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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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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简介

狂人日记简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启蒙;特征;鲁迅

在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疯癫为狂人提供了探寻隐藏在常人世界外吃人秘密的契机。作为一名启蒙者,虽说狂人的反抗失败了,但他的特质却是揭示启蒙特征,了解鲁迅启蒙观的重要窗口。

一、启蒙的视角——西方规训的结果

《狂人日记》较为清晰的展现出狂人与吃人者的二元对立。吃人者又可以根据他们在狂人眼中的作用划分为以狂人大哥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包括青年和众多看客在内的被统治阶级。在被统治阶级中,狂人又以他们的觉悟程度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旧吃,又怕别人说破他”[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P26)。这种二元对立与铁屋子叙述中清醒者与沉睡者的关系有可比之处。狂人/清醒者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P652)铁屋子中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被统治阶级中的第一类恰如铁屋子中的沉睡者,他们愚昧、不追问历史,也没有能力承担摧毁铁屋子的使命;第二类可称为装睡的人,他们软弱、不抗拒现状,不愿承担摧毁铁屋子的使命。鲁迅以铁屋子作为对旧中国启蒙环境的批判,铁屋子的万难摧毁,即是对启蒙前途的推断。铁屋子的存在,浇灭了内部打破铁屋子的希望也排除了外力冲破铁屋子的可能。这表明,对鲁迅而言,无论是否有外部侵略,中华民族的内部劣根性都使其难逃亡国灭种的危险,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324)。

在《狂人日记》与铁屋子寓言中,叙述者都是站在叙述环境之外。但无论是小说的阅读者还是“金心异”都没有对这种旧中国的隐喻产生怀疑,说明交际双方均对这一隐喻表示认同。游走于常态社会边缘的疯癫为狂人认清传统伦理的罪恶本质提供了契机,铁屋子的叙述者鲁迅因站在铁屋子之上看铁屋子,觉察到铁屋子的万难摧毁。二者对旧中国启蒙环境的批判和对启蒙可能性的否定正是来自于对主流社会的游离,而由此游离产生的批判视角实际上来自于西方,是叙述者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接受西方规训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张慧瑜在《从“幻灯片事件”到“铁屋子”寓言:启蒙者的位置》中,已对启蒙者的位置和视角做出详细论述,本文在此不予赘述。原文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4期,77-85页。]前,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这一定位也影响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心态。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民族危机伴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逐步加深,而这一落差对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冲击尤为显著。痛苦来自比较之中,在今昔对比、中外对比中,他们接受并认可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描述。

二、启蒙的方法——先礼后兵的本土方法

狂人的启蒙视角实为西方规训的结果,而他的方法则带有国人的行事色彩。首先,狂人的劝转历来备受诟病,认为这一方法与狂人反封建的战士形象不符。陈思和在《现代知识分子觉醒期的呐喊:》中,将狂人劝转的原因解释为以下三点:“狂人是被迫害狂而非迫害狂”[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觉醒期的呐喊:《狂人日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P33);狂人在感情上虽不想承认,但在幻觉里已经把大哥归入吃人者的行列;狂人意识到自己与吃人者拥有同样的遗传因子。我认为这三点都是狂人采取劝转方式的具体原因,而究其根源,实为封建礼教先礼后兵观念教化的结果。“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P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狂人的劝告是很委婉的,由远到近,由古及今,由理论到事例,由他人及自身,娓娓道来,很有古代君子感化教导的风范。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白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不能。”(P25-26)

启蒙视角下的生存危机,使狂人选择了反抗;礼教弊端的无法摆脱,使狂人在无意中选择了劝转的斗争方式。狂人坚信自己秉持的是正义,这种坚定使他在斗争时勇气十足,信心百倍。他的劝转有如君子一般磊落,就像古人开战前的通牒。然而,这种方式存在的前提是双方具有共同的观念信仰和行为准则,狂人坚信吃人有罪因而要改正,狂人大哥为代表的吃人者则对吃人的存在表示无能为力。承认吃人有罪,坚持的是一种以实物为依据、以求真为诉求的科学观念,而对这一吃人历史现象的视而不见和辩护则是一种以描述为依据、以求善为追求的伦理观念。二者的冲突使狂人“要改”的呐喊沦为坚信“改不了”的吃人者眼中的滑稽之举。“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P108)无法摆脱礼教和家族的弊端使狂人“先礼未兵”,而这一点其实在他对自己处境的分析中已露出端倪。

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办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这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说自己不吃人么?(P23)

狂人批判吃人者屈从于历史的描述,而他判定医生吃人的依据,恰恰是本草什么上记载的人肉可以煎吃。这一伏笔的埋设,使狂人的反抗愈发酸涩。狂人的劝转,体现了西方科学观念与传统伦理方法间的深层矛盾,昭示着狂人反抗过程的不彻底性,预示着狂人反抗的失败。

三、反抗后的沉思——对自身战斗的合法性的怀疑

让战士停止战斗的不是斗争后的寂寥,而是对自己战斗合法性的怀疑。劝转前的狂人虽然是被害者,但他对自身正义性的认可是他面对吃忍者毫不畏惧,正气凛然。“我未必无意之中吃了我妹子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P27),使狂人陷入原罪的痛苦和忏悔。吃人的罪恶正如影子一般挥之不去。此时的狂人陷入沉思:吃人有罪,有罪就要改,他所坚持的信念没有错;然而,这一信念的宣扬者本身亦是吃人者、迫害者,使狂人认为自己的的战斗缺乏行动上的说服力,在理念的光辉与自身的阴影中对自我产生了怀疑。

新约圣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众人将一个行时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说:“这妇人是正行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人们在吵嚷声中对做出了处置。耶稣对所有人说:“你们谁认为自己到现在为止没有犯过错,就可以先用手中的石头打她,直到打死她为止!”那一刻,所有人都不说话了,他们看着自己手中尖锐的石头,谁都没有动手。过了很久有第一个人扔下自己手中的石头转身离去了,慢慢的所有都离开了。

而狂人的所思所想与圣经中的人很像,都是因自己的罪过停止了对他人的规训。而狂人流离于常态社会的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离开意味深长。他发现虽然自己被认定为疯子,仍然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以整体的形式共同承担罪恶,无法逃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P27)。进一步讲,即使是大家都改好了,听从了“我”的规劝不吃人了,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吃人吗?自己所秉持的信念难道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吗?人类吃人的历史已有四千年了,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从未改变,由人形进化为真的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个人自出生起就坐上了社会的列车,通过行驶中见识过的事件和教化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成人的原罪使他们不能真正放开手脚,“救救孩子”(P28)也就成为最真切的呼唤。

狂人日记简介范文第2篇

【关键词】鲁迅小说 动物隐喻 翻译策略

一、认知隐喻与翻译

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 认知语言学建立标志是认知语言学奠基人Lakoff and Johnson合著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的出版。从此隐喻的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不同于传统隐喻理论,该书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 而且是重要的思维方式。认知语言学从译者思维层面入手,为隐喻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译本对比分析

例1)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的蓬蓬松松像一个麻雀窝,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但衣服确是中国装,……(《幸福的家庭》《彷徨》P94)

杨译:His wife’s hair is always curled up like a sparrow’s nest in front, her pearly white teeth are always peeping out, but she wears Chinese dress…

蓝译:The wife’s hair is perfectly permed and set, her perfect white teeth permanently arranged into a perfect smile. But she dresses in the Chinese style―

麻雀是一种常见的鸟类,广泛分布在中国和欧亚大陆。麻雀以谷物,昆虫为食,因此常栖息在居民点和田野附近。它们用草、树叶、枯枝、羽毛筑巢于人类的房屋处,如屋檐、墙洞,为人们所熟悉。杨译本中运用了直译的方法保留了原文动物的意象,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与杨译本不同,蓝诗玲认为直译可能会引起读者对原文中主妇的形象产生不好的印象,因此蓝译本中删掉了麻雀的意象,把主妇的发型描述为烫过后的样子。

例2)伙计本来是势利鬼,眼睛生在额角上的,早就撅着狗嘴的了;(《肥皂》《彷徨》P126)

杨译: The assistant was one of these supercilious young fellows with eyes on the tops of his head, so he pulled a long dog’s face.

蓝译:The shop assistant was one of those snotty imps with eyes in the top of their heads―he’d been sneering at me all the white.(P 199)

狗在中国人的眼中是非常驯服,忠实于自己的主人。大多数与狗有关的成语都是带有轻蔑的意思,如“狗头军师,狗胆包天,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狐朋狗友等”。在汉语中,狗也可以叫做犬,如“愿效犬马之劳,犬子”,这些短语多指地位较低或者自我贬低的意思。相反,在西方,狗被视作是人类忠实的朋友,所以大多数与狗相关的谚语多为褒义词。比如,幸运儿在英语里叫做“a lucky dog”; 女孩会会对自己的男朋友说“love me, love my dog”; 今天运气很好,可以说成“Every dog has his day”。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考虑到英汉文化的差异,蓝译本运用了意译的方法省略了“狗”这个动物的意象,避免了中西文化的冲突。

例3)还是“杳如黄鹤”。你去簿子上补画一个“到”就是了。(《弟兄》《彷徨》P376)

杨译:No, still not a sign―“gone like the yellow stork.” Go and sign the register and that will that.

蓝译:Ha! Does he ever? Just mark yourself down as present in the logbook.

“杳如黄鹤”来源于唐代诗人崔浩的诗歌“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它原意指的是仙人乘着黄鹤飞去,从此不再回来。在小说中指的是没有出现,消失的无影无踪。由于文化的差异,加上西方读者缺少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了解,因此蓝译本中佘略了“黄鹤”这个意象。而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因此保留了该意象的翻译。

三、结论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杨译本及蓝译本均能够根据不同的认知结果,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手法。但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杨译本运用直译及加注的翻译方法明显高于蓝诗玲,译本有效地传递了原著的微妙信息,成功地再现了原语的民族文化,使目的语读者最大限度地欣赏到了原文中那些趣味横生的隐喻之美。通过对文学作品不同译本间隐喻翻译的对比分析,深化了读者对鲁迅作品的整体认识,加快了鲁迅作品的传播和译本的接受。

参考文献:

[1]Lakoff,G.& Johnson,M 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鲁迅.杨宪益,戴乃迭译.彷徨[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3]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狂人日记简介范文第3篇

摘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小学生作文(习作)练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考察学生运用语言综合能力的具体体现,是学生表现自我、实现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从长远的角度讲,小学生作文能力的提高更为我国未来文学发展奠定基础,是民族文学发展的缩影。但从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生作文(习作)水平的现状看,还有很多地方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具体来说:第一,中小学生作文(习作)的教学理念有待转变。第二,教师的指导能力有待提高。

关键词:作文指导;文学创作;作文观

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有的是教育发展不均衡所致,有经验的、优秀的作文指导教师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或待遇优厚的名校。其他地域作文指导教师的水平整体较低;有的是教师对学生作文的性质认识存在偏误,认为学生作文就是为了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只看到“应试”效应,而不能从社会、民族、文化的大视野出发,不能从厚积薄发的更高层次看待学生作文本质,其认识的根本出发点存在的偏误必将导致作文指导能力的不足;还有的就是教师本身的作文水平不高,不能真正体会作文(文学创作)中的内涵与语言运用技巧的魅力。所以教师本身作文能力的高低也是影响其作文指导水平的重要因素。鉴于以上多方面现状,我们将结合学生的未来职业能力(作文或习作指导能力)进行讲练式的学习,重点为学生从教后怎样提高作文指导能力做准备。本文的核心内容将就“树立正确的作文观是提高作文指导能力的基础”进行初步的讨论。

一、树立“大文学观”

真正认识中小学生作文训练的意义,要从高远的目标看待学生作文是为了学生未来多种能力提高奠定基础的,学生作文能力关涉到整个民族未来文化发展的命运。不要仅仅局限在“应试效应”中,要充分认识到“考试作文”只能作为检验作文能力的一种手段。作为未来的教师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文学创作观才能在未来的教育生涯中做得更好、走得更高。教师的文学创作观正确与否,与未来的民族文学发展关系密切。所谓正确的文学观就是要求基础教育教师充分认识到学生作文是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应与学生的生活内容和过程息息相关,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写出“作文”,更重要是通过作文教学过程使学生学会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热爱生活,把作文创作看作是生活的手段和方式,而非仅仅是学习的手段。

二、树立正确的生活观

牢固树立“文学源于生活”的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教师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生活观,要热爱生活,关心生活,要善于观察生活并能从生活中获取知识和写作的灵感。古人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讲的就是无论怎样读书都不要脱离生活,脱离生活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作文指导教师最为首要的任务就是应具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生活观的能力。

这里有一个辩证问题也需要解释,就是生活观与想象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青少年阶段的孩子是富于想象和创造的,教师不要因为文学源于生活而扼杀想象的价值,而要充分认识到对生活的热爱是激发想象的动力,教师要做到一是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生活观。二是保护和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另外,学生只有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之情,在他的头脑中才会对生活充满丰富的想象,想象力越丰富就说明学生对生活的情感越真挚。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内外,利用各种方式培养学生对生活的情感。

三、树立正确的作文观

正确认识“作文”是文学创作的基础练习阶段,既然是练习就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教师要正确看待学生作文中的各种“错误”,充分认识到“错误”恰恰是学生作文的收获。从错误到正确,从无知到睿智,是人生发展的正常轨迹,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作文的闪光点和错误的之处,要积极引导学生发挥闪光点,并激励学生积极纠正错误。其次树立长期积累的作文观。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生作文,都要有一定的积累,这种积累意识需要长期实践才能养成,教师要帮助学生树立长期积累的观念。主要表现在养成积累生活,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习惯,尤其是善于观察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鲁迅、巴金、契诃夫、巴尔扎克等世界文豪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三是要养成经常练笔,反复写作的习惯,很多人都抱怨“命题作文”,认为命题作文限制了学生的思路,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不能真正考察学生作文的能力和水平。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偏见,其实命题作文恰恰是考察学生作文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世界上很多文学家都经历的艰苦的命题作文阶段。但是为什么我们对“命题作文”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学生没有养成长期练习写作的习惯,没有长期的练习写作,积累的写作经验不足,词汇不丰富,语言运用不灵活,不懂得怎样获取较好的题材和主体,不会描写人物特征,不会描述事件经过等。这样的能力当然不能胜任突如其来的考验。所以教师要帮助和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正确认识到写作需要长期积累,不断练习才能提高。

很多时候,我们教师在讲述一些文学史上名人轶事时,无意的对一些所谓“神来之笔”的天才作家做了单方面的渲染和夸张,使学生忽略了这些所谓的神来之笔,其实都是经过了长期积累,艰苦经营,反复练笔的过程的实际情况。无形当中使学生对文学创作产生错误的认识。

四、树立正确的阅读观

阅读是文学写作尤其是学生作文的基础,是学生接触文学、热爱文学的起点。很多文学家都有着十分丰富的阅读经历,鲁迅说过,他写《狂人日记》无非是读了一百多篇的外国小说,当然我们知道鲁迅阅读的文学作品很多很多。在少年时代就把家藏的戏考读遍了,而且在不满17岁时就读了全英文版的《易普生全集》,大量的文学事实告诉我们,阅读与写作是分不开的,只写作不阅读,写作的能力也不会得到提高的。

我们的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要做到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要丰富阅读经历,扩大阅读面。

第二,要提高阅读欣赏和鉴赏的能力。

第三,提高指导学生阅读的能力。

狂人日记简介范文第4篇

自小,就被那些家里摆放的古籍弄得六神无主,原因很简单,看不懂。但在我们所处的青少年时期,基本属于无书或少书的状态――我就亲眼看到初期扫四旧时一大批书被放到熊熊的火堆里烧掉,当然也是唯一的、联想到焚书坑儒的一次――也因此,一些当时属于被禁的书籍在私下里传来传去,让我狠狠地开了些眼界,满足了好奇心,增长了一些知识。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一直到现在的每天似乎都要看一些书的习惯。这个习惯,说起来也在渐渐退化,主要感到现在的书越来越精美,内容也越来越单薄。我已过了精美的年龄。

那时的书,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奢侈品。因为我们这些乡下人当时所能看到的,大量大量的是宣传资料,这很容易败坏读书的胃口,而且浪费光阴。好在那时无书,所以得到一本好书我们可以高兴很久,可以记住很久,比如我对当初一本已无封面、读来十分惊险的丛林小说,至今仍有深刻印象,甚至猜测它就是哥伦比亚小说家何塞・欧斯达西奥・里维拉写于1924年的名作《旋涡》(当初译为《草原林莽恶旋风》)。不过,也并非总是如此,譬如,我当时看到了何其芳老先生在前某个文学讲习班上侃侃而谈的演讲稿(收在他的一本文集里):文学初学者一般都是从写诗开始的。目光居然痴呆了许久,沉思了很久,也兴奋了好久。根据这道文学圣旨,我开始学习写诗,在高中的教室里开始写诗,于是一直误入歧途到如今,坏了我小时候一做再做的小说梦,想想很是痛心。再譬如,我也曾被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或今天宣讲陶渊明的人所毒害。因为小时候看过一本关于陶渊明的传记,里面把陶渊明的“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说得神乎其神。由于不求甚解深得吾意,我将这句话这个意思照单全收。以后,不管是什么书,无论多么重要,都宁愿轻松一阅而过,不愿多问一个为什么。至今,我的读书还是泛泛而过,有时一目十行,有时如蜻蜓点水。总是不求甚解,总是不知其所以然,以至到现在仍是,不系统,不深刻,迹近于无知无识。

到后来,书成了必需品。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进入大学,我们这所大学我所在的这个年级当年创造了彻夜排队购书的奇观,为人津津乐道。可这只能表明当时经历文化沙漠后,一种对知识的极度渴求,一种热血的无端冲动,读书的理念还没有深入到骨髓之中。那个年代,真正吸引我们的,是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油印刊物《今天》,以及隐藏在市新华书店阁楼上的内部刊物,我记得有《外国文艺》杂志,还有一些真正的内部刊物(书名忘了)。这也许对我是个启蒙。我的创作的小船,大约是从这里启航的,虽然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所谓的写作,开始参加文学座谈会,发表作品,但我的转变,应该是这些杂志的功劳:它们极大地颠覆了我原来古板的创作观,进而促使我热衷于文学实验,直到现在都乐此不疲。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些杂志是最好的书,我会时不时去翻阅。不是怀旧,而是检阅自己的作品是否有所长进。

说起来挺惭愧的,总是书在影响我,而不是我影响书。我说这个观点是因为近年来我写了不少书评,而写书评的前提,就是要多读书,细读书。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的确很虔诚地做过一些读书笔记,但那是急就章,或是片段的思考。而写书评,就得认真读,反复读,观摩并窥破其中的奥妙。所以我有时开玩笑说,我的一些诗评,包括给《读书》杂志和《大公报》副刊写的那些,其实写到了不少诗歌的技巧,合起来的话很可能就是一本技巧谈。不过我的交往范围很小,很少有人会听进去,或真当作一回事。我想说书影响我的一个例证是,我因喜爱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名作《米拉波桥》,跑到巴黎,非要游览一下塞纳河,可是塞纳河有上百座桥,无奈之下,我只好把经过的每一座桥都当作米拉波桥。每过一个桥洞,心中就涌现那些美妙的诗句。当然奇迹也是会出现的,一个看样子是初到巴黎的外国美女,在一座桥上兴高采烈地把一叠纸像传单一样撒下来,引起我们这船人的一阵欢呼,而我也像中了彩一样。其实这与我何干?而作为我影响不了书的例证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跑到北京王府井的书店去搜罗书籍,结果发现我的那个小册子也堆在那个角落,根本无人问津。

我很清楚,书是精神的路标。这无须多说,我们那些不知从哪来的稀奇古怪的想法,一定来自于某本引起内心冲突的深奥或不深奥的书。它是当时流行于大学校园的《理想的冲突》,还是斯通写梵高的文学传记《渴望生活》,或是大话连篇、大言不惭的《达利谈话录》及博尔赫斯的相对主义言论,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养成了质疑一切或根本就无所谓的习惯,进而对老庄的那些言论也感到不在话下。实际上,我有时对现代西方绘画更有好感。有一阵子,我把蒙克的那幅人物扭曲得厉害的表现主义的《呐喊》看成了我的精神写照,把毕加索的那幅抽象绘画也是现代绘画史上最具震撼力的《格尔尼卡》看成了我的精神追求。这都是我不停地看那本现代西方绘画史的结果。

这么多年,我的阅读与同道相比,是最少的。这从书的拥有与收藏的多少可以看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时不时地有意拒绝看书。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吧。很多时候,拿起一本书而屡屡放下,我不知道是心境的缘故,还是耐力不够。比如卡夫卡的《城堡》,是我几十年来放在床头而永远没有读完的书。它的顶尖的意义我已经深深体会,它所描绘的绝望的场景已深深刻入我的脑海,可我就是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遍。《城堡》写到的那个土地测量员想进城堡而不得,城堡近在眼前而实质遥远,城堡看似平易而高高在上,都使我回味无穷。有时我认为它就是我的一个象征,即象征我永远也达不到我想进入的境界,永远也接近不了我想要到达的地方。很显然,它属于所有人,是人类在很多时候面临的处境,它与钱钟书爱引用的“城外的人要进去,城里的人要出来”的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时我觉得还要更高明一些。哈,写到这里,我在想,如果真的是象征我自己,我还是赶紧去读完的好。

我感觉自己不像一个读书人。虽然我在1995年应一本杂志的要求写展望第二年的文章,我取了个题目叫《读书 写作 不旅游――我的1996》,摆出一副很要读书的样子,但平时在家里,我算了一下,看电视的时间比读书的时间要更多一些,这源于我的喜欢不动脑筋,因为烦人的琐事太多,能麻木则麻木。不过读书终究是一种习惯,因此每次出游时总要带上一本书。通常是一本想读的书。大约是新世纪开始的某一年,有一个到欧洲的机会,考虑到旅途时间较长,我带了一本我总也读不下去的美国诗人庞德写的《比萨诗章》。路途上也不想打开,即使打开也只翻了一两分钟便合上――因为读不下去。某天,当我们到比萨准备去看那座著名的斜塔时,突然导游指着一处围墙说,这是当年美军的军营。我当即从车里站起来,只见里面长满了杂草,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庞德曾经在比萨的美军军营被关押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晚上写了一首诗,大意是,比萨斜塔是斜着生长的,庞德也是斜着生长的。而想到庞德曾经在比萨的美军军营被关押过,我当时一下子来了劲。我想,庞德是在这里写下《比萨诗章》的,那么他到底在这里写下了什么,到底在这里是怎么想的。结果是,我不但通读了这本诗集,而且窥破了这首诗的技巧。据此我以《美是困难的》为题写下我的阅读感想:“庞德无限地强调简洁,可他自己连续性写作的巨著《诗章》却从1915年一直写到1969年。这种持续释放出来的意象的能量是惊人的,它就像是电影的蒙太奇镜头一样一个接着一个,问题是,这些镜头是怎么转换的,又是怎么连接的?有论者说庞德使用的是破碎性艺术手法,这自然不错,可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论,他应该要的是集合体。实际上,他使用的是块状的镶嵌的手法,与电影的蒙太奇类似,但决不相同。电影的蒙太奇重在衔接,就像螺丝与螺帽的连接,以使故事的流水线不至于中断。但块状的镶嵌却更复杂、更细致,它的单元可以小到一句,也可以是上百行。”我想,这位文学史上有名难懂的诗人算是被我小小地攻克了一下。

读书当然有意外之喜。刚才说的庞德是一例。另一例是在最近。我去过四川大约不下于五、六次,对于四川总是一知半解、不甚了了。但这一次我在四川南部的长宁县一个旅店,在夜深人静时读一本厚厚的、也是在书架上放了不知多少年而很少打开的书。当我读得昏天黑地时,偶然间看了看旁边的一本当地旅游的说明书,结果被吸引住了。它说明清时的县志是这样介绍长宁的:“地处蜀南最远,蜀每有事而独晏然自保。”正是这行字使我茅塞顿开,我的思绪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发现我一下发现了四川,也发现了自己,当然也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于是那本书由难咽的野菜变成了一道美餐。

我想读书的最大困难在于,理解不了。古书理解不了,这就不去说了,毕竟有着语言和时空的距离。但现代作品理解不了,这就有点难以理解了。最明显的要数鲁迅。这位写了最具时代意义、非常激进的《狂人日记》和至今为止都无出其右的《阿Q正传》的作家,却在杂文上被人非难。如果这些非难出于理性的分析,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不知不觉的,鲁迅就被抹黑了。这是比较可怕的。他的那些对于黑暗的义愤,难道人们真的感受不到?所以,我现在理解不了的不是鲁迅的作品,而是鲁迅作品的遭遇。实际上鲁迅以外的事例也不少。

“当我关上了书本,我就打开生活。”这是智利诗人聂鲁达在《献给书本的颂歌》中写的。它用非常形象的语言说明了两者间内在的、复杂的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我那年看到后,在铺写那些青春结伴和意气风发的唐朝诗人时,有意给它接了一句:当我关上生活,我就打开书本。我想,这样就比较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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