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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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范文第1篇

大众传播所带来的功能异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传播既是指讯息从传播者流向受传者的传递,也是指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的过程,但这两种现象具有不同的社会学意义。人类早期传播活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它对于早期人类来说具有某种本质合理性意义,传播在本质上体现着“为人”的价值。这样的传播活动不可能是信息单向流动,而只能是建立在意义协商交换基础上的信息互动与共享过程,通过这样的传播,人类的整体生存经验得到丰富,人类的现实生存也才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信息传递只是人类整体传播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意义的协商、交换与共享这样的界定更接近于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性存在这样的本质。

以人的尺度为价值取向,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必然强调各主体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传达。但是随着大众传播的出现,人类传播行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信息的自由流通逐步衍生出某些“非人”属性。由于印刷机、无线传输技术、光纤技术、电子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传播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广泛运用,信息的自由流通水平显著提高,大众传播由此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职业,传播者随之演变成一个以传播为业的行为集团。在传播的这个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原始意义上作为意义互动协商的传播演变成大众媒介的独自发言、受众被动接受这样一个信息单向流动过程,具有主体性与参与意识的受者因此也演变成匿名的沉默的大众。与此同时,传受双方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过去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演变成传者主动信息进而拥有支配性地位、受者因接收信息而形成对传者的依附性这种不平衡关系。于是,众多普通社会成员由于成为传播受者而几乎完全失去了表达思想、交流其与他人及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个体经验的可能性,他们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主体性地位基本丧失,其主体性作为的最高表现只能是选择某些特定的内容接受或不接受。

跨文化传播的双重鸿沟。作为现代现象,跨文化传播主要表现为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信息传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间的个性差异及其文化中人的顽强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成了跨文化大众传播的阻碍性力量,为了越过这个障碍,生产某种迎合人类普遍文化需要的媒介产品也就成了实现媒介经营全球化战略的必由之路,而真正能够超越文化差异性、体现人类普遍性的,只能是那些满足感官生理愉悦与浅层次需求的娱乐化媒介产品与消费性大众文化。在实践中,精于生产这种文化产品的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众媒介。经济发达国家和它们的媒介大公司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和文化市场中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们强有力地支配着全球大众传媒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传播面临着双重鸿沟:一方面,世界化的大众传播对受众主体性的剥夺使传播的交流协商机制受到损害,单向度的传播销蚀了受传者的个体主动性和丰富性,而使其成为跨文化传播语境中一个极度同质化的抽象符号;另一方面,不同质的文化差异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天然屏障,加上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等因素的作用,以及不同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地图上的位势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渗透与抵制、曲解与误读,信息自由流通的合法性地位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基本准则已经动摇。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悖论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历险不仅仅发生在个体层面,文化群体如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更大的文化群落同样会面临文化隔膜、文化误解的跨文化情境。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某种冷战后时代,以意识形态差异为分野的世界格局被打破,诸种以文化差异性与文化误解为根源的跨文化冲突日益成为跨文化伦理的叙事主调。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现代社会“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之间人民之间的冲突”。如果当代最具高度组织性的文化实体――民族国家、区域性国际组织等再以其文化本位意识介入甚至煽动文化对立情绪,这种文化冲突就表现出更大的危险性。

实际上,民族国家等文化实体将跨文化传播尤其是跨文化大众新闻传播作为有效手段纳入其对内对外政策体系、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威望,正是20世纪以来政治文化现象的典型特征,跨文化传播也因此成为国际政治学创建者摩根索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核心内容。在摩根索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与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的政策手段,实施这一手段的国家通过向他国人民兜售、散播本国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与文化形式,努力“征服和控制人们心灵”的方式,以“改变两国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样看来,世界各国都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倾向,以谋求本国的基本价值观在最大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为达到这一目标,宣传性传播在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活动中被普遍使用,跨文化传播也因此沦为宣传,即“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形式,来控制意见”。基于此,20世纪被德国学者韦尔克称为“宣传的世纪”。

但是,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个性及其发展水平的差异,他们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文化结果迥然不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内拥有的主导与支配地位在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过程中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成功,透过他们的文化视野所描述的世界几乎成为世界的真实面貌。通过把自己描述的世界现实化,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阐释世界的方式也在跨文化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有关当代跨文化传播文化伦理的激烈争论。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及其知识分子一直坚持信息自由流通以实现文化普世价值,他们反对建立信息壁垒以阻挠文化与信息在文化间的自由流通。发展中国家以及英美以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大力鼓吹以信息和保护世界文化多元体系为中心价值的世界信息新秩序理论,以反对美国化文化的跨文化蔓延。但正如以解读迪士尼产品的美国支配性而著称的马特拉所指出的,这种新秩序理论同样存在着“道义可靠性不足”:“有些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大声疾呼一种新的传播秩序和以文化身份的名义创建统一信息的通讯社,同时也不放弃在内部压制言论自由、拘捕记者、禁演电影或电视节目。”马特拉看到,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新秩序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了其国内藏污纳垢的避难所。作为文化相对主义正当性的反证,吉登斯注意到阿富汗所奉行的伊斯兰教法对于妇女着装、举止及私人事务的严苛规定。他问道:“文化相对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的习俗和行为都同样合理?”通过对当代文化简单考察就可以发现,在世界某些文化体系内,种种否定个体价值、否定人的主体性意义的反现代文化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样,如果在跨文化传播中片面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这些反现代现象伦理价值的肯定。而且,由于文化多元主义强调每个文化体系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尊严,在当代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等流动的现实情境下,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诉求的低位势特定文化所能采取的反应,就其消极表现可能是关闭文化边界,以杜绝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蚀;就其积极表现则可能是把维护本文化的绝对尊严推向极致,从而走向种族主义以抵制、对抗甚至攻击一切异己文化。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目标

在当代情境下建设符合“为人”的跨文化传播伦理基本准则,我们必须在信息自由论与文化多元主义基础上超越其片面性并寻找新的道路。但是,由于传播参与者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挑战其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所带来的心理不适,避免种种外在和内在的文化冲突,实现真正体现人的主体和意识的跨文化传播也并非易事。因此,强调“为人”的传播,强调传播中人的主体性地位,首先必须克服文化身份所赋予传播参与者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放弃自身文化作为评判他人及外部世界唯一标准的优先性地位,努力实现克里夫兰所说的“对差异的愉快承认”。

另外,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同样在跨文化传播中通过移情及相互移情发挥积极作用。就其最直观的意义来看,移情是指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他人的感觉,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移情也就是传播参与者暂时悬置自我的文化视界而通过他种文化的生活思维方式感知、认识、判断世界,体验他种文化的身份认同,然后再回到自我文化的情境中审视这一过程。显然,移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需要个体主体性的极度发挥。凭借移情,个体在文化界河两岸来回往复,从而获得某种超越自我文化与他种文化各自局限的新的品性,双脚平稳地踏行在文化界河的两岸。

“为人”的传播强调每一个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谋求在传播者之间建立某种具有主体间性的相互关系,这一目标在大众传播成为跨文化传播主要形式的今天,显得尤为艰巨,但也尤为迫切。这一方面源于当代跨文化传播文化处境,另一方面也源于当代社会现实为我们设置一些与以往历史截然不同的全球性议题。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把它们归结为四种与文化传播有关的人类需要。史蒂文森认为,当代生活诸如全球经济的运作、全球变暖的科学论证、全球性疾病如艾滋病的预防等复杂性尽管远远超出了一般公众的理解能力,但文化内爆使它们成为平民百姓的文化世界,现代公民需要知道这些专业知识的当今信息,大众传媒有责任提供相关专门知识及专家的指导。这种需要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提供了明确的合理性依据。但同时史蒂文森表明,即使遥远的“他人”也有表述自己需要的权利,对于我们而言则有着倾听这种表述的需要。忽视了这种需要,“我们”就无法判断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长远利益。因而,即使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也应受到充分的尊重。

为人的而非为物的原则、对话的而非支配的原则、和平的而非冲突的原则。为人而非为物乃是我们评估跨文化传播伦理价值的最基本要求,它强调大众媒介应该建立以满足人的知与表达的需要为核心价值的公共传播体系,从而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与意义资源共享的平台。这样,信息的自由流通就应为人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与文化资源,而不是摧毁人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信息也应成为保护个体文化及其文化中人的文化个性与文化尊严免受外来文化侵凌的屏障,而不是以维持愚民或封建化统治为目标阻碍信息流通的闭关自守与信息锁国。通过跨文化传播,文化或者说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也将获得进一步的拓展,作为主体的人因此才可能逐渐从自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人的主体性因此才可能获得无上的自由。

“为人”的传播必然要求跨文化大众传播彰显各文化主体间的对话意识,认为当代跨文化传播现实中世界文化地势图上高位势文化通过跨文化传播对低位势文化的文化侵略与文化支配有悖于跨文化传播的基本伦理原则。如果某一文化体系作为整体受到异种文化的侵凌与支配,其文化中人的可能选择只能是,要么附庸外来文化的影响进而沦为异己中心主义者,要么强化自身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从而滑向本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

最后,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此后众多带来重大人员伤亡、文明倒退甚至种族灭绝的局部战争等惨烈事件之后,促进沟通、控制冲突、达致和平因此成为当代跨文化大众传播必然的历史使命。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行为,实现“跨文化冲突的有效管理”,创建一个不同文化的人民都能和平共处的共同世界。

参考文献:

1.J・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2.D・莫利/K・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林拓等主编:《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S・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A・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8.A・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N・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文化传播范文第2篇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产业的发展在不断地前进，旅游文化的传播也在不断地摸索，旅游文化的传播有利于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本文对旅游文化传播形成深刻的认识，并分析传播战略，通过旅游文化的传播，实施准确的科学定位，制定传播战略，推广品牌化传播。

关键词：

旅游；文化；传播；战略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地加深，外出旅游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加。在旅游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之下，通过旅游文化的传播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制定相关的旅游文化传播战略，对于旅游文化的传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能有效地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大力发展。

一、旅游文化传播认识

1．传播内涵。

旅游是人们为了获得放松和精神上的愉悦而采取的休闲方式，是一种文化的互动性的传播，是文化的交流，因而，旅游文化传播的内涵就是人们寻求精神上的愉悦和轻松。旅游文化的传播内涵是通过主体对象和旅游媒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形成旅游信息的传播链，实现多方面的信息的交流，旅游文化传播的内涵主要是体现在旅游信息、经历的传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传播媒介等形式，形成文化的传播，不同地域的人形成互动，实现旅游文化的跨国际传播，更好地形成文化的交融，促进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

2．传播方式。

在旅游文化的传播中主要是旅游信息的传播，是文化扩散的重要方式，不同地区的旅游信息有所差异，也形成了旅游信息的特殊性，在信息的传播中要采用科学的方式，准确地表达出某种完整意义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旅游活动进行传播，通过主动提供或者传播旅游服务信息，从而达到吸引顾客、发展旅游产业的目的。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活动，人们为了精神上的享受和自我的丰富，进行旅游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就成功地传播着信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传播信息，并获得更多的文化信息，不断地完善自身的信息知识，通常在旅游传播中都是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

3．传播媒介。

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包括传统媒介、网络和新媒体两种，传统媒介的旅游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的媒介获得旅游文化的信息，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媒介传播的旅游文化信息逐渐不再流行，由于传统媒介传播的被动，人们不再满足与被动地接受文化信息。新媒体媒介的传播弥补了这一缺陷，新媒体能带来更好的旅游文化传播体验，通过互联网传播更好地接受旅游文化信息传播的内容，颠覆了传统旅游文化传播的模式。受众也成为了旅游文化信息的传播者，能进行多对多的传播形式，全方位地传播旅游文化。

二、旅游文化传播战略

1．传播全面信息，选择多样化的传统媒介。

旅游文化的传播就是信息之间的传递，要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则要全面化地传播旅游文化的信息，采用多渠道的形式信息。传统媒体中的电视媒体是最直接方便的深入家庭的信息传播工具，其传播的范围广泛，信息的传播全面，到达率高，是重要的信息的渠道。报纸的传播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有着固定的读者，信息量大，读者选择的余地也较大，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广播电视的传播具有传播迅速及时等特点，传播手段多样化，口头传播信息的形式能很好的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传播喜怒哀乐的情绪，传播有效的信息。

2．采取新媒体媒介，实施全球战略传播。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有着很多的优势，其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还能形成互动。基于新时代的旅游文化的传播就是要做到及时有效，而且形成图文并茂的形式，新媒体的传播能让人从视听多方面地感受，从而形成全面化地感受，进行全方位的文化信息资源的宣传，形成全面性地整合传播的形式，形成更加广泛的影响力。我国的不同地区的旅游都有着不同的特点，旅游文化的传播要根据旅游形象特点进行综合性地考虑，设施全球化的战略，向全世界的人民展现出我国的旅游文化的特点，实现全球一体化，从而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3．精准定向的品牌化传播。

旅游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就是为了促进我国的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旅游的价值，在旅游文化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要进行精准的品牌化定位，不同的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文化，设计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和活动，从而形成鲜明的特点。品牌化的传播则要设计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形象标志，在人流聚集地和重大的活动场所进行定向宣传，加大旅游品牌化的宣传力度，加强服务的质量。品牌化旅游文化的宣传战略需要形成全面的品牌体系，塑造品牌形象和旅游景区的品牌特色，才能吸引现代游客的目光，形成旅游消费的热点，从而达到宣传旅游文化的目的，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

三、结语

旅游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领域，需要综合考虑旅游传播学的理论，从旅游传播的内涵和方式等方面广泛地传播旅游文化，形成独特感受的传播行为，则能形成特殊的个性和特征，宣传我国旅游文化的特征，使我国的旅游文化走向国际化，提高旅游文化的整合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旅游文化的价值。

作者：刘典 单位：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参考文献：

文化传播范文第3篇

在数字媒体时代，网络的高速发展为人们快速获取信息提供了便捷，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内容、技术体系的纷繁复杂，影响了武术传播效果通过网络渠道，人们能够获取的武术文化信息量变大，但一般的受众难以甄别有效信息与无用信息，这给真正想获得确切武术知识和武术技能的人群带来了难度。若信息搜寻者没有很好的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就容易淹没在信息的洪流里，要么人云亦云，要么举棋不定，这对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一定的阻力。武术信息化建设滞后，影响了武术文化的有序传播随着网络技术高速发展，武术信息的主体不仅仅只是官方和权威，还有对武术文化一知半解、甚至有偏见的群体，而这容易造成信息受众对武术文化的误读和误解。由于影视作品中商业化和演艺化的东西太多，人们简单地把武术看做单纯的竞赛技击，或者虚无缥缈的飞檐走壁，武术的价值功能要么被夸大化，要么被虚无化。武术传播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弱化了武术传播效果网络信息的高速度和便捷化的获取，使得武术文化信息受众的心理参与度降低，简单地认为武术就是只是武术信息所呈现的样子，对武术的情感体验度和亲身参与度下降，容易导致武术文化传承的知行不一。

2对策与建议

2．1优化武术传播的内容体系。武术管理部门应重视对武术文化传播，改变侧重技术传播、忽视文化传播的现状，并对武术传播的内容和体系进行恰当的干预，并积极推进武术的标准化，让武术的传承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2加强对武术信息传播的监控。武术管理部门应该对武术网站及网络信息者进行合理的规范和约束，对网络上武术信息的传播进行有效的监控，确保对武术信息进行权威、准确、即时的和报道，与国际化接轨，为武术文化的传播扫清障碍和树立标准。

2．3建立有效的互动反馈机制。在武术传播过程中，传播对象接受武术学习内容后，通过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都会向传播者做出反应。传播后的互动反馈影响到信息传播的最终效果，因此建立有效的互动反馈机制，对武术文化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结语

文化传播范文第4篇

一、影视创作和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一）影视创作促进文化传播影视作品是本身就属于文化产业，在影视作品的创作之中可以植入众多的文化元素，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实现良好的文化传播。利用影视作品进行文化传播可以使文化传播本身更加生动，增加文化本身的趣味性与情节性，扩大受众人群，使更多的人接受相应的文化，提高文化传播的效果。例如，影视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创作之中融入了浓厚的“山西”特色，将山西的民俗文化表现的淋漓尽致，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山西当地的民俗文化，这是影视创作促进文化传播的典范之一。

（二）文化丰富影视创作的内容影视创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取乐于民，尤其是现代人们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需要的影视创作不仅仅是趣味性，更多情况下人们注重于影视作品的内涵。文化元素的植入可以丰富影视创作的内容，吸引更多的观众。例如，《舌尖上的中国》本身是介绍美食的影视作品，但是，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之中，不仅仅介绍了当地的美食，最大限度的融入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化特色，这些古老而神秘的文化特色给《舌尖上的中国》这一影视作品增加了更多的文化特色，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是该影视作品备受关注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通过影视创作推进文化传播的具体措施

（一）提高影视创作相关人员文化传播意识影视作品创作需要影视创作人员来完成，要想通过影视创作来促进文化传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提高影视创作相关人员的思想意识，让他们了解影视创作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影视创作对于文化传播的积极价值，同时也引导他们了解文化元素对于提升影视作品文化底蕴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影视创作相关人员创作出更多可以促进文化传播的影视作品。为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提高影视创作人员的文化传播意识：首先，定期进行宣传指导，引导影视创作人员认识文化和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提升影视创作人员的文化传播意识；其次，广电总局等影视管理部门应该做出相关规定，引导影视创作向文化产业积极靠拢，增加影视创作的文化价值，提升影视作品的品位；最后，大力宣传民族文化、区域文化，让影视创作人员认识到当今社会发展之中文化元素的重要价值，通过这种方式促使他们自觉将文化元素融入影视作品之中。

（二）鼓励拍摄各种有利于文化传播的纪录片纪录片是影视作品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也是影视创作中进行文化传播最为方便的一种体裁。为了更好的利用影视创作来进行文化传播，社会和相关部门应该积极鼓励拍摄各种有利于文化传播的纪录片，以此来提升影视创作的文化性，使更多的人通过影视作品来丰富自身的文化积淀，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我国现阶段已经拍摄了一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大型纪录片，例如《丝绸之路》、《万里长城》、《中华上下五千年》等等，这些大型纪录片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促使现代人们更为深刻的了解历史，了解中华文明，促进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传承，对于文化传播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和价值。因此，在今后的影视创作之中应该积极鼓励相关人员创作并拍摄更多有利于文化传播的纪录片，以此来发挥影视创作的文化传播作用。

（三）给予具有文化传播价值影视作品更多的资金支持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背景的影响之下，人们在进行各项事业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看重其经济价值，影视产业也不例外，人们创作影视产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但是，在进行影视创作之中融入过多的文化因素，或者那些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影视作品往往喜欢的人比较少，这就会影响其收视率，这就直接降低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例如，《成吉思汗》、《东归英雄》等具有深厚民族特色的影视作品，其拍摄成本巨大，但是由于收视率较低，不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反而会是制片方赔钱，这就造成很多具有文化内涵的影视作品夭折。为此，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并成立相应的专项资金，针对一些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影视作品补助，以此来鼓励更多的影视创作人进行该类作品的创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影视作品的文化价值，促进文化传播。

（四）影视创作中注重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的有机结合积极提升影视作品品质，融入文化因素，促进文化传播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在实际的鼓励与引导过程之中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尤其是要注重文化因素的选择。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的一种传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因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时代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属于先进文化，我们更应该积极宣传。为此，在进行影视创作之中要做到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的有机结合，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并发扬时代文化，从而实现更好的文化传播目标。例如，《亮剑》、《士兵突击》等励志型影视作品，在实际的创作之中就将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通过这些影视作品，既告诉我们应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更应该掌握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达到了震撼人心的作用，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五）提高影视创作人员的文化底蕴影视创作人员是进行影视创作的实际人员，他们的文化底蕴直接决定了所创作的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涵，为了提高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涵，提高影视作品文化宣传的能力，我们应该积极提高影视创作人员的文化底蕴，使其掌握更多的文化元素，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这些影视创作人员创作出更多有利于文化传播的作品。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对影视创作人员进行适当的教育和引导，引导相关创作人员进行学习，通过学习来提升这些创作人员自身的文学底蕴，为之后的影视创作提供相应的文化基础；第二，积极引进国外具有文化传播价值的经典影片，通过这些经典影片的引进来提高国内影视创作人员的意识，并从中学习相应的经验，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

三、结束语

文化传播范文第5篇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建构和理解意义系统。它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80年代以后，“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面子-协商”、“口语代码”理论建立了更为精细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趋势和传播技术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语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8个主要的现实关切问题紧扣时代,寻求着文化调适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疏理这一学科分支的理论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从六十年代兴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可变性的分析。人类学，主要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观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构成。认知人类学相信，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结构可以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他们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试图在语言范畴与指称对象、概念和事件之间确立一种相关性，进而建构出人们应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模式。然而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语言的问题。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对于文化成分的分类，就受到元语言的束缚。而认知人类学比较偏重于口语和称谓（名词），对于实际的传播行为缺少分辨，将认知结构片面的等同于词语和意义的双重结构，忽略了认知也是活的生成机制。认知人类学在试图解释文化问题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对象，显然缺乏对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觉。

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决定和创造意义。文化人类学同时关注到行为语言、口语和非口语等表现形态。它不只是记录观察结果，更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文化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转向象征－符号学的方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发展出比文化可变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经验直观的浓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译作“深描”），这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最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面貌。格尔兹同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过分受到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制约，强调符号体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号决定论”的观点。（例如，“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格尔兹却采取对某一文化事象（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的描述，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忠实地记录观察结果，而是试图透过经验观察，从微观的知识层面出发而达至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解密。①因此，这一立足于微观的经验观察的方法获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

修辞学方法一直是传播研究得以借鉴的重要的工具武库之一。布尔克（K.Burke）在60年表《作为符号行为的语言》、《动机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布尔克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视之为传播行为的分析。他的修辞学含有对文化可变性的选择。首先，有意义的行为与修辞的规定之间的同一关系，正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辞规定（文化设定）和传播交流（行为机制）之间的对应变化。其次，修辞学不应只是研究语言，诸如音乐、舞蹈、艺术、仪式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辞的。修辞学所要探询的是，在这些意义表达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人类学只是通过有限的语言学关注研究对象，过于局限于语言，将语言看作文化的渊藪；文化可变性分析只是关注于传播对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都没有集中研究主体对于现实如何形成观念的机制，正是这种观念才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认同。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启示意义的是布尔克提出的戏剧学的视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谓戏剧学的视角是将语言看作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当作传输信息的载体。戏剧学视角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强调，对人类行为的描写，应当将其看作由动机驱使的、创造意义或被安置意义的存在。人们是通过有意义的行为来创造现实的。现实的结构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人们既要用行动去安置世界的符号意义，又要不断地根据符号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边界，即人们分享意义的边界，要进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问。从戏剧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可变性分析，将文化变迁孤立起来观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为认知关键的语言，分析了许多有意义的行为类型，但是忽略了语言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意义是要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在人们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确认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来的理论模式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通常从1959年霍尔（E.T.Hall）发表《沉默的语言》算起。霍尔在书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罗杰斯（E.Rogers）在《传播研究史》里，追述了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传播研究的传统性课题。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尔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发表了《隐藏的维度》。进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图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Codes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从对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的发现开始研究。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对于东西方文化造成的传播差异作出了有趣的解释。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度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暧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③也就是说，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汀-图梅对于两类面子的分别，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语代码理论，是通过对于各种亚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数民族）的观察研究提炼出来的。他发现，口语是最为突出、隐秘的文化代码。日常口语的语速、语调、语词、语气、语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会、修辞的文化区隔。讲话的意义是通过言说者和倾听者在沟通时使用口语代码而创造和解释出来的。意义不是固定在语言当中。口语交谈的亲近距离，反映了交谈者之间的或亲密或疏离或共谋的关系。菲里普森指出，符号、意谓、约定、规则的文化意义通常是存在于口语代码里，而不是在正规的交谈里。他将这些意义归纳为三个高度结构化的文化形式：1、口语里的文化神话——这是占据着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着各种解释、讲述着关于他们和别人的故事的叙述模式；2、口语里的社会戏剧——在特定的口语代码里，深嵌着生活的规则；这种规则是经由人与人的交流反复考量确证才证明了合法性的；这种社会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对质，它包含着针对他人行为作出评判的道德规则；3、口语里的图腾仪式——这是一种传播的仪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语交谈是一连串由行为组成的语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现出对于值得敬畏的对象的敬意；一场好的谈话是将自我、沟通和关系融为一体的极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参与谈话者完全沉浸其间，建立起一个听觉的私密空间；谈话不是要解决每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要将人们聚拢来，表达他们的个性，建立彼此的认同，体验某种亲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论，受到来自批判学派、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和补充，以至将口语代码与两种基本文化的分类相对应：集体主义的文化——等级体制——寻求敬意的口语代码——男性的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平等体制——寻求尊严的口语代码——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论的价值在于，他将口语共同体和文化的边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精致地观察文化的传播机制。④

三、学科前沿和现实关切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分支，是与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尔、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话，它的兴起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趋势等人类历史的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迁联系的。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正是它的学科推进的动力。

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由来已久。当美国占领日本强迫这个东方法西斯国家接受现代改制时，占领者就在保护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将它改为一个建设性的现代国家二者之间，反复权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纪多少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几乎难以胜数。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在所谓高度语境文化的国家里，现代教育有时扩大了代沟，增加了个人的文化困扰。因为，传统的教育是通过文化语境的教育，是生活实践的教育，不只是认字识数。现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语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讲究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心照不宣。这样，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人，到了社会上，反而显得不会办事。教育模式与文化语境的断裂，自然导致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际交流的困扰。更加麻烦的是，随着全球覆盖的传播网络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个人被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的符号所包围。个人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发生紊乱，文化的冲突从外部转到内部，跨文化传播也就成为内在传播的一个新现象。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危机。

西方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欧洲文化研究理论，都将文化认同危机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多元文化主张、重返民族主义都是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温和得多。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抱持着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怀着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现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边界，瓦解了文化的防护系统。当文化日益成为拼盘，文化是否还成其为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所要获得的知识，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原理，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跨文化传播的紧迫性凸现出来。这一学科的前沿性的课题是：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⑤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⑥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⑦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6、提出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左翼传播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加速而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历时性等）正在由横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现的、缺乏固定结构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随时尚的文化、仰慕强势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时态的混杂的文化。只有当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成为人们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时，文化认同危机自然会发生。应当说，文化认同问题是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研究正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课题进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类的跨越文化边界的沟通和自我拯救。

注释：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