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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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离骚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6-0005-01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名平,字原。楚国丹阳人,属楚国公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对内主张修明法度,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同误国卖国的腐朽贵族斗争了一生,他两次遭谗放逐,后因郢都被秦兵攻破,他无力挽救祖国的危亡,遂投汩罗江自杀了。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祖国愿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历来人们对《离骚》评价都很高,但由于历史资料缺失,千百年来人们对《离骚》隐喻内涵众说纷纭,特别是长诗后半篇求女一节更成为“千古聚讼”的一大难题。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求女即求贤臣。朱熹则认为“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明清以来,又有一些学者将“求女”的喻意解释为替楚王求贤妃或讽刺怀王宠妃郑袖。现代的学者在辨析这些喻意时,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我认为对求女所喻指的对象大体已经说尽,而对求女失败涉及到的屈原的矛盾心态却缺少具体深入的剖析,要弄清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求谁,而在于找出三次求女失败的原因。任何一个问题的成败都是既有外因也有内因的,就这件事来说,历史现实只是外因,而屈原心态是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因。
我认为女是君,求女包括了屈原、女、媒三方的共同作用,女是贤君,媒是贤臣。他希望得到贤君的赏识重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贤臣的帮助,这就同结为婚姻一样,必须有美女可求同时还要有良媒,只有这样婚姻才能成功。
三次求女都归于失败。屈原、媒、女都负有责任。第一次求宓妃,“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E其难迁;”,“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游;”无礼游,行为不一,变化多端,难称完美。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在女。“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凡事追求完美的屈原决定放弃对宓妃的追求,因为她只有外表美,内外不一,不是屈原追求的理想对象。
第二次是求“有恢佚女”,她既美且善,可屈原却苦于没有良媒的帮助,因为“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媒人有意颠倒美丑。而“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又是屈原不欣赏的,从而导致了他第二次求女的的失败。
第三次是求“有虞之二姚”,二姚同样是美善的,而且当时正好 “少康未嫁”,时机恰当,可是却“理弱媒拙”,媒人口笨舌拙,态度又软弱,第三次求女又以失败告终。这两次失败的原因,表面上看都是无良媒,仔细分析其实失败的原因不只是在媒人,也在屈原。三次求女,屈原都是特别热心的,可一旦发现宓妃有缺点,他就断然放弃,这还可以理解。但在求“有恢佚女”时,没有良媒帮助,他也想自己去,可是却“心犹豫而狐疑”,最后还是否定了自己的想法。第三次无良媒可用,他只能发出沉重的感叹,却无计可施。那么屈原为什么面对理想中的美善之女,宁可徘徊长叹而不积极追求呢?
毫无疑问《离骚》中的屈原是个高大俊洁,一切尽善尽美的形象,他“帝高阳之苗裔兮”出身高贵,又“重之以修能”具有内在美;他“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讲究外在美;他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追求美政理想。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胡学常在《屈原自我圣化的政治内涵及其悲剧性》一文中指出屈原在人格上有自我圣化倾向。他自己是完美的,他也要求外在与他相关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要求所求之女必须完美无瑕,而且求女的过程也要求完美,所以对宓妃的无礼游他无法忍受,对无媒的求合也难以接受。只要不完美,他就放弃。内在原因也就在于他认为三次求女的过程中有缺陷、不完美。屈原渴求完美,有一种内美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是当时楚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存在的浓厚血缘观念的反应,所以他才在这首长诗的一开始首先交代自己高贵的出身。形成了与其追求目标之间的距离,这是影响他理想实现的障碍。
另外在这种心态的背后,还隐藏着屈原的另一种矛盾,那就是要在打破某种规范前提下取得某种结果与其追求完美的矛盾。通过媒人求女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俗,这在之前的《诗经》中就可看到。他想求女,如果没有良媒,只有自己去求,可是这又违犯了社会规定。而在屈原看来以媒求女的完美环节是不能打破的,打破这种完美就会造成缺陷,这是屈原不能做的,所以求女只能归于失败。
求女的失败无疑使失望的屈原更加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已萌生去国远游之意,但他又“犹豫而狐疑”,找灵氛占卜,找巫咸降神。灵氛、巫咸同样劝他离开楚国改求它“女”,使他下决心离开楚国另寻它“女”,然而对楚国的爱与忠诚终于还是战胜了这种诱惑。虽然他明知祖国现实的黑暗,但他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深深眷恋,可是他又无路可走,那就只有一死来殉于故国了。屈原之死也是他追求完美人格的表现,他始终保持了自己完美的人格,并以死来捍卫,这正是他的伟大和不朽。
参考文献:
屈原的离骚范文第2篇
关键词：意象;法治;贤臣
《九章》是屈原著名的楚辞作品之一，其中《惜往日》这篇是屈原晚年时被顷襄王流放于江南时所作，被视为是屈原的绝笔诗。清代丁萌在《楚辞注评》解释道：“所惜者往日，所恨者今日也。曾信，曾见信于君也。”《离骚》则是屈原最为出色的作品，是被人们最广为传诵的作品。这两篇作品都表现出屈原对君王和小人的怨愤不满之情以及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的哀痛之心，这两篇作品很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下面我具体来阐述一下。
一、意象表现
在屈原的作品中，最为出名的意象就是香草美人了，在《惜往日》中同样有花草美人的比喻，如《惜往日》中的：“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就好像是恋人间互相倾诉感情一般，屈原把自己一片爱国忠心献给楚王，可是楚王却接受了“谗妒”，也就是楚国那些奸佞之臣阻碍了楚王对屈原的信任之情。
《离骚》中的美人意象不像《惜往日》中单纯比喻诗人和君王的关系，而是有很多组复杂的比喻。首先，可以用美人喻君王或自己，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然后用美人比喻自己追求的人，如“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接着用夫妇来喻君臣，用婚约来比喻君臣融洽，如“初既与余成言”;最后用失恋比喻自己被奸臣谗佞而让楚王疏远，如“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由此可以看出，美人意象在《离骚》中意蕴丰富多变，而且暗暗表现出了诗人一生的遭遇。
花草意象是屈原最拿手的运用了，这在《离骚》中有着充分的表现，诗人用“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慈苗”来象征有美好高尚品德的君王;用“朝攀欧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象征自己为了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做的努力;用“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比喻自己纯美高洁的品质;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示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用“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表明诗人在受到打击后，还可以坚持洁身自好的操守;用“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写出诗人不被重用、生不逢时时的伤心;由此可以看出花草意象运用的丰富多变，但还不仅限于此，诗人还从另一面赋予花草新的意义，用“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写出原本有美好品质，可以依赖的人，受不了世俗的污染最后也变得腐臭了;用“户服艾以盈要兮”表明那些受到楚王重用的奸邪之人。
可以看出，《离骚》中的花草美人意象比《惜往日》中的花草美人要系统、复杂得多，《惜往日》中的意象是孤立的个别现象，而《离骚》中的意象是一个完整的花草意象群体，他的整体意象效果远大于几个孤立的意象的效果，所以《离骚》的花草美人意象是比《惜往日》要进步的。
二、法治思想
蒋骥说屈原的《惜往日》“深著背法败亡之祸”。林云铭说：“全在法度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他们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法治”思想在屈原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这的确是难得的真知灼见法治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有很多表现。首先，在《离骚》和《惜往日》中，屈原反复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惜往日》中有：“乘骥骥而驰骋兮，无髻衔以自载。乘把咐以下流兮，无舟揖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这个说法与法家学说韩非子的“释法术而任心怡”是一个道理。《离骚》中也有：“固时俗之工巧兮，佰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屈原认为，国家要强大起来，就必须“法立”;而法律确立之后，又应该要严格遵循。很明显，这是屈原针对楚国政治生活中“人治”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其次，在《离骚》和《惜往日》中，屈原极力谴责不循法度的行为，并指出这种“背法度而心治”的做法，随时都有颠覆的可能。如《惜往日》的“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从《史记・屈原列传》和《惜往日》来看，屈原曾亲自为怀王起草法令。只因遭受奸佞小人的谗言而被楚王疏远。
应该说，屈原的法治思想和他的民本思想是有联系的。因为只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阶层的特权才能被限制，国家才能富强。但遗憾的是，屈原的法治思想没有被采纳，屈原的变法，也同他之前的吴起变法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
三、贤臣形象
（一）政治改革
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在变法改革，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阶级之间进行激烈地斗争。楚国在楚悼王时期就进行过吴起的变法，屈原的内政改革也是为了适应当时时代的趋势。对此，《离骚》和《惜往日》都有明显或含蓄的表现。《惜往日》中所说的“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这部分，可以看出屈原任左徒这一官职时是得到楚王的信任的，他“造为宪令”，制订新法，去改革国家政治弊端，可是由于新法触犯了贵族们的根本利益，于是他们勾结起来，以上官大夫为首，进谗言陷害屈原。昏庸的楚怀王不能明辨是非，也经不住守旧派的压力，于是“后侮循而有他”，致使屈原改革败。《离骚》是含蓄曲折地反映这场斗争内容。诗人为使国家富强，他曾向楚王提供了一套治国方略，其中主要是改革内政，对于怀王的反悔，他提出了痛心的批评：“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循而有他。余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二）举贤任能
屈原的政治主张一向都是任人唯贤的，《惜往日》和《离骚》都反映了屈原任人唯贤、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的主张，用以取代当时贵族任人唯亲、尊贵的用人原则。攀附尊贵和举贤授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大变革中新旧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在先秦诸子的一些学派中总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屈原为同楚国守旧贵族斗争，推行改革措施，倡导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以改变过去落后的政治制度。《惜往日》中有“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庙厨。吕望屠于朝歌兮，髯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离骚》中也说：“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寒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又说：“汤禹俨而抵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他希望楚王能举贤授能，并能够把他和实行法治结合起来。傅说、伊尹、吕望、百里溪、髯戚都出身于社会下层，他们分别受到武丁、商汤、周文王、秦穆公、齐桓公的重用。诗人语重心长地讲述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其斗争目标是直指当时楚国贵族把持的腐败国家，客观上的作用有利于改变贵族这种现状。诗人这几句描写也包涵着对君王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赞赏，从中可以看得出来屈原是支持任用贤才这一主张的，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被楚王重用。
总体来说，《离骚》和《惜往日》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共同勾画出了屈原的一生。《离骚》和《惜往日》都或隐或现地表达着哀思过去君臣和睦的时光，痛惜君王对自己的疏远离间，痛斥奸佞小人的祸国殃民，将希望寄托于贤明之人，宁死不与小人同流合污，但又怆怀故国不能自已，思想内容与表达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温洪隆.《<惜往日>的结构和法治思想》[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5）
屈原的离骚范文第3篇
【摘 要】“楚辞”既是一个文学作品总集，也是楚地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传播与接受在西汉与东汉是不同的。研究楚辞在两汉时期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对汉代文人和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楚辞；两汉；传播与接受
一、楚辞定义与特点
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以及汉代模仿屈、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的名称，汉以后才有，即在汉景帝与汉武帝之间出现的学术上的名称。”楚辞也是战国时期楚地的诗歌形式，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楚辞在句式上打破了《诗经》四言诗的传统，运用更为灵活的句式，除了运用五、七句，还有六字句，使得句式参差不齐，错落有致。楚辞吸收大量的方言，句式也较散文化，为以后“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楚辞”受当地巫术的影响。巫术的歌舞中多反映人神恋爱等故事，充满了想象力和神秘色彩。屈原作品《九歌》、《招魂》模仿当地民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充满着屈原的浪漫主义情节和奇特的想象力。如《离骚》中：“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又如《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朝发苍梧，夕余悬圃，命羲和驾车。登昆仑、驾青虬。“苍梧”、“悬圃”、“昆仑山”、“重华”和“羲和”，这些都是神话故事中的人和地点，使全诗充斥着浪漫主义情怀。
二、楚辞在两汉的传播和接受
（一）楚辞在西汉的传播
西汉对楚辞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高峰再到衰落的时期，西汉时期楚辞传播兴盛，是与统治者政治统治需要密切相联系的，而经历了秦代的“焚书坑儒”之后，西汉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教训，逐渐认识到思想的统一以及对文学作品进行儒家解读的重要性。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大体介绍了楚辞在西汉的传播与接受，他说到：“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因为汉代离着屈原所生长的战国时期时间较近，所以能较好的保留屈原的作品。后来的宋玉、景差等人慕名而作，吴王刘濞，枚乘、邹阳等人对楚辞的传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楚辞的传播在汉武帝时期到达了一个高峰。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一方面是汉武帝本身对于《离骚》的爱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需要，屈原所代表的是爱国忠君的思想，他在《离骚》以及相关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忠臣明君治世的渴求，这也正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武帝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阅读和传播楚辞的风气，体现屈原等人忠君爱国思想，从而更好的巩固其统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的年代恰好反映了汉武帝当时的心理活动，龙文玲认为“刘安作传的这一年，正是汉武帝第一次尊儒改制在祖母太皇窦太后干预下惨遭失败之年。”①汉武帝固然有着对《离骚》的爱好，而更多的是在《离骚》中寻求情感共鸣。屈原有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忠诚之情，但更多的是他追求美政思想的失败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精神，“初次改革遭失败的汉武帝对《离骚》蕴涵的这份情感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②所以刘安作《离骚传》不光是汉武帝对《离骚》的热爱，也有对自己理想尚未实现追求精神慰藉的一种体现。
（二）楚辞在东汉的传播
如果说楚辞在西汉的传播注重的是统治阶级，政治背景的话，那么东汉时期更为注重的是文人自身对楚辞传播做出的贡献。
东汉时期骚体赋盛行，这不光是因为建立东汉之前，西汉灭亡后有一段动乱的时期，民不聊生，文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还有一个原因是东汉建立之初，统治者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来控制局面，也需要有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表述，于是楚辞的传播在文人之间兴起。
就像是西汉虽然有各种赋，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昂扬、积极向上，描写夸张汉代兴盛的汉大赋，东汉流行的，便是抒发文人内心情感的抒情小赋。“贤人失志”和在仕途与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使赋承担起抒情的作用。
东汉文人写作以抒情为主，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这也为后来魏晋时期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奠定了基础。楚辞中浪漫的抒情主义精神被这个时期的文人加以利用，继承西汉时期阅读楚辞的传统，在此基础上，经过自觉的加工和学习，创作出于西汉时期风格不同的作品。“东汉文人自觉学习，摘用，或稍事修改，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在整体风格上表现出楚骚那种浓郁的抒彩。”郭令原：“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辞赋家的生活遭际也与西汉大不相同，他们要用赋这种文体去反映自己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感受，这种感受较西汉赋的内容为丰富，于是较多的借助于楚骚”。③
（三）楚辞在两汉的接受
两汉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很高，班固在《离骚序》中说道：“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楚辞在两汉的传播不光是因为屈原的创作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声，还有一点就是楚辞是当时的流行体。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模拟楚地语言所写的。到了西汉成帝时期，刘向编辑的《楚辞》既有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也有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和刘向的《九叹》等。两汉时期还出现了“骚体赋”，即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是汉赋的一种类型，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骚体赋”继承楚辞抒情传统，注重抒发怀才不遇内心不平的思想感情。
三、楚辞的发展和影响
楚辞发展了“赋”这一形式，两汉时“赋”这种文学形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经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要吸取秦的教训，而且大一统的局面需要一个铺张华丽，且具有昂扬向上特点的形式，因此《楚辞》为代表的形成了一系列的赋。两汉时期赋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汉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骚体赋，都为表达文人的内心情感作出了贡献。
屈原所代表的忠君爱国思想，“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遗彭咸之遗则”的遗世独立的态度，以及“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注重个人修养的品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不懈的精神，鼓舞了历代文人的情感走向。汉以后的魏晋时期，文人开始走向自觉创作的道路，屈原的理想抱负和高尚品德也正是魏晋时期人们所需要的。不光是魏晋时期，甚至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都离不开屈原对诗人的鼓舞作用。宋代晁补之有《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朱熹有《楚辞集注》，正是历代文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解读与再创作。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七（楚辞今译讲录、屈原赋今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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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
[4].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2.
[5]. 郭令原.先秦两汉文学流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9:228-229 .
屈原的离骚范文第4篇
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们不仅重视它，甚至把它当成“超逸”风神的象征；屈原作为一种人格范型，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与他有关的地望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楚辞》这一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此时期的文人比两汉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艺术形式，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九歌》而非《离骚》作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文学资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其句式、意象和语词被大量运用于诗赋作品中，并在与文体赋、乐府诗、骈文等各体文学的碰撞交融中，推动文学形式的发展，激活新型文体的产生。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楚辞/接受
一
产生于战国的屈、宋楚辞，在长达四百年的两汉时期，经由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的张扬、阐释，同时也因为许多文人的摹仿、学习，逐渐成为了一种与《诗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经典。有研究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对楚辞的重视，前不如两汉，后不如唐宋明清。鉴于此时期社会的长期动乱，学者无暇研治楚辞，而文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又导致他们难以与《离骚》之类的作品形成共鸣，故这种说法确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检相关文献便可发现，其实此时期不仅有陆云、郭璞、刘勰等人精研楚辞，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汲取楚辞的艺术营养，而且楚辞的表现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质，也成为激活文学新体产生和导致文学新变的重要资源，甚至因为其既成经典的身份，渗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影响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据《南史·萧思话列传》的记载，思话之孙萧洽“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陈书·高祖皇后列传》言宣章皇后“能诵《诗》及《楚辞》”；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自诩其命孔昂抄写《史记》、《三国志》、《庄子》、《老子》和《离骚》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悯》；又《北史·儒林下》载，北周及隋时期，刘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见，《楚辞》已广泛流布于民间和宫廷，成为幼童习诵的教科书、妃嫔显示才情的读物和贵族争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辞作，则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
《世说新语，任诞》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同书《豪爽》亦曰：“王司州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曰：‘当尔时，觉一坐无人。’”《魏书·卢玄传》记载，中山王熙见卢元明饮酒赋诗，性情洒脱，由衷赞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魏晋品藻人物，不同于汉代的道德尺度，而侧重于人的才情气质。这种超乎功利的审美性尺度以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范为重要内容，同于众生则为平庸，超乎庶类则为俊杰。因此他们特别看重与“俗”和“浊”相对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隽秀飘逸的神采特质。而《离骚》中驷玉虬、驾飞龙、朝苍梧、夕县圃、览观四极、飘摇轻举的神奇场景，《九歌》中开天门、乘玄云、沐咸池、晞阳阿、众神同游、临风浩歌的仙界奇观，无不超尘拔俗，“不似从人间来”。楚辞“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①的风格，给魏晋人一种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与当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读《离骚》”与“饮美酒”一样，成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咏《九歌》中的诗句，也就自然觉得不同凡俗、“一坐无人”了。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晋南北朝对屈原的认识，首先值得关注。众所周知，汉代人关于屈原的评价，除了公认他创造了“瑰丽奇伟”的文学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马迁、王逸为代表），其二是迁谪之客（以贾谊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为代表）。与此三个层面相对应的，则是汉人的三种情感倾向：赞颂、同情、批判。相对于两汉，此时期对屈原的评价有同有异，既有沿袭也有变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这一层面而言，此时期大体沿袭汉人的观点。如傅玄云：“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曰：“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萧统《文选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无不赞扬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洁”。不过，魏、晋二朝皆以威逼禅让的方式从旧主手中夺得天下，不便理直气壮地提倡忠直气节；南朝历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数主渐成通例，况且家族观念日重于忠君意识。由于朝野上下对“忠节”的空前淡漠，屈原作为“忠臣”的人格层面，在魏晋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类型化的特征，并没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张扬。
与汉人一样，魏晋南北朝对于作为“迁谪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态度就是同情和叹惜。晋人华谭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③！陆云《九悯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尽管此时期对屈原这一精神层面的接受同样具有概念化的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种既定的政治身份、一个遭遇坎坷的文化符号，但毕竟宦途浮沉是人们经常要面对的困惑，每当人生或政治的波折产生，他们就会联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顿，发出“悲伍员之沉悴，痛屈平之无辜”④之类的感叹，并在痛惜屈子“无辜迁谪”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怨愤与不平。例如颜延之因遭忌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汨潭时便作《祭屈原文》，感怀屈子“身绝郢阙，迹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发心中的愁怨。类似这样的作品并不少见。因此，此时期作为“迁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蕴着更为丰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学原型的典范意义。
以屈原为“狂狷之士”是从班固开始的。虽然班固盛赞屈原“弘博丽雅”的文采，并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其列在“上中”，为“仁人”，可见没有全盘否定屈原，但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沉江而死”⑤的行为，不合儒家经义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乃“狂狷”的表现，却为后人对屈原这方面的批评埋下了伏笔。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里的论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颜氏将屈原与许多历史上的文人都归入“轻薄”一类，认为文章之体，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诫儿孙要“行有余力”而后为文。北魏刘献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从汉代开始，随着“明哲保身”人生哲学的流行，学者大多并不认同屈原露才扬己、自沉身死的过激行为。到魏晋南北朝，人们日益追求当下的生命享受，更加看重在政治风波中“全身保命”的处世原则，故屈原在政治上、处世上的认真和偏执，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晋人谢万作《八贤论》，“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屈原虽位列“八贤”，但与嵇康一样被视为“出者”，劣于渔父、楚老等人⑦。三国时李康在《运命论》中曰：“治乱，运也；贵贱，命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过，也就是过激、过头，超越了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俗环境对抗而绝不被动适应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种悲剧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实践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有关屈原的传说与民俗节日逐渐在民间流行，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所记江滨渔父的问答、《卜居》所言求太卜决疑之类，其实便已揭开了屈原传说及其民间纪念的序幕，此后经两汉的酝酿和累积，到此时期更为丰富并定型。例如关于“舟楫竞渡以悼屈原”的民俗。东晋葛洪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口渡，或谓之飞凫”⑧。宗懔《荆楚岁时记》条二十二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而《太平御览》引《续齐谐记》则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粉米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若今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五色丝缚之，此二物是蛟龙所惮。”⑨
这三则文献材料，清晰地记载了端午节的由来、内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过程，也说明在东晋南北朝，屈原的事迹和峻洁人格，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万户，得到了最广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为士人的传说，则纯为民间艺术化的虚构，它作为“屈原”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态，折射出的是创造者对原型的喜爱与认同，并为后来沈亚之《屈原外传》之类专记屈原“逸事”的作品开了先河。
此时期对与屈原、楚辞相关的地名也非常关注。汉代以来各类文献中，已有不少对此类地名的解释和考证，但从来没有像魏晋南北朝这么大量而集中地产生。郭璞《楚辞注》、《山海经注》对相关地名的考证已为人所共知，无庸赘述。据《太平御览》所引，另有《江夏记》、《鄱阳记》、《郡国志》、《永初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等著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归、沧浪水等许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经注》的记载最为详明。此书所叙，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龙门、玄圃、三危、玄趾、辰阳、鄢郢等《楚辞》地名，还记载了与屈原有关的传说和楚地的习俗，其中对秭归、屈原故宅、女媭庙、屈潭、屈原庙等的叙述和考证，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
承两汉楚辞学的余绪，魏晋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辞的热情并未衰退。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这一时期的《楚辞》注本，主要有晋代郭璞《楚辞注》三卷、徐邈《楚辞音》一卷、刘宋时何偃《楚辞删王逸注》（未知卷数）、诸葛民《楚辞音》一卷、梁朝刘杳《楚辞草木疏》一卷、无名氏《楚辞》十一卷、另有《隋书·经籍志》著录孟奥（生平不详，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辞音》一卷，数量颇为可观。遗憾的是，这些《楚辞》注本大多已经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辞注》比较特殊。因为敦煌《楚辞音》残卷、洪兴祖《楚辞补注》曾对此书加以引用；又据近人考证，郭璞所撰《山海经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献中，与《楚辞》内容有关的注文也大量存在。从这些辑出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辞注》，无论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审读、词义阐释、文字校刊，还是神话传说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对此的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上列诸书中有三种《楚辞音》，显然对《楚辞》音义和方言的辨析审读，是当时《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颜之推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⑩。六朝音韵之学的兴盛，激发了学者对《楚辞》方言与音读的研究兴趣；而《楚辞》成为当时“音辞”研究的重点对象，进入正统语言音韵的学术视野，也是它作为文学经典文本为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明证。
汉人评价《楚辞》作品，非常看重它所表达的“义”：刘安《离骚传》言《离骚》“举类迩而见义远”；《汉书·艺文志》说屈辞“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赞《离骚》“其义皎而朗”。魏晋南北朝则既不忽视其“义”，却更重其“情”：陆云《九悯序》称《离骚》出现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言“《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庾信《赵国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谓义，也即作品的内容，它包括政治、伦理、道德等理性原则，通常与劝谏、教化联系在一起，具有社会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谓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达，它不顾忌太多的理性原则和社会功利，以抒发个体喜怒哀乐等情绪为旨归，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魏晋南北朝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教化的束缚，冲破个性依附于群体的局限。正如罗宗强所言，此时期的作家，已经“从定儒学于一尊时的那个理性的心灵世界，走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来了”(11)。这样的时代风气，导致了人们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特别关注《楚辞》的讽谏教化的社会性之“义”，而更看重其自由表达的个性化之“情”。在楚辞接受上的由重义到重情，实在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使然。
对于楚辞的艺术形式，汉人只是偶尔论及。如班固《离骚序》称其“弘博丽雅”；王逸虽详细论述了它的“比兴”手法，也仅概括性地赞其为“华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12)。魏晋南北朝则特别强调楚辞的文学要素，而尤其关注它华美艳丽的艺术形式。曹丕、皇甫谧都认为，包括《楚辞》在内的辞赋，具有“丽”、“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虫论》谓“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将《楚辞》的总体风格归结为“惊采绝艳”，并从“宗经”的卫道立场，批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13)。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人们都一致认定，华美艳丽是楚辞的基本艺术特征，这种特征对汉代以来的诗赋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勰甚至认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14)。其影响已超过了《诗经》。如果说建安文坛力主“文虚质实”，大体依然延续汉代质朴文风的话，那么从两晋开始，提倡“丽美”之文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傅玄《连珠序》言“辞丽而言约”，陆机《文赋》系统地提出言贵妍、藻欲丽、诗绮靡的文学主张。东晋的葛洪，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清富赡丽”的文风，并认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易，理自然也”(15)。到了南朝，随着文、笔区分之类的讨论，人们有意识地将文学与政教、立身与文章分离开来。在这样一种文学意识觉醒、普遍追求华美文风的背景下，本来就具有华艳特质的楚辞，不但成为此时期文人关注的对象，而且还被尊为华美文风之宗，从文学经典的意义上构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理由。
传统的屈、宋楚辞，从形式风格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离骚》、《九章》和《九辩》，优游案衍而辞志深宏；其二是《天问》，四言为体而规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辞清丽。沈德潜《说诗晬语》曰：“《九歌》哀而艳。”“哀而艳”确实是《九歌》的基本风格，而情感的哀婉动人、文辞的艳丽华靡，正好是此时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时，《九歌》参差错落、富于咏叹意味的句式特点，与贵族化的题材内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或许陆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与兄平原书》中说：
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视《九章》时有善语，大类是秽文，不难举意；视《九歌》，便自归谢绝。
他不喜《九章》《九辩》，却极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艳疏朗、“清绝滔滔”的风格。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文人对楚辞的接受是有选择和偏向的，他们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广的《离骚》，而是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近人郑振铎也说：“《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16)。他们都肯定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
此时期文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汲取，首先表现在对这种体式的强烈兴趣上。据笔者比较详尽的统计，整个魏晋南北朝，纯粹楚骚体的作品（包括骚体赋），便多达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骚体《悲愤诗》、王粲《登楼赋》、曹丕《思亲赋》、曹植《离缴雁赋》、阮籍《清思赋》、向秀《思旧赋》、江淹《山中楚辞》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钟爱楚骚的形式。如曹植的此类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创作的楚骚体亦不在少数。这么多此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辞的原初体式，写下如此多的优秀作品，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楚辞》这一文学经典自觉而普遍的效仿与继承。
事实上，此时期文学对楚辞艺术营养的汲取，不仅仅表现在体式的运用方面。楚辞中大量的意象、语词、语句，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和文学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经过改造而化用。例如谢灵运《郡东山望溟海》这首诗的前半：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
此诗前四句出自《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五、六句出自《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七、八句出自《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茞兮，搴长洲之宿莽。”几乎全是从《楚辞》中化出。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只要仔细审读此时期的诗赋便会发现，利用楚辞意象语词进行创作，确是彼时作家常用的手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灯赋》中借淮南王之口说：“屈原才华，宋玉英人，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共绅。”他的《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应谢主簿骚体》，在标题中即标明对楚骚的仿效；《山中楚辞》仿《招隐士》，《遂古篇》仿《天问》。至于他的辞赋沿用、转借、点化楚骚意象语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这种活用点化往往信手拈来，不著形迹，达到了自然圆融的境界。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各种文体互相碰撞交融，从而形成文体“新变”的时期。楚辞以传统经典文体的身份，在这一文学形式“新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类文体的融合，而且还激活着文学新体的产生。
此时期“赋的诗化”是近年来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所谓赋的诗化之“诗”，严格地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盛行的五、七言诗；其二是楚骚体的诗歌，主要指《九歌》体（兮）和“乱辞”体（，兮）这两种类型的诗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着楚民歌活泼浪漫的原初韵味，它以三言为基本节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离骚》句型与文体赋六言句相似相类的弱点，因而它是与赋体组合交融的最佳句类。从汉代开始，赋家就试着将这两类楚骚句型引入文体赋，寻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经过魏晋南北朝许多赋家的自觉实践和倡导，赋作夹用楚骚句型的手法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例如谢庄的《月赋》云：
……情纡轸其何托，愬皓月而长歌。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祝尧说《月赋》中的两首歌“犹有诗人所赋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辞，极为当世人所称赏”(17)，许梿也评此篇“以二歌总结全局，与怨遥伤远相应，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声是乐府形成的基础，楚声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骚歌辞构成了早期汉乐府诗歌的主体。尽管从东汉开始，楚声在乐府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个魏晋南北朝，它仍然是乐府的重要资源。其中以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歌谣辞四类吸收、保留“楚声”的成分最多。就此时期乐府诗对传统楚声、楚辞资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魏晋时期故楚地区的土乐，它们的乐曲声调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楚声的风格，但歌辞已不再是纯粹的骚体了，如“相和歌辞”中的楚调曲、瑟调曲等相当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时期以江汉“西曲”为核心的南方新乐，它们是新时代的楚声，其乐曲在对原初楚声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如“清商曲辞”中的《襄阳乐》、《江陵乐》等；其三是魏晋以来由《楚辞》某个篇目或诗句派生出来的文人乐府诗，它们与音乐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失去了倚声歌唱的功能，实际上只是一种书面化的诗歌，如曹植《远游篇》、《飞龙篇》、傅玄《秋兰篇》、江淹《古别离》等。(19)
近人徐嘉瑞说：“六朝文人的骈文，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20)。骈文是魏晋南北朝产生的新型文学体裁，它的形成，离不开《楚辞》骈对资源的孕育，只不过楚骚对骈体的启迪，是通过“赋”这一中介来实现罢了。楚辞之所以被称为“俪体之先声”，主要就在于《楚辞》中对偶结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体所无法比拟的。楚辞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语音的中心，也是结构的枢纽，它规定了楚辞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否则就会破坏结构的平衡，因此《楚辞》存在大量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对偶结构。普通对偶句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当句对如“屈心而抑志兮”（《离骚》）；双声对如“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叠韵对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重言对如“风飒飒兮木萧萧”（《山鬼》）；等等。《楚辞》的对偶，以“当句对”为最多，所以洪迈说，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容斋续笔》卷三）。客观地说，楚辞不但给后起的赋体和骈文提供了骈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还给它们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骈对组构资源。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作文章、最后在晋代形成骈文。楚骚“兮”字句通过赋体文学这一中间环节促成了骈体文的产生，同时，在晋代以后成熟的骈文中，楚骚句式依然是构成篇章的语句材料。
注释：
①刘安：《离骚传》。
②傅玄：《橘赋序》，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六。
③《晋书·华谭传》。
④曹攄：《述志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离骚序》，见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引。
⑥《魏书·儒林传》。
⑦见《晋书·谢安传》。
⑧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七。
⑨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又同书卷三十一所引《续齐谐记》亦有相同内容的记载，只不过文字略有不同。
⑩《颜氏家训·音辞篇》。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12)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13)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14)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5)葛洪：《抱朴子·钧世》。
(1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17)《古赋辩体》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屈原的离骚范文第5篇
怀着对屈原的好奇，我按下了时空遂道的键，来到了汨罗江畔。此刻展现在我眼前的屈原脸色憔悴，形体枯瘦，双日正远望着远处，又好像要投江自尽一般。我忙呼道：“慢哉！慢哉！”
我说：“你为何要这样呢？”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话毕，我深深一颤，平时只在书上看到这句话，可是此时的屈原说出来却别是一番感觉，那种坚定，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在他的身上凸显得淋漓尽致。
我又问：“凡是聪明的圣德之人，都不固执已见，而能随着环境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既然世人都是混浊的，你为什么不随着大潮糊里糊涂往前混呢？”屈原答道：“我宁可跳进常流常清的江水，葬身于江鱼之腹，又怎能让自己高尚的品质蒙受世俗尘滓的污染呢？”
屈原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我一时无言以对。在我未反应过来时，屈原怀抱一块大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江面只留下一片涟漪。
也许，有的人会说屈原愚笨，不懂得变通，何苦要这样呢？可是，他是在执着自己的理想、事业。为自己理想执着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说：那些不能理解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愚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