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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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1篇

可惜，这不是爆米花。9月9日上午8点30分，朝鲜又发生震源深度0千米的5.1级地震，中国的延边等地都有明显震感。不久，朝中社宣布，朝鲜成功进行了核试验。

掐指算起来，这已经是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了。而且速度也越来越快：第一次，2006年；第二次，2009年；第三次，2013年；第四次，2016年1月；第五次，2016年9月。上台前两次，上台后三次。

北边是“麻烦不断”的朝核，南面是威胁中国战略安全的“萨德”，朝鲜半岛的局势正越来越复杂。

时机

这次朝鲜的核爆大概什么水平？

从地震的震级看，跟今年1月的差不多；虽然当时朝鲜号称是在进行氢弹试验，但是根据估测，1月份的爆炸大概就相当于1万吨左右的TNT当量，跟真正的氢弹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第一枚氢弹当量是300万吨TNT）。而这一次的爆炸，则号称是进行的“核弹头”试验；根据岛上军事专家千里岩的分析，朝鲜这次试验的，很有可能是一种可以用于实战（火箭搭载）类型的核弹，有可能已经具备了“弹箭结合”技术，具有了核武器实战能力。

的确，纵观前几次可以发现，在每次核试验的前后，朝鲜都曾有过发射火箭的案例。朝鲜问题专家梁立昌分析称，这种规律可能体现出，朝鲜本身就在不断试验火箭和核弹的搭载。因为对于朝鲜来说，对美国、日本这样的对手，只有导弹搭载核弹才可以威慑，其潜射平台还不成熟。因此，朝鲜的导弹和核技术的“联动开发”，其内在联系是存在的。

那么，选在9月9日这一天进行核试验，有没有什么时机上的选择？

从最直接的看，这一天是朝鲜的国庆日；而在这一天前后，又分别有G20峰会、东亚峰会等重要的国际场合。因此，这次试验，也可以看做是对国际的宣示，如其所声明的那样，向国际社会施压。但其实，以前外界认为朝核试验有规律性，每隔几年一次，但现在的加速可以看出，无论是朝鲜国内还是国外的威胁，都逼迫着核武装的速度。8月份还闹出了朝鲜脱北者、萨德升温的问题；从反制韩美的角度，也是一个展示威慑力的契机。

制裁

1月份的核试验之后，联合国通过了对朝鲜的“史上最严制裁令”，中国也像之前历次一样，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决议。但为什么朝鲜依然可以我行我素？

因为朝鲜国内同外部的联系非常微弱，形成了内部循环的经济结构，再严厉的制裁也需要一定的见效期，朝鲜国内的自给自足能力可以支持一段时间（有可能需要6个月至1年甚至更久）。在梁立昌看来，即使中国把临界的江边、贸易全部锁死，对朝鲜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同时，这种来自国际的压力，也会在朝鲜内部激起更强的反作用力，一定程度上强化其拥核的决心。

与其拉长制裁的长度，不如增强制裁的严格程度。要维持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援助，又要守住“半岛不生乱”的原则，制裁的强度就要拿捏。至少现在，朝鲜还没有太感到“疼”。

赌徒

朝鲜之所以可以三番五次进行核试验，完全不顾联合国的决议，也不顾中国的劝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恃无恐”。

换句话说，在中国释放出“半岛不生战”的底线的时候，朝鲜也接收到了不可以动武的信号。在中美俄等大国博弈下，朝鲜开始生出了赌徒心理。虽然表面上朝鲜把握住了战略主动，游刃于周边大国之间，但这恰恰反映了朝鲜的战略被动。

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体制，面对韩美同盟、安保压力，朝鲜政权的压力更大。现在韩美的联合军演每年都搞，每年都在逼着朝鲜搞一些东西出来。与其说是朝鲜主动，不如说是韩美主动。所以，从朝鲜的角度说，拥有核武就成了非常“理性”的一步棋――往小说，核武可以直接对韩国形成战略威慑和压制；往大说，一直想求得美国承认的朝鲜，拥有了核武，就可以在谈判中赢得更大的筹码。而由于中国没有对韩美同盟明确表态（比如要求驻韩美军撤出），因此朝鲜就不太可能按照中国的意图走，而是以硬碰硬地继续走下去，继续“以小博大”。

死结

朝核问题正在出现死结。

这个死结表现在，各方的不信任都在加深。朝鲜不信任美韩，也不信任中俄（即使提出安全保障）；美韩不信任朝鲜，频频军演；原本的六方会谈已经搁置了7年，并且看上去颇有无限期搁置的架势。搁置的原因，也在这个死结：美韩日要求朝鲜先弃核、再会谈，而朝鲜认为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让我先弃核而我又没什么保证，凭什么弃？

换句话说，这个死结就是现实中的囚徒困境，或者是《三体》里的黑暗森林；由于对对方的不信任，所以选择先下手为强。现在，这个死结是：韩国说，不弃核就布置萨德；美国说，不弃核就不关系正常化（理论上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只是停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把核武认为是自身的生存保障，逻辑上也自圆其说。

但事实上，韩国与朝鲜本身是零和博弈；韩国想要统一半岛，因此与美国结盟；朝鲜想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因此也急切想达成条约，还想一步到位，让中国重视、让美国承认。得利最大的恰好是美国：它可以利用二者的这种心态，保持在本地区的同盟体系，同时遏制域内的战略对手。换句话说，朝鲜这名赌徒，进入的是美国庄家的局。

但现在的国际形势毕竟不是冷战时期，朝鲜也难再在中俄之间游刃有余了。

反思

一边是核武，一边是萨德。核试验是为了对抗美韩，萨德是为了威慑朝鲜（口头理由）；但博弈的结果，受到威胁最大的反而是中国，因为都在中国门口。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半岛战略是不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在梁立昌看来，如果从“南北平衡”这个策略看，不成功。一方面，中国和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没有影响到韩国的安保政策。韩国从统一半岛的角度出发，把自己和美国牢牢绑在一起了，无论是韩美同盟，还是萨德部署，都表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朝鲜角度看，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韩建交起，朝鲜就有了“背叛”的感觉；在20年来的世界形势发展中，中国与韩国、美国的关系深化，也加剧了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怀疑”。

因此，梁立昌认为，中国应该调整半岛战略，从“南北平衡”转向“双向战略遏制”――同时约束南北双方，以中国的利益为标准，违反了的，就得用必要的反制措施让其感受到“疼”。毕竟，对于中国来说，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重要性还是不言而喻的。

复旦大学朝韩研究中心研究员朱芹认为，和平谈判看上去很漫长，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借鉴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组织架构，由中国提议，在半岛地区设立共同的安全机制。这个机制可以先由中国、美国、朝、韩四方组成，结束战争状态，在一个半岛联合体机制下，内部可以存在韩美、中朝等利益联结体。先搭起这样一个平台，摸索出章程、逐步建立部长级会议甚至是首脑会议等，就可以对各方有效约束。六方会谈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约束机制，无法推动问题的解决。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2篇

互补性推动中欧合作

其实，首先欧洲诸国对中国的此番积极示好，在于中欧双方经济形势的逆向而行。尽管可以说欧洲已经基本摆脱了欧债危机，但绝大部分国家依旧陷在“经济复苏陷阱”之中，迟迟未能实现增长。至于中国，当然经济也有所放缓。总理之前提出2015年GDP增长7%的目标，可以看成是中国开始“缓速时代”的一个显著信号灯。然而，与几无增长的欧洲相比，中国依然呈现出对欧洲的明显优势。正是这种中欧之间相对优势的变化，促使欧洲国家对中国态度产生大幅变化。

其次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的起点在中国，而终点恰好在欧洲，实际上起到了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中欧纽带――“丝绸之路”再次激活的功效。并且，“一带一路”不是简单地重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而是一种升级、一种再创造。亚投行的设立更是在相当程度上，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有力的资金和金融支持。

除了经济形势和“一带一路”，中欧贸易的快速密切发展是欧洲国家在马可波罗之后，对中国产生又一次热潮的经贸基础。众所周知，欧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对欧盟而言中国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欧之间去年的双向交易价值高达4670亿欧元，其经济相互依赖度又上了个新台阶。

除了经贸基础之外，欧洲对中国的热切盼望，还在于中欧双方之间极强的互补性。前文所述，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大陆（洲），而中国尽管有些地区已经比较发达，但整体而言尚处在工业化阶段，中欧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少的科学技术都是中国缺少的，诸多的治理方法更是中国所亟需的。

加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在正在启动全面的深化改革，深受欧债危机影响之后的欧洲也在积极实施结构性改革。两者可谓“一拍即合”。倘若简单地从工业制造业出发，“中国制造2025”与“新工业法国”、“德国工业4.0”和“英国制造2050”等战略，在目标上堪称中欧之间的异曲同工之作。

而中欧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正是双方高度互补性的具体体现。让我们看一下去年的业绩就一目了然：中欧贸易额突破了6000亿美元大关，比40年前增长了250余倍。而当时《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所承诺的目标，是“2020年中欧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可见，届时实现该目标完全不在话下。

异质性导致态度迥异

中欧合作的主格调自然是正面的、积极的，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首要的问题是面对中国，欧洲国家之间存有极强的“异质性”，即一部分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另一部分国家却难得分得一杯羹。例如，作为欧盟“霸主”的德国，其贸易在中欧经济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优势，中德贸易在中欧贸易总额中占比高达30%，而有些国家的占比却小得可怜。

由于德国属于“出口导向型”国家，出现这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而相当多的欧洲国家并非“出口导向型”，正是成员国之间的这种高度“异质性”，导致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出现经常的“不一致性”。同时欧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及程度也促使各国对与中国合作持有不同的态度，有时候态度还相当迥异。

“异质性”以及经济利益关系，加上欧盟自身的缺陷，即只有“政治联盟”，而无“财政联盟”抑或“预算联盟”，造成了今天的欧盟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其“经济联盟”的目标，进而直接对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产生诸多影响。

中欧合作至关重要

其实，中欧合作从更高的层面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在未来能否作为一个世界主角登场的关键问题。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排世界第二，美国还是第一；如果将欧盟也视为一个经济体的话，欧盟是世界第一，美国和中国分居第二和第三。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难进前三，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但由于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比意大利还小，自然从综合角度来看，俄罗斯若要在国际舞台起到主导的作用，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中国若要在未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国家，唯一的选择是联手欧盟，尤其是在经济合作领域。

随着中欧关系的逆向变化，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向与流量也出现相应的演变――几十年来欧洲资本投向中国的趋势，逐渐被中国资本投向欧洲的潮流所替代。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累计在华投资已接近1000亿美元；而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存量已超过500亿美元，去年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首次超过欧洲对中国投资。毋庸置疑，欧洲已经成为对中国资本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

从“建设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诚然中欧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欧洲国家此番又向中国伸出了“经济橄榄枝”，中欧合作必将呈现喜人趋势。但如果要对中欧合作进一步提速的话，在欧盟难以在中、短期内对自身加以结构性革新的背景下，中国能做的是如何注意规避欧盟体制的内在缺陷以及中欧合作之间的短板。

美国

面临衰退风险

业内知名经济学家埃里安（Mohamed El-Erian）11月2日表示，美国经济此后两年间仍有25%到30%的概率会发生衰退。

前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埃里安公开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正在陷入“穷途末路”，各国不能仅仅依靠中央银行的宽松政策为生。如果各国不及时转变思路，那么可能会在2017年迎来又一场经济浩劫。他还认为，美国经济将继续自我修复，但世界其他各国的增长困境阻碍了美国的发展。

俄罗斯

明年肉乳品短缺

11月4日，俄罗斯新闻社援引政府支出研究机构Audit Chamber的分析报道称，由于该国家对某些进口食品和原材料采取了禁运措施，明年俄国将遭遇肉类和乳制品短缺的威胁。

俄新社介绍，Audit Chamber的研究报告显示，俄罗斯禁止进口的一些产品，本国的生产能力并不能完全补足缺口。他们还警告说，由于在食品加工生产当中，俄罗斯经常使用外国原材料，因此食品短缺的风险不能忽视。

韩国

通胀率创最高

韩国统计局11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0.9%，为去年11月份以来最高涨幅，高于彭博社调查分析人士的预测中间值（0.7%）。

而据彭博社报道，受利于国内消费和工业产出回暖，韩国通胀率的攀升很意外，创近一年来最高水平。报道认为，价格增长为韩国政府关于经济正处在“转角”的评估提供支撑。今年早些时候，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传染疾病的出现为该国旅游业带来不小打击。

国际油价

2016年走软

北京时间11月3日晚，路透社报道，业内消息人士称海湾石油生产国将部分油田维护工作推迟至明年进行，以确保高产量并降低成本，因为他们预计2016年油价将走软。至于哪些油田受到影响尚不得而知，报道称这些都是高度敏感信息。

消息人士指出，这说明海湾石油生产国在力争尽可能多地产油，因为他们预计明年伊朗面临的制裁取消后，伊朗将向供应过剩的市场出口更多原油，导致油价走软。

南非

贸易逆差大幅收窄

南非税务局日前统计数据显示，9月份南非贸易逆差为8.85亿兰特（约合6398.55万美元），环比大幅收窄91.15%。数据显示，9月份南非出口总额为923亿兰特，环比增长5.6%，进口总额则环比下降4.5%至932亿兰特。

分析人士认为，出口额出现可观增长得益于南非对美国和欧洲等传统出口市场的出口增加，但国内需求疲软与南非货币兰特走弱则导致进口需求减少。

法国

寄望数字经济

法国《世界报》近日报道称，法国和德国决定共同支持欧洲数字经济发展，并宣布对两国的新创企业给予资金支持。而10月末，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了在爱丽舍宫举办的数字经济会议。

报道称，由于在欧洲很难寻求到资金支持，新创企业不得不转战美国市场。此外，政策不统一也是欧洲新创企业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法国未来工业联盟将与德国工业4.0对接，共享未来工业经验。

澳大利亚

低息有助发展

澳大利亚央行（澳储行）在11月3日结束的议息会议后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于2%的纪录低位不变。市场人士指出，这已是该行连续第六个月维持利率不变，主因可能是在以往数次降息和澳元贬值的支持下，该国对矿业投资的依赖减弱，经济正在恢复平衡。

澳储行指出，国内经济以温和速度扩张，就业增长强劲，失业率保持稳定。澳储行行长史蒂文斯表示，“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低息有助于支持借贷与消费支出。

全球并购

破4万亿美元

北京时间11月4日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称，今年迄今为止全球并购交易规模已突破4万亿美元，全年交易总额料将创下历史新高，而高盛成为大赢家，在并购顾问排行榜上占据首位。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金融监管效率 指标对比衡量 层次分析

金融监管是指监管机构针对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监督、控制行为，以此来确保金融机构的安全和控制系统性风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创新浪潮，使得建立于30年代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安全网越来越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暴露出许多致命的弱点，造成了严重的监管失灵（Schwartz，1998；Kaufman，1996）。理论界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及其改进等方面，并且普遍认识到了加强市场纪律对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如何运用市场约束改造传统监管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尽管国内有关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研究文章篇数很多，成果丰硕，但能将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和金融社会最终目标综合起来，并系统性研究金融监管效率的文章并不多。

本文将金融监管的目标和各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优越性相结合，对金融监管的效率进行准确地评价。这里的监管效果评价既包括单个监管目标的效果评价，也包括所有目标综合在一起的总体监管效率的评价。文章对相关指标进行量化，以定量的方式分析各国在不同背景下所选择金融监管的效率。

一、金融监管效率模型介绍

1973年美国运筹学家萨蒂（T.L.Saayt）提出了著名的层次分析法（简称AHP），这是一种简明、实用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该方法的特点是：第一，分析思路清楚，可将系统分析人员的思维过程系统化、数学化和模型化；第二，分析时所需要的定量数据不多，但要求对问题所包含的因素及其相关关系具体而明确；第三，这种方法适用于多准则、多目标的复杂问题的决策分析，广泛用于地区经济发展方案比较、科学技术成果评比、资源规划和分析以及企业人员素质测评等方面。

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层次分析法对于分析系统性和整体性较强、目标较多、难以直接量化和测定的各国金融监管效率是十分适用的。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集2003―2009年的相关数据，对美、英、日、德、瑞士、新加坡、法、韩、印、巴的金融监管效率用层次分析综合法进行对比分析。

1、层次分析体系建立

考虑到金融监管的目的是维持金融稳定，而金融稳定的目的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准则层设置为对外部经济作用指标和金融本行业监管效用指标。隶属对外经济作用指标下的子准则层设置为4个――金融市场稳定程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速度、就业率；隶属金融本行业监管效用指标下的子准则层设置了10个――信息的共享程度、风险传递的控制程度、监管标准的一致性、监管的外部性、重复监管程度、监管真空程度、监管成本、监管竞争效率、监管机构官僚程度、单业监管的效力。

2、各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指标对比阵设置原则：在准则层对目标层及子准则层设置对比矩阵中，由于涉及的非量化指标较多，因此根据各指标的不同性质设置对比矩阵，而这些指标又有些某些同质性和相关性，所以这种设置的对比阵不会有较大的数值，最大的影响只是“稍强”。

（1）准则层对目标层。这里需要考虑的金融监管的效率不仅表现为为金融行业本身服务，更是为整个经济社会服务，但整个经济社会的建设又不仅仅靠金融监管而已，因此设置对内指标和对外指标相同的等级。

A= 11 11

（2）子准则层对准则层。在C1B1中，由于金融监管最直接的作用是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好坏往往对通货膨胀率又有较大的相关性。经济发展速度除了靠金融发展速度外还依靠实体经济，就业率指标就更是偏向实体经济了，因此对比矩阵为：

B=

可知B1矩阵最大特征值?姿=4.01，CI=0.00033

（31 ）=（0.455，0.263，0.141，0.141）T。

C2B2，把这十个衡量监管效力的指标分为A，B，C三类（见表1）。

这里把A类权重设置为2，是因为A类指标一旦发生，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对整个金融系统都具有重要作用，宁可多监管，也不愿产生监管真空；相对地B与C都是对金融监管本身作用较大，因此都设置比例为1。其对比矩阵如下：

矩阵最大特征值?姿=10.069，CI=0.008

=（0.077，0.153，0.077，0.720，0.091，0.153，0.077，0.077，

0.153，0.072）T。

（3）方案层对子准则层。在DC11中，金融市场稳定程度C11用股市波动来代表，数据取自11国2003―2009年份的股票指数。

用聚类分析法将各国波动幅度分为5类，然后可知英国股市最稳定，中、印、巴股市最不稳定，指标对比时设置每一类比其后一类高1等级。

同样在DC12，C13，C14对比矩阵中，先对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和失业率做聚类分析，再根据聚类图，设置各国对比矩阵。其中，由于印度的失业率数据无法查阅，印度失业率没有纳入对比矩阵，得出的对比矩阵是残缺的。不过此残缺矩阵又是可约矩阵，因此，在最后计算权重时，对印度失业率赋的权重为0.01。理由有两个：第一，对本组数据而言不会有太大影响（不到1%）；第二，印度本身失业率很高，所以赋予权重小是合理的。

DC21，C22，…，C210对比矩阵是根据各国金融经营模式和金融监管体制不同，对应的指标等级也不同来设置的。本文各个指标对比矩阵先设定美国为1。各指标下各国指标分值不同，每隔开25分为一个等级。比如信息共享指标，美国是“伞式”功能监管和混业经营，分值为100；假如中国分值为25，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对比矩阵元素为4；假如中国分值为50，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对比矩阵元素为3；假如中国分值为75，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对比矩阵元素为2；假如中国分值为100，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对比矩阵元素为1，即同等重要。各国不同经营方式、监管模式指标比较见表2。

准则层B对目标层A的权向量=（0.5，0.5）T，一致性指标CI=0。子准则层C对B1，B2的权向量分别为=（0.455，

0.263，0.141，0.141）T，=（0.077，0.153，0.077，0.720，0.091，0.153，

0.077，0.077，0.153，0.072）T，一致性指标分别为CI=0.00033，CI=0.008。

方案层D对子准则层C（共14个因素）的权向量和一致性指标CI（k=1，2，…..14）列入，其中C对A的权向量=W×，而W是以，为列向量的14×2矩阵，=（，0，0，0，0，0，0，0，0，0，0）T，=（0，0，0，0，）T。

经过计算，方案层D对目标层A的组合权向量为=W=（0.093，0.086，0.090，0.079，0.098，0.102，0.084，0.096，0.117，

0.088，0.066）T，，即各国监管效率比较（见表3）。

3、计算结果分析

由表3可知，11国中，作为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中国金融监管效率最高，但是同样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巴西监管效率却是最低的，印度居中；在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的国家中，新加坡和瑞士监管效率较高，德国监管效率较低。这说明国家在选取监管方式时一定要和本国的背景相符，要将本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监管控制力度等问题纳入考虑。

三、结论

从效率比较表可以看出，混业经营的国家实行集中监管并不一定能取得好的监管效率，如法国、德国金融监管效率就偏低；在分业经营体制下，实行分业监管的监管效率不一定就低，这说明每个国家的金融监管选择要与该国政治经济体制相符，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中国在选取数据的11国中金融监管效率相对最高，这说明在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统一监管还不需要代替分业监管，但是需要在局部上加强监管。随着统一经营趋势的到来和金融工具的逐步创新，我国目前的监管方式会逐步面临监管模式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Schump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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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蒋海：论弹性监管与金融效率[J].财经研究，2001（9）.

[6] 马志伟：对多渠道金融监管及其效率的探析[J].银行与企业，1999（8）.

[7] 托马斯.L.萨迪：领导者：面临挑战与选择――层次分析法在决策中的应用[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8] 郭田勇：金融监管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铀；铀价；铀矿勘查

2006年是世界铀矿业史上重要的一年，铀现货、期货价（TradeTech和UxC）创历史最高（2006年12月达到187.2$/kgU）。与2005年同期的铀现货（95.108$/kgU）、期货价（93.938$/kgU）相比，增幅约一倍。2006年也是世界铀矿山生产史上的一个多灾之年，雪茄湖铀矿受到山洪袭击，麦克莱恩铀矿采矿地质条件发生突变，遇到大量低品位矿石，贾比鲁卡铀矿遭意外旋风的侵袭，奥林匹克坝矿山生产设备维修而使铀生产断续进行……。哈萨克斯坦铀生产量稳中有升而跻身2006年度世界铀生产量三甲，美国矿山铀生产量、钻探费用和工作量达1999年来最高，蒙古在西方资金的注入下，硬岩、砂岩铀矿勘查与开发双获实质性进展……。地下常规方法开采的硬岩铀矿产量依旧是世界铀产量的“中流砥柱”，来自地浸方法的铀产量老老占据世界铀生产量1/4的份额。

1，铀价

2006年国际（TradeTech和UxC）铀现货价年初（2006年1月）为96.2$/kgU，年末（2006年12月）飚升至187.2$/kgU，全年平均达到121.71$/kgU。2006年的铀现货价格不但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2001年11月和12月为18.46$/kgU），而且也创造了铀价史上最高（1978年6月和7月为112.48$/kgU）,见附图。

1.1铀价创新高之缘由之一

全球核电的现状与未来为世人普遍认同与看好。包括稳固核发电为基调之一的美国新能源政策正在得到了贯彻与落实，反恐工作促使各核电厂加大各自的铀燃料储备；铀矿资源殷实的澳大利亚的“三矿”政策（全澳同时生产的铀矿山限三座：兰杰、奥林匹克坝、贝弗利）未有松动；地处高纬度的北欧、西欧诸国核发电已成为其民生、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但铀原料主要取自海外；俄罗斯是世界上同纬度各国中人均用电量最少的国家之一，核发电已成该国重塑世界强国的必然选择，但其近年来铀矿勘查、开发缓慢，高浓铀转来的核电低浓铀出售以压库存而获利为俄铀工业的主要业务；东欧各国油气供应受到俄罗斯的牵制，一直依赖俄罗斯核原料供应支撑的核电厂也会遭到不测吗？追求铀燃料来源多样化成为他们的时尚；印度、中国的大国经济崛起需要有强劲的能源作后盾，两大国分别制定了各自未来核发电计划；经济强国日本、韩国本土能源矿产稀缺，两国经济对核电的依存度愈来愈高，对海外铀的依存度也愈来愈大。所有这些事态孕育、促进各国加强在世界各地的铀的探、采、冶及商业采购活动。

1.2铀价创新高之缘由之二

2006年是全球世界级铀矿山生产的一个多灾之年，加拿大阿萨巴斯卡盆地中世界级大矿-雪茄湖受到山洪袭击，矿山生产竖井进水，矿山生产不能正常运行长达6个月之多。世界著名的富、大铀矿山之一的麦克莱恩湖铀矿，2006年整个上半年地下掘进中地质情况突然变差，高品位富矿“神秘尖灭”，选矿厂得到大量低品位铀矿石，经济效益变差，产量萎缩。2006年-澳大利亚北部的贾比鲁卡意外遭到一场旋风的侵袭，导致该矿06年上半年铀产量大减。世界铀生产第一大户-奥林匹克坝“带伤运行”，不定期的设备维修致使矿山在较长时间里断续进行，产量下滑，2006年4季度仅生产822tU，较2005年同期下降23%；与2005年下半年比，只生产1615tU，同比下降25%。2006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铀产量较2005年同期分别下降了27%和33%，伴随着世界主要矿山的铀产量下降，导致铀价继续震荡并向高位上扬。

1.3铀价创新高之缘由之三

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近年来美元对世界其他货币的汇率的变动、铀市场上出现的“套头”交易、俄罗斯政府铀贸易新老体制、机制存在的矛盾与摩擦导致俄-美高浓铀转换为核电用低浓铀的供货贸易合同的履行出现间断现象、2013年后俄罗斯的高浓铀转换为核电用低浓铀的政策可能有变等等，也多多少少地对铀价起着潜在的影响。

铀价上涨，促使世界各地铀的勘查、开发活动逐步升温。2001年时，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怀俄明州、尤他州、科罗拉多州欲开发铀矿的申请项目为2000项上下，而到2005年时就达到18000多项。西方国家的铀矿勘查、开发公司现在在蒙古国的找铀、开发铀的租赁地多达20-30块。在加拿大阿萨巴斯卡盆地中从事找铀的公司目前也有30多家（也包括个别中资公司），西方国家渗入前苏联卫星国及非洲实施铀的探、采、冶活动加剧。所有事实表明，一股新的铀活动正在世界各地涌动。

2，铀交易量

2006年现货铀交易量为12705tU，期货铀交易量为77000tU；与2005年的现货铀交易量13860tU，期货铀交易量92400tU相比，均有小幅下降，但总体还维持在历史较高水平。

，铀生产

澳大利亚、加拿大、哈萨克斯坦的铀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0%，是2006年度世界铀生产量三强。虽然2006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铀产量较2005年同期分别下降了27%和33%，但是哈萨克斯坦2006年铀生产稳中有升，达到历史新高，为5279tU，较2005年增加25%左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刚独立时，其铀产量仅列世界20位之后，到1999年时还只列世界第16位。在2001年时，哈萨克斯坦年产铀1925tU。2005年时达到4357tU，2006年则高达5279tU，仅次于澳大利亚、加拿大，跻身世界三强，让世人刮目相看。按照目前的态势，到2010年时，该国的铀产量将达到7161tU，在2015年时预计可能达到15400tU，坐三望二的态势几成现实。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铀矿勘查活动始于1948年，现拥有6个铀成矿省、50多个铀矿床。1970年地浸采铀试验成功后，找矿工作发生战略转移（由硬岩转向砂岩）。因盛产“层间氧化带型砂岩铀矿”而使楚萨雷苏伊盆地、锡尔达林盆地与加拿大的阿萨巴斯卡盆地同样成名。哈萨克斯坦的铀工业为1997年成立的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掌控，麾下有17个地下开发、地浸生产的铀矿山及铀矿床。如今该国有4座铀加工厂在运营，处理加工来自8个地浸砂岩铀矿床和1个地下常规开采的硬岩铀矿的地浸液和铀矿石。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铀开发活动计划比找铀活动计划多，与哈萨克斯坦合资、合作开发铀矿的国家有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及中国等国家的多家铀业公司。

此外，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哈萨克斯坦至今未建立起独立的国家电力网。只有其北部与俄罗斯相连的输电线及与其南部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连接的输电线，为此该国欲建核电厂，完善、健全国家电力网。2006年7月25日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联合投资营建核电厂的协议。该协议价值10×109$，双方各出资50%，内含建造一座核发电厂和一座年生产能力可以达5000-5775tU的大型现代化铀处理加工厂。该铀工厂设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南部的安加尔斯克，它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铀工厂，包括铀的处理、加工、转换及浓缩等全过程。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大部分地浸铀矿的生产成本在18.2$/kgU-39.0$/kgU之间。

纳米比亚的罗辛铀矿是唯一位于非洲大陆的世界十大铀矿之一，该寒武纪时代的侵入体白岗岩型铀矿是1966年航空放射性测量发现的，1974年起断续投产，2006年该露采铀矿的产量达到3080tU。历经32个年头，矿山步入枯竭期。原打算2009年停产，后经全面评估后，正式宣布延长生产并到2017年退役，令矿山经营方与纳米比亚政府欣慰。此外，在2007年前该国另一个大型表生钙质壳型铀矿-兰格海音利奇（确定、推定储量19120tU、推测储量21460tU）铀矿床会有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投资，用露采方法生产。值得一提的是，该矿床的生产成本仅为在澳大利亚开发本土的霍尼穆恩地浸砂岩铀矿的87%（前者为33.8$/kgU，后者为39.0$/kgU）。

尼日尔拥有8座万吨级的砂岩型板状铀矿床，大部用露采方法生产，少数用地下常规方法开采。近十余年来铀产量平稳。2006年铀矿的产量达到3080tU。估计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该国每年的铀产量会维持在此水平上，出售铀是尼日尔国家的重要稳定外汇收入。

俄罗斯是近十年来铀矿勘查、铀矿开发表现最不成功的时期。铀矿勘查未获进展（没有发现新的铀矿床、提不出新的铀成矿理论和找矿模式、没有研发出新的找铀方法及勘查技术）。铀矿山产量增长缓慢，履行1993年签署的美国-俄罗斯高浓铀转换协议是要事，截止到2006年3月已有269高浓铀转换为7868核电用低浓铀出售到西方。

印度是一个正在形成市场经济的潜在人口-经济大国，未来欲新营建核电厂十余座。一方面铀资源匮乏，另一方面铀活动依旧施行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家所施行的计划经济管制。尽管该国拥有完整的铀工业体系，但是铀矿勘查与开发开发长期不成功。为此政府目前打算进一步放开铀活动并朝私营化方向发展，到海外（如加拿大）收购、勘查、开发铀矿等措施都是印度铀工业正在采取和实施的重大变革。

日本、韩国是两个能源矿产奇缺的经济大国，年核发电量分别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4%、4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核电，两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就会遭受致命打击。两国国内现无铀矿业活动，为此他们与多个海外铀公司谈判、签合同买铀；与多个国家谈判以合资、合作形式勘查铀矿、开发铀矿，在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纳米比亚、尼日尔等国境内的多个铀勘查、铀生产项目和计划中占有一定股份。虽然日、韩在几年前就建立了其稳固的铀原料供应保障体系，核电铀原料储备仅次于法国，但是2006年的铀储备降到历史最低。

美国2006年前三季度的铀产量已创其近十年新高（达到1117tU），产量的大部来自用原地浸出开发的砂岩型铀矿，位于亚利桑那州境内的一些塌陷角砾岩筒铀矿会在06年后用露采方法开发。铀矿从业雇员也从03年的三百多人到04年的四百多人，再到05年的六百多人，2006年达到了七百多人。铀矿从业人员的年薪也由上年度的31250$增至当年度的46154$。美国矿山铀生产量、钻探费用和钻探工作量等多项铀工业指标达1999年来最高。

4，铀勘活动

根据目前全球核电发展及其耗铀形势，在未来的5-10年里，全球铀的产需还会是基本平衡态势。然而，铀矿勘查、开发的时间通常为10-20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核电厂5年、10年后的铀原料将来自何方？已签的购铀合同何时得以兑现？现在市场给出的信号给投资者增加信心，世界各地的铀活动正在慢慢热起来。

亚洲的铀勘活动主要集中在蒙古、吉尔吉斯斯坦、伊朗和印、巴等国；非洲的铀勘活动则主要在马拉维、坦桑尼亚、赞比亚、尼日尔、马达加斯加、南非、埃及、博茨瓦纳等国；东欧的匈牙利、斯洛维尼亚、捷克和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也有少量铀勘活动；一向少有地浸砂岩发现实例报道的南美在2006年度里也有发现。铀勘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可能还是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铀勘活动的目标类型选择按各地的实际地质条件为依据，由市场作导向。例如：美国的铀勘活动主要集中在寻找砂岩型和塌陷角砾岩筒铀矿；加拿大以勘查与不整合有关的铀矿为主、澳大利亚集中精力寻找角砾杂岩型和砂岩型铀矿。个别铀矿的勘查、开发成本低于地浸砂岩铀矿的案例给铀矿地勘工作者以新的启迪（纳米比亚的兰格海音利奇表生钙质壳型铀矿床与澳大利亚的霍尼穆恩地浸砂岩铀矿比较，见本文2节）。

限于篇幅所限，需要提一提蒙古。蒙古和中国的同属亚洲四大高原之一的蒙古高原，前者面积156500km2，后者略小，为1183000km2。蒙古立国后不久，前苏联就渗入开始零星的找铀活动，上世纪70年代起就获进展。随着近年来前苏联势力的退出，西方国家的多家铀公司以收购、合资勘查和开发等名义，以较低的价格（与西方国家比）几乎“全盘接收”了早年前苏联-蒙古联合发现的矿床、矿点、异常点带。2006年蒙古境内的铀勘活动集中在乌兰巴托-二连铁路沿线两侧，首都乌兰巴托周边地区以及蒙古-中国东部边界的蒙古东方省的乔巴山周围（中生代的赛德希尔盆地）。前两者以寻找砂岩型铀矿为主、后者在已知的古尔凡布拉格和多尔诺特硬岩矿床所在地-赛德希尔盆地里扩大已知矿床的深部矿化和向周边地区找新矿化。铀勘工作包括赛德希尔盆地里的航空和地面车载γ测量；赛音山达镇周边地区的地面γ测量、土壤铀金属量测量，浅孔γ测量等；乌兰巴托周遍地区的地面氡累积性测量、地面γ测量、浅孔γ测量、土壤铀金属量测量、垂直测深、激发极化和磁测等等。西方铀勘工作在严格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室内样品分析测试、γ总量测井等）、规范、有序地使用物化探方法（航空、地面）等方面有不少值得同在蒙古高原上找铀的中国同行借鉴。从衡量地质科技进步的“四新”标志（新的地质成矿理论、新的成矿与找矿模式、新的找矿、勘查方法）来看，西方铀勘人员做到了，他们提出了赛德希尔盆地里的深部铀矿化（受构造控制的、位于基底花岗岩与火山沉积岩基板上强烈粘土化蚀变带中的铀）酷似阿萨巴斯卡盆地中的铀产出特征的研究认识，可以借鉴、运用与不整合有关铀矿的地质-找矿模式在蒙古高原上进一步探索，这种带研究性的实践有利于东北亚地区探索雪茄湖式的、与不整合有关的矿床的勘查。对此，业内人士会乐观其成的，对其结果也将拭目以待，对中国满洲里地区长期未有进展的找矿工作也有启迪。

5，铀勘费用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里，铀矿地勘活动属于经济地质范畴，政府基本不投资，即便有，也只是政策导向性的，具象征意义，铀勘费用主要来自公司。公司的资金则来源于银行的借贷、或上市发行股票融资。借贷、或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需遵守一定“游戏规则”，公司的地勘活动费用财务报告须经独立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向社会公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铀勘费用也由此获得；在计划经济国家、或正在形成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铀勘费用为特殊敏感数字、或为公益地质范畴，通常由政府买单；更有极少数国家不惜成本地勘查铀矿。例如，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里找矿前要租赁土地，获取铀矿勘查土地租赁费一项，在西非地区每英亩仅为2美元，在东非地区每英亩也只为4美元，在美国本土则高达每英亩226美元。与美国本土比，20世纪60年代每英亩铀矿勘查土地租赁费为1.37美元，70年代为4.80美元，现在竟高达226美元。在计划经济国家、或正在形成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租赁土地找，就不是大问题，或无须此项支出。虽然世界各地铀勘费用的具有一定“滞后性”、“不确定性”及“不准确性”，但对世界各国政策制定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有西方国家的业内人士据历史上的铀价（西方）与历史上的地勘费用间的相互关系推得：目前世界每年的铀矿地勘费约为100×106$上下（03年约为117×106$，05年达到近200×106$），在2010年时每年的铀矿地勘费会上升到230×106$左右，而到2020年时有可能会达到350×106$。

2006年全球的铀需求达到65450tU，预计在2020年时会达到84700tU，到2030年时就增加到110880tU。若按地区分析，在2030年时，北美与西欧核电需铀量会比现在增加35%-40%，东亚、东欧与东南欧的需要量则会是200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世界经济发展、人口增加需要能源作支撑，一座铀矿的勘查、开发通常需要10-20年，未来新建和现在运营中的核电厂的铀原料将取自何方？何时可以到货？除了建立国家、核电厂两级铀储备机制与保障供应体系外，从现在起“加强铀矿勘查，尽快探明一批新的矿产地”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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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eatherEdnieuraniumCIMMagazine.Vol1,No317-25

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东方学 东方主义 东方观 东方观念 东方学方法

一、东方/西方；东方学/西方学

中国的学问，按空间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国学”，研究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其核心是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即汉学；第二是“西学”或“西方学”，是研究欧美（西方）的学问；第三是“东方学”，研究除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学问。当然，在国学与东方学之间，也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例如关于中国与东方各国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其中有一些已经积淀为一个国际性的学科，如蒙古学、藏学、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等，在一定语境下也可以划归为“东方学”的范畴。

在上述三种学问中，国学（中学）和西学（西方学）是众所公认的，以至于在许多中国学人的意识中，除了国学，就是西学。这种意识集中反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文化”、“中西学术”、“中西比较”等等约定俗成的词组、命题与表述中。相比之下，东方学虽然早就有丰厚的历史积累，但“东方学”这一概念却使用不多，缺乏学科自觉，这恐怕也是盛行中国学术文化界为时已久的“中西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东方学意识的缺席，主要是因为许多学人习惯上以“中国”代“东方”，认为中国的“国学”就代表了东方学，或者覆盖了一大部分的东方学，在某些人看来，或许剩下的部分就不太重要了。另一方面，“印度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等学科，大多数情况下各自为政，还未能有效地整合为更高层次的东方学。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史上，因为缺乏“东方、西方”的世界观念，而没有产生出类似于欧美的东方学这一概念，也没有东方学的学术自觉，然而中国的东方学却有着悠久的传统。汉魏时代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历代文献对中国周边国家，包括西域中亚各民族、印度、波斯、日本、朝鲜、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记载，六朝至唐代的义净、玄奘等对印度与西域的游历与记述，明代以后的《日本考》等著作，都可以视为中国“东方学”的基础和渊源。清末民初佛学复兴时期康有为、章太炎、苏曼殊、梁启超对印度的评论与研究，黄遵宪、梁启超等对日本的介绍和研究，使中国东方研究进入了实地考察与文献互征的近代学术状态。进入20世纪后，在欧洲学术文化的影响下，“东方”、“东方文化”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学术文化界被大量使用。1920年代中国学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优劣问题的大论战，也推动了此后的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分野的重视。1950年代，我国曾翻译出版前苏联学者写的《东方学》、《古代东方史》等书，虽然书中充斥意识形态论辩色彩和阶级决定论，但对中国“东方学”学科意识的推动是有益的。1950～1970年代以东西方冷战为背景，以“第三世界”理论为基础的所谓“亚非拉”问题的评论研究，也有很大部分与“东方学”领域相叠合。到20世纪，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堪称“东方学家”的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周作人、陈寅恪、徐梵澄、丰子恺、吴晓铃、饶宗颐等。

但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东方研究”，就大陆地区而言，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国别研究和分支学科两个方面得以展开。在国别研究方面，埃及学、亚述/巴比伦学，印度学、东南亚学、中东学、中亚学、藏学、蒙古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等学科概念都被明确使用，不仅成立了以“××学”为名称的学会及研究机构、教学机构，而且出版了以“××学”为名称的学术杂志、书籍等。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历史最为悠久，学术底蕴丰厚，日本学则具有较大的关注度，成果也最多，朝鲜/韩国学后来居上，阿拉伯学、伊朗/波斯学及中东学稳步推进，蒙古学、藏学得天独厚，东南亚学不甘示弱。在这些分支学科领域中，出现了一批新的著译等身的东方学家，如古代东方史学家林志纯，东方艺术专家常任侠，印度学家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黄宝生，阿拉伯学家纳忠、仲跻昆，波斯学家张鸿年，朝鲜学家韦旭升，日本学家周一良、汪向荣、梁容若、叶渭渠、严绍、王晓平等等。在分支学科方面，东方哲学、东方文学、东方美学、东方艺术、东方戏剧等，在各分支学科中，学科意识较为自觉。其中，中国“东方文学”的学科意识最为鲜明和自觉，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学术史。中国东方研究会从1983年成立，迄今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活动历史。期间，许多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东方文学课程，以“东方文学”为题名关键词的专著、教材以及相关著作已有上百种，论文数千篇，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东方文学研究集刊》也在连续不断编辑出版中。延边大学等大学设立了专门的“东方文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这些都表明，东方文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可观的东方学分支学科。

但是，尽管我国已经有了丰厚的东方学的传统积累，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与欧美的“东方学”、日本的“东洋学”或“东方学”相对应的“东方学”学科建制与普遍的学科自觉。世界许多文化大国都早已成立了的“东方学会”、“亚洲学会”之类的学术团体，我国至今也还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就相对缺乏东方学的整体感和学科归属感。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以东方学这一学科概念，将已经有了丰厚积累的东方各国问题的研究，以及东方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统合起来，使各分支学科突破既定学科的视阈限制，以便打造得以与世界东方学接轨的更宽阔的学问空间和学科平台，使中国的“东方学”与“西方学”、“国学”三足鼎立，形成一个完整的、协调的、而不是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的学科体系。这样一来，国学、东方学、西方学，就可以成为在世界学术背景下确立的三个“集群学科”的名称。这三个“集群学科”是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下，在空间区域上划分出来的、置于“一级学科”之上的跨学科的学科。在学科划分上，现在我国在学术体制上只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的划分，当“一级学科”寻求更高的学科依托、探索跨学科的、区域性、整体性研究的时候，往往就需要归靠在、依托在国学、西学、东方学这样的集群学科上来。就东方学而言，假若没有“东方学”的学科观念以及学术团体、学术体制，那么印度学、日本学、阿拉伯学、东南亚学、朝鲜―韩国学等，就像五指不能握成拳头，甚至连相互间的交流都缺乏应有的平台。只有建立东方学，才能适应21世纪中国与东方各国新型的国际关系与文化关系的需要，才能使我国的东方研究与英、法、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东方学并驾齐驱。为此，就需要在教育与教学体制上逐渐改变“英语至上”的做法，充分尊重多语言、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重视东方各国语言文化的学科建设与教学，为中国的东方学的繁荣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二、“东方学”与“东方观念”及“东方观念”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一整套学科概念和术语，这是构成学科体系的基本要件。东方学也不例外。在中国的东方学学科理论建构中，除了上述的“东方学”这个学科名称及与此相对应的“西学”、“国学”等学科概念外，还涉及到学科内部的相关概念，主要是“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这些看上去似乎明明白白的概念，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变得似是而非，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在西方，那些关于东方国家的描述和议论以及在此基础产生的思想观念，被称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那些研究东方的学者、思想家，以东方国家为题材、对东方加以描写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则被称为“东方主义者”（Orientalists）。的确，站在西方“主义文化”的立场上，较多地关注东方、描写东方、谈论东方，就是“东方主义”或“东方主义者”。这显然是“东方主义”的原本含义，因为站在西方及“西方主义”相对立场上看，东方学家们对东方世界的关注与研究，是对东方世界的弘扬，所以属于“东方主义”。这个词早在1920年代，就被日本学界所使用，并且有所讨论。例如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1926年发表的系列评论《饶舌录》中，将弘扬东方文化的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看成是“东方主义”的代表人物。谷崎润一郎及当时日本人所理解的“东方主义”，应该说是“东方主义”的本义。事实上，在西方学术史及思想史上，“Orientalism”这个词原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然而，近几十年间，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阿拉伯裔的学者评论家们，却在与“Orientalism”这个词的本义正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如贾米拉的《伊斯兰与东方主义》，提巴威的《说英语的东方主义者》，希沙姆・贾依特的《欧洲与伊斯兰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著作，都在西方人的一些“东方主义”作品里看出了想象东方、歪曲、丑化东方，特别是歪曲、贬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反东方的、或者“非东方主义”的倾向。但他们在表述这一看法的时候，却仍然依照西方学者已有的习惯，将这些倾向称为“东方主义”，直到1997年萨义德的《Orientalism》的出版，一直都是如此。而国内一些学者也照英文直译为“东方主义”，在著书作文时频频使用“东方主义”一词。于是，在汉语语境中，“东方主义”这个词，其字面含义与实际含义之间就形成了严重的悖谬。

众所周知，“主义”一词，是日本人对英文词缀“ism”的翻译，“主义”传到中国后，对中国现代的语言文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主义”这个词在汉语中，其词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既可以像英文的“ism”那样作为接尾词，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词来使用，如五四时期提出的著名的主张“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里的“主义”就是作为独立的名词来使用的。同时，在汉语的语境中，“主义”作为结尾词，其含义是正面的、肯定的。凡主张一种观点、推崇一种学说、肯定一种制度，便称之为“某某主义”。“主义”是一种主张、一种理念。例如“霸权主义”是对霸权的主张，“个人主义”是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自由主义”是主张自由的，“资本主义”是主张资本利润与自由市场的。以此逻辑，“东方主义”也应该是主张东方的，是对东方的正面肯定、弘扬与坚持。但是事实上，“东方主义”指的却是西方人站在自身文化价值观立场，乃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立场上、对东方形成的一系列浪漫化的想象和一整套的观念、看法。在特定条件和特定语境下，这些想象、观念和看法中，也含有一些本来意义上的“东方主义”――肯定和弘扬东方――的倾向，但总体上却不是“主张”东方，而是对东方文明与东方社会做出的否定性评价，是把东方“他者化”，把东方作为西方文明优越的一种反衬，从而具有“西方中心论”――可以称之为“西方主义”的――“反东方主义”的倾向。因此，无论是从汉语中“主义”一词的约定俗成的词义，还是从上千年西方人的东方观、东方观念来看，用“东方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西方人的东方观，都是错位的、乖戾的，甚至是悖谬的。就萨义德的《Orientalism》一书的中心主题而言，作者所评述的也不是西方的“东方学”研究（Oriental studies）史，而是西方人的东方观念，是西方人为了与自身对照，在关于东方的有限知识基础上，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形成的、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主观性印象、判断与成见；实际上，萨义德所描述和着力批判的，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中那些“西方主义”，或者说是“反东方主义”的观念与倾向，而不是“东方主义”的倾向，准确地说，是西方人的“东方观”，是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观念。这样说来，综合萨义德的全书基本内容，把“Orientalism”译为“东方观念”或“东方观”也许更为合适。

笔者在这里要说的，重点不是萨义德那本书的译名问题，而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了“东方学”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东方学”到底是什么？“东方学”与“东方研究”是什么关系？“东方学”与“东方主义”、“东方学”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是什么关系？既然有了所谓“东方主义”倾向，那么有没有与之相对的“西方主义”？如果有，那么应该怎样看待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两种对立的思维倾向，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这几个重要概念进一步加以辨析。

首先，是“东方学”与“东方观念”（东方观）两者之间的关系。

“东方学”与“东方观”、“东方观念”之间，具有相当的联系性，又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于，“东方学”是一个学科概念，“东方观念”是一种思想概念。“东方学”与“东方观念”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研究、学科与思想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东方学学科，强调的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具体领域的深入研究，注重的研究的实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例如，18-19世纪的英国的威廉・琼斯，法国的商博良、安迪格尔、德・萨西，德国的马科思・韦伯等人，他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东方学家，分别对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宗教、东方历史文化等做过专门的、深入系统的开创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东方观或东方观念。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思想家、评论家、旅行家、宗教家而言，他可能没有专门的东方学研究实践，但总是要发表他对人类、世界――包括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评论，在构架其思想理论体系时将东方世界纳入视野，并提出了自己关于东方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他们的“东方观”。这样一来，“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就呈现出了复杂的形态。有时表现为以东方研究为基础的较为客观科学的形态。有时则是一种在他人的东方学研究的基础上，所发表的对东方问题的评论观点和看法，有时则是与科学的东方学研究无关的关于东方的想象、成见乃至偏见，有时则是这几种情况的复杂交错的状态。

更进一步加以区别的话，“东方观”与“东方观念”也有不同，“东方观”是零碎的、片断的、个别的，而“东方观念”则有一定的系统性、普遍性。当“东方观”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流行的或主流的看法之后，便发展到了“东方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爱尔维修、布朗热、孟德斯鸠的“东方专制主义”论，黑格尔的审美三形态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世界精神”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与治水理论等，都形成了系统的东方观念。“东方观念”一旦形成，也会对“东方学”研究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主流东方学渗透着的根深蒂固的“东方观念”，表现出来的“西方主义”偏见，就是很好的例证。

因而，在东方学的理论建构中，应该认真清理“东方学”与“东方观”、“东方观念”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对东方学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广义上的东方学史或东方研究史，当然应该分析评述东方学家的“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史，但是，非东方学家的“东方观”和“东方观念”只能是背景性、附属性的。在严格的学术层面上，东方学史应该是东方研究的学科史和学术史，它与作为思想史的“东方观念史”是有区别的。相应地，“东方学”的历史与“东方观”的历史，在写作上也应属于两种不同的学术理路，前者属于学术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例如，我们要对马克思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东方的思想观点加以研究，准确地应该表述为“东方观”；当我们在构架《东方学概论》之类的概论性著作的时候，应该将西方国家、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成果作为基本材料，对东方学家的学术成果做出全面评述，而不是仅仅评述西方的东方学家。同时，根据研究的需要，也可以把那些非东方学家的东方观包括进来，但是那应该是次要的。

三、东方学的方法

对学术研究而言，所谓研究方法，不仅是具体可操作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基本思路。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当然也不例外。但东方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上又具有自己的规定性，因而方法论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某些特殊性。而且在东方学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变化。当“东方学”这门学科在19世纪的英、法等国开始兴起的时候，所采用的主要是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三种基本方法。地下考古发掘解决的是包括古代遗址、各种文物在内的物质层面上的东方学资料问题；民俗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田野作业，深入某种文化的基层，对地上文物、对相关的人与事加以采访调查和收集资料；语言学的方法要解决的则是文献的识别、阅读和翻译问题，它与比较故事学的研究一道，直接导致了欧洲比较语言学学科及研究方法的诞生。欧洲东方学家们的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方法，为东方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现代学术也有相当的启发。王国维提出的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就与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方学研究，与19世纪的东方学，其历史阶段、学术环境和研究宗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就古代东方研究而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而且考古发掘涉及到国家，不能像19世纪的西方列强的考古学家那样随便闯入。中国的东方学家所能做的，就是关注相关国家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古代东方语言识读的基本问题大部分也已经解决，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将相关文字材料译成中文。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今天中国东方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欧洲古典东方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最近几十多年来的中国几位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如季羡林、饶宗颐、王晓平等先生的研究，已经为中国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做了很好的示范，对此加以总结和发挥，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东方学方法及方法论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应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第一是翻译学的方法；第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第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首先是翻译学的方法。

翻译学的方法是东方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东方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的东方学属于中国的学术，所有其它国家的文字材料，都必须首先转化为中文，才有可能在汉语语境及中国学术文化的平台上进行。对于东方古代文献而言，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这是古典文献、古典作品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古典文献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浓缩和积淀，蕴含了多侧面的丰富知识与思想信息，翻译古典文献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也是翻译家站在自身的文化的立场上，去理解、探究、阐释对象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这一点应该为更多的学生、学者所体会、所认识。纵观中外东方学研究的历史，有成就的东方学家首先是古典文献及古典文学的翻译家，例如，英国及欧洲东方学的奠基者威廉・琼斯一生的学术活动，都把古代东方作品翻译成英文作为主要事业。他翻译了印度的梵语文学经典《沙恭达罗》《牧童歌》《嘉言集》，翻译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长篇史诗《列王纪》、涅扎米的长篇叙事诗《蕾丽与马杰农》和《秘密宝库》以及哈菲兹的抒情诗，翻译了古代阿拉伯的《悬诗》，还翻译了中国《诗经》中的有关诗篇。琼斯对古代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评论与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些翻译之上的，这些翻译为英国的印度学、波斯学、阿拉伯学奠定了基础。同样的，在中国，从汉末六朝到唐代的持续不断的佛经翻译，也为中国现代的印度学、中亚学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季羡林对《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的翻译，徐梵澄对《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的翻译，金克木、黄宝生等对印度古典诗学与文论的翻译及对《摩诃婆罗多》的翻译，纳训对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张鸿年等波斯学家对《列王纪》等波斯古典诗歌的翻译，饶宗颐对“近东开辟史诗”的翻译、周作人对《古事记》及江户文学的翻译、钱稻孙、杨烈、李芒、赵乐对《万叶集》的翻译，丰子恺、林文月对《源氏物语》等物语文学的翻译，还有刚问世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两卷四册）等，都是中国东方学的成果，都具有很大学术价值。许多东方学家用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从事翻译工作，这不仅为他们个人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东方各国的古典文献作品突破了语言壁垒而进入汉语语境、进入了更大的“东方学”的学术平台。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东方学”的形成。东方学者除了自己的专攻之外，要对其它东方国家有所了解，自然就需要借助翻译。没有翻译，只能是各自为政的国别研究，而不会出现真正的东方学。

到现在为止，东方古典文献及古典作品的汉语翻译，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最重要的文献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中译本。这是否意味着翻译及翻译学的方法在今后的东方学研究中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古典作品的翻译有一种译本往往是不够的，首译本具有开创性，在翻译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恰恰是因为它第一次翻译，就可能存在种种缺憾，因而出现能够超越首译本的译本，是必要的和值得期待的。另一方面，东方各国没有汉译本的古典作品尚有很多，例如，印度现存十八部“往世书”至今仍然没有汉译本，各种古代民间故事集也缺乏全译本。阿拉伯的古典诗学及文学批评据说很发达，但是至今只有区区三四万字的翻译。日本出版的各种《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是选本，尚且有上百卷之多，我们仅仅译出了其中的小部分。其中“渡唐”物语《浜松中纳言物语》和《松浦宫物语》，中世“战记文学”经典《太平记》、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等人的“俳文”、《日本灵异记》和《砂石集》等“佛教说话”，都有极大的文学价值与文献价值。古代中东、东南亚各国的翻译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尤其是东方经典作品的翻译，仍然是东方学的基础，也是东方学的不可绕过、不可回避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强调“作为东方学之方法的翻译”的时候，那么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途径和手段。对于一个学者而言，翻译是研究的基础，建立在亲手翻译基础之上的研究，是最为可靠的，也是最值得人们信赖的。但是假如一个学者只做翻译而很少做研究，那就令人遗憾了。

第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

比较研究是所有现代科学和学科都通用的方法，但对东方学来说，特别需要比较的方法。看看中外东方学的历史，那些东方学大家，无一例外都是比较研究的专家，他们的学术发现更多地依赖于比较。例如，正是运用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英国的威廉・琼斯发现了印欧各民族语言之间的深刻广泛的联系；正是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琼斯发现东方各民族诗歌的某些共通性、以及东方诗歌与西方诗歌的联系与差异性。中国的东方学家也是如此。比较就要有比较的资本。对于中国的东方学而言，比较研究的资本首先是国学。没有国学的底蕴和修养，没有对国学的某一领域、某些课题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就不可能展开有效的比较研究，比较方法的运用就无从谈起。事实上，一个好的东方学家，几乎都是一个优秀的国学家。上文提到的季羡林、饶宗颐、王晓平等东方学家，几乎全部可以称为国学家。比较方法的运用，使他们打通了国学与东方学之间的界限。

近三十多年来，由于比较方法在东方中的大量运用，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可以称之为“比较东方学”，是东方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比较东方学”中最突出的是中日比较、中印比较、中韩/中朝比较等。可以预料，“比较东方学”今后还将有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第三，是区域整合、体系构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