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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介绍,以及国内对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我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转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产品内分工
引 言
在国际贸易纯理论的发展过程当中,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等经济因素都曾被用来描述贸易类型形成的理论基点,这些关键字的顺序则代表了近几百年来理论界对贸易类型认识的发展过程(樊纲等2007)。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把整个贸易模式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产业间贸易阶段、产业内贸易阶段和产品内分工贸易阶段。纵观已有文献,有关贸易类型的讨论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仍然存在扩张空间,特别是随着垂直分工的深化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产品内分工贸易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贸易模式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中,大家对其认识还比较模糊,与其相关的理论探讨更是莫衷一是。因此,廓清贸易类型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质,对于从更深层次上理解贸易理论并指导现实世界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将重点从产业问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贸易三个层面探讨贸易模式的发展历程,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并着重就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出现的最新贸易类型测算方式进行探讨,最后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产业间分工与古典贸易理论
人类历史上真正大规模贸易的产生源于地理大发现,当时贸易的基础是国家已经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贸易类型是产业间贸易。比如14世纪的葡萄牙是地理大发现的第一批受益者,根源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有利于香料生产的资源优势,香料产业早已在该国发展和壮大起来,地理大发现以后的贸易则是强化了她在这方面的优势。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便受这种贸易模式的启发创立了绝对优势学说,主张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各自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即生产成本绝对低)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交换,则对所有国家都会是有利的。这一学说的创立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他揭示了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有利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形成的有利生产条件;二是指出一个国家只要根据有利生产条件参加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就可以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三是在当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提出了自由贸易政策(adam smith,1860)。但是由于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一系列条件苛刻的假设之上,因此,它只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在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而不能解释事实上存在的几乎所有产品上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和几乎在所有产品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为了解决绝对优势理论天生的缺陷,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david ricardo,1966),他通过一个简单的2*2模型论证了一个国家即使在两种商品都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果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两个国家通过自由贸易都会受益,而产生比较优势的唯一原因是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但是,现实世界中,各国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只能部分的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还反映了各国之间的资源差异,即对原始贸易模式的回归。为了分析资源差异在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h—o模型,即一个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要素丰裕程度选择出口或者进口的商品种类。虽然“里昂惕夫之谜”(leonfiefparadox)的产生像一枚重磅炸弹给h-o定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学者通过从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视角(kenen,1965;keesing,1966)、自然资源稀缺程度视角(vanek,1963)、政策视角(tra—vis。1972;baldwin,1971)进行分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而维护了h一0定理的权威性,使以ho定理为代表的2*2*2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贸易理论上的基本假设,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一个国家并非仅仅出口或者进口一种商品,而是成千上万种商品,那么在更高维度上h-o定理是否仍然成立?也有学者就h-o定理在这方面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高维条件下的h-o模型较多,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vanek(1968)所提出的hov模型,他通过引入贸易品的要素含量(factor content of trade)概念,证明在更高维条件下h-o定理的预测将不再成立,但是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将是净劳动要素的出口国,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将是净资本要素的出口国。leamer(1980)在hov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扩展,证明在一个多维商品世界中,比较生产和消费中的资本密集度或者比较净出口和生产、消费中的资本密集度,才是确定一国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是否丰裕的正确方法。
进一步比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定理我们还会发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虽然考虑了劳动力的不同质性,但是其一种要素的假说并不符合现实世界;尽管h-o定理对比较优势进行了拓展,其同质要素的假定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也并不强,这一点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便得到了证明。有关h—o定理适用性的实证测算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利用投入产出法对h-o定理适用性的直接检验。“里昂惕夫悖论”便是利用这种方法得出的成果(leontief,1953)。第二类是回归分析法,包括跨产业回归分析(baldwin,1971等)和跨国家回归分析(learner(1984等)。得出了与h—o理论褒贬不一的结论。第三类是对hov定理适用性的探讨。最初的实证研究表明,hov定理对现实的解释力就像掷硬币的概率一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maskus,1985;bowen,1987)。为了找到真实世界与理论基础的关系,实证经济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努力,通过计入要素生产率、消费偏好等多个变量,从新的视角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使hov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加强(trefler,1993,1995)。后续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把所有的信息都考虑进去后,hov模型等式应该是一个恒等式(da—vis and weinstein,2001;trefler,1998)。
已有研究通过纳入多种要素试图对已有理论进行补充,使其符合现实世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这就失去了模型作为现实抽象的一种本意,这是已有研究的一个误区。h-o理论本身作为一种理论并没有错,但是现实世界的贸易行为同时受多种因素(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的影响,因此,如果不能构造一个与h—o定理假设相符的现实世界,而尝试着用变换后的模型来检验h-o定理,就不能准确地看出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由于现实世界中各国的统计口径不同以及产品、要素种类的划分不一致,数据的选取直接影响了实证结果的准确性,除非获得了相当标准和准确的数据,否则,利用经典简洁的h—o模型将是首选。
总的看来,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至二战后资本主义重建阶段,世界贸易类型基本上处于产业间分工模式,国家之间在资源、技术甚至消费偏好方面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动因,开展贸易的目的则是从这种差异中获得收益。
二、产业内分工与新贸易理论
二战后,世界贸易中有三种现象与公认的贸易理论有抵触:第一个是世界贸易的绝大部分是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第二个是大部分贸易是产业内贸易;第三个是战后贸易的扩大绝大部分是在没有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或收入分配影响情况下形成的。对于这种现象,balassa(1967),grubel(1970)等经济学家都曾进行过分析,他们的结论概括起来是比较优势的传统力量可以对一组产品发挥作用,从而引起产业间的分工与贸易,但是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导致各个国家只生产每一组产品中的某些产品,因而导致了产业内分工与贸易(krugman,1981)。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尝试着把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纳入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从而产生了新贸易理论。该理论主要围绕三个命题展开:市场结构;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技术与贸易。
关于第一个命题,在新贸易理论分析中,市场结构问题始终是中心问题,把规模经济引入贸易理论,实际上是从标准模型中引入符合报酬递增理论的进步。这方面的进步主要基于三次突破,从而形成了三个关于市场结构的理论。第一次突破是最古老的马歇尔理论,在他的理论中报酬递增被假设为完全外生于企业,从而使市场得以维护充分竞争状态。马歇尔的模型假定虽然提出了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但是其仍然承认完全竞争条件成立,结果令人失望。第二次突破是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它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产业由许多小垄断者组成,这些小垄断者使得该产业形成饱和从而消灭了任何垄断利润,但是由于这一理论对产品的异质过程的论述不够严谨,以此为基础出现了两次扩展:一是dixit and stiglitz(1977)提出的异质产品是新产品假定;二是lancaster(1979)提出的异质产品是产品的不同属性假定。总的来说张伯伦模型的出现是一个进步,它第一次使人们能够从理论上研究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问题,但是与马歇尔相比张伯伦模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垄断,回避了寡头垄断的问题。第三次突破是库尔诺的寡头垄断理论。库尔诺双头垄断模型通过假定不完全竞争的企业间都互相把另一个企业的产量看成给定的,把注意力从规模经济和市场结构转移到不完全竞争中,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规模经济来解释垄断经济的情况。
关于第二个命题,与比较优势类似,新贸易理论也承认国家之间在资源、技术甚至消费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但是它认为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产品异质性形成的国际分工。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有关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产品异质性的研究都曾被balassa(1967)等经济学家讨论过,但是由于这些研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因而这些理论并没有得到均衡贸易理论的足够重视。随着对市场结构研究的深入,最早给出规范分析的是krugman(1979),他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中的市场结构,并扩展dixit andstiglitz(1977)的模型,最后证明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在krugman(1979)的基础上,krugman(1980)通过纳入产品异质性,证明当两个国家进行不同质产品贸易时,每个国家都会分工生产在本国有较大市场份额的那种商品,并且每个国家都会成为这种产品的净出口国。进一步,仍然沿用krugman(1979)的基本假设,krugman(1981)证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赫克谢尔一俄林贸易,并且不会带来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从而为本节开始提到的三种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关于第三个命题,这是新贸易理论和技术创新促进国际分工这两个观点之间的自然联系。把技术引入贸易是贸易理论的创新,总结技术影响贸易的形式,主要以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南北贸易模型为线索。krugman(1979)首先从产品生命周期视角出发,以南北贸易模型为基础探讨了技术创新与技术转让的作用,并证明技术创新使发达国家得到更多好处,而技术转让则会使发达国家情况变糟,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技术是外生的,同样基于外生技术假设,flare and helpman(1987)将垂直差异引入南北贸易模型。segerstrom(1990)首次把内生技术进步纳入南北贸易模型,但他们的框架不能解决南方国家的内生技术变化问题,针对这一不足,grossman and helpman(1991b)提出了一个内生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他们认为北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南方国家扩散的主要途径是南方国家有意的技术模仿,在他们的模型中不但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是内生的,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也被内生化了。需要提到的另一重要成果是krugman(1989),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说明了创新带来的报酬递增是怎样导致不完全竞争条件的出现,而且反过来说明短期垄断是技术创新的必要动力,从而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最紧密地联系起来。
与理论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实证研究则比较薄弱(bin xu 2007)。大量的文献都是基于引力模型来估计贸易量的大小,真正研究贸易类型的实证研究较少,这是现有研究的一个缺失。
三、产品内分工与国际贸易新类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当前主流贸易模式已经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发展到产品内分工贸易。“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作为一种主流贸易模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无论是产业间贸易理论还是产业内贸易理论,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假定,即作为分工和贸易对象的产品,其全部生产过程在某一国家或经济体内部进行。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国际分
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生产环节,形成了一个价值增值链条,并在跨国界的不同区位进行分布。
(一)产品内分工与新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的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卢锋,2004)。在此基础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这种分工关系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sturgeon,2003等),其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
产品内分工模型最早的雏形是两阶段生产模型(melvin,1969等),后来更多的经济学家使用垂直两阶段模型来研究中间产品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效果(balassa,1965;bhagwati and srinivasan,1973;grossman,1981);但是,以上的模型局限于将生产划分为两个区段,没有上升到多阶段生产,与现实相去甚远。针对这一局限,狄克西特和格罗斯曼(dixit and grossman,1982)发展了生产区段模型,将模型扩展为一个多阶段生产模型。产品内分工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突破了第一阶段的瓶颈,普遍采用连续中间产品投入的生产模型来分析技术外溢(krugman,1994)、工资差距(feenstra,1996)等。特别是(feenstra,1998)使用“生产非一体化”和“贸易一体化”的概念来表述产品内分工盛行的现代国际贸易和全球生产的特点,并且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中间产品贸易迅速扩张的现实和原因、生产全球化对非技术工人就业和工资率的影响及现实状况下世界各国贸易战略政策的调整。产品内分工理论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的主线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产品内分工理论。琼斯和科尔斯克维斯基(jones&kiemkowiski,1990)的研究是这条思路的铺垫,他们把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并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态称之为“零散化生产”,顺着以上的研究思路,昂特(amdt,1997)利用国际贸易常规分析技术,对全球外包和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的现象进行了研究。
为了进一步在新的分工形式下讨论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基于动态产业模型、静态李嘉图模型和静态单要素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被构建出来(王兵,2007)。该理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为什么一些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一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二是为什么一些企业选择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另一些企业则选择fdi?以melit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认为,贸易能够引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melitz,2003);并认为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是由企业根据其生产率预先决定的(helpman,melitz and yeaple,2004)。以antras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强调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出口决策中的作用(antras,2003);并认为企业所拥有的异质性生产率在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的选择和中间投入品生产地点的选择上具有重要作用(antrasand helpman,2004)。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界定了新的比较优势来源:企业异质性和企业组织选择,单个企业行为会影响所在产业的结构变化,解释了目前普遍存在的本土市场一体化、本土外包、国外一体化和国外外包等4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为解释现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樊瑛,2008)。
(二)产品内分工模式的实证检验
为了适应现实世界的发展,考察新的分工形式下贸易类型的变化,近期学者对产品内分工下的贸易模式进行了测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技术结构为基础的贸易复杂度指标(sophistication);另一种是以垂直分工度为基础的贸易附加值指标。
第一类指标的关键之处在于引入了技术结构这一变量,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测算出口贸易中的要素组合,而且可以测算不同商品中使用的不同技术,特别是有利于分析当各国存在不同技术差距时,各国问出口商品所含技术水平的差异。由于出口贸易商品中要素数据很难得到,他们构建的指标大都基于纯贸易数据。最早从出口商品视角考察贸易类型的学者是关志雄(2002),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基于“附加值越高的产品,越是来自高收入国家”这一基本假设,构建了一个能准确测算与贸易附加值有关的贸易类型高度化的指标。樊刚、关志雄、姚枝仲(2006)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显示技术附加值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不同。
以出口贸易数据测算的“出口复杂度”在算法上把视角推进到产品内分工条件下的产品视角,摆脱了要素贸易类型中要素指标搜集困难的局限,但是这些文献的测算方法还是没有把技术这一要素单独拿出来考量。认识到这一问题后,kaplinskyand santos paulino(2004)尝试用贸易品单位价格的变化来表示贸易品的技术水平,但是他们的做法把贸易品价格的决定因素单一化了,仅仅考虑技术因素对商品价格影响,从而忽略了需求因素、价值链分割、政策等因素对贸易品价格的影响。为了弥补kaphnsky and santos paulino(2004)这一不足,lall(2006)构建了一个能综合反映多种因素的变量“出口复杂度(sophistication)”。他把97个国家分为10个组,选取sitc3分类标准下的237类商品,通过测算不同组国家不同商品出口份额,构建了这一指标。通过构建“出口复杂度”这一指标,lall(2006)确实把kaplinsky and santos paulino(2004)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他的这一指标能容纳更多的影响因素,包括制度、需求、技术等等。
总的看来,以技术结构为基础的贸易复杂度指标,虽然设计比较严密,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该指标仅仅是基于要素贡献层面的考量,并未深入到工序层面,以产品技术水平考量的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一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其次,由于仅仅使用进出口数据,不能有效地反映这些产品在国内的循环流动和投入产出关系,产品增值的方式模糊。
以垂直分工度为基础的第二类指标则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实证分析方法。yeats(1999)通过观察东亚地区“零件和部件贸易”增长情况,对产品内分工发展提供了一个度量方法。沿着这条思路,hummel,rap—oport and kei mu yi(1998)利用投入产出法得到结
果:90年代全球贸易的增长大部分来自于“垂直分工贸易”,并指出,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交通的便利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垂直分工贸易将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方式。接着,kei mu yi(2003)又通过建立模型并进行数据模拟,从纵向国际分工角度解释了当代世界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以上文献在研究相关国际贸易问题时提出了垂直分工度的计算和度量,是一大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1)现有文献中对垂直分工度计算的具体算法推导不够严谨和细致;(2)根据hum—mels(1999)的vs模型计算垂直分工度,必须利用投入产出表,这就涉及到大量规模庞大的矩阵运算,如何简化矩阵运算先前文献没有提及;(3)使用vss模型需要同时使用商品进出口数据和投入产出表,如何将两种采用不同分类标准的数据对应起来在以往文献中没有提及。
四、结语
本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与贸易类型有关的文献作了一个综述,在不同领域都有一系列有深远意义的成果:比较优势的传统力量可以对一组产品发挥作用,新贸易理论则适用于解释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所导致的产业内分工贸易模式,当分工深入到产品内之后,提升贸易的技术结构和垂直专业化水平是新的分工形式下贸易结构升级的两种主要方式,但是每个领域的讨论也并非是完善的,总的看来,以下领域还有值得拓展的空间:
(一)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有效融合
比较优势作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理论,其强有力的解释力已经被经济学家所承认。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比较优势的分析过程会发现比较优势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一个结果,即国家之间如果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那么参与分工的国家都会从这种分工过程中获益,而国家之间是否会这样分工则取决于参与竞争的企业,主导企业分工的则是微观层面的竞争优势。因此从这点看,比较优势是缺乏微观基础的,如果能找到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有效结合点将是对比较优势最有力的补充。
(二)有关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新贸易理论虽然给给现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力,但是有关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实证分析少之又少,尽管有学者作出了努力,但是大部分的分析都是基于引力模型从贸易总量层面估计贸易的大小,另外就是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动态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更多的不支持理论模型。因此,如何找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给出合适的实证分析,将是对新贸易理论最有力的支持。
一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场。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经济的飞跃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给国际贸易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同样给国际贸易带来了新的挑战,而最为明显的冲击是对于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和质疑。因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无法对信息经济下所遇到的新的问题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释,使得国际贸易理论在新形势下严重受挫。笔者针对信息经济下,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信息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的不足和缺陷,尝试在现有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一些改进,希望可以完善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概述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大时期,也可以说是经历了四大发展的阶段,即国际贸易理论的古典阶段,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阶段,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贸易理论阶段和国际贸易的新兴古典理论阶段。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在假设市场处在完全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提出的,他们所重点研究的是贸易之间的相互盈利性,是一种基于共赢状态下对产业间的贸易做出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在新的发展态势下,提出了适应时展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是在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国际贸易中的规模经济的出现和新的技术改革等视角下用来解释新出现的贸易形势的国际贸易理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化分工的不断专业化,新型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也就是应运而生。它是在以往国际贸易理论上的一个发展和补充,是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新理论。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信息产品改变国际贸易结构。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信息产品在当今经济贸易活动中独领,很多原有的产业形式,在信息产品的强力冲击下逐渐走向下坡路,渐渐的被排挤出国际贸易交易市场。传统的国际贸易是主要是各国之间的商品或服务的一个交换过程,在这个交换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是有形的物质商品的贸易交易。然而,信息时代正在改变着原有的贸易结构,信息产品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传输着信息或者知识类的产品,是一种无形意义上的商品贸易交换过程。国际贸易的结构发生的变化是信息产品给国际贸易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
信息产品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传统的国际贸易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相对公平、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贸易交换活动。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因为主要的交易内容是物质产品,或者是能量产品,这些产品都是不可复制的,在进行交易时,另一方想要获得这些产品,就必须付出对等的价值,这样就保证了贸易中的相对公平。然而,信息产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可复制,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仍然进行相应的社会分工,那么,在贸易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不对等性,这也就改变了原有国际贸易中所体现的贸易关系。
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
国际贸易理论不适应信息产品时代。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的四个阶段可以得知,当前国际贸易中所使用到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基于国际分工的这一基础之上的。在信息经济到来之前,存在于国际贸易中的国际分钟主要是体现在物质和能量这两种产品之上,对于这些产品进行相应的分工,所呈现出的是基本公平的贸易方式,所以国际贸易的理论在这上面使用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然而,信息产品的特点和特性,并不等同于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从他们的边际成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区别。物质产品和能量产品因为都是有形的贸易产品,所以,它们的边际成本总是大干零的,不可能存在边际成本等于零的情况,这也是当前的国际贸易理论适用于它的主要原因。而信息产品的特点恰恰是与它们相反的,信息产品因为可以复制,而且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所以,它的边际成本总是处在于等于零的状态下,如果还运用当前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国际分工,那必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信息产品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影响是使国际贸易理论不再适用于当前的国际贸易。所以,在信息产品的作用下,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国际分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