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效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行政效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行政效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行政效率；gdp虚高；绿色gdp
一、gdp的定义与核算方式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gdp是按照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一国居民生产者在经济中的总增加值，加上所有税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增加值中的所有补贴的总值。在这里，增加值是一个部门的所有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后的净产值。按照我国的定义，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同时，gdp等于国内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和。一方面它是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或总量指标，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采取了价值形式的指标，因此，gdp所表现的是社会财富的总量，它不仅可以把完全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或者加总在一起，而且是社会财富的价值表现形式。[1]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提供了依据。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gdp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gdp虚高
（一）行政效率的现状
所谓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比率。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问题，较高的行政效率是各级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明确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尽可能高的效率。”[2]行政效率是政府能力的集中表现， 也是判定政府工作状况的综合指标。
政府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是无疑的。然而，政府具有内在的低效率倾向，低效率问题一直是社会对政府挥之不去的遗憾。因此，政府干预的结果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副作用主要是产生浪费和无效率。于是，就出现了“政府失灵”的情况。“政府失灵”的主要现象就是行政低效率。行政低效率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行政效率低下，造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政府对公众服务意识差；办事程序繁琐，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公共资源浪费严重；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公众满意度低。繁琐复杂而又漫长的审批程序；金融、股市、国企改制、投资失误以及公款吃喝和公车上的各种无效损耗。资源巨大浪费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劳民伤财，降低了国民的生活水平，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gdp虚高的主要原因
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7年会上表示，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7%，增速已连续四年保持在10%或者多一点。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但是，经济增长的强劲态势并没有赢得普遍的喝彩，分析表明，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经济层面尤其是政府行政效率层面上的隐忧更应引起关注。
1. 繁琐复杂而又漫长的审批程序导致gdp虚高。审批事项过多过滥，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一方面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导致行政审批事项无所不包，效率低下。
2. 经济增长绩效考核地方官员导致gdp虚高。首先，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不可遏制的投资冲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骄人的政绩，千方百计地加速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其次，gdp至上的考核体制所造成的过度激励是gdp数据失真的根本原因。最后，重复统计形成地方重报，最可能造成gdp注水。为了在gdp指标上占据相对优势，不少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加入了gdp的“注水”行列。其结果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中央政府很难准确考察统计指标的真实性；即便认真起来，也是法不责众。
3.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以及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来片面强调gdp增长。一些政府为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和骄人成绩，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gdp并不计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造成的损失，采划树木时，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gdp在增加。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由于土地、资源的紧张，价格日益昂贵，从而使得gdp中资源成本日益提高。
三、提高行政效率，倡导健康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行政效率低下导致gdp虚高的种种弊端，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因此，树立效率观念，改革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是当务之急。
（一）提高政府部门自身的管理
对于政府来说，合理地确定其职能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前提和依据。建立一套法治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条件下，我国行政机关的设置与活动在很多方面不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自身的管理。政府管理职能（下转第16页）（上接第18页）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它本质上是一种“外向”的东西，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为了更好地承担行政管理职能， 权力运行走上正轨，使政府权力的总量与政府能力和政府职能的总量相匹配，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3]
（二） 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干部评价考核制度
行政人员个人利益驱动是造成行政低效的原因之一。因此要使行政人员克服一己之私，除加强监督之外，还必须从根本上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提高行政领导者的素质。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统计注水现象，除了从技术上改进统计方法外，最根本的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改变现行的干部评价考核制度。有鉴于干部考核体系主要反映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缺乏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生态文明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指标，在考核干部时，可以把上述内容囊括进去。进一步理顺上下级政府的关系是更为彻底的措施。[4]
（三） 加强管理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实现绿色gdp
行政管理工作的特点是范围广，工作量大，没有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就不可能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借助信息和网络技术，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提升科学决策的水平。实行绿色gdp核算指标后，资源损耗部分和环境污染等外部效应部分将从gdp总量中扣除，鉴于资源成本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大，预计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将可有效地遏制住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创造良好外部条件。[5]同时，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以后，地方政府将从追求投资、出口为主导手段的gdp拉动向以科技创新、服务增值等由劳动创造价值为主导手段的gdp增长方式转变，进而真正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实现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社会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陈文通.gdp的功能和局限性[j].学习月刊，2003.(11).
[2] 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之研究.[j]外国政治学.1987.6.
[3]杨奎.论公共行政低效率倾向及补救对策[j].今日中国论坛，2006.(8).
行政效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效率；GDP虚高；绿色GDP
一、GDP的定义与核算方式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GDP是按照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一国居民生产者在经济中的总增加值，加上所有税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增加值中的所有补贴的总值。在这里，增加值是一个部门的所有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后的净产值。按照我国的定义，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同时，GDP等于国内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和。一方面它是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或总量指标，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采取了价值形式的指标，因此，GDP所表现的是社会财富的总量，它不仅可以把完全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或者加总在一起，而且是社会财富的价值表现形式。[1]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提供了依据。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GDP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GDP虚高
（一）行政效率的现状
所谓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比率。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问题，较高的行政效率是各级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明确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尽可能高的效率。”[2]行政效率是政府能力的集中表现，也是判定政府工作状况的综合指标。
政府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是无疑的。然而，政府具有内在的低效率倾向，低效率问题一直是社会对政府挥之不去的遗憾。因此，政府干预的结果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副作用主要是产生浪费和无效率。于是，就出现了“政府失灵”的情况。“政府失灵”的主要现象就是行政低效率。行政低效率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行政效率低下，造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政府对公众服务意识差；办事程序繁琐，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公共资源浪费严重；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公众满意度低。繁琐复杂而又漫长的审批程序；金融、股市、国企改制、投资失误以及公款吃喝和公车上的各种无效损耗。资源巨大浪费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劳民伤财，降低了国民的生活水平，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GDP虚高的主要原因
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7年会上表示，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7%，增速已连续四年保持在10%或者多一点。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但是，经济增长的强劲态势并没有赢得普遍的喝彩，分析表明，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经济层面尤其是政府行政效率层面上的隐忧更应引起关注。
1.繁琐复杂而又漫长的审批程序导致GDP虚高。审批事项过多过滥，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一方面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导致行政审批事项无所不包，效率低下。
2.经济增长绩效考核地方官员导致GDP虚高。首先，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不可遏制的投资冲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骄人的政绩，千方百计地加速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其次，GDP至上的考核体制所造成的过度激励是GDP数据失真的根本原因。最后，重复统计形成地方重报，最可能造成GDP注水。为了在GDP指标上占据相对优势，不少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加入了GDP的“注水”行列。其结果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中央政府很难准确考察统计指标的真实性；即便认真起来，也是法不责众。
3.不断增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以及不顾社会和生态效益来片面强调GDP增长。一些政府为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和骄人成绩，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GDP并不计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造成的损失，采划树木时，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GDP在增加。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由于土地、资源的紧张，价格日益昂贵，从而使得GDP中资源成本日益提高。
三、提高行政效率，倡导健康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行政效率低下导致GDP虚高的种种弊端，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因此，树立效率观念，改革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是当务之急。
（一）提高政府部门自身的管理
对于政府来说，合理地确定其职能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前提和依据。建立一套法治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条件下，我国行政机关的设置与活动在很多方面不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自身的管理。政府管理职能（下转第16页）（上接第18页）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它本质上是一种“外向”的东西，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为了更好地承担行政管理职能，权力运行走上正轨，使政府权力的总量与政府能力和政府职能的总量相匹配，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3]
（二）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干部评价考核制度
行政人员个人利益驱动是造成行政低效的原因之一。因此要使行政人员克服一己之私，除加强监督之外，还必须从根本上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提高行政领导者的素质。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统计注水现象，除了从技术上改进统计方法外，最根本的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改变现行的干部评价考核制度。有鉴于干部考核体系主要反映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缺乏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生态文明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指标，在考核干部时，可以把上述内容囊括进去。进一步理顺上下级政府的关系是更为彻底的措施。[4]
（三）加强管理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实现绿色GDP
行政管理工作的特点是范围广，工作量大，没有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就不可能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借助信息和网络技术，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提升科学决策的水平。实行绿色GDP核算指标后，资源损耗部分和环境污染等外部效应部分将从GDP总量中扣除，鉴于资源成本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大，预计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将可有效地遏制住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创造良好外部条件。[5]同时，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以后，地方政府将从追求投资、出口为主导手段的GDP拉动向以科技创新、服务增值等由劳动创造价值为主导手段的GDP增长方式转变，进而真正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实现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社会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陈文通.GDP的功能和局限性[J].学习月刊，2003.(11).
[2]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之研究.[J]外国政治学.1987.6.
[3]杨奎.论公共行政低效率倾向及补救对策[J].今日中国论坛，2006.(8).
行政效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支出规模 行政效率 短期与长期
引言
公共支出，即公共财政的支出，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所安排的支出，公共支出可以确保国家职能的履行和政府发挥经济作用。一般按照与市场关系的分类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本文研究的角度是从政府行政效率的角度来考虑，故采用政府职能分类方式，侧重于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方面的支出。
现有的关于公共支出的影响的研究，直接从支出效率着手，考查不同指标、运用不同模型测算支出效率。主要的测度角度有产出角度：公平产出（刘穷志，2007）经济增长（刘勇政，冯海波，2011）；横向对比的角度：区域经济之间（汪博兴，2009），区域竞争机制（邓毅，2001）主要研究方法有：DEA超效率模型（刘彦军，2013；王德祥，张权，2013），随机前沿模型（张权，王德祥，2013），两阶段数据包络模型（郭小东，章力，2009）。这些研究的核心是公共支出的结构、方向、是否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样一个测度角度本身就忽略了一个成本的问题，如果经济的确增长了，但是却是利用巨额的财政支出换来的，那么这样的结果本身就不符合经济学中最小的产出获得最大的利益的要求。因此，我们试图寻找到公共支出规模与行政效率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测度出达到某一最优行政效率需要且仅仅需要的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即为了保证行政效率，我们所需要的最优规模的公共支出。
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关于公共支出与行政效率的关系的研究，因此提出这样一个倒U型关系的猜想。这一猜想来自拉弗曲线的想法，即政府取得同样规模的财政收入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税率水平获得，一个是轻税负型：较低的税率和较宽的税基；另外一个则是重税负型：较高的税率和较窄的税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达到某一行政职能目标需要公共支出，而这一公共支出的水平也存在两种状况：一种是较小规模的支出和较高的行政效率组合；另外一种则是较高的公共支出规模和较低的行政效率组合。公共支出是政府行为，而行为的结果则通过行政效率体现出来。政府行为的强弱表现为公共支出的规模，行政效率的高低与公共支出规模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关于行政效率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比较权威和系统的指标，本文则通过不同角度的阐释力图找到一个较为合意的指标来衡量行政效率。最终通过构建的指标，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二者倒U型关系是否存在，进一步模拟测算出倒U型拐点的出现条件。
我国公共支出概述
一般意义上的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大致有以下一些观点，亚当・斯密从“廉价政府”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经费具有非生产性，应当限制公共支出规模。瓦格纳则认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凯恩斯认为达到充分就业的满足有效需求的公共支出规模是合理的，萨缪尔森的规范分析方法从边际替代率的角度分析了合理的公共品供给，间接地分析了合理的公共支出规模由居民消费偏好来确定。马克思的理论并未专门分析合理的公共支出规模，但是从其思想中可以体现出合理的公共支出规模与社会再生产拥有相适应的比例。
现有的关于合理公共支出规模的研究大致分为生产角度分析，研究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孙锦，2012）需求角度分析，研究公共支出增长的驱动与制约（郭锦绣，高希武，2010）；国家职能角度分析，研究公共支出规模的“瓦格纳法则”适用性（郭希林，2005）。因为公共支出的效率具有不确定性，各个国家之间也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没有一个比较合意的公共支出规模的判断标准，而事实上这样一个标准是否具有实际意义也受到国家预算政策的影响。
首先我们对中国的公共支出规模的现状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从绝对规模，增长趋势，增长速度（同比增长），相对规模（占GDP比重），横向对比（美国）。见图1、图2、图3、图4、图5。
在不考虑物价变动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公共支出规模呈现出指数函数的增长趋势（见图1）。直观地表明公共支出的规模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在1990-2000年10年间的增长比较平稳，2002年以后的增长速度则呈现出加快增长的趋势，2008-2012年的增长速度则出现加速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并没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背景的影响，或者说影响的表现在这里看不出来。
结合1990-2012年间的物价变动情况，以实际公共支出/（1+物价变动）得到调整后的公共支出增长趋势（见图2）。从剔除了物价因素的增长趋势上来看依然是符合加速增长的趋势。不考虑物价变动影响时GDP在1994年和2003年都有一个较快幅度的增长，2010年开始增长速度变快。但是公共支出的增长趋势则存在一个相对的滞后反应，即公共支出的效应具有短期滞后于GDP的特点，长期则保持基本一致的增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应证了合理公共支出规模的生产角度的分析。同时相对于GDP的增长，公共支出增长趋势要相对缓慢。
1990-2012年国家财政决算支出以上一年为参照的增长速度呈现出不确定的变化趋势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见图3），最高的增长速度在1994年达到24%以上，2008年达到25.7%，这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07年的统计方法变更有直接联系。在2008年以后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与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要求“廉价政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致性。
再横向比较，同一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规模，见图4、图5。
相对于美国的公共支出规模，中国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偏大，并且增长速度波动较大。这与国家结构形式有关系同时也反应出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公共支出结构和规模并不是很合理。
行政效率概述
行政效率属于公共管理学的概念，一般理解为，有形和无形的社会效果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综合消耗之比（徐双敏，2008）。
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可以分为4个层面，分别为政府内部管理的维度、政府职能的维度、政府服务对象的维度、行政权力来源与行使的维度；对应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称之为“内部效率”（政府内部管理效率）、“外部效率”（基于政府为实现其职能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社会效率”（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政府需要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综合效率”。我国的政府管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垂直管理的可能性，故政令的传达效率，决策程序效率比较高，因此本文不做讨论。第四个维度的权力来源和行使属于政治学研究范畴，本文也不做讨论。本文着重于政府职能实现所需要的合理公共支出规模及相应的配套的行政效率。因此我们关注的是外部效率和社会效率。如何将二者结合统一起来，以构建一个综合行政效率指标，是本文的关键。
借鉴世界统计年鉴中关于城市管理效率综合排名的统计中包含综合效率，经济效率，结构效率，社会效率，人员效率，发展效率，环境效率7个指标。经济效率以人均GDP计算，结构效率以服务业占GDP比重（%）计算，社会效率以登记失业率（%）计算，人员效率以政府人数/总人口（%）计算，发展效率以人均教育支出（元）计算，环境指数以百万元GDP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百万GDP）和百万元GDP工业烟尘排放量（吨/百万元GDP）的指标平均计算。
这些指标都是简单的比例化的指标，受到绝对量的影响很大，并且评判的角度具有很强的领域性限制。因此我们选取经济效率、结构效率、社会效率、人员效率、发展效率5个指标，按照加权重置理想法（龚峰，2010）计算得出行政效率的综合效率指标。
计算方法：
这里的关键是确定各个指标之间的权重各个指标权重有多种处理方法，一种是赋予它们均等的权重，另外一种则是通过数据拟合得到一个最优权重。
根据2009年83个中小型城市（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对数据结构的平稳性具有较大影响，数据可得性）的数据，进行实验性测算，我们发现，均等权重的方法即每一个指标赋予其1/5的权重，按照加权重置理想法计算出的综合效率指标如表1所示。
利用回归方程思想求解出各自的权重，权重模拟计算，经济效率，结构效率，社会效率，人员效率，发展效率权重，经测算依次赋予权重分别为：0.1，0.3，0.15，0.05，0.15.然后利用这一权重组合再次进行计算，获得综合效率指标，如表2所示。
经过SPSS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两种权重选择下计算出的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故而为了计算的可区分性，后面的计算采用均加权重重置理想法计算综合行政效率得到1990-2012年各年全国综合行政效率。其中，人均教育支出考虑到我国人口状况，采用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来测度，政府人数采用宽口径的统计标准即包含公职人员以外的事业单位人数。
短期与长期影响―倒U型关系猜想
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首次提出的关于收入分配状况随着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认为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收入分配差距将随着经济充分发展而缩小。
这一理论提出之后，人们对其适用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证明，实证分析，但是分析结果并没有完全吻合其理论状况。后人的研究也扩展到了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与GDP的增加之间的倒U型关系，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的倒U型关系，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梁星等，2004）。
国内的研究主要在收入分配、投资、环保等领域。经济发展过程与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表现出的倒U型关系。考察FDI（对外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何枫、徐桂林，2009）；FDI流入对我国工资差距的影响（范言慧，郑建明，李哲，2009）；FDI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动的倒U型特征与决定因素实证分析（田素华，2012）；我国收入分配发展是否符合倒U型趋势（岳翠云，2007）；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性及倒U型检验（刘田，2013）；城市环境与城市经济增长（梁星，2004）。
这一系列的研究都保留了库兹涅茨曲线提出的初衷―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而研究的结果大多数为数理证明曲线的合理性，但实证的结果很少完全吻合库兹涅茨曲线，这与经济发展阶段可能存在着重要关系，即长期来看可能会满足这一曲线，但是短期来看经济发展还并未到达足够让库兹涅茨曲线出现拐点的条件。短期的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对行政效率的积极作用容易得到验证，而长期的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张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则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需要经过计量的方法来分析这一影响。
模型、变量与数据
参考一般模型的设置，行政效率设为R_S，研究公共支出规模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考虑倒U型模型设置，加入公共支出规模和其2次项，其他变量依次为经济效率、结构效率、社会效率、人员效率，发展效率。
R=b0+β1exp1+β2 exp2+ b1r_eco+ b2r_str+ b3r_soc+ b4r_num+ b5r_edu+ε
关于方程的形式，经过不同的方程形式对比测算（表3），我们选择了相对拟合优度更好的含有2次项的方程结构。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2009年83个地级市的人均GDP，公共支出规模，第三产业比重，城市登记失业率，公务人员人口数量比，人均教育支出等6个方面的指标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表4拟合结果显示，其他各项指标对于总的行政效率具有显著影响，我们试图证明的猜想―行政效率与政府支出规模具有倒U型关系的猜想得到了验证，2次项系数为负，说明了倒U型关系的存在，但是其显著性却不明显，即存在这种倒U型关系的概率很小。但是至少证明了这样的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的存在。
这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我们选取的截面数据分析，结果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与事实呈现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继续考虑长期的影响，将这一结构扩展到长期视角下公共支出规模对行政效率的影响中来，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双向因果分析―即行政效率是否对公共支出有反向的影响，如果存在，则会造成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简单的置换变量回归分析进行这一检验。
其实反观我们的问题的出发点会发现，我们默认为，共支出结构对行政效率有影响，认为随着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行政效率有一个提高的过程，边际递减的速度提高，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提高幅度会减小，然后再扩大公共支出规模时，行政效率会呈现下降趋势，并且以边际递增的速度减少。
那么反过来想，公共支出的规模是否受到行政效率的影响？即刚开始时，因为支出规模小，行政激励不足，因此形成了逆向选择。行政效率的低下便又带来了新的支出规模的扩张，在公共支出规模扩张的过程中，随着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支出是否会减少呢？是否也存在着递减的行政支出效率影响呢？这样由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的影响导致模型的内生性。我们变换变量与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发现逆向回归的结果并不显著。即行政效率对公共支出的反向影响不明显。
在此基础上，我们考虑长期情况，采用加权重置理想法计算出新的外生变量―综合效率R_S。再构建22年间各个地级市综合行政效率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这一数据，力图找到短期内行政效率随公共支出规模上升而增加，长期内则随支出规模增加而减缓提高，甚至出现效率的下降。
其中（按照前文计算的权重进行计算）
=[（0.1*r_gdp）2+（0.3*r_ser）2+（0.15*r_ job）2+（0.05*r_num）2+（0.15*edu_exp）2]1/2
结合1990-2012年相关数据的测算，我们得到了一系列的综合行政效率指标。将这一行政效率指标按照之前的模型设定，进行新的稳健性回归分析。结果汇报如表6。
在综合测算得到的行政效率与公共支出的稳健回归分析中得到了人均GDP，人均教育支出，第三产业比重，公共支出规模的2次项的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结果。
可以得到拟合方程如下：
R_S=-325515.2+332719.7r_gdp+ 82755.47r_edu+ 186721.1r_str+ 9843143exp -7374649pub_exp2
结果显示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增加，人均教育支出增长速度的增加，社会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比例的优化都会对行政效率的提高产生显著的正的效应的影响，而公共支出规模增长速度对行政效率的提高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形式。短期内，随着公共支出规模增长速度增加，行政效率首先是增加的；从长期来看，当公共支出规模增长速度过度增加时，行政效率会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一下降趋势出现在拐点处，即公共支出增长速度达到或者超过66.74%时。
（微积分等于0求解出其拐点。拐点：d（R_S）/d（exp）=9843143-14749298* exp）
结论
对库兹涅茨曲线对于行政效率与中国公共支出关系的猜想，在多种拟合方法下表现出不同的拟合效果。我们选取了拟合优度最佳的多项式的方程结构。在截面分析时，我们利用2009年83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了回归模型，模型验证了倒U型关系的存在，但是结果不显著。因此，我们又在1990-2012年全国数据基础上利用“加权重置理想算法”重新计算得到每一年的综合行政效率，并利用这一结果进行新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增长率，人均教育支出增长率，社会经济结构优化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等对行政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的影响。经济机理上解释，人均GDP的增长反应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这通过行政人员生活水平的激励形成提高行政效率的机制；人均教育支出的增长则反应出公职人员的素质的提高对行政效率的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表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更加明确，因此行政效率提高。
最终，我们通过拟合的方程测算出倒U型关系的存在。即公共支出规模刚开始扩张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当公共支出规模达到一定量时，行政效率的增长变缓，甚至降低。我们根据拟合方程计算出的这一变化的拐点大约在公共支出规模相对前一年增加大于或者约等于66.74%时，行政效率开始变得低下（见图6）。
给我们的政策启示：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但是，规模过大的公共支出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论证了公共支出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最终要指出的是：公共支出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是应该越有效率越好。本文从猜想出发，找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方法，对后面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文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一方面是相关的数学经济理论不足，另外一方面数据可得性与处理过多过于烦杂，对于行政效率与公共支出规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倒U型关系还有待广大学者进一步的共同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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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效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行政效率；电子政务；“BTOPP”系统
[作者简介]徐成武，三明学院政治法律系2006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吴细玲，三明学院政治法律系副教授，福建三明365004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016-03
提高行政效率既是行政主体实行行政管理的出发点，也是衡量其行政管理水平和效果的重要标志，更是公众对其进行评价的重要指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为此，各地都把建设电子政务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来抓。纷纷启动了电子政务项目。各地政府纷纷运用电子政务这种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许多专家学者及团体公众都对电子政务寄予了重望，认为电子政务可以改善政府工作作风，优化政府管理水平，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业绩和效益，实现既可节约行政成本又可享受优质服务的行政目标，从而建立起一个大小适中而又高效的政府。而人们对电子政务的期望值与实际值之间存有较大的差距。现实的电子政务其行政效率并没有人们设想的那么高。有人甚至对新兴的电子政务下了否定的判断。本文希冀以“BTOPP”系统为视角，进一步澄清电子政务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呼吁构建一个更为科学有效的电子政务系统以提高行政效率。
一、行政效率、电子政务及其关系的创新解释
(一)内涵和意义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效率是一个政府运转是否顺畅的直接体现，是政府的生命线。古今中外的一系列政府改革、变动都是为更快、更好地实现统治阶级或者公共政策的目的、利益，用现在的术语就是行政效率的自觉追求。但是，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行政效率的实现方式、手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局限，因而行政效率的自觉追求受到了种种限制。而在高科技发达的信息化新时代，电子政务技术为行政效率的实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行政效率及电子政务的内涵和意义可以作以下几方面的创新探索。
1 电子政务的生长性。传统的政府政务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现实性的、纸质化的、人与人的政务。只有很少部分的或者很不正式的形式，如广播信息、报纸文字、电视新闻等，且都是处于政务处理的、告知阶段。而电子政务的出现，使得政府的行政事务得以在新的环境、新的形式及新的介质下得以高效、快速地执行。当然，实现由人与人的行政关系转变为人与机器的行政关系的过程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尽管电子政务实现的还是人与人之间行政关系问题的解决，但如何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之间关系的完美衔接，并提升这种主客体解决问题的效率，是其发展的动力，也是其存在的基础和必要。因此，电子政务在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空间。
2 行政效率的非目的性。通常所指的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比率。在传统思维中，行政效率是行政产值与行政成本投入的比率关系，而行政主体在行政成本有限或是行政资源受到限制的时候，会对行政效率的自觉追求形成主体障碍。从行政效率研究的本质来看，行政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必须充分考虑对所有行政客体的不同影响，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能以行政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来界定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而是以行政主体和客体对行政政策执行过程的综合反应程度、多重反映结果来体现行政效率。进行行政效率的非目的性解释，是为了防止行政主体单纯追求高行政产值与行政成本之比值，而减少行政投入或者根本不投入；同时，加入了行政客体这一评价因子，可以更客观、公正地体现行政效率，也可以促进行政主体切实提高行政效率。通过对行政效率的创新解释，可以使我们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有新的认识，改变政府唯“率”是图的公共机构形象。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不再需要追求行政效率了，相反，政府更应该追求一种更全面的行政效率。
(二)二者的相互关系。自觉追求，是对电子政务环境下行政效率的回归性意见。传统的政务处理环境是行政主体占有主动地位，行政客体处于被动地位，行政事务是行政主体的独有资源，行政客体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在电子政务的新环境下，打破了原来的相互关系。在“G2G”“G2B”“G2C”行政事务处理关系中，行政主体(G)都将以电子数字的形式出现，而行政客体G(另一政府)、B(企业)、c(市民)也都以同样的形式办理行政事务。如此，行政事务的处理过程及结果，都将成为G、B和c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效率的反应。通过电子政务，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的地位被自然抚平，而行政效率将成为二者的自觉追求。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单方面的行政效率将受到行政客体的监督和约束，这种经过监督和约束的行政效率才是真正的行政效率。这便是行政效率通过电子政务得到的真实回归。
二、“BTOPP”评价系统中的行政效率
电子政务与行政效率的关系，尽管可以在自觉追求中实现真实回归，但它们之间需要一个框架来牵线搭桥。“BTOPP”系统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斯科特・莫顿(Michael Scott Morton)在其著作《90年代的公司(The Coporation of the 1990s)》一书中提出关于绩效评估的测评系统。迈克尔・斯科特・莫顿的"BTOPP"系统如图1所见：
在“BTOPP”这个系统中，各字母代表的意思是：
B――经营
跟所有的技术一样，新信息技术也要符合政府服务和管理的需要，至少它们应该满足内部对信息的需要，才能加强那条最终通向公众的服务价值链。任何IT的应用计划都必须跟经营战略紧密相关。
T――术
一旦安装好硬件设施，软件就应该开始工作。系统必须和其他经营系统一起被构造，并能够联网工作，以确保正确的信息在适当的时间传递给适当的人。
O――组织
组织构建和重建的目的是实现大部分信息技术。但并不仅限于此，工作组的配置、办公室和顾客服务设施都要受到影响。新技术的调整要花几个月时间，甚至几年。
P――过程
促使经营过程注重端对端的服务，看清并综合II新的发展潜力。之后继续不断调整过程，以反映不断变化的情况。管理实践和工作程序很广泛，要把它们调整到与重要经营过程相协调的地步。
P――人员
领导、公务员和公众(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公
民)必须学会如何使用信息系统。他们不仅要对软件满意，还要知道使用的技巧、动机和根据。他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干什么的，技术是如何改变这些工作的。
可见，“BTOPP”系统其实是政府复杂的行政操作执行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引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和行政操作执行系统的各部分相互协调才能发挥其作用。国外关于政府再造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BTOPP系统这个全视角下进行的。该系统亦可适用于电子政务，有助于我们理解复杂的政府电子政务运营系统。通过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标准――“BTOPP”系统的构建，对电子政务经营、组织、技术、过程和人员等五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效率分析。一些政府在电子政务项目的投资建设过程中，通常仅仅把它作为一个IT项目来看待，认为电子政务就是一套信息技术系统，只要交给一家专业的IT技术公司就可以开发出一套完美的电子政务操作系统。忽视复杂的操作执行系统、缺乏整体的协调运转能力是导致现有电子政务系统的行政效率不高的深层原因。在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两个问题：一是电子政务除了信息技术问题。还需要考虑哪些方面；二是电子政务应该如何适应政府复杂的操作执行系统。这两个问题在“BTOPP”系统的理论框架下都可以得到解决。
三、执行“BTOPP”系统，提高行政效率
迈克尔・斯科特・莫顿的“BTOPP”系统要求我们重视其复杂的操作执行系统的梳理和整体协调能力的开发，从而体现电子政务的“行政效率”。
(一)实行电子政务的市场化运作。以“经营”的理念发展电子政务项目。电子政务技术是以IT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IT技术作为一项技术产品，其发展离不开市场运作这只无形的“手”的调控。电子政务技术也有同样的需要。但我们省视一下现实发现，很多的电子政务项目建设依然是依靠传统的行政手段运行起来的。“B――经营”部分的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延伸。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当政府掌握着整个社会近80％的信息资源时，电子政务社会信息的作用能顺利实现吗?所以，在政府建设电子政务系统时应引入市场化运作，把这一项目当作市场业务来做，以提高电子政务的效率。
(二)实现IT技术从信息技术到行政执行方式、行政操作手段的转化。电子政务在我国兴起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才是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时间。要想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所发展的技术取代已经被认识且熟用几千年的政务过程，要有过硬的技术支持。行政事务本来就不是单一部门能够独立解决的，它需要多程序、多步骤甚至多部门的互相配合才能完成。所以，电子政务技术的发展程度，会影响到行政效率的高低。政府必须加大电子政务建设的财政投入，来促进电子政务技术的发展及转化。
(三)深化政府改革，以满足电子政务的建设需求。传统的政府组织形式是按“人”来分配的，其行政执行程序也是根据人的操作步骤来完成的。而电子政务的技术将改变这种行政事务的完成形式。因此，适时适度地改革政府的行政流程，将是提高电子政务的行政效率的重要环节。根据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通过深化政府改革来适应电子政府的发展趋势是顺应时展要求的。
行政效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行政管理；激励；绩效
一、中国行政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1.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但监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对公务员激励的被动性，激励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内在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从源头上减少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励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考核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的奖惩、职务升降、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等挂起钩来，促使公务员积极工作，尽职尽责。而公务员考核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产生考核误差，影响对公务员德才表现的准确评定，影响考核对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对公务员只进行定性考核，如某乡镇机关2007年年终考核，有48名公务员参加考核，除了4名公务员为优秀外，其余44名公务员均为合格，“不合格”一档形同虚设。这种考核无疑有失全面和客观公正，甚至没有体现出考核的意义。
3.干部选拔机制中缺少激励
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体现不够，科学的具体的操作规范也不够健全，干部选拔过程中缺少激励，缺乏活力，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激励功能减弱。由于工资基本固定，收入与努力无关，与组织目标完成情况无关，其结果是、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等“搭便车”现象反复出现。这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个人的过失和责任，而是在组织制度中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H.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
行为学家们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需要的层次、激励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对应成表，为管理的实践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工资和奖金、福利、工作环境，管理策略可表现为完善的工资和奖金制度、贷款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工作时间（休息），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住宅和福利设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为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危险工种的营养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离退休养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险制度、失业金制度等。（3）隶属与爱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良好人际关系、组织的认同，其管理策略为和谐工作小组和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互助金制度、工会及其他团体活动、娱乐制度、教育训练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被人尊重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之比较，管理策略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职称晋升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与提合理化建设制度。（5）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管理策略为决策参与制度、建立攻关小组、提倡创造性工作、发动职工研究发展规划、交给职工挑战性工作和破格晋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制度和灵活的福利机制
薪酬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物质激励的范围，成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重要因素。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曾指出：“金钱对那些抚养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在金钱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国公共部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公职人员的薪酬一直实行等级工资制，一般工资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薪金的公务员制度，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的年俸可以与首相相比。鉴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可能实行高薪金公务员制，但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体现了决策者们对薪酬因素的重视。目前，中国公务员薪酬提高的趋势使得公共部门在与企业及其他行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增加了优势。但是，要使金钱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激励因素，必须保证“在各种职位上的人们，即使级别相当，但给予他们的薪酬也必须能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就是说，薪酬应当与绩效挂钩，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往刻板的工资报酬制度正逐渐被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应该符合经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且不论公务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工资报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其工作成绩的好坏，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一论点意味着传统的、强调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应该被取代。尽管公务员无疑也会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但在以前，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服务意识，并将为公众服务作为他们努力的目标。然而，金钱奖赏正逐渐取代这些无形的、但却是真实的价值观和激励因素而成为招聘人员和提高其积极性的主要手段。”[3]
3.权力激励——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尽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权力始终都在对支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起着不容忽视的激励作用。
公职人员处于何种行政职位，就拥有相应的行政权限，职位越高，所享有的权力就越大。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满足对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级——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激励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力对于各级公务员的激励作用集中体现在，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勤奋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得以受到提拔，从而能够行使更高职位上更大范围的权限。
在建立权力激励体制过程中，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避免出现“为了掌权而掌权”的不良倾向。要明确公共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是用来更好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合理的运用权力激励，不仅能够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权力腐化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1.拓宽激励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励方式
有时将公务员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奖励，反而使公务员无法很好发挥才能。在晋升中，并不一定是业绩最好的人得到晋升就是公平。业绩优秀者应该得到奖励与表彰，但是否晋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则更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与个性特点。这一点应在晋升标准与要求中明确说明，并在晋升人选决定之后加以解释。对未能晋升的优秀公务员应有足够的表彰与补偿，以体现他们应有的地位与价值。激励渠道多样化有利于公务员合理地自我定位，从而可以不必将职务晋升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在工作设计方面，尽量丰富工作内容
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内容，采取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方法，尽量丰富工作内容。对公务员工作内容的改善及对其工作行为的认同和奖励，可以使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促使工作不断创新。如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由于每个公务员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不同，对岗位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而须建立岗位流动机制，使公务员能感到工作的乐趣。
3.打造和谐有序的行政组织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务员行政智慧和行政实践经验。行政文化诸要素对于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手段的确定、激励机制的实施和激励结果的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4]。健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以良好的行政文化为基础，促进行政文化的建设，要鼓励公务员树立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成为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体，促进公务员对政府工作的主动参与，有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务员都相信：职位只是分工,薪酬体现贡献,那公务员就不会去追求层级的发展,而转向关注工作的内容,这样才会提高效率。随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之间、干群之间沟通会更容易，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会为和谐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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