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戏花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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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戏花丛范文第1篇

他是一名身居广州的行者。准确来说，是跑者。都市生活不允许慢悠悠的节奏，他便用多数人常所不及的速度，奋力奔跑。而当大都市的经纬只能通过建筑和物质外观作以区分，去哪儿安放身心和安顿一处理想的家，成为他不遗余力寻找的答案。

2013年晨间他看到一则新闻。广州有了自己的国际马拉松比赛。他第一时间报了名。作为在广州跑了近二十年的 “老手”，他终于可以作为赛跑者，名正言顺跑过这座城市。

比赛那天在11月。蒸气遮蔽了头顶的蓝天。太阳火辣辣灼照着大地。他伴着时有时无的清风和人群赛跑。他每天都跑，无论工作和生活多么繁忙。常年累月穿城过巷，他熟悉了广州的每一条街道。广州一直在变化。有些变化发生在弹指间，快得让他措手不及。所以，他隔三差五要在沿途停一停，重新认识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他被称为“老广州”。参与广马这样的国际性比赛，个人胜负并不是动机和初衷。他更想用一种稍显陌生的方式回望身在广州的足迹。他在广州搬过三次家。从老城市区搬到商业区，再搬至现在的城市地标区―拥有万丈霓虹的珠江畔。

小时候，他在老广的烟火气中长大；成家时，被当时新的商业区蓬勃的发展氛围所吸引；再往后，他坐享了一线江景。而当广州人气越来越旺，一变再变的环境让他越来越难以投入身心。跑步的过程中，他时而把城市想像成身体：宽阔的马路是动脉，窄小的街道是静脉。每天早上，汹涌的人流从四面八方聚合或散离。每个人都在寻找，试图找到安身的居所和安心的家。

岁月流逝。在广州无处不在的竞争中一决雌雄，似乎也并不是他必须追寻的活法。不知道直奔目标而去的跑者里面，有多少人对这座城市又爱又恨他这么想着。

广马比赛让他跑出更远，目及更多风景，也萌生出更多想法。他用跑步的韧性，坚持描绘和重思广州于他的意义。在广州，他是个跑者。不只他，所有人都在跑。他一直纳闷，在现下的快节奏中，又有谁能轻易做到，安度时光的平静和闲适。他必须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为了胜过别人，而是为了跑赢自己。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他坚持近二十年的意义：发现自己其实还有更隐蔽的潜力。

村上春树曾被问，当你跑步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

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总会从中生出某些类似哲理和观念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在跑动中，他意识到，他感到的和想到的，那么原模原样和朴素自然，那么贴合他心目中的理想都市和栖居家园。

汗水在他身上滴答，心里却平静得如沐春风。河畔吹来的季风，空气里是甜淡的花香和山水味。摇曳着荔枝和杨梅枝的梢头，沙沙作响。这或许是他跑得最认真和轻松的一次。比参加马拉松比赛更具仪式感。身体所有的负荷，仿佛被鸟雀、花丛和树木嬉戏的自然勾带了出来。一种类似每个毛孔都在舒张的爽油然而生。

嬉戏花丛范文第2篇

沙集模式是农村经济中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产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典型。

沙集模式的特点,是“网络+公司+农户”。其中,农户是主体,公司是基础,网络是龙头。具体说,家庭经营的农户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主体,实体公司是农村产业化的基础,而电子商务平台所代表的互联网则是带动农村产业化的引领力量。

时代背景的变化

中国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从解决基本问题人手。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在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需要不同的定位。

早在1995年3至5月,我在《农民日报》上先后发表《产业化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及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在此前他人总结山东经验基础上,在全国第一次公开把产业化问题,提高到总方向的高度上。作为产业化的第一批鼓吹者,我对产业化有特殊感情。但是今天,我开始重新反思产业化,并有了新的认识。

15年来,时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信息革命迅猛发展。工业从主导产业,变为与农业同样的基础产业,以信息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现代化需要信息化这一新的力量来主导、来带动。适应这一时代变化,我国提出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现代化方针。但是多年来,在农村领域,产业化作为主导的思路,一直没有变化,已滞后于现代化的整体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探索适应时代、跟上时代的新路,特别是探索新的带动力量,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沙集模式应运而生。

同样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信息化的优越性表现在,第一,它可以比工业化以更低成本,更高效能,实现同样的社会化,同样的大市场;第二,它可以比工业化更好地克服大市场的局限,适应个性化高附加值的小市场的需求。

沙集模式的特点及创新之处

(一)发挥网络龙头带动作用

从沙集镇的情况看,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在电子商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是带动作用大。沙集镇以往招商引资搞工业,规模小,顶多带动了几十人就业,还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而搞电子商务,短时期内规模就达到3亿,不仅使镇里实现了充分就业,还需要从城里招工补充人手不足。很短时间使当地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当然,沙集镇这个个例,有一定偶然性,但其中的必然性在于,21世纪的电子商务可以比上世纪“公司+农户”中的传统公司提供更高效能、更低成本的社会化服务,它的带动力来自先进生产力,来自转变了的生产方式。网络的引领作用,主要是生产方式的引领作用。

二是带动门槛低。沙集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象一些发达地区,网店是在相对发达的产业集群上发展而来,而是完全由电子商务直接催生了本地的主要工业。象沙集镇这样的贫困地区,信息化都可以发挥这么大作用,说明农村并不一定非要等到工业化完成才可以信息化,而是可以采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方式,快速发展农村经济。

三是带动机制好。沙集镇的信息化带动,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它自下而上兴起,完全按照市场需求运转,以市场化的公用电子商务平台牵引。克服了以往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官办机构(如七站八所)、集体组织、合作社等社会化组织机制不灵活的缺点。阿里巴巴的网络平台是一个具有社会企业特征的商业生态系统,其基本模式强调将社会责任内生于商业模式,兼具合作制的公益特点(资源共享,可以免费开店,不同于传统企业)与市场制的商业特点(以赢利为目标,机制灵活),既是合作制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市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以这样的龙头作为带动,是农村经济现代化中的机制创新。

(二)以农民为主体,坚持家庭经营

沙集模式中的农户有两层意思,一是农民,二是家庭。沙集模式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农村产业化中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坚持家庭经营。

第一,创造性发展家庭经营的组织形式。因为电子商务具有个性化生产和大规模协同的生产方式的特点,非常适合家庭经营。特别是家庭经营具有比工厂更强的个性化定制能力,电子商务解放了这种生产力,就解放了农民的创造性和创意能力这种人力资本,使家庭经营从传统经济组织变为一种先进经济组织。信息化使家庭经营成为农村一二三产业普遍适用,而不仅是适合农业生产的基础经营形式,这是继之后,围绕家庭经营的又一次制度创新。

第二,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实现农民权益最大化。沙集模式坚持以农户为主体,改变了以往“公司+农户”中公司与农民争利,农民被合作制型的公司或市场型公司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农民权益的最大化。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农户利益之争,光在道德和分配上做文章,效果有限。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分配主体的地位。谁控制稀缺资源,权益就会向谁倾斜。在沙集镇,不象传统的“公司+农民”模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是由公司说了算,而是由农民说了算,农民甚至可以决定什么样的公司应该建立和存在。因为网络赋予农民对订单的控制权。农民在自己家里安台电脑,一个人就可以直接从全球、全国获得订单。订单在手,公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整个产业链围绕农民手中的订单来决定建什么厂,生产什么产品,提供什么服务,农工商一体化的主动权,就自然转移到了农户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是农民实现主体地位的根据地,转向网络生产方式是农民维护权益的必由之路。

(三)以实体企业为基础

沙集模式中的企业,特指相对于网上虚拟企业和平台而言的实体形态企业,包括传统制造企业与物流等服务企业。信息化离不开工业化这个基础,必要的工业化条件,有利于促进信息化的实现。这一点从沙集经验中也看得十分清楚。

一方面,电子商务无论如何虚拟,有形商品的交换,还是离不开物流的支持。沙集镇电子商务一起步,就抓住了物流这个关键的基础。在物流企业服务支撑下,沙集镇电子商务得以在工业化不发达情况下快速起步。

嬉戏花丛范文第3篇

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明的扩展和辐射，成就了以中国为中心、近邻民族和国家为边缘的东亚文明和区域秩序。这一区域秩序也被称作“华夷体系”。在这一秩序下，中国历代皇朝统治者通过“王道”的教化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掌握了该区域的主导权，特别是通过朝贡册封确立的宗藩关系维系着该区域下的秩序稳定，可从中看出中国的绝对先进与强大。而日本长期处于这一“周边文明”的边缘地带，也难以从根本上摆脱经济文化上对强势中国的依赖。单就古代的中日关系而言，截至1840 年中国在中失败，可以说文明视角下中日两国在东亚所处的“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关系始终未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日本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对中国的依附状态一成不变。

投入华夷――垂直于宗属关系下的合作

中日间的“官方”交往始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据中国正史记载，汉武帝在辽东置朝鲜四郡后，倭人“以岁时来献见”。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238年，邪马台女王国使者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诏赐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两晋、南北朝时，倭人的朝贡愈加频繁。5世纪初大和国统一日本。大和国建立后，先后执政的“倭五王”均遣使至中国朝贡，接受南朝皇帝册封。倭王珍、济、武的使者甚至带着拟好的册封文本胁迫中国皇帝承认其封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安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征东大将军”等倭王得到的封赐表明，当时的日本业已脱离野蛮之境，开始在中国的东方迅速崛起并威压朝鲜。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隋朝以前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中国在东亚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不仅助长了历代皇朝统治者威仪天下的欲望，也产生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竞相向中国学习、靠拢的巨大引力。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无法形成规模，两国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层面，此期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中日垂直性宗属关系的性质未变，当时的日本是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并接受中国皇朝册封，成为东亚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之一。对日本来说，这种关系的成立既是其“脱夷亲华”的客观需要，也体现了其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政权”需经中国皇朝认可以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主观诉求。对中国来说，历代皇朝是希望通过这种关系维持周边的稳定，也满足帝王“万邦来朝”的虚荣。

疏离华夷――游离于册封体系下的对等

隋唐时期，中日之间的全方位交流臻于鼎盛，人员往来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一批批的遣隋唐史和鉴真东渡等历史佳话都发生在这一时期。然而，忽视同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607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国书，内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表现出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意识，这使隋炀帝“览之不悦”，并在复倭王的国书中刻意写明“皇帝问倭王”，以示尊卑高下。但在小野妹子再次访隋所递交的国书中，只是稍许改变了措辞，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再次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欲与中国对等交往的政治立场。唐建国后的630年，倭国派出首批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遣新州刺史高仁表随倭使回访，结果又发生了高对倭国以对等之礼接待上国来使不满，以致不宣国书而返的“争礼事件”。这表明，在东亚地缘关系中，此时日本的政治立场已经改变，它要脱离传统的华夷册封体系，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身份，与中国开展“对等的国交”。

至唐高宗在位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分歧演化为首次直接的军事对抗。当时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在日本支持下大举侵略唐朝藩属国新罗，唐朝在新罗国王的苦苦请求下出兵相救。663年，唐朝大军在朝鲜白江口与增援百济的倭国水军展开激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是役后，唐朝以德报怨，对日采取绥抚政策，日本则从惨败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与中国的差距，摆正了自己在东亚秩序中的位置，进而潜下心来开始了向中国的全方位学习，这就是此后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历史背景。白江口之战后，中日双方的政策应对和互动，化解了极为紧张的敌对状态，带来了两国间长达两个世纪“友好”交往的局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日本统治者不再接受中国皇帝册封，故在唐朝构建的庞大东亚华夷体系中，日本虽然尽情地沐浴着中华文明的恩泽，但在政治上却已是若即若离于这一体系的“不在编”成员。 （梁）萧绎（即梁元帝）作《职贡图》局部（北宋摹本）。图中绘列国使者十二人，本图从右至左为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国使。其中倭国使者赤足合掌，透露着一种岛国风情。

变态华夷――新历史条件下的对华认识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两宋、元时期的四个多世纪，中日民间经济文化往来继续发展，但政治关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状态。在元统治时期，中日政治层面更是处于水火不容的关系。元朝统治者曾两次渡海远征日本，但均遭失败。进入明代，中日关系大起大落。先是倭寇扰边让朱元璋寝食不安。再是1393年足利义满建立室町幕府后，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时隔九个世纪后，再次接受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册封，开启中日官方勘合贸易，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之后倭患再起，“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最后是丰臣秀吉于1592年出兵侵占朝鲜，并妄图一举征服中国，迫使明朝出动大军救援藩属国朝鲜，以致“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丰臣秀吉）死而祸始息”。

17世纪初，日本社会进入德川幕府统治。不久，中国也改朝换代，变成了清朝统治的天下。在日本看来，中国已经亡国，成为满族“夷人”的天下，这就是所谓“华夷变态”之说，日本因此认为古代的华夷秩序已经崩溃。此后直至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于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中日两国200多年无邦交。在幕府推行的锁国政策下，中日两国的交往仅限于经贸往来层面，并且只允许中国商人来长崎港交易。就政治层面的关系而言，面对一个在日本看来已经“华夷变态”但又依然强盛的中国，日本的基本国策是敬而远之以待时机。于是在中国衰败并遭到西方列强痛击、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企图跻身列强行列的时候，这个时机果然到来了，从此开启了日本不断加深对华侵略的过程，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由此可见，在进入近代之前，古代中日两国关系无法用“友好”、“敌对”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因为它经历了友好、合作、对抗、敌对的不同局面。古代中日关系演变留给世人一种重要启示：中日间原本就不存在两千年友好的神话，莫不如静下心来，探讨不同局面下的中日关系与当下双方的国力状况及政策，以思当下中日关系。

嬉戏花丛范文第4篇

一、引言

在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动物，作为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对人类的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英语中与动物有关的习语的产生就是有力表现之一。

同时，由于动物习语生动形象、言简意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该民族的自然环境特点、历史背景、风俗习惯本文由收集整理、传统文化和审美情趣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实际沟通交流中的使用频率很高。

二、习语的定义及特点

习语，是指在一种语言的漫长演变中逐渐形成的特有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它具有丰富而明显的民族、历史和地域特征。从广义上讲，习语指那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词组，包括成语、俗语、格言、歇后语、谚语、俚语、行话等，其蕴含的意义往往不能从词组中单个词的意思推测而得。习语的表现形式音节优美，音律协调，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妙趣横生，能够表达出一语中的的效果，传递出人类智慧。习语是语言的精华，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值得语言学习者深入研究，细细品味。

三、英语动物习语中的西方文化

在大量的英语习语中，动物习语占据了很大比例，它在人类交际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忽视。以下，笔者以英语动物习语中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表达为例，分析了其中的西方文化暗示。

1.英语中的“狗”

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和伴侣，是重要的家庭成员之一，而不仅仅是打发时间、消遣娱乐、消除寂寞的宠物。狗已经成为西方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无一不正面体现出狗与人类之间这份深厚亲密的情谊。在英语中， 与“狗”有关的习语数量最多，大部分都带有褒义，足以表现出狗在西方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barking dogs seldom bite（吠犬不咬人）， 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立功者应受奖），he worked like a dog（他工作很卖力），let sleeping dogs lie（莫惹是非），a son never thinks his mother ugly， and a dog never shuns its owner's home however shabby it is（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a living dog is better than a dead lion（凡事讲求实际），an old dog barks not in vain （老年人做事有经验），top dog（首领，老大），lucky dog（幸运儿）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文化中，狗的地位不如在西方那样高，所以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几乎都带有贬义，所以需要国内英语学习者细心体会，避免混淆。

2. 英语中的“马”

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马，作为主要的运输工具，载人运货，功不可没。同时，马也是人们的宠物之一，饲养的马匹大多用来参加赛马。在英国，每年为参加赛马而准备的马匹有万余匹。在各种带赌注的运动中，赛马历史最为悠久，是仅次于足球的最引人注目的项目。在英语中与“马”有关的习语的数量在所有动物习语中占第二位。例如，hear … from the horse's mouth（从知情人那里直接获悉），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本末倒置），get off one’s high horse（放下架子，不再显摆），you can take a horse to the water， 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beat a dead horse（白费力气，徒劳），a horse may stumble on four feet（人有失足，马有失蹄），lock the barn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亡羊补牢）。

3.英语中的“猫”

在西方文化中，猫也是常见的宠物之一，但同时受到传说和迷信的影响，猫又会让西方人心生恐惧，尤其是英国人，他们会将黑猫与女巫或妖魔联系在一起，认为猫是不幸与厄运的象征。所以英语中与“猫”有关的习语多含有贬义。例如，a cat has nine lives（吉人自有天相），cats hide their claws（知人知面不知心），the cat shuts its eyes when stealing the cream（掩耳盗铃），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泄露秘密），curiosity killed the cat（好奇害死猫），look like something the cat dragged in/brought in（衣衫褴褛，不修边幅），put the cat among the pigeons（引起纷争）等。

四、英语中动物习语的形成因素

1.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任何一种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都无法摆脱该民族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以英国为例，它是一个岛国，四周被海洋环绕，水产品丰富，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孕育的捕鱼业也对动物习语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as dumb as an oyster（沉默不语，守口如瓶），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不要班门弄斧），there are plenty more fish in the sea（天涯何处无芳草）等。

2.文化习俗

随着民族文化的不断演变，语言也不得不受到文化习俗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出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文化面貌及民族习俗等。例如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owl（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情人，常常栖息于她的身旁，在西方文化中猫头鹰就是智慧的象征，因此有as wise as an owl（很聪明）这样的表达。再比如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美好的孔雀，在西方文化中却是“骄傲、“虚荣”的表现，所以有as proud as a peacock（很骄傲）这样的习语。

3.历史背景

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适当地了解该语言产生的历史背景，将会帮助学习者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记忆所学的语言，并恰如其分地将其运用到正确的语境中去。英语中有句习语he eats no fish（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初看似乎难以理解，一个人是否诚实，跟吃鱼有什么关系呢？但究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就容易理解了。这句习语产生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当时信奉天主教的英国人遵照罗马天主教的法规，规定星期五那天只吃鱼，不吃肉。但基督教徒们对此毫不理会，星期五照常吃肉。因此，he eats no fish当时是对基督教徒忠诚的一种赞扬。

嬉戏花丛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西文化;基本差异;天人合一;征服自然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3-0117-02

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西方文化源远流长。从《圣经》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端倪,圣经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按自己的想象造人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圣经还说,人和自然本来相处的很好。但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智慧果)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上帝让蛇与人世世为仇,让土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使人必须终年劳苦,才能得到吃的(见《圣经・创世说》)。这些说法无不隐含着一系列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念。其一,人是站在自然之外的,有统治世界的权利;其二,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其三,人要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这些思想观念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基本态度。

征服和战胜自然的思想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以致于思想家们都不愿花力气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本身。他们讨论的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和战胜自然。这其中,以培根的观点影响最大,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人们追求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辩论而是为了在行动中去支配自然。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研究自然,探求自然界的规律。法国的笛卡尔和德国的歌德的主张与此相近。他们的主张影响很大,其结果是把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的崇力与求知的传统召唤了回来,并与征服自然的观念结合,形成极为兴盛的“力的崇拜”和对科学技术的热烈追求。这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其片面性也是极为明显的:

其一,他们都夸大了精神、思维在征服和战胜自然中的作用;马克思说:“笛卡尔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一语道破了其实质。

其二,他们都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只要科技发达了人类即可获的幸福生活而忽视了社会的“本质”性与“阶级”性。

其三,他们都忽视了征服、战胜自然,占用自然可能引起的来自自然界的报复。

近代的进化论者更把“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从生物学推及到社会领域,宣扬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有到了当代,西方观念才有所转变。托夫勒就指出了西方“产生了一种新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可以改变以往对抗的状况。”(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服从自然说,一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征服自然说,三是以《周易》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前两种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以《周易》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

《周易》在本体论上持一种可称为“太极阴阳说”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按照这种学说,太极是天地的根源,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序卦》),这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周易》又认为,人类虽是自然界的产物,但天人的性质功能上又有所不同。认为自然(天地)“显诸仁(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藏诸用(天地含有生成万物的内在功能)、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即天地生万物是无意识的,良莠不齐,善恶并育,不与圣人同忧患)”。(《系辞》)“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圣人居天地之中,具有主要的功能)。《周易》对“圣人”的功能做了以下阐述:

其一是《彖传》所说的“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即可对自然力加以调整。

其二是《系辞》所说的:“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即圣人能调节自然的变化,而委屈成就万物。

其三是《文言》所说的“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指在自然变化之前对自然加以引导,“后天”指遵循自然的变化。即天人协调一致。

《周易》在此虽论的是“圣人”带有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烙印。但其根本意思则是:认为人对于自然既应有所因任,又应有所改造;人既应遵循自然规律,又应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这是一种全面而辨证的观点。

与这个观点相近的还有《中庸》的“与天地参”学说和孟子“亲亲,仁民,爱物”说。《中庸》的“与天地参”是说:圣人能尽量了解自己的本性,也能了解天地万物的本性,这样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之三。此说虽主要是从圣人的道德修养处立论,但与《周易》所言之圣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是相同的。孟子主张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有两重意义,从伦理意义上讲,是主张一种有等级的泛爱(以与主体的血缘关系远近为标准),隐含“民胞物与”的万物一体意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说,它主张爱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

由汉至宋,《周易》的天人协调思想融入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中,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这一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关于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其始于周,经孟子的“性天相通”观与汉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的张载、程颢、程颐而达到成熟。其意包含:第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能少的要素之一。如董仲舒就说过:“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第二,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普遍规律。张载就认为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贯通自然界与人类的普遍规律。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内容复杂,正确与谬误并存,不宜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中国思想家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主要要素,其活动对自然系统的演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要求人们审慎地采取行动,在调节自然使其符合人类愿望的同时,不要破坏自然,而应使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中国古代思想强调,人类应遵从自然的普遍规律,以辅助者的身份引导自然符合人类需要的同时,要“曲成万物而不遗”,即使万物都能普遍的生长成遂。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把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视为人的自觉。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具有巨大价值的。其错误缺陷是:

第一,它忽略了物质生产这个建立、保持和发展人与自然统一的关键环节。中国思想家们的学说都是只重道德修养而把人的注意力从物质生产这个关键环节中引开了。

第二,宋儒以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方式讲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夸大了其统一,而掩盖了其分立和斗争。从而忽视了对自然界的改造与斗争。

第三,主张道德原则与自然原则一致,力图从自然原则引出道德原则来是站不住脚的,把统治者的原则抬到了天经地义的高度是荒谬的。

第四,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过度强调了其共同规律,忽视甚而掩盖了它们各有其特殊规律。

由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古代的天人协调说和天人合一说并不否认人对自然加以改造、调节、控制、引导的必要。这种学说有异于西方征服自然说的地方在于:它以为人在自然中处于辅助参赞的地位,人既应改造自然,亦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统治自然,而是把自然调整、改造的更符合人类需要,在此同时,必须注意不破坏自然,让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成发展。简而言之,就是比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