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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示与内藏
就考试的角度而言,材料作文的材料,不可朦胧暧昧,让考生摸不着头脑,也不可一览无余,让考生失去个性解读的空间。这就要求作文题的材料必须既具能让人看得明白的特点,又具内蕴丰厚、见仁见智的特点。
从明示的角度看,为了有助于考生对材料的把握领会,命题人常常会对材料作必要的明晰化处理。或在材料中设置导向分明的话语,比如江苏卷作文材料末尾的“大家若有所悟,那里的环境也许更适宜吧,小小的蜡烛竟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湖北卷作文材料末尾的“人生也是如此,所谓‘上善若水任方圆’”等;或借材料中人物之口,传达材料意图,比如新课标全国卷Ⅰ作文材料末尾老切割师说的要有经验、技术,更要有勇气。不去想价值的事,手就不会发抖,辽宁卷作文材料中老者的话“变成了珍珠,就没人忽视你了”等;或直接在作文要求中指出入题方向,比如北京卷就在作文材料讲完后,明确给了考生一个思维方向“科学家与文学家各自对手机的看法,引发了你哪些思考、想象”。
总之,增加材料的明晰度,对于考生抓握材料、快速入题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但这里面还有个处理适宜的问题,因为命题人针对材料设置的导向语愈是执着强势,便愈会抑制作文材料其他文字内容的信息传达,从而风干材料丰润的内藏。在这方面,江苏卷或许是做得比较好的。首先江苏卷作文材料末尾的导向语,本身内蕴就是比较丰富的,它给了考生多个思维落点,如环境、蝴蝶、小大关系等;同时这一导向语又不是顾此而不顾彼的,它在引导考生把握材料意向的同时,还兼顾了整个材料的意蕴面,“大家若有所悟”一语,既提示了“悟”的结论,又对材料中探险者先前行为过程中的相关信息予以回审,从而使点与面之间获得了连接。能够很好地处理作文材料意指上显性与隐性的关系,让考生读后有抓手,又不失个性发挥的空间,江苏卷有值得称道之处。
二、原色与着意
文本解读之所以迷人,正在于其间存在着个体解读的差异性。作文材料作为文本呈现于考生面前,某种程度上应该最大限度地给考生留下个性解读的空间。为此,命题人在出具作文材料时,就须尽可能客观地原汁原味地去呈现它,力求让材料少着甚至不着上主观色彩,以减弱对考生自主理解的抑制。然而,高中学生既定的文本解读能力与高考特有的情境限制,又要求作文题在审读上的难度应当适宜,不能出位。如此一来,如何处理好客观呈现材料与主观引导阅读之间的矛盾,就成为高考材料作文题命制的一大难题。
从既要保持材料原色,又要降低审读难度的角度看,似乎采取借材料中人物或材料原作者之口暗示材料意向的做法,比较稳妥。不过这里面又存在着一个材料本身意指强弱的问题,材料本身意指太过隐含,势必让考生难以把握,但若意指过于强势,又同样会抑制住考生的自主领会。比如辽宁卷,命题人借材料中的老者之口给考生传达了立意取向,做人须“变成珍珠”,然而这显然太明露执意,大有一叶障目难见森林之势,于是命题人又在材料最后缀上年轻人的疑问:“不过,沙子一定得变成珍珠,才能被人承认与尊重吗?”这样一来,材料的单向性强势得到削减。不过,细细推敲一下,不难发现材料中人物的话语强势多少还是抑制住了材料其他方面内蕴的展示,老者的话也好,年轻人的话也好,都是指向于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材料中本来蕴含的怎样做人(是过于看重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问题,却被强势意向遮挡在了背后。再如福建卷,命题人直接取用顾城的诗《忧天》,不作任何主观干预,表面看似乎把解读权完全留给了考生,但事实并不如此,因为诗歌中作者本人的主观取向太强势,“哦,不能!为了拒绝这种‘自由’,我愿……”,态度鲜明的话语,让考生实在不易从其强有力的牵引下摆脱出来。可见,通过材料中人物或材料作者来传达材料意向的做法,也并不一定能留给考生多大的解读自由。
倒是重庆卷的做法,或可一探。重庆卷作文材料取自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之《转化的灵感:神奇的豆腐》。命题人只是客观地呈现了大豆转化为豆腐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但却在物物观照中自然地让作文材料融入了“谈转化变通之妙”的大体取向,同时又没有因此而损抑材料其他方面内容信息的传达。比如,就大豆方面看,可谈好东西(人才)亦须有好的表现形式;就盐卤点豆浆的简单变化方式来看,可谈小创意的大功用;就大豆到豆腐来看,可谈怎样发挥事物(人才)之长的问题,或联系社会现实肯定“善变”抨击“恶变”,如此等等,材料的诸多蕴意,都未因主体意向的存在而受到干扰。看来,重庆卷这种不用主观意向天生就强的材料,而又能尽量采用客观性较强的说明语体弱化命题人主观渗入的做法,还是值得研究的。
三、整一与发散
材料作文的材料,无论是单元独体型的还是多元组合型的,其内容取向上都该是相通的,该有一个统领全部材料的意向,以便于考生理解把握。与此同时,在整一的基础上,材料还须具备多角度理解的活力,要有一定的发散性,以便于考生的个性发挥。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最便捷的做法,似乎莫过于采用多元组合型材料了。如浙江卷,组合了三位作家的话,一方面三位作家的话有共同的话题指向,都是针对“童真”的,从而保证了材料的整一性;另一方面三位作家的话又是各有侧重的,或强调孩子眼光纯真的特点,或强调社会发展剥蚀了孩子般的纯真的现象,或强调世界失去孩子般纯真的后果,这就保证了材料解读上的多向性,使其具有了发散的活力。
与多元组合型材料具有发散的优势相比,单元独体型材料要做好整一基础上的发散,还是颇有讲究的。不少独体型材料,为了渗透命题在解读上对考生的引导,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材料的发散性。比较而言,广东卷的做法不乏启迪性。广东卷从生活现象出发,提炼设计了白手致富者救助贫困家庭的事例,并于富翁施助的母题下,给出三位受助家庭的不同态度,且命题者不作主观介入,这便让话题取向整一的材料,获得了多向发散的活性,从而既保证了考生能够轻捷准确入题,又保证了考生能够拥有较大的自主选择发挥的空间。
四、普适与独到
一
我们不妨从基本事实和基本依据的问题谈起。
先来看“孟子三乐”(2011年江西高考作文题)。余文认为这个题目“内容过深,超出大多数考生的思维和认知水平”。笔者认为,这是没有依据的。从这个题目的材料看,要求谈的实际就是亲情、问心无愧和育人之乐。对这“三乐”,考生或自己有亲历,或身边有见闻,加上脑中有思考,完全与他们的思想、生活实际相符合,适合考场作文,或记叙或议论都不难成篇。事实上,当年的社会观感除了对“育人之乐”有所质疑,觉得考生没有经历外,对其他“二乐”反映良好。即便是“育人之乐”,在试卷评阅中,也发现不少考生据自己见闻的老师的事迹,甚至是联想“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老师)”,写成了优秀的记叙文。如果选择的是对该“乐”加以议论,则更不存在所谓缺乏经历的障碍了。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此题生发于考生都学过的教材《先秦诸子选读》(该省定为限选教材),教材中有道练习题要求学生概括自己从孟子三乐中得到的“认识或启发”。文题其实就是要求考生将这里的“认识或启发”扩展成文(或据以写作记叙文),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举:既在情理之内,不为难考生,又出乎意料之外,难以套押。另外,此类命题,还明显含有对读写结合的教学导向的考量。可见作者是在并不了解考生的思想与生活和现行的教材与教学实际的背景下撰就此文的。
再看“_____而知之”(2013年天津高考作文题)。余文评述“该题内容过于玄乎,考生不易理解”,同样于实无据。其实,这也是从教材中衍生出来的一个较好的题目。考生学过、懂得“学而知之”,在课堂上、教材中还学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质疑问难”,“慎思明辨”,“实践出真知”,等等。他们一定还听说过“玩中学”,“边做边学”,“学问学问,又学又问”,“理不辩不明”这样的大白话(其实是真道理)。于是,就很容易由“学而知之”迁移而为思而知之、问而知之、疑而知之、玩而知之、干(做)而知之、辩而知之,等等。填上一个合适的字眼,变成自己有“心得和体验”的题目,对考生来说算什么难事呢?“玄乎”云云,就不知从何而来了,这恐怕是作者的主观臆测,考生是不会也不应当觉得“玄乎”“不易理解”的。既如上述,推论下去,余文所谓“尤其是(对)农村考生来说,要让他们谈‘学而知之’以外的学习,恐怕也是很难的”,可以说更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广大的农村考生面对这种廉价的“同情”,恐怕不但不会有所领情,反倒会觉得伤了自己的尊严吧?
最后看所谓的“三怕”。余文说“2013年某省作文题”“是对中学生学习中‘奥数、英文、周树人’这‘三怕’发表议论”,这里无视题目本身表述及要求,有断章取义之嫌。题目提供给考生让他们选择的对象很清楚,除了“三怕”,还有对应的“三不怕”和“三喜欢”。同时,题目要求的是写议论文或记叙文,而不只是“发表议论”。怎么余文会对这些视而不见呢?此外,余文说材料所涉及的“并非是考生这个群体可以说得清楚的问题”,也与考生和实际颇有出入,需要具体分析。题目中的问题都是考生的问题,考生都是“问题中人”,就自己和身边的问题发言,不是“感同身受”,而是“感为身受”,本应最有话语权。至于是否能说清楚,试问,对那些问题,有哪个群体又真正说清楚过呢?按说,换个思路听听“当事人”的声音,或许能另辟蹊径。果然,卷面上就出现了一批见解独到的优秀作文。倒是来自考生的声音提供了他们别开生面的参照和思路,新颖、纯真而可贵,更有其价值!由此还可见,这个文题,在高考命题中也体现出了新课标关于教育、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理念,同时也印证了这一基本理念的正确性。的确,也有为数不少的考场作文是不合格的,这既不是因为余文所说的“说(了)些言不由衷的套话”,也不是因为“公众对此(有)颇多争议”因而难以“说得清楚”,更不是所谓的“牢骚和抱怨”。目前该省披露出来的这部分考生作文,实际上都只是说了些泛泛而谈、虚应故事之类的严重偏离题意的话(如真是所谓的“牢骚和抱怨”倒算是扣了题呢)。相当一部分考生对发生在自己身上和身边的事情以及本应十分熟悉的声音,好像十分麻木——“本应最有话语权”的,竟然无话可说!看似咄咄怪事,其实见多不怪,恰好反映了当下作文教学的问题所在:平时和考前不少指导者(多为押题者)和教师都习惯或热衷于把那些天下大事、中外名人、哲理圣言等按材料和主题分为大大小小的类型,让学生去背去记,同时针对背记的材料传授如何套押、如何“通吃”的“方术”,而不是训练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写作能力。一旦“遭遇”到像今年这样贴近“地气”而远离“空气”的材料和题目,要“我手写我口”了,要写真情实感了,就反而不适应,傻眼抓瞎,无从下手,连套也套得捉襟见肘了,是可想而知的事,不严重偏题离题才真叫奇怪。这实在是作文乃至语文教学的悲哀!
二
余文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考作文题”,整个讨论却与上述相关的种种事实不相符合,或者说对考题、考情和教情、学情颇有隔膜,分析因而缺乏理据,失之粗疏和简陋,观点因而缺乏支撑,失之片面和武断,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余文本想对作文命题丛生的乱象进行纠偏,但由于实际存在的上述问题,却反而新添了或者说强化了某种乱象元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仅凭主观臆测——脱离或不顾基本事实去讨论、评价文题内容方面的深浅、难易和能否说得清楚等问题,搅乱了本来客观公认的基准和经验,使人们徒增困惑(深浅难易等究竟怎样把握)。为此,上文已力陈理据加以廓清,兹不赘述。
第二,在内容方面的评价上,余文除了脱离基本事实,还很明显地依循陈旧过时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导向标准,与现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倡导作文要“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要“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束缚,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的价值取向极不相符。比如判定某省的作文题“是对成人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否定,会让青少年一代在即将步入社会之际产生一些消极的预设”等,就是如此。文题或考场作文也许会对某些社会不良现象和方面有所讽刺与批评,但既不是谩骂、侮辱,也不越道德和法律底线,本应加以肯定和鼓励,北京语文阅卷组长就说,“阅卷时发现针砭时弊,所论适当(的),还会给高分,这也是我们鼓励说真话,鼓励考生敢于表现个性与才情的一种体现”。(程翔《“真情实感”与“思想健康”》,《中学语文教学》,2013年第1期)余文不加肯定和鼓励也就罢了,反而视其为“不够积极、阳光”,“思想导向存在偏颇”,指责为“引发抱怨、牢骚”。据此,上述课程标准的“取向”就更是难免有引发消极、乱套之嫌了。余文不是倡导作文要有所谓“合适的思辨”吗?何谓“合适”,把上述反思性、批评性和富于青少年个性特点的写作思维排除在外,是否“合适”?再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衡文评题了,否则,一直以来影响巨大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乱象因素何日能休,让人深忧。
第三,余文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考作文题”,整个讨论却基本脱离高考作文的目的和功能,仅就写作的内容(即“写什么”)方面去作评价(而且还如刚刚所说偏狭于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内容),而无视“怎么写”(写作能力)这一在高考作文上具有本质性意义的方面,真是明显的片面和偏颇。这对纠正当下高考作文一味扎在“写什么”上套题押题的普遍乱象,引导教师走出只教套押“方术”的误区,改变写作教学长期“低效、无效乃至反效”(孙绍振语)的现状,显然有弊无益,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说,还可能使乱象愈演愈烈,同样让人深长忧之!
三
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高考作文题呢?
这就首先需要问一问语文高考为什么要考试作文,或者说高考作文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应当是问题的前提和依据。课程改革前后的两个考试大纲都在“写作”部分开宗明义、简明扼要地分别要求考生要“能写作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他常见体裁的文章”,“能写论述类、实用类和文学类文章”。除了对不同文章的文体称说有所不同,“能写文章”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清楚无误地规定了作文高考的目的是要检测考生的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这既是语文学科自身的定位、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其实也是仅凭人们的经验常识就能理解和接受的,近乎数学公理,是毋庸置疑的。于是,顺理成章,问题的答案显然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是能够有效地检测到考生真实的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的题目。只有这样的文题才具有考试学意义上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才真正符合教育部“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有利于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这“三个有利于”的高考命题方针。
众所周知,要命制出这样的高考作文题诚非易事。在这件总有遗憾的事情上,的确也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需要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真正科学的态度,执着地坚守良知,冷静地总结经验,踏实地探索规律,不断提高水平。
根据十几年来全国卷和省市自主命题卷提供的一些范例和出现的某些失误,我们认为,要想命制出切合上述需要的高考作文题,关键之一是要妥善处理好两对紧密结合的关系:一是考查作文“怎么写与写什么”的关系,一是文题“开放性与限制性”的关系。依据考试大纲所规定的上述目的,不言而喻,考查作文“怎么写”(即考写作能力)是两对关系的主要方面和核心所在。对此,在观念上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目前在高考作文题目上的某些纷扰的乱弹和丛生的乱象,归根结底是对这个“方面和核心”的忽视或背离造成的。而要考查“怎么写”,“写什么”又是先决条件。“写什么”涉及的是写作对象、内容和范围的方面。这个方面首先要讲“开放性”,让人进得来,能入题、有话说。否则,即便是能写七步诗的曹植当时如果遇到的是被余文叫好的“钻石切割”之类题目,恐怕也会因为无话可说,断头了事,何谈展现写作才华(能力)。当然,“写什么”上的开放性不是无边的,必须要有限度。否则,就会有海量的套押宿构乃至抄袭之作出现在考卷上(这是时下的顽症),那也不是考生真实写作能力的表现(而且还无疑会使我们的孩子潜移默化地习染上假大空的那一套,这倒是思想导向上严重的真问题,就不只是余文所谓的“消极”和“偏颇”了)。这又要求作文命题必须在写作对象、内容和范围方面具有相当的“限制性”,有如设置一道防火墙,把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阻挡在卷面之外。开放性与限制性结合的理想状态是考生能够且只能说出自己的话。达到了这种状态,一个省几十万、全国几百万考生自有差异的写作水平就都能得以真实地呈现,“怎么写”的能力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卷面上来。似此,才能够保证高考作文目的的达成和功能的实现。
【导语】2018年青海高考语文考试已结束,
(适用地区: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海南)
二战期间战斗机防护,多数人认为,应该在机身中弹多的地方加强防护。但有一位专家认为,应该注意防护弹痕少的地方。如果这部分有重创,后果会非常严重。而往往这部分数据会被忽略。事实证明,专家是正确的。请考生结合材料进行分析。自定立意、自拟标题,写一段作文。为方便大家及时获取2018年高考试题、成绩、分数线信息,
关键词:作文 审题 主题 题眼
近期,安徽省特级教师盛庆丰来我校上作文公开课,我有幸聆听,并难得地像个真正的学生那样,从头至尾都认真倾听做笔记。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盛老师讲解作文的第一个环节——“审题”。我们平常总是教导学生,作文要有文采,语言要优美,修辞要多用等,却常常忽略了最基本的审题。
审题到底是什么?
审题就是仔细地审查研究题目,揣摩命题者意图,从而确定写作要求、主题立意、选材范围、表现手法等。
审题到底怎么审?
高考作文大致分为命题作文、半命题作文、材料作文和话题作文。命题作文的题目往往包含文章要表达的观点、范围或隐含意义等。半命题作文则先要补足题目,然后参照命题作文题目的意义。材料作文就要求准确地领悟材料的中心,并以之为文章的主旨,所写文章才能既切题又有深度。话题作文就要求正确理解话题的含义,包括话题的字面意思、话题的内涵和外延、立意取向和选材范围等。
就审题而言,要使文章深刻、有创新,还要把握最根本的一个规律,即将题目的含义由本义向引申义、比喻义开拓!如果只写本意,难免流于表面,过于肤浅。
我们大概可以把审题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 审清题目要求,确定文章主题。
高考作文命题体现着国家对考生的期望与人生观、价值观的导向,考生的作文也应以此为准绳,所写内容要体现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对近年来高考高分作文分类归纳,我们可以总结出学生常写的四大作文类型——成长励志类(围绕如何成功所涉及的各类主题)、情感道德文(围绕以“爱”为核心的各类主题)、审美鉴赏文(对所有美的事物的赏析)和方法、社会文(以辨证思考、关注社会为核心的各类主题)。
这四大类型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高考作文,掌握这四大主题,考生面对考题时就能快速打开思路,判断题目的主题类型,并从中选出自己最擅长的那一类,从而确定素材。
比如2006年四川高考要求以“问”为话题写作文,可以写成——学海无涯,好问是帆(成长励志文)、问世间情为何物(情感道德文)、疑问之美(审美鉴赏文)、人生就是一部“问”的历史(方法社会文)。2008年上海高考作文题“他们”,可以写成——关注拥有坚强品质的他们(成长励志文)、感谢在成长道路上一直关注我的他们(情感道德文)、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方法社会文)。
第二、审清题目题眼,确定文章重点。
“题眼”是题目的灵魂和核心,把握住“题眼”,也就把握住了文章的重点。如《我钦佩的一个人》与《我喜欢的一个人》,二者的内容虽都侧重于写人,但题眼不同,就决定了选材重点不同。前者的题眼是“钦佩”,后者的题眼是“喜欢”,两篇文章的重点分别为“钦佩”、“喜欢”,两篇文章的选材也要从“钦佩”和“喜欢”入手。
一般说来,题目是主谓句,题眼往往在谓语或谓语中心词上。如《我赞成这件事》,题眼是“赞成”,重点就要扣住“赞成”来写,文章也要围绕着“赞成”展开。
如果题目是动宾短语,题眼往往在动词上。如2007江苏高考作文《怀想天空》,题眼是“怀想”,文章就要写清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行为来“怀想”天空的,文章也要围绕着“怀想”展开。
如果题目是偏正短语,题眼往往是定语或状语。如《北京的符号》,题眼是“北京”,要写出具有“北京”特色的符号,不是“北京”特色的就不能写。
如果题目是并列短语,也就是所谓的关系类作文题,那就要特别注意了,题眼往往是这两个短语,两点都要写,还要写明两者的辨证关系,绝对不能只偏一点。如2007年四川高考作文要求以“一步与一生”为话题,文章就要写明“一步”和“一生”的辨证关系,不能只写“一步”,或只写“一生”。
第一阶段:1977年的作文是《学雷锋的故事》,必须写在学习雷锋的精神中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故事;粉碎“”后,北京第一次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写自己在战斗的一年里的情况,均是紧扣时代。
第二阶段:高考作文题目开始利用语言在特定环境中的引申意义。
1981年的作文题是《毁树容易种树难》,树木的“种”与“毁”分别象征成就事业与破坏事业,题目引发学生逻辑思维,考生可以联想到生态环境,也可以引申为建设或破坏事业。
第三阶段:出现中性题目。
1988年和1994年的高考题目分别是《习惯》、《尝试》,习惯有好坏,尝试有成功失败;1991年的作文题目是就《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择其一。
第四阶段:高考作文题从一元化发展到两元化,1996年提供两幅漫画,让考生选一幅更喜欢的漫画写作;1997年提供3个材料,让考生选其中两个材料,题目变得复杂。
第五阶段:出现了科幻式的想象作文。比如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2000年《答案是丰富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