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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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儒家思想；教学策略

儒学主张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注重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概括起来就是“仁”，是多种美德的总称。所以需要我们去潜心研究和发掘，去继承和发扬。莘莘学子，性格各异，所以必须结合儒家德育的同时考虑当下的因素，因材施教，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各种渠道，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学校教育渗透儒家文化的意义

1.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重点。孔子在很早就提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观点，他还提出学生“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古人虽说孩子的天性是六分生成，四分养成，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睦的家庭气氛再加上儒家经典的熏陶，也会使孩子潜移默化，使他们趋于完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感悟儒家文化，易于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感情至关重要。要养成这种感情，必须从小做起，从热爱身边的人做起，让孩子先做一个“仁义”的人，所谓“仁者”，亲亲也，也就是爱他的亲人，“义者”，敬长也，尊敬他的长辈。相反，那些连父母也不爱的人，怎么去爱别人、爱人民、爱祖国呢？

3.儒家文化的精辟论述，亦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

孔子两千多年前在《论语》里提出的教育理念到今天也鞭辟入理，让人赞叹。如“因材施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等等。

二、儒家思想的内涵

1.敬养父母。如果依照儒家孝道去做，不仅可改变人的种种坏作风，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而且可改善社会风气，人人知道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就不会做出不孝的行为或犯罪的活动来危害社会、家庭和父母。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一个人在家能做到孝，并把这种孝悌的风气带到政治上，就是参政了，这便是从家庭道德的孝道而推及国家政治的政道。

2.义利和合。儒教所说的义利是指道义与功利，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道德价值与物欲价值等的意思，这两方面看是二分对立，亦可和合，相辅相生，启示现代人不要见利忘义，，图财害命。这时的“义”就是道德良心，而以私利损公利者，各类害人者（如贩，投毒药）等，都是丧失天理良心者。义利和合，义利兼顾，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互相协调、制约，并使两者有一定张力，使人谋利时不忘义，以义制约、指导谋利，讲义时兼顾利，使其有谋利的积极性，并由谋私利而推及公利，这是人生应走之路。

3.诚信守正。儒教强调在各项职业活动中，要以诚信为第一生命。各诚信主体如国家、政府、团体、个人都要信守诚信，不骗自己的良心，不骗国家，不骗他人；人与国家、政府、他人都互相尊重，真诚相待，而不是互相欺骗、互相计算。这样国家才能取信于世，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团体才能取信于群众，个人才能取信于他人。

三、切实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教育

1.精心选择国学读本

《论语》《孟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一部影响卓著的儒家典籍。它是研究孔孟思想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很深广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论语》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对于中学生来说，于丹《论语》心得是很好的读本。于丹教授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

2.不可操之过急，要注意循序渐进

儒学文化影响我国历史两千多年，其积极意义非同寻常，不少大儒对儒家思想不断补充加以完善，不要期望孩子能在短时间背诵且加以领会并约束自己的言行，应该给孩子以消化吸收的时间，让儒家文化渗透在孩子的思想中，不能在短时间内不见其明显效果而操之过急。

3.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持之以恒贯彻下去

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家思想；当代；小学语文；教学；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3-0010-01

语文教学作为小学基础教学的课程之一，语文课程具有较高的综合性作用，不仅仅是其他学科教学的基础，并且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学生生活交流的基础工具。

1.儒家思想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儒家思想自其出现以来，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文化高度的繁荣，其主要原因应为受到了儒家、道家等众多思想的综合影响，这些丰富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儒家思想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主要应用方法有一下几个方面：

1.1 因材施教。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阶段当中不同的学习场所、学习内容以及不同的知识结构、学习能力等都集中体现在学生的成绩上面。因此教师必须具备灵活丰富的教学手段，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以及性格特征，鼓励学习选择自己喜欢内容进行相关的学习，让全体学生可以达到共同成长的目标。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以及家长强调学生的学习成绩，希望学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认为一个学生可以到达的高度其他学生同样可以达到，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体存在的差异，只注重于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利益，这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1.2 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思想最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其认为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都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只有名门望族接受教育的守旧思想。虽然目前关于有教无类的研究内容十分的丰富，见解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并不能否认有教无类儒家思想在教育行业当中的重要地位。

如今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强调了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的教学理念，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接受到平等的教育内容。但是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这一现象在村镇学校教育中表现的格外明显，此外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显著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想象。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当中，要秉持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避免出现摒弃成绩较差学生的情况，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参与的学习活动中，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成为有利于社会的知识性人才。

1.3 师生平等。儒家思想当别重视"礼"、"仁"的教育，这其中以"礼"为中心的尊师重道的思想，以"仁"为中心的平等思想，经常会处于互相争论的境地。而实际上师生平等的观念，并不仅仅只师生身份上的平等，更加重视的是师生所处学习氛围的平等，强调了师生要构建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师并不是学习活动主宰者，而是教导与引导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师生之间应该保持良好的语言交流以及思想交流。

师生平等的思想在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应该以教师为引导者，鼓励学生打开自己的心房，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内外都可以进行学习活动，更加注重于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等，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感情支撑。

1.4 启发教学。启发教学是儒家思想当中重要的教学原则，同时也强调了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想象。目前启发教学的主要概念为教师通过采用启迪式、激发式的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学生敢于、勤于参与到学习当中来。无论教师是否进行教学活动，学生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学生当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自学能力是启发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教学互动的核心内容。目前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参与到了启发学习的研究当中，详细的阐述了启发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启发教学的具体应对措施，并且还整理出丰富的启发教学实践资料，为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2.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者以及弘扬者，其提出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师生平等、启发学习等思想，在当代小学语文教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得到了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并且将其积极的运用到了实际教学活动当中。不断加深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教育事业的核心本质，并且也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也有利于解决小学语文教学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断的推动者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康凯. 《论语》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03：125-126.

[2] 刘昆.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小学语文教学中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隐性课程建设[J]. 科教文汇（中旬刊），2014，03：177+185.

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学；人文精神；道德理性；人类文明

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时，儒学人文思想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根据儒学人文思想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特点，更多地看到其强调人的群体性和塑造理想人格的方面，却忽略了它维护和发展个体的理性及人格尊严的一面。实际上，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儒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而今，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对于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此，本文试从政治哲学的视阈对儒学的人文理性及其当代价值进行解读，并请教于方家。

（一）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强调人与人的关系，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更是注重探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实现等问题。儒学的人文思想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逐渐形成的。

儒学的人文思想奠基于孔子“仁”的学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论语》中出现最多，但其内涵总离不开“人”，如人性、人道、人生价值、人际关系等。孔子主张“爱人”，其基本要求是尊重人，他要求通过“敬”即人格的尊重来凸现人不同于物的人文本质，“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强调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应以孝悌为基础，从家庭敬爱父母兄长做起，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以至于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广大境地，由此定下了儒学重人文的基调。

孟子沿着孔子仁者爱人和能近取譬的思路向前推进人文思想。他强调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即人类的同情心，这就是“性善论”的内容和成人之道。他还把仁爱从人推及于万物，进而发展为“仁政”学说。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政亦即所谓仁政。这样，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学人文思想便表现出一个深化的过程：它开始由一般的伦理要求，进一步提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准则。在孟子这里，儒学人文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趋向于定型。

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不仅是孔孟的主张，也是战国至汉唐儒者的共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董仲舒也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春秋繁露·服制像》）万物的存在，不过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具有高于万物的价值，“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所生所养的万物日臻完善，“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唐中期韩愈对孔孟的仁者爱人更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可以说它是对孔孟泛爱说的人文思想的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文化需要，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从而将儒家伦理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孔孟儒学执著现实的人文思想路径，也使得儒学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是，董仲舒所讲的“天人感应”是一种被人格意志化的自然与人之间的感应关系，他所精微论证的“天”仍是为了说明和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神学化的儒学中所透露出的是“要求君王实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期望借助帝王推行儒家仁政以有助于人的实现这样一种向往”，即便是其后兴起的以名教与自然之辨为核心思想的魏晋玄学，也是“希望建构起一种无违于伦理名教，又能使每个人的自然之性得到充分伸展的理想模式”[1]67-68。虽然思维路向不同，但它们都是希望建立一种能尽量满足人性发展需要的理想的社会秩序，体现了儒学在特定时空下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所作的理论探索。

魏晋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佛、道二教风行，其间虽有韩愈等人极力捍卫儒家道统的努力，但社会上下对神的膜拜趋向渐渐使人自身的价值变得模糊，儒学的人文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对人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便历史地提到理学的面前。从肯定人文价值出发，理学对仁的内涵作了更多的考察。如张载认为，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天地如父母，养育万物，人类如儿女，因而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要求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而扩大到“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他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有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意义，而且有调节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超道德意义，因此人生的最高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包含了人与宇宙、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这种“民胞物与”的观念，上承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之说，再现了先秦儒学从亲子伦常关系向外辐射的思路，同时又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为宽广的内涵，强化了儒学的人文精神。王阳明对这一观念也作过发挥：“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相对于先秦儒家较多地注重亲亲的基础而言，宋儒和明儒则更多地由家庭关系的泛化即民胞物与，而将仁道原则引向天下之人，使儒学的人文精神进一步获得了超越宗法亲缘关系的意义。

（二）

儒学人文思想，起自先秦，历经汉、魏晋、隋唐到宋元明清，延续不断。仁的发展过程，也是儒学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实现等问题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重人文，尊理性，是儒学的一贯品质。这里的“理性”，不仅指狭义的认知领域的逻辑思维，而且也指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道德理性及其与这种道德理性相贯通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是儒学理性的抽象形态，也可称之为观念性形态或理想形态，而实践理性则是抽象的具体，或称为道德理性主义的实践。

具体而言，道德理性是指儒学追求理想人格的主体的精神力量，它是以主体对天道的认识和体悟为前提，是主体靠理性认识掌握了“道”与“义”而形成的。理想人格是具体的，而“道”则是超越的、永恒的。

转贴于

作为一种本体意义的“道”，在先秦儒学里主要讲的是“人道”，即做人的最高准则。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道”、“天道”、“天命”等范畴，其真实的内容就是有相当普遍价值的道德伦理。后来孟子讲“性善”，认为“尽心、尽性、知天”，人类善的内在本质可与天道相通，故《礼记·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宋儒那里，“道”范畴又被进一步形上化为宇宙的本体，其“天理”的一面又被直接突出。由此可见，儒学中的“道”兼具道德仁义和道理即天理的双重内涵，具有某种信仰色彩的超越层面。

儒学的道德理性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具体化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和价值选择的标准。孔子主张为仕应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的价值高于一切，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荀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命题，指责那些只知“从君”却“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者为“国贼”（《荀子·臣道》），主张儒者“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荀子·儒效》），儒者必须时刻以道自律，随时保持道的独立价值，从而也就保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宋明理学家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弘道精神，并将其发展为以天理制约权势的道德人文走向。关于这一点，明学家吕坤曾作过较为详备的论述：“天地之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之尊之又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以恃以为存亡者也。”（《语·谈道》）人世间惟理即道与势最尊贵，其中理又尊于势，并且势之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正在于理。而儒者的行为是应当遵循“理”这一最高准则的，故敢于且应当“任斯道之南面”而不屈于帝王之权势。儒学虽然主张儒者应当入仕辅佐人君，但绝不赞成作为人君的驯服工具。所以，儒学所谓的“理想人格”并非是某种纯然主观的东西，因为它有客观的基础和来源，这客观的基础和来源就是天道。这是一种人的理性自觉，这种主体的精神力量，我们称之为道德理性。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主体修身养性过程中以理智引导情感的自制力量，是以道德理性为导向，以体现和实现天道为特征的理性具体。从根本上说，儒家的实践理性，主要还是道德理性。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把“实践理性”区分出来单独论述，主要是为了分析儒家在理想人格概念中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问题。

中国儒学很早就探讨了理性与、意志的关系问题。应当说，先秦儒学大都强调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要求培养知情意相结合的完美人格，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有了智慧、廉洁、勇敢和才艺，又用礼乐来美化，才是完善的人格；孟子讲人的善的本质包括仁义礼智四端，并说“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讲“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含有要求人格全面发展的意思。关于“志”，儒学也十分重视。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则有“士尚志”和“持志”之说。不过，孔孟均强调“志向”，注意的是意志的坚韧品格。宋明理学对“志”和“意”作了区分。张载曾指出：“盖志意两言则志公而意私。”（《正蒙·中正》）明儒王夫之在注解《正蒙》时对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意之所发或善或恶，因一时感动而成乎私；志则未有事而豫定者也。意发必见诸事，则非政刑所能正之；豫养于先，使其志驯习乎正，悦而安焉。则志定而意不纯，亦自觉而思改矣。”（《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志”是预定者，与“天下之公是”即天道、天理相联系，故为“公”；意即意见、动机，因一时的感动而产生，与个体的内在需求相联系，所以是“私”的。王夫之注意到“意”之所发有自主性特点，非政刑所能正之，故强调“教者尤以正志为本”，“志正而后可治其意”，而反对“无志而唯意之所为”，亦在其理想人格中贯彻了理性主义和自觉原则，而否定了意志的自由选择功能。这一点与先秦儒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可见，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宋明理学，在追求理想人格，体现和实现天道的过程中，都注重突出理性的价值和地位，而压制和排斥作为理想人格精神主体的非理性层面，进而逐步凸显了儒学的理性原则。

如果说道德理性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认识和本体意义上的理想状态，那么实践理性则主要表现为实践经验的内心体验。二者在它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天道的汇合处达到一致，是知与行、理想与理性的统一，是“抽象”和“具体”、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儒学摈弃了宗教神秘的玄想和狂热，使人们在日常伦理生活中以理智来引导情感，从而使儒学成为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统治人间的宗教化时期，实根源于儒学重人文、尊理性的价值取向。

（三）

如上所述，儒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主体自觉精神的强调，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都有其独到之处。固然，儒学在历史上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并不断得到政治上的强化，因而使得它的一些主要内容被异化为强制人们接受与遵守的道德戒命和外在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儒学主体的理性自觉和自由选择，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扭曲了儒学注重人文的哲学形象。但是，由于儒学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思想，其基本信仰是“仁”、“礼”、“孝悌”。更何况，儒学士大夫们不惜经受风险与磨难，在千锤百炼中极力寻求适合现世的儒学本身的发展途径与形式，这一过程实际又进一步弘扬了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解体。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传统儒学赖以存在与生长的社会土壤，其存在形态与社会地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此后，儒学则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研究、改造与利用。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就是为了从传统儒学遗产中批判地吸收可取的、有益的思想资料，以重建人类新的精神文明。

特别应当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质，它既体现了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往往蕴含着负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的工业社会已越来越严重地显露出来。由于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被物化，道德失衡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蹈袭西方产业化道路之后，盲目地追求物质利益，因之导致了利益关系上的个体化趋向，个体原则空前突出。个体原则的注重诚然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等提供了活动空间，但由此而过分地划定个人权利界线，并以无情的竞争作为实现个体权力的方式，却很容易导向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与人之间只有契约、业务及竞争的关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的联系纽带，其结果即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当代欧洲“十分之六的人认为，就他们所经历的十多年的经验而言，人们很少愿意彼此帮助。这是人们不相信他人的原因。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表示，当他们同他人打交道时，从来都相当谨慎。”[2]125这种心态，正是植根于冷淡、紧张的现实人伦。相对于此，中国传统儒学偏重于道德人伦范围，即使是作为政治化儒学所倡导的带有封建性的“三纲五常”，也多少体现出对道德作用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视。儒学这种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正有助于引导人体认自身的内在价值，避免一味向外逐利，并进而拒斥人的商品化。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利益越来越趋向于一致性，一利俱利，一毁俱毁。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矛盾、小集团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矛盾。如果只追求个体利益、小集团利益的满足，那么，人类将有可能走向自我的毁灭。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儒学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弘扬儒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积极有效地防止异化，克服异化，使人们在理性情感上走出自我封闭的樊篱，走向宽容、和谐，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和理性情感之中。

但是，在现在乃至未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态环境并不容乐观。现代文明的基本进路是征服与利用自然，它不断地打破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不断实现对自然的支配。这种原则虽然拒斥了对自然的宿命态度，为改造、利用自然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然而，它同时也引发了对自然的片面占有，由此造成了天人之间的紧张和随之而来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日益枯竭，环境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某些物种的灭绝等等。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使人类面临严重困境。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一种不停顿的杀戮生机勃勃事物的行为最终将导致全面性的破坏。”[3]121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天人之间的失衡，在今天确实使人类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为此，人类必须以理性的自觉控制自己的活动，做到既合理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又能够积极地保护和建设人类生存环境。

儒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其人文精神也以自觉追求人的天性到德性的完满为归宿，这种道德理性主义无疑有助于抑制对自然对象的支配和征服意识，特别是宋明理学那种万物一体的天人观，确乎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超越了实际造成现代生存危机的狭隘的人类中心论。这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区分与对抗的思想，又不同于道家“无为”的自然观和佛教“一切皆空”、“无我”出世的虚幻主张，它坚持“尽性知天”、“生物成物”、“为天地立心”等，流露出强烈的宇宙意识、生态情感、人类责任心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对于合理地调整天人之间的平衡，同时又在总体上不断重建天与人的统一，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范导原则。

人类文明是全人类自古以来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当今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仍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各异的多种宗教等等都会在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在共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既表现出惊人相似的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又各有自己对人生终极关怀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因而应该创造条件使不同文化展开对话，相互协调，以讨论发展一种“普世伦理”， “这种伦理必须是全球性的，只有某种西方人的共同伦理，或非洲人的共同伦理，或亚洲人的共同伦理等等，那肯定是不够的”[4]141-142。这是全人类的创新性文化活动，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是人类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生命呼唤，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或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所凸显出来的历史重任。历史在革新中运动，文化在创造中发展。中国儒学的优秀文化遗产，必然在参与解决全球性的伦理问题上，在人类智慧的创造与积累中被更新的文化所吸取和弘扬，因为它有浓厚的人文理性追求，鲜明的道德伦理价值，易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因而有更多的普世性和超越性，必将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做出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洪修平.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2][法]让·斯托策尔.当代欧洲人的价值观念[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学;人文关怀精神;分析

是现代史的重要人物，在哲学、史学、文学、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思维也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在的文学作品中，也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

一、倡导文学的真实性

在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在批判单一模仿古人的死文学，倡导随着时代不断改变的活文学形式，对于思力浅薄、说谎作伪的假文学，也持批判态度，这就突出表现在他对于“团圆迷信”的态度中。曾经明确提出，要解决我国这种病态的文学形式，就需要积极借鉴西方的文学，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文学中就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思想，意味悠长，发人深醒，这也是我国文学中最为缺乏的东西。在但是社会，不仅是我国的小说和戏剧中普遍存在说谎作伪的问题，在其他的领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人不肯看看这个真实的世界，偏偏要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明明不可救药，但是却要讳疾忌医。早在1915年，就提出自己的这种思想，他认为，在中国文学中，普遍存在“无病”、“言之无物”和“摹仿古人”的问题。在看来，古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一代的文人笔下要求新，这一阶段正是批判假文学的关键阶段。

在1918年，在自己的作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我们必须要消灭“死文学”和“假文学”，创造出真正具有生气和价值的文学，只要我们可以创造出真正的文学，那么“假文学”自然可以消亡。对于思力深沉以及严谨写实的文学，则持明确的赞美态度，对于白话文学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文学中的人情味与生气主要都是依靠底层的平民文学来打底。

我们不仅可以在的文学批评活动中看到他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其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无论是诗歌、剧本还是小说，表达的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从来没有做作和说谎，表达出自己对于自由精神的深深向往。在开展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活动时，没有模仿古人，而是随机应变，他倡导真文学，这正是其人文关怀思想的重要表现。

二、文学人文关怀精神的成因

之所以的文学中有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其一是由于他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另外则是由于他收到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对于儒家经典有广泛的涉猎，非常熟悉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孔子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对于后续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认为，孔子与孟子他们倡导教育哲学，提倡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他们认为，人要生活下去，必须要有尊严。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也有一定的关联，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形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该种思想强调，一切都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肯定人的尊严，倡导思想自由，反对封建等级思想，期望将人们从传统的封建主义解放出来。在1910年，到美国留学，此后，他了解了美国的生活与文化，在他与基督教徒的接触过程中，他接触到社会中的善良人，了解了美国基督教中的人文关怀精神。虽然对于基督教，持一种反对和批判态度，但是其中的博爱思想还是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留学期间，还参加了世界主义运动，这些活动的参加进一步帮助养成了人本主义思想。1914 年10月27 日在日记中写道，在 1912 年，他在西雷寇大学大同会的演说中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不是手段”。1914年12月22日，为纪念康奈尔世界主义俱乐部成立十周年，他写了一首诗歌：“且让人类博爱从此开始，/西方东方在此自由相会。/人人一样尊敬，无分尊卑，/我们的安排是相互理解和友谊。……今天的梦想将化为现实，/地球上的人们将一起呼喊：/‘人类将凌驾万邦之上！’。

三、结语

的文学思想深受传统儒学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文学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研究文学思想的跨学科视角，必然涉及、文学革命等现代历史。我们研究文学中蕴含的人文关怀精神，必须要与当时的语境相结合，同时还要关注文学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性。

参考文献：

[1]李荣明.“理在物中”与历史演进法――论的科学解释思想[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2]李美容.从浪漫的质疑到自我的否定：鲁迅对启蒙的反思[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

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第5篇

作者首先抓住并区分了“古”与“元古”不同的文化原型，即儒家所复之古为一有形的西周之“近古”，而道家所复之古则是“行而无迹，事而无传”的原始之“远古”，并进而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复古思想深深并奠定了后来文学的复古心态和思维，前者主张回复到进入文明的西周礼乐盛时，为设立规范化、制度化的文化框架，而后者则要超越在文明、文化中容易形成的体制化、概念化框架，以恢复人与自然的原始的和谐以及人对外在世界直接的、浑全的感知和接触。于人们习称的“复古”之外，拈出“复元古”一路的审美追求及其文化渊源，这就成为该书一个最大的亮点。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善于把这种对于中国诗学的阐释，放到世界文化视野中进行审视，以古典主义、反文化思潮、原始思维、现象学等西方学说为参照，来“阐发”儒、道各自的复古思想及其美学意义。这样的，就不仅扩大了中国复古思想的理解途径，而且对中西诗学的汇通、对人类共通的美感视境的探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于“古”与“元古”的文化原型的揭示，无疑地使作者的论述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起点和的支撑点。作者的兴趣和探寻当然不是这样的浅尝辄止，而是要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风人之致”和“雅人深致”之间区别的蕴涵。可以说，这个看似微观的小问题其实牵涉到一个人们习而不察的宏观理论问题。因为古今论者对此没有区别的兴趣，甚至往往将其混为一谈。《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有则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其云：“谢公（安）因子凝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小字）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许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谢玄所欣赏的“杨柳依依”云云正是“风人之致”，与谢安所赏大异其趣。但后来王夫之却理解说：“谢太傅于毛诗取‘xū＠①谟定命，远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姜斋诗话》卷二）他用“同一达情之妙”掩饰了这两种不同审美趣味的区别。而刘绍瑾先生在展开儒道复古思想的美学视境时，富有创意地地引入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罗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小传统理论，并逻辑地展示出：“雅人深致”的“雅传统”和“风人之致”的“风传统”，正是儒家复古主义和道家复元古主义的美学演绎，它们分别是“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文学载体。这样的解读，就抛弃了古人纯粹从欣赏角度而带来的诸多纷争，站在理论的高度，又契合于全书的体系和思路。

人们历来承认儒道两家是中国美学的两大源头，但对其影响下的中国文学作什么样的审美追寻，则又见仁见智。作者从“复古”与“复元古”这一新角度，以中西互参、儒道对照、儒道复古思想与后世复古诗学互观的意识和，将人们通常忽略过去或无法进行审美追寻的案例联系起来，在一系列山重水复的论证后，找出柳暗花明的结论。以此文化渊源来审视中国复古文学理论，作者发现，后世中国诗学名目繁多的复古主张中，大致凸现出两种极为不同的美学旨趣：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复古主张往往以“言之有物”为出发点，强调文学的社会和道德力量，反对无病、雕章琢句的形式主义和唯美风习，刘勰、韩愈、白居易等人的复古文学观就是如此；而受道家复元古思维影响的文学观则以诗性、气象、自然的追寻为宗旨，反对诗歌走向技巧化、破碎化、琐细化的“后世”风气，推源诗歌自然感兴、自由抒发、浑然天全的原初生发，严羽及其以后的中国诗学就有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在这两种颇为不同的复古文学观中，前者主要基于道德、理性、社会功利目的的考虑，而后者则隐含文化人类学——美学批评的思路。这样，“复古”与“复元古”这一新概念、新视角的引入，就不仅为时下流行的儒道美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而且把它落实到对中国复古文学思想的研究中，使该书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不致蹈于空疏而显得大而无当，而是以之来解决中国复古文学思想中的具体问题。也许与刘先生的个人气质和研究特长有关，作者对道家复元古主义影响下的文学实践及其理论批评更感兴趣，这不仅体现在所花费的笔墨更多，更在于作者把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和理论精神都视为复元古思想影响下的硕果。如陶渊明的远古情怀，山水田园世界作为文明“自然的荒野”，童心说及古人对天真未凿的孩婴世界的向往，“真诗在民间”理论，用“元古”眼光看王国维的“不隔”，如此等等。正是对这些文学实践和理论批评所作的文化——美学追寻上，不经意间显示出作者对道家复元古主义文化渊源的一往情深。正如该书“导言”所说，老庄的复元古思想对后世复古文学思想的影响，“并不表现在所称道的‘古’在时段和具体内容上的相同和相似，而是提供了一种更为内在而深刻的美学启示：摆脱充斥着‘文人’、‘诗法’、‘格调’等在文明、文化氛围中容易形成的体制化、概念化框架，追求概念前、语言前的与自然真实世界原始的、直接的接触，主体在与外在对象的冥合浑一的直接感知中，自然感兴，自由生成。这些，正是严羽以后的中国诗学复古论者在探讨‘诗之所以为诗’这一重大问题时所紧紧抓住的问题。”尽管这些解读未必能让所有人认同，但无疑可以成一家之言，给人以诸多启迪，而且提供了一条继续探索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确实还不曾发现有论者从文化原型的角度如此系统地对中国古代的复古文学思想作这样的美学追寻，而“真诗在民间”、童心童趣以及“远古情怀”等等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一经如此解读，往往能给人一种涣然冰释或恍然大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