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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采访,只因那个早年凄美的爱情悲剧
我每一回往返于家乡,都要路过三十里铺村,总觉得那树荫里的窑洞和院落间隐藏着无数有意思的事。家乡的人爱唱者很多,也善唱民歌。大人们有过这样的说法:满年里沟上山下的跑,翻圪塄跳脑畔地走神(想心事),十天半月说不上几句话。累也能累出几句,闷也能闷出一肚子花花肠子的词来。
在我上中学时,听说县剧团根据《三十里铺》和三哥哥四妹子的命运编了一部秧歌剧,就叫《三十里铺》。结果凤英一家知道后非常恼怒,硬是闹得这个大型主剧目没能演出。后来我也听说不少记者和专家、学者的采访都遭到了拒绝和谩骂。我知道对于四妹子和三哥哥任何一家人而言,有关这一主题的任意一种形式的访问都是不愉快的,也是极为敏感的。
2003年10月,我带着三十多名艺术学院的学生回绥德进行秋季风景写生,29日那天我租了一辆大巴直奔三十里铺村,开车的是与我年龄相仿的老乡,他听说我们要去三十里铺画画,一上车就扯开嗓子唱起了《三十里铺》。引得一群学生跟着就唱开了。当这个村子满山遍野里,到处都坐着画画的学生,当他们调着颜色一笔笔画着这里的地貌和民居的时候,我再无须向人们做任何解释了。这个古老的村子里,从未接待过这么多外地来的客人,而这个村子和其它村子一样,原本是十分热情的,甚至他们一点也不计较这群80年代出生的男女学生们,下车后仍旧摇头晃脑哼着三十里铺的曲调。事实上学生们也确实不懂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而我这里已坦然地拿着相机进入了实质性的采访。
看得出来,人们在谈到民歌的主人公时,大都避而不谈,男人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被我寻问时,女人们就使眼色或是提醒他们:不要乱说。我得知村里有个姓周的75岁的老汉,他曾当选这个村17年的村支书,他最清楚,对此事也不太忌讳。我找到了他,从他那里我打听到不少往日的情形。
这之前我就曾做过一些相关的调查。大约是在1937年左右,所谓遇在大路上的三十里铺村,仍应该算做山大沟深人烟稀少的穷乡村,村子里的年轻人郝增喜(即三哥哥),与邻居王凤英(即四妹子)因相爱而私定终身,遭到保守的村里人们的非议,尤其是增喜父母的坚决反对。1938年增喜父母竟然强行包办郝增喜与另一女子常秀英结了婚。为此凤英一病不起,当爱情的梦就在眼前无情破灭以后,这个痴情女子起初仍不死心,仍旧钟情于郝增喜而拒绝嫁人。
……
日头(了的)临落放着子火,
因推(注:借故)(了的)搂柴哟照哥哥;
这回(了的)哥哥没照(了的)上,
把眼泪揩了把柴哟抱上。
……
这种“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的悲伤与无奈一直持续到1942年的3月。三哥哥参军那天早上,凤英站在硷畔上依依不舍地看着别人为奔赴前线的三哥哥送行,一身戎装的三哥哥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村口,消失在路的尽头,从此凤英算是万念俱灰了。
一首民歌优美地诞生了,却给所有当事人带来身前身后挥之不去的难堪与不幸
四十年代初,三十里铺这条所谓的大路,也只是一条土路,而人们的出行主要依靠骡马车和徒步,县城东北面黄河两岸各处的行路客商都得先云集于义合镇,而从义合镇前往绥德,一天是很难到的。当人们翻过白家沟那坐大山下到三十里铺时,早已人困马乏而且天色已晚,只能住在三十里铺村了。因此三十里铺周家的骡马大店在当时是很有些名气的。这里长年雇用着五六个长工,长工里有一个叫常永昌的,也是本村人。常永昌是这一带有名的伞头子,就是每逢春节闹秧歌,领着众人能编能跳的能人。他看到了三哥哥和四妹子的一段不幸经历,感同身受,就将这一切编成歌唱了出来。长工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跟着常永昌学着,将内心的向往和想象中的浪漫以及压抑着的对异性的联想,全部通过这首歌表达而出,又编出了许多相关的小调。因为这里是四乡八里生熟客商的过往地,那歌子一经编出,很快就随着赶牲灵的人传到了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在漫长而孤独的旅行中,在同病相怜的不幸中,这些歌传到哪里都会落地生根的。
我很能理解流传于四处那些粗野的、不惜对民歌主人公百般、不厌其烦地描述情节的乡野小调。如果他们的爱情是完满的,他们的苦心能得尝所愿,这种表述方式也许会做得彬彬有礼。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粗野的表达,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境遇里,也使得民歌的主人公三哥哥和四妹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承受着由此而引发的种种屈辱,直到郝增喜和他后来的老伴先后双双入土、仍不能令其魂魄获得那种高天厚土的安宁。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编唱者的不幸,是陕北的不幸。
时过境迁,三十里铺的后代因这首歌而受惠,但直到今天,村里的人们仍不唱这首歌
那天在三十里铺村我首先看到的是三哥哥住过的地方,三眼古老的窑洞,窗棂格子是糊着的。窑上面叫做脑畔的地方还冒着炊烟,大石块磊得很高的围墙只留出一个豁口来,算是他家的大门口。我没有冒然进入,只在豁口上拍了张照片,我特别留意到院子里的一根铁丝上晾晒着一件旧军大衣,这让我想起了三哥哥老的身份和他当年参军打仗的经历。三哥哥已去世五六年了,他的老伴常秀英也于去年正月去世了,他们生下了四个儿子,仍旧生活在这个村子。
再往前走中间隔了三眼窑的一个院子便是当年的王凤英家。她家也是三眼窑洞,这里早已不住人了,院子里生满了蒿草,两棵枣树已有一棵只剩了身子,院墙大半已拆除,只剩了一个豁口,尚可以看出那干枯已久的水眼(出水口),这里看上去很久没有人踏进了。不知凤英自从嫁到门外后是否还回来过这块伤心地?无论如何,在这件伤心的往事完全幻化为一首被后人们常常唱起的爱情歌曲时,这两个院子和这些破旧的石块仍旧沉重地压在尚且健在的凤英的心头,和卡在三十里铺众人的咽喉间。
为了能拍到三哥哥郝增喜当年参军时的一张照片,我给本村与他儿媳要好的一个年轻媳妇,依照她所提供的模糊不清的一寸照片画了一幅她外婆的素描像后,通过她帮我联系三哥哥的家人。年轻媳妇告诉我说那是三哥哥留下最好的一张照片,那时人年轻,又长得高大,穿着军装看上去就是英俊。但主人家提出翻拍要收费,而且价格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只好放弃了。直到今天,三十里铺村的人们仍然不唱这首歌,外面来的人无法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只知道那几经改编的五段民歌和一段美丽的传说,而不知道另外那些传播得更快的低俗小调。
2003年初,绥德县政府考虑到三十里铺随着那首民歌,已成为传遍大江南北、乃至海内外有名的村子,决定将海外的30万助学基金和20万财政拨款划定在这个村子,建起了一所漂亮的希望小学。一群在这里念书的孩子们围着我们看画画,这其中就有三哥哥的孙子。看着这一张张漂亮的脸蛋,他们也许不懂得这一切都得益于两位不幸的长辈,不过至少她们在今后的爱情和生活里再不会上演那样的悲剧了。
从民间传唱的许多有关凤英的小调和那些添油加醋的内容里,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生存在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弱女子而言,已经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哀。当爱的火花完全熄灭之后,凤英被嫁到一个更为偏远的大山里了,那个叫做郝家洼的地方,是在近几年才修了通往县城的一条公路。第二天我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往凤英仍然生活着的那个山上的村子――郝家洼。
今天的凤英和她的家人,依旧生活在一种无形的阴影和敏感中
我在路边问一个正要下山的老乡:“凤英家在哪住着?”老乡犹豫着指指远处的地方说:“小学上面那四眼窑。”之后又很认真地叮嘱我:“不要乱说。”我庆幸所问者并非凤英的家人,但已感觉到了这一话题的敏感。我和两位学生商讨着进村的策略,但事实上对于这村子而言,一辆车和三个外地人的目标已是极大的了。你再怎么向人们解释自己是来拍摄风景的,或者表现出对采访凤英这件事的淡漠,都已经无济于事了。我们立刻被暴露于全村人的注视之中,我们故意绕了一大圈最终才接近了她居住的院子。我看到了老人的背影,还没等我的相机从她家的门窗格子上转过镜头,就遭到凤英儿子、儿媳突如其来的责问。当我还试图解释时,我看到她们已是十分恼怒了,只要再做辩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在一阵无情的驱赶下,我们几乎是落荒而逃。
在另一道坡上,我们象真的犯了错一样沉默良久,一脸尴尬的肌肉半天才恢复过来。我的学生有些接受不了,我安慰他们,也是在安慰我自己:“别怪她们,看来她们在许多日子里,的确承受了太多屈辱,有着太多的怨气。”我们无法再次接近她们了。
在村口的另一个院子里,我采访了几位老人。
凤英自从嫁到这里,就再没怎么出过门,她的男人叫郝有才,是这一带的老木工,和她年龄相仿,也已去世四年了。凤英为老木工生了四个儿子,日子虽然清苦,但还算能过得去。
但这首歌越唱越有名了,连这里也是躲不过的。这歌一唱,子女们没一个能高兴起来的,起初谁唱就跟谁急,可是这口气怎能争的过来。尤其是凤英,她不希望任何人再在她面前提起这事,她艰辛地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成人,生怕自己的事再殃及子女。但几乎所有的人见到她都像看风景一样看着她,总想试探着打听些情爱的事来。这让她怨恨不得恼怒不成,一个原本能说会道、心灵手巧的女子,只得忍辱负重变得少言寡语。这里的人连同她的众多子女甚至她自己,都会将这种事看成是极不光彩、丢尽颜面的事。
上海音乐学院与旧金山音乐学院是一直有着友好关系的高等音乐学府,在室内乐演奏交流方面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2011年,旧金山音乐学院师生访华,带来了大师课和讨论班,还有一台与中国音乐同行合作的高质量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受到了各方关注,最终被制作成高清DVD蓝光碟发行,使没有到过现场的观众也能通过细腻、清晰的画面和高保真的声音如临现场,享受到音乐带来的快乐。
相互展示:莫扎特+海顿
整场音乐会中,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海顿的《F小调弦乐四重奏》(Op.20 No.5)和莫扎特的《降E大调钢琴四重奏》(K. 493)。海顿的这首用小调写成的弦乐四重奏是他早年的作品,当时他还在埃斯特哈齐亲王府邸工作。虽说是早期作品,但在室内乐的写作风格上,海顿已经非常成熟,不论是充满戏剧张力的第一乐章,还是优雅的小步舞曲以及美妙的西西里舞曲,海顿的室内乐给人的感觉总是多种多样。在莫扎特所处的时代,钢琴四重奏还是新鲜体裁,和弦乐四重奏的主要乐器相互之间的融合关系不同,莫扎特在《降E大调钢琴四重奏》中赋予了乐器独立性,四个声部各自有各自的语言,而且钢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如有些音乐史家的看法,这首四重奏里钢琴声部的处理有些类似于协奏曲。
演释莫扎特四重奏的几位演奏家都是旧金山音乐学院的在读硕士或者高级演奏家文凭候选者。担任钢琴独奏的杰弗瑞·拉迪亚现在是旧金山音乐学院的室内乐在读硕士,中提琴林伶也正在旧金山音乐学院攻读室内乐演奏家文凭。小提琴约瑟夫·迈尔是林伶的同门同学,大提琴克拉森也有比较丰富的演奏经验。而演释海顿四重奏的是由上海音乐学院在校学生组成的“新魅力弦乐四重奏”,这支活跃于舞台的演奏组成员技术水平都很高,合奏水准在经过多年的磨合后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这首海顿作品还曾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室内乐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
融合协作:舒伯特+勃拉姆斯
因为是两家音乐学院的合作项目,所以就考虑两个混合的室内乐组合,而两支主要由教师组成的临时乐团承担的曲目是两首颇见功力的古典时期作品:舒伯特《A大调钢琴五重奏》(D667)和勃拉姆斯《G大调弦乐六重奏》(Op. 36)。
舒伯特的名作《A大调钢琴五重奏》(D667)旧金山音乐学院的演奏者是小提琴伊安·斯文森、中提琴林伶、大提琴格雷琛·克拉森;上海音乐学院方面,担任低音提琴的是巢晖副教授,担任钢琴的是钢琴系主任李坚教授。这首别名《鳟鱼》的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最出名的室内乐作品,因为主题来自作曲家本人一首名叫《鳟鱼》的艺术歌曲。五位艺术家的合作相当默契,特别是变奏部分,既有技术层面的表达也有歌唱性很强的情感层面的表述。
勃拉姆斯的《G大调弦乐六重奏》(Op. 36)是他献给情人阿加特·冯·西博德的作品,作曲家巧妙地用阿加特名字的音乐动机A-G-A-H-E贯穿全曲。这次上海音乐学院方面有四位成员加入演奏中:小提琴是音乐学院附中的校长方蕾教授,第一中提琴是管弦系副主任蓝汉成教授,第二中提琴是刘念副教授,他们两位也是上海音乐学院中提琴专业的领军人物。担任大提琴演奏的则是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马新桦教授,她现在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大提琴特聘教授。这首六重奏结构比较复杂,浪漫主义的气质和古典主义的程式相互融合,要演奏得风格纯正确实有些难度。我尤其喜欢第三乐章的柔板,令人回味无穷。
中国和新世界:陆培+德沃夏克
音乐会全部曲目中唯一的一首中国作品是陆培教授的钢琴三重奏《心之影像·灵旗》。这首室内乐作品也是作曲家“灵旗”系列的第五首,一共有四个乐章:“吟与韵”“傩”“古老的歌谣”和“夜舞”。这首钢琴三重奏的创作灵感来自陆培教授四川与的采风之旅,音乐给人一种色彩斑斓的神秘感,还有些许宗教色彩,但语言上却是陆培教授一贯的疏朗俊逸,并没有晦涩和矫情的感觉。担任小提琴的何为就毕业于旧金山音乐学院,目前供职于旧金山交响乐团。大提琴让·米歇尔·丰特诺教授是拉威尔四重奏组的创建人,从1999年开始就担任旧金山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担任钢琴的永井良和教授是2002年华盛顿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一名,也是旧金山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
最后一首曲子是爱乐者都非常熟悉的德沃夏克弦乐四重奏《美国》,不过这次演奏采用的是一个改编过的扩大编制的合奏版本,由上海音乐学院与旧金山音乐学院联合室内乐团演释了其中的第二乐章。这首《美国》四重奏是德沃夏克旅居美国时期的代表作,表现的是他个人在民族风格之外的探索,作品中的五声音阶和异域情调都使人感到陶醉。
完美再现:艺术+技术
室内乐演出需要团队协作的精神,录音技术就更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这就好比是:指挥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乐团难道他去指挥空气?
这次录制音乐会的现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音乐厅,担任技术监制的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的主任陈强斌教授,他带领了音乐工程系一支主要由青年教师组成的团队担任了整场音乐会的技术支持。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那些青年教师(也是我的同事们)都很熟悉,闲谈的时候他们说这次真是累活,因为贺绿汀音乐厅原本没有考虑如此复杂的录音问题,电器线路的预设比较简单,所以每一根连线、每一个操控设备都要从外面接入,工作量巨大,光是铺设线路等就忙了一个礼拜,就是为了那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会,在上音历史上也算是前无古人了。
2011年2月8日,是中国人的正月初六,也即是春节法定节假日的最后一天。那一天是黄道吉日,随处可见婚礼车队;那一天也是疯狂的回城日,在渝长高速公路江北收费站,候场的私车排起了长龙。我就在这个长龙车队里。此前。刚驱车200多公里颠簸到丰都县的拔山镇。参加了一个千万身家的哥们返乡举办的婚宴:现场一个人的助兴歌舞团,露天的坝坝饭。经典的夹沙肉,几十个来帮忙的乡亲。一大家子人的全家福。千万富翁被生活打回原形。但快乐很真实。由此联想到兔年的央视春晚,据说今年最大特色是草根唱主流。可我怎么觉得它这么多年都是草根着呢(形象代言人就是本山大叔嘛)。
而个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向来在云上的郑钧步入凡间。摇滚起了民歌。把生活还给生活,大俗即大雅。
从重庆主城区的北城天街到拔山镇。再从乡村到闹市,往返4个多小时的行车距离,早已超越“一小时重庆”的范畴。“我们都活在都市文化中”。伟大的《纽约》杂志创始人克雷・费尔克说过这样的话(去年我在杂志第一期里也曾引用过)。但如果具体运用到“城乡统筹”的重庆,“我们都活在‘城乡生活’中,活在‘大重庆’中”。重庆,未来可能会是纽约,但现在肯定还不是。有外媒说重庆是中国的芝加哥,可我一再借鉴的《芝加哥》杂志。却怎么也没法依样画葫芦、气场很吻合地复制到重庆来?
在市区里过年的友人微博一叹,春节期间重庆主城是真正畅通了,可那么多的人和车去哪里了?“粉丝”答复。“不是在区县,就是在回区县的路上。”这让人不得不想起在前一个媒体单位。某同事在“大重庆”专版策划会上力证选题的必要性,“我亲戚从区县出来买了洋房,住进了高尚社区,却发现‘高尚’的邻居都是操着熟悉的区县口音”。前者有一定客观性(但也有可能是去云南、广西、川西自驾游了),后者却有点戏谑的情感倾向了。我们本就是移民城市,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往前推三代。哪来那么多的“土著”?谁敢说没有个老乡亲戚呢。再说了。主城区早已不等于“重庆”。就在不远的过去,去渝中区才真正是“进城”,后来江北、南坪、沙坪坝也“入城”了,现在江津、长寿等也是主城区了……所以我为本期的“大重庆”专题,提炼出一句“城市精神的地理外扩”。
说完这些话后,我即将前往渝城近年来著名的美食街南滨路。那里有一个本土餐饮品牌“张鸭子”,这家酒楼近年来在主城做得是风生水起,但我去过它在梁平县的老店。因此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土火”品牌升级后的强大力量。我猛又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渝中区的著名渝商们,很多都是来自于合川、江津等地。其实,我们一直活在“大重庆”里。
殊不知,子同学曾经是位心理疾病的重度患者。曾因心理疾病不能坚持正常学习而休学一年。她能站到今天的领奖台上,确实不易,其背后的故事令人着实感动!
记得2010年下学期,军训后上新课不久。一天,班上有一名女生突发状况,课中莫名其妙地哭着跑回了宿舍。像这种失常举动已经出现不止一次了。她就是盼子同学。针对上述状况,我开始深入班级、宿舍,向同学、好友了解情况。第一时间与家长沟通,了解事情的真实原由。盼子同学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老师们引以为荣的优秀学生,家长最为骄傲的公主宝贝。家长、老师和同学都认为她考个名牌大学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然而,命运似乎与她开了个大大的玩笑。胜券在握的她,在2009年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她傻眼了,分数仅仅踩二本线。一向自信骄傲的公主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就在那一瞬间,她的心理完全崩溃了。突如其来的打击完完全全让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焦虑、暴躁、抑郁等现象都出现在她身上。家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除了躲在一旁悄悄落泪,却无计可施。她带着受伤的心,无奈地来到了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就读于外语学院。入学后不久,辅导员就发现她种种不正常的迹象,怀疑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辅导员也曾力图挽救,甚至帮助她去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咨询,还陪同到医院进行诊治,但最后的结果是她不得不休学回家。第二年,她复学并转专业来到了我所带的班级
我约请盼子的家长来校面对面地进行详细了解,还到她原先所在的班级,与班级同学及辅导员、甚至所在楼栋的宿管老师等进行走访。事实证明,盼子确实有过严重的心理疾病。刚刚接手的班级就出现这样一名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该怎么处理?是让这样一个曾经满怀梦想,老师们悉心培养多年、引人为荣的优秀学生,就这样将她再次拒之门外,与大学失之交臂?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她自生自灭,混个大学毕业?面对她那双大眼睛中流露出来的求助眼神,面对她伤心欲绝的父母,我告诫自己,我不能就这样草草地将这个学生画上另类的标签,不能这样轻易地将她拒之门外。我认为这个曾经的优秀学生,应该只是高考的创伤引发的短时间的心理问题,如果能恢复她的自信,找回自我,应该还是有再次站起来的希望。我觉得我要尝试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挽救这个女生,给愁肠百结的盼子一家重新点起希望之火。
盼子是一个愿意吃苦,乐于替人分担,做事认真负责的学生。我的第一步就是要帮助她找回曾经的自信。我及时把这些情况向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进行汇报。学院领导非常重视,专门为她组建一套班子,为她制订一套帮扶措施。同事们也被我的举动所感染,都乐意帮我一起为她的改变出一份力。有了领导与同事的支持,更增添了我的信心与勇气。我大胆尝试把她安排在我的身边,做我的辅导员助理。交给盼子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她记住一句话:“不能活在过去,要着眼于未来。”我把手头一些工作交给她去完成,从送交各类报表文件到班级活动的通知与组织,我都放手让她去做,尽力促使她圆满完成交给的一些工作,让盼子再次享受成功的喜爱与快乐。正是这份用人不疑的信任,开始给了她一些找回自我的信心与勇气。在担任助理期间,我与盼子的交流日渐增多。盼子开始放下顾虑,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情绪与心思慢慢地向我倾诉。
她喜欢舞台,喜欢唱歌,曾经是舞台上的主角。我找到负责学院团总支工作的领导及同事,把她予以推荐。好几次的大型晚会,都安排了她的节目表演,甚至担任节目主持人。有了这份支持与信任,每次她都用百分之百的努力与热情投身到这些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了舞台上那个自信、激情、快乐的女生。谁也想像不出一年前她的处于最低谷时期模样。我用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一束漂亮的鲜花告诉她,我们是她最坚强的后盾,最有力的支持者。她在日志里说:“现在终于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就是生活充实后的。”
在学生会招新中,我大胆尝试,在团总支书记的帮助下,鼓励盼子积极参与竞选,最终把她引领走进院学生会这个大家庭。在学生会中,她的工作是繁杂的,每天看她似乎有忙不完的工作,开不完的会,一个接一个的活动。我告诉她:“用心工作是一种很美的状态。”做为一名干部,当工作中遇到不同的困难与挫折的时候,她不仅要想方设法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甚至还要学会如何做一些有效的思想工作,引导她们如何正确对待工作中的挫折与失败。每一次的磨练与反复,都是一种真实的历练,一天一天见证着她的成长与超越。当同学们开始把她当做求助对象,纷纷来找她拿主意的时候,她像一位久经沙场的大姐,老练地为她们分析,探讨,直到找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看着他们如释重负,带着笑容说谢谢,我心里有了一些欣慰。我明白盼子心中的那段紧捂不愿见光的伤疤,已开始慢慢淡化。那一刻起,我有一个更强烈的愿望,希望她早日打开心结,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与飞跃。我相信,解开她心结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有一种幸福感源自付出后的收获,有一种感动是光鲜身后默默的支撑和祝福。”这是她给我的感恩节留言。“杰出青年”的评选,对于我校学生来说,那是集四年之大成的佳作,是学生在校期间能获得的最高殊荣,是大学生活最完美的句号。转眼到了大三那年的五月,学校又开始了“杰出青年”的评选。我知道机会来了。于是我把她约到办公室,我告诉她, “杰出青年”的颁奖舞台,是很多优秀学生入学起就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与愿望。我一直希望有自己的学生能走上那个光芒四射的最高领奖台。我告诉她,只要能坚持到最后,她就真正找回了自我,又是那个光芒四射的优秀学生了。我相信她能做到!后来,她告诉我,其实当初那个时候,她心中对于“杰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知道自己还能属于这个领奖台。在那段日子里,我时刻关注着她的心情,不断给予她竞选的动力。我告诉她;“既然开始了,就要努力画上完美的句点。”每场活动现场,我都出现在她的视线里;每次活动结束,都能收到我的短信祝福。“杰出青年”的评选是很残酷过程,因为每一次的活动都会淘汰掉一批人,这个过程总让人胆战心惊。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她能在这样的评选中坚持到最后,即使以后有再大的风雨,她也能安然挺过,不会被催折压倒。在“杰出青年”总答辩现场,我是唯一一个上台送花给学生的老师。从舞台上下来,她紧紧地抱住我,告诉我,参加“杰出青年”的评选是她大学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经历,是她人生中最壮美的一次旅行。颁奖典礼上,我特地把她的父母也请到了晚会现场。这对父母看到女儿站在“杰出青年”颁奖典礼的舞台,异常激动地看完整个颁奖典礼现场。她们握住我的手,早已喜极而泣,情不自禁地说:“这是她们看过的最好看的一场晚会,她们会永远记住这个舞台!我微笑着告诉她们说:“你们的宝贝女儿,今天我终于给您找回来了!”
1、梁君正依旧想和石小猛联手对付程锋,小猛料到梁君正最后会掉过头来对付自己,毅然提出辞呈。
2、林夏感觉自己是在破坏邵华阳的家庭,对于两人能否走到一起心生怀疑。邵华阳决定把财产留给妻儿,林夏不在意对方是否一无所有。可惜邵华阳的妻子却找到了林夏,林夏面临艰难抉择。
3、程锋和吴狄要小猛留下,三人携手共创未来。可是小猛无法放下往日恩怨,拒绝了兄弟的邀请。吴狄找到杨紫曦,对方还保留着自己送她的摇铃,旧情难忘的两人最后能否走到一起。
4、雪儿把自己和程锋亲昵的照片发给了沈冰,沈冰看到照片大怒,情绪失控出了车祸。程锋找到石小猛,让他看看自己干的一切。石小猛后悔无比,他离开公司走到检察院,决定检举自己和梁君正的经济问题。而沈冰一直在医院昏迷,生死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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