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三则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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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三则其一范文第1篇
关键词：胡宏；封建；郡县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一直贯通商周于今之间，其意义衍化之时，往往与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相关。平添几分驳杂与混乱。故不深究历史脉络，回复各代、各人具体论述中的实情，很难得其近真之相。有宋一朝。士大夫对于“封建”玩味最多。且多意含接续三代道统之意，出于政治上的表现，便是欲落实封建古制。然“复归”三代，落实封建，亦多是对现实政治反应的一种策略。随时势变化而变迁。胡宏(1105-1161)便是其中一例。胡宏封建由主张修正郡县制的缺陷，到史论中隐约批评郡县制。最终认定应改郡县为封建，而封建多与井田相合。其转变看似循序渐进，实多于当时政局、时势相关。
一
胡宏，字仁仲，学者称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生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十七。胡宏少年便私淑二程。称二程“绍孔、孟之统，振六经之教”，对当时所流行的王、苏、欧阳之学皆未首肯，且编纂《程子雅言》以“破王安石之奸说”。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人太学，从学程门高弟杨时(1053-1135)，遂正式成为二程再传弟子闭。在宋廷南渡之前。胡宏的学术与政见大致受二程影响，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与“专用己意训释经典”。这种观念大致延续至后。且与其在不同时期对“郡县”“封建”的不同论述大有关系。
南渡至临安的赵宋朝廷，外有强敌压境。内则迁都未久、百事待理，如何处理好内外关系。虽为旧题。实担新意。胡宏在《中兴业》中首次论述“郡县”问题。他在此时认为郡县具有重要作用，说“有土则有民，有民则有财。置守令，所以养民生财也。”然而“平时，监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国事，互相忌恶。”遂使自丧乱后。形成“州郡专以抗拒监司为能，监司专以陵挠州郡为事。”而究其原因，其弊最要不在郡县，乃是“为漕使者，不能平贵贱，通有无。或厚敛苟免以资敌，或重载遁逃以实己。是使守令不得养民以生财也。为宪使者，不能察奸欺，允刑狱，赋污狼藉者不按。奸宄通贼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息争也。”其主张，“或宜尽罢监司之职，属之连帅，选择守令，使各清心省事，专以垦田练兵、兴利除害为务。”则此期。胡宏并未见有批判郡县制之举，只是认为现行的监司等官制牵制了郡县的长处。
而在此四年后，胡宏的《上光尧皇帝书》中，他首次上书皇帝，也是针对安内攘外，从中可见他在此期对于“封建”与“郡县”的思考稍有变化。
胡宏认为当时郡县弊端不少，“往中原时，提封万里，郡县以百千计，论者犹以为将不胜其弊。今地益狭隘。州县无几。士大夫自西北而东南者，不知其几千万人矣。自东南而官者，不知其几千百人矣。郡县荒残。百事宜简。而官吏猥众，上官大吏各私其亲，不遵法制，移易往来。曾无定止，互相攘夺，不顾是非，受贿纳赂。法禁不行。奸豪得志，暴虐日敷，根本摇动，大命将泛，流荡而不可止。天下无事，食君之禄；天下有变，拱手环视而不能救。”然度其意，弊非在郡县制本身，而在官吏。“夫与民亲者，莫如郡县之官，天子所与共治天下者也。今类皆以干逐废弃者居之，岂为民父母视民如伤之意哉!”如何修正?胡宏认为只要“宜重其任。择其人，使久于其位，期以成功。且申戒备视之官，廉问纠劾一路之广。腻吏而监司发者，罪守贰。守贰发者，黜监司。自中台发者，监司郡守俱赐罢终身，以不胜任废。”
可见，胡宏在此期，认为郡县存在弊端。但只要重视人才加得当的监督就能改善这种情况。
胡宏这一时期的见解与主张，或基于安内与攘外的权衡。稍早于《上光尧皇帝书》，在绍兴二年左右给吴元忠的信里。胡宏便感慨：“窃思寇盗纵横。使吾民至于此极者，以州郡敝而不振，而方伯久无其人也。”翻与《上光尧皇帝书》同时，胡宏致书明应仲，认为应该“奋大辱之积志，临遣信使，分行州郡，考时事，察人情，将断自宸衷，以大有为于天下。”则显然认为，国家如此局面，与州郡衰弊大有关系，要有远图，北定中原。似先定州郡为重。另外。与高宗即位初期的政局大概也不无关系。在当时。要想废弃郡县改用他法。亦是不现实。高宗即位，照例诏告天下，“朕将规复旧章，不以手笔废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权。容受直言，虽有失当，不加以罪。”公开宣布要广开言路。言者无罪。而高宗证明自己“正统”身份的手法，即是“谨守祖宗成宪”。于是稍明政局的士大夫必定清楚。虽言路广开，“谨守祖宗成宪”也是不可驳斥的“政治正确”。
胡宏《上光尧皇帝书》，虽主要在讲重人才。修正郡县制的缺陷，然“祖宗家法”作为论证依据时常贯穿其中。而其中颇值得玩味之处是，胡宏讲祖宗法令时，大多以王安石作为对立面，抵斥不遗余力，“安石废祖宗法令”，且认为政令应与“熙宁之政相反”，似乎如此便可回复祖宗之法。多少让人觉得胡宏在继续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之争。
二
绍兴十一年(1141)，胡宏作《皇王大纪》八十卷成。此书编年而著。起自盘古。终于周赧王。专叙“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杰，为君为长，率其陪贰”，如何“应时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长，秋之利。冬之贞也。”然胡宏实未将《皇王大纪》作为考证史事之书。而更多寓有“春秋笔法”。此书当是胡宏继其先人之业，而或寓有当下之意。胡宏在此书中，意欲通过叙述三皇五帝故事。而揭示道之所在。认为“尧之初载甲辰，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天运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乱备矣，万世不能易其道者也。后人欲稽养生理性之法则，舍皇帝王伯之事何适哉!”故其对于史事的记载。大有选择。“事有近古先而实怪诞鄙悖者，则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后世而不害于道义者，咸会而著之。”去取史料，则在不害“道义”。《皇王大纪论》出自《皇王大纪》。以古论今，大可注意，其中亦论及“封建”“郡县”。
胡宏认为“先王之所以沟封田井者”，有三因：“亩数一定。不可诡移”、“邑里阻固，虽有戎车，不可超越”、“道路有制。虽有奸宄。不可群逞。”因而有三利：“绝兼并之端。止狱讼之原。沮寇盗、禁奸宄于未兆”。则其实针对两事。一是防外敌入侵，所谓“虽有戎车，不可超越”；一是防内奸动荡。所谓“道路有制，虽有奸宄，不可群逞”。则虽远述三代，亦是针砭当下。而“秦一废之，及今千六百岁，而弊日益深。而戎马不可禁矣。”故胡宏认为：“井田封国，帝王之世万事根本也。”
而如何封建。胡宏亦有论述，认为“先儒以为王畿方千里，百同，九百万夫之地。其言是也。以为中有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官室、涂巷，三分去其一。余六百万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定受田者三百万家，则非矣。”何以言之?“愚深考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也；公侯方百里者。田方百里也。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百万井，九百万夫之地，受田者八百万夫。百倍公侯之国，然后足以为天子都畿，镇抚天下。”则其分封诸国。以保证合各国诸侯之力不可与王为敌为限。则虽为史学争论。亦是对“封建”进行修正。或更可符合秦以后皇帝一统天下的成例。更能为当政者接受。
然而，在此书中，胡宏虽一字不提当时宋廷。然曲折之意。则尚能领会。“呜呼!井田封国，仁民之要法也。唐太宗尝慨然有复古之心，惜其诸臣识不足以知三代之道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则唐世终无藩镇跋扈篡弑之祸。而末流终无卒徒扶立强臣制命之事矣。”并意味深长的说道：“噫!有国家者，欲如三代保守中国以天年终，必井田封建而后可。”
此时。胡宏有关郡县、封建的主张。已经大不同于他上书高宗时，已经认为应该改郡县为封建。然而或是碍于前所述的“政治正确”。而只是在史书论说中隐讳其事。
三
胡宏晚年有关政治主张、学术思想的论述俱见于《知言》。根据张拭的《胡子知言序》，可知《知言》主要是胡宏最后二十年所作。且日有更定，或是打算藏之名山的，故言论较为直接。
胡宏写作《知言》的二十几年间，宋朝国势并没有根本改观。秦桧掌权，主战派多被其弹劾，立储事件又屡起波澜。且边事又无多少喜讯。此期，胡宏认为要理清内政，必施仁政。施仁政，则要变当下治法，复三代之治。“法始于黄帝，成于尧、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乱，成汤兴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纣而又乱，文王、武王兴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乱。齐桓、晋文不能修。而又益坏之，故天下纷纷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扫灭之，故天下大乱。争起而亡秦。犹反复手于须臾间也。”修三代之法可定天下，变三代之法而自定一法，则必速亡。
而“欲拨乱兴治者。当正大纲。知大纲。然后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纲不知，虽或善于条目，有一时之功，终必于大纲不正之处而生大乱。然大纲无定体。各随其时。故鲁庄公之大纲在于复仇也，卫国之大纲在于正名也。仇不复。名不正，虽有仲尼之德。亦不能听鲁、卫之政矣。隐然以复仇、正名为宋廷的大纲。则安内与攘外同是大纲所括。当下重在两个方面：一要能复仇，驱外敌；二要能正名，辨夷夏。只有修封建古法，变郡县为封建。胡宏认为“黄帝、尧、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汤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齐桓、晋文之不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扫灭封建。其大缪也。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顺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王所以纵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贼也。”而“郡县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变故；封建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变故。”则在当下大变故之世。郡县已经不可支。封建可支变故，在“封建诸侯”，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难于崩陷。可以正中国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与之和亲而手足倒置矣。”能驱外敌。正宋朝中原诸夏之名。且“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风俗美，理之易治，乱之难亡，扶之易兴，亡之难灭。郡县反是。”在大变乱时。能挽大厦于将倾。持之以恒。“井法行。而后智愚可择，学无滥士，野无滥农，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鲜矣。君临卿，卿临大夫，大夫临士，士临农与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无贫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无交易之侵谋。无交易之侵谋，则无争夺之狱讼。无争夺之狱讼，则刑罚省而民安。刑罚省而民安，则礼乐修而和气应矣。”然法立制定。最终还是落实于君主。所谓“欲大变后世之法度。必先大变人主之心术。心术不正。则不能用真儒为大臣。大臣非真儒，则百官不可总已以听。”“一正君心而天下定”。
此期，胡宏有关郡县、封建的论述大不同于先前，直言不讳，欲变郡县为封建，大致突破“祖宗成法”的限制。然《知言》更似理论大纲，若真实行，郡县与封建是否那么决绝。亦有调适过程。胡宏晚年给张栻的信里便说：“封建。择可封者封之，错杂于郡县之间，民自不骇也。”琪实也认为。恢复古制。初行时民众会不适应。然而这种调适与权衡，正可见胡宏对实行封建在当世作用的自信。且对如何实现封建有一定考虑。
狼三则其一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苏轼；贬谪：心态
苏轼万里投荒，九死一生，归至金山，作《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卷四十八P2641他将一生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不乏自嘲意味，却道准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漂泊万里而眼界开阔，历尽忧患却境界升华，对尘世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感悟。黄州、惠州、儋州为其人生政治之低谷，却为其思想性格之高境、文学成就之颠峰。因此，研究苏轼的贬谪心态，无疑是把握住了他生命律动之脉的。
一、幽独孤高又坦然超旷
中国古代有贬谪经历的士人不计其数，但心态各有不同，苏轼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从“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卷一P581，《沁园春·古馆青灯》)的朝廷命官沦为带罪之人，精神之孤独，生计之困窘，身体之衰病，都困扰折磨着东坡。他的心态首先表现为幽独孤高，困顿牢落：但另一方面又善于排解，坦然超脱。两方面合而观之，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坡。
苏轼贬谪时期，“幽”、“孤”字眼频频出现于其诗词中，传达出他幽独孤高的心态。他常常自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卷二十P1032，《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掩关卧”(卷二十三P202，《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幽人方独夜”(卷三十九2140，《江月五首》)、“孤山之好在，孤客自悲凉。”(卷一P576，《临江仙·送王缄》)、“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风为解佳人愠”(卷一P590，《渔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二P603，《永遇乐·长忆别时》)、“幽”、“孤”二字最能反映其幽独孤高的心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卷二P601)陈廷焯推崇此词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卷二)词中这只徘徊返顾，若隐若显的孤鸿就是词人的化身。“缺”、“疏”、“断”、“静”、“幽”极力烘托出词人凄清哀婉的心境，而孤鸿的“惊”、“恨”、“冷”等心灵感受又尽为词人忧谗畏讥情绪的真切表露：“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行径则寄寓了他孤高自傲、不随波逐流的心志。其境界正如黄庭坚所说：“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卷三十九引17268)
这样的孤独之感，每每是与苏轼政治上的失意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这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卷一P569)
上片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风叶鸣廊，词人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这是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下片则对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作了含蓄的暗示。“酒贱”句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云妨”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卷四P34)，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P156)。这两句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有对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
苏轼的心态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贬谪后的普遍心理，然而又和前人有所不同。由于臣对君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依附性，一旦见逐，便惶惶如丧家之犬，流露出悲苦之态。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悼，终抑郁而去，年仅三十三岁。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潮州刺史谢上辰》)，悲伤至极。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直至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甚至精神悸怖，“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寄许京兆孟容书》)。元稹被贬至通州司马后，以“饥摇困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自况其苦境与悲哀。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句，便是他借色衰失宠之女而摅写天涯沦落之苦恨。屈、贾、韩、柳、元、白贬逐期间哀号惨怛、悲悲切切、戚戚嗟嗟、哀伤自怜、青衫泪湿，足以见出前代逐臣的狼狈之态。苏轼初被贬谪，虽借孤鸿、孤光、孤影、孤客，表达幽独孤高的心态，但这心态的又一方面，是他的坦然放旷，与韩、柳、元、白的凄苦哀伤不可同日而语。
东坡有些诗句虽然表达孤寂之辞，但已不见幽独之隋，蕴含着审美的诗意境界，是苏轼贬谪心态从幽独孤高转变为坦然超旷的过渡。《和秦太虚梅花》云：“……江头干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卷二十二P1184)后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范正敏《遁斋闲览》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卷十P273)江头千树引不起词人兴致，而独赏竹外一枝明如许!正因身为逐客孤独凄伧，故偏爱清幽孤寂之美。《和陶杂诗二十一首》其一日：“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囚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卷四十一P2272)处境幽绝，如耿耿缺月独挂晨空，却不怨天尤人。历尽坎坷。岭外归来之时，东坡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月明。”(卷四十五172444)《苕溪渔隐丛话》评此句：“寓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卷二十七P564)
东坡的幽独孤高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卷二P595)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苏轼在徐州时写的《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P356)当词人忘掉了利害得失，用“寓意于物”的眼光去看待万物，以豁达的心胸去对待贬谪的不幸遭遇时，就不再是“幽人”、“孤客”、“狂夫”，词人的生命状态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豁达放旷的心境成就了一种沉浸于美的享受，坦然超旷的心境升华为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如《初到黄洲》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卷二十P1031)自笑平生好论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自是“失”，而长江鱼美竹翠笋香，不无“得”。而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卷四十P2192，《食荔枝》)，渡海时，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卷四十三P2366，《六月二十夜渡海》)。几番化“失”为“得”，尽显坦然旷达。
苏轼贬居儋耳，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卷四十三P2362)始终以贬地为吾乡，故能心中甚安，坦然旷达。史载，王巩的侍儿柔奴随王贬居岭南，北归后苏轼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于是作《定风波》赠她，下片云：“万里归来平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卷二P581)这道出了东坡从容坦然旷达超脱心态的本质。心安，则随遇而安，无处为家处处家，摆脱漂泊失落的无归属感，找到精神之家园，获得精神的畅适自足。二、皈依释道却执着现世
儒、释、道对中国的文化和士人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在苏轼所处的北宋尤为明显。北宋时期，中国士大夫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的人格。苏轼能坦然超脱地面对苦难忧患，是因为他始终立足于心灵之救赎，灵魂之自立。三次贬谪，让苏轼出入儒道，濡染佛禅，思想宏博开放，相容并采，成就了儒释道的人格。虽然贬谪后释道在苏轼思想占有主要成分，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摒弃社会的使命，人生的追求。在宗教中净化灵魂，在现世中自强不息。这是苏轼贬谪心态又一对立统一的特征。
苏轼早期以儒家的经世思想为主旨，以儒家典范为楷模，苏辙论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卷二十五P4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乌台诗案”以后，庄、禅的思想便由表及里，登堂入室成了苏轼思想的核心。少年时读《庄子》，苏轼感叹道：“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宋史》本传)苏轼受佛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在读禅宗的要典《坛经》时曾说：“近读《六祖坛经》，指说法、报、化三身，使人心开目明。”
在贬谪黄州岁月的初期，他经常去城南的安国寺念佛静坐，一修炼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企望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佛境。在他的诗文中，还融入了大量的禅言道语，如这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卷四十七P2535)这可谓是悟道之言。从他晚年对陶渊明倾心不已，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便可看出他渐弃世事而趋“自然”，在纷繁的尘世外寻找精神的家园。
《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P157)《庄子·人间世》：“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P122)《坛经·疑问品》：“随所住处恒安乐。”(p126)老庄的思想是以人类社会为背景，建立在人生的现世，它提出解决人类苦难的方法是恢复到人的自然状态，即精神和生存的自由自在，是形而上的关怀。“个体存在的形(身)、神(心涧题最终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构成庄子哲学的核心。”(P183)同样，“禅宗”则是把佛教世俗化，“‘悟道’不是思辨的推理认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它不离现实生活，一方面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因为它已是一种获得精神超越的感性。另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精神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常常要求舍弃、脱离感性。”(P207)苏轼是深得《庄子》、《坛经》真谛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剧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P9)，苏轼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站在现世的立场，视庄学、禅学为学问思想，重新整合建构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就是以“现世”为基点，在“现世”中找到精神的“自然”家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静子。”(P9)他既不同于愤世嫉俗的屈原，也不同于狂放不羁的李白，他虽然也充满浪漫精神，却旷达而随意。屈原的人生体验充满为理想的痛苦，“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离骚》)。李白多少带有些玩世不恭的意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萬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而苏轼则显出的是执着于现世的平淡超旷，自强不息。首先，苏轼执着现世的心态表现为一种兀傲倔强的文化品格。他贬黄州期间，有《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新，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却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卷二十二Pl183)“荦确坡头路”，确指也是泛指人间不平之路。而“自爱铿然曳杖声，”昭示出一种不畏艰险不平、生活中强者的步伐，一种自立与抗争的精神，一种面对生活之艰窘与政治阴影之笼罩而兀傲倔强的文化性格。“平生傲忧患”(卷六P281，《十月二日，将至涡口王里所，遇风留宿》)，“矫首独傲世”、“寄傲知今是”(卷九P350，《归去来辞集字十首》)，恰是一个兀傲倔强的坡。
其次，苏轼在贬谪生涯中仍不忘国事，孤忠不减。东坡虽于贬逐中自称“孤臣”，含不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哀怨心理，但实际上他始终未能忘怀君国之事。贬黄时作《谢陈季常惠一暗巾》诗云：“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上取可汗。”(卷二十一P1117)给滕达道信说：“西事得其洋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卷五十一P1475)真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卷二P607，《满庭芳》)、“平生多艰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卷四十四P2385，《次韵王郁林》)，一句句写在贬逐期间的渴望尽忠报国而壮志未酬的诗句，表现了贬谪中的苏轼执着于人生、孤忠不减的一面。
再次，苏轼在逆境中豁达乐观，自强不息，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人精神世界，还表现在他的辉煌的政绩。“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卷二P596，《浣溪沙·山下兰芽短侵溪》)旷达如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苏轼正是这句古老格言的贯彻者：
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其动而不息也。维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卷八P227)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宋史》本传)；谪居黄州。既未消沉，又未怨世，亲耕东坡营地数十亩，从而自号“东坡”：两次到杭州，亲领疏浚西湖，淤泥成堤，堤上植柳，后世称为“苏堤”。旷达中的“自强不息”，既不同于儒家的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庄的逃避现实，这就是苏轼。他学老庄，没有逃避现实：他习禅宗，也没有消极遁世。他以超然、旷达的情怀为后来者引以为知己。他的文化人格，也为后来者建立了一个非此即彼的精神家园。
三、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
魏晋以来，士大夫形成的对人生及生命的叩问，到苏轼表现的更加深刻。如李泽厚先生所云：“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P160)历尽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意义是苏轼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
苏轼早年于未进之时与既进之后对人生就有过深刻思考，人仕后，第一次与子由分别时作《和子由蝇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塞驴嘶。”(卷三P96)前四句写人生行迹之无定如“雪泥鸿爪”之不可凭依，结尾二句极写人生之辛苦，世路之坎坷，又有何种价值?诚有一种人生空寞之感。早年若隐若现的人生空寞之感，在他贬谪期间则表达为“人生如梦”之叹!《西江月》中“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卷一P582)，《西江月·黄州中秋》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卷一P592)，《念奴娇·赤壁怀古》云：“人间如梦，一尊还捋江月”(卷二P598)，《南乡子》云：“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卷二P599)，“梦中了了醉中醒”(卷二P602，《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卷一P579，《醉蓬莱·笑劳生一梦》)。这种人生如梦的感慨，显然以庄、禅阐发人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P327，《庄子·齐物论》)
这种人生如梦的空漠之感，饱含着现实世界深刻的思考，《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卷二P603)前两句化用《庄子》中“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语。营营，纷扰状，为功名利禄奔波。《庄子》又谓小人殉利，士殉名，圣人殉天下。为客体而失去主体，陶渊明谓之“心为形役”。苏轼早岁就有“汲汲强奔走”(卷一P9，《夜泊牛口》)之慨，此时经历了宦海沉浮、市朝倾轧，更有切肤之感。此身既非我有，营营之求又何益，倒不如驾小舟于江海寄其余生。“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卷二P587，《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正是此意。范蠡携西子泛五湖成为其后世士大夫的理想归宿，处于逆境之中，更是心向往之。这里“扁舟”、“小舟”本身的词汇意义具体指向消失了，具有某种象征性：它既是词人心灵的蜗居、载体，又是词人自己，可以随风坦荡于江湖，了无阻碍束缚。“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卷一P571，《念奴娇·凭高跳远》)，当人作为社会人道德地存在(社会责任、价值的实现)不适意时，往往会去寻求作为理想人而诗意地存在(个人自由的实现)。这或许还受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启发，也许还包含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意。可见，其人生思考出入屆、庄、范、孔、陶、李等哲人高人之间，升华成一种终极意义的哲理。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卷一P6)
狼三则其一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诚实；动补结构；汉代；金匮要略
一、语料的选择
东汉末年，张仲景完成了确立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此书问世后不久，就因战乱而散失。西晋王叔和经过广泛搜集，将原书伤寒部分编成《伤寒论》十卷，但未见杂病部分。北宋仁宗时的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发现了一部叫《金匮玉函要略方》的书，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此书王洙于馆阁蠹简中得之，曰金匮玉函要略方。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今书以逐方次于症候之下，以便检用。所论伤寒，文多节略，故但取杂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旧名。”到了神宗熙宁年间，经林亿等人校订，最后题书名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为《金匮要略》或《金匮》（以下简称《金》）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云：“则此书叔和所编，本为三卷。洙钞存其后二卷，后又以方一卷散附于二十五篇内。盖已非叔和之旧。”但对于此书所载的医术及其药方疗效是持肯定态度的，“然自宋以来，医家奉为典型，与素经问难并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则亦岐黄之正传、和扁之嫡嗣矣。”又“独此编仅仅散附诸方，尚未失其初旨、尤可宝也。”关于《金》的语言，《总目》说：“汉代遗书，文句简奥，而古来无注，医家猝不易读。彬注成于康熙辛亥，注释尚为显明。”由此可见，《金》虽然经由王叔和集、林亿等校正，但仍保留了汉代语言风格原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对语料进行鉴别的负担。
我们选择《金》作语法专题研究，除了上述鉴别时代的原因之外，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古是汉语变化较为显著的时期，《金》虽然是医家的医书，它自然也不能不对中古的语言现实有所反映。另外，对《金》进行专题语法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非常少见，因此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意义。
《金》的版本较为复杂，目前最流行的本子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标点本（以邓珍本仿宋刻本为底本进行整理），我们选择2006年4月第1版进行研究。文中例句后括号里的数字为该句在此书中的页码。
二、写作目的和写作方法
动补结构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研究角度分现代汉语的使用角度，汉语历史发展的动结式的萌芽、发展和成型过程的角度。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在对《金》的动补结构进行全面分类描写的基础上，揭示《金》动补结构的特点，至于要理清它在动补结构发展史上的地位、对动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动补结构不同类型的互相影响等问题，由于笔者所学有限，只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了。
本文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将动补结构分为动结式、动趋式、动程式、其它格式（包括数量补语、介词结构补语、名词补语）四大类，收集《金》中每一类的用例，然后作相关的描写。
三、动补结构研究概述
1、动补结构的构成和类别
动补结构的出现是汉语语法的一大发展（其中也有一些动补结构已经凝固成词，具体时间郭锡良先生认为当在中古以后）1，现代汉语一般多从意义上进行界定。例如：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认为：“动补短语：由中心语和补语两个成分组成，补语附加在中心语的后头，其间是补充关系。有的补语之前有‘得'。”2
胡裕树《现代汉语》：“后补词组：由两个部分组成，后一部分补充说明前一部分。”3
他们一般还按照补语的语义类别将补语分为结果补语、程度补语、状态补语、趋向补语、数量补语、时间处所补语和可能补语等。4
2、动补结构历史与发展的研究概况
王力先生最早把“动词＋结果补语”所构成的动补结构称之为“使成式”，日本一些汉学家则称之为“使成复合动词”。蒋绍愚（1992）认为：“因为动补结构还可以分为几类，各类产生的时代并不相同。”5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区别对待。对于“动程式”6和“动词＋介词结构”两类格式形成的时间在先秦这一观点，语法学界的意见颇为一致。至于动结式和动趋式，特别是对于动结式，学者们的意见却非常不一致。下面我们把研究者们的意见进行简要概括，其中以动结式为主、同时兼及动趋式。
（1）秦及秦以前说
周迟明（1958）：“使动式复式动词合用式是由词法上的关系发展而成的，大概起源于殷代，……分用式是由句法上的关系发展而成的，大概起于先秦。”余健萍（1957）、杨建国（1959）等认为在先秦萌芽。张显成（1994）利用简帛文献来论证“使成式产生于先秦并且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成熟了。”7周、杨和潘允中（1980）还认为动趋式在先秦已经出现。
（2）汉代说
王力先生明确指出：“使成式是一种仂语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打死'，‘救活'）；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仂语中表示出来。这种行为能使受事者得到某种结果，所以叫做使成式。”在对汉代大量实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具体阐述了使成式的结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外动词带内动词的使成式，其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行为；外动词带形容词的使成式，是施事者的行为的结果是使某事物有某种情况。”经过一番全面详实地考察之后，王力（1958）得出结论说“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祝敏彻（1963）、柳士镇（1992）等也持相同的观点。王力还认为动趋式也形成于汉代。
（3）唐代说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赞同王力先生所提出的使成式的条件和标准，所不同的是太田着眼于词的层面进行研究，他把行为及其结果同时表现的动词后面带自动词、动词后面带形容词的组合分别称为使成复合动词和结果复合动词，这显然不同于王力先生使成式的仂语观点。太田在进一步研究中还发现“在古代汉语中自动、他动词很多”，“类似使成复合动词的东西从很古就有”。这就为如何分辨使成复合动词造成了一种困难。于是他为动结式的形成提出了一条鉴别方法：“……除此以外，还可以选择不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都不是自他两用的动词，来检验一个词的复合方式。例如，检验关于“杀”和“死”那样的词，它们意义上有类似之点，而自动和他动的区别是明确的。“杀”从古到今都是他动词，“死”从古到今都是自动词。”8
他最后发现，到了唐代，用“杀”的地方换用“死”的例子相当多了，而且后面的那个动词已经凝固成自动词，由此证明使成复合动词至迟在唐代已经产生。这就是颇具科学和创新精神的“V死O”对“V杀O”的替换。“它突破了传统研究中主要凭语感做判断的局限，而是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确立形式识别标志。”9
（4）六朝说及其他
日本志村良治（1984）认为：使成复合动词产生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到唐末）。在归纳动结式成立过程的基础上得出动结式出现于六朝。梅祖麟（1991）和蒋绍愚（1994）也持“六朝说”。李平（1984）在对动补结构鉴定和产生年代问题进行认真考察后，他在发表的《〈世说新语〉和〈百喻经〉中的动补结构》一文中，“概括了动补结构起源和发展研究的三种代表性意见，指出了‘先秦、殷周说'的缺陷和‘汉代说'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对太田辰夫、治村良治以‘杀'和‘死'作为检验使成复合动词的形式标准和由此推导的结论提出了质疑……通过对《世说新语》和《百喻经》的全面考察，以大量确凿的语言事实论定动补结构在六朝肯定地产生了。李平这一考察结论不同于志村良治的使成复合动词‘六朝说'，他是国内第一位明确肯定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的学者。”10
另外，也有对太田辰夫的论证持不同意见的，宋绍年（1994）认为“死”在上古也有不少作他动词的用例，因此太田的标准并不可靠。杜纯梓则对梅祖麟关于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的论点和论据发表了不同看法，提出：“动补结构不能与复合动词混而为一；带没带宾语不能作为鉴定动补结构的决定性条件；汉语发展史上没有出现过‘自动词化'；具有因果联系的特殊兼语式不是出现于六朝，而是在先秦汉语中就存在。”等一系列观点，以此证明“六朝说”不可信。11
下面就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把《金》中的动补结构分为动结式、动趋式、动程式和其他格式（包括数量补语、介词结构补语和名词补语）四大类，并对它们作相关的描写，以此证明动补结构这一重要的语法形式至少在汉代已出现并趋于成熟。
1.1 对动结式性质的认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动结式，必须先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动结式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从引言中黄伯荣、廖序东以及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中对动补结构的定义，我们发现现代汉语的动结结构是从意义上来界定的。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语法界对动补结构的研究逐层深入。它的特点，据黄增寿概括，大致有以下四种：（1）动结式的及物性与它的组成成分的及物性没有规律性联系。（2）动结式的配价与它的组成成分的配价也没有规律性的联系。（3）动结式的结构中心游移不定。（4）语义指向的复杂性。由此断定动结结构离短语远而离词近。12
完全用词的标准来衡量古代V1﹢JV2（JV2表示含动作结果的动词）的结构，我们必然得出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动结式的结论。所以我们赞同黄增寿“古代汉语‘V1﹢JV2'（JV2能带宾语）结构是词组式动结结构，现代汉语中的动结式是词式动结结构”的观点，并以此来分析《金》中的动结式。
1.2 《金》动结式的初步考察成果与分析
《金匮要略》动补结构中的结果补语（记作JC），根据“VJC”所处句子中宾语的有无及其前后位置，可分为：V﹢JC，V﹢JC﹢O，V﹢O﹢JC。（为方便表述，文中用了以下符号：C＝补语、O＝宾语、V＝动词、JC＝结果补语。）
1.2.1 V﹢JC
可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格式，其中否定式有5例，格式为“V不JC”：
（1）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承，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3）
（2）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13）
（3）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18）
（4）妊娠呕吐不止，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78）
（5）《千金》云：主卒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绝无复觉，或已无脉，口噤拗不开，去齿下汤。（90）
另有肯定式18例，其中“V令JC”式2例：
（1）上二味，以绵缠，捶令碎，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37）
（2）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渣，内蜂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74）
其余16例为：
（1）荣气不通，卫不独行，荣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独足肿大，黄汗出，痉冷。（19）
（2）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21）
（3）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猝喘悸，脉浮者，里虚也。（21）
（4）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22）
（5）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42）
（6）上三味，先将茯苓、白术煎成，入戎盐，再煎，分温三服。（51）
（7）上一味，以美清酒五升，煎取二升半，顿服尽。（61）
（8）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沸，顿服之，有脓当下，如无脓，当下血。（72）
（9）上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内胶，令消尽，温服一升，日三升，不差更作。（78）
（10）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内胶，令消尽，分温三服。（81）
（11）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84）
（12）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84）
（13）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86）
（14）猪脂如鸡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89）
（15）矾石半斤，以水一斗半，煮消，以渍脚，令没踝。（89）
（16）救自缢死，旦至暮，虽已冷，必可治。（90）
这类补语动词（包括自动词和他动词，关于补语是形容词性的放在程度补语一节当中分析）紧接主要动词，后面不带宾语。
1.2.2 V﹢JC﹢O
此式与上式相反，主要动词后面除补语动词外，还有宾语。
（1）热汤二合，捻取白汁饮之，当下。（37）
（2）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合药令相得。（74）
（3）狗屎一升，绞取汁以灌之。（89）
（4）剔取左角发方寸，烧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90）
（5）澄清汁，饮一升，即愈。（93）
（6）水浸豆豉，绞取汁，服数升愈。（93）
1.2.3 V﹢O﹢JC
（1）上锉麻豆大，每抄五钱匕。（9）
（2）一服觉身痹，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10）
（3）上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11）
（4）上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19）
（5）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麦熟，去滓。（26）
（6）上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34）
（7）上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枣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45）
（8）须臾饮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服取微汗。（57）
（9）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以助药力。（68）
（10）颈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药扬去沫。（81）
（11）呕者，加半夏半升，洗。（81）
从例中我们可以看出，V﹢O﹢JC式实际上还包含另外一式，如果用形式标记的话，就是V﹢O1﹢JC1﹢O2﹢JC2，即（3）所示。除这种形式外，其他另外10例按照补语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三类：补语是形容词的，如（1）（4）；补语是量词的，如（7）（8）（9）（10）（11）；补语是自动词的，如（2）（5）（6）。
1.3 《金》中的“得”
“得”字的用法非常灵活，对带“得”的述补结构产生时间以及“得”的来源也各有不同的看法。正因为牵涉到的问题较多，本文把它拿出来单独讨论。
1.3.1 关于“V得C”述补结构中“得”的来源及形成，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三种看法
（1）杨建国（1959）认为：“如果对上述动补式谓语的宾语有所补叙时，即说明宾语因动词所使成的一种变化或状态时，我们探求的结构助词‘得'就出现了。”即在他看来，结构助词“得”是直接由“V得O”式中“获得”义的“得”发展而来的。另外，祝敏彻（1960）、岳俊发（1984）等认为状态补语结构的“得”是从表完成的“动词﹢得”结构的“得”虚化而来的，可能补语的“得”是从表可能的“动词﹢得”结构的“得”虚化而来的。
（2）王力（1958）则认为表完成的状态述补结构和表可能的能性述补结构来源相同，都是“由原来的‘获得'意义转化为‘达成'，由‘达成'的意义更进一步的虚化，而成为动词的词尾。”杨平（1990）、蒋绍愚（1994）和吴福祥（2000）都持这一观点。吴福祥说：“上面例子中的‘V得'，如果后接谓词性成分，那么整个结构就变成了述补结构，同时，‘得'也就逐渐演变成用作补语标记的结构助词。我们认为述补结构‘V得C'就是这样形成的。”
（3）赵长才（2002）认为“V得C”的来源有二：一是源于“达到、达成”义“得”的语法化，二是源于“致使”义“得”的进一步语法化，即：“魏晋六朝时期，‘得'具有‘使、令'义用法和功能，唐代‘得'以‘致使'义动词的身份进入到两个谓语性成分之间的句法位置，形成‘V得VP'格式。之后。‘得'在该句法位置上进一步虚化成结构助词，原为连谓结构的‘V得VP'也就演变为述补‘V得C'。”
1.3.2 关于“V得C”述补结构的产生年代
潘允中（1980），岳俊发（1984）认为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而王力（1958），杨建国（1959），杨平（1990），蒋绍愚（1994）吴福祥（2000）则认为应该是在唐代。
1.3.3 本文的观点
我们认为王力他们的意见是成立的，即：一般所说的表完成的“V得”和表可能的“V得”来源相同，其中的“得”来源于表“获得”义的动词“得”。至于产生年代，比较倾向杨平先生的观点：“先秦时‘得'开始用于取义动词后，与前面的动词构成连动结构，汉末起‘得'用于非取义动词后，‘获得'的实词义虚化，与前面的动词构成述补结构，表示动作实现、有结果，当‘V得（O）'用于非已然的语境中时，它表示实现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动词‘得'用于另一动词的后面，它的作用和意义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从与动词并列变为从属的补语，从表‘获得'变为实现、结果。”
《金》作为一部医学著作，其中的例句都是表示一种非已然的语境，但是“因为一个动作总是要在实现或完成以后才能产生结果或状态，反之，一个动作既已产生某种结果或状态，那这个动作自然也就实现或完成了。由于‘V得C'中补语C已蕴涵了表示动作实现／完成的语义，‘得'原有的表示动作实现或完成的语义功能便逐渐消失。”13《金》中的“得”字短语就表现出这种趋势。
以下是出现在《金》中的“得”字短语，共有13例（句后括号内数字表示页码）：
（1）口噤不得语（7）
（2）或拘急不得转侧（20）
（3）并治但伏不得卧（20）
（4）虚劳虚烦不得眠（24）
（5）但坐不得眠（26）
（6）喘不得卧（27）
（7）胸痹不得卧（31）
（8）拘急不得转侧（37）
（9）倚息不得卧（48）
（10）暮躁不得眠（53）
（11）躁不得睡（59）
（12）烦满不得卧（80）
（13）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86）
从结构类型上来看，《金》中“V不得O”结构的述语部分（V）较为丰富，除（3）（5）（6）（11）为单个动词外，尚有主谓式（1）（7）（10），状中式（4）（9），述补式（8）和述宾式（2）（12）（13）。这与同时期的文献《史记》、《汉书》、《修行本起经》中没有出现“得”用在非取义动词后面的情况相比，是较为突出的。14但是我们也发现《金》中的“得”字短语还没有完全虚化，只是处在向“得”字补语转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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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趋式是动词与指示动作运动趋向的动词或趋向动词词组构成的（记作V﹢QC），形趋式要在唐代才出现，太田辰夫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中曾举例：
（1）莫待春深去。（白居易）
（2）瘦去形如鹤。（皮日休）
趋向动词是动作义素与趋向义素的加合，它附着于其他动词后时，其动作义素相对削弱，这就突显了其趋向义素。动趋式在上古已经萌芽，在汉代得到扩大。它和连动式的区别是后者的两个动词有时间先后的关系，而前者更像一个词。15
《金》中充当补语的趋向动词有“来、去、出、向、下、起”6个：
2.1 述语为不及物动词，补语为趋向动词，共7例
（1）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5）
（2）从四譬如浸疮，从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5）
（3）浸疮，从口流向四肢者可治。（73）
（4）肢流来入口者不可治。（73）
（5）鸡肝及血涂面上，以灰围四旁，立起。（89）
（6）剔取左角发方寸，烧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90）
（7）取令溺，须得流去。（91）
2.2 述语为及物动词，补语为趋向动词，共10例
及物动词﹢趋向补语﹢宾语
（1）蜀椒炒去汗，一两。（14）
（2）蜀漆洗去腥。（16）
（3）皂荚八两，刮去皮，用酥炙。（26）
（4）上四味，末之，内真朱为色，炼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饮下三丸，日再夜一服。（36）
（5）蜀漆三两，洗去腥。（62）
（6）颈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药扬去沫。（81）
（7）误食之，戟人咽喉，气病欲绝，或吐下白沫，身体痹冷，急治之方。（99）
及物动词﹢宾语﹢趋向补语
（8）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35）
（9）服大豆许三四丸，，或不下，捧头起，灌令下咽，须臾当差。（88）
（10）上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差。（103）
关于动趋式，常常被提及的还有“三合式”动趋式，如“遁出去”、“飞上去”、“走出去”等形式，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金》中也类似的形式，例（1）（4）即是。16
程度补语一般多由形容词和副词来充当，下面就《金》中由形容词或形容词词组以及副词或副词词组充当补语的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3.1 由形容词或形容词词组充当补语，共12例
（1）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3）
（2）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4）
（3）四肢才觉滞重，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4）
（4）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4）
（5）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10）
（6）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11）
（7）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内鸡子黄，搅匀，煎五合，温服。（12）
（8）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干。（14）
（9）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25）
（10）皂荚一枚，去皮子，炙焦。（29）
（11）生狼牙一两，炙香。（33）
（12）澄清汁，饮一升，即愈。（93）
3.2 由副词或副词词组充当补语，共4例
（1）若发其汗，则其恶寒甚。（10）
（2）加温针，则发热甚。（10）
（3）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82）
（4）如四体壅，添甘草少许。（88）
我们把不能归入动结式、动趋式以及动程式的补语结构放入其他格式来讨论。《金》中的其他格式按补语成分不同，又可分为数量补语、介词结构作补语和名词补语3类，以下分别讨论这几类补语结构。
4.1 数量补语
数量补语17是由数量词组充当的，它在先秦多是名量词，例如：
（1）处狄十二年而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2）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战国策》）
动量补语较少，例如：
（1）孔子游于匡，卫人围之数币，而弦歌不辍。（《庄子·秋水》）
《金》中的数量补语共有14例，主要是名量补语和动量补语。
4.1.1 名量补语，共7例，主要表示时间
（1）上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12）
（2）上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13）
（3）云母烧二日夜。（16）
（4）上四味，以酒一杯，渍之一宿，绞取汁。（18）
（5）久嗑数岁，其脉弱者，可治。（48）
（6）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74）
（7）上二味，蒸一食顷，熟，杵之服，日再服。（94）
4.1.2 动量补语也共有7例，动量词只有“遍、沸”两个
（1）以韦囊盛之，取三指撮，并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18）
（2）上一味，以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19）
（3）上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两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26）（4）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实、厚朴，取二升，去滓，内诸药，煮数沸，分温三服。（31）
（5）上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取半升，温服一升，余分再服。（66）
（6）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数沸，澄清汁，饮一升，即愈。（93）
（7）上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差。（103）
其中借用的动量词“沸”已经在《金》中出现。
4.2 介词结构作补语
介词结构作补语往往是用介词引进时间、地点、方向、工具和对象等等，它起源很早。例如：
（1）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尚书·无逸》）
（2）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孟子·梁惠王上》）
汉语的介词多由动词发展而来，我们熟悉的“於”（于）和“乎”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但多数介词仍可用作动词，如“到”、“在”等等，不过如果它们用在动词后面并起到引进时间、处所、手段等语义成分的作用时，那么它们无疑是介词。《金》中，“于”的用法基本和上古相同。
（1）问曰：病人有气色现于面部，愿闻其说？（4）
（2）取锻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15）
（3）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16）
（4）夫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67）
（5）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67）
“以”作为介词构成介词补语，在《金》中有1例用句。
（1）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以下，温令微汗，痤。（9）
“在”作为介词在上古已有运用。《金》中，“在”位于动词之后构成补语，可能是新兴用法。
（1）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84）
（2）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并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85）
（1）“在”介词结构引入方位，（2）是引入地点。
最有特色的是“着”的出现，《金》中的例句为：
（1）取锻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15）
（2）今人以桂屑着舌下。（90）
我们发现例（1）（2）中“着”并没有附着在主要动词后面起辅助作用，它在句中的动词性仍然很强，还没有被完全虚化。
4.3 名词补语
本文所谓的名词补语限于句中谓语表示方位、地点的名词性成分。（在《金》中则为人体的器官部位）
4.3.1 动词﹢名词补语
（1）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耳。（10）
（2）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11）
（3）少阴脉沉而滑，沉则为在里，滑则为实，沉滑相搏，血结胞门，其藏不泻，经络不通，名曰血分。（54）
（4）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57）
（5）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64）
（6）妇人中风，七八日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此为热入血室。（82）
（7）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83）
（8）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七八日，热除脉迟，身凉和，胸胁满，如结胸状，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83）
（9）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83）
（10）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84）
（11）薤捣汁，灌鼻中。（89）
（12）雄鸡冠割取血，管吹内鼻中。（89）
（13）猪脂如鸡子大，苦酒一升，煮沸，灌喉中。（89）
（14）一升，温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脐上三寸、脐下四寸，各一百壮，差。（89）
4.3.2 述宾﹢名词补语
（1）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8）
（2）骑牛临面，捣薤汁灌耳中，吹皂荚末鼻中，立效。（89）
根据何乐士（1984）的研究，《史记》和《左传》中的补语相比，发现产生了很多不由介词引进的补语，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很多不由介词引进的表地点和时间的名词补语。18《金》中这种无介词补语数量多于介词补语的状况也正是《史记》当中现象的遗留和继续。
本文将传统上认为是动补结构的几种格式在《金匮要略》中的出现情况进行了收集和归类，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探讨。下面是全文的结论。
1 动结式按下字能否带宾语分为词式动结式和词组式动结结构，《金匮要略》中的动结式还处于词组式动结结构阶段。
2 “得”字短语在《金匮要略》还没有完全虚化，正处在向“得”字补语结构转化的构成当中。
3 述趋式在《金匮要略》中只有动趋式一型，形趋式还没出现。但《金匮要略》已经有了“三合式”动趋式，即一般动词后面趋向动词连用的格式。
4 《金匮要略》中具有特色的动量词是“沸”，它是被借用的动量词。介词结构补语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的应用，是上古以来的传统用法的继承。“着”还没有被虚化，它的动词性仍然很强。名词补语在《金匮要略》中运用比较多，这与它作为医书是密切相关的。
注释：
⑴郭锡良先生在《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一文中认为：“至于补充式（动补结构）的组合在先秦往往是词组而不是词，中古以后才有一些动补结构凝固成词
⑵黄增寿《〈三国志〉的动补结构》“动结式”一节中认为“这些都是典型的次的特征，由此可以断定动结结构离短语（词组）远而离词近（一些动补结构如‘改良'、‘扩大'已成了真正的词）。”
⑶吴福祥《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2，第1期）
⑷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语文》1989，第2期）中说：“同时我们注意到汉末开始出现了个别‘得'用在非取义动词后面的例子。《史记》《汉书》《修行本起经》中没有。”
⑸参见黄增寿《〈三国志〉的动补结构》一文中的“动趋式”一节。
⑹参见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二十五章“述补式”中“趋向补语”一节。
⑺所举例句引自黄增寿《〈三国志〉的动补结构》中的“其他格式”的“数量补语”一节。
⑻太田辰夫著《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译本）（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⑼杜纯梓《对“杀”和“死”形式标志确立与应用的追踪分析－兼评梅祖麟对动补结构的研究》（《古汉语研究》2003，第4期，第2页）
⑽杜纯梓《对“杀”和“死”形式标志确立与应用的追踪分析－兼评梅祖麟对动补结构的研究》（《古汉语研究》2003，第4期，第6页）
⑾杜纯梓《对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说之献疑》（《语文研究》2003，第4期）
⑿黄增寿《〈三国志〉的动补结构》“动结式”一节中认为“这些都是典型的次的特征，由此可以断定动结结构离短语（词组）远而离词近（一些动补结构如‘改良'、‘扩大'已成了真正的词）。”
⒀吴福祥《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2，第1期）
⒁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语文》1989，第2期）中说：“同时我们注意到汉末开始出现了个别‘得'用在非取义动词后面的例子。《史记》《汉书》《修行本起经》中没有。”
⒂参见黄增寿《〈三国志〉的动补结构》一文中的“动趋式”一节。
⒃参见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二十五章“述补式”中“趋向补语”一节。
⒄所举例句引自黄增寿《〈三国志〉的动补结构》中的“其他格式”的“数量补语”一节。
⒅参见何乐士《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东岳论丛》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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