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从容就义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文天祥从容就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文天祥从容就义范文第1篇
草合离宫转夕晖, 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 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 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
【诗人简况】
文天祥（1236―1283），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20岁时中进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元军进逼临安时，他出使谈判，被无理扣押。后于镇江脱险，到温州拥立端宗，力图恢复，转战东南。景炎三年(1278)，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拘囚元大都（今北京）4年，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有《文山先生全集》。
【背景介绍】
这首诗是文天祥兵败被俘后，被押送去元大都，途经建康（今江苏南京，又称金陵），宿于驿站时所作。诗人壮志未酬，而故国江山已经沦亡，诗人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于是诗中便充满了黍离之悲，亡国之痛，爱国之情，报国之心。
【内容赏析】
首联写夕阳西下，惨淡的光辉斜照着长满衰草的离宫（京都以外的帝王宫殿；泛指皇帝巡行时的住所），而自己也像那天边漂浮的孤云，不知归宿在哪里。
颔联诗人触景生情，想到了灭亡的南宋朝廷，不禁仰天长叹，发出了“山河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作者用依然如故的青山绿水反衬经战争摧残后城垣的颓坏、人民的离散死亡，感慨极深。
接着，诗人在颈联中借景抒情，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写自己如同秋天的芦花一样随风飘零，好像旧家燕子在浩劫之后，无家可归。抒发了诗人经历盛衰荣辱、家国变幻后，内心无比凄苦悲凉之情。
尾联化用屈原《楚辞・招魂》中“魂兮归来哀江南”的语意和望帝死后化为杜鹃的典故，表示诗人虽被迫离开故乡，决无生还之望，但一片忠魂终归南土。诗人这种心志，可谓哀苦之至。同他流传千古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致，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不渝的民族气节。他以鲜血和生命写出此诗，其意则悲，其志则壮，其耿耿爱国之心，拳拳报国之情，催人泪下。
文天祥在宋亡后写的诗，悲壮慷慨，气贯长虹，这首诗是代表作之一。此诗触景生情，景中寓情，巧妙地化用典故，将自己的亲身感受，金陵的历代兴亡，前人的咏叹等交织在一起，抒发了自己深沉而复杂的内心情感，外柔内刚，真挚悲壮，柔婉含蓄但又淋漓尽致。
【典故积累】
新亭对泣 颔联暗用典故“新亭对泣”（见《世说新语・语言・过江诸人》）。新亭故址在今南京市南，后人以“新亭对泣”表示怆怀故国之意。原典有云：“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在这里用来写山河未改，风景依旧。
满地芦花 颈联第一句引用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中的“故垒萧萧芦荻秋”中的“芦荻秋”。在刘诗中，芦荻白花象征王室的末日。在这里，作者写自己像秋天飘落的芦花一样，随风而去，实表将为国殉难。全句抒发国家沦丧之感和悲痛哀伤之情。
文天祥从容就义范文第2篇
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载体，“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王会厘等：《问津院志·艺文·问津书院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育：订立学规，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约束规范士子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以此树立楷模，引导士子见贤思齐。通过各种制度的实施，书院培养出许多传承忠孝之道的伦理型人才。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令人动容。南宋末年，元军包围长沙三个月，“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序》）。饶州城失守时，白鹭洲书院的创建人江万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儿子也相继投入池中，以示“与国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军进逼宋都临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毅然应诏募兵勤王。临安陷落后，文氏仍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军所俘，从容就义。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激励过无数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见，书院对士子进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浅。书院还直接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问津书院明代山长萧继忠与某屠户的对话极为典型。萧氏在一屠户家避雨，屠户问道：“萧先生乎？近来所讲何学？”萧答：“不过平常日用事。”屠户又问：“所讲某等亦可为否？”萧答：“何不可，即如尔业屠，戥称如制即是圣贤事……今教尔每事只要问此心安否，心不安处便不做，便是圣贤学问。”（《问津院志·讲学·记萧康侯逸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萧山长几句深入浅出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屠户的心灵，使其从此以后“悉改向所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贤、鹭州两书院设坛讲学，在讲到“长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时，“有兄弟具牒互诉者亦在坐，听毕相持大恸，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杨家骆：《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东方杂志》第37卷第15号），兄弟俩尽弃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赞曰：“然则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问津院志·艺文·讲学原序》）
书院的知识传播功能
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首先，书院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优质师资。“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句话说明，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书院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士与利禄相分离的主张，认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学习、研究及传播学术文化知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从宋代起，书院产生了一批以学术与文化教育为终生职业的平民学者，他们“或教小学养生”，使得穷乡僻壤也能传出琅琅读书声。其次，最基层的书院成为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机构。古代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广袤的乡村山寨，远离城市，且“其居去庠序远”。为解决子弟受教育的大事，当地人在本乡本土建立家族书院或乡村书院，聚集藏书，择聘名师，招收本族、本乡子弟读书其中，从而使“文风日盛，学子日多”。乡村书院在全国分布极广，数量极为可观，承担着僻远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任务。再次，明代书院的开放讲学，以及儒学诠释的世俗化，带来文化学术的下移。王阳明提出“圣愚无间”的致良知之说，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书院纷纷向平民百姓开放，据载：“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张鼐等：《虞山书院志·会薄引》）王门学者将儒学的深奥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语向百姓宣讲，并逐渐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过去只能在庙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学道理，过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学术由上往下的转移。
书院的学术传承功能
文天祥从容就义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7-0068-05
由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是民国初期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系列高小教科书中的一种，自1912年出版后，一直使用至1925年左右。这套历史教科书在当时的历史教学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书暂行修改应用，强调教科书务必要符合共和精神，废止读经，禁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书。并于总务厅下设编纂、审查二处。同日，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两个重要法令对稳定清末民初政权交替时期教育界的混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对此情况，教育界、出版界都做出了迅速反应。陆费逵、沈知方等人迅速创办了中华书局，及时出版了适应新形势的《中华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包括中小学使用的全套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科目。商务印书馆则依据教育部通令的精神，对旧教科书加以修改，以应对各学校秋季开学的急需。同时，还组织人力编写《共和国新教科书》，其中初等小学教科书11种，高等小学教科书6种，小学教师用书16种，中学教科书23种，中学教师用书9种。为了照顾一些老校一时难以放弃旧学制春季始业的做法，商务印书馆还另外出版了各科的春季用教材。
根据上述《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从高等小学开始，中学、师范学校都开设了历史课。其中，高等小学为“中华历史”，中学、师范学校为“历史”。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则规定，高等小学在四个学年中，中华历史、地理每周共为5课时，教学内容为第一、第二学年教授本国历史之大要，第三、第四学年补习本国历史，依系统述之，注重文明开化。②
据此，商务印书馆请著名史学家傅运森等人编写了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其指导思想是遵循1912年9月初民国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③
编写这套教科书的目的是：第一，以教科书内容“启发”以上“数种观念为必要”；第二，“今古互证，前后对勘，为历史上必需之知识”；第三，以引发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使“学生受历史之益，不蒙历史之困”；第四，以浅显的语言向学生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
本套小学历史教科书共6册，概述了从远古到民国初期的中国历史。每册大约为18课，页码在28页左右，一册书使用一学期。全书正文短小精练，包罗历史知识众多，除正文外，第一至四册每册附有与本册内容有关的《大事表》，第五、六册后附《历朝统系表》。
书中在目录后还附有《时间分配方法》：“每篇（即每节）教授二时者，其分配方法，可分三种：（甲）每篇平分二段，每时教授一段。（乙）每篇分二段，第一段较多，第二段较少；第一时教授第一段，第二时教授第二段并复习全篇。（丙）不分段落，第一时教授，第二时复习；其每篇教授三时以上者，以此类推（如三时者可分二三段，四时者可分三四段；或竟不分段落，视各篇内容而定）。”
与本套教科书配套的教师用书是赵玉森编纂、傅运森校订的《高等小学新历史教授法》（亦名《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教授法》），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按其“编辑大意”所言，包括对“地图、历史图、人物图”的介绍、“问答发端”“教授事项”（时间分配和内容提示）以及“参考”（课文中的“名物训诂及事实原委”）。
教材中制定的课时安排，给了教师很大的活动空间；教师用书也规定：“教授时尽可酌量增减，总以不背授课之额定时间为主。”课文的简短加之课时安排的灵活性，意味着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课堂教学。
第一，强调“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
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在第一份文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作为这一思想的体现，《新历史》强调了国土的统一和民族调和。如第四册第18课中强调：各民族“同在一国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
这套教科书不仅介绍了各个民族的英雄豪杰，而且强调了国家领土的统一与民族平等。其中，汉族的著名历史人物包括汉高祖、汉武帝、张骞、苏武、班超等（第一册，第14、15、16、18课）；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元世祖、俺答等（第三册，第1、2、9课）；对的讲述则证明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三册，第10课）；对满族的阐述不仅有对清朝英雄豪杰的介绍，而且在叙述满洲兴起的过程中注重了对国土统一和种族融合的阐述（第三册，第12课）。
在注重基本的历史知识教育的同时，教科书内容中还处处渗透着价值观教育。针对中国史的特点，教科书在叙述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过程中，帮助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在对历史人物的介绍中，除了介绍他们的重要历史活动外，还突出了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如第二册第8课《唐太宗》中写道：唐太宗“喜闻善言。魏征等随事谏争，不以为忤。故其时国内太平，人民乐业，为唐室最盛之世。”
第二，强调历史与修身、地理、中外交流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
历史与修身。民国初期教育部制定小学教则时，强调在对小学生加强品德和道德教育的基础上，“渐及于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养成爱群爱国之精神”。①
如教科书通过讲述我国古代的辉煌历史，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如第三册第5课所述郑和下西洋的事迹）；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忠勇事迹的讲述，培养学生的“忠信、义勇”观念，如《文天祥》一课中写道：文天祥“从容就义。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通过对历史上奸佞之臣卖国求荣历史的讲述，明确学生的是非观念，如第二册第18课讲述秦桧对岳飞的迫害；通过对近代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因后果的阐述，激起学生的积极进取态度，形成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树立其为国家与民族独立做出贡献的信念与信心（如第四册第8课《》等）。
历史与地理。具体的历史事件离不开时间与空间因素，学习历史自然也离不开历史地图的帮助。正如梁启超所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臂筑屋而拔基础也。”在该教科书中陆续展现的中国历代疆域图（如第一册第6课《齐桓公》所附《春秋疆域图》和第四册第2课《中俄界约》所附《中俄边界图》等），帮助小学生初步了解与历史事件有关的空间因素。
中外交往与文化发展。这包括中外关系（第三册，第13课《欧人来华》）和中外交涉两个方面（后者以后为主，如第四册第8课《》、第9课《英法联军之役》、第12课《中法之战》等），让学生了解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和近代以来中国所遭遇的外来侵略，激起他们的爱国之心。
历代文化史的内容。在第五、六册教科书中，叙述了中国历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从而初步形成一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基本脉络。通过对文化史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欣赏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成就，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源流和多样性，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帮助他们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第三，在教科书中引入新的思想观念和史学观念。
处于民国初期的历史环境下，教科书中引入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自由思想，注重对后中国国门大开原因的分析和阐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教科书把唤起民族意识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在这种基调下，教科书强调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是民心所向、民心所愿。如第四册第17课《》和第18课《民国统一》，说明清朝灭亡、民国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历史的进步性与传承性。
教科书还宣扬了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民权平等思想。正如第六册最后一课《近代之文化》的结尾所说：“我国国民虽有五千年文化，虽有广土众民，虽中华民国已成立，五族已为一家，尚宜实体共和之旨，相互爱护，永巩民国万年之基。■第国内文化光辉日新，且将远庇海外诸同族，俾同享人类之幸福，增世界之和平。”
在史学观念和方法上，这套教科书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史学，而是在近代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参照下使传统史学获得新生。在编撰内容和体例变更的基础上，亦强调国史编撰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史，而是把中国放到世界舞台上，进一步认清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以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教材编写者还注意到吸收史学研究的较新成果，将教科书所述历史内容的下限延伸到民国初年，使学生能接触到离自己比较近的历史知识。
第一，这套教科书编撰体例中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圆周法”，即将所学内容分为两个“圆周”：第一个“圆周”用“史谈体”，教授时间为第一、二学年，即教育部小学教则规定的“本国历史之要略”；第二个“圆周”用“开化史体”，即高等小学第三年的“本国历史之补习”。
所谓“史谈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史话体”，主要内容为以代表每一个时代的人物或史实为题，注重趣味性，改变历史的枯燥形象，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一至四册每课都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构成，符合小学生的理解能力。同时，课与课之间又根据历史的发展时序和内在逻辑加以排列。教材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这种“以线串珠”的结构安排，帮助活泼好动的小学生在初学历史阶段在知道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的同时，又初步了解了历史的发展线索。
而所谓“开化史体”，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通史体”，其重点在于注重对各朝历史的系统讲述梳理出历史发展的脉络。由于第五、六册是以通史体例出现的，其内在的线索性更强了，其主要目的看似是为了复习，但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此时学生头脑中出现的已不是一个个人物或历史事件，而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特征。这也是因为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最后阶段，学生的理解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例如，第五册第2课《三代之事业》中即以简洁的语言，系统概括了从禅让制向传子制的转变以及夏商两朝的兴起衰亡。之后对各朝历史的概述亦如此。而第五、六册的课文安排都是先由几课以系统概述某一阶段的朝代兴衰更替，再对这一时段的文化发展情况进行综述。如第五册在第1课《三皇五帝》、第2课《三代之事业》、第3课《春秋战国时代》三课之后安排了第4课《太古三代之文化》。
史话体例与通史体例的结合，兼顾了基础与提高的统一。这样的“圆周法”即“两个循环”方法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其影响不应低估。此外，该套教科书的这一编排也改变了清末教科书的内容编排结构。把历史人物、事件与系统的历史讲述、文化发展部分的内容分开编排，这是清末与民初教科书在体例上的最大区别。
第二，注重精选教学内容与历史发展脉络的统一。这套教科上启原始社会“文化未开”之时，下至20世纪初民国的建立，时间跨度长达几百万年，空间范围涵盖中国的各个主要地区。而教材的文字量又有一定限制，每本书的文字量不足6000字，加上少量的插图、地图，也只有区区28页左右。
因此，教科书一方面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通过精选教材内容，把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包括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以及重要的历史概念展现给学生。通过这些内容，学生可以大致了解从人类的起源到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这些历史知识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具体内容选择的原则是：形象生动、深入浅出，通过典型案例，向学生展现特定的历史现象，这容易帮助学生加深印象，符合他们的认知规律。
但是，历史学习毕竟不完全是历史故事，不能仅止于知道每一个津津有味的情节，历史课的一个最基本任务是通过学习历史，帮助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时序概念和历史空间概念，准确地说，就是让他们知道某一历史事件的时序发展关系和它与其他因素的相互影响。这就规定了任何一个历史知识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教材的内容安排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除了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安排知识点之外，还在叙述典型案例的同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与该案例有关的历史现象，例如，在讲述“三国”（第一册第19课）时，不仅介绍了三国鼎立的历史背景和大致过程，还辅以一幅地图，标明三国分立的形势和赤壁的位置。
另一方面，教科书也注重介绍相对“完整”的历史知识。这里所说的“完整”，是指在选择教学内容时，编者仍然重视那些对历史发展有重大转折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也开始注意那些看似平淡无奇、但确实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现象，让学生多方位、多角度认识历史。具体来讲，教材主要讲述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的有关内容，通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重要的战争，如淝水之战、欧洲人来华、等。学习上述内容，对于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和发展脉络、认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政治制度、理解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教科书也阐述了文化史的内容。编者希望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有助于学生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了解历史上不同阶段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以及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
第三，做到通俗性与专业性的结合。编者在编写教科书时，力图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生动形象的案例，展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尽量避免成人化的文字和专业化的叙述，减少艰深难懂的历史学理论和概念。但是，历史课毕竟是一门学科知识课程，学生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还要学会历史思维和历史理解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了解必要的历史概念，而且，建立在历史概念基础上的知识和能力对日后进一步的学习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教材不同于一般读物的区别之一。因此，本教材在保持通俗性、生动性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如太古、王安石变法、郑和下西洋、、等。
第四，大事年表、历朝统系表，地图、插图各具特色。
大事年表。作为民国初年的本国史教科书，本套教科书在编辑体例上与清末的最大不同是采用了民国纪元。对民国建立以前所有历史年代均采用了“民国纪元前若干年”，如此“既免儿童费无益之精神，且易知各事实相距之远近，以便于比较”。
历朝统系表。第三学年两册即第五、第六册的末尾都附带了本册教科书的所有朝代君主传承表，同时以民国纪元注明每朝兴衰的时间。便于学生在新的纪元方式中对各朝历史有明确的概念。
地图。特别注重其辅助课文的作用，教科书中陆续展现的中国历代疆域图已经形成为一个系列，达到了图文的有机结合。
插图。插图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该教科书特别注意反映民族英雄、帝王、历史名人。如第一册中有“孔子像”“孔子问礼于老子”“汉兵攻占图”等。也有一些反映其他方面人物或事件的插图，如第一册中的“夏桀乘人图”。在教师用书第一册中对此图的解释是：它是“汉时武梁石室画像，用以垂戒人世者，桀以人为车，坐二人肩背，此亦大违人道之举也。”
这套教科书依当时的技术条件，采取了图文并茂的编排结构，有利于历史教学。对于习惯于形象思维的小学生而言，特定的历史形象对于学习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思维和历史判断显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从版面安排来看，图文大致的比例大约是6：1，例如在第一册，全书共28页，其中包括10幅插图或地图。教科书中的图片大部分选用的是历史图，特别是人物图。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书中的插图都是线条图。
当然，本书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教科书的某些“选材易以成年人的观点取舍，有很多不符合儿童心理的内容”，①特别是其中第五、六册中有关文化史的内容，也许对当时的小学生来说，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一些。但这些不足并非这套教科书的主流。
著名学者陈庆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指出：“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隘，而后足以为教，三者一不备焉，皆无当也。”这是对清末民初优秀的历史教科书编撰特点的最好概括。
“文不繁”是指历史教科书在内容的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体现科学的现代教育规律。“事不散”是指教科书叙事集中而有条理。“义不隘”是指重视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三个特点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中都得到体现。简言之，它做到文字浅显，叙事集中而有系统，以较新的观念来指导小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并帮助他们初步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