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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身居广州的行者。准确来说,是跑者。都市生活不允许慢悠悠的节奏,他便用多数人常所不及的速度,奋力奔跑。而当大都市的经纬只能通过建筑和物质外观作以区分,去哪儿安放身心和安顿一处理想的家,成为他不遗余力寻找的答案。
2013年晨间他看到一则新闻。广州有了自己的国际马拉松比赛。他第一时间报了名。作为在广州跑了近二十年的 “老手”,他终于可以作为赛跑者,名正言顺跑过这座城市。
比赛那天在11月。蒸气遮蔽了头顶的蓝天。太阳火辣辣灼照着大地。他伴着时有时无的清风和人群赛跑。他每天都跑,无论工作和生活多么繁忙。常年累月穿城过巷,他熟悉了广州的每一条街道。广州一直在变化。有些变化发生在弹指间,快得让他措手不及。所以,他隔三差五要在沿途停一停,重新认识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他被称为“老广州”。参与广马这样的国际性比赛,个人胜负并不是动机和初衷。他更想用一种稍显陌生的方式回望身在广州的足迹。他在广州搬过三次家。从老城市区搬到商业区,再搬至现在的城市地标区―拥有万丈霓虹的珠江畔。
小时候,他在老广的烟火气中长大;成家时,被当时新的商业区蓬勃的发展氛围所吸引;再往后,他坐享了一线江景。而当广州人气越来越旺,一变再变的环境让他越来越难以投入身心。跑步的过程中,他时而把城市想像成身体:宽阔的马路是动脉,窄小的街道是静脉。每天早上,汹涌的人流从四面八方聚合或散离。每个人都在寻找,试图找到安身的居所和安心的家。
岁月流逝。在广州无处不在的竞争中一决雌雄,似乎也并不是他必须追寻的活法。不知道直奔目标而去的跑者里面,有多少人对这座城市又爱又恨他这么想着。
广马比赛让他跑出更远,目及更多风景,也萌生出更多想法。他用跑步的韧性,坚持描绘和重思广州于他的意义。在广州,他是个跑者。不只他,所有人都在跑。他一直纳闷,在现下的快节奏中,又有谁能轻易做到,安度时光的平静和闲适。他必须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为了胜过别人,而是为了跑赢自己。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他坚持近二十年的意义:发现自己其实还有更隐蔽的潜力。
村上春树曾被问,当你跑步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
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总会从中生出某些类似哲理和观念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在跑动中,他意识到,他感到的和想到的,那么原模原样和朴素自然,那么贴合他心目中的理想都市和栖居家园。
汗水在他身上滴答,心里却平静得如沐春风。河畔吹来的季风,空气里是甜淡的花香和山水味。摇曳着荔枝和杨梅枝的梢头,沙沙作响。这或许是他跑得最认真和轻松的一次。比参加马拉松比赛更具仪式感。身体所有的负荷,仿佛被鸟雀、花丛和树木嬉戏的自然勾带了出来。一种类似每个毛孔都在舒张的爽油然而生。
沙集模式是农村经济中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产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典型。
沙集模式的特点,是“网络+公司+农户”。其中,农户是主体,公司是基础,网络是龙头。具体说,家庭经营的农户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主体,实体公司是农村产业化的基础,而电子商务平台所代表的互联网则是带动农村产业化的引领力量。
时代背景的变化
中国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从解决基本问题人手。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在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需要不同的定位。
早在1995年3至5月,我在《农民日报》上先后发表《产业化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及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在此前他人总结山东经验基础上,在全国第一次公开把产业化问题,提高到总方向的高度上。作为产业化的第一批鼓吹者,我对产业化有特殊感情。但是今天,我开始重新反思产业化,并有了新的认识。
15年来,时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信息革命迅猛发展。工业从主导产业,变为与农业同样的基础产业,以信息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现代化需要信息化这一新的力量来主导、来带动。适应这一时代变化,我国提出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现代化方针。但是多年来,在农村领域,产业化作为主导的思路,一直没有变化,已滞后于现代化的整体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探索适应时代、跟上时代的新路,特别是探索新的带动力量,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沙集模式应运而生。
同样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信息化的优越性表现在,第一,它可以比工业化以更低成本,更高效能,实现同样的社会化,同样的大市场;第二,它可以比工业化更好地克服大市场的局限,适应个性化高附加值的小市场的需求。
沙集模式的特点及创新之处
(一)发挥网络龙头带动作用
从沙集镇的情况看,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在电子商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是带动作用大。沙集镇以往招商引资搞工业,规模小,顶多带动了几十人就业,还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而搞电子商务,短时期内规模就达到3亿,不仅使镇里实现了充分就业,还需要从城里招工补充人手不足。很短时间使当地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当然,沙集镇这个个例,有一定偶然性,但其中的必然性在于,21世纪的电子商务可以比上世纪“公司+农户”中的传统公司提供更高效能、更低成本的社会化服务,它的带动力来自先进生产力,来自转变了的生产方式。网络的引领作用,主要是生产方式的引领作用。
二是带动门槛低。沙集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象一些发达地区,网店是在相对发达的产业集群上发展而来,而是完全由电子商务直接催生了本地的主要工业。象沙集镇这样的贫困地区,信息化都可以发挥这么大作用,说明农村并不一定非要等到工业化完成才可以信息化,而是可以采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方式,快速发展农村经济。
三是带动机制好。沙集镇的信息化带动,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它自下而上兴起,完全按照市场需求运转,以市场化的公用电子商务平台牵引。克服了以往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官办机构(如七站八所)、集体组织、合作社等社会化组织机制不灵活的缺点。阿里巴巴的网络平台是一个具有社会企业特征的商业生态系统,其基本模式强调将社会责任内生于商业模式,兼具合作制的公益特点(资源共享,可以免费开店,不同于传统企业)与市场制的商业特点(以赢利为目标,机制灵活),既是合作制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市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以这样的龙头作为带动,是农村经济现代化中的机制创新。
(二)以农民为主体,坚持家庭经营
沙集模式中的农户有两层意思,一是农民,二是家庭。沙集模式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农村产业化中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坚持家庭经营。
第一,创造性发展家庭经营的组织形式。因为电子商务具有个性化生产和大规模协同的生产方式的特点,非常适合家庭经营。特别是家庭经营具有比工厂更强的个性化定制能力,电子商务解放了这种生产力,就解放了农民的创造性和创意能力这种人力资本,使家庭经营从传统经济组织变为一种先进经济组织。信息化使家庭经营成为农村一二三产业普遍适用,而不仅是适合农业生产的基础经营形式,这是继之后,围绕家庭经营的又一次制度创新。
第二,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实现农民权益最大化。沙集模式坚持以农户为主体,改变了以往“公司+农户”中公司与农民争利,农民被合作制型的公司或市场型公司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农民权益的最大化。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农户利益之争,光在道德和分配上做文章,效果有限。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分配主体的地位。谁控制稀缺资源,权益就会向谁倾斜。在沙集镇,不象传统的“公司+农民”模式,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是由公司说了算,而是由农民说了算,农民甚至可以决定什么样的公司应该建立和存在。因为网络赋予农民对订单的控制权。农民在自己家里安台电脑,一个人就可以直接从全球、全国获得订单。订单在手,公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整个产业链围绕农民手中的订单来决定建什么厂,生产什么产品,提供什么服务,农工商一体化的主动权,就自然转移到了农户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是农民实现主体地位的根据地,转向网络生产方式是农民维护权益的必由之路。
(三)以实体企业为基础
沙集模式中的企业,特指相对于网上虚拟企业和平台而言的实体形态企业,包括传统制造企业与物流等服务企业。信息化离不开工业化这个基础,必要的工业化条件,有利于促进信息化的实现。这一点从沙集经验中也看得十分清楚。
一方面,电子商务无论如何虚拟,有形商品的交换,还是离不开物流的支持。沙集镇电子商务一起步,就抓住了物流这个关键的基础。在物流企业服务支撑下,沙集镇电子商务得以在工业化不发达情况下快速起步。
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明的扩展和辐射,成就了以中国为中心、近邻民族和国家为边缘的东亚文明和区域秩序。这一区域秩序也被称作“华夷体系”。在这一秩序下,中国历代皇朝统治者通过“王道”的教化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掌握了该区域的主导权,特别是通过朝贡册封确立的宗藩关系维系着该区域下的秩序稳定,可从中看出中国的绝对先进与强大。而日本长期处于这一“周边文明”的边缘地带,也难以从根本上摆脱经济文化上对强势中国的依赖。单就古代的中日关系而言,截至1840 年中国在中失败,可以说文明视角下中日两国在东亚所处的“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关系始终未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日本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对中国的依附状态一成不变。
投入华夷――垂直于宗属关系下的合作
中日间的“官方”交往始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据中国正史记载,汉武帝在辽东置朝鲜四郡后,倭人“以岁时来献见”。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238年,邪马台女王国使者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诏赐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两晋、南北朝时,倭人的朝贡愈加频繁。5世纪初大和国统一日本。大和国建立后,先后执政的“倭五王”均遣使至中国朝贡,接受南朝皇帝册封。倭王珍、济、武的使者甚至带着拟好的册封文本胁迫中国皇帝承认其封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安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征东大将军”等倭王得到的封赐表明,当时的日本业已脱离野蛮之境,开始在中国的东方迅速崛起并威压朝鲜。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隋朝以前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中国在东亚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不仅助长了历代皇朝统治者威仪天下的欲望,也产生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竞相向中国学习、靠拢的巨大引力。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无法形成规模,两国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层面,此期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中日垂直性宗属关系的性质未变,当时的日本是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并接受中国皇朝册封,成为东亚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之一。对日本来说,这种关系的成立既是其“脱夷亲华”的客观需要,也体现了其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政权”需经中国皇朝认可以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主观诉求。对中国来说,历代皇朝是希望通过这种关系维持周边的稳定,也满足帝王“万邦来朝”的虚荣。
疏离华夷――游离于册封体系下的对等
隋唐时期,中日之间的全方位交流臻于鼎盛,人员往来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一批批的遣隋唐史和鉴真东渡等历史佳话都发生在这一时期。然而,忽视同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607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国书,内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表现出与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意识,这使隋炀帝“览之不悦”,并在复倭王的国书中刻意写明“皇帝问倭王”,以示尊卑高下。但在小野妹子再次访隋所递交的国书中,只是稍许改变了措辞,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再次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欲与中国对等交往的政治立场。唐建国后的630年,倭国派出首批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遣新州刺史高仁表随倭使回访,结果又发生了高对倭国以对等之礼接待上国来使不满,以致不宣国书而返的“争礼事件”。这表明,在东亚地缘关系中,此时日本的政治立场已经改变,它要脱离传统的华夷册封体系,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身份,与中国开展“对等的国交”。
至唐高宗在位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分歧演化为首次直接的军事对抗。当时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在日本支持下大举侵略唐朝藩属国新罗,唐朝在新罗国王的苦苦请求下出兵相救。663年,唐朝大军在朝鲜白江口与增援百济的倭国水军展开激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是役后,唐朝以德报怨,对日采取绥抚政策,日本则从惨败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与中国的差距,摆正了自己在东亚秩序中的位置,进而潜下心来开始了向中国的全方位学习,这就是此后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历史背景。白江口之战后,中日双方的政策应对和互动,化解了极为紧张的敌对状态,带来了两国间长达两个世纪“友好”交往的局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日本统治者不再接受中国皇帝册封,故在唐朝构建的庞大东亚华夷体系中,日本虽然尽情地沐浴着中华文明的恩泽,但在政治上却已是若即若离于这一体系的“不在编”成员。 (梁)萧绎(即梁元帝)作《职贡图》局部(北宋摹本)。图中绘列国使者十二人,本图从右至左为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国使。其中倭国使者赤足合掌,透露着一种岛国风情。
变态华夷――新历史条件下的对华认识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两宋、元时期的四个多世纪,中日民间经济文化往来继续发展,但政治关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状态。在元统治时期,中日政治层面更是处于水火不容的关系。元朝统治者曾两次渡海远征日本,但均遭失败。进入明代,中日关系大起大落。先是倭寇扰边让朱元璋寝食不安。再是1393年足利义满建立室町幕府后,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时隔九个世纪后,再次接受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册封,开启中日官方勘合贸易,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之后倭患再起,“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最后是丰臣秀吉于1592年出兵侵占朝鲜,并妄图一举征服中国,迫使明朝出动大军救援藩属国朝鲜,以致“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丰臣秀吉)死而祸始息”。
17世纪初,日本社会进入德川幕府统治。不久,中国也改朝换代,变成了清朝统治的天下。在日本看来,中国已经亡国,成为满族“夷人”的天下,这就是所谓“华夷变态”之说,日本因此认为古代的华夷秩序已经崩溃。此后直至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于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中日两国200多年无邦交。在幕府推行的锁国政策下,中日两国的交往仅限于经贸往来层面,并且只允许中国商人来长崎港交易。就政治层面的关系而言,面对一个在日本看来已经“华夷变态”但又依然强盛的中国,日本的基本国策是敬而远之以待时机。于是在中国衰败并遭到西方列强痛击、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企图跻身列强行列的时候,这个时机果然到来了,从此开启了日本不断加深对华侵略的过程,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由此可见,在进入近代之前,古代中日两国关系无法用“友好”、“敌对”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因为它经历了友好、合作、对抗、敌对的不同局面。古代中日关系演变留给世人一种重要启示:中日间原本就不存在两千年友好的神话,莫不如静下心来,探讨不同局面下的中日关系与当下双方的国力状况及政策,以思当下中日关系。
[关键词]文化;差异;习语;翻译
英汉两种语言同属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产生了大量的习语。由于英汉习语都具有极强的概括能力,不仅其形象生动,而且寓意深刻,韵味悠远,为英汉两国人民所喜闻乐见。
一、英汉习语的特征
习语反映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习语习惯上是指那些搭配固定的词组或短语,其包含的意义往往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即习语语义必须通过词的固定组合来体现。习语可以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其在表现形式上具有音节优美,音律协调,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等特点。
二、英汉文化差异
(一)方面的差异
佛教与道教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各种社会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汉语中产生了很多与之有关的习语,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而在英美,基督教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因而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许多与基督教有关的习语。如Man proposes,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有Go th 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二)英汉地理环境的差异
英汉语言中的一些习语的产生与中英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中国,是东风为人们送来了春的气息,而英国由于地处西半球,春天的信息却是由西风送来,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就是一首对春天的赞美之歌。另外由于航海业和捕鱼业是英国人赖以谋生的重要手段,因此英语中有大量与航海和捕鱼有关的习语。如over head and ears原是水手们的话,指“淹过头部和耳朵”。现在人们用它表示“没顶地,深深地,完全地”。如:It is evident that the major is over head and ears in love with her.(显而易见,少佐一片痴心恋着她。)
(三)英汉社会习俗的差异
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里有着不同的文化象征。狗在汉语中历来就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义,如“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狼心狗肺”“狗汉奸”等。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看作是人类的朋友。有关狗的习语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如:He is a luckv dog(他是个幸运儿)“to dog one’s steps”(跟某人走),等等。
三、文化差异对英汉习语翻译的影响
由于英语和汉语的习语来源于不同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习语的翻译就有了一定困难。由于习语在理解上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因而我们在翻译习语时,要尽量考虑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尽量正确表达原文的信息,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获得与阅读原文时的理解和享受。下面是比较常用的几种翻译的方法。
(一)直译法
尽管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社会人文和地理方面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但是他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文化活动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因此语言中也会有许多相同的表达方式。直译法是指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原习语的民族特色、语言风格和比喻形象的方法。由于习语是历经许多代人在对事理的不断雕琢中形成的,有些习语的比喻部分非常生动形象,喻义部分是比喻的合乎事理的逻辑推理结果。如果在翻译的时候采用直译法,就可以既传达原语的内容,又保留原语的形象,使译语的读者能够更好地阅读和欣赏。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二鸟);To pour oil on the flame.(火上浇油);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物以类聚人以群分);Like father,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
(二)意译法
由于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有些习语在翻译的时候无法找到对等的文字进行翻译,就需要在译入语言中找到可以将原文的事物翻译成译语读者所熟悉的另一种译文形象来表达原来语言中的意义。例如:汉语中的“胆小如鼠”在汉译英中就需要翻译成“as timid as a rabbit”再如,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译成英文。直译是这样的:When the old man on the frontier lost his mare,who could have guessed it was a blessing in disguise?很明显直译是在讲个故事,但是却无法体现成语要表达的因祸得福的意思。因而应该使用意译法来翻译: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gain.
(三)加注法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些习语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或富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或地域特色。在翻译的时候有时为了加强习语文化信息的传递,需要对原习语的典故、文化背景进行注释,这种方法被称作意译加注法。如“The team met its Waterloo in the final”该球队在决赛中惨遭失败(Waterloo滑铁卢为比利时的一个地名,1815年拿破仑的军队在此惨遭失败)这样处理比较恰当,原文中的引申意义和文化含义都显示出来,切合原文语境和风格,颇为恰当可取。显而易见,意译加注法对于翻译具有独特文化含义的习语时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婚礼习俗 中西文化 差异
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整体看来婚姻是我们文明前进明显的特征。但是由于地域,文化和习俗的巨大影响,中西方的婚礼习俗存在很大区别。中国的婚礼是比较严肃的,而西方国家的婚礼则是轻松而又愉悦的。这些传统婚礼习俗映射出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
一、中西方婚礼习俗比较
1.中西方婚礼的总体形象。在中西方婚礼习俗里最大差别是颜色,在我们中国红色被誉为是喜庆、热闹、吉利、兴盛的。在结婚当天主要以红颜色为主,墙壁上、门窗上、等各个地方、各类物品上都是必须要粘着颜色为大红的“帧弊值模新娘更是以大红色为中心,新娘子只可以穿红色的衣服出嫁,这将被看作是一辈子都会带着自己母亲的祝福和神灵的保佑,婚礼上所用的小花生、大鸡蛋、蜡烛、红包等都必须是红色或者是用红纸装饰,这将象征着新人一定会幸福吉祥。西方国家婚礼则是以白色为主要颜色,结婚当天的新娘,必须身穿白颜色的婚纱,因为白色象征着内心的忠贞。西方穿白色婚纱的习俗源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据说当时维多利亚女王身穿白色婚纱嫁给了自己心爱的王子,并且一直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自此以后,白色婚纱便成为女孩在结婚当天最喜欢的礼服,而西方的男士一定要身穿白色或黑色西装。白颜色被西方国家的人认为是慎重的、又是浪漫的,所以在婚礼现场旁边的大多数东西大多都会是白颜色的。不管是新娘,还是新房或是教堂的装饰都是白色的鲜花,这给人一种安静而又和谐的感觉。结婚当天新娘必须身穿白颜色的婚纱,象征着纯洁无暇,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和祝福。
2.中西方新娘的着装比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新娘的传统服装也在发生变化。很多中国的新娘子也会穿上和西方新娘相同的白颜色婚纱,来显示自己的纯洁、美丽。但是在白色婚纱上必须要有红色的鲜花或红绳依旧可以看出中国古老的传承依旧没有随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止步,因为在我们国家全白色的衣服只有用于办丧事的时候。中国人结婚的时候不能穿所有带“短”字的衣服,因为这样将预示着婚姻的短暂。新娘在结婚的时候新娘的母亲会买来所有从内到外的衣服及鞋袜,这样将表示婚后这对新人便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西方,对于新娘装有一个没有记载的规矩,新娘在婚礼那天的礼服中必须具有五种东西:“一样旧的,一样新的,一样借的,一样蓝的,快乐的新娘子,还有一枚六便士在鞋里。”这种现象在美国非常明显。所以新娘穿的婚纱是绝对不能卖掉的,如果新娘卖掉了自己穿过的婚纱,则将表示现在的生活是和钱有关的,这样的婚姻被誉为是不会长久的。
二、中西方婚礼文化差异比较
1.中国传统婚姻观念认为中国男女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中国传统的婚俗带有较强的封建文化色彩。可见男子娶女子都是为了给家族传宗接代,添加人口。孟子也曾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谓爱情都是次要的。在我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里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大事。古代有言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足以体现出新人在婚姻中的被动。中国传统婚姻中媒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结婚的所有程序中媒人都要有所参加,所谓“媒妁之言”说的是男女结婚对对方的了解全靠媒人的陈述。“父母之命”说的是家长在听完媒人的介绍再做决定,最后才会告知当事人。古代男女,在结婚之前都是陌生的,对彼此的了解也全是从媒人与父母的描述而得知。媒人与父母决定的婚姻,就算是当事人双方都反对也是没有作用的。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倡导自由恋爱,但结婚的时候还是需要媒人的。因为中国婚姻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我国结婚当天必须是有鞭炮声声的、而且是震耳欲聋的,如果嘈杂的声音大则会被认为是热闹的,新人就会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婚礼当天必须是热热闹闹的。
2.西方婚姻伦理观是源于希腊文化和希伯莱基督文化的交融,由此而发展到现代自由恋爱的伦理关系。西方国家的婚姻比较看重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最大程度的展现,是完全根据个人内心真实的向往所选择。二个人从相遇,相互吸引,相互追求,相互依恋到难分难舍,因而心甘情愿将自己交给对方,在相互承诺的婚姻下共同组建家庭。他们渴望的是为爱情努力付出,为婚姻不断牺牲。西方主要是以基督教为主的,所以西方国家的婚礼大多都是在教堂里举行的而主持婚礼人一般都是牧师,其实在基督徒的观念中,婚姻是神赐予人们的礼物,因此他们的婚姻是无条件的相互委身,并不是基于互惠。在西方国家,婚礼当天教堂播放的婚礼进行曲是柔和而安详的,在音乐播放期间整个教堂是非常安静的,除音乐外听不见任何声音,婚礼在一种特别严谨的气氛中进行着。在西方国家,青年男女相爱的最后结果就是结婚,他们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双方可以长相厮守,也是为了双方可以更美好的一起生活,所以,西方人在选择结婚伴侣的时候,比较看重双方有没有感情,而不会和家庭的利益有任何的关系。
三、结束语
婚礼习俗展现了在中西方文化的摩擦中婚礼逐渐趋于西化,西式婚礼的中国化,婚礼具体的形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婚礼的文化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交融与碰撞。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成为当今全球的一个真实写照,它的思想和价值将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