,上卷总论撰写《酒经》之缘由和概述前人成果;中卷叙述制曲理论及制曲具体方法;下卷叙述酿酒工艺,包括一般技术理论和具体制作方法。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酒母》一章,专论酒母制作的方法和类别等。大概宋元以前所酿之酒,度数较低,大多数为黄酒、米酒之类,明以后随着酿酒技术的不断提高,酒的度数也就不断提高了,接近于现在的白酒。“‘烧酒’一词出现于唐代,自唐而后至今一直沿用,并且均是特指蒸馏酒,即今天人们习惯所说的‘白酒’”(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第126页)。唐以前制酒大多用酒曲,唐时使用蒸馏造酒法,但并未大量饮用,因而当时人们所饮之酒度数仍不高。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载:
石曼卿喜豪饮,与布衣刘潜为友。尝通判海州,刘潜来访之,曼卿迎之于石闼堰,与潜剧饮,中夜酒欲竭,顾船中有醋斗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至明日,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着械而坐,谓之“囚饮”;饮于木杪,谓之“巢饮”;以稿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鳖饮”。其狂大率如此。
这样大量饮酒,概酒度数不高。但人们早已意识大量饮酒不好,“平居不得嗔、叫、用力,饮酒至醉,并为大害”(宋沈括《梦溪忘怀录》)。又见沈括《续笔谈》:
韩退之诗句有“断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万事无过酒”。王荆公戏改此两句为“一字题”四句曰:“酒,酒,破除万事无过,断送一生唯有。”不损一字,而意韵如自为之。
菊也是我的最爱,原因不是“此花开尽更无花”,而是菊的淡雅,菊的默默无闻。
菊乃花中隐者,它没有牡丹的华贵,也没有月季的娇媚。它不象梅,虽清新却枯瘠;也不象兰,虽淡雅却孤独。菊生活在一个品种繁多的大家族,它不寂寞,但它却想做一个隐者,在百花中静静的生活,静静的开花和枯萎。不得不想到那句“结庐在人境,但无车马喧。”这乃隐者的最高境界。
当陶渊明在自家的小院中写下千古名诗《饮酒》时,他的心情该是多么畅快呢?夕阳下的小院中,一个人独饮美酒,欣赏满园的,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啊!
有满园相随,即使孤身一人也不会寂寞,饮酒赏菊,乃人生一大快事!
而如今,谁又能真做到“心远地自偏”呢?人那,总是被一些烦杂琐事冲昏头脑,也便无心享受到过程的美好了。
墨绿色的叶子,金黄色的花,淡雅,清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是陶渊明弃官归隐后陆续写成的一组五言古诗,为酒后高兴之作,大多直抒胸臆,挥洒真情,实际上是借“饮酒”的题目,写多世事人生的感慨。这组诗共20首,以这一首的格调最为闲雅有致。
诗人从居住的草庐写起,反思归田后自己的生活状态。他并没有隐居山林岩穴,也没有寄身庙宇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身处“人境”。凡是在有人群的地方,照理也就会有闹市,也就人来车往,喧哗不绝于耳,可诗人却说“而无车马喧”。这是为什么呢?第三四句的自问自答揭开了谜底。“问君何能尔”一句转换叙事角度,将抒情主题客观化,仿佛在以第三者的好奇心追问下去,颇富情趣。“心远地自偏”一句,以及为精炼的语言,做出了回答:因为心情闲适,心志高远,所以居所也显得偏僻安静。
诗的前四句构成一个意义“方阵”,通过叙事和议论,定下全篇的基调。王安石曾赞赏这四句诗为“奇绝不可及之语”,推崇备至。以下几句主体隐去,进入“写景区”,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道的“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妙手偶的之笔,是在不经意中道出的“绝妙好辞”,可谓浑然天成,不工而工。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化境。“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两句,抒情主体又渐渐浮出,写眼前景物,脱口而出,不事雕琢,自有神韵。最后两句,诗人写出了对良辰美景神往而又迷茫的情形。这里暗用了《庄子。外物篇》的说法:“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者而言。”就是说再精妙的语言,也不足以传达人们复杂的感受。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就是舞蹈,就是无声的沉默。也是隐居后生活的写照,现在工作压力大的人不也是都希望过这种日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