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讲故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莫言讲故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莫言讲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沙江干热河谷；印楝；栽培模式选择

中图分类号：S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1004302

1 引言

印楝（Azadiachta indica A.juss），属楝科常绿乔木，原产于东南亚及南亚热带国家，其根、茎、叶、花、果实均具有广泛用途，尤其是从其果实中提取的印楝素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广谱、高效、低毒、无残留的生物杀虫剂，是制备无公害农药的最佳原料，具有较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同时，印楝树是一种喜光、喜高温的速生树种，具有抗干旱气候、耐贫瘠土壤、生长快、根系发达、保持水土能力强等优点。适宜在金沙江干热河谷年均气温≥20℃的地区种植。

2002年印楝被凉山州确定为金沙江干热河谷区林业产业化建设发展的优良树种，并将位于金沙江流域的会理、会东、宁南三县列为重点发展县。鉴于本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为了配合该产业发展，开展了本项研究。旨在通过研究，提出适合于本区的费省效宏的栽培发展模式，用以指导生产。

2 试验材料及方法

2.1 试验区自然概况

本项试验分别在会理县新安乡和宁南县葫芦口镇进行。两地均属典型的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类型。同时，由于江河纵深切割，峡谷地带吸收的太阳辐射热不易扩散，气流经过本区上空下沉增温，产生明显的“焚风”效应，致使空气温度增高而湿度降低，风速增大，造成气候特别干燥酷热，旱季相对湿度可趋近于0%。本试验的试验区海拔在850～930 m，年平均气温在20～23 ℃，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5～27 ℃，最冷月平均气温5 ℃左右，≥10 ℃积温为6500～7500 ℃，无霜期350 d左右；年降雨量600～900 mm，年蒸发量2500～3000 mm左右，其中6～10月为雨季，降雨占全年降雨量的90%以上，但又多间隙性干旱，年均相对湿度60%左右。气候总的特点是：气温日较差大，年较差小，四季不显，干湿分明，热量大，降雨少，雨量集中且多间隙性干旱，蒸发量大。

试验区土壤由于受气候和地形地势等非地带性因素影响，使土壤在分布上具有错综复杂性，同一地段，具有不同的土种，或同一土种可出现在不同的地带上。土壤种类主要有燥红土、褐土，砂土、麻布夹土、粗骨性砂土及紫色土；其次是土壤土层厚度变化较大，河谷坝地、阶地、沟谷、山腰缓坡，土层相对较厚，一般在60 cm以上。而坡地，特别是陡坡地则土层较薄，一般在20～40 cm；再者，由于在燥热环境条件下植被稀少，有机质分解强烈，加之水土流失严重，有机养分不易凝聚，造成土壤养分含量低，土壤较贫瘠，其养分含量有机质多在0.4%～0.9%之间，含氮量在0.02%～0.07%、速效磷在（3.6～4.9）×10-6，速效钾在（6.5～18.5）×10-6之间。

试验区植被以耐干热、干旱的灌、草本植物为主，本区植被呈现出干热稀树灌丛或稀树草丛景观，主要植物种类以旱生禾草、耐旱性强的灌木和小乔木为主，其种类主要有扭黄茅（Heteropogoncontortus）、拟金茅（Eulaliopsis binata （Retz.）G.E.Hubb）、芸香草（Cymbopogon distans Wats）、假杜鹃（Barleyia cristata L.）、车桑子（Dodonaea viscosa）、牛角瓜（Calotropis gigantea）、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黄荆（Vitex negundo）、清香木（Pistacia weinmannifolia）、仙人掌（Opuntia dilleni）（灌状肉质植物）等。

2.2 试验材料

本试验所用苗木均系种子育苗培育近10个月的营养袋实生苗，整地均为60 cm×60 cm×60 cm穴状整地，每穴施底肥10 kg。

2.3 研究方法

试验分别在两个试验区进行。根据选择的不同造林模式，四旁模式在农户房屋周边不规则种植；坡地林带模式沿坡耕地外侧地边单排种植，株距4 m；退耕坡地和荒山造林模式，造林株行距均为4 m×4 m，成片种植。每个模式在每一区域均设置试验样地，每一模式三次重复，每一重复30株。试验分析数据为两试验区各模式调查的生长量、开花与结实量的平均植。

生长量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其它数据采用平均值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栽培模式生长情况分析

经对不同栽培模式试验结果分析表明，印楝在干热河谷不同栽培模式下，生长差异十分显著（见表1、2、3）。

通过对不同栽培模式生长差异分析表明，不同的栽培模式其生长表现差异是十分显著的。无论高、径生长均以荒山成片栽培模式效果最差，其次为坡地成片栽植模式；而四旁模式与其它栽培模式比较均有极显著差异。

3.2 不同栽培模投入及开花结实情况统计分析

上述调查统计分析表明，不同栽培模式，在试验阶段内投入与产出差异较明显。在投入方面，四旁及坡地林带模式投入最低，仅为坡地成片栽植模式和荒山成片栽植模式的62.96%；而平均株产果量四旁模式和坡地林带模式均远高于坡地成片栽植模式和荒山成片栽植模式。

4 小结与讨论

（1）通过试验表明，不同的栽培模式对印楝的生长及结实均有其显著差异。四旁模式最佳，其次为坡地林带模式，荒山成片栽植虽然进行了抚育管理，但其效果最差。

（2）不同的栽培模式下，尽管四旁模式和坡地林带模式投入仅为退耕坡地成片栽植和荒山成片栽植的62.96%，但其生长和结实效果均远优于坡地成片栽植和荒山成片栽植的印楝。究其原因，在四旁模式下，由于该区农户具有散养家禽家畜的习惯，家禽家畜的啃食和排泄物不仅抑制了杂草的生长，且不断补充了土壤养分，印楝根系发达，有利于吸收这些养分。而在坡地林带模式下，由于农耕对农作的除草施肥，不仅及时除去了杂草，且印楝可利用其发达的根系吸收给农作物施肥补充的养分，从而基本满足了印楝对养分的需求；而在退耕地成片种植和荒山成片种植模式下，因本区土壤养分较为贫乏，印楝是速生树种，土壤自有养分难以满足其生长发育之需，且干热河谷降雨少，雨热同季，杂草生长旺盛，虽然每年进行一次抚育除草，但抚育面积仅限于树干周边60～80 cm左右范围，杂草与树争夺水分和养分仍然较剧烈，在不补充养分的状态下，土壤养分难以满足树的生长发育之需，故表现出较差的效果。

（3）根据试验结果，在投入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本区发展印楝应优先采用四旁和坡地林带种植模式进行发展，可以收到费省效宏之效。而在退耕地和荒山成片种植时，必须加大对其抚育管理力度，并根据印楝生长情况及时补充施肥，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参考文献：

[1]赖永祺.印楝栽培[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3：113～122.

[2]龚 伟，胡庭新.印楝在我国的引种与经营利用现状[J].四川林业科技，2004（3）：48～52.

[3]刁阳光，史景顺.金沙江干热河谷印楝适生区域选择初步研究[J].四川林业科技，2006（6 ）：59～60.

莫言讲故事范文第2篇

人如何使自己保持真实

第一个故事，他说了他在念小学时的一次告密事件：在集体参观忆苦思甜教育展览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了表示悲伤而努力装出痛哭的样子，只有一个同学没有这样做：“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这是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教育下已经开始出现了扭曲心灵的伪善性格，把原来发自内心感情真实的“哭”演变成为政治上表示进步的举动，不仅如此，由于伪善行为本身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所以他们特别害怕看到有人在这个集体中不参与表演的行为，伪善者特别讨厌的就是真诚，因为在真诚的面前，伪善者就感到了作假的困难。那位没有参与痛哭表演的同学并不是什么觉悟的先驱者而只是心灵中单纯善良暂时还没有受到戕害。但是很快灾难就来了，有十几个同学向老师告发了这个同学，其中也包括莫言。于是这个同学受了警告处分。单纯的孩子无法在虚伪成风的环境下苟且地生活下去，他只活到四十多岁就死了。莫言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如果在一个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环境里生活过的人，对这个故事都会产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当一部分人们对于某种外在理想原则作了绝对的确认以后，这部分人们就成为一个“集体”，他们在共同的理想原则下生活，为同一的理想而奋斗；这对于自愿加入这一团体的成员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理想的信仰，无论宗教、政治、党派都需要克服个性的欲望和权利，以最大能量奉献于理想事业；但是当这个原则扩大到集体以外的范围，要求集体以外的人也必须遵从这个集体选择的理想原则，这就变得荒诞和非理性。当某种理想被强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并且利用集体的统治力量使它成为人人必须遵从的教条的时候，那么荒诞也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它会摧毁所有影响所及的人的个性选择。中国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王道，但事实上人类世界历史上无数的战争、杀戮、镇压、刑法等等，都是在“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堂而皇之的正当理由下进行的。这是人类通往奴役之路还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分歧点。一旦选择了奴役之路，那就意味着个性的毁灭，所有的人必须被迫伪装成服从，尽量使自己取得与集体的同一性。因为只有在这种集体的同一性下才能获得安全感。莫言把“当众人都哭”和“当哭成为一种表演”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集体与个人的异己关系，而后一阶段，则是在个性已经被毁灭的前提下个人是否还有消极存在（不伪装）的可能。我突然觉得，莫言的这个故事呼应了巴金先生生前呼吁“讲真话”。巴金的呼吁曾经遭受到许多人的讥笑、讽刺和鄙视，那些讥笑者故意混淆和模糊“讲真话”的背景，把“讲真话”曲解成“小学二年级”学生就可以做到的低级要求。但是在巴金看来，中国的特定政治环境下要做到“讲真话”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在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可以保持不说假话。“讲真话”和“不说假话”也是两个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后者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为之的保持操守的措施。而莫言的这个“小学生装哭”的故事，又一次明确分清了两类“不哭”的允许范围和限度。

人如何才能证明价值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军队期间，莫言一个人在看书，老长官推门进来，显然是找平时坐在莫言的办公桌对面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不在现场，于是老长官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人？虽然用的是问号，但明显不是在问莫言。少年气盛的莫言被这种漠视他存在的态度所激怒，于是冲动地抢白老长官：“难道我不是人吗？”这样的调侃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经常会遇到的，并没有什么尖锐性的含义。这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1980年代初人道主义思潮刚刚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作用的时候，在这个背景下大声疾呼“难道我不是人？”留下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痕迹。但是，莫言在这里偷换了对话中“人”的概念：老长官说的“没有人”是指他所要找的那个“人”，敏感的莫言则把“人”泛化成为所有的人，概念的人，成为大前提，于是就有了小前提：“我也是人”。这是典型的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思维方式。

那么，莫言感到内疚的是什么呢？是对老长官不够尊重？是故意曲解了老长官说的“人”的所指？我想最主要的还是，老长官作为领导漠视了下级军人莫言的存在。所以他描写了当时的心情：“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这是一个向体制要人权的寓言。契约是双方的，作为一个下级军人珍视老长官的权威，那么他必然在乎老长官对自己是否在意。“难道我不是人吗？”其实是抗议老长官对他的漠视。但是，我们似乎也可以反问莫言：难道你是不是“人”还需要“问”老长官吗？你需要由老长官来证明你是一个人吗？这又回到了演讲的第一部分的故事，当莫言告诉母亲，别人都嫌他“丑”而欺侮他时，母亲对他说，你并不丑啊！你五官不缺、四肢健全，为什么说你丑呢？关键还是你自己能否心存善良，能否多做好事。所以，一个人是“丑”还是“美”，要通过自己的遗传基因、内心本能及其实践来证明，而不是依靠别人的眼睛来确认。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推论莫言后来真正感到内疚的，应该是他“洋洋得意，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的幼稚行为。“难道我不是人吗？”的提问需要看对象，看你是对谁提出这样的问题。联系到前一个故事，如果是要这个假哭的集体认可你是一个“人”，甚至是个“模范的人”，那你的前提就是，必须裂开大嘴嚎哭，或者用唾沫抹在眼睛里冒充眼泪。

我们从莫言的小说中看，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开始，莫言笔下的大多数人物几乎都没有人把他们当作人看的，而是他们自身的生活实践中，那种大胆无畏、放荡无度的元气淋漓的生活方式（像余占鳌，九儿），或者不屈不饶、九死不悔的倔强的生活选择（像西门闹、篮脸），为自己谱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这才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具有独立价值的人。

人何以为善

莫言讲故事范文第3篇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不过毫无疑问，它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其历史中，确实也有许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就都没有得过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的。”莫言说。

对中国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是梦也是痛，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诺贝尔众多奖项里，文学奖主观性最强，在其评选标准里，的确带有一些倾向性，即欧洲中心主义浓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教授说，中国人一直希望评委能够公正一点，把眼光放到世界人口占四分之一的国度，并得到认可。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诺贝尔”选择莫言算惊人之举，是具有想象力、富有前瞻性的一个选择， 它的“大胆”肯定改变了或完全出乎很多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长期看法，“但莫言以他无可争议的文学成就获了奖以后，我们大家就可以比较‘放下’了，可以更专注地去从事自己的文化创造。”

“大可不必羞于自己对诺奖的敬畏，不要说你不在乎，也不要说你行他不行，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是一个有着既定标准的故事。”莫言的一位中国同行洪峰表示。另一位作家阎连科认为，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名至实归的，这表明了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提升。而《三联生活周刊》（Lifeweek）主编朱伟则在微博上写道：“瑞典文学院认可了莫言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中国之人性的剖析深度，这是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近年来常“被诺贝尔”的著名作家、曾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表示，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和他们的文学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莫言是中国这一代很具代表性的作家，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包括日本的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等，对他均有很高的评价。诺贝尔这一奖项，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讲都是有很正面的鼓励作用的。”

中国作家协会当日向莫言发出贺辞，表示其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和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孙月沐指出，“中国还是有好书的，应该重建一个阅读社会。”（编者注：本刊曾作专题报道）

延伸阅读

“莫言天生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近日，“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举行。郎朗、姚明、莫言、陈香梅、曾繁兴等10人和孔子学院总部1个集体被授予“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大奖。

活动上，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应邀向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颁奖。推荐和见证莫言获奖的是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

莫言讲故事范文第4篇

莫言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名校的光环，没有完整的求学生涯，就是这样靠着“土”走向世界，亲吻诺奖。

曾有人说，作家的一生，必然是复杂的一生。莫言就是如此：苦难而孤独的童年，成就了他的写作背景，敏锐幽默而又疏离感十足的观察，让他拥有了打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写作风格。多样莫言，终成中国文坛问鼎诺奖的第一人。

成长经历

从小被歧视的孤苦孩子

莫言作品的语言风格很独特，那是因为莫言是个孤独中长大的乡下苦孩子。1955年，在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管谟业呱呱坠地，“长得很不好看”的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个黑暗的童年。

由于种种原因，莫言出生后不久就受到歧视，6岁进学校读书，又因为骂老师是“奴隶主”，受到严厉处分。他小学就被迫辍学在家，虽然这没让他失去读书的兴趣，却给他性格带来了很多的阴影，这也在他成年后，转变成了他文字的风格。

比辍学更令他孤独的，是贫困的家庭条件。他曾在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吃，也曾做童工，长期忍受饥饿，还要遭受父亲的冷酷毒打。“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这是莫言对自己当年的回忆。

这样的成长环境，对莫言有着极大的刺激。成名后，他说：“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

1976年，莫言参军，这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他童年听到的各种奇幻故事、看的种种书，在部队转变成了他写作的源泉，随后他进入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写作风格

言辞诡异肆虐、爱写打油诗

莫言的成就，如今在文坛已经尽人皆知：自19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

莫言的成名作是《红高粱家族》，后来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两人都因为此作品奠定了自己的地位；随后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让莫言渐渐成为最有国际声望的中国作家。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选择莫言的理由。

然而，抛开这些拗口的文学术语，莫言又是个爱写打油诗的有趣作家。

你能想象魔幻现实主义和以下这段文字有任何联系吗？“我回高密，浇麦抗旱。一片白霜，水里含碱。我爹保证，亩产过千。不由感叹，忆起当年。亩产二百，已算丰产。上周大雨，雷霆电闪。旱情解除，打马回转。今年口粮，不会犯难。新麦蒸馍，味道香甜。石磨火烧，高密特产。怀揣两个，临危不乱。”

事实上，打油诗已经成了莫言的另一个标签。和朋友交流，打油诗开道；新小说构思，几句打油诗道明。甚至在他家乡为他建的莫言文学馆，他的打油诗也在其中怡然自得。

爱写打油诗，说明了这位严肃作家的幽默一面。他在和画家朋友聊天时，就喜欢插科打诨，对方国画画一条鱼，大家热火朝天地、严肃地聊着“国画的师古和创新”，他却非常冷不丁地插一句：“何老师啊，这条鱼看上去似乎做熟了。”

性格特点

积极观察、评价社会热点

事实上，因为写作的原因，对于社会的热点事情、社会现象，他都有着敏锐而独特的观察，并以非常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

今年的北京大雨，很多人受灾，莫言也在关注着，看到有旅馆为此漫天要价，他怒斥“趁火打劫，强盗行径”；坐火车看到有自称欧洲华人的人威胁乘务员，他拍案而起，批评对方没水平没礼貌，甚至写打油诗嘲讽。

伦敦奥运会，这样看似和他没什么关系的事，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刘翔因伤再度退赛，莫言不仅会正常地评论说“把他当人看待，别当神来看，也别当鬼来看”，还会用很多的话，来说自己“坐地铁出来脚抽筋，后来因为有事赶路走得急了，导致肿痛”的一个故事，最终煞有介事地评论一句“抽筋万勿疾走，脚伤切忌跨栏”，让人忍俊不禁。

对社会的敏锐观察，也成就了莫言讲故事的能力。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马悦然就曾“嘲笑”他：“太能讲故事了，其实书可以薄一半！”

但莫言却并不愿意改掉自己的这个特点，他更愿意用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像他在微博上嘲讽某些国人时所讲的故事：在故乡买水果，面熟的摊贩向自己推销绿色原生态，最终水果拎回家，却发现超级难吃，根本不是摊上切片的样品味道。

曾有人评价说，正是因为他对社会敏锐的观察和想象，生动地讲出来之后，让他的家乡高密这个小地方，扩展成了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重视家庭

外孙比茅盾文学奖更重要

在莫言的作品里，父权有着矛盾的色彩，这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不折不扣的慈父，他在学书法时，就曾手书“为老婆孩子奋斗”的条幅。

莫言讲故事范文第5篇

小说中的人物，成了思想的符号，形象越来越模糊。有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可是，小说家表达的思想，却越来越重要、明晰。主题先行，也不在话下。极端的例子是，单看小说的题目，就能了解作者的思想。这时，去阅读小说，只是要看思想是通过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被表达的，而不是享受故事带来的愉悦。严肃文学越来越难吸引到普通读者，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是可以区分两类小说家，他们的侧重点分别落在讲故事和谈思想上。喜欢“讲故事”的小说家，凭着艺术的直觉，把对社会的观察与对人性的探究，全部交给故事。而把长在故事里的思想，留给读者去发掘。偏爱“谈思想”的小说家，则把思想封装在故事里，交给读者。经过提纯，这思想往往简单、纯粹，振聋发聩。而故事，只是思想的容器，打开盖子就能看见。

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经典的“思想型”的小说。“活着”无疑是对国人的人生观和生存方式的天才概括。许三观卖血的故事，提供了关于“汗钱”和“血钱”的思考。其中，“血钱”的意义是重要的发现。当身体变成商品，卖血卖掉的，就不只是“力气”，还有灵魂。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人身无长物，卖血者的牺牲精神，因此上升到了悲剧的高度。余华又一次抓住了民族记忆的痛点与泪点。

在这两本小说之后，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使余华想要超越自我，达到读者的预期，变得十分困难。《兄弟》招来不少批评。《第七天》得到的，是嘲笑。新近的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单看标题，已让人气馁了。“谈思想”的余华和他的宏大主题，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显得格格不入。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过时了，而是读者的注意力转移了。如今，比起历史、民族的宏大叙事，人们更关注个人内心的“爱和怕”。

小说的时空必须拓展得足够大，才能装下一个宏大的主题。《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篇幅都不大。但是，福贵的故事，从时间、空间来看是“史诗的”。许三观卖血也从青年卖到了老年。他们的人生故事，在如此宽广的时空中展开，读者当然希望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人性的纵深。然而，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福贵还是那个福贵，“活着”而已。如果外在的压力大到了人根本无法反抗的程度，故事的悲剧性就不存在了。所以，福贵绝不是什么悲剧英雄，只是一个符号。这并不奇怪，因为余华追求的，不是这个故事蕴含的道德意味和人的可能性，而是一种思想。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老年许三观卖血的情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只能说，作者是要借此表达某种观念。余华说，这篇小说写的是“平等”。表面上，生而为人，都有（也只有）一个身体，这是“平等”；实际上，乡下人视卖血为健康的表现，城里人则认为卖血无异于卖命。小说结尾，老年许三观连血都卖不掉了。这又说明，身体与身体之间，是不平等的。

“血”除了是“力气”，还关系到传统的伦理秩序。许玉兰听说许三观卖血，对他说：“我爹说身上的血是祖宗传下来的……卖血就是卖祖宗。”③一乐与许三观没有血缘关系，待遇自然与二乐、三乐不同。他与一乐的关系的发展，说明情感最终战胜了血缘。小说结尾，为了给一乐治病，许三观一路卖血去上海，差点儿丢了性命。这种温情，促使韩国导演河正宇把它改编成一部讲述父子亲情的电影，令人大跌眼镜。

这当然不是小说的主题。许三观卖血的故事，有时是悲剧，譬如为了让家人吃一顿好饭而卖血，还有一次是为了请二乐的队长吃饭。有时是喜剧，譬如小说开篇，他糊里糊涂地跟着根龙和阿方去卖血，再如他卖血给林芬芳买礼物。当身体失去了伦理意义，成了单纯的商品，卖血很容易变成一种习惯。老年许三观想起炒猪肝和黄酒，走进诊所，说明卖血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的荣光。

对真正的底层民众――农民根龙和阿方来说，卖血要一直卖到死。阿方因卖血“尿肚子撑破了”，身体垮掉。根龙则在一次买血之后，得脑溢血死了。为了过上最基本的生活，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对命运的嘲弄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到了令人动容的程度。许三观的故事里随处可见的滑稽意味，只能说，是余华为了消解这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性所做的折衷处理。

“思想型”小说家余华使用隐喻的方式是，让整部小说成为一个隐喻。“卖血”，首先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身体成了商品。其次是历史的悲剧，人到了只剩身体可供出卖的境地。最后，还有人性的温暖：卖血者的命运令人唏嘘，他们的牺牲精神使人感佩。余华发掘了“卖血”的丰富意涵，用许三观的故事把它表现出来，证明了他对历史和现实惊人的洞察力，以及对生活进行提炼、概括的才华。

这部“思想型”小说，本身就是思想的表达。读者在阅读时，并不在意许三观的语言和行为，其实不像个典型的中国人。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买血”折射出的普通人（许三观）的苦难史、底层民众（根龙、桂花的娘）的愚昧以及当权者（两代血头）的贪婪、麻木。

因此，许三观的妻子许玉兰，虽然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却像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她的情感不够敏锐，总是抓不住生活的重点，与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失之交臂。在莫言的《爆炸》中，“我”的妻子，也叫“玉兰”。这个中国女性常用的名字，代表着一个庞大的沉默的群体，本身就富有象征意味。妻子玉兰，堪称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代言人：她首先是生孩子的机器，其次是劳动工具，最后才是妻子。

《爆炸》讲的是，“我”领着妻子去公社卫生院做流产手术的故事。这篇“讲故事”的小说，没有惊人的思想，故事也不特别，甚至连个中人物因那个无法出生的孩子而感到恐惧、无奈与忧伤，对国人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如何讲述它。这篇题材普通的小说，被莫言拉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两路人马，再加个“蛋黄色的人”，讲得杂花生树、众声喧哗。

这个故事里，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农民子弟“我”当兵、提干、上大学，成了一名电影导演。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干部”身份，妻子腹中的二胎，必须“流掉”。由于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我”变得十分懦弱。在父亲面前，我必须抬出“法律”，寻求“独立”。对待泼辣的妻子，“我”先是用自残的方式反抗，接着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孩子流掉，问题解决了，“我”却没法面对自己的脸。

天上的飞行训练，是自上而下的律令。那爆炸的声响，时时在头顶轰鸣，使“我”警醒。小说结尾，“我”看见“飞机的翅膀流着血一样的光……”④这种高压的力量，是“我”无法反抗的。整个故事说明，“我”虽然保住了“干部”身份，对“独立”的追求，却失败了。这种在体制内追求并不存在的“独立”的人，是一种典型形象。在动物园看狐狸时，“我”对姑娘说：“我怕这铁笼子。”⑤这种心理很有普遍意义：对“铁笼子”，他又恐惧又依恋，陷入无穷无尽的苦恼之中。

然而，“铁笼子”关不住狐狸。这种经常在民间传说中出场的动物，代表着自下而上的反抗力量：一种来自传统的力量。小说中，姑姑口里“狐狸炼丹”的故事，与卫生院外追捕狐狸的行动，交相辉映。“我”与狐狸不期而遇。它“鄙夷地瞄了我一眼”“我”觉得它“像一尊移动的纪念碑”。最后，这只“独立”的狐狸消失了，但“狐狸脸上傲慢的神情刺激着我的神经”。在“计划生育”这件事上，“我”打败了父亲，却无法消除来自传统的“蔑视”。⑥这一切，只因有个“蛋黄色的人”。他在“干部村”那儿出现，提着“一个带着长柄的圆物”。⑦“蛋黄色人”手中的官印，当然是权力的象征。围绕着这个“黑色地雷状物”的，是女人和孩子。这代表着它的管辖范围。在小说中，它发出沉闷的爆炸声，与妻子在产房中的叫声，此起彼伏。其中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

“讲故事”的莫言，用各种各样的隐喻，把这个普通的故事的悲剧性，挖掘得很深。他使用隐喻的方式，不是从故事本身入手，而是着眼于故事的背景，全方位、立体式地投放。因此，《爆炸》是一部很复杂的小说，无法用一两个简单的关键词来概括。读者预期的中心思想：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随着故事的进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阅读这篇“故事型”小说，是一场发现之旅。仿佛与故事相关的一切，都从日常生活的背景中跳脱出来，变得意义非凡。女儿的气球，卫生院里死去的青年，他妹妹手里的红苹果，安护士的书，母亲的牛，父亲的手……丰富的阐释性，使这篇小说的“现代主义”扑面而来。读者也由此见识了莫言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

卖血和流产，是发生在医院的两桩戏剧性事件，也是中国人的命运的两个极端形式：卖血意味着身体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流产使他们失去了子嗣。余华和莫言继承了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关注社会现实，富于批判精神。余华爱“谈思想”，从广度上发掘生活的真实。莫言重“讲故事”，在深度上探究人性的可能。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当代小说的两种类型：思想型和故事型。在思想型小说中，隐喻一般是宏观的；而故事型小说里的隐喻，通常是微观的。

注释：

①②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第6页。

③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