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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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范文第1篇
工程活动不同于人类一般生活所需求的社会活动，工程活动的定义是人类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旦具有科学内容，同时还具备科学内涵。是为了创造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新存在物。工程技术的定义指的是运用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如何研发成为有效的生产力做为原则和方法，它是更好的服务于工程活动，把工程和技术的统合为一体。工程与技术都是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这一点看。二者都是都是属于同一实践范畴之内，二者除了相互联系，但也是有所区分的。工程实施过程之中是以改造自然为主要目的，尤其是主要是针对实施一些规模较大、并且非常复杂的组织系统的实践活动。然而，技术也同属实践活动，但一般对于技术活动的规模和形式是没有要求的，而更为看重的是在技术活动中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我们讨论到这里，就形成一条知识链，即“：哲学—科学—技术—工程—生产力”。哲学指导及影响科学，科学推动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实践转化为工程，最终工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几点之中“，科学、技术、工程”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过程，充分体现了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从科学理论到工程技术实践的飞跃，体现了科学理论经过技术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
2.树立正确的工程观
工程活动的辩证内容与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工程活动相比之下更丰富一些，它是以人造物为目地的社会活动过程，它把自然界的辩证法，人的活动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组织一起。理论的角度来说，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对于工程活动和概念的整体理解与本质区别还是掌握欠缺，他们需要对工程哲学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工程活动在人、自然与社会这三大体系之中的作者、地位与价值。如今，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工程实践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盲目性或盲从性，主要分析原因就是对工程的理解还停留在经验认识的层面之上，并没有升华到理论认识层面。所以，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在工程哲学和工程实践过程之中，认真正确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应该重视工程和审美的研究，工程伦理的研究，这些研究会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当然，还应该讲的一点，工程哲学研究现在已经在独立推进，但是同时也应该关注和工程科学哲学的关系，技术哲学的关系和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工程是现实生产力、直接生产力，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工程能力是一种软实力，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是兴起或衰落。由此可见，工程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工程哲学是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工程实践占据着科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塑造的。整个工程系统都要运用哲学思维来分析、统筹综合，亦达到尽可能接近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与周边环境的生态、与社会和谐相处。
3.结束语
科学技术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外围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科学技术哲学范文第3篇
科学的哲学特性
1．科学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康德由于赞叹和敬畏头顶的星空，所以致力于“科学为什么成为可能”的研究，并写出了巨著《纯粹理性批判》、《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而为科学成为可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德认为，“一切本义上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辩的确定性。”〔6〕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个纯粹的部分唯一的是形而上学，即“按其本义来称谓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7〕事实上，科学史上的几乎任何重大的科学理论的诞生都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为前提的，没有形而上学的支撑，整个科学大厦就将成为空中楼阁。哥白尼作为一个牧师，既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他坚信，宇宙是简单的、和谐的、有规律的，这不仅因为“万物皆数”，而且也因为上帝是按照某些法则、规则、规律、原则或甚至数学公式来创造宇宙的，所以整个宇宙绝不可能是复杂的、杂乱无章的、无序的。然而，托勒密的“地心说”竟然用80多个本轮和均轮来解释观察到的天文现象，太过复杂，这显然违反了世界简单性、有序性、规律性原则，而只有“日心说”才能与这一原则相吻合。同样，爱因斯坦之所以提出统一场论的观点，是因为他认为“世界是统一的和简单的”。正如今天地球上尽管存在150多万种动物和30多万种植物，但它们都有共同的祖先，都是从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演化或进化而来的；自然界中尽管有多得数不清的物质形态，但它们其实都是两种最基本的物质形态—“粒子和场”的不同组合或结合形式，甚至粒子和场本身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是一种物质形态的两种形式。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宇宙中的四种力或场，强核力（场）、电磁力（场）、弱核力（场）和万有引力（场）在宇宙诞生之初其实是由一种统一的力（场）演化而来的。其后物理学的发展表明，爱因斯坦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形而上学作为宇宙的本体论学说，作为哲学的核心，它为科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价值观为科学研究定向或开辟道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即都是在思想观念或主观意志的指导下完成的。这就意味着，是否进行科学研究或是否认识自然界和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受人们价值观的直接左右。如果一个人认为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那么他就会积极主动地去进行科学研究，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甚至花费毕生的精力去做。事实上，科学史上许多科学家都为科学事业贡献出了他们的整个生命。相反，如果一个人认为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对人生、对社会、对人类都没有什么意义或价值，根本就不值得去做这样的事，那么他就绝不可能去进行任何科学研究。很显然，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问题，或者说，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人们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从哲学史和科学史看，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在文艺复兴后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并在此后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古希腊人特别注重对自然界的探索，因此其自然哲学特别繁荣和兴盛。古希腊人特别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把认识自然界看作是人类最值得做的事，完全是由他们的价值观决定的。在他们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8〕人类要想驱除愚昧，就必须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即认识自然现象为什么会如此产生的原因，以合逻辑地对之加以解释。这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而仅仅知道自然现象本身，只是感性知识或经验，并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因为现象世界是多变的、不真实的，甚至是虚幻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研究原因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只有那些能识万物原因的人能教诲我们。”〔9〕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孜孜不倦地研究物体运动的原因和规律，阿基米德要对“木头为什么浮在水面，而石头却沉到水底”的原因和规律进行解释，牛顿为什么一心要探究“苹果为什么会掉到地上，而不飞到天上去”的原因，近代以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科学院和民间机构为什么每年都要悬赏征文解答诸如“磁针的变化和倾角与各种物理力之间的关系”（1809年丹麦皇家科学院悬赏题目）、“利用精确的实验确定光线的衍射效应”（1818年法国科学院悬赏题目）这样的问题。原来这些都是价值观使然。这就是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想脱出愚昧，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0〕与西方人的这种热衷于探索自然界，并且认为认识到自然现象的背后原因才算获得了“真知”的价值观相反，中国人认为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并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人类更无法弄清楚自然现象的背后原因，因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所以人们应当“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11〕正由于此，中国人从不探究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事实上，中国人早就知道了“小磁针一头指南，一头指北”，早就知道了“磁石召铁”，早就知道了“孛星”（即哈雷彗星）等现象，但却从未想到过要弄清楚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3．信仰信念是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科学研究作为揭示自然界奥秘的一种活动，明显地和决定性地受人们信仰信念的影响。作为科学家，首先必须坚信，自然界是简单的、和谐的、有序的、有规律的，决不是偶然的堆积；其次必须坚信，自然界的奥秘，自然界的简单性、有序性、规律性是能够被人类所认识的，人类凭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够把握自然界；最后必须坚信，人类尽管不能获得关于宇宙的终极真理，但随着人类的不懈努力，完全可以逼近真理，越来越正确和越来越全面、深刻地揭示出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没有这些坚定的信念，就不可能为艰辛的科学研究提供足够的动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12〕丹皮尔说得更清楚：“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说，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13〕事实正是如此，“天空的立法者”开普勒之所以穷毕生精力研究行星运动的规律，是因为他坚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世界的，所以根本性的数学谐和，即所谓天体的音乐，乃是行星运动的真实的可以发现的原因。”〔14〕爱因斯坦之所以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长期引领物理学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是因为他坚信，“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一个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的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总和。”〔15〕所以说，信仰信念是促使科学家一心探究自然界奥秘，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事业信心的来源和不竭动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希望观察到的事实能够从我们的实在概念逻辑地推论出来。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能够掌握实在，要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16〕4．科学方法是哲学思想的延伸稍懂科学的人都体会到，科学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手段、工具，对科研的成败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数学方法、实验方法、分析方法、分类方法、归纳方法等，科学研究将寸步难行，甚至科学本身都不可能诞生，更不可能得到迅猛发展。其实，从本质上讲，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运用适当方法解决科学问题的过程，因此科学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与之相应的适当方法。然而，科学方法显然来自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正如所认为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即哲学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比如，作为古希腊时期持续500年时间以上的三大学派之一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17〕这就是说，“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18〕“而全宇宙也是一个数。”〔19〕既然宇宙万物是由“数”构成的，是由“数”派生、演化而来的，那么人类要想认识自然界，揭示宇宙的奥秘，当然必须用“数学”来进行描述。而这正是西方人热衷于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对西方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直都产生着重要影响，像哥白尼、开普勒、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几乎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思想的信徒。同样，实验方法的诞生也有其深刻的哲学原因。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反，古希腊哲学坚持“主客二分”思想，即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和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世界是相互独立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人类要想认识客观世界就必须有一个中介或桥梁，把主客体联结起来，否则主体就不可能认识客体，这一中介或桥梁用的话说，就是“实践”。对认识自然界或科学研究而言，这一“实践”形式当然就是“实验”。不难看出，科学之所以具有鲜明的哲学特性，是由哲学和科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哲学作为宇宙观、价值观、信仰信念和方法论，集中地体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它直接地影响和决定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成效或结果。而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界奥秘的一种活动，它的基础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其成果形式说明了什么？以什么思想指导这种活动？以什么方法进行这种活动等等？几乎无一不与哲学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科学活动看做是具体化的哲学活动。之所以古希腊时期科学和哲学同为一家，怀特海认为“科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划分是很不容易的事”，许多理论科学家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也正是由于科学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科学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思想。
几点启示
科学技术哲学范文第4篇
一、“为有源头活水来”——课前，读懂学生是有效教学的“源头”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童话——“鱼牛的故事”：在一个小池塘里住着鱼和青蛙，它们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都想出去看看。这天，青蛙从外面回来了，鱼迫不及待地询问外面的情况。青蛙告诉鱼，外面有很多新奇有趣的东西。“比如说牛吧，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它的身体很大，头上长着两个犄角，吃青草为生，身上有着黑白相间的斑点，长着四只粗壮的腿，还有大大的。”鱼边听边感叹道：“好怪哟！”同时脑海里即刻勾画出它心目中的“牛”的形象：一个大大的鱼身子，头上长着两个犄角，嘴里吃着青草……
在这个故事里，青蛙扮演的是教师的角色，而鱼扮演的是学生的角色，鱼将从青蛙那里听来的新信息与自己头脑中已有的认知经验相结合，构建出了“鱼牛”的形象。这则童话故事告诉我们：学生是带着自己先前的生活和认知经验来学习的。因此，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首先要读懂学生，把数学学习活动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之上。
纵观当前的数学课堂，老师们对学生的“学前”的关注度是有差异的。（以“角的度量”为例）
由此可见，对学生关注的程度决定了教师的教是否能有效地被学生接纳，读懂学生必将换来的是学生学习效果的显著提升。
关注学生、读懂学生已成为新时期教师重要的专业素养，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中对学生学习此知识的已有基础、生活经验和思维过程进行仔细的推敲：学生具备了学习新知所需的认知基础吗？学生已具有哪些生活经验？哪些内容学生需要讨论？哪些内容学生的思维会遇到障碍，需要教师的点拨和引导？只有这样正确把握了学生的真实学习起点，才能真正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使之产生学习欲望，否则只能使学生“望而生畏”或“索然无味”，激不起学生学习数学的动机，自然就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
孩子们都是带着他们已有的、参差不齐的，甚至是片面的知识经验和生活阅历来学习的，对此无法回避，更不应“提放”，尊重和正视学生已有的生活和认知起点，对于学生已经有所了解的东西，不应该“装聋作哑”或“视而不见”而要悉心揣摩并“用活用足这些资源”，教师要适时提醒并追问自己：学生在哪里？
二、“十里暗流声不断”——课中，发展思维是数学有效教学的“暗流”
赞可夫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本钱。”数学是思维的科学，培养思维能力也一再被数学教育强调，然而时至今日，学生不会思考的问题被一再提起，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学生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思考问题，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修订组组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指出：“对思维过程的忽视是当下数学教育的普遍现象。”因而，数学教学不能一味只注重知识技能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数学学习获得的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的培养，才是数学有效教学的核心。
反思当前的课堂教学不难发现，学生思维被替代的现象时有发生，常见的有：
1.教师思维替代学生思维的现象。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引导过度、点拨过度、讲解过度。
《比的应用》教学片断：
师：表示浓缩液和水关系的句子是哪句？
师：从这个条件看，你知道浓缩液和水各有多少份？一共有多少份？
生：浓缩液1份，水4份，一共5份。
师：浓缩液是总体积的几分之几？
生：浓缩液是总体积的1/5。
师：水是总体积的几分之几？
生：水是总体积的4/5。
师：如果用线段图来表示，浓缩液画几份？水呢？
生：……
在以上学习活动中，教师将要学习的内容分成一系列连续的小步子，每一步内容很少，所需要的思维投入也很小，学生只需跟着教师的思路亦步亦趋、一问一答即可。长此以往学生在面对要解决的问题时就不会主动思考主动寻求解决的办法，而是会依赖教师的讲解、点拨、引导。
2.学生替代学生思维的现象。教学过程中，优等生替代学困生思维，群体思维替代个体思维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小组合作学习中不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就让大家交流讨论，往往优等生替代了学困生、群体思维替代了个人思维。
宋代教育家程颐认为：“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这些都突出了思考在学习中的地位，那么，教学中该怎样培养学生的自主思维呢？
1.把握核心问题的开放度，让学生在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思维得以发展。
在教学中，对于每节课核心问题的探讨，教师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去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不要禁锢和替代学生的思维，允许学生走一些弯路，也不要过早干涉和暗示学生的探索发现过程，让不同层次学生的思维都能“动”起来，使学生在相对自由的氛围中去解决问题实现思维的“爬坡”。例如：学习《圆的面积》一课，教师讲解并示范转化过程是节省时间，课堂进展也顺利，能多做些练习题，但老师的包办代替却是以牺牲学生的思维为代价的。教学中我就放手让学生独立尝试、大胆探索。实践证明学生不仅都能把圆面积转化为近似长方形，达到基本要求，有几个学生还把圆面积转化成三角形、梯形，也推导出了圆面积的计算公式。可见开放式教学带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上的收获，更是思维层面的飞跃；其次，开放式教学中，学生为解决问题投入的思维远远高于接受式学习，所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也是非常深刻和扎实的。学生自己咀嚼过的、品尝过的成果要远远比他人咀嚼过送入口中，香味留存的时间更长。学生自主的思维过程才是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财富，它才有种子的力量。
2.留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以前的课堂是“满堂灌”，现在还有许多课堂是“满堂问”，这些都压缩了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为此，教师要善于整合问题，在关键环节和问题的探讨上要舍得花时间，问题提出后教师不要急于让学生回答，要为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时间。同样，对于学生的回答教师要学会延迟判断，让更多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研究表明，当教师把等待时间从3秒提高到5秒时，主动回答问题的情况会增加，回答不出问题的情况会减少，学生的自信心也会增加。
3.以问题解决为驱动促使学生主动参与思维活动。
课堂提问研究者把提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徒劳的提问”，另一类是“重要的提问”。区别两者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提问是否有效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要善于提出有思考价值的大问题，减少“打乒乓球式”的你来我往的小问题，引导学生围绕主要问题作深入思考。问题要问在关键处，问题要犹如“一石”能激起学生思维的“千层浪”。所提的问题还要有价值、有挑战性，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泉眼无声惜细流”——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有效教学的持久动力
教学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一些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学习热情不高，不能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来，这样的状态势必导致学习效率低下。因此教师要想办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保证学生的有效参与。
以教学平方米的认识为例：
A老师：在黑板上画出1平方米大的正方形，告诉学生边长是1米的正方形面积是1平方米，接下来让学生举出生活中见过的1平方米大的物体。学生“索然无味”地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习……
B老师：先挂出1平方米的报纸，让孩子们量量边长，再摸一摸，闭上眼睛想一想，然后在地上画出1平方米的框，让孩子们进去站一站，看能站几人。最后让学生四人手拉手，围出1平方米的空地，比一比哪个小组围得准；只见学生“兴高采烈”地在教师组织的学习活动中体验参与，脸上洋溢着参与的乐趣。
分析：上例中B老师为学生认识平方米提供了量一量、摸一摸、想一想、站一站、数一数、围一围等多种参与的学习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取得了更好的教学效果。而A老师只注重了对平方米知识本身的教学，忽略了学生的参与和兴趣在学习中的作用。
思考：教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实现这一转变最好的老师就是“兴趣”。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以知识为载体，以兴趣为先导，想方设法地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形式和载体让学生全面参与到问题中来。
科学技术哲学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维科 历史哲学 不足 评述
一、维科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
乔巴蒂斯塔・维科(GiamhattistaVico1668――1744)，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是18世纪的语言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历史和社会领域的研究中，由于受培根《新工具》的影响和启发，在1725年出版了《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一书，这本书就是使他被称为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和“近代历史哲学的开山祖”[1]的《新科学》的第一版。该书于1744年将才第三版的标题改成了《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由于维科的著作涉及的知识过于庞杂、考据又十分繁琐并且学理比较艰涩，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十九世纪中叶他的学说才开始被世人关注，而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他的学说才开始被世界广泛接受和传播。以下就对其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作以说明：
1.历史是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在维科之前的西方哲学界在整体上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排斥历史学，或者说是将历史排斥出哲学的视域。这个传统是因为两方面的因素慢慢演化而成：首先就哲学本身而言，早期的西方哲学家其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因而对自然进行考察与反思是哲学“天生”的任务与职责。而人作为主体的历史，却并不是哲学的源流。其次就认识能力和本体论而言，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古希腊人由于自身的生产力所限，无法将认识的目光投向整个人类世界，因而无法从时间和空间上充分把握人类历史。
维科充分认识到这是不正常的，他指出：“这种状况使每一个思考它的人都惊奇万分，即过去所有的哲学家都认真地致力于建立关于自然世界的科学，却忽视了反思各民族的世界或者历史世界”[2]。他认为，只有历史世界才应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世界。他的历史哲学学说，以“真理――事实”原理（“真实即创造”）为基点，强调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过程，与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过程是同一过程。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会产生出“真”与“善”，因而必然会同时演化产生出与之相符的真理尺度与标准。所以人类能认识历史，并且人类的认识范围只能够被限定在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中。他提到“自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仅能为上帝所认识，而各民族的世界却是由人创造的，因而人能够认识它”[3]。那么人类是如何通过何种途径反思与自识，向自身内部去考察，从而认识历史的？维科认为西方传统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方法都不足以用来考察人类社会自身，揭示历史本质。他批判到：“不通过语言文献学家的权威证实自己的理性推理的哲学家，不注意通过哲学家的理性检验名种传说的语言文献学家，都是半途而废”[4]。他通过不断的批判与论证，在“新科学中，哲学以一种至今尚缺乏的批判艺术开始检验语言文献学，……把语言文献学引回到科学的形式，因为它在语言文献学中发现了一个永恒的历史的计划，各民族的历史在时间中都按照它发展。”[5]探寻出了一种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因而，我们不难看出，维科是第一个提出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西方哲学家。
2.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西方由于受到自身传统宗教观及其“神创论”的影响，再加上政治原因，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把人的历史看作是上帝意识的产物。在这种观念的统治下，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被彻底地否定掉了，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上帝而不是人类自身。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哲学界虽然也试图对这种历史观念进行挑战，但是，由于学者自身的研究出发点在于进行一种对政权的合理性论述，而不在于历史本身，必然会遭遇失败。维科提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历史研究的目标还原到了人类自身，使得历史的关注点从“神”转向为“人”，从而奠定了以人类为本体的历史哲学。
维科本人是语言学家，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和对人类创造历史过程的分析，他为自己构建出一种揭示人类创世史的“起点工具”，即“诗性智慧”。他认为在最早期人类通过以构造或者创造为本质特性的诗性智慧去创造历史。诗性智慧是维科考察人类思维演进历史和社会演进历史的基础，是其历史哲学最重要的内核和逻辑起点。诗性智慧的阐述过程既是论述“人类的创建者们如何通过他们的自然神学(或玄学)想象出各种神来；如何通过逻辑的功能去发明各种语言；如何通过伦理功能去创造出英雄们；通过经济去创建出家族，通过政治功能去创建城市；通过他们的物理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出人们自己；通过宇宙功能，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全部住着神的世界；通过天文，把诸行星和星群从地面移到天上；通过时历，使经过（测量的）时间有了一种起源；又如何通过地理，例如希腊人，把全世界都描绘为在他们的希腊本土范围之内。”[6]维科对诗性智慧的论证为我们清楚明白地表明了“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清楚明白地表明了，正是在这一创造中人类不但创造了人类社会，而且创造了人类自身。很显然，维科的历史哲学具有划时代意义。论证诗性智慧，维科试图将人类的一切文化、典章制度从何而来加以阐述，从而得出这些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这个结论。因此《新科学》涵盖了整个人类的思想史和演化史。
3.社会结构呈共同性，历史变化具规律性。由于西方哲学本身重视因果律，只有能通过因果律考察的东西才是科学的。因此维科一直想建立“人类的形而上学”；才要一再强调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历史哲学要建立，必须对不同社会结构的共同性以及历史变化的规律性进行把握和认识，他在《新科学》中得出并努力阐述了“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经历的一种永恒的历史图案”。他说:“永恒规律是一切民族在他们的兴起、发展、成熟、衰落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即使永恒中有无限多的世界不断产生”，“他们的事迹都会为这种永恒规律作例证”。[7]他认为人的创造活动全倾向于创造出同样的东西，不论世界上的民族存在多少文化形式上的差异、民族发展程度的不同，都会经历相同的历史阶段，因此历史是有规律表现的。并且他认为历史可以复现，在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便会在更高一级的形式下复归或重演。只有具有可复现性，才能称之为有规律。当然他认为的归复，并不是指同一民族历史的不断循环，而是历史发展阶位较低的民族向历史发展阶位较高的民族的发展史历程进行归复，从而论证他的历史规律是永恒的历史规律。
维科受埃及神话的启发，将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概括抽象为三个时代，即神的、英雄的和人的时代，他相信“各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的”[8]。他在《新科学》中认为宗教、婚礼和葬礼是人类众多繁杂制度的起源。并对宗教、婚礼和葬礼三种基本制度如何衍化出人类社会生活的种种进行了阐述和论证。他同时提出了人类因为有了私有制，所以分化为两大对立阵营，即产生出阶级，所以才有了国家。而国家和阶级是在英雄时代产生的，并不是伴随人类历史本身而产生的。而阶级斗争才会最终导致建立真正的共和国。而共和国内部也是有斗争的，也并不完美，因此，以共和国及君主制为代表的人的时代也是不完美的，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但是维科只抽象出来这三个历史阶段。他认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必然要经历这三个阶段。
二、维科历史哲学的不足
维科作为西方近代古典历史哲学的创始人，其理论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
1.人类历史提纯化，去掉了精神。前面论述到，维科将历史提纯化是其一大进步意义，但是我在标题中已经明确，其进步意义是在当时而言。就现时代而言，将历史纯质化，以重思辨而轻经验，过度重视逻辑思辨，将人类历史纯质化是有着很恶劣后果的。如果要完全的思辨的研究历史，要将历史建立一个逻辑思辨后的模型，将人类历史中个人的目的和动机；各民族、各个不同个人的个性以及偶然因素予以悬搁，这无疑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将人类的历史“物化”。人的历史不再有人类自由精神和意志，偶然，那么人类就会完全物化，为因果律所支配。而维科确实也是梦想构建一种因果律的历史：“与允许上帝直接干预人类命运的进程的历史神学相对立，《新科学》试图证明，历史是一个纯属人类过程，它像自然一样，服从自己的因果规律性”（F・费尔曼在《新科学》法兰克福1981年版的导言第1页中如是说）。
虽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反抗神创历史，但是恶劣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台北经联出版社民国92年版）中所表述的那样，这样做会使得历史哲学彻底否定属于人类精神的一切，将人类历史的规律变为机械系统，从里而外彻底的穷尽一切数量的精神。将人类的人性、个性纯然排除，净尽纯化，这样使得历史虽然纯化，但是否定了一切经验事物，将历史哲学僵化于“物化”中。这样为近代古典历史哲学走向覆灭埋好了伏笔，20世纪初所兴起的现代批判的历史哲学和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皆是出于对近代古典历史哲学的以哲学思辨取代经验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反抗。
2.历史进步理论的确信，忽略了科学进步与道德进步是否同步的问题。维科认为历史是一种进步史，与之前的历史观全然不同。但是维科的历史进步观确实没有考虑到道德层面的东西。但是纵观人类历史，科技的进步并不等同与道德进步。维科没有涉及人类道德的发展历史，从而使得近代古典哲学的历史进步论充满了目的论。他的历史进步论是以一种目标为参照物的，只有向那个目标运动才是进步，而这个目标完全是一种以物质层面为临界评判标准的分层目标“森林――茅屋――城市――学院”。他以实践的理性、人对自然的自由为标准，最终从科学进步的角度论证历史的进步。城市到学院，他并没有提出如何让道德进步，而是认为当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道德会自动向前发展。
历史的佐证偏偏不是如此，社会科技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并不是简单的同进同退的关系。维科的这种观点，为以后很多近代古典历史哲学开创了一个不太好的先河，那就是对人类科技进步大声赞颂，而忽略了对道德历史的考察，盲目的认为只要科技进步，人类道德水平就一定会进步。这种思维以至于今天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卢梭开始，西方历史哲学家很多都认为科技进步的同时是伴随着道德的退步，但是这个思路，并没有被后世一些历史哲学流派所重视，这些流派，往往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唯科学主义”思路。
综上，维科的思想，开创了西方近代古典历史哲学，而他的理论中的不足，发展到后来，也为新的历史哲学的产生预留了空间。
参考文献：
[1]〔英〕巴恩斯.《史学史》(英文版)［M］.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