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水浒传第一回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例如:
1、《西厢记诸宫调》卷四:“莫不是张珙曾声扬?莫不是别人曾闲谍?”
2、《水浒传》第三回:“ 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 ?”
金批《水浒》从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研究热点,但关于金批《水浒》作为文学接受以及其中的美学问题,历来为研究金批者所忽视。事实上,金批《水浒》是金氏对这一部小说进行的一次示范性阅读和阐释,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文学接受的一个过程,此过程包含了很多的接受美学的问题,文章拟就此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 金圣叹;《水浒》;接受美学
萨特认为文学作品是“为他人,仅仅是为他人的艺术”,[1]这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存在,是以读者的阅读为前提的。接受美学指出阅读不只是被动地等待和接受作者现成的提供,而同时是揭示和创造的过程;不是单纯罗列作品中一个个已有单词的表象对象,而是揭示这些对象背后的意义,并对这些对象作新的组合和创造。金圣叹点评《水浒》是金氏对这一部小说进行的一次示范性阅读和阐释,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文学接受的一个过程。关于金批《水浒》作为文学接受以及其中的美学问题,历来为研究金批者所忽视。虽然继197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关于中国叙事文学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呼吁学术界应该重视金圣叹对小说评点的研究之后,国内外有众多学者进行了金批《水浒》的相关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共发表的有关论文就有200余篇,这些论文从金批《水浒》出发,研究了金圣叹小说理论的方方面面,涉及有文学和艺术的真实与虚构、创作论、人物典型论、细节论以及小说的技法、情节论、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等等问题,鲜有涉及金批《水浒》的接受美学问题。虽然在19世纪还没有接受美学,但细细研读金批《水浒》后,就会发现金圣叹的批评方式与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的批评观点完全符合。本文试就此作一分析和研究。
当代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是作为一种活动而存在的,存在于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存在于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之中。这三个环节构成的全部活动过程,就是文学的存在方式,缺少任何一环,文学都不能存在。萨特说:“写作和阅读是同一历史行为的两个方面。”[2]分析和研究文学作品,应从本文和读者两方面进行。从这个理论层面上来考察金批《水浒》,就会发现金圣叹阅读点评《水浒》时游刃于本文与读者之间,激情之余,又表现了一种发掘作品潜在意义的冷静,虽然有时不免有些固执己见,但大多数能够从自我感觉中进行理性的、科学的分析和考察。
一
金批《水浒》,是作为读者的金圣叹对《水浒》文本实施的阅读行为,但同时也是作为接受者的金圣叹对《水浒》作品进行的创造性的接受行为。他的许多观点及行为与出现在20世纪的接受美学的理论不谋而合,这一方面体现了接受美学理论的必然性,同时也证明了金圣叹在对小说的阅读和欣赏中所形成的理论的超前性。金圣叹在第五回回评中写道:“以大雄氏之书而与凡夫读之,则谓香风萎花之句可入诗料;以《北西厢》之语而与圣人读之,则谓临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贤与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别,然则如耐庵之书,亦顾其读之之人何如矣。”[3]145他意识到由于读者的身份、地位、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等的不同,阅读同一本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产生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第二十一回回评中写道“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终不复弹。后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为之嗟叹弥日?自云我独不得与之同时,设复相遇,当能知之。呜呼,言何容易乎?……今试开尔明月之目,运尔珠玉之心,展尔灿花之舌,为耐庵先生一解《水浒》,亦复何所见其闻弦赏音,便知雅曲乎?”[4]400接受者要能知晓作品的本义,就要积极活跃地置身于作品之中,与书中的人物共享喜怒哀乐,唯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阅读,也才能真正地接受作品全部的内涵。金圣叹自己正是如此身体力行地阅读接受《水浒》文本的,在第六十一回回评中,他说道:“蔡福出得牢来,接连遇见三人,……吾读第一段燕青,不觉为之一哭失声。……又读第二段李固,不觉怒发上指。……再读第三段柴进,不觉为之慷慨悲歌,增长义气,悲哉壮哉!”[3]1123金圣叹随着作品情节的大起大落而起伏着自己的情感,作品中人物的行径牵引着接受者的所有情感,金圣叹已经完全融入了作品的氛围之中。然而,金批《水浒》中的接受美学的体现决不只是停留在这类接受主体的被动接受上,而是有着更深、更广的体现。
二
接受美学指出,读者的接受活动不是像镜子一样消极地获取作品的影像,作为接受主体,读者生活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他所受的教育水平、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他的生活体验和经历、他的性格、气质和审美趣味,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一系列方面形成了他审美接受的“前结构”,正是这一“前结构”,构成了他阅读接受的前提和基础,他必定在这个已知的基础上去理解和接受未知的因素。金圣叹在第十六回回批中说道“读书随书读,定非读书人。”在《楔子》中也感慨说“读者之精神不在,将作者之意思尽没。”这就是说接受主体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在此过程中,接受主体的“前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金圣叹是吴中才子,有着率性任情的个性,而他的这种个性又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水浒》点评,金圣叹在阅读点评《水浒》的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再创造,这一切,都表现在他对《水浒》的评改中。首先,金圣叹的批文就是再创造。他将一百二十回本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并云:“楔者,以物出物之谓。此篇因请天师,误开石碣,所谓楔也。俗本不知,误入正书。失之远矣。”[4]39第五十八回“吴用赚金铃吊挂,宋江闹西岳华山”,他认为鲁智深救史进一段写得不好,于是依据所谓的“古本”改删一番,并云:“俗本写鲁智深救史进一段,鄙恶至不可读,每私怪耐庵为亦有如是败笔?及得古本,始服原文之妙。”[3]1070至于他认为自己改创得好,作出一番赞叹也较常见,如把第七十回梁山泊大聚会宋江对天誓词改后赞道:“一百八人姓名,凡写四番,而后以一句总收之,笔力奇妙。”[3]1272从金圣叹删改原文,从而使之与自己的审美观点相合之举来看,这与接受美学中所说的接受主体的创造性是一致的。
现实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生生灭灭都由主观精神而自由抒写,小说也是心灵的虚构产物,删改顿成妙笔,那么根据自己思想情趣的“腰斩”,又有何不可?也因此,出现了金批《水浒》七十回本。金圣叹对《水浒》的腰斩,可谓是阅读创作史上的一大壮举。他因为不同意《忠义水浒传》中把一百零八将反叛官府、落草为寇的不法强徒塑造成忠君护国、保境安民而又被朝廷加害的悲剧英雄,便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其题署、书名以及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剥离和修改。在金圣叹看来,《忠义水浒传》的题目和内容会给广大读者形成“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3]7-8的负面影响,其作用实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3]7-8,并认为这是“后世好乱之徒”对《水浒》“谬加以忠义”之目之事的结果。因此,为要还施耐庵《水浒传》的本来面目,就“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虽小,所以存耐庵之志事大。虽在裨官,有当世之忧焉。”[3]7他从自己的担心出发而对《水浒》进行删削,他所说的“耐庵之志”其实也是他借腰斩《水浒》的行为而表达的个人之志。他在阅读《水浒》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情个性,并对其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
三
在接受美学中,对应于阅读者理解接受的“前结构”,本文亦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开放结构。因为读者阅读固然参与了作品意义的改造,但不同读者在参与同一部作品的这种意义创造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这部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再创造的可能性和限度。而从作品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与限度实际上是对读者的一种召唤和等待,召唤读者在其可能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或曰结构的召唤性。伊瑟尔对此的解释是,文学作品中存在着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各语义单位之间存在着连接的“空缺”以及对读者习惯视界的否定会引起心理上的“空白”,所有这些组成了文学作品的否定性结构,成为激发、诱导读者进行创
造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的基本驱动力,这就是文学作品召唤性的本质。也正是由于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与空白,读者在阅读时如不用想象将这些不确定因素确定化,将这些空白填补满,那么他的阅读活动就进行不下去,他就无法完成对作品的审美欣赏与“消费”,缺乏就是需要,需要就会诱发、激起创造的欲望,就会成为读者再创造的内在动力。所以,不确定性与空白便是文学作品具有召唤性的原因。由于读者的“前结构”与作品的“召唤结构”这两个在阅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的存在,因此解读本文的过程就意味是对本文意义进行假设、分析、推理、赞同、反对的一系列忙碌的过程,读者通过修补、连接、猜测、预设响应着本文对他的邀请和期待。金圣叹对《水浒》中宋江形象的评改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金氏在第三十五回回批中写道:“故读此一部书者,……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零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其好,劣即其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而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又用《史记》来类比,“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3]658这里所说的“笔墨之外”正印证了文本的开放性和召唤结构,也正是由于《水浒》本文有着这样的开放性和召唤结构,金圣叹才有可能对宋江的形象进行评改。金氏笔下的宋江形象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几乎完全改变了作者的初衷,把一百零八将之首的英雄人物宋江硬是改造成了一个不忠不义、非贤非孝、只会玩弄权术的奸恶之徒,“金圣叹独恶宋江”也由此成了《水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狄德罗曾经这样讲过:“不管一个戏剧作家具有多大的天才,他总是需要一个批评者的。……假使他能遇到一个名符其实的比他更有天才的批评者,他是何等幸福啊!”[4]《水浒》正是由于有了金圣叹这样的阅读批评者才实现了《水浒》本文的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环节的动态交流,并使得后来研究《水浒》者注重对《水浒》结构的研究同对文学的存在方式的研究达到统一。“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作为读者的金圣叹凭自己的才学和悟性使得《水浒》文本发扬光大,“金本一出,他本尽废”,也是对他的杰出贡献的肯定。
参考文献:
[1]萨特.什么是文学[J].文艺理论译丛, 1984(2).
[2]萨特.为谁写作[J].文艺理论译丛, 1984(2).
关键词: 《桃花源记》“山洞故事”“洞穴思维”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虽然有现实的洞穴与社会生活为依据,但是其幻想的社会模式却是非现实的。这个非现实的社会中介,是一个山洞。如果没有这个山洞,《桃花源记》中美好的社会也就全然不为外人所知了。
因此,山洞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一个关键之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问世之后,一种颇具特色的“山洞思维”模式就一直存在缠绕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挥之而不去,驱之而不走,从而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山洞”故事。本文仅以《幽明录》、《太平广记》、《水浒传》、《西游记》、《射雕英雄传》为例,来说明《桃花源记》“洞穴思维”的影响。
一、《桃花源记》之“山洞”及其故事的特点
《桃花源记》中的“山洞”具有四大特点:一是洞极隐蔽;二是洞在山边;三是洞口狭小;四是洞有两口,另一口外是与世隔绝的另一个人间世界。这个世界与外面的世界只是一山之隔。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没有人从这座山上攀过去,而这座山与外面世界相通的只是一个有两个口的“洞”。作者没有说明这座山有多高多陡。但是,显然,作者心中的想法是,此山极高极陡,故从未有人从山的这一边攀过去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重在理想社会,即向往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因此,在陶渊明的洞幻想中,洞是一个中介,并不是演绎故事的场所。故事的情节,发生在洞的另一方。那里是另一方世界,和现实的社会仅隔了一座大山。可是外面的人们却不知道他们在山那边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他们“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1]
这也可称之为理想社会式“洞境界”。陶渊明死后,他的这种幻想思维被继承下来。以“山洞”为中介的“山洞”故事时有产生。
二、《幽明录》之“洛下洞穴”及其故事的特点
与陶渊明稍晚的宋刘义庆(公元403―444年)所撰《幽明录》,也有类似有山洞故事:
汉时,洛下有洞穴,不测,有一妇欲杀夫,推夫下,经多时至底,乃得一穴,匍匐行数十里,渐见明旷,郛郭宫馆,金宝为饰,明u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如此九处,至最后,诉饥。长人指中庭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须,捋之得一珠,长人取之,次亦取,后捋令n,即疗饥。乃问诣九处名,及求住,答云:“君不得停,还问张华当知。”乃复行,出交州,还洛问华。华曰:“九处地仙,名九馆,大羊为螭龙,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2]
刘义庆所处时代,与陶渊明有相合的年代,不过,刘义庆比陶渊明年龄要小,因此,有可能刘义庆的所记的故事是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这个故事中的张华是西晋的大学问家和大政治家,在“八王之乱”中死于非命。因为张华饱读诗书,故该故事的作者也就让他参与其中。这个故事的主旨低下,不过是讲世间的仇恨演绎出一个地下的天堂,与长生不老相连。但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南朝人的神仙想象,是从地面向地下思考,这比秦始皇为山东的方士所欺骗,以为仙人与不老药都在大海远处有很大的不同,也与汉武帝以为神仙在天上也有不同。由此可见,南朝人已经从秦汉的远方与天空寻找仙人转而从身边的地洞向下思维了。这里的“洞穴故事”不仅没有超越陶渊明的故事模式,而且失却了陶渊明的故事中的仁爱思想和救时济困的社会人道精神。
三、《太平广记・秦时妇人》之“山洞故事”特点
《太平广记》卷六十二有“秦时妇人”的故事:
唐朝开元年间,代州(今山西)都督因为五台山来了很多他地的僧侣,担心他们可能会聚会闹事,就下令驱逐不是当地的僧侣。这些僧侣惧逐,多数逃进山谷。有个叫法朗的和尚,就躲到雁门山的一个深涧之中。在那里,听说有个石洞可容人出入。他多带干粮,去寻找此洞,找到洞,向里走了几百步,洞渐渐开阔,一会走至一个平地。他涉过流水,上了岸,感觉日月甚明,又行了二里,到了一座草屋中,屋里有几个妇人,全穿着草叶,容色端丽。见到他,惧愕问道:“你是人吗?”僧道:“我是人。”妇人笑道:“还有人像你这样打扮的!”僧道:“我事佛,佛教要剃去胡须和头发的。”这些女人就问佛是什么东西。僧人就对他们细细说了一遍。女人相顾笑道:“说得有理。”并说:“我们是秦人,随蒙恬筑长城,蒙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法朗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天,说暂时出去找点粮食再返回。到了代州,备粮再去,却迷了路,再也找不到那地方了。[3]
这个故事中的山洞位于北中国的雁门山中,与南中国的武陵山中的桃花源山洞有相似的特点,结局也同《桃花源记》相似。然而,其境界依然远逊于《桃花源记》的思想。该故事境界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故事中没有美好和谐的社会模式,缺乏济世的精神,却存在大量的佛教虚无思想的成分。故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借助陶渊明桃花源故事模式的外壳,来宣扬佛教的思想,还掺杂道教的长生梦想。
四、《水浒传》与《西游记》之“山洞故事”特点
《水浒传》第九十九回记鲁智深作战中跌入一洞中(缘缠井),在出洞后活捉了一个敌方大将。请看他回答戴宗的问话:“前日田虎差一个鸟婆娘到襄垣城外厮杀。他也会飞石子,便将许多头领打伤。洒家在阵上杀入去,正要拿那鸟婆娘。不提防茂草丛中,藏着一穴。洒家双脚落空,只一交颠下穴去。半晌方到穴底。幸得不曾跌伤。洒家看穴中时,旁边又有一穴,透出亮光来。洒家走进去观看,却是奇怪!一般有天有日,亦有村庄房舍。其中人民,也是在那里忙忙的营干。见了洒家,都只是笑。”[4]这个故事显然是抄袭了《桃花源记》的内容。
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制造魔幻式“洞穴故事”的大家。《西游记》写了许许多多的洞,其中的水帘洞,堪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毫无疑问,是众多洞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此洞是孙悟空行者发迹的起点,也是他成就事业的重要场所。可以说,没有此洞,《西游记》也就没有了重要意义。此外,吴承恩还编造出其他众多的山或地洞,也各有其价值。如:斜月三星洞――孙悟空学艺处(第一回);黑风山黑风洞――黑风怪住处(第十六回);福陵山云栈洞――猪八戒住处(第十八回);黄风岭黄风洞――黄风怪住处(第二十回);平顶山莲花洞――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住处(第二十二回)……这些洞,都有名号,洞中的景色与外界并无差别。如第八十二回所描写的陷空山无底洞:“里边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风声,又有花草果木。”[5]但是,洞中所居,却多是妖怪。《西游记》是典型的神魔小说,虽然给人以奇异的想象,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毕竟,神与人不同,神的虚假性,必然要压缩读者的神思空间,削弱自身的诱惑力。
五、《射雕英雄传》之“山洞故事”特点
如何填平《西游记》神人之间的这一壕沟?显然,这个难题吴承恩没有解决,而施耐庵也只是在《水浒传》中把洞穴作为一个点缀。但是,到了现代,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家们,在陶渊明“山洞故事”幻想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构思出众多的“山洞故事”来。金庸借《桃花源记》、《水浒传》、《西游记》的“山洞故事”思维,以武侠英雄取代神魔,从而填平神魔小说中人与神之间难以直接沟通的壕沟,给众多的读者以极大的现实可能性般的幻想美感。毫无疑问,发扬陶渊明“山洞故事”幻想至极致地步的代表,非金庸莫属。金庸的武侠作品,如果没有洞穴的存在,几乎难以想象。
在《射雕英雄传》中,岳武穆的遗书是藏在一个山洞中的。在《神雕侠侣》中,小龙女住在一个古墓中――人工洞穴,她与徒弟杨过之间违反伦理的爱情也是在这个洞穴中产生的。在《笑傲江湖》中,华山奇峰中有好几个洞,其中一个洞中竟有绝世武功秘籍,可遇而不可求,只有心肠善良的令狐冲才有得到的机会。在《书剑恩仇录》第十六回中,这种洞就更为神奇了:在一个冬日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天山上的一个千余年前为人所开凿的山洞,竟为男主人公陈家洛所发现。更为奇异的是,在这个山洞中,还通到一个山谷间的温泉处,其间鲜花丰艳,真是人间难觅的仙景――竟然超过了陶渊明的桃花源。金庸以洞穴为重要场景,挥动手中的大斧,砍造出无数个洞穴故事来,也就重重敲开了成千上万的海内外华人读者的心扉,为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和奇异的经历而感动不已。金先生后来金盆洗手,封刀挂笔,依笔者浅见,是再也超越不了自己的“洞穴幻想”了,见好就收。试想,当金先生把中国土地上几乎所的名山宝刹中的洞写完之时,他还怎么去幻想另一种“洞中的世界”?
可是,这种洞穴幻想,再令人神往,也不过是一种小我式的成人童话,只是为英雄个人服务,比起陶渊明的大我式的幻想,为普天之下受苦受难的人民寻找出路来说,其精神价值也就显得极为渺小。
六、余论
宋朝时候,改革家王禹跳出了陶渊明的“山洞故事”的幻想模式,构思一个“海洋版”的《桃花源记》,情节大致这样:秦朝末年,有一天,一个海岛的夷人向朝廷上书,声称遇到了徐福等带去的中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海岛上,有一百多户人家,有的在打鱼,有的在割草,有的在嬉戏,有的在沐浴,过得非常幸福。他们说没有了五岭之戍、长城之役、阿房之劳,已不想回中国了。[7]显然,该故事的境界与《桃花源记》并无二致。
陶渊明“洞穴幻想”的本质在于为社会设计了一种和谐的制度,这是陶渊明政治人格的伟大之处。因此,后代的思想家,政治人格高尚者,尚可循着陶渊明的洞穴思维前行。等而下之者,却只会从陶渊明的洞穴中幻想到避难、藏宝、奇遇等。因此,作为小说创作的“洞穴故事”,无论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还是现代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都背离了陶渊明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宏观构想,仅仅保留了陶渊明“洞穴幻想”的形式而已。陶渊明所构思的“山洞故事”母题,永远立于思想的顶峰,后代的文人墨客,不管如何大动干戈,却因为思想境界的限制,他们所构造的“山洞故事”,再也难以超越《桃花源》记。不过,这些模仿《桃花源记》的众多“山洞故事”,还是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洞穴思维文化。
参考文献:
[1]陶潜.搜神后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2]刘义庆.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3]李P.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王禹.小畜集[M].四库丛刊本.
[5]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红楼梦》中预言叙事手法的运用
在《红楼梦》中,使用传统预言叙事手法的部分有很多,笔者就其主要的几个代表部分阐述如下:
1.1《红楼梦》在开篇运用两个神话故事来预言
宝黛爱情的悲剧。《红楼梦》开卷就给我们讲述了两个神话故事:一个是青埂峰下无材补天的顽石因听到一僧一道谈论红尘中荣华富贵,而动了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顽石在尘世历劫之后便返回青埂峰记下了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另一个是西方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为报答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恩,随其下凡造历幻缘,以泪水偿还其甘露的故事。从这两个神话故事,我们就可知,顽石即指代贾宝玉,并有贾宝玉佩戴的通灵宝玉为此暗喻,而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则分指林黛玉与贾宝玉,而小说后面的描述也即是如此,林黛玉最后亦是在听闻贾宝玉与薛宝钗成婚的消息中痛哭而香消玉殒,这也算是用泪水来偿还爱情了。而从这种预言型叙事方式中,我们也就对于曹雪芹的写作意图有很明显的认识了,那就是以宝黛恋情悲剧为主线来描写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兴亡史。
1.2《红楼梦》运用了大量了诗词来进行预言叙事
《红楼梦》演绎的是宝、黛、钗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对这一故事的悲剧结局,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就反复作了暗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它暗示读者,《红楼梦》写的是一把辛酸泪,即这一故事的结局是悲剧。其他还有在红学界研究比较热的甄士隐的《好了歌》以及第五回以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上的图画、判词和红楼梦曲子,互为补充,预示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命运、性格与结局,还有之后黛玉、宝钗等人所做的诗词来对人物性格、命运、结局进行预示。
1.3 用梦境、谜语、谐音等手法了进行预言
叙事也是《红楼梦》之前小说叙事的一种传统。以下仅以)语为例来对此进行说明。以谶语作为预叙的一种方法在《红楼梦》之前的小说运用甚广。如唐传奇《裴航》中,樊夫人赠给裴航的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便属于此类预叙。又如《水浒传》第五回中写鲁智深离开五台山时,长老送他四句偈言: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这里就隐含了对鲁智深结局的一种预叙。因此,这种预言叙事方式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并非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独创,应该是曹雪芹对于传统的一种沿袭。
2 继承预言型叙事手法的原因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之所以会出现《红楼梦》这座艺术高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受到前人小说、戏剧或者诗词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学术界关于论述曹雪芹受诸如《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小说戏剧的影响的文章也是俯拾即是。但这些论文大部分的关注点并没有放置在这种叙事方式上,而是从内容写人的笔法以及情节安排等上面。
其次,明清章回体小说是从宋元以来话本小说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则是唐传奇发展的一种结果。唐传奇出现之初一般是以故事情节的复杂及生动为吸引读者的手段,所以是很忌讳先告诉读者故事的结局,也同样忌讳预先告诉读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目的是留有悬念,所以他们往往在故事开头是不会透露剧情的,而是步步推进剧情,以达到步步惊心的效果。但唐传奇发展到成熟以及后期,则改变了这种方式,因为很多的经典唐传奇作品的选材,本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民间故事或传说,而作者也由早期的说书人变成了文人创作。所以他们往往就不再忌讳提前告诉读者故事的结局了。如元稹的《崔莺莺传》及其他如《霍小玉传》、《补江总白猿传》、《非烟传》等。这些传奇小说往往在小说开头就会概述一番,或引用诗词,或引用民间谚语。而宋元话本小说则更是将这种传统沿袭了下来,并且还广泛的运用到小说当中。从前面所举三言二拍中的例证就可得知。学术界曾有对于章回体小说始祖《水浒传》及《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有过很大的争议,其中有一种说法还是很受现在学术界推崇的,即小说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而小说则是一个一个故事拼接而成。对于群体创作或者小说的拼接而言,一般在小说的前面就会出现了如同故事梗概性质的预言叙事。而同样对于《红楼梦》来说,也是存在拼接而成的可能性。
新颖的导入部分是成功的音乐鉴赏课的开端,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就能大大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总结了如下几种导入方式。
一、从生活话题导入
音乐源于生活,反映生活。教师从相关的生活话题导入音乐会显得自然贴切,也容易调动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如欣赏《春节序曲》的导入,先听曲目,让学生自由发挥,进行话题讨论,相互交流,回忆春节时的各种欢乐场面,并用形容词描述春节时的喜悦心情继而想到生活中其他的节日,进而让学生体验《春节序曲》所表现的春节期间热烈欢腾的情绪。又如欣赏美国作曲家安德森的乐曲《打字机》,让学生根据自己平时的生活积累发展联想能力和知识综合能力,从而分析思考作曲家如何运用生活中的各类素材创作音乐作品,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音乐。这种生活化的导入话题,会促使学生从小关注社会,把音乐文化与生活现实相对比、相联系,在音乐中寻找生活,在生活中发现音乐。
二、卡拉OK形式演唱导入
卡拉OK是人们喜爱的,学生也不例外。在《流行风》的导入部分,我将学生分成两个组,派不同的代表演唱自己拿手的流行歌曲,当一位同学演唱《台》这首多数同学都很熟悉并十分喜爱的歌曲时,台上同学的演唱牵动着台下同学的心,他们有的跟着旋律模唱,有的挥起双臂互动,整个课堂充满了活力。“这首歌表达的内容不错,相信大家也一定看过《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很熟悉电影的故事情节和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那么在电视剧《水浒传》中也有首非常高亢、嘹亮的歌曲《好汉歌》,表达了水浒梁山好汉的豪放、粗犷的性格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我们再次欣赏音乐……”运用卡拉OK形式演唱与主题密切相连的歌曲内容开场,不仅丰富了主题内容,而且增大了知识容量,很快便引起了学生的兴趣。
三、互动娱乐教学法
当前,许多电视娱乐、联欢活动,如:“快乐大本营”、“星光大道”、“开心辞典”等,收视率高、火爆无比。之所以娱乐节目颇受大众喜爱,在于它的逗笑性和竞争性,然而竞争性又在其中占着主导的地位。假如我们把原来的音乐课型改成像娱乐节目那样牢牢抓住学生们的心,把逗笑的竞争性和音乐课堂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便使教学过程生动有趣,扣人心弦。如在教《国之瑰宝――京剧》时,我在上课前用京腔对学生说:“这节课我们各小组进行擂台赛,最后的获奖者会得到非常有意义的奖品,让我们努力去争取吧。”首先是“擂台赛”版块,主要包括三个回合。(让学生拿出准备好的打击乐器和学生自制的乐器奏乐,并说明每进入一个回合就奏一次乐。)第一回合:“猜”,利用电脑课件展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的剧照及录像,让学生猜四大角色,把答案写在题板上亮出来。(对的加分,从桌上拿出一个小饰品,最后以得到的小饰品数量评比。)要求猜对的同学说说想法。我则利用课件分别对京剧知识和四大行当进行讲解。之后依次进入第二回合:“画脸谱”,第三回合:“学唱”。其次是“超级模仿秀”版块。各小组推荐一人参加模仿秀比赛。项目有:生、旦角走路和乐句学唱。最后是“激动时刻”版块(即奖项揭晓),获奖者获得脸谱头像一套,其他小组均有奖(最佳小组合作奖、最佳模仿奖、最佳画手奖)。学生表示:“如果每一堂音乐课都这样上那该多好哇!”“既轻松又快乐,还学到了知识。”“我们下次努力争取拿最高奖。”
娱乐教学法,可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设计不同的教学形式。如教学歌曲过程:欣赏模仿秀演艺天地,教学欣赏曲目过程:律动(用身体语言展现思维)模仿秀(哼唱乐句或乐段)舌战(小组讨论,对作品进行分析和理解)。实践证明:娱乐教学法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中学到了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效率。
四、幽默教学法
前苏联教育家斯维特洛夫说:“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就是幽默。”我在教学浪漫主义音乐部分,讲到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区别时,因为古典主义崇尚比较严谨的作风,而浪漫主义却持有比较随意的态度,所以在上课时我看到有学生很随意地坐着,马上脸一变,严厉地对学生说:“那几个没坐好的同学,马上给我坐好,不然给我出去。”而后我又笑着说:“刚刚像你们这么随便坐着,翘二郎腿,就是浪漫主义风格,像我这样严厉地教训你们,就属于古典主义风格。”气氛缓和了下来,整个课堂异常活跃。
五、音像、图画、实物导入
导入的目的是教师有意识设计学生感兴趣的内容,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十分巧妙地把学生带进新的教学内容中去,所以内容的选择尤为重要。设计的内容一定要与主题内容联系紧密,具有关联性,绝不能找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导入。如为了使学生感受各民族器乐曲的造型,了解乐器在“造型性”模仿中的作用,我特意在课前准备了横笛、唢呐、二胡等民族乐器,还准备了一些图片资料,上课时,提问学生各种乐器的名称是什么,然后用录音机放出事先录制的几种乐器的演奏音响,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六、诗歌牵引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