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牙齿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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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牙齿影评范文第1篇

周旋游戏

某日，伦敦街头。路边的巡警卡尔德拉和搭档特里一直观察着一位年轻的行踪，当他们发现接下生意，想去逮个正着之时，眼尖的特里对卡尔德拉耳语：“瞧。那是休，格兰特!”卡尔德拉完全不敢相信，因为他刚刚看了休，格兰特主演的电影，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的英姿也清晰地印在脑海中。

旋即，格兰特被捕的新闻传遍大街小巷，记者们开始在警局外安营扎寨。巡警卡尔德拉粉丝情结发作。由此帮了格兰特一个小忙，掩护他从后门溜走。时至今日，卡尔德拉的桌上仍摆着一张休，格兰特的被捕大头照，并说：“格兰特先生非常合作。他是我执行公务时见过的最合作的人。”

美国记者因事件访问格兰特：“请问，你看心理医生了吗?”他不以为然道：“我们英国人通过看小说解决。”答案有些令记者嗔目，从容得令身陷莱温斯基事件的克林顿也无从可比。导演迈克，纽厄尔曾说：“休・格兰特能在一句话同时里把你放倒、搀你起来、再将你一军。他气场十足，智力非凡。但太菲凡了，以至于巧舌如簧害了自己。”

休・格兰特的特立独行在娱乐圈里常被作为谈资，自己挑剧本、在无经纪人提点的状况下独自接受采访、公众场合屡屡蛮横，他取笑自己的目标受众群、取笑市场调查、取笑外界把首周票房当成一切的做法。他与媒体时常针锋相对，从不刻意以好脸色示人，哪怕是“给面子”也无法做到。2004年《BJ单身日记：理智边缘》伦敦首映式时，他因媒体对他和女友感情问题的不实报道和穷追猛打，拒绝接受媒体提问，拒绝和女友杰米玛・可汗一起合照，一个人站在旁边愁容满面。

英国本土媒体对他的形容词一直是脾气臭、傲慢、粗鲁、乖戾、欠抽，著名八卦专栏杰西卡，凯伦也说过：“几乎所有明星都会和和气气地待你，但休・格兰特，那真是个傲慢可恨的家伙――看着他，你会想，上帝啊，把他做掉!”

多年来，休・格兰特与媒体你不仁我不义的周璇始终僵持不下。一方冷嘲热讽媒体已沦为“长舌妇车间”，另一方则是打不死的小强挖塌墙角。如此主动炮制绯闻和话题的明星必然令经纪人心花怒放，但格兰特却偏偏主动离开了经纪人，完全跳脱出好莱坞的成名模式，并笑言“当个演员不过是红尘猴戏。”

桀骜人生

这种价值观延伸到休・格兰特的真实生活里：边缘化、过度紧绷、与工作人员刻意疏远，这些从戏里延伸到真实生活里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天之骄子的孤独。

那年《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成为英国净利润最高的影片，也为格兰特赢来全球名望。一个有些放浪形骸却不失温文尔雅的英国单身汉形象被牢牢套在他身上，他索性顺水推舟，顽固坚持着英式喜剧风格，所以大多数影评人称他为“单管枪”，塑造的角色千人一面。

无论是谁的影迷生涯，都无法错过休・格兰特的浪漫爱情喜剧。长着桃花眼又带着英国绅士特殊高雅贵族气息，背后还有一个“勇武战将、王国筑臣和特权阶级并存的英美联姻画卷”家族，休・格兰特仿佛是离家出走的叛逆小王子，从牛津大学投身到了演艺圈。

多年浪荡之后，这位不屈不挠的黄金单身汉始终坚信着自由真谛，银幕下的他桀骜奔放丝毫不输美国小青年。

不必细数休・格兰特的正牌女友、绯闻女友以及那些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与布拉德-皮特、汤姆・克鲁斯他们不同的是，年过五十的休・格兰特仍然没有想要婚姻的打算。在他接受的专访时，聊到自己拥有的第一辆汽车、他的法拉利跑车、他的年纪，还有他对女人、汽车和猫咪的喜爱。言语间的幽默似乎更像是传递着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他将这些关键词组织起来摆出自己的生活，享受之、维护之，且可随时重组。

当《BJ单身日记》的原著作者海伦，菲尔丁获知休・格兰特将演出花心上司时，忍不住开心的告诉周遭好友，“休・格兰特终于要现出原形啦!”而其实，这样的安排与他“除了纯情男外，一切好说!”的要求不谋而合。

去年10月，休・格兰特的中国籍女友为他诞下一女，媒体们描述这名女友“身材娇小。拥有D罩杯，腿非常细且直，脚趾漂亮，皮肤细腻，长相东方，牙齿整齐。”知情者说：“休与Ting近月已走得越来越近。他们大部分日子都会见面，Ting最近成为休生活的一部分。但要小心，他的灵魂依然追求自由!”果不其然，五十岁得女虽光荣。却无法留住他像一名普通父亲一样哄女儿、陪妻子。

爱情的牙齿影评范文第2篇

一袭黑底白点连衣裙，一条宽腰带束出腰身，一双黑色丁字高跟鞋，站姿挺拔。严歌苓的新书《老师好美》会现场，仅能容纳百人的屋里挤进了约500人。

读者们抱着书，在空调很足的书店里汗流浃背。严歌苓出现的时候，带出一串女生们的窃窃私语“她好美好美”。

她的美是“翻手苍凉，覆手繁华”的文字建筑起来的。

严歌苓在拥挤的人群中，安静地看着读者，遇到目光相对，她定会报以一个眼神明澈干净的笑容，这一笑瞬间荡漾起读者脸上的一抹笑容。

严歌苓说自己是个“谨慎”的人，但是作为小说家反而非常大胆，这是她独特的写作方式。“在小说中，我会诚实地加入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让我写散文，我就会直面我的读者，严歌苓就是严歌苓，很多话人家就会说那是严歌苓说的，不会说那是严歌苓的人物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狡猾’地要写小说。”她说完，停顿一下，又“狡猾”一笑。

在《归来》热映一个月后，严歌苓携新书《老师好美》从德国柏林的旅居生活中归来，在北京和上海为新书做推介。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写着：“亲爱的读者，你在吗？”

1.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

继《金陵十三钗》之后，时隔3年，张艺谋归来，选的还是严歌苓的作品。

严歌苓同华语电影圈已经打了20年交道，可是，她却越来越“纠结”于编剧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但是，每隔几年，总会有一部署着“编剧严歌苓”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上映。“原创剧本我还会写，但是让我再改就不要了。”在严歌苓看来，长篇小说有多重意义，“不管哪重意义点燃他（导演）的创作欲望，拍出来的电影好看，我当然没什么意见。”而剧本从一开始，主体思路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改变。

“歌苓很大气，对于文中需要删除的部分不抗拒，给予理解。她对他人尊重，并没有因名气愈来愈大而耍大牌，有着非常好的合作精神。”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与严歌苓相识近10年，“她聪明，但不精明。”严歌苓对待写作不讨巧、对待友人和善有加，“就连相貌也与10年前别无他异”。周晓枫认为，当下许多人都追新求变，而严歌苓的多年不变使她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力量、内心更有定力。

电影《归来》上映后，兄长严歌平主动给严歌苓打了电话，告诉她有两个网站对电影《归来》有批评的文章。

“面对批评怕什么？不要放心上。”放下哥哥的电话，严歌苓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将笔下的人物赋予生命，在纷杂世界中不羁地呈现。

在国外旅居近20年的严歌苓，一直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少女小渔》和《天浴》，一个新移民的故事和一个知青的故事，两部作品在海外反响颇大。直到新世纪之后，严歌苓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圈，《梅兰芳》《金陵十三钗》，乃至如今的《归来》，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导演眼中的“富矿”。严歌苓认为，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电影一旦上映，读者群马上就扩大了，影视观众会变成我的小说读者，这未尝不是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

2011年，严歌苓在北京开会，将《陆犯焉识》拿给严歌平指正。在之后的3年间，二人没有单独的时间就这部小说交流过，直至《归来》上映。

“歌苓写小说很用功。”严歌平说，她写《陆犯焉识》，花了很多精力去体验生活，跟劳教干部开座谈会，多次去西宁农场实地采访，找到了当年以西北监狱农场为原型、以时代背景为主线的《夹皮沟纪事》的天津作者杨显惠，找很多关系了解这个故事。她写《妈阁是座城》，就到澳门去赌博;她写《小姨多鹤》，3次去日本寻找贴切的“多鹤”。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退着走出去，这个形态让她想到小姨多鹤，“我写这个人的倔强和温柔以及她的暴戾，都是我在日本待了三次找到的”。

2004年，严歌苓随丈夫劳伦斯远赴非洲尼日尔。在那里，严歌苓过上了作家加非洲农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觉、原始的生活状态刺激了她的想象力，非洲男人的懒惰与女性的柔韧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在非洲期间，她写出了充满中国乡土气息的《第九个寡妇》，获中华读书报“2006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被认为是“2006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曾有人称严歌苓为“现代的张爱玲”。但她认为，自己与张爱玲的相似点除了生于上海、是剖析心灵的女作家、做事讲究做到最好外，并无其他相似。张爱玲的写作局限于上海，而她的脚步遍及亚欧非。严歌苓年轻时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亲晚年在此地定居，现在北京是她在国内搜集素材的中转站，不断给予她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动力。

但凡一座大城市，总会混杂着市民们复杂的情感。严歌苓说北京不仅是她的家，也是她的围城。人都是这样，回来了想出去，想念外面的宁静和稳定，但出去久了却想回来，想念这里的繁华和人情。而且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令她耳目一新的变化，听到丰富多彩的新故事，因此对北京的爱就加深一分。这座城市，如同流淌在她血液中的东方传统，不因身在他方而淡漠。

但由于多年旅居国外，严歌苓说自己在国外用母语写作会稍感“恐慌”：“虽然我写的是汉字，但英文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可能自己并不知晓。所以我的书桌上总摆着一本《李商隐诗集》，每次写作之前先看几行诗，感受中国文字独有的节奏韵律。”

在严歌苓看来，中国的文字是最干净、最惜墨如金的，这跟所有西方的写作都不一样。她认为西方的著作叙事方式极具“油画式”的立体性，浸润其中数年，自己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这让我很想用来滋养自己的中文写作，有时候会苦于中文为何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中文与英文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东西，所以有时我也会‘偷’英文中的一些说法放进去”。

“比如我常举例说‘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俗气，英文里我看到一个表达，将之形容为‘一双的眼睛’。”严歌苓认为英文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这也是自己在国外写作比较得意的地方。

而在严歌平眼中，妹妹目前的水平已经超出了他的期望值，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严歌苓都称得上是最好的作家之一。

2.多读书的人可以成为作家

“她在他身边的停顿结束，慢慢沿着走廊往讲台方向走去。因为走得很慢，双手又捧着书，头发还是那样随意地绾在后脑勺，露出细长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线条水落石出。”严歌苓在《老师好美》中这样把一个17岁少年的眼睛中的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刻画出来。

故事中，这个名为邵天一的少年，将从最后一排桌椅走到讲台的丁佳心老师，用眼睛“摄制成电影慢镜头”。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同学刘畅也在注视着她。

这场“隐秘而炙热的禁忌之恋”，结局是一个少年终结了另一个少年的生命。

严歌苓说，7年前她从好友姜文那里听说了这则网络新闻，看了觉得“非常震撼”。为了这个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个高中当“卧底”，“看他们上课，跟孩子们聊天、交朋友，网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进入他们的语言体系”。

她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一个孩子让她进入他的网络，“虽然都是中国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渐地，严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声音，“一个高中生的声音”，写作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一直在那儿。

严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她发现，高中的学习重压是如此之大，让学生的感情发生了“畸变”。“巨大的压力之下，学生需要母爱，但母亲的爱和他们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理解，需要同情，在老师身上找到的是多重的温柔，是沟通、懂得、同情。”她说。

她说自己真正想讨论的是，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异化”，“感情裂变出的畸形的东西”。

严歌苓说，自己只是一个“提问者”，而不是“给答案的人”。

她觉得文学不应该是解答生活中的问题，“文学应该使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思考当中试着去解答，每个人会得出他自己的解答”。

严歌苓认为，如果文学能把小说家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把自己的思考再放进去，那就足够了，因为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她相信“文学是苦闷的产物。文学如果不是批判社会的，不是作为社会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苦闷，一些痛苦，文学是不存在的”。

这位出版了20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短篇小说的作家说，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节，淡化它的细节，淡化它的戏剧性”，否则人们会觉得“这个作家怎么编出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来”。

编故事，是严歌苓幼时“最喜欢的事”。小时候，在“四面为书”的家庭环境里，严歌苓4岁识字，有意识地养成阅读习惯。父亲萧马引导严歌苓阅读鲁迅短篇译文，母亲要严歌苓看的是《白求恩的故事》，然而这些在还是孩子的严歌苓看来非常无趣。她真正入迷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代表作《唐璜》。“那本书有插图、有故事，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笑着说，“只有给了孩子玩具一样的书，孩子才能跟着感觉和兴趣阅读很多。”她说起自己当年读文学经典《红楼梦》，也是挑自己有兴趣的内容看。“像宝玉黛玉闹别扭了就很好看，而那些道士什么的我就不爱看。”直到自己在美国教《红楼梦》时，她才第一次把这本巨作彻底读完。

12岁时，严歌苓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时，读书之于严歌苓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次，她和另外一位小女兵无意中在一片桃林后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小说。那些早已发霉的图书软得像抹布一样，却令两个女生眼前一亮、爱不释手。“那时的军裤很宽大，我们就把书绑在腿上偷偷带回去。”为了掩人耳目，严歌苓将这些“闲书”的封面撕掉，特意换上了《选集》的皮套，由此开始一段偷书之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接触了对她的一生有特别影响的《拜伦传》。她对那位因为暗恋的女生一句话而坚持一生少吃的“胖瘸子”（拜伦）十分敬佩。“那种铁一般的意志真的很鼓舞我。三十年我每天必须坐在写作台旁，这种内在的自律就是源于这本书。”《拜伦传》在严歌苓心中留下了这样一种信仰：想实现的东西，一定会实现。

“我认为多读书的人是可以成为作家的。”从最初的模仿到慢慢沉淀自己的风格，读书让严歌苓开始了解作家如何从原始生活中取材。“好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不是每个都值得去写。”严歌苓谈起自己写作素材的选择，透出一股特别的“固执”。“故事背后若没有超越故事的另一种意向，那我就不能动笔。”她也强调，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没有办法下笔。

严歌苓对写作的“强迫症”还表现在动笔前的准备。2014年1月，严歌苓刚出版了一部《妈阁是座城》。为了写好这个故事，她自己跑去澳门花钱下赌、和赌徒聊天，赢了并不惊喜，输了也不失落。“我只是想熟悉赌博，不懂的话根本写不好赌徒。”然而，她坦言自己现在因为剧本写作并不满意自己的写作节奏。尽管自己为《妈阁是座城》也做了不少准备，“但如果是过去，我想我会再娴熟一点，能摸得再准一点”。

目前正被五家出版社“追赶”的她表示，“由于影视和文学写作之间不断的关系，其实我的从容正在失去，所以我准备捍卫我文学写作的自由”。

3.从寂寞中汲取能量

严歌苓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写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一杯咖啡，跟丈夫劳伦斯聊一聊，然后就去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去接放学的女儿回来。

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使她隔绝了“谋杀人的创作力的社会活动”，留给她“大把宁静的时间”，这些时间给了她非常大的思考空间。

严歌苓曾经多年坚持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作，只有《陆犯焉识》和《老师好美》是用电脑写的。她的书桌上只有电脑，而她也不会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干扰自己。

“我把写作当上班。我认真，敬业，生活环境安静单纯，没有噪音。”她说，“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欢寂寞，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她露出微笑。

她给自己一些使命感，她想把一百多年近代历史对人的生命的影响写出来。

“我写个人命运是怎样映照了这一段近代史，我有一种使命感，我想写，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写我会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她说。

“我觉得，职业作家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写什么像什么，要扎扎实实学会一样东西。”

“人家问你图什么呀，我说我只图所有的功课。假如说这个东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写的故事，我把它武装到牙齿，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写到最好，我想这可能就叫一个职业作家。”她说。

严歌苓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她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编剧，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定位。“我是一个作家，编剧只是我的副业。”对于严歌苓来说，写作是“瘾”，已经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严歌苓鲜有休息日。“周末还要写作呢，不写就不快乐了。学习这个东西，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严歌苓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就做到“登峰造极”。饱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创造力，刻苦学习才能得到知识和学位，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生动真实的作品，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让她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因为华人在海外比较孤独，所以海外华侨华人会更爱祖国、更有使命感，而且因为距离的关系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严歌苓这样看待海外华人写作的优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她对莫言拿奖“一点儿也不吃惊，只为他感到自豪”。有评论称，严歌苓是华人作家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她却对这个奖“完全不在意”。她说：“西方人能够关注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懂得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才是获诺贝尔奖最大的胜利。”

严歌苓常居德国柏林，她在那里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关手机，写作。这意味着，在比柏林早6或7小时的北京，每天下午三四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你很难打通严歌苓的电话。若等她空闲下来和你聊天，那感觉大约像在电台做“午夜热线”。她轻细而饱满的声音，字字珠玑，让你不由得感叹她思维缜密，而电话里不时传来的犬吠声、女儿的笑声，又不禁让你释然。

村上春树说，人生需要各种燃料才能好好燃烧一场，包括伤害和遗憾。严歌苓总说感谢，哪怕有过让自己刻骨亦铭心的经历。

她又是一朵玫瑰，信仰爱情，认真生活，哪怕风霜扑面，依然敞开胸怀迎接未来。

“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我天生能吃很多苦，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吃苦带来的苦中作乐才是一种极致的快乐。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尊重。”严歌苓这样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1988年，严歌苓初到美国，过着忙碌而辛苦的留学生生活：每天读十四五个小时的书，每天打工4小时来赚取房租，花6个月时间专心学英语。

除了经历过生活中的困苦，严歌苓在舞蹈和写作方面的刻苦也令人惊讶。为了克服腰腿很硬这种不利条件，她每天早上4点起床练功，写信的时候也会把一条腿举过头顶绑起来。写作出名后，严歌苓每天依然写作6小时。为了兑现别人的稿约承诺，“有时候真是勤奋得写到想吐”。

《陆犯焉识》从50万字删到40万字左右。就在校对审核了两遍之后，严歌苓又给编辑送去了修改稿。书名也依次修改为《浪子》《无期》《陆犯焉识》。“歌苓写文章是难以想象的认真。”担任过严歌苓多部小说责编的张亚丽这样评价。

她也记得人生中很多美好的片段――

“家里新买了炉子，可以在室外烧烤、炒菜，还可以点篝火。过几日叫朋友来吃饭。”

“去年在屋前挖了个游泳池，上面覆着塑料布。从外面看，像极了蔬菜大棚。”“有了游泳池，我们以后不走了。”

“陪老公轻轻说话、陪女儿慢慢长大、陪小狗壮壮尽情玩耍。”

……

生命因为这些时刻而有力。

[附]

严歌苓是一位美籍华人，美国21世纪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其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为主，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其作品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了她的创作“矿藏”，她甚至把她和劳伦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搅局”的爱情故事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人物经历

1958年，严歌苓生于上海，父母离异，她和哥哥严歌平留在安徽。

1970年，严歌苓考入，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

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死亡成为越南战地医院空气中闻到的特有味道，“潜伏”在严歌苓身体里的“作家基因”一下爆发了，她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

1980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仅仅只有二十余岁的严歌苓开始在文坛崛起。

1983年，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丰富的军旅生涯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她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1986年，严歌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遇到李克威，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严歌苓和李克威很快相恋并结婚。

1989年，严歌苓与李克威离婚。

1992年，严歌苓与美国人劳伦斯在旧金山结婚。

1993年，李安购买了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严歌苓开始做编剧。同时，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合作的电视剧《新大陆》登门让严歌苓做编剧。那一年严歌苓用所得到的3万美元，在劳伦斯的陪同下回南京买了公寓给母亲居住。

2004年，美国外交部的政策松动，劳伦斯被“召回”复职重新做外交官。严歌苓跟着复职的丈夫一起被派往非洲，做起了专职的外交官夫人。多年海外旅居和在世界各地游历的生活让严歌苓感情深沉、知识广博，并且艺术观念新颖。

2009年2月，严歌苓担任编剧的《梅兰芳》刚“下线”不久，张艺谋又选中了她的《金陵十三钗》，这又将是一部大制作的电影。同年，由赵薇主演的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热播，严歌苓再一次被大众所熟悉。11月，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寄居者》出版热卖，严歌苓又迎来事业新高峰。

影视改编

电影剧本《扶桑》《天浴》（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金马奖七项大奖）《少女小渔》（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电影展六项大奖、电影主演为台湾女演员刘若英）。创作主要着墨于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命运。

2008年年末热映的电影《梅兰芳》，严歌苓参与编剧。

2011年中国导演张艺谋将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拍摄为电影，在电影中跨国合作部分，注明严歌苓为美国。

2014年上映的张艺谋的电影《归来》由编剧邹静之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

名家点评

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陈晓明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著名评论家 雷达

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被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小姨多鹤》这部作品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恤暖与柔情的光晕，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

严歌苓有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

――著名评论家 施站军

人物家庭

1.祖父――严恩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厦门大学教书，是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首位中文译者，在对时局的失望中自尽。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跟她祖父的经历有密切联系，小说最真实的部分来源于她祖父的经历。严歌苓曾经透露“他是一个神童，十六岁上大学，二十五岁读博士，之后有着长达20年的大西北监狱生涯”。

2.父亲――萧马（1930.11.18～2011.10.10）？摇原名严敦勋，厦门人，作家。1946年加入上海市立工专学校学习。1948年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即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华东革命大学、皖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团等部门从事文化工作。1957年后调到安徽省文联工作。现为安徽省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作家等。解放初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哨音》《破壁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