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就我和我妈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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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就我和我妈两个人范文第1篇
我和丁浩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经过一年多的恋爱，我们就扯了结婚证。其实，那时候就有好心的过来人提醒过我，丁浩不是本地人，将来会有一大堆的麻烦事儿。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我，对这些问题全都不屑一顾，只要能和丁浩在一块儿，我觉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可是，结婚没多久，问题就来了。临近春节，丁浩和我商量过年上谁家吃年夜饭。我想都没想，张口就说：“当然上我妈家啊。”丁浩的意思却是他们老家有规矩，年夜饭做儿子的必须回家吃。
我当时就喷了：“丁浩，你思想怎么还跟老古董似的，现在谁家还有这个规矩？再说了，我跟你回去，我爸妈怎么办？他们就我一个女儿，我不陪他们过年，他们该有多伤心呀。”
没想到丁浩马上接口：“那我不回家陪我爸妈过年，我爸妈不也得伤心吗？”结果，我们俩争了半天，最后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丁浩回老家陪他爸妈过年，我则留下来陪我爸妈过。
丁浩一走，我收拾点随身用品，就回了我妈家。整个春节，我都陪着爸妈。每次跟着爸妈到亲戚家拜年，大家都觉得挺奇怪：“怎么丁浩没一块儿来呀？”我只能逐一解释原因。看着大家怪怪的眼神，再看表姐、表哥他们都是小夫妻亲亲热热的一块儿，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春节本来是团圆的日子，我和丁浩却被生生地拆开了。难道我们以后的春节都得这么过不成？
可没想到，丁浩一回来，还没和我说上两句话，就哭丧着一张脸，唉声叹气地说：“小洁，我妈摔骨折了。”我大吃一惊，好好的，怎么就骨折了呢？原来，婆婆看丁浩回家特别高兴，整天忙着给他弄好吃的。那天，她想给丁浩做一个他最爱吃的豉香排骨，偏偏家里豆豉又没了。她急急忙忙赶到超市去买，光顾着找豆豉，也没注意地上有一滩水，结果不小心滑了一跤，就给摔骨折了。
虽然摔得不算重，可是丁浩特别心疼。他每天都要给婆婆打好几个电话，嘘寒问暖，问她恢复的情况。
我们分居了
更让我没想到的还在后头。因为照顾丁浩的妈妈太累了，丁浩的爸爸得了一场重感冒。那天，丁浩接完他爸的电话心事重重了好几天，不管我怎么好言安慰都没用。那天晚上，他郑重其事地和我谈了一次。说他想回老家，呆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
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你傻了吧？你的事业刚刚稳定下来，而且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你回你们那个县级市，不但专业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小城的发展空间哪有我们这个城市广阔呢？
丁浩的执着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这些他全都考虑过。可是前途和爸妈比起来，他觉得父母更重要。“小洁，这次回家我明显觉得我爸妈老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怎么办？”丁浩的回答让我差点没气晕过去：“这个我也想过了，你跟我一起回去。”让我放弃这里优渥的环境，跟他回去重新打拼？还有，我爸妈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和丁浩有了结婚以后第一次争吵，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冷战几天后，丁浩拎着箱子离开了家。看着他冷冰冰的背影，我气得差点掉眼泪……
我理解了他的感受
那天半夜，我已经睡下了，却被手机铃声突然吵醒。朦朦胧胧中，电话里传来妈妈哭哭啼啼的声音：“小洁，不好了。你爸爸刚才突发心脏病晕过去了。我现在医院急诊室，你和丁浩赶快过来。”
等我急三火四地赶到医院，爸爸已经抢救过来了，正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坐在边上的妈妈则脸色苍白，满脸疲惫。我心痛地握着妈妈的手：“到底怎么回事？”妈妈心力交瘁地摇着头：“刚才我们都已经睡下了，你爸突然说心口疼，浑身难受。我赶紧给120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刚到，你爸就晕过去了。还好在车上采取了抢救措施。要不然……”妈妈长叹了一口气。“人老了，身体就不行了。你爸以前从来都没心脏病的。医生说，以后得特别注意。”妈妈说完，忽然想起什么：“丁浩呢？怎么没看见丁浩？”“哦，他到外地出差了。”我随口编了个谎话。
我和妈妈陪了爸爸一个通宵。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和满脸憔悴的妈妈，我的心里一阵阵难过。如果不是抢救及时，我也许就失去了爸爸。以前，常听这样一句话：“子欲孝而亲不待。”那时候总以为离自己很遥远。但现在，我却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了那种无奈的心酸。原来，我们能和父母相处一起的时间真的不多。当父母渐渐老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离我们而去。刹那间，我忽然明白了丁浩的感受。
第二天，爸爸出院了。为了不引起爸妈的怀疑，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丁浩，希望他有空的时候能来看看爸爸。晚上丁浩就来了，还买了很多营养品。不明就里的妈妈一个劲儿地对丁浩说：“你早点回家休息吧，这出差才刚回来就来看你爸。累不累啊？”“不累。”丁浩顺着妈妈的话说。“我们出差回来，第二天都有一天补休。反正明天也没什么事，我今天就多陪陪爸爸。”我知道他在说谎，但他的话却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我和丁浩一起出了门。“谢谢你。”我由衷地对丁浩说。“谢什么，你爸不就是我爸嘛。”“丁浩，你今天回家住吗？”犹豫了半天，我还是主动开口了。“嗯。”想不到丁浩居然爽快地点了头。
“小洁，其实这些日子我一直都很想你。”晚上，我依偎在丁浩的怀里，听他温柔地说出这句话，我的心里一阵温暖。
六口之家
第二天，我就找了妈妈，把我和丁浩之间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她，并让她给我支支招。妈妈一拍我的脑袋：“傻孩子，就为了这么点事儿还闹分居？这还不简单，把丁浩的爸妈接来不就成了？”“您说的我不是没想过。可是一来，我怕他们住这儿不习惯；二来如果我和他们住一起，那您和爸爸怎么办，谁来照顾你们？”
“我们六口人住在一块儿，变成一个大家庭，不好吗？白天你们没空照顾，我们几个老的互相照顾。”妈妈的话让我眼前一亮，这个提议不错。
我们让丁浩的父母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搬来我们家，爸爸妈妈也把他们原来的房子卖了，搬到了我们的隔壁。我们家一下子成了六口之家的大家庭。
每天，我和丁浩去上班的时候，4位老人就在家里做家务，一块儿聊天、看电视。等我们晚上回家，6个人就在一块儿吃晚饭，别提多热闹了。
最让我和丁浩满意的，就是4位老人可以互相照应。偶然有身体上的不适，我们也不用担心。
那天，我和丁浩下班回家，就看见公公在床上躺着。我们两个一下紧张起来，是不是老人有什么不舒服？看我们着急的样子，公公赶紧安慰我们：“没事儿，我已经上医院看过了。亏得有小洁的爸妈一块儿帮忙，要是在老家，你妈一个人呀，肯定弄不动我。”
原来，白天公公的肾结石突然急性发作。当时，我和丁浩都上班去了。几个老人一看情况不对，赶紧叫了一辆车，齐心协力地把他弄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紧急处理，很快止住了疼，又配了消炎药，总算没有酿成大的后果。
听到这里，我和丁浩都松了一口气。丁浩更是感激地对我说：“多亏了你爸妈。”我白了他一眼：“什么你爸妈我爸妈，你还分得这么清楚。那不都是咱们的爸妈？”
家里就我和我妈两个人范文第2篇
一个大约有七八十岁的老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一边打着手机，另一只手举着三四个存折，要营业员把所有的钱汇到手机说的一个地址去，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紧张。
营业员拿到存折，一个一个地看了，然后问：“大爷，您认识对方么？”
老人仍然听着手机，回答：“你快点汇吧，都告诉你地址了。”
营业员笑眯眯地说：“您真的认识收款人吗？”
老人有点儿急：“你管那么多干啥！我的钱我愿汇给谁就给谁，你赶快办吧！”
值班主任听到这边的动静挺大，走过去看了看存折，小声说了些什么，营业员离交易柜台的喇叭比较近，虽然也是小声说，但是外面的人都听见了：“是一个网上的账号。”
主任与营业员对视了一下，用左手做了一个压一压的手势。营业员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那个大爷始终没有放下手机。我距他有两个人的间隔，完全听不到手机里说的是什么，但有依稀的人声，仿佛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小声问排在我前面的两个老人，一男一女：“这个大爷给谁打电话呢？”大娘防贼一样狠狠地瞪了瞪我，然后用眼睛仔仔细细地把我从头到脚涮了几遍，我连忙双手作揖说随便问问、随便问问，没别的意思啊大娘。说这些话时那个男老人目光呆滞地望着我们，眼睛有白内障的一层雾一样的东西，我嘴里服着软心里倒还有工夫想，他老人家看到的我们一定是雾霾之中的人影吧！
说话间主任已经出了柜台，跟打电话的大爷说：“17万呢，您要汇款的人认识吗？”
17万！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
“我有急用！我有急用！马上汇吧！”老人非常急。
我的小脑袋瓜子电光火石闪过：“绑架？赎金？车祸？——”一紧张，攥了一手汗。我把身子往前挤了挤，问他：“您是家里有急事儿吗？”老人发现又多了个管闲事的人，不胜其烦的样子：“没急事就不能花钱啊！谁规定的？”
营业员已经开始办下一个业务了，主任还在苦劝大爷。
他始终在听着手机，而且，十分专注十分驯服，显然被手机里发出的声音控制了，除了神和魔鬼，没有人能有如此大的蛊惑力吧！
大爷已经很愤怒了：“你们是银行，不给我办汇款，你们想干什么？你办不办吧？不给办我就报警了！”说着摁死了接听键，拨了110：你们赶快过来吧，这是啥银行呀！他们想财迷我的钱呀！
挂了110，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还是彩铃，一个女人在唱：“我家住在，月亮之上 ”十分高亢，手机是三星的前一、二代版，应该是孩子的换代产品。
大爷摁了接听键说：“这家银行不给汇，我报警了，110马上就来啦！我不知道银行还为不为人民服务，太不像话啦！好，我一会儿再打。”
主任一听110要来，仿佛松了口气。他扶着大爷的胳膊说，您到椅子上坐会儿吧！大爷很阻抗地用胳膊肘子顶主任的膛，气呼呼地找了把椅子坐下了。
我前面的几个顾客已经办完了自己的事儿，我取了工资，顺便和营业员搭讪：“你们真是为人民负责啊！不容易啊！”女营业员不太年轻了，十分干净的小模样儿，非常乐意听到对她的赞扬，说：“哎呀！我们碰到的骗子多了，尤其是网上的账户最不靠谱，查都没法查。”我小声说：“17万呢！”营业员笑了笑，然后叫下一个。
我出了营业厅，刚巧碰到110的警车停在门口，下来两个民警，我停住脚步，等了一等，跟在民警的后面又回了营业厅。
民警大声说：“哪位大爷报的警啊？”主任和大爷同时迎了过去。
大爷肯定觉得真理在自己手中，看他说话的语气，退休前应该是一个干部，还是说了算的干部。自信满满的样子。大爷说要汇款，银行不为人民服务了，尤其不为退休的人民服务了，腐败了！已经忘了是人民养育他们啦！中央真该管管了。
民警一听就明白了，压根儿就没有询问主任，说大爷您能跟我们说说汇钱干啥用么？
大爷紧闭着嘴巴，呼哧呼哧地喘，怒目圆睁地盯着他：“干嘛？”
“大爷，您听说过网上诈骗么？”
“我有急用，碍着谁了，我有急用，怎么你们都听不明白呢！”
民警开始给他普及骗子以及网上诈骗的知识。“您看，就我们这个辖区，某某让人骗了多少，还有某某，让人骗得更惨！”
这时候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女人在唱：“我家住在，月亮之上
”大爷没让她唱完，就对着手机喊：“喂！喂！我是抓紧呢，我一定一定！肯定肯定！”然后住了嘴，认真地听。民警凑过去，估计也想听听，大爷很机警地闪开了，一副防范意识很强的样子。可他真是防错了人。
营业厅里一片寂静。
大爷听着手机，神情逐渐紧张起来，脑门子上渗出了几粒汗珠子。
那边民警和主任在低语，民警也掏出了手机，走到营业厅外面打电话去了，我从窗户往外看到，他反反复复拨打了几次，进来说：“他女儿来啦。”
老人还在听手机，又凑到柜台前要存折，营业员笑眯眯地劝他，显然是在拖延时间。这时大门开了，一个中年妇女推门进来喊：“爸。”
老人转身看到了女儿，十分吃惊的样子，女儿冲过来夺手机，老爷子摁死了接听键死命抓住手机不放手，然后冲营业员喊：“给我存折，给我存折！”女儿想去抓，营业员还是给了老人。存折上一定是老人的名字，她得按规矩办。
大爷揣着手机和存折走了，一句话也没有。
女儿握住主任的手千恩万谢，又对民警致谢：
“谢谢啦，那是我爸所有的积蓄，差点儿让骗子得逞啊！”
一场风波，大家都松了口气。
我还得回去看稿子，赶忙抬腿家走。
我发现，那老人和女儿，就和我住一个大院，就走在我前面。一前，一后。老人的脚步很急，背有点驼，低着头自顾自地走，女儿的身子往前倾着，因为胖而走不快，又不愿跑，很想赶上父亲。
两个一前一后的人，身子都往前倾着急走，一看就是父女俩，那么像。
回去了，还不知会怎么吵呢！
我关心的是，他到底要把钱汇给谁呢？
B约莫过了一个星期。我先生去银行交煤气费，回来告诉我，咱们院一个大爷让人骗了17万。
那是个星期天，我正在用橄榄油擦拭君子兰的叶子，心里一震，就折断了一片。
我说我知道是谁。先生很吃惊地望着我，疑为天人降到了他家。
我说你赶快给我说说。他说上周一个大爷拿出了全部折子17万，让银行给汇到一个网上的地址，人家银行没给汇，老爷子还打了110，最后让他女儿给领走了。我说这些我都知道，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老爷子又去了银行，一进门就哆哆嗦嗦地说你们能把我的钱追回来么？你猜怎么着，这老爷子拿着存折悄悄去了别的银行，人家就给他汇了。然后，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他这才知道上当了，让人骗了。”
我呆坐着。问报警了吗？
“人家警察说了，这种网上诈骗，只有一个账号，地址人名都是假的，没处查，你说这事儿闹的。大家议论起来，都说那是棺材板子钱啊！骗子真TM狠，老人最好骗了。”
C我关心的是，是什么能让一个老人掏尽所有的钱，执迷不悟地向骗子狂奔，多少人拉都拉不住。我记得那天老人始终听着电话，像被人遥控了一般，催了眠一般。
骗子真厉害！
他们一定是狠狠地抓住了人性的弱点。
贪婪、恐惧、执迷，都会使人思维变窄，丧失常识和基本的判断。尤其是那些久不与社会打交道的老人，胆小、轻信、固执。
所谓执著心一起，魔障即生。
我刚来山东工作那年，八十年代春节回家，年夜饭之后父母要换上新衣，穿金戴银，接受儿女们的祝福。
我发现母亲手上没有戴我为她买的戒指。说你怎么不戴戒指啊？我去拿。母亲忙拦下了我说别别，她的声音有点儿急，我看了看她，没有再说啥。
晚上大家都睡下了，我悄悄摸到母亲的床边，借着微弱的夜灯看到母亲还大睁着眼睛，没睡。
我悄悄说：“妈，您把戒指给谁了？”母亲盯着我看，不出声。我有点生气，“给我嫂子啦？”因为急，声音有点高，父亲轻微的鼾声停住了。我把手伸到母亲的被窝里，摸索到了她的手，使劲捏，让她交待。
母亲的手心里全是汗，这让我吃了一惊，我知道母亲一慌手心就是汗，小时候每次带我去医院，快到所里的门诊大楼时，她的手心里全是汗。
我把脑袋更低地逼向她。母亲的头往枕头上更深地压了一压，也逃不过我的逼视。暗夜里，能听到我和她的心跳声。
最后我放弃了。满心委屈。
我刚毕业每月挣不到50块钱，攒了好几年给母亲买一个戒指，无论她给谁都该跟我商量（后来长大了知道这想法多么霸道，多么不尊重母亲）。那一夜我们都没睡好，就是在另一个房间，我都能听到她翻身的声音。
刚迷糊了一会儿，鞭炮声就把我吵醒了。母亲已经在厨房下饺子了。大哥俩口刚放了炮回来，嘻嘻哈哈说笑着进了门。
我心里有疙瘩，早饭就没吃痛快。
母亲一天都在讨好我，吃了午饭之后她不让我睡觉，说初一不能午睡，巴巴地望着我。
我的心一软，就拉她上了床，我们倚着被子拉呱。说父亲的气管炎比头一年犯得少。问给我寄去的阿胶膏吃了觉得怎么样。我们都绕开了戒指。
几天下来相安无事。我在琢磨着如何给母亲再买一只。
D破五的那天晚上，母亲突然说：“戒指可能是让人骗了，我也不确定。”我们一家大眼瞪着小眼。
母亲想想说：“去年十·一之前，有两个穿海青的女人敲家里的门，你爸去老干部处打牌了，我和贵平（保姆）在家。她们一进来就说：哎呀！大娘，你儿子有难了！
“贵平开的门，我们都吓了一跳，连忙让她们进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她们说我们会看风水，你家门外有黑气，我们是来度你儿子的。你的长子在陕西吧？36吧？有难啊！
“我那一阵子眼皮子老跳，心里慌得很，又是你大哥的本命年，心想坏了。
“那俩女的说拿出一千块的灯油钱，帮你消灾解难。
“家里哪有那么多现金啊！急得团团转。她们说大娘要不你把手上的戒指拿了化缘，一样的。说着打开包袱，拿出一个手绢，里面好几个金戒指和耳环，还说了咱们院几个人家，人家也都是破财消灾的，都说的不错呀！
“后来十·一，听你姐说派出所抓了几个女骗子，装成尼姑骗了不少首饰，我到派出所去问，也想看看有没有咱家的戒指，人家说赃物都叫人领走了。”
母亲就说到这里，不说了。
E最要命的是——大哥突然跳出来说：“妈，你救了儿子啊！”这一次，连我爸都惊诧了。
大哥说：“去年我坐火车去上海，刚过三门峡，咣当一个酒瓶子从窗外扔了进来，差点砸到我的头上，那家伙，一砸上就没命了！妈，是你救了我呀！”
我妈一听就站起来冲到大哥身边，用手摸他的头，好像那上面真有个疤一样。嘴里不停地念着佛，说贵平还怨我上当了，人家真是来消灾解难的呀！马上变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辞。
“你说我一个做母亲的，听说儿子有难，我儿子就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会看着不管是不是？”
嫂子马上扎秧子起哄：“就是就是妈，您做得对！贵平她个保姆，懂个屁！”
我二哥看看我，看看我爸，很无语。
我爸只是笑了一下。
我说妈，那戒指可是我送您的，好几年才攒的钱呢！
大哥和大嫂马上一左一右，哼哈二将般站在我妈身边，保卫着她，大嫂掷地有声地扔过来一句话：“我—们—给—你—赔！”
把我给气的，二哥忙过来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我爸说老二，带你妹妹出去散散步，别让她积食了。
我妈很幸福地左看右看，那一对糊涂的儿子儿媳。
最后，骗子胜了，我妈和我大哥大嫂捍卫了她！
F那时候我虚岁还不到24岁，我还年轻。
笃信这辈子心明眼亮爱憎分明战无不胜。
达摩祖师东来，是为了找一个不惑的人。我相信我会成为不惑的人。
后来身经百战几度沉浮父母病故，方知道，我们都不是不惑的人。
母亲病重，遍寻名医，在北京的暴雪里站立7个小时为了拿到救命的药双环铂，为感动大夫让他看到其心可鉴。一旁陪着我的他说你信吗？
我说我信！我要是不信就扛不过去就会倒下就只能看着母亲奄奄一息。
她的眼神。我永远永远想起来都心痛欲裂、只想把自己一头撞死的眼神。
三年里父母相继去世。我还不到40岁。肯定比幼年失去双亲的孤儿好，但也已经是孤儿了。这世界再也没有人肯像母亲一样为了孩子献出她最珍贵的东西。
这之后我信了很多东西，也不信了很多东西。
G说到底，我们都不能成为那个不惑的人。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因为放不下，因为一念慈悲，因为人性中最软弱的那一部分。
家里就我和我妈两个人范文第3篇
一刻钟前，婆婆刚刚离开我家。临走时，她对我和老公说：“明天大家一起去看房子喔，就你们隔壁那栋，很近的。”我笑着答应了下来：“好的，好的。”送走婆婆，我关上门就把一肚子的怨气发泄到了老公身上，“你妈还真的打算搬到我们小区啊，你怎么也不阻止？！”老公一脸苦笑，无奈地摊了摊手。其实，在一个星期前，婆婆就向我们提过这件事情，当时她对我说：“我在中介那里看到一套房子，就在你们这个小区，蛮好的，还有电梯，我和你爸爸打算换过来，住得近照顾起来方便多了。”当时，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赶紧接口：“妈，现在是房价高峰，买房子一点都不划算。卖掉房子再买新房还要装修，太折腾了，你们两个老人的身体吃不消额。” 没想到，婆婆笑盈盈地说：“这些我都考虑过了，小区换小区的房子，钱差不多，什么钱也不要你们贴，装修正好也有熟人帮忙。”我心里开始翻江倒海，看了看老公，他低头不响。接着，婆婆拍拍我的手，继续说着：“住得近了，一来我能帮你们带宝宝，二来你们两个不太会照顾自己，以后就过来吃饭，少开个灶头还省钱咧。再说，这样衣服晒在外面也不用担心了，我会帮你们收的。”那时候，我以为婆婆只是有这个打算，哪知道这才过了一个星期，她就已经落实了，真是让人头痛。说心里话，婆婆一心系着我们，这些理由也确实是事实，按理说我应该很感激的，可我就是觉得很不安。婆婆和公公两个人是属于喜欢宝宝喜欢过头的那种，哎……以前到我们家帮忙带宝宝，每天晚上都要待到快十点，宝宝睡着了才肯走，弄得我在家也穿得端端正正的。婆婆心思很缜密，做啥事情都把理由想得很周详，比如双休日现在我们自己带小孩，就让他们休息不用来了，其实我们也有私心，想过过小家的自由日子。但有时候婆婆周末还是会来，她会说，今天早上菜场里卖的羊肉好，我特地烧好了送过来给你们尝尝，然后就待到吃晚饭才离开。诸如类似“关心”的事情时常发生，让我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如果以后婆婆真的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来去那么方便，她肯定会隔三差五地往我们家跑，这日子让我怎么过啊？我越想越郁闷，忍不住埋怨老公，侬哪能一点态度也不摆的啦。老公无奈地笑着说，这种事情，当然要和老婆商量了才能表态咯。老公的这句话，让我略感安慰，暗自思量对策。我打定主意，看房的时候联合老公一起来“挑刺”，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房子，总能挑到房子的缺点，让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其实，我觉得赡养老人是应该的，如果他们身体状况到了需要子女在身边照顾的程度，哪怕住一起也是可以的。但现在这个年纪就要一天到晚和婆婆黏在一起，我还是有些受不了。唉，不知道明天到底会怎么样……
开会了……
小番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又可以蹭饭省钱，又有自己的空间，有什么事婆婆可以马上来。多好的主意啊，住远了没人帮忙，住一起简直是灾难，这样关门是两家，你是自由的，开门扭屁股就去婆家蹭饭了。婆婆那么喜欢宝宝，白天可以放在婆婆那里，晚上吃完饭再带回家呗，反正你本来白天也要上班的。
秀秀：如果你老公和你意见一致的话，这事情就好办多了。其实那么黏人的公婆，还是住的远点比较好，不容易有矛盾，如果你老公不想以后做三夹板的话，应该放聪明点，哈哈。
火舞时尚：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最大的矛盾吧，父母就这么一个孩子，拼命想把自己的生活经验都传授给我们，想什么都扶着我们一把。可偏偏我们80后，都奔三的人了，有时候的确需要自己的空间，否则有时候连吵架都要憋到房间里，很多事情也希望能自己独立完成。而且我们并没有说要不赡养、不关心老人，我们每周去一天，经常打打电话，也是应该的。父母当然最好儿孙都在身边，但是啥事情都要“关心”的，儿孙也吃不消的呀，对吧。
四姐妹花：嫌弃老人,中国的传统美德都哪儿去了？只知道自己快乐,从不想父母的快乐.我倒想我婆婆和我住到一个小区呢，可惜没这个条件。
蓓蓓：婆媳的事要经历过才会懂。坚决不能住在一个小区，要住也要步行20分钟以上的距离。 楼主还好没答应，我是傻到答应和GP住在一起。 这种现在想来都是小女孩不懂才会作出的决定，婆婆真的是盐和饭都比我们吃得多，不是对手啊。以后我女儿出嫁了，我会和她利弊都讲明，让她再做决定的。
沸羊羊：距离产生美感，这是真理。我和婆婆住的非常近，真是深有体会。我老公结婚前自觉戒烟，最近又开始抽了……我问他为啥，他说，你们（指我和婆婆）太烦了……哎，我觉得婆媳关系不好，必然影响夫妻感情。我现在已经尽量不跟老公谈及关于婆婆的事情了，以至于经常自己摒到内伤。中国父母就是家长式太厉害，老把子女当作小孩子，什么事情都要参与。看楼主和老公关系是非常好的，希望表为了婆媳关系付诸东流了。
楼主：我老公也是觉得他爸妈过来住很不妥，但是他很孝顺，也爱我，他好为难啊！将心比心，现在最苦的就是我老公了。所以我才想出了“挑刺”这个办法，也算是曲线救国的一招了，希望能够有用。
蓉蓉：其实住得近挺好的。你现在不觉得，等孩子大点了就有体会了，婆婆又能照应你们，还能帮你接送小孩，多省心啊。她也没有要求住一套房里。你们两口子都要上班，肯定需要他们帮忙照顾孩子的，总不可能让公公婆婆或是孩子两头跑吧。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茹飞：我很理解楼主。把婆婆当亲妈，那基本是不可能，我对妈多随意，多自在，我妈做饭我上网，不用帮忙也不会挑理。眼里没活也不会说我不贤惠，不利索，不干净，不会持家。可我对婆婆得说话注意分寸，陪着小心，笑脸，不能冷淡，不能不干活，也不能当着她面欺负她儿子，可想而知，天天要见面，那得多不自在啊。
米欧欧：我刚结婚没多久，婆婆也提出两家人要住一个小区。从理论上讲我不应该拒绝，从实践上说住在一起真的很容易不和谐。可不答应吧！怕老公说我不孝敬公婆，我心里也纳闷儿呢，一般老人不都是比较习惯住熟悉的地方吗？为什么一定要过来，我们也没孩子需要照顾，过来很容易造成矛盾的。
阿天：同感，同感，我婆婆就特喜欢跟我们住一起，有矛盾她也愿意，
花儿朵朵：怎么这么多这样的婆婆呀，我还以为就我自己苦恼呢。千万不要让婆婆搬过来，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自从我婆婆搬到我们小区后，从早到晚在我们家。名义上说是替我们带孩子，可她整天抱着宝宝不肯放手，谁来接都不让，我都捞不着抱宝宝。没搬来前，婆婆都上午一圈下午一圈出去遛弯，锻炼身体保持身材。搬过来后，就在家抱孩子转，鞋底没磨，光磨脚皮，就瘦了四斤，这下她更起劲了。我们和她说，孩子不能这样惯着，她依然我行我素，天天准点到我家报到，真是拿她没办法。要是住得远点，她来得也不会那么勤快了。
五五：你宁可下了班回家，第一时间接孩子，再做饭吃吗？吃完了后再搞卫生。第二天又过着重复的日子？如果是我，我愿意婆婆住在附近。我的理想就是家里的厨房是摆设，我不愿意进厨房，我不喜欢太忙的生活。你可以和老公去吃了饭后就说要带小孩子散步，然后就走，这样既不用和婆婆多呆在一起，又让自己很轻松。你的公婆也能天天看见孙子和儿子，多好的一件事啊。
家里就我和我妈两个人范文第4篇
此前我从没想过，与“昆五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会是他们的毕业考核。
同很多“打酱油”的爱好者没有什么两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昆曲的关注几乎都放在了那些已然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我知道“昆四”出了个女小生翁佳慧，也听说了在李少红执导的《红楼梦》中扮演少年薛宝钗的那个漂亮姑娘李沁原先是戏校昆五班的学员，但也仅此而已。去剧院看戏的时候，有时会在演员名单里发现一些标注着“昆五班学生”字样的新鲜名字，但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一个媒体报道里的集体名词：2012年中国昆曲艺术节上，昆五班的集体作品《拜月亭》一举斩获了“优秀剧目奖”和“优秀表演奖”，当时的他们还只是上海戏剧学院大二大三的学生；2013年，他们又推出新编昆剧《宝黛红楼》，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郭宇自豪地对媒体宣称“昆五班挑得出十二钗”；而新浪微博的首页上，资深戏迷们哀悼如今戏曲舞台寂寞凋零的同时，又纷纷使用着这样的句式表达他们对新晋的“昆五”的信心：虽然难免青涩稚幼，但他们代表着上海昆剧的未来。
除此以外，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便是好奇的原点。所以当被问及最近有什么想要跟进的选题的时候，我几乎脱口而出：可能的话，我想接触一下昆五班。
事情于是便按着最常规的方式迈进。我通过上海昆剧团的朋友的介绍，联系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副校长、负责牵头昆五班各项工作的顾兆琳老师。电话里的顾老师显得很高兴，他说这样吧，过两天就是昆五班2010级学生的期末考核，你干脆过来跟着一起看看。
2013年12月30日上午9点，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
尽管手里揣着连夜搜罗整理出来的昆五班学生资料，坐在白楼202教室里的我依然感觉到一种陌生的忐忑——我手中的笔记本上，除了热心戏迷整理出的昆五班演出备忘（基本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处，某人演了某戏），便只有53个扁平而抽象的名字。我并不擅长这样的无把握之仗。
202是一间练功房，看起来应该就是昆五班日常学习训练的所在。靠着走廊的那面墙上，贴着几张用黑卡纸做成的板报，上面是昆班学生的一些演出照片。考官们的坐席就安排在这些板报的前面，我远远地听见顾兆琳对考官之一的谷好好说，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一个叫阚鑫的学生拍的，“他是唱花脸的，专业非常不错。他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叫阚融，也是花脸。”
随着开考时间的临近，练功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也变得愈来愈多。穿着练功服的候考学生几乎全都挤在练功房这头的角落里，他们并不惊讶于我的出现，只管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说着话，然而却又都本能地远远避开了房间另一面老师们的座席。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扎着马尾巴辫的姑娘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跟她打招呼。她说她叫王倩澜，是个武旦，今天是专门过来给老师们倒水、打杂的。
“你不用考试么？”我问。
“今天是大班考试，我是小班的。”她解释，“大班2014年毕业，我们是2015年。”
考试分成上、下两个半场进行。上午的科目是基本功和武功。随着口令的展开，大家三三两两地结对上台。正腿、斜腿、旁腿、骗腿、翻身、飞脚、扫堂、旋子、虎跳、前桥、后桥……和我以往经历过的那些流程严格的考试不同，似乎并没有人规定你必须做什么、什么时候去做、做几遍，至少在我的观感里是这样。有个绿衣服的男生一下来就跟边上的女生抱怨，说自己的腰不行啦，必须休息一下，他一面说着，一面挠着头上的短发，表情夸张而滑稽。另一个身穿红T恤的男生则是一副越翻越来劲儿的样子，一套跟头接一套跟头地来，边上围观的大家噼里啪啦地给他鼓着掌叫着好。王倩澜告诉我，绿衣服的叫张前仓，演小花脸（丑角）的，红T恤叫谢冲，是个武生。那个站在老师边上帮忙叫口令的，则是大班的班长朱霖彦，也是小花脸，他和张前仓都是王士杰老师的学生。“阚家兄弟是那边两个。”她指着在练功房那边排队等候出场的一高一矮两个男生，“高的是弟弟，矮的是哥哥。”轮到一个剑眉倒竖的英武小伙上场的时候，考官席里发出了一声善意的感叹。我转过头看王倩澜。“这是张艺严，眉毛都快立起来了。我管他叫愤怒的小鸟，黄色的最凶的那只。”她笑得异常好看。
我好奇而茫然地看着场上翻滚腾挪的这群人，辨析着彼此之间的不同的行当角色与性格面貌，然后努力将这些的脸孔与名单上的名字画上等号。
“说是考试其实就是个展示，你有什么就表现什么。我把子打得还蛮好的，我就多打点把子，他翻得好就多翻几个，腿好我就踢腿，飞脚旋子好就飞脚旋子。”后来私底下闲聊的时候说起这一节，阚鑫这样跟我解释，“毕竟大家行当不一样。练武戏的在这部分有优势，就多表现一点。这方面学文戏的人可能相对要弱一点，很多女生也不容易表现自己。但是后面考文戏的时候，他们的优势就出来了。”
在昆五班全部53个学员中间，参加此次毕业考试的大班学生一共有30个人。从2004年昆五班第一批学员入校，到2014年的这个毕业季，昆班的这批学生在被戏称为“莲花村”的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已经度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似乎没有人明白地跟他们提过这场发生在2013与2014交错点上的毕业考试背后所蕴藏的意义，或者他们心里其实非常明白，只是不说破而已。考场上的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并表达着自己。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参加考核的老师有上海昆剧团的团长谷好好、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郭宇、戏曲学校副校长顾兆琳、昆剧教研组组长王士杰、昆剧表演艺术家张洵澎、王英姿，以及其他一些我叫得出或者叫不出名字的老师。“就这个阵势来看，你不重视也该重视了。你可能觉得他们是来看你们考试或者汇报，但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在挑人。”这是阚鑫的理解。至少在他个人看来，这次的毕业考试很有可能关系到他们以后是否能进团，关系到后半年的一些走向，关系到他们今后的去处。“所以2014的这个年，可能大家心里都不会特别舒服地过。”
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坦率。事实上，这也是身为旁观者的我的感受。哪怕落不到“前途”或者“出路”的实处，这次近身的现场观摩也足以教我鲜明地认识到了这个行业的残酷。所谓祖师爷赏不赏饭，“有戏”与“没戏”的分别，有时候即便是我这样不成熟的看客也能模糊地体察到——人们常说的“观众缘”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罢。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最终抓住我的眼睛的鲜明而生动的面孔，往往就是此前在各种媒体报道、演出信息以及戏迷们的口耳相传之中看过听过的名字。
我似乎终于从那份长长的抽象名单中剥离出了一些切实而具体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我也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十年”这个读起来不过短短两个音节的时间名词，对于即将站到人生交叉口上的昆五班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贰
顾兆琳在新浪微博的账号叫做“昆曲朝临”。他这样描述自己：“我是昆大班的一员。努力保持好健康状态，为昆剧，为昆五班的真正成才，再干几年！”
从1954年昆大班进入戏校到2014年昆五班第一批学员行将毕业，时间的车轮刚好滚过了一个甲子。进入戏曲学校工作之前，顾兆琳曾经担任过上海昆剧团的副团长。他是昆大班小生组里最早出道的学员，学戏两年便和张洵澎一起凭借一出《游园惊梦》引发广泛赞誉；同时又爱好吹笛作曲，《班昭》、《长生殿》、《景阳钟》这三台被列入“国家艺术精品”的大戏都出自他一人笔下，是个典型的“两门抱”。然而在他看来，自己这些年来最为得意的作品，似乎还是“昆五班”。
昆五班的招生策划始动于2002年，顾兆琳从昆团转投戏校，已经有将近十年的光景。也是在那一年，昆曲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从昆团到戏校，大家都在为如何更好地传承这份古老艺术而忧心忡忡。
“当时的昆剧团团长蔡正仁跟我都有一个想法。培养一茬人才，按照新的观念，大概需要10年。张军、黎安他们的昆三班是1986年入的学，到2000年的时候，也已经有将近20年了，如果再不培养的话有点晚。”顾兆琳跟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就拿2014、2015两年来说，昆五班出科毕业，此时昆三的那一批基本已经四十朝外。根据以往的培养人才的规律，一个班培养出来的时候，看武戏正当时，年轻啊，基本功啊，身上的活力啊，正是往上走的时候。而文戏演员呢，拿昆三班的例子来看，刚到昆团以后，昆曲经典的折子戏的味道一时还拿不下来，因为昆曲的文戏更加讲求文化的积淀和舞台的感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像黎安张军他们也是到了昆团六年八年之后才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所以必须要有前瞻性。蔡正仁跟我商量，这个班是要办了，04年开始办这个班，到十年之后他们毕业，然后再在舞台上磨练那么五六七八年，应该正好可以接上昆三的班。”
在蔡正仁和顾兆琳看来，昆五班的招生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事。可问题是怎么招？招到之后以怎样的形式培养？“昆曲人才培养我们走的是精品教育的路线。不像京剧、越剧，我们叫长线专业，特别是京剧，在我们学校每年都招。昆曲不然，他没有这样的需求量，没有这样的市场。既然是精品教育，就一定要招得好。要招得好，就要要采取措施，为学生提供最好最优惠条件。”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一场寄托了昆曲未来希望的博弈。“十年”，这是顾兆琳和蔡正仁的人才计划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原来戏曲专业从来是只有中专的，但我们希望可以中高贯通起来，把昆五班办成一个本科。”顾兆琳说。他们理由非常现实，首先是时间。中专的六年训练对于戏曲来说显然还是太短，半懂不懂地就被放到剧团里去，整个人还是懵的，进了团之后也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演出锻炼，不如还是留在学校里。中专时期学校着重抓牢基础，大学阶段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舞台实践和创作表演的机会，促进他们更早更快地成熟，何乐而不为？反过来，站在家长和学生的角度，这也是他们的现实需求。毕竟人家孩子那么小就要离开普通教育的环境，进入戏校从事专业学习，如果毕业出来只是一个中专学历，很多家长会觉得不放心。一张实打实的本科文凭对那些有意于报考昆剧专业的学生和家长来说，则将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为了他们的这个设想，文化局、教育局……相关单位顾兆琳来来去去、上上下下不知道跑了多少遍。他跟蔡正仁两个人还联名以单位的名义，向、殷一璀、严隽琪等三位领导写信，把昆剧面临的状况，培养接班人的重要、上海昆剧团在全国的声誉以及它在戏剧领域的地位都说了，希望领导能对昆剧班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这显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间经历的曲折与等待，而今的昆五班学生不可能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他们能做的，就是以最佳的学习状态去“享受”这个藉由老师们的不懈努力，而终于得以促成的最美好的结果：“昆五班”成为中国戏曲教育历史上第一个戏曲本科班。前不见古人，后必有来者。
叁
2003年，王士杰和同事范宜兴他们一起踏上了“昆五班”招生的旅途。
“昆二班”出身的王士杰是为了“昆五班”被上海昆剧团紧急派遣到戏曲学校的。此前的七年，他一直都以“借调”的身份，在上海音像出版社担任着戏曲责任编辑，用王士杰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在出版社“干得还可以，挺享受这份工作”。蔡正仁找到他，说昆团打算联合戏曲学校招收昆五班，你一定得去。王士杰本来是想推脱的，没想到蔡正仁的态度异常强硬。学校在职的昆剧老师人数非常之少，而且年龄也大多偏高，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你王士杰都是最适合的人选。“考虑下来，毕竟我是干昆曲的，所以最后我还是来了。”坐在我对面的王士杰眯着眼睛点燃一支烟。
此时的我们正坐在他位于教学楼332房间的戏曲学院教研组办公室里，窗外，元旦假期之后的校园显得异常空旷而静谧。考完试的学生们陆陆续续地收拾起归家的行李，相比其他院校，戏剧学院的假期安排显得非常宽疏且从容，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直到三月才会重新返校。但这样的轻松显然并不属于办公室里的王士杰。他身后的橱柜上订着一张写得满满的工作安排计划表，面前的写字台则被电话、烟壳、茶叶罐以及各种文件纸张占据了大半。手边的文件夹里半露出的一截纸片上，我看到了“朱晓瑜（正旦组）：沈欣婕，96分”的字样。我记得沈欣婕这个名字，她是昆五大班的学生，朱晓瑜是她的指导老师。事实上，在我敲门进来之前，王士杰正在登记处理此前学生们的毕业考试成绩。
对于很多昆五班学生来说，王士杰是他们的戏曲生涯中的第一个考官。
考虑到方言的因素，昆五班的招生主要集中在江浙两省。王士杰负责打前站。那时候的长途客运远不像现在这般便捷，为了能够下到最基层的学校，黑车、小巴乃至拖拉机，王士杰什么交通工具都坐过，晚上就住在非常简陋的小旅店里。南通、昆山、常州、苏州、湖州、南浔……一路兜兜转转便是两三个月的光阴。
“蔡正仁他们给我提了个要求。唱昆曲嘛，尤其是对嗓子和扮相的要求比较严格。哪怕人稍微笨一点、基础稍微差一点，只要条件合适，就算是一张白纸，以后到学校里都可以再训练。所以我们在外形方面，尤其是女学生，都比较注意。条贯啊，身材啊，脸型啊，都要能够符合戏曲的要求。”
从当地的挑选、初试再到上海戏校的复试，王士杰他们先招了一个班，然而并没有达到蔡正仁和顾兆琳所期望的60人。“我们的想法是宁滥勿缺，人多了可以甄别，招不满干脆分两次招。所以过了一年我们又下去再招了一次。这就是我们说的大班和小班。”
昆五小班的姚徐依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而今的她已然是班里成绩拔尖的闺门旦，新编昆剧《宝黛红楼》中的林黛玉一角便是由她出演的。不过在2003年她还只是南通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的一个普通四年级的学生。“是星期六吧，我们在学校里上舞蹈培训班。他们就突然进来了，说是要选人去唱歌、跳舞什么的。”一眼选中姚徐依的正是王士杰。王士杰让她唱首歌，她就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完之后，王士杰对她说下午来初试吧。“我当时就特别开心，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跳舞。虽然对于昆曲是什么，我真的一点概念也没有。”
姚徐依的“好闺蜜”雷斯琪则来自常州，考入昆五班的时候是五年级。雷斯琪是梁谷音的学生，2008年她凭借一折《思凡》在第十二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中荣获京昆专业组金奖，是整个昆五班最早夺得小梅花的一位。在她的印象里，王士杰他们是跟着一个唱越剧的老师来到她们学校的。几个老师在班级里前前后后看了一圈，点了一两个人，其中并没有她。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道临走的时候，昆三音乐班班主任胡根夫忽然回头看了她一眼，说这个小女孩也记一下吧。就这样，她吊在车尾上，险而又险地挤入了昆五班的初试名单。
“不过当时回家跟我妈一讲，我妈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说到这里，雷斯琪笑得很开心，“我爸妈都是老师嘛。后来她就问他们学校的音乐老师，昆曲到底是什么东西，音乐老师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听起来好像不是在骗人，他们这才决定让我去面试。”
磨磨蹭蹭的雷斯琪是所有面试学生中最后一个到达约定的初试现场的。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光景。推门而入的一刻，对于她和她的家人来说，兴许只是一次“譬如不是”的“碰碰运道”，然而令雷斯琪感到惊讶的是，王士杰他们竟还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她。按照惯例，雷斯琪做完了自我介绍，便给他们唱了一首歌，她记得自己唱的是《种太阳》。
肆
初试、复试、总复试。4000比60的遴选比例。不过对于当时平均年龄只有十岁十一岁的昆五班考生来说，全然没有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记忆。至少在卫立的描述里，到上海戏剧学院莲花路校区参加复试的那天，阳光很明媚，学校里到处好多好多人，门口的喷泉欢快地喷着水。
“当时我就跟我爸说老爸我一定要进这个上海戏剧学院。”
“因为喷泉？”
“后来才知道喷泉只有招生的时候才开。”留着时髦的莫西干头的他熟练地接下了我丢出的这个小玩笑，“——因为氛围。可能我对这种艺术生活比较向往吧。我反正跟我老爸说我希望能到这里来。然后就考嘛，然后就考进来了。”
卫立是所有昆五班的学生当中我最不陌生的一位。2013年7月，在大观舞台“生生不息——纪念昆曲泰斗俞振飞逝世20年、蔡正仁师生传承展演”的舞台上，我就曾看过他的表演。为期两天的演出中，他第一个登场，演的是大官生的代表剧目《千忠戮·八阳》。
卫立是上海人。同姚徐依、雷斯琪当年的懵懂不同，已经在闵行三中读到初中二年级的卫立属于曾经“接触过一点昆曲”的人。当年在昆五班的招生考试上，卫立唱的就是他在学校昆曲社里学的《千忠戮·八阳》。他记得复试的地点在白楼的205教室，岳美缇老师跟蔡正仁老师坐在一块儿。“基本上就是老师要你干嘛就干嘛，他叫我做广播体操，我傻了一下，说老师我忘了。岳老师于是让我过去，她说把眼睛睁大！我就把眼睛睁大。大概是在看我的扮相吧。”
青春的书页就这样翻开了它全新的一章。
六点钟起床、六点四十五早功、七点四十五吃早饭，八点半开始正式上课，两节身训、两节腿功，这就到了中午。下午的四节课从一点三刻上到四点三刻，不是戏课就是文化。晚上六点开始晚自习，一三五做专业训练，二四用来复习文化课内容。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循环往复。一面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踌躇满志，一面是甘苦冷暖自知的学艺生涯。
“我们有一种椅子，我们叫它老虎凳。表面是一条一条的木棱。你人躺上去，用绳子把你的一条腿笔直地绑在坐凳上，另一条腿抬起来举到面前绑在椅背上，然后你就叫吧！”卫立两手一摊看着我笑。用他的话讲，被绑在上面除了痛之外就是绝望，不能扭动不能挣扎，不然容易受伤。时间短则15分钟，长则20分钟，看各人情况，腿好多绑一会儿，腿不好少绑一会儿。
“那你呢？”我问。
“我好像就绑过一次，10分钟吧，”他有些狡黠地笑了一下，“武生武丑他们比较惨，天天绑。就像我们学小生的每天要喊嗓一样，他们每天练这个。”
每个人都有低谷和迷惘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纪相对大一些的缘故，刚刚进班不久卫立就赶上了自己的变声期，倒了仓的嗓子怎么都唱不出来，这让他感觉非常“郁闷”。昆五班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举办汇报演出，53个人去了45个，没有他。周围要好的同学纷纷凭借自身实力入选青年京昆剧团，依然没有他。
“但好在我们有很好很好的老师。”
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戏校的假期非常宽疏而漫长，暑假寒假前前后后加起来，最长的时候，一年有小半年时间都在放假。岳美缇于是对小生组的学生说，暑假别太早回去了，来上上课吧。卫立、倪徐浩、谭许亚、四个人就卷起铺盖搬去昆团住了整整一个礼拜。听说他们暑假要去昆团开小灶，顾兆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千块钱，让他们吃饭零花。“根本不应该他给我们的，可是他给我们了。”
那是2007年，昆团的剧场也还没有翻修。有一天卫立他们起晚了，四个人一溜烟地跑到剧场的时候已然迟到。岳美缇问他们吃饭吃了伐，他们说还没吃，她说那你们先去吃吧，他们说不要了就上课吧，“因为我们都很不好意思的嘛”。当时卫立他们站在台下，台上的幕布紧紧地拉着，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师兄黎安此时正在幕布后面练功。“他应该是听到了我们没有吃饭，就出去买了很多饭回来给我们吃。我记得那时候天很热很热，他汗流浃背，脚上还穿着厚底。岳老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师哥师姐为什么对你们那么好？因为老师对他们很好，当他们要回过头想要报答老师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们老师什么都有了，你们要报答，就报答给你们的下一辈。以后你们也应该这样。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一下就折服了。老师一直跟我们说，戏曲是清贫的，但又是高尚的，它值得我们大家为它去努力去坚守。”
2010年，苦闷了许久的卫立终于迎来了自己戏曲生涯的“转机”。那是在“洵美且异——张洵澎昆剧表演艺术传承专场”的演出上，卫立和姚徐依合作了一段《长生殿·小宴》，“我们俩演《小宴》的前半段，蔡老师和张老师演后半段”，演出结束之后，负责京昆剧团工作的马博敏当即拍板：这个人可以了。
进入青年京昆剧团之后的卫立成了蔡正仁的学生。在蔡正仁的指导下，他“重新”学了一遍《千忠戮·八阳》。也许是因为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戏路，此后的道路卫立走得愈发顺畅。2011年底，他在文化部主办的“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一届全国青少年戏曲邀请赛上获得高年级组的金奖，用同去参加比赛的王倩澜和雷斯琪的话说，他的获奖绝对实至名归。到了2012年，他又凭借《拜月亭》一剧和蒋珂一起获得第五届中国昆曲节“优秀表演奖”，一时风头无两。
谈到未来，卫立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的未来当然还是昆曲。”
至少这一点，他从来没有犹疑过。
伍
阚鑫和阚融是一对双胞胎兄弟，还是面容与性格都截然相异的那种。确定昆五班这个选题的最初，他们俩的名字就被果断地写进了我的采访计划里。一门兄弟，两个花脸，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话题性的呢。
采访是卫立帮我联系的，地点就在兄弟两人的宿舍里。除了斜靠在寝室墙角的两柄长刀，整个房间和普通的大学男生宿舍并没有什么不同。绝对谈不上整洁，却也乱中有序。电脑台前的书架上正反交叠地插放着的也都是《大学英语》《中国近代史纲要》《计算机应用基础》《论语心得》《中国戏曲脸谱大全》之类的书籍。阚鑫先是请我在他的床沿上坐下，后来许是觉得不妥，又拖来一张椅子给我。他告诉我，椅子的主人是张艺严，这会儿练功去了。
“你们不是放假了么？”我问。
“张艺严是我们班最用功的。大学以后学校就不强制练功了，全靠自觉。只有他。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每天坚持练功的，我比不了。”阚鑫说。
与之前在考试现场看到的形象不同，这一天他穿了一件土黄色的大衣，脖子上端端正正地系了跟亚麻色的围巾，显得颇为郑重其事。相比之下，弟弟阚融的装束就活泼了许多，灰色兜帽卫衣，配上一顶黑色的嘻哈风格棒球帽。“老实说我哥的性格确实稍微有点孤僻，太闷了，对于投脾气的人当然可以处得很好，但是对一般人就挺冷淡的。不像我，我喜欢跟同学一起玩儿。我觉得社交这个是一定要有的，有了同学有了朋友才可以发展得更好嘛。所以同学间的社交就我来做。”话虽如此，在我这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代表兄弟两人发言的到底还是阚鑫。
阚鑫阚融进入昆五班纯粹是个意外。2003年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的老师去哈尔滨招生，当时11岁的阚鑫阚融刚好在家附近的一所武术学校学武术。听闻这个消息，父母多少有点心动，然而因为正巧赶上非典，再加上觉得孩子年纪太小，到底没舍得让他们去，就这样又多等了一年。
当时的选择是戏校的武功班。这是母亲的决定。“那时候我妈妈拿到武功班和昆剧表演班两张招生单子。她就是觉得武功班这个名头挺好的，以后可以往武术武打方面走，所以根本没管那个昆班。”其实按照母亲最初的意思，只想打算让弟弟阚融一个人去考戏校。“因为我妈妈觉得我哥文化比较好，可以走正常人的生活。我学习一般，比较喜欢文艺，就想让我去试试。”只是临到报考的时候，母亲到底还是改变了主意。“我妈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老实讲，我有点在意阚融口中的那个所谓“正常人的生活”的表述。他说自己小时候是个“面瓜”，身体比较差，脑子也蛮笨的，连系鞋带都是到戏校之后才学会的。“之前都是我姐、我爸妈帮我弄，我妈实在不放心我一个人。”
事实上，他们当时的家庭情况确实有点特殊。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有一个大他们7岁的姐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才又有了他们兄弟俩。就在他们决定报考戏校的时候，母亲又因为癌症住了院，治疗、开刀，重压之下，家里的生活状况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
“进戏校我其实挺高兴的。从小我就想清楚了，那时候就业率就不是很高。我爸妈经常在讲你就是考上大学之后也不一定能有一个像样的工作。你来戏校，首先是不要学费，吃饭还有补贴，以后毕业了没准就有个铁饭碗。”对此，阚鑫的回答相当坦率。
将兄弟俩从武功班推荐到昆班来的是贾羲东。他原先是昆三班的学生，毕业之后留在戏校教武功。“贾老师那时候是武功班的班主任，对我们两个特别好。他带我们两个到王士杰老师面前。我以为就是去见一个老师，让我在他们班上学文化课。因为当时昆班文化课的进度比武功班快一点。”
王士杰还是照例的那一套。让他们先说一段自我介绍，然后唱一首歌。“我们什么都不会啊，实在想不到了，就干脆唱了国歌。”听完之后王士杰大手一挥，说你们两个就都去唱花脸吧。就这样，兄弟两个懵懵懂懂地进入了花脸组。
当时的状态，其实颇有点妾身未分明的意思。因为还不能算是正式的昆班学生，所以武功班昆班两边的课他们都要上。练毯子功的时候，他们是武功班的学生，等到下午戏课的时候，则又跟着昆班。学了一年之后，蔡正仁和顾兆琳给他俩安排了一场考试，他们这才被名正言顺地纳入了昆五班的麾下。
阚鑫说自己天生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无论做什么就一定想要做到最好。虽然自己只是戏曲界的一块“白胚”，但他立志要在上面画出最好的图样。正式转入昆班一年之后的2006年，学校内部组织了一次向传字辈老师汇报的演出，他已然成为了花脸组的代表，和他一起上台汇报的是闺门旦组的李沁、武旦组的钱瑜婷和小花脸组的马一栋。阚鑫的展示剧目是《芦花荡》，“有锣鼓，没有扮上，就带了一个髯口”。这兴许还算不上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舞台演出，阚鑫依旧觉得非常自豪，因为能拿出来展示的都是“每个组最好的学生”。
比起学戏的辛苦，真正让兄弟俩觉得煎熬的，是与母亲的分别。“她6月1日做完癌症手术，9月份就陪我们来上海。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太不懂事了。”阚鑫说。那一次母亲在是上海住了整整一个半月。戏曲学校采取的是封闭式管理，他们并不清楚白天与自己在校园里见完面的母亲晚上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应该就是住在学校附近的招待所或者租个房子，有时也可能就去浴室睡一宿”。母亲回家之后，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她打电话，往电话跟前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那时候用的还是201卡加长途亲情卡，电话机也是公共的，要排队。他们一般都说你们最后打吧。因为这样比较不妨碍人家。”
从东北到上海，从学校到戏校，不习惯的地方特别多，什么都不习惯。“爸爸妈妈总说不能惹祸不能惹祸，以至于小时候有段时间一直被别人欺负。”白天的阚鑫不声不响，可情绪总要有个宣泄的缺口。“那时候嗓子好啊，四五点钟的时候半面楼都可以听到我说梦话骂人。现在想想其实是不痛快的。可那时候的心思全在想家和应付戏课上，没有时间去想同学之间的什么事儿。当时就觉得只要学习好了，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说到这里，阚鑫顿了一顿，“你要好好唱戏，不想那么多，一切就一定会好的。我们就是一个很认真唱戏的人。这就是阚鑫阚融的定义。”
我问他们毕业之后的打算，阚鑫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坦率，并且斩钉截铁：“我想留在上海，不管怎么样都想留在上海。然后把爸爸妈妈一起接过来，一家人开开心心地住在一起。当然，前提是上海昆剧团要我们。进去之后工资多少真的不重要，大家凭本事吃饭。当然还需要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后面撑着，我也一定要支撑着这一帮同学。我的想法是我和阚融以及昆五班的同学朋友能够一起进昆团，能够在里面演戏生活，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就行。”
家里就我和我妈两个人范文第5篇
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中不断增长的流动儿童问题，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引起了政府、新闻媒体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很多关于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里的农村流动儿童少年到底有多少？他们在城市获取教育的主要途径是什么？作为吸收农村流动儿童入学主要渠道之一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情况怎样？他们怎样生存和发展？毫无疑问，这些关注和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农村流动儿童的基本情况非常有帮助，为解决农村流动儿童在城市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政策干预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和干预主要关注了那些跟随农村流动父母到城市的孩子，而另一个庞大的农村打工者子女群体，即那些被外出打工的父母遗留在家里的孩子——农村留守儿童却被忽视。这些孩子是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和农村大规模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或者父母双方都在城市打工，或者父亲或者母亲单方在外面打工。这些孩子或者与他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住在一起，或者与亲戚、朋友、邻居生活在一起，也有很大一部分孩子自己独立生活。虽然目前没有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数量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我们在北京的抽样调查推断，从局部或者某些地区来看，农村留守儿童的群体规模远远超过跟随父母居住在城市的流动儿童的数量。2000年夏天，我们在北京朝阳、丰台、石景山三个区对619个流动农民家庭的问卷调查发现，这些流动农民家庭的903个学龄儿童中，只有35％的孩子跟随父母在北京读书，65％的学龄儿童被他们的父母留在了家乡。2003年2月我们在5个省的个案访谈中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对这些农村的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身体和身心健康等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影响。本项研究旨在对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少年的上述影响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本项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农村流动父母的决策选择：作为流动农民的父母亲是怎样决定是否将孩子带在身边或留在家乡的，他们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2）在父母监护和关爱缺失的情况下，这些留守儿童、少年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境是什么；（3）探讨父母双方外出打工后对这些留在家的儿童少年的生活、教育、性格行为和安全等等方面的主要影响。本项调查始于2004年6月底，至2004年10月结束。并于2005年1月进行了续访和部分个案的回访。我们共访谈个案150名。其中，访谈在北京打工的农村流动父母81名，农村留守儿童69名。
本项研究从多个角度探测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我们的调查采取了多种方法，不仅有个别访谈，有焦点小组座谈，而且大量采取了参与式活动，也与课堂教学结合，通过学生作文、给父母写信等方式与这些留守儿童沟通。这个沟通的过程不仅是了解他们的过程，更是给予他们心理辅导的过程，是帮助他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多方面透视他们的生活和需求。我们发现，虽然留守儿童没有像流动儿童那样引起同样的社会关注，但是，这个群体其实更加弱势。不论从生活状态看，还是从心理状态看，他们都经历着冲突。这是一种双重的冲突。他们更需要关注。
二、留守儿童的人口特征
（一）非直接访谈的农村留守儿童
被访谈的81位农村流动人口共有166个子女。有两个子女的家庭占大多数，达到65％左右。最多的家庭有5个孩子。调查显示，留守子女多于随带子女，留守子女占被访谈者子女总数的61％。
儿童的性别比比较低。166位留守子女中，留守男孩子为71位，留守女孩子为95个，性别比为75。农村流动父母具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在有选择地决定哪个孩子留在老家时，他们更倾向于把女孩子留在老家，而把男孩子带到城市里来。访谈个案也显示，农村流动农民一般也倾向于把最大的子女留在家乡，如果最大的子女是女孩子，这个子女毫无疑问地会被留在家乡，但当大子女为男孩子而其他子女为女孩子时，他们更倾向于把大儿子带到城市里来。
从留守儿童的年龄分布看，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2岁。其中女孩子的平均年龄为12．5岁，男孩子的平均年龄为11．3岁。从教育分布看，6~15岁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近90%左右，只有10%的留守学生在高中或者技校和职业高中读书。
从农村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打工后的留守时间看，他们平均在家乡的留守时间为5．5年。父母全部外出打工后，88％的农村留守儿童已经在老家留守3年和3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般是留守儿童的父亲先外出打工，在他们的生计需要帮手或有能力帮助妻子在城里又找到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把妻子再带出去。在很大一部分父母全部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中，他们一般是先由单亲父母监护一段时间，然后再变成父母全部外出的留守儿童。由此看来，如果把父母有一方外出时也计为子女的留守时间的话，农村留守儿童在家乡的留守时间会更长。
一般情况下，80％的留守儿童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能接到父母的电话，70％左右的儿童一年中能见到父母两次，其他30％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一次。
（二）直接访谈的农村留守儿童
我们共直接访谈了69名留守儿童。在河北省涿鹿县保岱和矾山两所中学，我们共访谈了59名父母全部外出打工的农村留守学生，其中28名男生，女学生31名。被访谈对象全部由学校帮助寻找和确定，他们是1-3年级的学生。其他10名留守儿童是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寻找的样本。
这些学生在家乡的平均留守时间为4．9年。留守时间最长的学生为14年，自出生半年后父母就全部到北京打工。留守时间最短的为1个月，2004年9月份刚刚被父母从北京送回老家读初中。一般情况下，95％以上的孩子一年中只能见到父母两次，他们或者在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去父母打工的地方，或者父母在农忙或春节的时候回老家几天。
三、留守的决定因素
农村留守儿童留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个体层面看，农村流动父母在城市中职业特征和就业状态，以及他们较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很多子女的留守状态。流动农民子女在城市教育中所接受的不平等的低质量的教育也对其子女的留守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制度层面上来讲，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以及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产生和增长起着催生剂的作用。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存在，一方面折射出流动农民在城市中经济和社会的弱势地位，同时也呼吁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的全方位改革。
（一）收入因素
根据我们的个案调查，被访谈的80％左右的农村打工者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000~1600之间，其中，约一半的打工者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000~1300元左右。虽然家庭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情况很少，但要高于1000元以上的收入，流动农民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和汗水。一位卖菜的流动农民告诉我们“现在的钱是越来越难挣了。我们卖出一斤菜只能挣一毛多钱。夏天的时候不能存菜，有时候一斤菜也就挣几分钱。能挣几个钱全靠耗时间了”（朝阳—个案）。一位经营水果的农民说“我们卖水果风险太大，天一热就不敢多进货，担心卖不出去水果烂在自己手里。夏天水果多，但挣钱难。夏天经常一天要在市场上呆十三、四个小时”（海淀—父母个案）。被访谈者家庭月收入高于2000元以上的农村打工者很少，他们主要是从事家庭装修的包工头或在建材市场经营建筑材料。
调查显示，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消费支出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住——房租，另一部分是吃——食物。一般来讲，大部分被访谈的农村打工者家庭每月的吃、住花费在500~800元之间。最大的经济负担还是住房，大约每月在300~500元之间。在我们访谈时，一些流动农民感叹和抱怨最多的是北京的住房太贵，不到十平米的简易房或地下室，每个月房租就要三、五百元钱。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时，一位流动农民说“要不是房租这样贵，我们每个月可以多节省三、五百元钱。每个月要是再多出这三、五百元钱的钱，孩子带出来上学就够了。说到底，就是俺们挣钱太少”（农村流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朝阳区）。流动农民吃、住每月花费超过一千元的家庭很少。所以，除去这些能够维持最低生存状态的费用，大部分农村打工者家庭每月的净收入剩余在500-800元之间。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农村打工者来说，他们依靠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和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来获取有限的打工收入剩余。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城市读书，除了城市较高的生活费用他们难以承受，城市学校高昂的学费更使他们无力承担。
流动农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很多学龄子女只能是留守儿童。一位在朝阳区团结湖的打工者说“我们两口子也想过要把儿子接到这里上学，只是北京的消费太高了，再加上还要交什么借读费，一年要好几千，只好作罢，因为我们挣得钱少，供不起。孩子自己倒是挺想过来上学，这样还可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没钱，没办法。要是每月能拿个两千、三千的，就可以考虑把孩子接过来……近两年，肯定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自己的工作都没保障……现在的工作不好找，弄不好，自己也得回去”（朝阳—个案）。另一个把两个女孩子都放在老家的父亲说：“我的俩个女孩一个16岁，一个13岁，都没有把她们带过来上学，不是因为她俩是女孩，是因为这儿花费太大，都过来养不起。她俩也想过来，只是说说而已。老二懂事，一想想爸爸挣钱不多，唉一声说，还是在家里上（学）吧”（朝阳—父母个案）。
一位把两个儿子接到北京而把女儿留在老家的打工者告诉我们“叫儿子过来时，我也打电话叫女儿过来上学，我跟她说，你想过来就过来吧，我们不在乎三百五百的，要不你以后说让你两个弟弟过来上学不让你来，怨恨我们。她不肯来，说这儿花钱多，挣得少，怕我们挣的钱撑不住他们三个上学，她说不怨恨我们。说实在的，如果三个孩子都在北京读书，我挣这点钱确实供养不起”（海淀—父母个案）。
在进行农村流动父母小组讨论时，很多家长把子女留守家乡归结为经济和收入的原因，他们在进行讨论时发言说“我的女儿是10年前回老家上学的。那个时候我孩子在北京读书，要交纳很多的借读费，我们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上学负担不起。所以把大女儿送回老家”，“孩子带来照顾不过来，钱也不够花”，“把孩子都带过来上不起。小的孩子去年刚带来。大的三年级了，来这里怕语言不熟悉，耽误学习，住的地方太小，带过来经济上也跟不上”，“孩子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读到小学毕业就回老家了。因为打工学校没有初中，当地初中借读费太高，还有学校服装费等等，我们上不起。卖菜一斤就能挣1毛多钱，挣钱太少。老家上学便宜，一个学期只有100多块”，“北京挣不到钱。一提起老二就想哭，不知道她现在长多高了，身体是什么样，现在3年没见到她了。她一直得不到父母的关心，我们很惭愧。要是经济许可的话，我们准备今年底把她带到我们身边。一家人苦也在一起”，“如果把两个孩子都带出来，负担太重，吃的和住的都花费太大，负担不起。而且我们卖菜，早起晚归，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农村流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朝阳区）。
很多农村打工者用“负担不起”，“经济上跟不上”，“钱不够花”，“挣钱太少”，“挣不到钱”，“供养不起”等等跟收入和经济相关的词语来解释其子女留守的原因，充分说明农村打工者在城市较低的收入和经济地位是其子女留守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二）职业因素
我们的调查显示，70％以上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者主要从事买卖蔬菜、水果、鱼、肉、面食和其他小商品生意。他们工作时间超长，绝大多数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管理和教育孩子是很多农村打工者把子女留在家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经营蔬菜者为例。他们每天早晨4~5点之间离家骑三轮车到批发市场打菜，7点左右就要开始在自由市场卖菜，一般在晚上7、8点收摊，夏天时收摊要更晚。职业特征和就业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子女留在老家。有些打工者的孩子一直留在家乡，有些孩子带到城市后又被迫返乡变成留守儿童。
一位在朝阳双花园小区卖菜的安徽老乡告诉我们“我有两个孩子。2001年初时，大孩子放在老家，老二跟着我们在北京。我们每天凌晨2：00起床到通州区的八里桥批发市场去打货（进菜），由于小孩子没有人看（5岁），只得带上，有时背在背上，有时放在车里。进来菜以后，拉到市场上去卖，小孩就放在菜摊那里照管。一般卖菜到晚上7：30以后才收摊。由于我们想念留在老家的孩子，2001年6月，我们回老家去把大孩子接到北京来住了一个月。由于我们干活的时间长，孩子经常不能按时吃上饭和睡好觉。我们苦苦撑了一个月，根本没有办法照顾这两个孩子，只得把两个孩子都送回老家。送回去的时候，孩子哭得像个小泪人，哭着喊着要跟着来北京，我们也哭。但是生活所迫，我们不得不出来谋生”（朝阳—父母个案）。
谈到自己留在家乡的孩子，一位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经营小餐馆的母亲含着眼泪说“我又何尝不想把女儿带在身边，但是把孩子带在身边谁来照看啊？!我们每天从早晨忙到凌晨，像个机器一样不停的转，自己有时都顾不上吃饭，别说照顾孩子了。有的时候孩子放假来北京，我们也不能陪她玩，她就自己蹲在小店的门口看着过往的行人，有的时候很晚了还有客人，我们不能收摊，女儿困的实在不行了，就在空着的小餐桌上趴着睡着了。每当看到女儿这可怜的样子，我这当妈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海淀—父母个案）。
在进行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时，很多家长也把子女留守的原因归结为：“我们工作忙，工作时间长，孩子到了北京根本没有人管”，“我们天天在外打工挣钱，晚上回家时孩子已经睡觉，早晨离家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几天下来有时候跟孩子也说不了几句话。有时候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北京的治安不及家乡好，还是送回老家放心”，“我们也想过要么把孩子接过来，可是再仔细想想又不现实，我们现在都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孩子来了住哪？到哪里上学？谁来照顾她？这无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让我们感到绝望啊！”（农村流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朝阳区）。
虽然打工者职业影响其子女留守，但不同的职业影响也不同。一般来讲，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者的职业和经营场所相对稳定，也有自己狭小的独立居住空间，他们比从事雇工的打工者稍微有条件把子女带在身边。而从事雇工的大多数农村打工者没有自己独立的居住场所，他们工作的流动性较大、不稳定，时间长则半年或几个月换一个工作，时间短则会在一个月内就换几个工作，或者是在几个月内没有找到任何工作。这些雇工的职业主要包括装修、洗车、开电梯、家政服务和餐饮服务等等。工作和居住特点使他们更没有条件把子女带到城市，而只能把他们留在家乡。有一些雇工职业如保姆，虽然有一些已婚保姆的丈夫也在北京打工，由于她们要与雇主生活在一起，夫妻两人实际上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在北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这种状况也决定了其孩子只能是留守儿童。
（三）城市打工学校条件差
访谈中，他们经常听到流动农民把孩子留在老家读书的原因归结为“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学校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流动农民所指的“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好”有两层含义。一是流动农民所指的北京学校并不是北京的公立学校，而是那些大都没有被政府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根据我们的调查，北京目前有300多所该类学校，正式注册的学校只有几所，大部分都没有被纳入北京市正规的教育体系。据统计，这类学校接收了近50％左右的农村打工者子女。北京市朝阳区有适龄流动儿童少年8万人，约占全市总数的1／3。其中，在公办中小学借读的学生数为4.3万，在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有3．5万人。朝阳区现有打工子弟学校101所，除已批准的两所学校外，其余都未得到合法办学批复。流动农民视这些坐落于城市里并为他们子女创造了学习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为北京的学校。
虽然这些学校为农村打工者子女提供了最基本的接受教育机会，但他们却普遍存在着教学管理不规范、教师流动性大和教学质量低的问题。访谈发现，一些打工者之所以把其随带学龄子女又送回老家变成留守儿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类学校的条件差。在流动家长小组焦点讨论时，许多家长反映打工子弟学校质量不好，孩子在这些学校读书学到的东西太少，不少老师也没有教师证。而老家的学校比打工子弟学校正规，教学质量有保证，课程设置也全面。
一位山东的打工者在儿子读3年级时把他从打工子弟学校转回老家读书，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老家的学校正规些，教学质量有保证，不像这里的打工学校，孩子跟我们说，他们一学期要换好几个老师，这肯定对孩子的学习有影响。北京的教育质量不行，但学费很贵。在这，孩子上小学每学期学费要三百多，老家就二百来块钱，将来孩子参加中考也必须回老家去考，这样，我们两个一合计，就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那时孩子也懂事了，不用俺娘操多大心”（海淀—父母个案）。
一位在海淀万寿路卖肉的安徽的老乡告诉我们，因为其中一个老乡发现了打工子弟学校的质量问题，很多老乡都把孩子转回老家读书。他说“我老乡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学校读了3年书，每次考试都是成绩很不错。可送回老家读书时让他做三年级的卷子，他竟平均才考了40多分。没有办法，老乡只有让孩子再从二年级重新读。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本来我和爱人工作太忙，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儿子的学习和生活。这样考虑了几个月，才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我们老乡今年夏天因为那个事情的关系（孩予回家后跟不上学习），有几个人都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海淀—父母个案）。
一位在2004年9月份刚刚把女儿从北京送回老家读书的打工者说“女儿上学后就回老家了。孩子非常不愿意回去，并不是北京条件好，主要是因为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我们还是把她送回了老家。在北京上学的费用太高，而且课本与家乡用的也不一致。我们家乡也有部分孩子随父母来北京在打工学校上学，但转回老家后，什么也不会，功课跟不上。北京的教学质量还不如老家好”（朝阳—父母个案）。
在城市教育体制没有给农村打工者子女教育留出就学空间的情况下，打工子弟学校为这些孩子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但是，由于这类学校的管理水平低，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学设施落后等等问题，导致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低下，使很多打工者子女接受着城市的边缘教育，迫使一部分打工者子女不得不把随带子女送回老家变成留守儿童。在北京，农村打工者子女近一半在这类学校读书。政府应该加大对这类学校的管理和扶持，把提高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使农村打工者子女也能在城市接收优质的教育。
流动农民所指的“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好”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指北京和全国其他地区使用的课本和学制不统一，导致一些打工者孩子从北京公立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转回老家读书后跟不上当地学校的教学进度。全国大部分省份在义务教育阶段使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而北京市在义务教育阶段大都使用北京出版社的课本。北京市除了海淀区外，其他区、县的小学学制是小学6年，初中3年，而被访谈的一些流动农民家乡的小学学制是5年，初中4年。所以，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北京市的课本内容简单，北京小学用6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在家乡5年就能完成的学习。
一位在海淀区打工但孩子在大兴公立学校读书的老乡说“北京公立学校（大兴）开的课程和我们老家的不一样，比我们老家的课要浅的多。以前我们孩子在老家读书时一直占前一、二名，当然在北京也占一、二名。但是，等孩子再回老家读书，孩子的成绩明显下降，滑到几十名。说真的，如果不是在北京折腾这一年，说不定我们家孩子都上初中了（回家后复读了一年）。现在想起来我们都有点后悔，是我们不明智的决定，耽误了孩子的学习。况且将来孩子参加中考还必须回户籍所在地，考试命题也是根据老家的课程设置的，综合各方面因素，我们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当时下这个决定我们也挺犹豫的，毕竟孩子还小，担心孩子一旦离开我们适应不了，我们也不忍心，但为了孩子的学业我们也只好出此下策”（海淀—父母个案）。
由此可见，由于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条件差以及城市与农村学校学制与教学内容的差异，迫使一部分打工者子女由流动儿童又变成留守儿童，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增加。
（四）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割
从制度层面上看，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割是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城乡义务教育分割的制度制约下，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设计的偏差与不合理，以及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
1.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设计的偏差与不合理
政府相关部门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视和关注大致始于九十年中期以后。一系列政策法规颁布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积极解决流动儿童少年的就学问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及相关的教育政策法规是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相联系，一些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政策规定仍然没有也很难跳出户籍制度的制约，它的某些政策规定和条款不可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而且，它对今天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产生起着催生剂的作用。
相关政策规定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催生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跟随父母流动权利的限制。相关政策条款明确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常住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外流；流动儿童少年中凡在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应当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对携有流动儿童少年者，应查询其户籍所在地有无监护子女上学的条件，公安机关应积极予以配合。第二，对父母来北京打工不足半年或没有办理暂住证的打工者子女教育权利的限制。《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指出，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且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可以申请在本市中小学借读，接受义务教育。很明显，很多来北京打工不足半年或者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农村打工者，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就学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条件，被排斥在了学校的大门之外，只能回家乡接受教育，变成留守儿童。第三，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收取费用的不平等。北京市的相关政策规定，流动儿童少年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的，由其父母持户籍所在地乡（镇）级人民政府出具的该儿童、少年及其父母的户籍证明、其父母的身份证、在本市的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等证明材料向暂住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上述主管部门经核准同意后，为其开具“在京借读批准书”。流动儿童少年可持“在京借读批准书”和原就读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到暂住地附近学校联系借读，经学校同意后即可入学；流动儿童少年在本市公办中小学借读，学校可按照有关规定向其收取借读费和相应的杂费。
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对农村打工者子女的留守决策起着极大作用。相关政策规定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跟随其父母流动权利和其他方面的制约，没有给农村打工者理性决定其子女是“随带”或“留守”提供自由选择的制度空间。同时，由于政策中收取“借读费和杂费”的相关规定，给城市部分收取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高收费和多收费提供了政策性的保护，把一些农村打工者子女被排斥在公立学校的大门之外。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北京市的借读费和杂费标准是：流动儿童在小学就读的费用是每学期300元，初中每学期500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该政策的执行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城市学校对流动儿童入学收费巧立名目，收取的费用几倍甚至十几倍高于规定的标准，使很多农村打工者对城市学校望而生畏，或者把子女送进打工子弟学校，或者使子女变成留守儿童。
在朝阳区修鞋的农民老成的故事：老成来北京打工已经11个年头，他的妻子在距离不是很远的另外一个摊位修鞋。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也在北京长大。2002年时，儿子六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这可愁坏了老成夫妻，因为他们知道，外地孩子在北京读书要交纳很多的钱。他们硬着头皮先是到附近的一个公立学校问了问情况。这一问，可把他吓坏了，学校要求一次纳两万元钱才肯接受孩子入学。老成说，这一笔钱将是他们在外打工5、6年的积蓄，拿不起啊!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决定等孩子再大一岁就送他回老家读书。第二年真要送孩子走的时候，他们夫妻又不舍得孩子了，最后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半年后，这所学校搬家了，附近又没有找到这样的学校，再加上老成认为这类学校的质量也不过关，他们一狠心就把儿子送回了老家。老成说：“为儿子上学的事情可折腾了我不少钱。儿子刚刚回老家时他妈不放心，在家里陪了他一个多月，看着儿子习惯后她才回来。如果北京的学校能少收点费用，我省吃俭用也能交上，怎能舍得把儿子送走呢!”（朝阳—父母个案）。
一位先是把女儿带在北京后来又把她送回老家的打工者告诉我们“为了能让孩子接受到正规学校的良好的教育，我们不惜金钱，想方设法把孩子弄进北京公立学校（丰台某小学）读书。当时孩子9岁，读三年级。后来我们只让孩子在北京上了一年学就把他送回老家了。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在北京公立学校读书花费太大，什么借读费、赞助费、学费、兴趣班、课外活动费等等，这些费用超出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和孩子是2002年正月初八来北京的，2002年十二月份回的老家，这十一个月整整花了我们一万两千多块钱”（海淀—父母个案）。另一位两个孩子都在北京出生，但到了上学年龄把孩子送回老家的流动农民说“我家两个孩子都是在北京生的。大女儿7岁时就送回家读书了，当时这附近没有打工子弟弟学校，北京的正规学校要交很多的赞助费、借读费，要几千或上万块，我们上不起。第二年，二女儿也送回家读书了。两个孩子都交给我爸我妈照看”（海淀—父母个案）。
在由32位农村流动父母参加的两次焦点小组讨论时，有近一半（15位）的父母把孩子留守的原因归结为“公家学校手续多，借读费太高，上不起。孩子要上学只能到打工子弟学校或是老家上”（农村流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朝阳区）。由此可见，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设计的不合理，是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的制度原因。
2．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规定，农民工子女就学应该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简称该政策为“两为主政策”）。为了全面贯彻国务院文件精神，很多地方也出台相应的政策规定，并相继取消了对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借读费”政策。北京市政府规定：全日制公办学校应该成为接纳流动儿童入学的主渠道，对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北京市户籍学生一视同仁；自2004年9月新学年开始，全市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对符合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条件的借读生免收借读费；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程序为：家长或监护人申请、开具“在京借读证明”、联系就读学校。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应持“在京借读证明”，到暂住地附近的公办小学、初中或经批准的民办学校联系就读。
毫无疑问，“两为主政策”的颁布以及城市“借读费”的取消，是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巨大改革和进步，体现了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原则。同时，也为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改变留守状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制度空间。实际上，“两为主政策”也是建立在城市教育资源承受能力的现实基础上。以北京市为例。最近几年来，由于北京市小学的生源锐减，很多小学被合并。根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3月25日）的报道：“近三年来，由于生源锐减，北京一直在进行小学结构布局的调整，每年撤并100多所学校，更多的北京户籍儿童少年能够享受优质的中小学教育。另据该报3月26日的报道：“昨天来自市教委的消息，北京今年将有12万多名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比去年的15．7万人减少约3．5万人”。
显而易见，近几年来，农村打工者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空间越来越大。一方面，政府的关注和政策干预为打工者子女教育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和保障。同时，由于近几年一些城市小学生源下降，教育资源有很大的利用空间，这为农村打工者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提供了硬件的保证。如果城市能够把对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村打工者视为他们一员的话，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教育资源来帮助他们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但是，由于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调查显示，一部分打工者子女仍然被排斥在公办学校大门之外。某些北京的公办学校在教育资源闲置的情况下，置国家政策规定和流动农民子女的前途于不顾，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垄断城市的教育资源，通过多收费、高收费和乱收费的方式，把一部分农村流动儿童和渴望由留守儿童变成流动儿童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子女排斥在城市学校的大门之外。根据我们的调查，北京市在2004年9月份取消“借读费”后，某些学校却打着别的旗号对外地孩子高额收取费用，每个学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最高的是要求一次纳3万元。如果外地人不能交纳这些额外费用，学校就以没有名额或座位为借口拒绝接受外地孩子。农村打工者告诉我们，北京有些学校也明确指出“借读费”已经取消，但他们要收一点学生课桌费或赞助费，否则，就说没有位子。
一位在朝阳区双花园小区经营蔬菜的打工者气愤地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从报纸上知道北京的学校今年秋季不再多收取外地孩子的钱了，我就想把孩子接出来读书。我8月10日就到附近的小学申请，可学校说没有位子了。但他们又说，如果我们能多交纳3000元钱，还说不给发票，孩子就可以来读书。还说这不是什么借读费或赞助费，是自愿交纳的学校建设费。我一听就明白了怎回事，这还是对外地孩子多收费。不多交钱，他们宁愿把课桌空着。我一年也就能挣上三、四千块钱，剩不了钱我出来打工受这苦干啥？算了，不接孩子出来了”（朝阳—父母个案）。
另一位在海淀收废品的流动农民也告诉我们“如果北京学校不多收我们外地孩子的钱，我们挣得还能凑合着抗住让孩子来城里读书。我们知道9月份不多收钱的政策后，几个老乡合计着要把孩子接出来读书。去找学校时，学校不让我们老乡几个人一起进办公室，要一个—个人的谈。结果还是要我们多交钱，说学校经费不足。我们两个老乡一下子都拿不出两千元，只有一个掏了钱的老乡的孩子被接受……，其实那个学校的质量也不怎样”（海淀—父母个案）。
五、留守儿童对“打工”与“留守”的评价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对“打工”及“留守”生活的评价充满矛盾。从他们对“打工”的评价上看，一方面，留守儿童对“打工”本身并不持肯定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又高度认同父母做出的外出打工决策；从他们对“留守”原因的理解上看，一方面，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跟随父母到城市而不愿意离开父母自己“留守”家乡，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父母的“留守”决策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从他们对个人留守生活的价值判断上看，虽然他们不愿意过留守生活，但他们并不认为留守生活只有消极影响和痛苦记忆。
（一）农村留守儿童眼中的“打工”
留守儿童是我国流动农民家庭迁移不断增加所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派生群体，没有自八十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农民跨区流动和外出打工，也就没有今天群体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那么，在父母因为外出打工而位置缺失的情况下，留守儿童本人是怎样看待和认识自己父母外出打工的呢？在保岱和矾山两所中学进行的留守儿童的小组讨论中，我们首先让他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什么是打工？父母为什么外出打工？”。
（1）“什么是打工？”
“打工就是受人剥削”（矾山组）
“是父母迫不得已的选择”（保岱组）
“父母在城市工作，受别人的气”（矾山组）
“就是出去受苦挣钱”（保岱组）
“到外地工作，维持家庭生活”（矾山组）
“去城里人的工厂工作，维持家庭生活”（矾山组）
“就是养家糊口”（保岱组）
“家里地少，出去挣钱”（矾山组）
“去外面挣钱，供孩子上学”（矾山组）
“是挣钱，让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保岱组）
“不在本县内工作”（矾山组）
（2）“父母为什么外出打工？”
“有时在外打工比在家种地收入高”（矾山组）
“让自己家比别人家更富裕”（矾山组）
“外出打工是为了还债”（保岱组）
“为了过好日子”（保岱组）
“不去打工，家里生活会很困难”（保岱组）
“不去打工的话，仅仅依靠种地和在农村做活，根本挣不了钱”（保岱组）
“供应子女上学”（矾山组）
“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矾山组）
“打工可以使孩子有很好的前途，让孩子上大学”（保岱组）
“父母不外出打工，姐姐就没有办法上大学，我也没有办法继续读初中”（保岱组）
（保岱和矾山中学农村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资料）
从农村留守孩子们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打工”本身的定义和父母为什么外出打工持双重评价的态度。很多孩子都对“打工”持一种否定评价的态度，他们用“受人剥削”、“迫不得已”、“受别人气”、“受苦挣钱”等等字眼来描述和界定“打工”。一个矾山中学的学生在作文中写到“我讨厌打工，是它抢走了我的父母，是它让我享受不到了同龄人所拥有的父母之爱。打工拆散了我和父母在一起的家。我现在拥有的家，它不是远方的那个家，也不是家乡的这个家，而是一个心家，懂吗？一个在我和爸爸妈妈每个人心里的三口之家，一个不管分隔多远而分不开的家”（矾山，学生作文）。在对“父母为什么外出打工”的评价上，留守儿童基本上持一种积极评价的态度。他们大多数人认为，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过好日子”、“比别人家更富裕”、“比在家种地收入高”、“打工可以使孩子有很好的前途，让孩子上大学”、“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等等。由此可见，从个体利益上讲，农村留守孩子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和希望父母离开自己外出打工，但是，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他们充分理解和积极支持父母的外出打工选择。
（二）留守儿童心中的“留守”原因
留守儿童本人又是怎样来看待和评判自己父母做出的留守决策呢？在留守儿童的焦点小组讨论中，孩子们自由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父母为什么要把我留在家乡？”
A．矾山组：
1．在城里上完初中非回老家，没法上初中；
2．城市里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初中；
3．因为那里读书特别贵，要交纳借读费；
4．一是我自己愿意留下，二是父母在外没有定居生活；
5．父母没有固定的工作，东奔西走，怕影响我的学习成绩；
6．那里的学费太多，还要交纳借读费，家中的经济不是太好；
7．在老家学习稳定和质量好；
8．城市坏人多。上学要交纳借读费；
9．父母在城市是临时工，我在农村读书可以节约一些开支；
10．父母在城市工作不会分心。在城市什么费用都比较贵，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很稳定。家中有姥姥和爷爷奶奶，我在家能够照顾他们；
11．北京上学费用太高；父母在城市特别忙，照顾不上我，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
B.保岱组
1.因为把我们做子女的带到城市开销太大，而他们赚钱少，学费又高，要交纳借读费，所以没有带我们去城里；
2.因为父母挣上钱很不容易，又没有时间照顾我；
3.因为没有时间照顾我；
4.不想连累我；
5.我认为父母把我留在家乡是为了让我好好学习，独立生活；
6.因为父母怕我在外受苦，所以不让我出去；
7．那里开销大，读书要交纳借读费；
8．因为他们怕我到那里不习惯；
9．因为城市里的消费太高；
10．因为城市消费特别高，比工资还高；
11．为了多挣钱，养家糊口；
12．他们怕我到那里不习惯，受城市孩子欺负；
13．城市开支大，花销多；
14．父母让我在家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在外面受气；
15．他们太忙。
（保岱和矾山中学农村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资料）
由孩子们的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心中对外出打工父母做出的“留守”决策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打工父母的工作特征决定了他们的留守状态。二是流动父母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的留守状态。三是因为城市里的“借读费”迫使他们留在家乡。另外，有的孩子把留守原因归结为为了避免城市人对农村人的欺负和歧视，认为父母只所以把他们留在家乡，是因为“他们怕我到那里不习惯，受城市孩子欺负”，“父母让我在家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在外面受气”。
从孩子们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孩子们被打工父母留在了家乡，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遗弃感，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对外出父母抱怨和不满。相反，他们对打工父母的“留守决策”持积极肯定、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我们认为，这种对父母留守决策的积极认同变成了农村留守儿童“孤留”家乡的精神支柱。
（三）留守儿童对留守生活的评价
父母外出打工使农村留守儿童经历着父母关爱、照顾和培养教育等等方面的缺失，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性格行为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那么，农村留守儿童个人是怎样评价自己的留守生活，怎样评价父母外出打工后对他们的影响呢？
父母外出打工对我们有哪些影响？
保岱中学焦点小组讨论
好处：
1．可以培养我们果断的判断力；
2．可以锻炼我们独立生活能力，例如说洗衣服、做饭；父母外出打工了，我们就会去地里多做活；
3．父母不在家里，孩子遇事可以自己解决，学会为人处事与朋友交往；
4．遇到困难能自己解决。
坏处：
1.遇事没有可以诉说的地方，心里的话跟父母说不上，心里很难过，毕竟只有父母才能懂孩子的内心。有苦无处诉说，有心事和受气也无处说，孩子遇到困难无处求助；
2.大了父母和孩子间的距离；长期见不到面，感情疏远，没有人照顾；
3．没有人告诉我们行为的对错；
4．不能和父母在一起，不能和父母共享快乐或者悲伤；不能与父母共享自己开心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新发现；不能与父母共享自己成功的喜悦，例如说好成绩、得到老师的表扬等；也不能向父母倾诉自己失利时的痛苦；
5．孩子很想自己的父母，每次回家不能见到父母，只能看到照片，心里很难受。看其他的孩子都能和父母在一起，心里很失落。尤其到节假日的时候；
6．在学习上得不到父母的帮助和指导，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分神，光想他们；
7．生病没有人照顾，吃饭吃不好，和别人在一起不自由；
矾山中学焦点小组讨论
好处：
1．锻炼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总是想着自己的行为要为自己负责；
2．生活和学习稳定，不用跟着父母在外四处奔波；
3．照顾家里的爷爷奶奶，有帮助于父母在外专心工作；
4.磨练自己的意志；
5．什么事情都会认真更好地做出判断，没有依赖；
坏处：
1.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会产生我们与父母的距离；从小离开父母，让我们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
2．父母不能亲自教育我们；约束力变小；父母不在家，没有人管自己，会有些放纵；
3．想念父母时上课不能专心听讲，学习成绩下降；学习上遇到不懂的问题，没有人帮助我，对我的学习没有了督促。上课时老走思想，想和父母在一起时候的开心事情；有时也是一种激励。当想到父亲在工地上那样辛苦为了给家里挣钱，自己却没有好好学习，便觉得对不起父亲；
4.心里事情没有办法告诉父母，只有自己放在心里；
5.精神上影响不小。使我们变得有些孤僻，觉得让我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无依无靠。
（保岱和矾山中学农村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资料）
从农村留守儿童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小组的孩子们都能用非常客观和辨证的观点去评价留守生活和父母外出打工对自己的影响。虽然父母缺位对他们的负面冲击是巨大的，但是，很多孩子都能够清楚地指出留守生活对他们积极的影响。
六、留守儿童生活的特殊形态
（一）留守儿童的监护者
农村流动父母双方外出打工后，意味着留守儿童父母监护位置的缺失。那么，这些留守孩子跟谁生活在一起，由谁来关心、保护和照顾他们呢？访谈中我们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后，一般来讲，绝大多数留守孩子与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通常情况下，留守儿童需要搬到这些祖辈的家里，如果祖辈一直与他们住在一起，留守儿童就不需要搬家了。有时候，留守儿童要从自己的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如果这些老人需要照顾几个儿女的留守孩子，为照顾方便，孩子们一般都要搬到老人家里去住，或者在那里吃饭后再回到自己家独居。
也有一部分留守孩子是住校生，一般是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据家长和留守孩子们反映，寄宿是解决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问题的好办法之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留守儿童都有资格住校。在我们的调查地点，小学基本上都是走读生，离学校5里远的初中生才符合住校条件。
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农村留守儿童有四种被监护方式。一种是隔辈监护，监护人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他们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主体，在我们访谈个案中，他们占监护者总数的90％左右。他们的年龄大都在6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是82岁，最年轻的是53岁。这些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监护人曾经当过小学教师。第二种监护方式是上辈监护，监护的主体是叔叔、婶婶，舅舅、舅妈，姑姑、姑父，姨、姨父，干爹、干妈。这类监护在我们的访谈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约5％左右。但是，这种监护方式存在着监护权比较频繁流动的问题。也就是说，留守儿童的生活不像跟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居住在一起那样稳定，他们有可能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如监护人也要外出打工、或者被监护者与监护者本人或是跟他们子女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原因而更换监护人。第三类是同辈监护，监护者是哥哥、嫂嫂或姐姐、姐夫。这类监护者一般是年纪较轻，文化水平也较高，如果有就业信息或机会，他们随时都会外出打工。所以，该类监护者也存在着监护权不稳定的问题。最后一种是监护缺失，也就是农村流动父母外出打工后，把监护权交付给了留守儿童自己。这类留守儿童往往除了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外，他们还要承担起农业劳动力的角色—照顾好自家的农田。
（二）留守儿童的逆向监护
我们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访谈中发现，一些孩子把他们被留在家乡的原因之一归结为能够照顾爷爷奶奶或是姥姥姥爷。在对农村流动父母的访谈中也发现，他们一部分人把孩子留在家乡的原因是能跟老人做个伴或帮帮家里老人。虽然大部分的监护者能够给留守儿童在生活上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但是，由于一些监护人年龄偏大、身体有病、生活不能很好地自理等等原因，他们不但不能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相反，留守儿童在洗衣、做饭、买药看病等等方面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监护人，这类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实际上变成了逆向的监护。
一个留守儿童个案这样写到“爸爸打工走了，剩下我和奶奶两个人一起孤伶伶地生活。这是我必定要经历的日子，因为家庭条件差，一年地里的收入也很少，我又要读书，花钱很多，使父亲承担了很大的负担，不得不去打工挣钱……爸爸临走前眼含泪对我说，我的好孩子，你要听话，留在家乡，我去外地打工照顾不上奶奶了……你现在是我们家的支柱，你要照顾好奶奶……”（矾山—儿童个案）。
留守儿童生活的逆向监护主要有两类情况。一类是阶段性的逆向监护，比如一些孩子提到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患有肺病、哮喘、胃病等等，到了冬天就容易犯病，不能出门，不能下地，这时照顾老人的重担大部分就落在留守儿童肩上。有时候为了照顾老人，他们被迫由在学校住宿变为阶段性的走读。留守儿童告诉我们“奶奶好像是59岁，身体不好，有时候还很厉害，好像是肺结核。厉害的时候，连饭也不能做，我在家，就我做，我不在，就爷爷做饭”（保岱—儿童个案）。“奶奶经常生病，一年四季都吃药，冬天还要输液，这个时候我就要从学校赶回来帮忙”（矾山—儿童个案）。“奶奶生病后，一家三口的饭都是我做。奶奶给我传授了不少的手艺呢。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会改善一下伙食，包些饺子吃。当然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多包些给同院住的大伯大娘也送些过去，毕竟在平时大伯和大娘也给我了很大的帮助”（保岱—儿童个案）。“我的衣服自己洗，回家也给姥姥姥爷洗，太大的我就洗不动了。也去地里帮他们干活，我能锄地、拔苗，反正能做的就尽量做”（保岱—儿童个案）。
另一种是长期和持久性的逆向监护，比如有的留守儿童的亲人长期患有慢性病，需要留守儿童持续性的生活护理。一位父亲在外打工，母亲患有精神病的女孩子告诉我们“爸爸出去打工后，家里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挑了起来。我早晨5点多起来给我和妈妈做早饭，同时还要把妈妈的中饭做出来放在电饭锅里，因为我中午不能回家吃饭。下午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拾家，然后开始做饭、伺候妈妈，去地里干活，等一切都忙完了，也就9点多了，一天天这样下来，我已经什么精神都没有了，学习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妈妈神志清醒的时候总会一遍遍的重复连累了我，不能给我做饭，不能给我做衣裳，还要我伺候她。妈妈心疼女儿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妈妈连累了我。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保岱—儿童个案）。
留守儿童生活的逆向监护不但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大的负担，而且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们替代父母照顾老人的生活，在很小的年纪就过早地承担起成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切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全面成长和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三）留守儿童的“动态留守”
访谈中我们发现，约有一半左右的农村留守儿童都有过跟随父母在城市流动的经历。这里的流动不是指孩子对父母的短期访问，而是指他们跟随打工父母在城市生活或学习半年以上的经历。留守儿童的留守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动态的留守。一般来讲，在小学阶段，留守儿童的留守处于动态活跃阶段，他们经常处在流动—留守或留守—流动不断交替的过程中。在进入初中阶段后，儿童留守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很少有在初中学习阶段再发生流动。这种现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小学阶段孩子自律能力较差，很多家长反映把孩子放在老家不放心，一旦城市的条件允许，他们便会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待孩子四、五年级稍大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乡。二是初中阶段的孩子自律能力大大增强。流动父母认为，孩子上了初中后就是大孩子了，很多事情自己可以做，也能自己管好自己，在老家父母不用太操心。另外，初中阶段城市的教育花费太高，绝大多数农村打工者承担不起，而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又很少，质量也太差。所以很多打工者几乎都选择在这个阶段让子女留守家乡读初中。
根据访谈，我们发现有三种类型的农村留守儿童。一种是留守—流动—再留守型的留守儿童。即父母全都外出打工后，起初是把孩子留在家乡，等父母在城市稍微站稳脚跟后，再把留守孩子接到城市（一般来讲，如果这时候孩子已经读到初中或高中，流动父母是不会再把孩子接到城市来的）。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孩子又被送回农村老家留守。第二种是流动—留守型的留守儿童。即留守孩子出生在城市或者父母外出时就被带到城市，他们很多人在城市完成小学教育，在即将读初中时才被送回老家留守。我们在对留守儿童的访谈中发现，这类孩子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们在讨论时敢于发言，也很自信。他们的言谈举止时时刻刻流露出对城市生活的留恋和向往。在同伴的眼里，他们是半个城市人，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第三类是从未有过流动经历的留守儿童，他们大多也去过父母打工的地方，但这只是短期滞留，而不是长期居住。与他们谈起对城市的印象，他们抱怨城市的空气不好，他们也不喜欢城市的家“又小又破，睡觉也太拥挤”（保岱中学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他们也感到孤独“在城里没有同学和朋友玩”（保岱中学留守儿童焦点小组讨论）。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儿童在留守—流动或流动—留守不断变换和交替的过程中成长。这种生活的动荡和学习环境的不稳定状态对他们的生活、教育等等方面都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