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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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外文化交流;留学生;传播

一、中国留学生概况

于中国而言，留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1872年至1875年间，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倡议，在和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总计12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

时至今日，中国留学生群体不断的发展壮大。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截止2013年，中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一直呈上升趋势，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较2012年增加约14300人。

二、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概况，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外交活动和战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留学生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文化交流的传统形式，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他们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留学生远赴他国求学，作为某个留学生个体来说，他停留在他国的时间有限，造成影响的范围较小。但放大到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生所赴的区域范围很广，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如此数量庞大的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传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置身于与自身成长环境不同的异国他乡，学习生活中频繁地与同学及教师的交流使得跨文化传播活动不可回避。”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求学，加之他们在此过程中自身对当地文化的不断适应，促使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大大地延长了其影响的时间跨度及深度，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双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三、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处于当下文化多元的社会，新文化不断衍生并冲击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不断对其成果加以巩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作为一个留学生，他们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他们在无形之中展现着母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向世界传播。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巩固作用。

（二）有利于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遭到大肆渲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学习，他们需要学会融入所处国家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是对此价值观最好的无声传递。文明、和谐、友善……外国友人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进而认识到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而是一个有责任，追求和平的民族。

（三）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验。“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刻苦求学，努力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同时还充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学生群体在传递我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优秀学说引入国内，这大大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

（四）加强公共外交

我国的公共外交主要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标，以“尊重、理解、共融”为理念，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通过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公益慈善、民间对话等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动共融，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一个爱好和平、推动繁荣的中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留学生群体是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在他们留学的国度，常有国人组织联谊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他国民众参与进来。无形中逐步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留学生群体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留学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中国留学生群体既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为。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留学生群体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强有力的助推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此之下蕴藏的巨大力量。周棉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概括说：“虽然这期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文化交流与繁荣之路艰苦而漫长，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梁志明.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A].公共外交季刊2012夏季号（总第10期）[C].2012.

[2] 兴越.基于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中国留学生跨文化传播研究[D].复旦大学，2012.

[3] 叶昌纲.近代中国留学生与中外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01）.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2篇

【关键词】翻译 日本文化

Translation and Japanese culture

Zhang Xin

【Abstract】Mak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Japanese culture, we can say that to use the foreign culture for reference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is one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culture intercourse and the culture usage for reference. Japan has brought in and replanted Chinese and western advanced culture actively and selectively, made a series of social reform self-consciously and brought about the naissance of the new producing way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which has made Japanese society have stepped into the new history period one by one correspondingly stably. In this kind of Japan-type developing mode, we can see the business, translation, has an immense contribution and function for the culture, has brought people new concept and new idea, finished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in people’s brain and also advance people to practice their opinion in the social reform, s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is very great.

【Keywords】Translation Japanese culture

“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时是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面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活动，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或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时沟通不同的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进行文化交流时的重要工具。翻译本身是一大文化事业，而译者就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创造者。

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的，甚至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的文化史。在这种移植和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以后因为日语的翻译书籍扼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概要，所以19世纪下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家们反过来又把翻译日语书籍当作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捷径。在这种再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日语词汇进入了汉语，日本人合成的观念、解说也同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翻译活动不仅对日本文化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波及到了中国文化。

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以刻木、结绳为记事方式，汉字是何时传来、何时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根据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的记载，四世纪应神天皇年间有百济国学者王仁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中国典籍进入日本的最早的记录。在五世纪时，大和朝廷就已经可以正确地使用汉文了，478年倭王武给中国南朝宋皇帝的奏文就是熟练的汉文。

为了更加直接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630年，舒明天皇首次派出了遣唐使，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遣唐使，实际入唐15次，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在日本普及推广，结果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连朝廷官职也多模仿唐朝名称，建筑、风俗、朝服等生活方面也是唐风盛行一时。

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来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可以说有两次。第一次是630年－894年间的遣唐使时代，当时中国正是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代，而日本则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权的新贵族富有进取心，在260年间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8次使团，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次是在近代。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那么第二次则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是一个莫大的震动和刺激。

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一般日本人认为汉文汉学有碍于日本对欧洲近代学科的学习，再加上从幕末时期起由于当时日本人随意使用假名文字记录发音，造成日语本身的混乱，在国学家中间掀起了国字改良运动。而由于汉字的繁杂难记，更由于简便合理的罗马字体系所代表的兰学等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国字改良论往往与汉字废止、汉学排斥论联系在一起。明治以后中国文献已经不能吸引日本翻译家的兴趣，在1896－1911年期间日译中书仅16种，而日译西书达1469种，东西失衡，一目了然。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应自利玛窦入京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1]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

[4]许志伟，赵敦华.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江苏段；日本；汉学家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98-03

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运河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此次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运河各地的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问题是，申遗成功以后怎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首先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工程未动，研究先行。国内各地运河史料自在关注之列，国外不同时期的大运河研究也应给以充分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为例，来说明域外相关资料的应有价值。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

江苏民众与国外的交往渊源已久。以吴地为例，其最早可溯至春秋，三国孙吴时派巨舟远航高丽，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有贸易往来。日本与吴地交往自六朝以来渐增，常称中国为吴国，民众为吴人，中国话为吴音，在日华人居住地为吴原。西域僧人也几度来吴阐扬佛法。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外国人游历江苏各地提供了诸多便利。北宋熙宁七年（1074）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僧众出迎至运河。“数年后，寂昭、元灯等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1]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3―864）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一行人在京杭大运河扬州、高邮、宝应段的游历过程。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曾于明弘治元年（1488）与同船42人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抵宁波、杭州而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然后过鸭绿江回国。崔溥随后以流畅的汉文写成一部重要著作――《漂海录》，其中有完整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游历记录。当然，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一直是双向互动的，家喻户晓、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的鉴真大师（688―763），先后率众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对日本的佛教、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生产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人民称之为“天平之甍”，意即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至于本文所指的近代，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大体指1840年至1949之前的百年历史，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战败北的“近代”略有不同。文中所指的汉学家，主要有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冈千仞（1833-1914）、内藤湖南（1866-1934）、宇野哲人（1875―1974）、股野琢（1838-1921）、德富苏峰（1863-1957）、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至于适当涉及的谙熟中国文化与典籍的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以及英年早逝的高仓正三（1914-1941），严格地说后两位算不上真正的汉学家。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既不同于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的欧美人士，也不同于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军人乃至谍报人员。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忆，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二、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

以上所列举的日本汉学家，都有沿京杭大运河游历江苏的亲身体验。他们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尤其是城市），诸如苏州、无锡、镇江、扬州、淮安、高邮、宝应……或精细描摹，或寥寥数语，自成散放着域外韵味的写真。

苏州显然是汉学家们着墨最多的城市。先以内藤湖南为例。内藤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1899年10月25日，他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旅行。这一周里他造访或途经主要景点有宝带桥、吴门桥、胥门、阊门、虎丘、寒山寺、枫桥、留园、灵岩山、承天寺、北寺、玄妙观、孔庙、沧浪亭等。内藤的苏州之行几乎都是借助画舫来完成的。他乘船由吴门桥到虎丘：“二十七日，画舫在吴门桥下解缆，先去虎丘。画舫沿着位于城墙西南、紧挨城墙外侧流过的大运河行进，河中船舶穿行不息……过了胥门、阊门这些雅致名字的城门外，向左拐，进入稍微狭窄的水路……到了虎丘山麓，民家稍微稀疏了一些。我们把船系在柳荫下上山。”[2]可以看出，运河、内水互通为他的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水城风光尽收眼底。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股野琢，其《苇杭游记》是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的见闻记录。股野琢11月1日抵达苏州，4日赶往杭州，三天多的时间游览了玄妙观、北寺塔、开元寺、寒山寺、虎丘、锦带桥（即宝带桥）、伍子胥墓等处。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与感受，语言虽然简略，有时还诗文并陈，饶有趣味。总体来看，股野琢的日记所记简略，泛泛而谈，倒是他写枫桥的两首诗，要比他的日记深刻得多：“月落乌啼惊客魂，乾坤犹有一诗存。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词客愁眠竟不浓，依稀渔火说遗踪。霜天落月枫桥晓，千古敲余山寺钟。”[3]

扬州、镇江次之。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4]163的确有其道理。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后，中心移往苏州，扬州则一蹶不振。”[4]163-164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5]137颇有唐风气象。

三、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6]106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访书求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

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6]123。高仓正三在抗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书购书，“主要搜求话本小说、弹词唱本、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6]201

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竹添进一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

而视“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7]40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学。”[8]22。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7]127，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渔洋山人王士祯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四、情感纠结的踏勘记述

近代期间的西方社会，总体是以蔑视、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即使从感情上热爱中国文化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的歧见，更无法摆脱掉民族、国家利益的本位主义。正如学者张明杰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9]9所以，宇野哲人的苏州游记包括日本租界、沧浪亭、吴门三百九十桥、玄妙观、北寺塔、留园、枫桥、寒山寺、虎丘、灵岩山等十节文字，游记以日本租界开篇，作者即感叹苏州租界之荒废：“千辛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地，未免太可惜。呜呼！谁之罪也。”[4]165需要指出的是，宇野哲人为学严谨、处事温厚，素有中国儒家之风，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未曾有些许对于侵略我国的悔恨与负疚感，这是日本朝野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

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德富苏峰两次来苏州，逗留时间都不算长，均有文字记录，1917年第二次游苏记较为详细。他于初冬时节先后去往虎丘、天平山、寒山寺、留园、宝带桥等处，次日子夜一点多乘车离去。此行在苏峰笔下，有“完全荒废”的虎丘，也有世所罕见的宝带桥；有天平山上满山的黄叶，也有大运河上夕阳斜照的清波；有范公祠里堆满牧草、谷子的农家小院，也有留园中铺张的盛宣怀殡葬仪式。例如：“虎丘千载塔尖孤，宝带长桥似画图。一水回环行不及，月明如故过姑苏。”[5]170诗味隽永，有恋恋不舍意。须知，他可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溢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茑萝与野草的瑞光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城生出“优美的心境”。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他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10]94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6]94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五、结语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大多抱有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6]202我们在阅读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张环宙，沈旭炜.外国人眼中的大运河[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23.

[2]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2-103.

[3]股野琢.苇杭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60.

[4]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5]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6]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M].北京：中华书局，2006.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5篇

关于“go”的词源，目前普遍认为来自日语对围棋的称呼“炷骸被蛘摺澳骸保ā澳骸笔恰捌濉钡囊焯逍捶ǎ，读作“ぃご（igo，网友趣解为‘我去’）”和“ご（go）”。曾泰元老师也认为围棋的英文源自日文的go（），并对大型权威英语词典如牛津、韦氏、蓝登书屋给出的释义“日本的桌游（Japanese board game）”表示遗憾：古时中国许多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因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没落消失于故土，现在只能在海外寻得，令人叹息。（曾泰元，《AlphaGo的语文想象》，《英语学习》，2016年第7期，第78页）

其实，单就“go”的词源而言，大可不必悲观至此。戴镏龄先生早在将近二十年前就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

至于词的源流以及新~新义，英语词典更是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关于前者，有不少是假定，或似是而非。如几乎所有英语词典都说“go”（围棋）来自日本语，但这仅是流而不是源。“棋”的汉语古音在隋唐间读g母，后来这个g腭音化，成了今天普通话中的q母，“棋”读成为qi了。日语把“围棋”读成g母的go，尚保存汉语旧音读，怎能说英语的go根源于日语呢？这样的说明，不是违反注词源的通例，就是由于无知造成的疏忽。可是连号称大全的较新的《韦氏国际词典》在这条下也蹈袭相沿的差错。（戴镏龄，《多查词典，但不要依赖词典》，《英语世界》，1987年第1期，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