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学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大众传播学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大众传播学范文第1篇

一、日本生态动漫——《幽灵公主》

影片讲述了虾夷族少年阿席达卡为救村民一箭射杀魔祟神而受伤招致诅咒，而魔祟神因山猪的仇恨而生。森林里的山猪遭人类枪炮射击，痛苦难耐，怨恨难抑，戾气穿透全身化作万千仇恨触须，所到之处，万物凋零。影片一开始便以这样黑暗混沌的仇恨开始，似乎一开始便告知人与自然终究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状态。

阿席达卡以外乡人的身份介入到了幽灵公主珊与女城主幻姬之间的冲突中。幽灵公主是人类的弃婴，由犬神莫娜抚养，她与森林是一体。在幽灵公主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与自然“共生”的期望，只是这个共生从一开始便灌注着仇恨的血液，我们看到幽灵公主身上的勇敢与无畏、美丽与矫健，可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情的命运，看到幽灵公主对于人类的不信任，对于人类尚存爱意的恐惧，这也许透露出宫崎骏心中对于“共生”理念的不信任。

而女城主幻姬，一看似乎是西方文明入侵的典型象征，拥有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传来的枪炮技术，吸收全球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入侵森林成为时代火速前进的必然。在幻姬的带领下，有尊严的生存意味着，摆脱武士阶层的压榨，远离城市，进驻森林，建造自己的达达城，伐木炼铁，生存下去。这里，我们看到人类在绝望的境地下最卑微的欲望是生存，而此时的生存不可避免的是向自然索取。宫崎骏并没有在影片中谴责幻姬带领下的这种绝地逢生的生存模式，事实上纵观日本历史可以发现，日本人血脉中的森林文化即是从森林中汲取物质，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绳纹时代是以照叶林文化、袍栎树林文化等森林文化为基础，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形成了稻作文化，进而发展到各种现代文化。

宫崎骏在最后并没有给出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他是理性和悲悯的，他让森林恢复原样，绿荫葱葱，留给幻姬生命让她重头再来；幽灵公主和阿席达卡逐渐相爱却依旧分隔森林与达达城；游僧恐惧于森林之神的力量，最终却叹息没有取得鹿头。一切的问题都存在着，留给自然哭泣，留给人类警醒，人与自然之间没有纯粹的共存，这样的悲情是整个人类不得不直面感受的。

二、美国生态动漫——《老雷斯的故事》

好莱坞是美国电影业的代名词，以电影动画为主的美国动漫，依托于好莱坞电影基地，形成了独具美国特色，与日本等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产业模式和动画特点。在生态动漫方面，美国动漫可以说是早已涉及且延续至今。

电影《老雷斯的故事》根据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的原著改编，是一个环保寓言，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胶胶镇（Thneedville）的地方。只是，树木、草地全由树胶工厂制造，内置电池发出绿光；生活垃圾深埋地底，水源污染被当做乐事；居民热衷购物、玩乐、购买新鲜空气；这样看来，这几乎是一个高科技主宰下失去生态自然的“美丽新世界”，在工业巨头奥海尔的控制下，巨大围墙里生活的居民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早已寸草不生，乌鸦满天，而影片主人公泰德为寻找女孩奥德利心中真实的树，离开家乡逐渐知晓关于老雷斯的故事以及胶胶镇是如何建立在森林毁灭的道路上。

在电影《老雷斯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年轻气盛充满抱负的万斯·勒尔先生为得到制作衣服的原材料——Truffula树而召集大家砍伐了整个森林，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王国；看到了阴险狡诈却受居民爱戴的奥海尔对市场的热爱以及经济增长无限制的推崇，即是让城镇污染更加严重从中换取售卖新鲜空气的巨大利益；也看到了勇敢的泰德为了重现绿色城镇而抵抗统治保护最后一粒树种。整个电影的叙事中，环境的悲剧与重建都设定在了个人自由的内在缺点与优点上，把个人责任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影片展现了一个人自由内心的转变，年轻的万斯·勒尔先生在践踏自然不可再生资源的道路上建立起庞大的工业王国，最终意识到这一致命性的错误并托付泰德利用最后一粒树种还原整个森林，营造健康舒适的生活。

三、大众传播促进动漫生态意识的传播

1、议程设置

麦克姆斯和肖所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有意集中报道某些问题，而忽视另一些问题就能够对受众产生影响。而受众往往倾向于关注和谈论传播媒介所给出的议题，并按照传播的先后顺序给各个议题定下一个传播者需要的重要性排列。因此大众传播可以通过转移受众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前后次序，从而间接达到影响舆论、左右人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目的。

我们在宫崎骏的动漫电影里可以发现这种议程设置的现象，宫崎骏的作品中往往布满了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矛盾冲突，让受众一开始接受影片信息就感知人与大自然的不和谐之处，把受众引领到一个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的人类社会。在影片的部分，又进入了宫崎骏个人对于人类破坏大自然的反思，揭示出生态环保的重要性，在影片的最后给出一个理性的结局，并让受众感受到生态意识的重要性。

2、使用与满足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倡导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同传统的讯息如何作用受众的思路不同，它强调受众的能动性，突出受众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并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个人的需求和愿望。

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娱乐功能，满足着受众的需求。好莱坞的动漫电影也不例外，在生态动漫制作方面，美国动漫有效的结合了电影的娱乐功能，受众的观影需求，以及生态意识的传播。在《老雷斯的故事》里，动画人物的形象均是广大受众喜爱的可爱形象，如金鱼、小熊；影片的故事情节也符合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偏爱冒险，影片中男主人中独自出城找寻种子的历程正是冒险的旅途。在此之外，影片所变现出来的生态意识也在剧情的一步步发展中缓缓向受众表达出来。

四、我国生态动漫的传播及现状

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动画片的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质量却远远无法与国外动画相比。近20年来，在动画电影方面，稍具影响力的大概只有《小倩》、《宝莲灯》、《麦兜故事》系列、《摩比斯环》、《喜洋洋与灰太狼》系列。在总体数量上升质量不佳的情况下，涉及生态领域的动漫少之又少。唯一值得一提的两部动漫电影《长江7号爱地球》、《梦回金沙城》虽然与生态主题沾边，通过画面展现大自然的美丽景象，而没有在影片中渗透环保主题以及生态意识建立的重要性。事实上我国动漫所存在的问题直接决定了生态动漫的发展状况。主要体现在：

1、缺少创新意识

当前，国内很多所谓的原创动画都是简单的模仿，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语言风格、画面质感等方面都有比较多的“崇日”、“崇美”等痕迹。有内涵的中国文化在现今的国产动漫片中几乎没有什么体现，更别说我国所倡导的和谐生态理念。动画片的制作偏重于说教，画面表现粗糙，缺乏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动画从业者的整体素质不高。

2、受众定位长期错位

我国动漫长期将受众定位于13周岁以下的儿童，动漫的功能也仅仅被限定为教育儿童。这种狭隘的受众定位和功能限定，导致国产动漫制作水平、思想观念，艺术水准长期定格在一个较低的层次而无法提升，阻碍了我国动漫产业消费群体和市场的扩大，并造成了我国动画的畸形发展。当前的动漫，早已超越了儿童的世界，成为越来越多的成人的娱乐产品和一种生活方式。

3、产业链不完整

近年来，国家为推进动漫产业的发展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从体制、政策、市场管理等方面明确了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思路，并试图构建立体化的播映体系，培育动漫交易市场，以充分调动国内动画制作和播出单位的积极性。然而，体制上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仍然导致了许多问题，比如，有些动漫机构打着动漫产业的幌子建立形象工程，不进行原创作品的开发，而依靠做教育片、区域宣传片、文化片、政府形象片等来获得政府的补贴。

参考文献

①牛实为：《人文生态学》[M].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

②李世书：《生态学的自然观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③余谋昌：《生态文化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④卢斌、郑玉明编：《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2》[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⑤李朝阳：《中国动画的民族性研究—基于传统文化表达的视角》[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大众传播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学传播；大众传媒；张爱玲热

大众传媒诞生于商品经济背景下，以满足市场需求、消费群体兴趣为导向，其不仅是单纯的载体，更以媒介特性影响着文学传播形态，表现出“浅层化”“符号化”“泛娱乐化”等特点。

一、文本的“误读”与“浅化”

大众传媒对文学内涵的“误读”和“浅化”，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中有颇为集中的体现。从本质上看，这是由传媒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影视是以声画为主体的符号系统，其生成与传播，是对原文本文字符号的解码与再度编码。一方面，由于解码者与原作者的差异，解码过程可能出现“谬误”；另一方面，影视的图像表达直观性强，少了文字的“韵外之致”；再者，大众媒体以普通人为受众，注重通俗化，其对文学传播的介入将直接导致文学“阳春白雪”内涵的消解。

以《倾城之恋》为例，首先，从故事内容上看，原著以反讽的方式、冷峻的笔触讲述了一对世俗男女的情爱斗法，其结局是一段看似美满、实则凡俗残缺的婚姻故事：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从整个故事来看，张爱玲以不动声色的叙述着力表现的是人性的自私冷漠、亲情爱情间的勾心算计，“整个故事是一曲对世俗世界爱情、亲情沦丧的无奈凄清的挽歌”。

然而同名电视剧以洋洋洒洒的36集，在白流苏与范柳原相遇之前增加了大量情节，甚至包括白流苏与唐一元的婚姻、范柳原与洪莲的初恋等，最后更是构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范柳原深情地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白流苏亦发出爱的誓言：“我和柳原的姻缘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倾覆而获得的。我们在苦难中相知、相携，更相爱。我希望战争永远都消亡，希望我和柳原的爱情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永不摧毁！”

开头情节的增设，结尾直白而深情的对白，无疑“具化”了范白的爱情，却将无边的苍凉变成了“公主王子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肤浅肥皂剧。

其次，从人物塑造上看，张爱玲一贯表现的都是没有大善大恶的普通小人物，具有极强的生活感。拿主要人物范柳原来说，张爱玲将其定义为“不过是个自私的男子”，其擅长风月，也渴求情爱，却不愿受婚姻的束缚，可以说是张氏心目中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而电视剧中，却通过范柳原元与洪莲的爱情、与邱律师的交往、与白流苏的邂逅等场景将范柳原塑造成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对朋友两肋插刀、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加“痴情种子”，这无疑违背了张爱玲对男性的解读。

最后，从潜在内蕴上看，白流苏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依附。小说从白流苏的视角，描绘白公馆的破败与颓废，体现的是女性面对青春老去、生死更迭的失落与挣扎，是生命意识的彰显。而影视剧更多表现的仅是“完美爱情故事”“新旧生活方式冲突”等相对浅层的主题，可以说，影视剧版的《倾城之恋》虽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性，却也将一首苍凉的“挽歌”唱成了热闹的“赞歌”。

二、作者的“符号化”界定

忆起张爱玲，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小资”，而这种“符号化”的界定，实则得益于大众传媒在传播过程中“以人造势”的议程设置。

出身名门的张爱玲不仅天生丽质，且善于衣着，其从内而外透露出的贵族气质与以讲究“情调”为特征的小资情愫不谋而合。在当时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在“消费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神话被许多人所迷恋、所向往的双重背景下，张爱玲意外地满足了一些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好莱坞电影中‘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人群，以及更多的物质上虽然不够但精神上却提前中产阶级起来的人群对‘中产阶级气质’的一种想象。”

故而，从最初进入大众视野，媒介即对张爱玲的走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其抓住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大众向往“中产阶级生活”的心理，从张爱玲的传奇人生中提炼出“小资”因素，并加以放大和凸显，其将张爱玲冠之以“最后的贵族”等颇具雅致落寞情调的名号，成功地将张“符号化”。

《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是张爱玲作品在内地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14册封面以张爱玲的14张照片为背景，用略显发黄、粗糙的纸张营造出仿旧的效果，精致的装帧设计，书名“典藏”二字对文化品位的提升，均推动了张爱玲形象的建立。继此之后，团结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张爱玲画传》，配图展示其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及颇有造诣的书画作品，更为“张爱玲小资符号”的形成推波助澜。在此前后，诸多出版社接连出版关于张爱玲的图书，甚至包括张爱玲语录，连番“造势”将张爱玲打造成为“时尚小资”生活的代表，使其成为小资阶层相追逐效仿的偶像。可以说，持续升温的“张爱玲热”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范畴，而变成大众传媒所打造的一场以张爱玲为品牌的文化符号消费。

三、传播的“泛娱乐”倾向

80年代消费型社会背景下，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学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泛娱乐化”趋势。文学作品包装带有很强的炒作性，这在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所掀起的“张热”中有突出体现。

且看《小团圆》出版附近的相关媒体报道：2月，《北京青年报》发表《张爱玲最神秘作品〈小团圆〉“违约”出版》，对张爱玲生前欲以销毁《小团圆》的话题加以渲染；3月，《青年周末》发文《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港台出版幕后揭秘》，称“这是第一次，你可以从张爱玲的角度了解胡兰成”；4月，《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小团圆〉：一个更真实的张爱玲》，围绕“最接近张真实生活的小说”发表议论，将之喻为张爱玲的“内心独白”……

围绕《小团圆》的出版，众多报道立场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张爱玲与小说人物盛九莉的对应关系探讨中，集中于张爱玲欲销毁《小团圆》的花边新闻上，带有很强的“猎奇性”。这部小说从出版之初起，将其推向“炙热状态”的本因并不是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得益于媒体对“张爱玲最神秘作品”的炒作，该文本中隐射出“张胡之恋”的“娱乐传奇因素”才是传播的“主角”。

再纵观近年境况可以发现，《小团圆》的“泛娱乐化”其实并非个例。大众传媒关注张爱玲，在很大程度上已然从文学作品转向了感情、生活，张爱玲文学传播演变成为张爱玲传奇生活信息的传播。在“张爱玲热”于大众传媒背景下兴起之初，媒体围绕张爱玲的身世、爱情、婚姻、去世等等，安排了一系列公众兴趣昂然的话题，如“张爱玲的传奇身世”“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张爱玲是小资吗”等。这些多以探寻、争鸣、研究论文或猎奇等形式，铺天盖地般出现于报刊、杂志、电视荧屏、互联网等媒体中。

从很大程度上看，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介入，促成了“看张”“读张”的热潮，但这种“读”与“看”更多地开始转向文学之外的“衍生物”，而非文学本身。媒介的消费性、大众化与多元化，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再解读”与解构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李校争，郭兰英.从终点退回到原点――电视剧《倾城之恋》对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解构[J].美与时代（下），2010（3）.

大众传播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学热；大众传媒；传播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国学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并随即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新一轮的“国学热”。现代社会中，作为文化载体的大众传媒广泛普及并高度运转，大大促进了信息传播领域的发展，成为“国学热”的有力助推器。研究大众传媒时代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有助于推动国学更广范围的普及与更深层次的研究，从而在人民群众中更好地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增强我国民族软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国学复归及其必然性

由于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国学”一词至今在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精准的定义。在古代，国学指代国家设立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记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唐代韩愈在《窦公墓志铭》中亦有“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则是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借用汤因比的‘历史文明’理论来说，中国国学的诞生，主要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提出的‘应战’之举”[1]，“国学”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的产物。多数人认为国学定义始见于章太炎的《国学概论》，曾为国学下定义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的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这里为国学下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广义上的国学，“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不仅包括传统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术领域，还包括音乐、书、画、建筑等艺术领域，医卜星象等自然科学领域乃至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期，借助当代大众传播媒介，掀起了新一轮国学文化热，至今方兴未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思考。本文中笔者所理解的国学指代的是狭义下的国学，即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艺术。

国学热在大众传媒时代出现并非偶然，它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可得出以下原因：

首先，受众因素。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与反映者，是媒介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受众的接受程度是传播效果的主要体现。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开始转向对精神文化消费品的需求，人们要求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艺术，满足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开放的社会机制与环境为人民群众的多元价值观提供了条件，但也会造成各种价值观交织、思潮激荡，甚至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的社会现象，而国学中的观念与思想特别是儒释道伦理则为人们提供了心灵的依托，帮助人们树立主流价值取向、找到现代社会生活的个人坐标，重新构建信仰体系；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世界各国广泛设立了“孔子学院”以了解“中国形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国学热”受到广泛关注。

其次，大众传媒因素(传播者)。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一些重要的‘稀有’公共传播资源，例如广播、电视使用的电波频率等，也是国家以某种制度方式委托给传媒组织专用的”[3]。国学是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积累的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大众传媒利用传播特权传播国学信息，进行舆论引导与宣传，以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此外，传播中国文化应当是一种历史责任，中国应当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作出民族的贡献。[4]大众传媒通过国学形象的塑造，来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了解，树立我国国际形象，增加国际影响力。

最后，传播媒介因素。麦克卢汉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5]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社会，信息的高度浓缩与密集促使传播媒介不断融合翻新，这也为国学热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国学形象的主要媒介传播方式

通过对有关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典型事例的搜集与分析，笔者发现国学形象有以下五种主要媒介传播方式：

文化名家通过电视讲坛方式解读古典名家名著。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为例，该栏目自2001年7月开播以来，先后邀请一系列教授、学者解读古典名家名著，他们以当代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内，将传统上晦涩难懂的古典文学和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广大观众，使历史上藏匿于深宫后院的故事飞入了寻常百姓家。2006年，《百家讲坛》被评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仅次于《新闻联播》名列榜眼。《百家讲坛》既收获了优异的收视佳绩，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美誉度。电视让学者有为，学者让电视深刻，《百家讲坛》秉承着“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的宗旨使得大众媒体与高雅文化成功联姻，成为2006年、2007年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嫁接脱口秀等新形式出现在创新综艺节目中。2011年伊始，湖南卫视推出了中国第一档姓氏文化深度解读节目――《非常靠谱》，该节目邀请于丹、纪连海等十几位观众喜闻乐见的专家、学者组成“摆谱团”，通过“姓名堂”、“最姓我”、“全家福”三大节目板块，以姓氏为包装，展示百家姓中家族的传奇故事、家族绝活与家族杰出人才。较之电视讲坛类型节目，《非常靠谱》邀请明星与名人参与现场互动与点评，增加了节目的趣味性与互动性。此外，该节目由娱乐主持大哥汪涵担纲主持，增加了看点。《非常靠谱》采用当下更为时尚、新潮的脱口秀互动形式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冷门的姓氏、家族文化，以“百姓主题、群英摆谱”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道高端文化大餐。

另外，湖南卫视以脱口秀形式打造的《百科全说》，将中国经典中医养生知识嫁接于轻松搞笑的综艺节目，使观众在开怀一笑间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还有《天天向上》中的夫子国学也在寓教于乐、雅俗共赏中塑造了国学形象。

电视剧、电影翻拍经典著作。近几年来，电视剧、电影行业对传统文化领域的选题呈上升趋势，2005年《汉武大帝》中展示的汉文化带动了一阵“汉学热”，2007年，国人掀起了翻拍四大名著的热潮，《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新时代的光影技术下再次演绎视觉盛宴，2007年《贞观长歌》再现大唐盛世。在电影方面，以打响2009年贺岁档第一炮的《花木兰》为例，该影片重新打造国学经典中妇孺皆知的典型形象花木兰，用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感人本土传奇唤起国人心中的深厚民族情结。这部古装传奇巨著上映后，在获得过亿的票房佳绩的同时，也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2010年3月21日，《花木兰》还同《赤壁》、《建国大业》等逾百部中国优秀电影当选《电影看中国》系列产品，作为历史中国的部分展示中国形象。根据墨子“兼爱”、“非攻”、“尚贤”思想改编的影片《墨攻》、根据梅兰芳先生一生艺术之旅改编的《梅兰芳》、戏说赵云的《三国志之见龙卸甲》等传统国学中的经典题材也陆续被搬上银幕。

平面媒体适时出版同类题材相关读物。借助《百家讲坛》的东风，中华书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整理于丹讲稿，适时出版了《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论语〉感悟》、《于丹〈庄子〉心得》，2008年于丹和孔健的《论语力》也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于丹热”向人们席卷而来。200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上，《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品三国(下)》高居排行榜前三名。①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代替了艰深难懂的文言文，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得几千年前的经典读物在现代视角的重新解读下有了普适性的意义。

国学形象借助网络、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新兴传播媒介形式出现。2006年，百度开设全球首个国学频道，免费为广大网友提供国学相关信息的特色搜索服务，提供高品质的古代文化典籍在线搜索及阅读功能，千年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新浪网则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交换学习国学心得感悟。

五种国学形象媒介传播方式的特点

各种媒介相互策动，使得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在飞速发展的传媒时代，媒介资源呈现出丰富化的特征，新旧媒介交织，媒介功能日益融合。在国学形象呈现的过程中，既有传统上的平面媒体、地上波广播电视，也有卫星广播电视、电子出版物以及互联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多种媒介传播方式为国学形象的呈现提供了多元渠道。

借助多种媒介传播方式，国学普及呈现“大众化”、“通俗化”。由于年代久远，传统国学形象在大众心中多是抽象的意象，给人以艰涩冰冷的陌生感，而经过现代媒介的全新解读，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平民百姓的距离，例如，《百家讲坛》利用悬念化的图片与文字配合讲解，适时配有震撼人心的背景音乐，强大的视觉冲击迎合了受众的感官需要，使受众置身其中，学者平白易懂的话语将经典大众化、通俗化，“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同时，一般人几乎很少有机会深入大学聆听专家讲座，也不可能经常性阅读专业性书籍，电视讲座及其相关书籍等大众传播方式为大众提供了这样一条走进文化、走进传统经典的便捷途径。

传统文化与时代意义相结合，赋予国学形象新的解读视角与指导意义。任何时代的理论只有结合新的时代背景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媒体呈现出的国学形象结合当代环境新特点，拥有了实际性的指导意义。在讲述《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时，结合我国国情，于丹指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每一个人的不同声音和谐地融入大的集体的声音中去。专家学者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在总结国学理论精粹的基础上，向受众传播新视角下的传统文化与艺术。

大众传媒时代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使得“国学热”出现“暴力化”、“快餐化”、“商业化”的趋势。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文化与商品开始有机结合，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商品进行生产与消费。在市场化、商品化、利益化的过程中，传播媒介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进行再生产、包装、销售，国学在大众传媒利益的驱使下，将抓住受众眼球作为唯一目的，将国学内容扭曲化，传播低俗、不健康、不道德的所谓“国学”内容，使国学变得日益“商业化”、“暴力化”。与此同时，在读图时代，快速的生活节奏使受众往往没有时间与精力处理爆炸式弥漫的信息，更不会耐下心来阅读往往晦涩难懂的深奥知识，大众传播媒介将国学打包，变其“快餐化”、“视觉化”来满足受众对相关文化的需求。中国国学是中华民族通过数千年的积淀、诠释、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想真正吸收其精髓，必须真正潜下心来，仔细揣摩研读才可领悟，仅靠“暴力化”、“商业化”的“文化快餐”有时不仅不能得到纯正的国学知识，甚至会形成错误的价值观。这既要求受众提升自己的分辨能力，也要求大众传媒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加强自身媒介素养，坚守媒介应有的文化操守，真正为大众提供一片解读文化的净土，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注 释：

①2007年12月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中国新闻出版报》。

参考文献：

[1]黄保罗.从欧美视角看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大国学”[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3-04(013).

[2].《国学季刊》发刊宣言[J].国学季刊，1923（2）.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7.

[4]邓青，李敬一.论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发展[J].新闻爱好者,2009（10）.

[5]D.J.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85.

大众传播学范文第4篇

考试相关安排：

1.考试时间：笔试时间：2016年3月12日-3月13日上午

复试时间：2016年3月13日下午-3月17日(具体安排详见公告)

2.考试地点：成都中医药大学十二桥校区

3.考试成绩预计将于4月中下旬在我校研究生院网页上公布，不再出 具书面成绩通知单。

大众传播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文化传播 现状及对策 行动研究 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

一、前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已经成为21世纪大学英语教育中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要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不仅需要学习理解目的语文化，更应该学习母语文化。而且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各种专业知识的人才是与世界进行交流的主力军。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中，学习中国文化，提高大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本文在调查中国文化传播现状的基础上，开展中国文化传播教学行动研究。研究过程中，采用各种策略，不断调整完善，以提高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及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二、理论依据

1.交际能力理论。“交际能力”最初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针对Chomsky的“语言能力”提出的。他认为一个人在交际的过程中，不仅能按本族语的习惯说出符合语法的句子，而且能在一定的场合和情境中恰当地使用语言形式，这就是交际能力。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交际能力是一个人运用各种可能的语言和非语言（如身势语、面部表情等）手段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的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体现了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它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包括：语言知识、认知能力、文化知识、文体知识、情感因素及其它知识。

2.跨文化交际理论。美国学者Larry等人将跨文化交际定义为“文化知觉和符号系统的不同足以改变交际事件中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既可以指“跨”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或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交际，也可以指“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交际等。

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者众多。国外以英国学者Byram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最具有影响力。他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跨文化能力4个子能力，其中跨文化能力又包括技能（解释/关联技能、发现/互动技能）、知识、态度和批判性文化意识4个要素。我国学者文秋芳教授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个部分，其中交际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和策略能力3个子能力，跨文化能力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3个层次。

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21世纪的时代特征，任何希望参加国际事务、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的国家、民族和机构都无法回避这一时代特征所提出的挑战。就个人而言，无论从职业发展还是个人素质来看，培养和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设计

1.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2015.1-2015.6）：调查研究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传播现状。研究工具有：两套权威大学英语教材、教师访谈提纲、大学生中国文化知识测试卷及大学生中国文化意识及英语表达能力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一是，大学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内容比例太少;二是，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熟悉度不够，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也欠缺;三是，学生中国文化意识较强，但相对于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学生对中国文化不是很了解;四是，教师认识到中西文化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但因课时量有限，语言教学比例远大于文化教学比例，而中西文化对比，中国文化教学用时更少。

第二阶段（2015.7-2015.12）：第一轮行动研究。第一轮行动研究为期一个学期，围绕行动研究过程几个核心步骤，从发现问题，调查现状，提出策略，到制定行动研究方案，实施行动研究方案，再到评价与反思。通过制定课程标准、改变教学流程、丰富课堂语言文化教学活动、确定教学内容（一般用途英语，主要是教材+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专项教学）、完善评价体系（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等措施开展教学行动研究。

第三阶段（2016.1-2016.6）：第二轮行动研究。第二轮行动研究在第一轮行动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参照学院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体系要求，教学内容为一般用途英语+行业英语+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专项教学。

2.研究问题。本项目重点研究中国文化传播对策。基于中国文化传播现状的调查研究，开展中国文化传播教学行动研究，帮助大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因此，研究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教学行动研究能否提高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二是，行动研究能否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3.研究对象。第一阶段，调查研究阶段，研究对象为本院2014级非英语专业随机抽取的310名学生及20名高校英语教师。第二、第三阶段，研究对象为141报关和141国贸两个自然班，共87名学生，其中141报关学生人数42人，141国贸45人。

4.研究工具。

（1）大学英语笔试、口试试卷各三套。笔试试卷题型参照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包括写作、听力理解、阅读理解、翻译，分值设为15分、35分、35分和15分，共计100分。口试分值设为20分，口试内容、评分标准及口试流程参照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采用计算机化考试。笔试和口试合计120，旨在全面考查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综合应用能力。

（2）中国文化知识英语表达能力测试卷三套。每套试卷三大题，满分100分。第一题，短语、词组英汉互译。第二题，句子英汉互译。第一、第二题分值各为40分，测试内容涵盖中国节日、饮食、风俗、旅游、谚语等等。第三题，中国节日介绍，分值20分。要求学生用英语简要介绍中国节日，字数80-120。

5.数据收集。在第一轮行动研究前、后及第二轮行动研究后，对学生进行英语笔试、口试及中国文化知识英语表达能力测试。笔试试卷回收情况极好，三次全部回收。三次口试，均没有学生缺考。数据有效率达百分之百。按照三次测试时间先后顺序，定为前测、中测和后测。用SPSS22.0统计软件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合形成性评价，检验行动研究效果。

四、数据分析

1.英语成绩前中测、中后测比较。表1为英语总分前测、中测和后测数据。前测、中测比较，即第一轮行动研究前、后比较，对英语总分均值做双侧配对T检验，前测均值为73.02，中测均值为79.08，中测高于前测，且P值等于0.000，小于0.05，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说明中测均值显著性高于前测，即表明经过一个学期行动研究，学生英语水平有显著性提高。

两个学期后，即第二轮行动研究结束后，再次对学生进行英语测试。中测、后测均值分别为79.08和87.02，后测高于中测，均值双侧配对T检验显示，P=0.000

表1 英语成绩前中测、中后测比较

N Mean Sig.（2-tailed） N Mean Sig.（2-tailed）

英语总分 前测 87 73.02 0.000 中测 87 79.08 0.000

中测 87 79.08 后测 87 87.02

2.中国文化知识英语表达测试成绩前中测、中后测比较。中国文化知识英语表达测试成绩见表2。前、中测测试成绩均值双侧配对T检验，第一、二、三题和总分均值分别为27.39/30.63、23.72/25.71、9.16/9.98和60.28/66.32，中测都高于后测，P值都等于0.000，小于0.05，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这说明第一轮行动研究后，无论是短语、词组、句子英汉互译还是中国节日英语介绍方面，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都有显著性提高。中测和后测比较，总分和三大题后测均值都高于中测，而且P值都小于0.05，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说明第二轮行动研究效果仍然显著，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持续在显著性提高。

五、结果与讨论

上述数据表明，两轮行动研究效果显著，开展中国文化传播教学行动研究能够提高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能够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结合学生自评、互评等定性分析，行动研究效果显著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文化教学突出。教学内容增加了中国文化知识专项教学，弥补了大学英语教材中国文化的缺失。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以专项教学形式融入课堂，学生一点点吸收中国文化英语表达，逐渐提高了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二是，教学目标明确。新制定的课程标准，除培养学生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外，还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并掌握一定的中国文化知识英语表达，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三是，多种方法策略融合。行动研究过程中，教学方法多样、多种具体的语言文化学习策略、评价方式的改变等等措施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这些教学方法、学习策略等的不断调整，逐步完善了教学行动研究过程，使教学效果取得了最大优化。

六、结语

中国文化学习与传播意义深远。其一，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传播，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专项教学，结合教材西方文化，有助于学生加深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学习和理解，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养，满足了当前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其二，中国文化的学习，加速了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广为传播。大学英语教学中，学习中国文化英语表达，不仅有助于中外文化跨文化交际平衡平等，也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总之，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跨文化交际人才，大学英语教学必须适应时代要求，不断深入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中国文化学习与传播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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