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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电影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矛盾的时期。从在国际上的表现与对国内市场的占据来看,不难发现,国产电影往往能在各类国际电影节上过关斩将,尤其是一些投资惊人的大片,部分著名导演与演员获得国际认可,显示了国产电影的竞争力;而在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国产电影的票房却始终无法与西方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分庭抗礼。在电影市场已经逐渐全球化的今天,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想要覆盖全球电影市场,加强本土电影的竞争力,喜剧影片无疑是一个较好的努力方向。近年来创造票房奇迹的国产电影,如《甲方乙方》等冯小刚的系列电影以及《疯狂的石头》《人再逋局泰濉返龋几乎都是喜剧电影,且具有小成本、高热度、深内涵的特征。它们的成功对于中国电影前路的探寻无疑是有着一定指导意义的。上述几部作为喜剧影片的佼佼者,它们能够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光是在市场运作方面较为突出,其叙事策略与幽默艺术亦是可圈可点的。影片不仅有一定的艺术性,而且也符合大众文化的消费环境。本文拟从国产喜剧影片的发展入手,选取几部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影片,采取理论结合实证的研究方式来对其进行分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国产喜剧影片的发展概况
在《中国电影大辞典》中,国产喜剧影片的定义为:“喜剧片,以笑激发观众爱憎的影片。常用不同含义的笑声,鞭笞社会上一切丑恶落后现象。歌颂现实生活中美好、进步事物,能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接受启示和教育。多以巧妙的结构、夸张的手法、轻松风趣的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着重刻画喜剧性人物的独特性格。”[1]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并非单纯的能够引人发笑抑或是安排以圆满结局的都可以称之为喜剧影片,严格来说喜剧影片必须要有在叙事策略与幽默手法上的艺术追求,其结构必须要巧妙,而手法、情节与语言乃至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都必须下足功夫。然而在现实的发展中,国产喜剧影片的发展状况是含混而模糊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滑稽短片,如《五福临门》等。这一类电影只是一种民间笑话的影像展示,内容较为肤浅,无法称之为电影,但是它们为喜剧电影的出现积累了经验和市场基础,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视作国产喜剧电影的前身。1949年到“”结束前约30年的时间里,国产电影深受意识形态与政治语境的严密控制,在创作上有着繁多的禁忌。观众对于电影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影片制作人则是在完成某类政治宣传任务。包括喜剧影片在内的绝大多数电影的发展,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几乎没有出产过真正意义上的喜剧影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开始转型,电影逐渐由一种宣传工具转化为为人们提供娱乐的商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电影创作的环境较为宽松,导演们得以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喜剧电影有了自主发展的土壤,出现了陈佩斯的《父子老爷车》《爷儿俩开歌厅》《太后吉祥》《赚它一千万》等优秀的喜剧电影。并且,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人们思想上的解放,人们热衷于投身经济大潮,陈佩斯的这一系列喜剧电影中不少作品以诙谐的方式表现了普通人下海经商的酸甜苦辣,符合本土观众的口味。
20世纪末,冯小刚与王朔等人合作,其“贺岁电影”横空出世,《甲方乙方》《没完没了》《大腕》《不见不散》等电影持续升温,不仅在内地使贺岁片的概念深入人心,也使自己的商业利益诉求得到了在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的、最大化的实现。进入新世纪以后,国产喜剧影片更不再是“冯氏电影”一家独大,而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宁浩携《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等小成本喜剧电影与同时期泛滥的大片相抗衡,牢牢地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并且捧红了郭涛、黄渤等实力派演员。另一边,香港一直延续着喜剧电影的优势,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功夫》等电影在给予观众欢笑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关怀。叶伟民的《人在逋尽罚徐峥的《人再逋局泰濉返雀是以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赢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喜剧电影具有容易被模仿的特质,且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热词、网络红人等也极容易进入到喜剧电影中,在精品涌现的同时也产生了一部分或恶俗、或粗制滥造的喜剧电影,难以让观众感受到电影的主创在观感和内涵上的诚意。因此,对于喜剧电影来说,叙事策略和幽默艺术仍然是衡量其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
二、国产喜剧影片的叙事策略
绝大多数的电影是故事片,其实质就是以一种声画并举的方式对故事进行展现,优秀的叙事策略能够加深电影的艺术感染力,使一部电影令人回味无穷。在传统电影的叙事中,往往采取单一的、封闭式的叙述结构,迫使观众的思维和注意力按照导演设定好的路线前进,剥夺了观众进行自主联想的可能。而新时代的国产喜剧影片极为讲究在形式上对前辈进行突破,因此挑战了传统的叙事策略,同时也迎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
(一)多线叙述结构
一般来说,电影的故事线就是电影的骨骼,也是观众梳理电影情节的基础。整部电影的画面设置与剪辑,都需要参照故事线来进行。早期的喜剧电影戏剧线较为单一,如在《爷儿俩开歌厅》中,故事基本上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老奎和二子从深圳回到北京以后开歌厅的兴衰过程。后来的喜剧导演已经不再满足于这样的叙述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宁浩的“疯狂”系列电影。宁浩大胆采取围绕一个核心来多线索并行交错地展现事件的叙事策略,使得整部电影节奏紧凑,镜头语言内涵丰富,虽然带有一定的对英国电影《两杆大烟枪》的模仿痕迹,但是却紧密结合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给予观众酣畅淋漓的观影感受。尤其是对当前电影消费的主力军80后而言,是极有吸引力的。以《疯狂的石头》为例,影片的核心事件就是对一块天价翡翠的争夺,工艺品厂的保卫科长、国际大盗以及本地的一帮毛贼,乃至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影片在各种势力之间不停地切换视角,然而巧合的是,不同的争夺者(保卫者)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交集。如在破旧的旅馆中,保安们正好住在毛贼们的隔壁,使得旅馆成为一个隐性的人物关系交叉点,毛贼们无意中偷走了国际大盗的行窃工具,又使得翡翠成为一个交叉点,等等。然而更为难得的是,每一个交叉点的设置都令人信服,这保证了电影本身的喜剧效果。
(二)游戏化的叙事模式
新时期的国产喜剧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卸下了给予观众政治教化的任务,电影的创作者可以放下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采取一种编织影像游戏式的叙事策略。冯小刚在拍摄《不见不散》时接受采访,就曾经直言自己是一个“玩心较重”的导演。对于冯小刚来说,拍摄喜剧最大的就在于他将电影视作一个游戏,作为游戏的设计者,冯小刚热衷于与编剧在商讨剧本时将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带有“京味儿”幽默)的玩笑“扔”进电影之中。而观众也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因此观众也能在冯小刚的这种游戏思维中领略到。以其较为著名的《甲方乙方》和《私人定制》为例,电影实际上的叙事模式是“小品拼接”式的,电影由造梦公司所接的一单一单生意连缀而成,如厨子想做“义士梦”,有钱人想体验一把穷人的生活等,其中并没有时间或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在《不见不散》和《没完没了》中,尽管故事有一个基本的大纲,即一对北京青年的美国生活与一次离奇的绑架,但是电影依然是由一个个小品式的笑料连缀而成的。《不见不散》中推进情节的是男女主人公在美国的一次次倒霉的、并无联系的意外,而《没完没了》中则是男女主人公对欠钱不还的事主的一个个恶作剧。
三、国产喜剧影片的幽默艺术
(一)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的特点就在于对冷酷的现实报以调侃的态度。[2]喜剧电影的幽默艺术发展到了宁浩手中,就上升为一种信手拈来的成熟的黑色幽默。如在《疯狂的赛车》中,耿浩对师父的遗像哭诉自己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一边说一边拿起手中大把的美元真钞当冥币给师父烧了。然而在前期故事情节的铺垫下(耿浩误以为交易的黑社会是殡葬公司的工作人员,而黑社会又以为耿浩手中的骨灰盒中装的是),这种幽默却又是水到渠成的。但同时观众又能感受到笑点背后现实的冷峻,那就是耿浩与其教练为了竞技体育而勤奋训练,最终却落得毫无生活保障的下场,促使人们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
(二)戏仿
戏仿(parody)能够将历史文本再次推向世界。冯小刚曾经具体解释过自己的游戏化,其中有一点就是对成人世界进行反向化的处理。如在常理下应该哭的,他在电影中处理为笑。这样就离不开对已经在观众心中形成心理定势的作品(尤其是带有悲剧意味的作品)进行戏仿。如在《甲方乙方》中,钱康、梁子等人制造阴森可怖的刑讯逼供场景,结果一心想当英雄的厨子却晕厥过去,其中“好梦一日游”公司所使用的台词与道具显然就是从红色经典《红岩》中模仿而来的;又如周北雁和姚远根据《白毛女》设计出的地主和地主婆造型以及欺压长工的口吻,甚至周北雁拔下头上的簪子戳长工的动作,很明显是想唤起熟悉样板戏的观众的会心一笑。但是戏仿并非还原,它是一种带有距离的重复。影片中的“距离”便是周北雁等人欲对客户进行折磨又心存不忍的样子。与之类似的还有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少林足球》等电影,在模仿的狂欢背后,实际上已经孕育出了新的内涵。
(三)方言的巧妙运用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的地域有着丰富的方言,而这些方言本身就是喜剧中的幽默元素,它因为能更突出人物的个性与背景,更体现出人物的“草根化”而具有普通话难以比拟的艺术魅力。“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3]以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为例,电影中包世宏作为一个不得志的保卫科长,说的是当地的重庆话,馆长儿子谢小萌为了引起女孩注意而故意模仿带有香港味的普通话,从外地来重庆坑蒙拐骗偷的道哥说的是河北方言,而黑皮则说的是青岛话。这种对方言的巧妙运用不仅有喜剧效果(如谢小萌在追求女孩与向父亲要钱时迅速切换的两种口音),而且也营造出了一种混杂而喧嚣的时代氛围。
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大众文化中的娱乐产品。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日益严重,并且这样的残酷现实不仅是中国观众所面对的,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喜剧电影符合大众的社会心理选择,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人们在现实中面临的困惑、迷茫乃至痛苦。而喜剧电影绝不仅仅意味着粗浅的搞笑和逗乐,优秀的国产喜剧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其在叙事策略与幽默艺术的运用上的深度,证明了中国电影完全有可能以喜剧作为打造品牌、以小博大的突破点。在精妙的叙事与影片的调侃戏谑之中,唤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电影也因为让观众备感亲切,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而获得口碑与票房上的双重丰收。这种对叙事策略与幽默艺术的重视,实际上既是对电影负责,也是对观众负责。
[参考文献]
[1] 张骏祥,程季华.中国电影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新世纪以来,大众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传统的精英文化、权威文化、主流文化被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草根文化、狂欢文化和大众文化等一系列具有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文化景观。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年轻人越来越标新立异、追求时尚。快节奏的物质奔忙使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排遣压力和解放精神的渠道,因而那些崇尚个性解放、鼓励颠覆传统的娱乐狂欢文化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正是人们这种审美心理的嬗变,为国产喜剧电影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土壤。2006年,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以其精巧的叙事结构和深刻的现实意义获得了收益与口碑的双丰收。300万元的投资创造了2350万元的票房,不但掀起了新一轮的喜剧热潮,也为中国本土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
随后,国内电影市场上大批如法炮制的小成本喜剧电影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如《十全九美》《斗牛》《夜店》《人在?逋尽贰妒Я?33天》《人在?逋局?泰?濉贰斗质执笫Α返鹊取?2015年的喜剧电影更是收获了不菲的票房――大鹏导演的《煎饼侠》在暑期档收获了11亿元的票房,徐峥导演的《港?濉芬财窘枨凹改甑娜似?积累收获了15.73亿元的票房,而由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制作的电影《夏洛特烦恼》更是今年国庆档的黑马,不但收获了近14亿元的票房(截止2015年11月1日),而且获得了观众的好评。虽然这其中不乏优秀的喜剧电影作品,但回观近年来我国国产喜剧电影的审美文化特征,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
一、碎片化、戏仿化致使叙事魅力的缺失
笑是喜剧的第一要素。在这个搞笑需求越来越多,人们笑点越来越高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喜剧电影想频频戳中观众的笑点是难上加难,不少影片为了满足受众的搞笑需求,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近年来,许多国产喜剧电影出现了拼凑流行语、网络段子、广告词等现象,大量地在台词语言上下工夫,借鉴传统相声小品艺术抖包袱的语言特色,而这种手法的过分使用势必会使整部影片碎片化,乍一看像是小品片段的集合体。例如2010年上映的电影《大笑江湖》,影片处处充斥着小品化的语言和网络段子的拼凑,整部影片剧情破碎拖沓、逻辑混乱,俨然是一部被拉长了的小品,完全失去了电影叙事技巧的审美追求。
适当有效的戏仿手法的使用,不但会增加喜剧效果而且能有效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样是对80年代经典老歌的戏仿与致敬。影片《港?濉凡捎昧松?硬的MV形式贯穿始终,不免有喧宾夺主之感,影响故事情节的表达,给观众一种“情不够,歌来凑”的感受,而《夏洛特烦恼》则是将歌曲巧妙地融入剧情,以舞台剧的方式呈现,不但对情节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也增添了影片的感染力。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戏仿化手法不可避免,但要注意合理利用,一切手法都是为故事服务的,影片《疯狂的石头》中就有对经典电影《碟中谍》的戏仿恶搞,但并没有损害故事的完整性,相反其多线索的叙事模式使影片充满了理性与逻辑的思考。可见,碎片化、戏仿化致使叙事魅力缺失。
二、娱乐化、狂欢化致使艺术性的缺失
过去人们一直生活在宣德载道的权威文化下,伴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注重娱乐。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很好地阐释了狂欢的文化价值,他认为狂欢节体现了大众在用身体的解放来对抗社会秩序、道德、规训等,狂欢节的特征是大量的笑声,并往往伴随着冒犯和低级趣味。[1]人们通过娱乐狂欢尽情地享受着集体宣泄的。为了满足大众的享乐主义需求,国产喜剧电影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娱乐化、狂欢化的审美倾向。例如2014年上映的电影《分手大师》,导演兼主演邓超以一种极端癫狂的亢奋状态完成了全片的演出,在狂欢化的聒噪氛围中,影片为观众呈现的更像是一出笑点低级、叙事混乱、主题模糊的闹剧,这种过度依赖演员夸张癫狂的表演而忽略电影艺术表现张力的国产喜剧电影可谓是俯拾皆是。长此以往,国产喜剧电影必将沦为庸俗低格的感官主义消费快餐,全然丧失其艺术魅力。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结合的现代艺术,除了具有商业属性,还有艺术属性。而国产喜剧电影娱乐化、狂欢化的审美特征使喜剧电影越来越像一个融合了其他媒介艺术特征的拼盘艺术。画面感的不足,粗糙的拍摄剪辑手法以及叙事逻辑的缺失,使看喜剧电影越来越像看电视娱乐节目。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自然要追求它的商业价值,但也不能为了追求商业价值就一味迎合受众,甚至以哗众取宠、装疯卖傻的方式来制造眼球经济,最终完全放弃电影的艺术品格。应该说艺术性是才是电影的根本属性,因此喜剧电影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平衡好其多种属性的关系,注重艺术性的表达,增强自身的艺术品位,扭转娱乐化、狂欢化导致艺术性缺失的倾向。
三、平面化、浅表化致使意蕴的缺失
平面化与浅表化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普遍征候。国产喜剧电影更是深陷其囹圄,单纯地依靠段子化、小品化的台词语言来制造喜剧感,势必会使影片浮于表面,消解深度,落入虚无主义的窠臼。近年来的大部分国产喜剧电影都表现了强烈的平面化、浅表化的审美倾向,单纯为了感官娱乐而制造笑点,使影片缺乏深度与意蕴,成为过眼云烟,难以成为经典。“寓庄于谐”的传统喜剧艺术的审美旨向,正在逐步沦为内容虚弱、思想贫瘠的视觉感官享乐。
当然,意蕴与深度并不是简单地兜售鸡汤与情怀。马克思说:“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2]353社会的发展是新事物不断取代旧事物的过程,旧事物本身并不带有喜感,而是那些原本已经陈旧的事物不甘被淘汰,硬要披着崭新的外衣才显出滑稽可笑之感。喜剧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发掘生活中陈旧滑稽的事物予以凉晒,因此,喜剧电影的意蕴还体现在其批判意识上。2010年上映的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影片不但融合了密集的笑料,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寓意和政治隐喻。姜文惯有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结在影片中也展露无遗。应该说,喜剧电影是最能表现本土特征与时代特征的,要将创作视野回归到人本身、现实本身,关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为底层小人物摇旗呐喊,关注生命最本真的状态,给观众以生命的感悟和人生的启迪,还要善于发现这个时代所存在的问题,敢于批判现实,要有人文精神的回归、人性拷问以及哲性追思。
摘要:本文采用EG指数方法测度我国旅游业产业集聚水平,采用曼奎斯特指数测度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发现我国旅游产业集聚呈下降趋势且速度随时间变缓,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出波动变化,且波动幅度逐渐增大;通过构建模型考察两者关系,发现我国旅游产业集聚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对产业集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旅游业;产业集聚;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5929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6-22
作者简介:张广海(1963-),男,山东临沂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区域经济;汪立新(1991-),女,山东聊城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区域旅游经济发展。
产业集聚已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产业集聚在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的同时,通过知识外溢及产业结构优化等途径推动旅游经济增长。旅游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属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其增长能推动旅游业科学、合理、可持续地发展。目前,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对旅游产业集聚或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展开的单独研究。对旅游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征分析[1-5]、动因研究[6-7]及其对其他主体的作用机理[8-11]方面;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测度及分解[12-16]和影响因素的探析上[17-18]。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明确两者间的作用机理。郭悦等(2015)通过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SYS-GMM估计,发现产业集聚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其传导机制为技术和规模效率的提高[19]。本文在考察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基础上,通过构建SVAR模型,探究我国旅游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一、我国旅游产业集聚特征分析
(一)测度方法
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有很多,本文综合考虑各方法的假设前提与适用条件[20],选取 E-G指数测度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水平。EG指数区分了产业内部的随机集聚和共享外部性的集聚,剔除了由于内部规模经济或资源优势所导致的虚假空间集聚成分,对产业自身地理空间集聚的表达意义更明确,表达式为:
γ=G-(1-∑xi2)H(1-∑xi2)(1-H)
式中,i代表我国各省,i=1,2,…,30;xi表示i省份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G为空间基尼系数;H为调整赫芬达尔指数[21],此处采用就业人数计算我国旅游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
(二)我国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测度
1.数据来源
以我国内地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除外),选取2001-2013年统计数据,对我国旅游产业集聚的时序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其中,旅游企业就业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反映我国及各省份总体就业情况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测度结果与分析
利用2001-2013年统计数据,测度我国旅游产业集聚度,结果见图1。总体而言,我国旅游产业集聚度的平均值为002,呈现中度水平集聚。自2001年以来,伴随着小范围的波动,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总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2001-2004年,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出现持续高速下滑,2001年我国旅游产业集聚EG指数为00725,2004年EG指数为00108,产业集聚水平年平均变化率为-2837%。2004-2005年,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出现小幅回升,从00108提升至00197,变化率为8287%。2005-2012年,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呈现出小幅稳步下降,年平均变化率为-1202%。2012-2013年,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出现显著回升,从2012年的00031提升至2013年的00425,变化率为1 26549%。综上所述,我国旅游产业集聚EG指数绝对值随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将这种波动变化分解为下降阶段和上升阶段,发现其下降速率逐渐减小,上升速率显著提高,表明我国旅游产业集聚的向心力作用逐渐凸显。
二、我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特征分析
(一)测度方法
采用曼奎斯特指数模型对我国旅游产业TFP进行测度,该方法在线性规划的基础上,纳入时间维度,利用距离生产函数将t期和t+1期的投入和产出分别与对应时期的最优生产边界进行对比,对t时期到t+1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度量[22]。计算表达式为:
TFP=M(xt,yt,xt+1,yt+1)
=Dtn(xt+1n,yt+1n)Dtn(xtn,ytn)*Dt+1n(xt+1n,yt+1n)Dt+1n(xtn,ytn)12
其中,M为生产率指数,表示生产点(xt+1,yt+1)相对于生产点(xt,yt)的生产率;(xt,yt)和(xt+1,yt+1)分别代表t与t+1期的投入和产出的集合;Dtn(xt+1n,yt+1n)Dtn(xtn,ytn)测量了以t期最优生产边界为参照时,从t到t+1期生产活动技术效率的变化;Dt+1n(xt+1n,yt+1n)Dt+1n(xtn,ytn)测量了以t+1期最优生产边界为参照时,从t到t+1期生产活动技术效率的变化。M大于1说明对应时期内我国旅游业TFP提高,反之则认为降低。
(二)我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1.变量及数据来源
将我国旅游产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看作一个投入产出系统。投入要素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此处选择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年末旅游从业人数两指标对投入要素进行表征。产出要素最理想的指标是终端旅游服务,由于这一指标数据无法直接测度,此处选择旅游企业营业总收入指标来衡量我国旅游产业的产出要素。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和旅游业固定资产原值进行价格平减,消除价格因素。样本期为2001-2013年,旅游业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测度结果与分析
计算我国2001-2013年旅游业M值,结果见图2。总体而言,我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10597,TFP呈小幅上涨趋势,变异系数为01243,表明我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小幅波动态势。按照谷-峰-谷的周期划分方法,样本期间内我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经历了三个周期。其中2003-2005年为第一个周期,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时间比为1:1;2005-2009年为第二个周期,扩张期与收缩期持续时间比为1:3;2009-2013年为第三个周期,扩张期与收缩期之比为1:3。各周期收缩阶段持续期逐渐延长,扩张期与收缩期时间之比逐渐降低,但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一直围绕平均值上下波动,表明其增长速度大于下降速度。同时,2003-2005年,我国旅游TFP波动幅度百分比为1597%;2005-2009年波动幅度百分比为614%;2009-2013年波动幅度百分比达4445%,表明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幅度百分比变化不稳定,较大的波动幅度过后会伴随着一个相对较小的波动幅度作为缓冲而出现。预测2013-2017年,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会呈现幅度较小的波动状态。
三、我国旅游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分析
(一)模型构建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纳入了变量的滞后值,描述了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弥补了传统计量方法难以描述变量间动态联系及内生变量性质的先天不足,广泛应用于对经济系统的动态分析。然而,该模型将内生变量间的当期相关关系隐藏在新息向量中,不能明确地刻画变量间的结构关系。SVAR模型在VAR的基础上引入一定的约束条件,将变量间的当期关系纳入到模型中,弥补了VAR模型的不足。该模型系统中,每个变量不仅受各自的滞后项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其他变量的当期影响。SVAR模型可分为三类,此处采用最具普遍意义的AB-模型研究变量间的关系,表达式如下:
AA(L)yt=Aεt
Aεt =Bet
E(et)=0
E(etetT)=In
式中,矩阵A和B为n×n正交因子分解矩阵;A(L)为滞后算子多项式的向量表现形式,即A(L)=In-A1L-A2L2-…-ApLp;εt是VAR模型的随机扰动项,服从向量高斯白噪声过程,即εt~VGW(0,Ω);et为标准正交随机扰动项,表示作用在变量上的结构式冲击服从向量白噪声过程,即et~VWN(0,In)。
(二)我国旅游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构建我国旅游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SVAR模型之前,首先检验变量数据的平稳性,以避免数据不平稳带来的类似伪回归等不良后果。采用常见的ADF单位根检验分别对EG指数和TFP时间序列的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见表1。检验结果显示,EG指数和TFP均在9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两变量序列平稳,可以直接构造传统VAR模型。
2.模型估计
在明确EG指数和TFP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基础上,根据赤池信息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1-4,首先构建传统VAR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TFP=-0161333TFP(-1)-0204111TFP(-2)+2929208EG(-1)-4395651EG(-2)+1504474
EG=-0013849TFP(-1)-0008010TFP(-2)-0334705EG(-1)+0461105EG(-2)+0032340
为保证后续研究的可靠性,首先对该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利用Eviews60软件对上述VAR模型做模型平稳性检验,见图3。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单位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表明该模型是一个平稳的系统,可以进一步识别与估计相应的SVAR。
为了明确我国旅游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当期关系,进一步估计两变量的SVAR模型。SVAR模型的识别条件包括短期约束和长期约束,此处根据等式AA(L)yt=Aεt,通过对模型施加短期约束来识别与估计对应的SVAR模型。采用类型矩阵的方法对矩阵A和B的元素进行限制,将A和B分别定义为:A=10NA1,B=NA00NA。在满足识别条件的情况下,利用FILM方法估计得到结构因子分解矩阵A=100.03581,B=0.1672[]00[]0.0144,SVAR中A、B、εt和et的线性组合为:
100.03581ε1tε2t=0.1672[]00[]0.0144
e1te2t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分析来自误差项的某种冲击对模型系统的动态影响,它能直观地描述扰动项冲击对系统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路径。与传统VAR不同的是,SVAR能够得到正交脉冲响应函数,从而可以对来自某个变量的冲击影响进行单独研究[23]。在SVAR模型估计的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两变量的冲击对彼此的影响,见图4。图4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组合图,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纵轴代表施加变量一个单位的正向标准差对系统中另一变量的动态影响,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图4(1)表示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对自身冲击的反应。当在本期给我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一单位的正向冲击后,会对其自身波动产生较大的正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幅度逐渐减小,到第8期逐渐趋于0,表明提高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对其本身存在8年的影响,且影响程度波动下降。图4(2)表示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集聚冲击的反应。当旅游产业集聚发生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后,当期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反应,但在滞后期间对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是由于产业集聚发生过程中,原有沟通方式和产业效率不会立即改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适应和学习以寻求更高效的产业运行模式,所以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未在当期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波动幅度逐渐减小,至13期逐渐趋于0,表明我国旅游产业集聚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13年的影响,且影响程度波动降低。结合图4(1)和图4(2),我国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对其自身冲击当期存在显著的正向反应,而对产业集聚冲击不存在当期反应。同时,我国旅游产业集聚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期间长于后者冲击对其自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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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耻骨联合过长对分娩结局的影响。方法 对2003年1月至2008年1月在我院分娩的80例骨盆外测量正常、耻骨联合长度>6cm的产妇进行分析,并与同期骨盆外测量正常、耻骨联合长度<6cm的产妇80例进行对照比较。结果 80例耻骨联合过长组中产程异常67例、胎方位异常58例以及难产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耻骨联合过长组常伴有骨盆出口前后径不同程度的狭窄。结论 耻骨联合过长与分娩有密切关系,在产科工作中应重视耻骨联合长度的测量。
【关键词】 耻骨联合过长;分娩结局;难产
耻骨联合是构成骨盆的一部分,正常耻骨联合全长约4.2cm[1]。近年来,我们在处理头位难产时,注意到耻骨联合过长对分娩的影响甚大。本文分析我院妇产科近5年来耻骨联合过长病例80例并与同期耻骨联合长度<6cm的病例80例进行对照分析,以探讨耻骨联合过长对分娩的影响,并对耻骨联合过长的产时处理进行了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2004年1月-2008年1月共收治耻骨联合过长的产妇80例(简称过长组),与同期骨盆外测量正常,无耻骨联合过长80例进行比较(简称对照组)。两组年龄均在23~33岁,孕龄37~42周,均为初产、单胎、头位,无严重合并症及并发症,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测量耻骨联合上缘至耻骨联合下缘的长度,耻骨联合长度>6cm诊断为耻骨联合过长[2]。对耻骨联合过长者,按照凌萝达提出的方法由有经验的医师进行骨盆内测量。
1.3 新生儿体重
耻骨联合过长组中新生儿平均体重(3123±152.3)g,对照组新生儿平均体重(3237±128.4)g,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采取χ2检验。
2 结果
2.1 耻骨联合过长与产程异常
80例耻骨联合过长组,产程异常者67例(83.8%),对照组8例(1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表1 两组产程异常比较(略)
2.2 耻骨联合过长与胎方位异常
80例耻骨联合过长组,胎方位异常58例(72.5%),对照组异常6例(7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2.3 耻骨联合过长与分娩方式
耻骨联合过长组阴道助产率(37%)高于对照组(5%),P<0.01,见表3。表2 两组胎方位异常比较(略)表3 两组分娩方式比较(略)
2.4 耻骨联合过长与骨盆出口狭窄
对耻骨联合过长者均行骨盆内测量,发现67例(83.8%)产妇伴有骨盆出口前后径不同程度的狭窄,对照组前后径狭窄6例(7.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4。表4 两组产妇骨盆出口前后径比较(略)
3 讨论
3.1 耻骨联合过长与分娩的关系
产道是胎儿娩出的通道,在分娩三大因素中占重要地位,特别是骨盆的大小与形态能否适应胎儿是决定分娩顺利与否的关键,成年妇女的骨盆是由骶骨、尾骨和左右两块髋骨所组成,每块髋骨又由髂骨、坐骨及耻骨融合而成,两耻骨之间有纤维软骨,形成耻骨联合,位于骨盆的前方。但是在产科工作中,耻骨联合长度很容易被人忽视,本组资料表明耻骨联合过长的产妇剖宫产率达46.2%,明显高于对照组(5%)。耻骨联合是构成骨盆前后的主要部分,耻骨联合长度代表骨盆前部分的深度。正常骨盆结构为前短后长的弯圆柱形。若耻骨联合过长,就会使骨盆前部深度增加,影响胎头旋转,不利于自然分娩。耻骨联合过长的产妇联合向后倾斜,使骨盆前后壁内聚,造成骨盆有效前后径缩短,即使骨盆出口横径正常,也会影响胎头下降及内旋转,以致发生产程延长和胎方位异常,从而增加了难产的发生率。本组资料表明耻骨联合过长组骨盆出口前后径不同程度的狭窄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耻骨联合过长组产程异常、胎方位异常发生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
3.2 重视耻骨联合长度的测量、早期发现、适当处理
为了减少难产的发生率,在产科工作中,应该重视耻骨联合长度的测量,如发现耻骨联合长度>6cm时,应常规测量骨盆出口前后径,及时发现异常。尤其是估计新生儿体重≥3500g,难产发生率明显增高,出口前后径<10cm,给分娩造成较大的困难。遇耻骨联合过长者,产程中要保持较好的产力,以利于胎头下降和内旋转,以纠正异常胎方位。进入宫颈扩张最速阶段,让产妇取膀胱截石位,双腿髋、膝关节屈曲,大腿贴近腹部,耻骨弓上移,可使骨盆出口前后径增大1.5~2 cm,有利于胎头下降和内旋转,减少难产的发生率[3],降低剖宫产率,有利于提高产科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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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聚;国际直接投资;机理;实证研究
1国外的实证研究
1.1日本制造业在美国的投资
KeithHead,JonhRies,和DeborahSwenson(1995)等美国学者对日资制造业在美国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1)东道国制造业活动在当地产业集聚的影响。(2)已有的日本投资对新投资的影响。(3)产业集群对日本投资的影响,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产生的向心力。(4)地区边界附近同产业的企业活动对日本投资的影响。
他们建立模型,根据Mcfadden1974年证明的条件logit模型,用极大似然法计算厂商选择地区的概率。以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同一产业(以相同四位SIC产业为划分标准)的对美投资为例,研究了以上四个因素影响日本企业在美国各洲投资地点的选择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在外资区位选择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一个州的产业集聚度增加10%,未来被日资制造业选择的可能性增加5—7%。
1.2外资在葡萄牙的区位选择
PauloGuimaraes,OctavioFigueiredo,和DouglasWoodward(2000)等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在葡萄牙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把影响外资在葡萄牙区位分布的因素归结为经济集聚,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成本等。他们利用1985年3月到1992年3月间各地区新建的758个外资企业的数据,建立条件logit模型分析各个因素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模型中他们不仅分析了所有制造业集聚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还着重分析了本地工业集聚、外资工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劳动力成本用劳动力素质状况和技能水平代替名义工资率衡量,具体又分为初等文化程度、高等文化程度两类;考虑到人口密度、城市化、土地成本三者的关系,土地成本用人口密度来代替;由于波尔图和里斯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因此将与波尔图和里斯本两大港口的距离纳入该模型中来。因为影响资本成本的税收均是国家层次,因此资本成本与外资在葡萄牙内各地区的外资区位选择无关,不计入模型中。
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作用最大的是经济集聚,其次是运输成本,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不明显。
2产业集聚影响我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布的实证研究
2.1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为了便于清楚地比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本文以我国大陆除青海省和自治区以外的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样本,建立回归模型,根据估计系数进行验证与比较。为了消除各指标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采用逐步回归法。这样就可以保证最后所得到的是“最优”的回归变量。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10.0。
决定投资分布的因素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并采取相应变量:(1)基础设施条件。交通的便利是基础设施完善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以交通网密度(JT)为代表来考察。(2)优惠政策。本文对Demurger等(2002)的研究成果进行扩展,给出了各省市区的优惠政策指数(POLICY)。(3)消费水平(CON)。(4)开放度。本文用各地区的外贸依存度(OPEN)来度量开放程度。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我们采用近三年的平均值。(5)企业集聚状况。用地区工业企业数(QY)来反映。(6)服务体系。用第三产业占本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DS)来替代。另外选择分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FDI)这一变量。为了消除个别年份的波动,采用近三年各省市吸引FDI的平均值。
以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为了消除以上变量量纲不一致性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能为外商的生产和交易提供极大的便利,外商可以集中资源进行生产和研发活动。
2.2模型设计与计算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设定计量方程如下:
其中,“+”表示为正向影响,ε为估计残差。由于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检验中要对估计残差进行异方差检验。下面是用逐步回归法估计的方程:
上式括号内表示参数的显著性系数(t值)。通过方差比和VIF检验,没有发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异方差检验也拒绝有异方差的假设,调整可决系数达到了0.842,说明设定的方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
从方程中各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优惠政策、地区对外开放度和地区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等都对外资的流入有着重要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和消费水平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则不显著。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优惠政策和地区对外开放度三者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社会服务体系的第三产业在地区中的比重的估计系数却为负。从估计方程中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工业企业数每增加10%,该地区便将增加4.2%的国际直接投资;优惠政策指数每提高10%,国际直接投资就会增加2.2%;开放程度每扩大10%,就会增加6%的国际直接投资。由此可以认为,地区对外开放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大于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工业企业数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又大于地区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这就说明,曾经在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一个地区的总体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关联。
3启示与建议
3.1亟待调整引资政策
从前述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企业数,地区企业数的影响又大于优惠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实践也证实优惠政策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降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地方政府纷纷想方设法提供种种优惠强化本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其结果则是导致吸引外资的优惠效果被抵消。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今后我国需要调整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不能单纯靠以减免税负为主的优惠政策,而应注重提高区域经济的开放程度和产业关联,从而促进区域产业集聚以吸引外资。
虽然产业集聚一般都是自发形成的,但地方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形成中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对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形成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包括交易费用的下降、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经济外部性的加强。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降低产业交易费用、引导专业化分工、提升产业经济外部性等非直接干预措施,培育产业集聚形成的环境与利益机制,以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3.2对东部地区引资的建议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面言,东部地区开放程度较高,并且已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今后东部地区进一步吸引外资时除应继续对外开放外,还应提高产业的集聚程度。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1)对正在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围绕主导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服务体系,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2)在产业集聚区,利用企业的示范与竞争效应,一方面增加本区的相关产业,另一方面提高企业创新力度,使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3)正确处理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建立各种类型企业密切合作与分工完善的网络体系,引导集体效率的形成,增强产业集聚区的竞争力。(4)发挥政府职能,完善产业集聚区功能。包括整合区内外的科技资源,增强企业的科技服务能力;提升产业信息平台,实现本地企业与国内外市场的联接;建立职能综合,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提高企业服务效率。
3.3对中西部地区引资的建议
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最少的10个省市均位于中西部,而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10个省市中除湖北省位于中部地区外,其他9个省市均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与东部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固然与地理位置的差异和政策的优惠程度有关,但中西部地区较弱的产业关联也应该说是不利于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从企业数来看,2002年西部地区的企业平均数为2002.52家,中部地区企业平均数为4112.97家,而东部地区的平均企业数为12051家,约为西部平均值的6.02倍,中部平均值的2.93倍。从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在产业关联和产业集聚方面远远逊于东部地区。
鉴于目前优惠政策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已退居到次要地位,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方面的劣势,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不抵沿海地区,今后可以通过增强地区产业关联从而增强集聚力的办法来吸引外资。其具体做法是:(1)确定地区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鼓励比较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并围绕这些产业建设有效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措施,形成某一行业的关联企业群,从而吸引相关联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2)结合自身情况,有意识地通过政策的倾向,尽可能将同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引入同一地区,形成外资产业集聚;或引进外资龙头企业,进而吸引其下游配套企业,从而逐步增强集聚效应。之后再通过现有外资的集聚,吸引更多相关联的外资进入。(3)建立与完善服务体系,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帮助外商克服远距离经营和不熟悉东道国经营环境所产生的困难。这些服务体系可以包括融资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物流仓储服务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等。上述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可促进服务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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