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居士传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六一居士传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六一居士传范文第1篇

原文：

《钱纯中挽诗》朝代:明    作者:程嘉燧

谁怜地下老明经，宿草坟头又化萤。

朽骨尚应思驾驭，朱颜终自惜娉婷。

六一居士传范文第2篇

六一居士的六一：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吾一翁。

《六一居士传》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

（来源：文章屋网 ）

六一居士传范文第3篇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址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的别号的使用率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名。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之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明末画家朱耷为明朝宁王朱权后裔，在明亡后落发为僧，因赏识人觉经，取号“山人”， “”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时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回，人称“五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宋代王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宰相”。这两个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传》里梁山泊108名好汉都有绰号，大都准确描述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如“黑旋风”李逵，“智多星”吴用，“美髯公”朱仝，“母夜叉”孙二娘，“鼓上蚤”时迁，等等。

常用来代替姓名的几种情况

除了上述的字、号外，历史上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几种情况：

一、地望（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孟浩然称为孟襄阳，宋代王安石称为王临安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常熟人），这里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投笔从戎的班超被称为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被称为蔡中郎（曾任左中郎将）。

三、弟子或后人所敬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溪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

四、谥号，即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一般帝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臣下的谥号，由朝廷赐予。东汉时，又有私谥。用作隘号的字大致可分为3类：一是带褒义的，如“文、武、仁、昭、景、惠、穆”等；二是带贬义的，如“缪、灵、厉、幽、炀”等；三是表同情的，如“哀、殇、怀、愍、悼”等。如秦穆公、周昭王、汉哀帝，宋代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秦桧称秦缪丑（原由宋高宗谥“忠献”，后宋宁宗时改），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私谥的如宋黄庭坚的门人谥其为文节先生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文学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被称为大阮和小阮。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被称为大、小谢；大、小谢也指谢灵运和谢。唐代诗人中老杜或大杜专指杜甫，小杜则指杜牧。宋代称老苏、大苏、小苏则指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班马”指史学家班固和司马迁；“李杜”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或指诗人李商隐、杜牧）；“元白”指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二程”指宋学家程颢、程颐兄弟。

七、以行第连同姓称人。韩愈称韩十八，柳宗元称柳八，元稹称元九，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六一居士传范文第4篇

禅，梵语称禅那，本义为沉思或冥想。它自梁武帝时期从南印度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传说创始人是6世纪来华的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一般认为实际创始人是六代祖慧能。它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全部修习，故名禅宗。又因为它自称是传佛心所印可的内容，以觉悟众生本有的佛性为目的，所以又称佛心宗。禅宗传入时，中国已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它固有的意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禅宗有明显的优越性，这就决定了禅宗思想对中国人的意识不是征服而是融会，因此，禅宗成了儒、释、道结合的产物。它不像以往佛教宗派，尊崇佛祖、信奉佛经，而是从“自性是佛，不劳外求”开始，直至发展到“呵佛骂祖”，更不看经，声称“求佛求法，看经看教，皆是造业”、“有求皆苦，不如无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禅宗在衣、食、住、行一切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规范，它崇尚老庄“清净无为”，提倡“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它突破传统佛教篱笆，深入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就是成佛。

北宋正是禅宗炽盛时期，它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已广泛渗入到社会各界，它的影响已及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社会文化的主体，文人士大夫更是对禅宗趋之若鹜：欧阳修原来是反佛老的，但后来受禅悦之风影响，与庐山东林寺祖印禅师交谈之后便心悦诚服，“致士居颍上，日与沙门游，因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佛祖统计》卷四十五）；坡曾自豪地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据考证，与苏轼有过交往的禅僧不下百人；黄庭坚早年在家乡洪州分宁时，曾拜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祖新禅师为师等等。民族矛盾的深重和官僚制度的腐败，给士大夫造成不堪重负的心理压力，富贵无常、人生短暂，更使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禅宗教义中视人生如梦幻、生死无别，宣扬随缘任运即是解脱，强调一切现实问题的解决无非是自我心理的调节，这正与士大夫的需求一拍即合。在北宋，禅宗简直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了。

正是由于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文人士大夫纷纷介入禅宗，北宋的文艺观受到禅宗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书论亦不例外。禅宗主张道由心悟，反对过多的言辞申说，以极为精练简短的言词，高度密集地传递某种思想意识，并特别强调词语使用和理解的灵活性，强调人在理解事物本质时的主观能动性。 北宋书论的小品化性格，正是此种思想在文艺理论上的落实，以禅论书正是这一时代的特色。欧阳修在其《试笔》中云：“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墨纸砚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学书为乐”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多数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是超脱了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自然适意、百无滞碍生活方式的士大夫人生哲学的具体表现。欧阳修对书法的认识，诚如他的作书态度，追求的是一种优游自在的情趣，推崇轻松自如的挥写，把自娱的目的和创作过程中解衣般礴的心境结合起来。反映在书论的表述形式上，则自然采取了以抒发直觉体验为主要特征的小品，与在禅悦之风影响下的士大夫自然、淡泊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相一致。苏轼被贬海南时，昙秀来看他，见苏轼出黔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苏轼答：“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他日黔安当捧腹轩渠也。”“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在玩世不恭、嬉戏调侃的语义表层下深藏着的无疑是禅宗的“呵佛骂祖”那种蔑视权威和不为法所缚的胆魄，激励了苏轼敢于批评前代大家。“我书意造本无法，信手点画烦推求”，这里既有反法的思想，又有锐意创新的精神。禅宗强调本心，认为一切从自我的本性出发，即所谓“我心即佛”、“直接人心，见性成佛”。人心成为主宰，法便产生于此，所谓“一切法皆从心生”，“三界别无法，唯是一心作，当知心是万法之根本也”，苏轼从中参悟到了法的实质。在他看来，法不过是一种束缚，禅的实质乃解脱一切束缚，而真正的法是来自“我心”。一旦法与自我本性连结起来，不但使法变得灵活随意，而且使主体精神得以张扬。相比于欧阳修、苏轼，禅宗对于黄庭坚的影响则是刻骨铭心的，“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心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是禅宗“本无”的一种内在体现，禅的出发点是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即把世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与灭亡都视作一种“缘”一种超现实、超意志的存在，远在你认识它之前就存在了，并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运行，它不可捉摸而又无法抗拒，也并无所谓生命的意义，因此大可不必将此无意义的存在横于胸中。所以，笔墨好坏、书之工拙、人之品藻讥弹自更不会横于胸中。北宋书家无不沐浴在这种时代思潮之中，他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引用禅宗习语、典故来议论书法，所以，北宋的书论往往带有禅家的“机锋”以启发人顿悟，深深地打上了禅宗的烙印。

六一居士传范文第5篇

摘 要：对于传为唐代张旭所作的《桃花溪》一诗，今人莫砺锋先生曾撰文考证其实为宋人蔡襄之诗。然而笔者认为此诗的作者归属尚可再讨论，因此想通过文本细读、文本对读的方法再做一番鉴定。虽然最终没能就此诗的作者归属得出定论，但希望笔者的尝试能为研究文学史中的类似问题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桃花溪》 文本细读 作者问题

桃花溪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1]

（案：本文所引《全唐诗》皆依据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下所引仅注明卷数）

此一首诗较早见于南宋洪迈所编的《万首唐人绝句》（七言绝句卷七二），题作《桃花矶》，内容全同。而据今人莫砺锋先生所考，此诗亦见于南宋王十朋所编《蔡端明文集》中（见莫氏《<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2]。《万首唐人绝句》编定于绍熙元年（公元1190），《蔡端明文集》则成于乾道五年（1169）。故而莫氏认为此诗当是蔡襄诗（莫氏对此从多方面作了论证，详见上及莫文）。笔者在初读莫文时，也觉得此诗几乎可以肯定是属于蔡襄了。然而再三勘读莫文，还是觉得莫先生对于此诗之属于蔡襄并未能给出足够的证据（至于《春游值雨》一首之为蔡襄所作，则莫先生所给出的证据可谓凿凿矣）。然而要找出确凿的证据已几乎不可能，故而笔者想通过文本细读、文本对读的方法做一番鉴定。

在解读之前，笔者想再谈些题外话。唐人绝句为唐诗中艺术风姿之特出者，而七绝尤其如此，唐代七绝堪称佳制者可谓琳琅满目，而唐代七绝的大家、名家如王昌龄、李白、李颀、王之涣等人又是众所公认，然则笔者何以选择一首既不是大家所作也不甚有名的作品来做细读呢？一则是对于名作有种畏惧心理而逃避解读名作（这首诗虽被选入《唐诗三百首》，对于清代的人也可以说是脍炙人口了，但对于清代以前以及现代人而言，恐怕它是远算不上众口流传的），另则是个人对于这首诗有着特别的喜爱。笔者在吟诵它时油然而生一种轻快的情感，不自觉地怀有一种逸趣。且来细细品读它：

这首诗写的是春天的风物——虽然诗中并没有明确地道出，虽然连“桃花”也未必是实写，然而我们还是觉得这首诗必是在春天写出的，也必是在风物清明的春天才能写出的。我们总相信那是在一个桃花烂漫的时节，一切的景物都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可爱。大概还是在清晨吧，那清溪还笼罩着一层轻雾，远望那清溪上的长桥，在晨雾中似隐还现，其势真如欲飞了。近处的岸边正有一丛桃花，却真是让人惊喜了。桃花已盛开，片片开且落，落在溪岸上，落在流水中，溪流缓缓，桃花款款。那岸边的诗人痴看着，真想也化作那片片中的一个了。不知何时，一阵棹声打破了一直的宁静，也使他惊醒，这不免让他有些怅然。毕竟之于人世的喧嚣，这样清静的早晨使他多么惬意。他久已想逃避那人世的喧嚣，想过他怡然归隐的生活。古人所向往的桃花源地，他何尝不深深地憧憬呢？然而他知道，那却是一处永远也找寻不到的所在，即便他此时就在传说中桃花源所在的武陵，就站在那通向传说中桃花源的溪水旁。桃花，流水，渔人，呵，多么奇妙的巧合！想到这里，他不禁会心一笑：或许眼前的这位渔人就曾到过那里呢？于是他笑问渔人：那传说中的桃花源洞口在附近么？渔人摇头，笑而不答……

前人注解此诗，多以为其中暗用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如刘永济的《唐人绝句精华》谓：“此诗暗用陶潜《桃花源记》，因矶上桃花联想之者”[3]。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则一一注出“桃花源”“桃花洞”“桃花溪”的地方所在，如引《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八）“江南西道朗州武陵县：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引《舆地纪胜》“荆湖北路常德府桃花洞：在桃源县放生潭大江南岸，即晋黄道真所见桃花之处。”引《清一统志》“湖南常德府：桃花溪在桃花县西南二十五里，源出桃源山，北流入沅”[4]。较早如康熙《御选唐诗》此诗题下注云：“《一统志》：桃花山在常德府桃源县南二十里，其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洞北有桃花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八）由此可以推测，他们应该是把这首诗的背景设定在传说中桃花源所在的地方的，而为后世文人所熟知的桃花源故事，又来自陶渊明的那篇《桃花源记》。笔者也倾向于这一观点，不然这首诗所谓“石矶西畔问渔船”“洞在清溪何处边”云云就太没有着落了。而且，从文本阐释的角度来看，使用了《桃花源记》或者桃花源的典故，使得此诗的内涵扩充不少。尤其是这个典故中所蕴含着的一个世外园地历来为文人们所深深向往，而这样一种向往，自陶渊明而后，已然成为文人们内心的一种精神传统。其实，不论古人还是今人，不论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百姓，一个如桃花源般的美好所在，是人们共同的向往。所以在古人的小说里，在古人的诗歌里，也包括在今人的文艺创作里，才会有桃花源的影子与痕迹。只以唐诗为例，如王维的《桃源行》、曹唐的《题武陵洞四首》、李群玉的《桃源洞》等，已是明白地歌咏桃花源。至于李白的《山中问答》、孟浩然的《夜渡湘水》等，恐怕也是暗自相关的。李白《山中问答》诗云：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全唐诗》卷一百七八）

孟浩然的《夜渡湘水》诗（《全唐诗》题下注“一作崔国辅诗”）云：

客行贪利渉，夜里渡湘川。露气闻香杜，歌声识采莲

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行旅时相问，浔阳何处边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

之所以引孟浩然的这首诗，主要是因为它的“浔阳何处边”一句正与“洞在清溪何处边”有同工之妙，二者同是问句，且询问的方式、用语也相同（即“何处边”）。尤其二者都是意味深长地发问，一则问桃源，这是一个虚幻的所在，诗人却深向往之且愿意相信其有的，一则问浔阳，这是陶渊明的隐居所在，斯人已逝，可他已经成为后世文人心目中隐逸与陶然的典范。（笔者案：《全唐诗》所载孟浩然此诗异文颇多，其中重要的一处即“浔阳”一作“涔阳”，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与赵秋谷书》已详辨之。然而本文此处仅以之与《桃花溪》作对读，故对异文并不置论。）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提到的诗中，除了《夜渡湘水》，全都用了“桃花流水”或“桃花水”的字眼，如“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王维《桃源行》，《全唐诗》卷一百二五），“寄语桃花与流水，莫辞相送到人间”（曹唐《题武陵洞四首》其一，四库本《文苑英华》卷一百六一），“紫云白鹤去不返，唯有桃花（案《全唐诗》“一作源”）溪水流”（李群玉《桃源洞》，《文苑英华》卷一百六一）。这在那些专咏桃花源的诗里固然不是巧合，而在不是咏桃花源的诗里又何尝不可视作一种象征？由此我们当不难想到另一首脍炙人口的唐人词了，那便是张志和的《渔歌子》（一作《渔父词》《渔父歌》）之一：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全唐诗》卷三百八）

《桃花溪》与此诗体制虽然有别，但是两诗声情意趣实极相近。所不同者，此首《渔歌子》给人的感觉更显轻快与率意。而所以不同的原因，大概是《桃花溪》一首景语太少，仅有一句“隐隐飞桥隔野烟”，而“桃花尽日随流水”虽也算写景，但它与其他两句一样，都被第二句的一个“问”所统领，从而失却了景的意味，总体而言，它的诗意还是有些不足。此首《渔歌子》则不然，它句句都是景语，西塞山前有白鹭飞，桃花流水有鳜鱼肥，青山的背景使得画面稳重而又不失高远，飘飞的白鹭，桃花点缀的流水，以及水中自在游跃的鳜鱼，又为画面增添了几许灵动。还有画面中那戴着青箬笠、披着绿蓑衣的人，不知是两三相伴抑或独自一人，不知是诗人自己还是诗人眼中的渔人，在那斜风细雨中，安然地，不知是在垂钓抑或在摇着棹……总之，不论是画面的静止与灵动的统一，还是画面的变化多姿与诗的意境所给人的亲切感觉，这首《渔歌子》都要胜《桃花溪》一筹。虽则本文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桃花溪》做细读，笔者个人对于它也怀着喜爱，然而它的艺术并未跻于第一流的水平，这一点也是毋庸讳言的。

接下来我们就对《桃花溪》一诗的作者试做探讨。如前引莫砺锋的论文所论，此诗亦见于北宋蔡襄的文集。除蔡襄外，我们则未能查检到此诗还见于别的哪一诗人。故而，笔者仅就此诗是归属张旭还是蔡襄作讨论。今存草圣张旭诗，《全唐诗》收六首，皆绝句，诗题如下：

《清溪泛舟》《桃花溪》《山行留客》《春游值雨》《春草》《柳》

以上六首除《清溪泛舟》为五言外，其他皆七言。今人陈尚君所编《全唐诗续拾》卷十一补入张旭诗四首，皆五言绝句（案：此四首恐亦非张旭诗，笔者将另撰文讨论）。据莫文所言，上述六首中的《桃花溪》《山行留客》《春游值雨》皆见于宋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卷七，诗题分别作《度南涧》《入天竺山留客》《十二日晚》，正文的相异仅有第二首第三句中的末一字（今按文渊阁四库本《端明集》卷七亦同）。对于《桃花溪》也即《度南涧》之属于蔡襄作品，莫先生给出了三条证据：一是宋本蔡襄集乃据善本编定，一是《度南涧》是蔡集中按时间次序所编定诸诗中的一首，一是蔡集中尚有二三首诗风与此相近者。我们认为，即便是善本也难免会有疏误，况且此宋本的版本问题尚不清楚。至于诗风相近的问题，笔者前面所举的曹唐的《题武陵洞四首》与李群玉的《桃源洞》一首（五诗附于后），皆七言绝句，亦未尝不与《桃花溪》的诗风相近。而且莫先生在其论文别指出：“不同时代的诗歌作品在总体上是有不同的风格特征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个时代的诗歌都如出一手，更不意味着不同时代的诗歌之间就没有风格上的相近甚至相同之处。”[5]并且莫先生也承认对于单凭风格辨析而断定诗歌作品所属时代持怀疑态度，这其实等于已表明了第三条证据的不足为信。那么我们再来将《度南涧》与其前后诗做一对读，看是否能证明此诗正是其中的一首。先来看此诗在诸诗中的位置，莫先生据国图所藏宋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列出之目如下[6]：

1.《答葛公绰》（序：丙午年正月，邀葛公绰宿杭州山堂，公绰遗诗有“为是山堂仅草堂”之句，因以答之），2.《公绰示及生日以九龙泉为寿依韵奉答》，3.《和答孙推官久病新起见过钱塘之什二首》，4.《和夜登有美堂》，5.《和偶登安济亭》，6.《和江上观潮》，7.《和答孙推官》，8.《和古寺堰松》，9.《和新燕》，10.《开州园纵民游乐二首》，11.《遣兴》，12.《夜雨病中》，13.《寒食西湖》，14.《上已日州园东楼》，15.《四日清明西湖》，16.《度南涧》，17.《入天竺山留客》，18.《十日西湖晚归》，19.《十二日晚》，20.《十三日吉祥探花》，21.《十三日出赵园看花》，22.《十五日游龙华净明两院值雨》，23.《十六日会饮骆园》，24.《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25.《又往郑园》，26.《十九日奉慈亲再往吉祥院看花》，27.《二十二日山堂小饮和元郎中牡丹向谢之什》，28.《寄钱塘春游诗呈南阳郭待制》。（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端明集》卷七次序与此同）

可以看出以上诸诗皆作于杭州，而考《宋史》蔡襄本传，襄晚岁曾知杭州。其中《十二日晚》一首，即《全唐诗》作张旭《春游值雨》者，此无论就诗题还是内容皆与其前后诗有衔接关系，且据明人张丑《真迹日录》卷二“蔡忠惠公十帖”条录蔡襄《丙午三月十二日晚》，内容即此诗，故此诗属于蔡襄当无可疑[7]。而《入天竺山留客》之天竺山，也自是杭州的天竺山了，按《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三“理公岩”条云：

在天竺山灵鹫院之右。陆羽记云：昔慧理宴息于下，后有僧于岩上周回镌小罗汉佛菩萨像，慈云法师所谓访慧理之禅岩，吊客儿之山馆是也。近主僧行果始作阁道属之岩中，以祠理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又“合涧桥”条云：

灵山之阴，北涧之阳，即灵隐寺。灵山之南，南涧之阳，即天竺寺。二涧流水号钱源泉，绕寺峰南北而下，至峰前合为一涧，有桥号为合涧。（同上）

上引“天竺山”即杭州之天竺山。唯所谓“南涧”不知即《度南涧》之南涧否？莫先生引陈庆元等人《蔡襄全集》注谓，“南涧”、吉祥院皆为西湖的著名景点，南涧上有桥八座，吉祥院则是当时的赏花胜地[8]。如果此二诗亦属于蔡襄，则我们以上所引两条材料倒是成了一个小小的佐证。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言及者，《桃花溪》一首如非在武陵地方所作，则显得居于全诗主体的发问没有着落。而且唐诗中用“南涧”语者数不胜数，此一检《全唐诗》可知，故而不能确定“游南涧”这一诗题必然与此诗相关，也不能确定“南涧”一定是杭州的南涧。况且在读者这一面，将此诗的写作地设定在桃花源所在的武陵，更觉切合。

最后，从诗的风格方面试做一判断。如前所及，现存张旭诗较可靠者唯有《清溪泛舟》《春草》及《柳》三首，因尚未见有人对它们作怀疑，且后二首皆有传世署名张旭的法帖为证。今录三诗如下：

清溪泛舟

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劳歌。

笑揽清溪月，清辉不厌多。

春草

春草青青万里馀，边城落日见离居。

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一作雁）书。

柳

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

请君试看风流意，未减灵和殿里时。

（以上《全唐诗》卷一百一七）

以上三首诗皆略不作意，然而或风流自见，或情思绵绵。闻一多先生曾指出张旭的《桃花溪》与《山行留客》是婉约风格，代表齐梁格调，且认为后一首近巧，疑是后人所作而误入张集[9]。所谓婉约，所谓齐梁格调，也正可形容以上三诗。并且他以近巧而怀疑《山行留客》非张旭诗，也实在颇具眼光。但由于张旭诗存留实在太少，且其诗数量亦不可考，故而我们不能确定可否以此概括张旭诗的风格面貌。据《新唐书》卷一四九包佶传所载，旭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因此笔者们推测他们的诗风或许有相近之处，但其他三人存诗也都寥寥无多。又据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与贺知章同在“饮中八仙”之列，且二人皆好草书，皆有性格纵诞的一面，故而试以贺知章的诗风再一窥张旭之诗风。检《全唐诗》卷一百二十所载贺诗，其中与张旭诗风接近者如：

晓发

江皋闻曙钟，轻栧理还。

海潮夜约约，川露晨溶溶。

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

故乡杳无际，明发怀朋从。

《唐文粹》《唐诗纪事》载此诗并作绝句云：故乡杳无际，江皋闻曙钟。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

题袁氏别业一作偶游主人园

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

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

咏柳一作柳枝词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采莲曲

稽山罢一作云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自波。

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芰荷。

（以上《全唐诗》卷一百十二）

就略不作意、风流调达而言，以上诸诗确与张旭诗颇有神韵相通处。《唐诗大辞典》谓张旭诗“幽深旷远，别有神韵”[10]。“神韵”一语，正为的评，或许这也正是王士祯的《唐贤三昧集》选张旭那四首诗（桃花溪、山行留客、一日书按即春草、柳）的原因吧。

笔者自知，以上所论，繁言赘述，也还是没能就《桃花溪》一诗的作者问题下一定论，而且以细读方式判定作者的尝试也远不理想。然而，文本自身所蕴含的真实的信息往往超出于我们的想象，对于文本时代以及作者问题的研究，如果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上再辅以文本的审慎细读，当是能够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敢以此浅见质诸明哲，并愿有更多从事此工作之同仁。

笔者案：所以产生对《桃花溪》作者问题之兴趣，完全是由于读到莫砺锋先生的文章之故。并且，拙文之撰成实受莫文启发良多，例如查检文献中记载张旭、蔡襄之法帖资料等思路，即直接获益于其文。其他间接之获益亦所在多有，这是应当提出的。

注释：

[1]《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79页。

[2][5][6][7][8]莫砺锋：《<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第44-45页，第47页，第50页。

[3]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4]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08页。

[9]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