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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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青铜器 动物纹饰 艺术设计 特征 启示据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这也许是青铜器历史的开端。从现代的考古学来看，青铜的初始是在夏代，史料上也有关于禹之子炼铜的记载。青铜器的到来并不是偶然的，在其之前还有一个红铜时代作为过渡期，或者称之为石、铜并用的时代。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制陶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把红铜、锡等金属混在一起冶炼出硬度更高、更容易造型青铜的技术，因其颜色灰青，故曰青铜,青铜器到了商、周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开辟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性能更优质的铁的出现，青铜作为主要造器物、兵器的原料而让位于铁，但是青铜作为装饰镜子等日常生活的制作材料还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一、青铜器的动物纹饰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夏代晚期，据现在所知，最早出现在容器上的是实心的连珠纹。关于这些纹饰的起源，最主要还是来自于陶器的影响。青铜器的纹饰，在商代中期以前，多是直接雕在模的壁上，后来的往往在模壁上外加泥片，再进行雕刻，这样能产生浅浮雕的效果，同时产生了装饰上的主文和地纹之分。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主要分为三大类：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其中动物纹，又可以分为怪兽纹和一般自然界的动物纹两类。WWw.133229.CoM

怪兽纹，是一类变形奇特，而在现实世界根本找不到的动物纹样，例如：饕餮纹、龙纹、凤纹等。这类纹饰在青铜器的装饰上占据着主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商代。饕餮纹又称兽面纹，是商代青铜器的重要纹样，其主要特征是首面、大眼、有鼻、双角。大多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最上面是角，角下是眉，眉下是目，两侧为耳，另外还有锋利的爪子。根据角型的不一，还可以有牛角型兽面纹、羊角型兽面纹，龙角型兽面纹等。据《吕氏春秋》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以言报更也”。《左传·宣公十八年》说饕餮是贪于饮食、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从此也可见饕餮是一种凶悍的动物，但是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

龙纹，也是商代比较常见的花纹，在我国器物装饰纹样中应用的最为久远的一种纹饰，到了封建社会，龙成了真明天子的象征，龙纹的使用受到了限制，但是它在皇家的使用过程中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在青铜器的纹饰当中，凡是形体蜿蜒者都可以称作龙纹类，龙在商朝人们的心目中还没有现在这样确定的形象，不同的区域都有自己的龙的造型，这些龙在角形、头型、鳞节、爪子、身躯大小等方面都不相同，它可以分为爬行龙纹、卷体龙纹、双体龙纹等。

凤纹，在东周典籍《诗经·商颂》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所以大家公认鸟应该是商代的图腾，以至于青铜器纹饰和时代的图腾崇拜有关系的论断在商代没有体现出来。凤是传说中的神鸟，自然界美丽羽饰和华丽鸟冠的大集成者，凤纹的鼎盛时期是在不在商朝，而在西周早期，那时候的青铜器纹饰有大量的凤纹出现，那个时代的在青铜史上被称为凤纹时代，凤纹中除了羽饰华丽，在凤冠上面也有很多的变化，根据冠的造型不同、可以分为多齿冠、长冠和花冠等种类。

一般动物纹，是指的从纹饰上看，能够看出动物的具体的形象来，这类纹饰虽然没有占据青铜器装饰的主要地位，但是它的种类繁多，例如牛纹、马纹、羊纹等家畜、虎、兔、鹿等野生动物，还有蛇、鱼、蟾蜍等小动物，都在动物纹之列。

虎纹青铜器的经典之作是比较著名的是司母戊大方鼎的耳部，对称的两虎食一人头的形象。一般的虎纹出现的时候，是那种具有威吓、森严的纹饰，这也符合商代的统治阶级的需要；牛纹单独的在青铜器的装饰比较少见，但是饕餮纹的主要造型来源于牛头形象的说法也是比较盛行的，因为牛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占据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牛的地位相对的也是较高，所以有些地方的青铜器上面装饰牛纹。

二、动物纹饰的历史价值

李泽厚先生在他的《美的历程》中称青铜器的饕餮纹为一种“狞厉的美”，的确有他的道理，同时也体现出了动物纹饰在当时的历史价值。青铜器在商代和周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用途是有区别的。在商出土的青铜器中，以酒器居多，以祭祀为主，可见当时的人们特别是上层阶级比较尚酒。并且纹饰以饕餮居多，饕餮纹的威严、恐怖、神秘、诡异、残酷、凶狠的形象，始终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力量，指向某种似乎是超出人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这主要由于在商代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一些在生活中间解释不了事情，而又想去努力的解释，最后只有走向了唯心主义的神，这也是那时候的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统治阶级那些劳心者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利用了这一点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占卜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占有很大的地位，所以不论是在农作、出行、还是战争、祭祀、帝王登基都要巫师占卜问天。在此之前的陶器上面的生动活泼的写实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取代它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到了周朝，统治者吸取了商沉迷酒色以致灭亡的原因，基本上就不再饮酒，到了周朝青铜器基本上都是食器或者礼器，开始以“礼”治国安邦平天下。周朝的列鼎制度也正是通过青铜器鼎的区别来树立统治者的地位,那种威严、狞厉的饕餮纹也逐渐的减少，取代它的是窃曲纹，其实这也是动物纹样的简化和抽象。另外，在周朝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明贵贱，辨等列”“记功烈，昭明德”的铭文，这些主要记载祭祀、战功、婚嫁等的青铜器是上层阶级重大事情发生的见证，也是他们树立自己统治地位，彰功显德的重要手段。到了春秋战国，铁的出现也迫使青铜器走下坡路。“礼崩乐坏”也验证了周朝的统治地位不存在了,青铜器出现比较多的是兵器、食器，开始向生活日用器皿上发展。青铜器的应用，则是是钟鸣鼎食的组合，那种以“祭祀”和“礼器”的特性已经消逝了。在纹饰上逐渐摆脱了宗教神秘的气氛，开始向几何纹发展，并且出现了很大场面战争、狩猎或者生活的图案场面，例如“宴乐水陆攻战铜壶”的纹饰就属于此类。由于青铜器是只有帝王、将相等上层阶级才可以使用，这些器物反映是只是当时上层阶级的生活、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活动，尽管这些青铜器是由普通劳动者或者是奴隶来制作的，但是，整个造型设计和装饰基本都是当时的上层阶级来实现的，体现的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志，青铜器文化基本也就是帝王文化。

三、研究青铜器动物纹饰的现代价值

作为现代人来研究青铜器纹饰，只有靠出土的实物和历史记载资料来考察。出土的实物靠科技手段来推测年代比较可信,但是，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证就很困难了，因为这些在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文字还不是很成熟，处于发展阶段,后来的文献记载也是自己的研究和听闻。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来考证，就会出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局面。但是这些青铜器纹饰对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方法论的研究以及艺术设计教育有很大的启示。

不论是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是龙纹、虎纹、鸟纹等，是夸张、想像力的精华和浓缩，是富有很大的创造性，但究其设计的创意源泉仍是生活、自然界以及当时的宗教、图腾崇拜的对象。对今天的艺术设计工作者，无论深居高校，还是战斗在设计工作的第一线，在进行设计创意的时候，都在思索同样的问题：设计的创意点是什么？设计创意的源泉在何处？为什么有的设计师作品层出不穷,个个令人拍案叫绝；但是有的设计师的作品却依然平淡无奇。研究青铜器的纹饰，就会给出我们这个谜底。青铜器上的怪兽纹、夔纹等都是生活中常见动物的抽象，那些动物有的生产劳动中所必须的畜力，在生产劳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的是部族图腾崇拜的对象；这些都和生产生活有关，我们现在的设计也不能脱离生产生活而存在。这也给我们现在的设计师指出了一个途径:当设计遇到难题的时候，不妨出去深入生活,了解一下各个民族的文化、生活，给自己的设计思维添加新的活水。

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是否也应该深思一下？设计高校培养的未来的设计师，培养的对象是一些在教室中成长的孩子，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体验真正的生活，艺术设计专业基础的学习就是从素描、速写、色彩应试的基础课开始，进入高校就强化基础、构成的训练，一般只有一、两次简短的采风，这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来说,可能是第一次到农村，第一次以设计的眼光考察中国传统建筑、服饰等,当他们毕业成为职业设计人的时候，才思枯竭是不会令人感到以外的。增加采风时间、深入体验生活是我们高校教育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学三书，李泽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0月

2、中国青铜器宝典，郑春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3、美的沉思，蒋勳，中国艺术思想刍论，文汇出版社，2005年

4、中国工艺美术史，田自秉，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1月

青铜器论文范文第2篇

选择考古是机会使然

与多数人想法不同的是，吴老师一直认为自己成长于一个幸运的年代。当年高中即将毕业的他来到西安看病，虽然耽误了考大学的机会，但当时各单位很缺人员，到处都有招工的单位。经人介绍，他得以在一连串的要人单位中选择了刚成立不久的陕西考古研究所（即现在的陕西考古研究院）。吴老师说之所以选择考古，一方面是自己比较喜欢文科，喜欢历史，语文方面的成绩比较好；另一方面，他不喜欢搞行政工作，看到考古研究所是搞研究、搞学术的，他一眼就相中了，立刻就报到了。

作为第二批进入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学员，他很快就被分配到西乡李家村工地进入发掘现场。由于当时资金匮乏，多数发掘工作都是发掘队的人员亲自动手进行工作，不像现在会请民工来做现场支持。那时既是劳力也是工作人员，但恰恰在这些实践的工作中，吴老师学到了很多最基本的发掘基础知识，如绘图、照相、发掘知识等。进入冬天，因为天寒，田野的发掘工作暂停，学员们都被从各个工地召回到研究所进行专业的培训。

谈到研究所为他们安排的培训课程，吴镇烽老师记忆犹新。他说研究所给他们安排的培训老师有十位之多，均为国内史学界的泰斗，都是当代影响深远的考古专家。如古文字与青铜器学是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教授讲授；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学的课程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教授来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志敏讲授；隋唐与佛教考古是由北京大学宿白教授讲授；秦汉考古是由黄展岳讲授。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讲授西南民族考古，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史念海讲授历史地理；斯维至教授讲授史料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宽教授讲授战国史；南京博物院曾昭院长也曾作过专题报告。在吴老师的一生中，他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就是贾兰坡教授。因为贾兰坡也是高中毕业，当时他只是发掘队管理员，由于好学，从而成了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典范，从技工做起，直到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力的古人类考古专家。在吴老师的印象中，贾兰坡先生在1960年讲课时曾说过：“要寻找中国最古老的人类遗骸就要到秦岭北麓去找。”结果第二年就在秦岭北麓的蓝田县公王岭发现了蓝田人化石。专业研究的积淀对考古判断精确度影响如此之大，让吴老师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悉，虽然吴老师很喜欢安志敏老师上的新石器考古课程，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周秦考古和青铜器古文字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用吴镇烽老师自己的话说，他对于青铜器古文字学的钟情完全来自于唐兰老师的启发。在吴老师的印象中，唐兰老师对古文字的研究非常深入，学问很深，讲课生动有趣且严谨，而自己又喜爱历史和语文这类文科课程，所以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知道，古文字与青铜器总是密不可分的。先后主持过周原岐邑遗址、秦都雍城遗址等商周时期的考古工作，期间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文物，将古文字与青铜器研究相结合，加上研究所里有许多金石文献可做参考，使得吴老师对于青铜器和古文字越来越着迷。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方向就已确立。

对于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的喜爱，让吴老师愿意将自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考古工作中。据悉，最初读文献或是看到青铜器上自己不懂的古文字时，往往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查找这个古文字的意思和读法，同时还要将这些古文字在历史变迁中的发展规律找出来，从而可以推断出下一次碰到类似字时，能不能将偏旁互换从而得到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的结果。不做好古文字研究就无法做好青铜器研究。

有所成就是兴趣所致

“50多年的考古经历，为周秦考古和方志编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在商周青铜器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对分期与断代有独到见解，在全国文博考古界有很大的影响，是古代青铜器研究和方志界的学术带头人之一。”这是选自吴镇烽个人介绍资料中的一段话。据统计，这么多年来，吴老师一直致力于商周青铜器的考古与研究。吴镇烽老师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考古报告和论文70多篇，50多万字，完成了14部专著，共650多万字。其所写的多部专著均获得了无数的奖项。

吴老师告诉记者，考古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地发现问题，然后通过查找资料，与同行交流，仔细分析，将这些问题研究清楚，并以文字的形式完整地表达出来。在吴老师的记忆中最艰难的一次考古，就是他在凤翔主持秦都雍城遗址时，发现的大方坑。这大方坑下面有一个排水道，排水道一直通到了雍河里。发掘出来后，队里有人说这是粮仓，但是他认为这应该与水有关，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是唐兰老师告诉他们这是冰窖，在古代称为凌阴，是贮藏冰的地方，因此有一个水道，利于冰融化的水流到河里。通常是放冰之后盖一层厚谷壳，就像现在卖冰棍的给冰箱盖个被子一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故宫的凌阴还能用于存储冰，构造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极为相似。唐兰老师的解答，让整个发掘团队为之振奋，就像打了胜仗的军队一样，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对于吴老师而言，这就是生动的一课，也应该将其记录到发掘简报中。

与现代收藏家和艺术家所不同的是，考古学家眼中的快乐在于发现这件文物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而并不是经济价值。吴老师认为，现在收藏非常火热，这是他们以前选择做考古时所没有想到的。他说：“商周考古和青铜器我都喜欢。自己的幸运就是在于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行业，一生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1973年在发掘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青铜器窖穴的时候，出土了一窖（37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绝大多数都有铭文，其中有一件称为“”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的是一场由司寇伯扬父判决并处理的案件结果。内容中显示的判决刑罚包括要受300鞭子、在脸上刻字（墨刑）、要求交多少铜（罚款）等内容。这在青铜器铭文中极为罕见，它表明在西周时期，已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法律条文和一整套的诉讼制度，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重要资料。

对青铜器和古文字考古研究的兴趣使吴老师更加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正是这份专注，让吴老师即使面对当下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热火朝天的收藏热时，依然能潜心做研究。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吴老师只是按照国家鉴定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参加文物鉴定，几乎不参加任何商业意义的鉴宝活动。他表示，对于国家藏宝于个人的收藏发展方向非常赞同，但是他认为如果青铜器能像钱币、陶瓷、字画等文物一样放开的话，藏宝于民，让更多的人参与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那么青铜器文物将会得到更多的保护，其历史价值将会得到国内外更为广泛的认可。

多样化的考古收获源于专注的探究

自2001年退休至今，吴镇烽老师说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编撰《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这套书。据悉这套书共35卷，一卷一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于今年10月出版。他说这是他古文字研究的精华，里面收集了他多年青铜器考古过程中所收集的16800个青铜器上的古文字，是目前最完整的古文字词典性工具书。每一件青铜器不仅配有铭文拓片，同时还配有器物图像，并有青铜器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单位、尺度重量、形制纹饰说明以及铭文的释文等。这套书都是繁体字的，里面自己造字7000多个。吴老师说这是他一生的成果，是其在商周金文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总结。

事实上，在此之前，吴镇烽老师还发表过《商周金文资料通鉴》（电子版）这一专著，根据这本专著所收藏的字根，有计算机系统开发商为其研究了一套电子版的金文字查询系统。他说有了这套软件，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古文字研究效率。一旦有同行发现不知道的古文字，只要拿到电脑里一比对，就知道是不是新出现的字，如果是新出现的，他就会做针对的研究，然后再将研究结果告诉同行，并且将这新字的发现记录到字库中。现在这套软件在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语言文学研究和学习中被广泛应用。

青铜器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分析化学文物保护；重要性

分析化学是化学学科中的分支，是以物质间的化学反应为基础的重要方法，是在现代文物保护和修复中的不可或缺的，而且还在矿物学、生物学、医药、考古学等诸多学科中得到了V泛的应用。

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造就了我国灿烂辉煌的悠久历史，很早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在古遗址、古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出土文物的保护问题，但在我国把化学这门学科应用到文物保护中却是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所重视。

文物是人类文明遗留下来的实物，是研究人类社会情况的凭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由于文物年代的久远、出土后环境的改变，极有可能造成文物的腐烂、霉变、金属的锈蚀使文物材质外观的改变，给考古工作者在进行文物保护研究上带来一定的误区，因而可以通过分析化学这门学科对出土文物进行研究来得出精准的数据。

一、化学在出土青铜器保存上的应用

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量的青铜器被发掘出来，而一般学术上的青铜器是指铜、锡、铅的合金，而云南省个旧市锡文化历史悠久，锡矿业开采从汉代开始至今持续开采了两千多年，个旧卡房镇黑蚂井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云南通往异国（越南）的重要通道，又是红河州的各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必经之路，银铜业发达，是世界上最早生产锡金属的地区之一，城市因锡而生、因锡而兴，有“世界锡都”的美誉，锡产品享誉全球，锡业的繁荣促进了个旧地区的社会进步。

1989、1994、1995、2010年由云南省文物考古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个旧市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黑蚂井汉代青铜墓地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十分丰富，其中青铜器占的比例很大，这些青铜器从地下发掘出来后，随着存在的环境改变，在空气中受到了水、光、温度、酸、碱等的影响，造成了这些青铜器的表面发生了化学变化，外部极易产生“铜绿”这种碱式碳酸铜，俗称青铜器病，化学式为：Cu2（OH）2CO3 ，其中一个青铜器得病会传染给其它的青铜器，严重地影响出土青铜器的保存，为了让这些在地下沉睡千百年的文物更好地保存下来，使更多的子孙后代能了解我们的先祖们在锡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出的青铜文明，个旧市文物管理所的文物工作者有义务来研究用化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科学的保护。

从个旧市黑蚂井出土的两件出土青铜器可看出表面已经有很多“铜绿”样的物质存在，因而我们要用化学的手段来对此“铜绿”进行有害锈和无害锈的测试。

物理去锈法：采用刻刀将粉状锈粉末进行取样，浸泡在去离子水（俗称二次蒸馏水）中，一天后用试管取10毫升浸泡液看是否有氯离子析出，方法是：在浸泡液中滴入稀硝酸，用PH试纸测量其为酸化后，再滴入配制好的0.1个当量的硝酸银溶液（称取1.7克硝酸银配入100毫升去离子水中），如果有乳白色的悬浮物说明有有害锈存在急需要去除，如果没有乳白色的悬浮物说明此铜绿为无害锈。无害锈的去除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法，

也就是只清除铭文、 纹饰部位的锈蚀，无纹饰素面部位稳定的无害锈层应予保留，一是可以对器物起保护作用，二是年代久远的象征。

化学去锈法：青铜器有害“铜绿”的化学去锈法有很多种，传统的去锈法是用老陈醋贴敷在锈层上，保持一定的湿度将锈逐渐软化后用刻刀剔除。但此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锈蚀比较严重的器物，用此法不容易除彻底，效果不是很理想，这时候需要借助化学的方法来对其进行处理，通过我们的实际操作看这几种方法除锈效果很好，达到治理青铜病的要求。

（一）EDTA法（化学名称：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法，配制：乙二胺四乙酸二钠100克溶于650毫升去离子水中，再加入350毫升氨水）。此法是通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与氨水的络合作用来将锈化层软化后用刻刀等工具去除。

（二）六偏磷酸钠法：用棉花蘸取15%六偏磷酸钠去离子水溶液敷在青铜器上面，去除石灰石和坚硬的泥沙。

（三）稀硫酸法：用10%稀硫酸和10克重铬酸钾或者用10%的磷酸加3%的硝酸、5%的六次甲基四胺、5%的醋酸与去离子水溶液去除坚硬的铜锈层。

（四）酒石酸钾钠15g、氢氧化钠5g、去离 子水1000ml，再加5%过氧化氢。约40分钟 以上可以软化硬锈壳，去除硬锈层。

（五）10%硫酸稀释液加10g重铬酸钾去除氧化亚铜。10%碟酸稀释液，可以去除氧化亚铜，再加5%的六次甲基四胺溶液，3%硝酸、5%草酸或醋酸与去离子水稀释液均可去除质地坚硬的铜锈层。

（六）为了不被二次伤害，我们在处理青铜器时都非常谨慎，一般采用先用钢针、手术刀等工具小心地把锈蚀坑挖出所有的有害锈，用5%倍半碳酸钠溶液中冷热交替处理，再用滴定硝酸银法测定氯离子的存在情况，直到水质清澈无氯离子存在，用此方法清除有害锈比较安全，对文物本体无损害。

以上几种方法除完锈后均需用去离子水把器物彻底清洗干净，晾干，以免给出土文物造成不必要的二次伤害。

二、化学对出土文物锡器的保护处理上的应用

2010年个旧市卡房黑蚂井考古发掘出了大量的金属器皿，其中就有一些是锡制品。

锡器由于在地下埋藏了几百年，这些锡器或多或少也被氧化，变成粗粒状灰黯色的氧化亚锡，如果出土后不能很好地被保护，会继续腐蚀，变成粉末状的灰锡，已有的锡器长期与空气接触，表面生成一层氧化膜，这层氧化膜对锡器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如果有松软的的氧化锡，遇到空气后被激活，构成对整器的感染破坏，可用三甲树脂、有机硅树脂减压浸渗加固处理。

腐蚀不严重的锡器，可用氢氧化钠水溶液作电解质，锌、铅或镁作阳极这种电解还原法处理。

三、化学对出土文物质地的鉴定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着高超的技术制造工艺，由于文物在地下埋藏时间久远，出土时很多器物外观已经发生改变，单凭肉眼观察是很难判断是什么工艺和质地的材料做的，而应用化学分析则可以非常准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湖北省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就是应用光谱分析确定其剑身为铜锡为主的青铜合金，并过含Cu2S・FeS等硫化处理，所以它的外观具有更加光滑、美观、耐腐蚀等特点，这就充分证明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硫化处理工艺了。

2010年个旧卡房黑蚂井汉墓出土了一组金属，这组金属文物出土时由于埋藏的时间久远，在外观上呈灰白色，已看不出是什么质地的金属器物，有人说是金属锡的冶炼产品，也有人说像金属银，还有人讲像金属铅，一时间众说纷纭，大家都只能猜测，这时候用科学的方法来鉴定就很有必要了，在2010年4月份个旧市文物管理所对这组出土文物取样送往云南锡业集团公司云锡研究所分析室进行了光谱定性分析，从报告单上看出铅含量远远大于10%，充分说明此金属物是以铅为主的金属饼，所以化学学科在文物质地的鉴定领域是其他任何方法不能替代的。

四、铅同位素分析法在青铜器原料来源追踪上的应用

晚商时期的青铜器生产，已经达到鼎盛阶段。在河南殷墟等地发现的大型冶铸遗址和属于这一时期的巨型器物如司母戊大鼎等，显示了当时中原青铜铸造业的巨大规模。河南一带的锡矿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大量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原青铜主要是铜、锡、铅合金。从现代地质资料看，黄河中下游所谓中原地区仅有部分铜、铅矿产。因此，晚商中原这么大的青铜器生产矿料特别是锡的来源，这时我们就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中原河南殷墟大型冶铸遗址用是矿料是不是由云南省个旧市黑蚂井一带矿山供给，这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

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和台湾学者石璋如认为商代中原地区青铜器铸造业有可能采用中原本地开采的锡矿，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很多学者对此说法持保留态度，直到今天都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中原地区开采过锡矿，如果要证明在中原地区是否开采过锡矿就要考证是否存在锡矿的问题，建国以后有关部门曾经组织过中原地区地质矿产普查工作，结果表明没有锡矿的存在。

针对中原地区在商代青铜器非常巨大的铸造规模以及铸造矿料来源，1984年中国科技大学的金正跃教授就对商代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测定分析认为：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矿物来源于云南。2008年金正跃教授率助手到云南省个旧市黑蚂井对大约50个出土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采样分析比对，认为2008年到云南个旧市黑蚂井对大约105个出土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采样分析后推测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矿物来源极大的可能来源于云南个旧黑蚂井一带的矿山。

五、化学在文物做旧处理中的应用

应用不同的化学试剂配制不同的配方，可用做对出土青铜器地子皮做旧，可以做出褐红色、黑褐色、黑灰色、茶褐色等。比如氨水中加碱式碳酸铜，加少许硫氰酸钾浸泡铜质表面呈黑灰色。用氢氧化钠、过硫化钠、硝酸铜、氯化铵氯化钾等多种化工颜料按照不同的配比，将出土青铜器修复部位铜表面腐蚀生成一体的蓝绿色古铜锈斑，使修复后的青铜器更真实，更具有整体性。

六、化学方法在青铜文物封护中的应用

封护涂层化学保护法是青铜文物保护过程中的最后步骤，目前国内外在青铜文物保护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是将器物浸泡在温度为60度、5%的苯并三氮唑的乙醇溶液中8小时。但是现在金属器物的封护采用最多的是3%的B72丙酮溶液来进行封护处理。

2014年，云南省红河州博物馆从收藏的青铜器中挑选了15件急待修复和保护的青铜器请个旧市博物馆进行修复、封护处理，这批青铜器存在着残缺、断裂、锈蚀、裂隙等多项病害，个旧市博物馆修复工作人员接手这批青铜器后，科学地制定了修复方案，修复完成后就是使用3%的B72丙酮溶液来进行封护处理的。

通过以上几个有关化学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化学与文物保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化学可应用到文物质地的分析鉴定、文物保护、文物考证、文物修复等多个方面，化学向文物保护领域的渗入，构成了文物保护技术的革新，为文物工作提供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反过来也为化学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科研课题来为文物保护工作服务。

参考文献：

[1]王武钰等：文物出版社《首都博物馆文物养护工作手册》23―25页.

[2]刘树林等：中国书店出版《金石杂项类文物修复》76-78页.

青铜器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陈侯三敦；铭文；文字

中图分类号：K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88-02

陈侯三敦是战国时期齐国陈侯午及陈侯因齐父子两代所铸造的祭器，分别是十年陈侯午敦、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都是齐系著名的青铜礼器。本文拟从陈侯三敦的概况、铭文内容及三敦铭文殊的文字现象等几大方面简要分析它们的名称、收藏、著录、铭文、敦文中的特殊文字现象。

一、陈侯三敦概况

十年陈侯午敦是战国晚期齐桓公时器，该器先为容庚先生所得，形制与十四年陈侯午敦同，盖丢失，后归华南师范学院。《殷周金文集成》、《商周金文录遗》、《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均有著录。

十四年陈侯午敦也是齐桓公时器，传世共二器。据徐中舒先生考证两器形状不同而铭文相同，磨灭处可互相补足；其中一器原藏热河故宫，现藏北平古物陈列所之武英殿，载于武英殿彝器图录，另一器原为海丰吴氏(子)所藏，现归建德周氏（季木），铭文著录于古。该铭文《殷周金文集成》、《三代吉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均有著录。

陈侯因■敦是战国晚期齐威王时器，据徐中舒考释，该器原为潍县陈氏（齐）所藏，现归庐江刘晦之所有。铭文著录于《齐集古录》、《周金文存》、《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金文集成》、《三代吉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等。

二、陈侯三敦铭文

十年陈侯午敦铭文共八行三十八字，大意是公元前365年，陈侯午群集诸侯于齐，诸侯向陈侯午进献青铜器，陈侯午将其做成敦，用以祭祀以保佑齐国。铭文主要点明作器的时间、材料来源及器物的用途、作器的目的。

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共八行三十六字，大意是公元前361年，陈侯午用诸侯进献的青铜器作了为其皇妣孝大妃做祭祀的敦，以保佑齐邦。铭文与十年陈侯午敦十分相似，也是点明作器的时间、材料来源、器物的用途、作器的目的。

陈侯因■敦铭文共八行七十九字，大意是六月葵未这天，齐威王想起齐桓公的卓著功绩，想要颂扬他，同时表明自己远继黄帝之业近继父亲之业的决心。因此在朝聘时，和诸侯们谈起了该事，诸侯们都同意要答扬桓公的德行，于是便进献了青铜，因齐就用它制成了祭祀桓公的敦，希望能保佑齐国城邦永固，同时警示世代子孙永远以桓公为榜样。铭文首先点明作器的时间，后讲到作器的原因，这是前二敦铭文中所没有的，接下来也讲到作器的材料来源、器物的用途、作器的目的。

三敦铭文内容有一定的相似性，且铭文格式都一样：先点明作器时间，后说明作器材料来源、器物用途、作器目的，只是陈侯因■敦多了作器原因。

三、三敦殊的文字现象

纵观陈侯三敦铭文，笔者发现其中存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字现象，分别浅述如下：

（一）文字异形现象

战国文字最显著的特点是文字异形，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诸侯割据局面的出现，文字有了显著的地方色彩；战国文字刻写材料、用途的不同造成文字的异形；战国时代文字不同的简化方式导致文字的异形；战国文字有无饰笔、饰笔的多少也会造成文字的异形；文字形体的讹变也会造成异形。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形不仅出现在不同国家、不同书写材料的文字之间，即使是在同一国家的同一种文字系统中也存在，如同属于齐系青铜礼器铭文的陈侯三敦之间也存在文字的异形现象。陈侯三敦之间的文字异形现象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增减笔画

指同一个字，出现在不同的铭文中，会发生笔画数量不等的情况。笔画或增或减，或增减一笔，或增减几笔。如：

齐■十年陈侯午敦 ■十四年陈侯午敦

邦■十四年陈侯午敦 ■十年陈侯午敦

2.增减偏旁

指同一个字，出现在不同的铭文中，发生偏旁增减的现象。偏旁的增减，有些是无义的；但有些是有义的，或用以标音，或用以标义。如：

保■陈侯因■敦 ■十年陈侯午敦

■是由■加注同音音符而成的（保、缶同在幽部），这里所增加的偏旁是用以标音的。

3.偏旁的移动

指同一个字在不同的铭文中，相同的偏旁处于不同的位置。如：

祭■十四年陈侯午敦 ■十年陈侯午敦

（二）文字的通假现象

在陈侯三敦铭文中还存在着文字的通假现象，如：

台以十年陈侯午敦、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

母毋十年陈侯午敦、十四年陈侯午敦

■皇十四年陈侯午敦张桂光在《汉字学简论》中认为■是往的简体，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作■，绝大多数研究者将其隶定为皇，本人猜测此处应是由往通皇。

■十四年陈侯午敦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即，助也。器是求神助之器，即祭器。”

又有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作又，但据十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都作有，所以此处又应通作有。

■齐陈侯因■敦 ，从肉，次声，是脐的异体字；因■即陈侯午之子齐威王因齐，故此处■通作齐。

■桓陈侯因■敦■《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字史籍作桓，音同通用。”

慕谋 陈侯因■敦 《战国铭文选》：“慕，通谋。”

弭 陈侯因■敦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与弥音近可通。……、弥皆有安义。弥，通弭。”《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读为弭，节之弭，低也。”

■嗣 陈侯因■敦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即之古文，读为嗣。”

（三）文字的增繁或简化

指的是陈侯三敦铭文与我们今天隶定的楷书相比较，有些铭文字体存在着增加或简省偏旁的现象。

1.增加偏旁

十年陈侯午敦、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该字隶定为陈，在三敦铭文中作■，陈字下部都增加了土旁，其实，不仅在三敦铭文中陈字下部会加土旁，在齐国金文中，土旁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田齐是，在与土有关的字上添加土旁，成为一种风气，除此之外，田齐还将一些本与土义无关的字也改造成从土的样子，如年在《齐侯盘》中作■、齐在《齐陈曼》中作■。

■该字隶定为登，在传世典籍中又作或蒸，是一种祭祀名，但在十年、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铭文中作■、 ■。

■该字隶定为世，但在十年、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铭文中作■、■。

■该字隶定为哉，但在陈侯因■敦铭文中作■，在哉字的左下方增加巴旁。

■该字隶定为惟，但陈侯因■敦铭文中作■，在字的左上角增加了口旁。

■该字隶定为帝，但在陈侯因■敦铭文中作■，在字的下面增加了口旁。

■该字隶定为寅，但在陈侯因■敦铭文中作■，在字的下部增加了皿旁。

2.简省偏旁

隹，该字隶定为唯，但在十年、十四年陈侯午敦，陈侯因■敦铭文中，作■、■或■，比现行楷体少左边的口旁。

者，该字隶定为诸，但在三敦铭文中作■或■，比现行楷体少左边的言旁。

乍，该字隶定为作■，但在三敦铭文中作，比现行楷体少左边的人旁。

且，该字隶定为祖，但在陈侯因■敦铭文中作■，比现行楷体少左边的示旁。

合，该字隶定为答，但在陈侯因■敦铭文中作■，比现行楷体少上部的竹旁。

尚，该字隶定为常，在陈侯因■敦铭文中作■，比现行楷体少下部的巾旁。

参考文献：

[1]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417－458.

[2]刘伟杰.齐国金文研究[J].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3]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559－561.

[4]荆贵生.古代汉语[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99－100.

[5]张桂光.汉字学简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8－174.

[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16－221.

青铜器论文范文第5篇

最近，他将过去发表的论文辑成一书，名曰《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夏商周青铜文明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研究领域，先登的研究比较重视这个文明的起源，包括城市的起源、文字的起源和青铜器的起源，以及这个文明的某些重要内容。这些都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近年来研究者甚多。从表象上来看，各家的观点颇不一致，实际上差别并不很大。就进入文明的时间来说，目前主要有夏代说和龙山说，也有把时间定得更早或更晚的，乍看起来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龙山说者并不认为当时已有成熟的又明，只不过是说当时的社会有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机构也就是国家的雏形，从而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或原始共产制社会。而夏代说者并不认为夏代的文明是一个早上突然出现的，在夏代之前还有一个长期酝酿、转变的过程，龙山时代则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时期。主张文明起源更早或更晚的也并不否认这些基本事实。这里固然有对文明概念的理解问题，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考古资料的揭示、评价与解释的问题。先登基本上是夏代说者，但是他对龙山时代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力求使自己的立论符合实际情况，而不至于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

由于对文明起源时间早晚的认识不同，从而对文明的地区与模式的看法也不相同。夏代说者强调中原的突出作用，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基本上是一元的，但并不否认它的起源除中原以外还有其他地区的多方面的影响。龙山说者强调起源的多地区性和文化多元的特点，同时指出多元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有显著的相互作用和逐步趋同的倾向，只是在进入夏代以后中原的中心作用才逐渐形成，因而主张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