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和风速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风向和风速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风向和风速范文第1篇
关键词：合唱风格题材体裁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民族个性、语言结构等因素对不同的合唱风格形成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其实形成合唱风格的因素并非仅此，一些音乐题材、体裁，甚至看似与合唱风格不相关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也是影响其形成的重要因素，我们不妨通过分析研究，进而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合唱的风格。
二、不同题材、体裁对合唱风格的影响
题材的内容与体裁的形式对合唱作品风格有着一定的影响。
1.题材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题材的不同直接决定着作品的风格。单一题材的风格也具有单一性，但许多作品却存在着题材交错的特殊性。比如：爱情题材的缠绵成分当然多于战争题材，但并非爱情中就没有抗争，战争中就没有柔情。这种题材交错的特殊性起初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段，在合唱中的借用，使合唱风格具有了多重性特征。分析这一特殊手段，有利于把握其影响合唱风格的诸多因素。
在把握不同题材作品的风格方面，对只会指挥的综合知识有着较高的要求。曾经拥有军旅生活的指挥，自然对战争题材的作品认识相对深刻，风格把握相对准确；而在爱情上曾有波折甚至有着“梁山伯祝英台”式的经历者，自然对爱情或生命题材的把握上，可能相对略胜一筹。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风格把握与生活阅历并非一定成正比，一个指挥如何在不同题材面前准确把握作品风格，是他感受各类题材所涉及到的生活体验及遐想能力的体现，所以，指挥横向知识的间接获得和拓宽，是这种体验和学习十分重要的。对生活不同侧面的直接或间接的感受获得、总结和深层感悟的能力，是指挥在把握不同题材和风格上的重要手段之一。
2.体裁的影响
体裁是音乐的形式表现，体裁的特征表现在它存在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存在的本身一旦融入合唱艺术时，就成为合唱风格上的表现之一。作曲家在创作中采取某种体裁时，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作品中带有该种体裁的特征，因此体裁对合唱风格的影响是肯定的。比如：以步伐节奏为创作基础的进行曲体裁，其特征表现在强调重拍、结构整齐、节奏鲜明，偶数拍、三段体（中段较抒情）居多等。而这些固有的体裁特征，已成为进行曲的先期风格，作曲家在遵循这些风格的同时，再去表现后期的个性风格（民族风格、区域风格、创造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同一体裁也并非风格完全一致，就进行曲而言，按其性质、内容又可分为军队战斗类和仪式典礼类（婚庆、检阅、葬礼等）。因此，在把握进行曲体裁的风格的大前提下，还应注意同一体裁下内容和个性的区别。至于舞曲体裁的合唱作品，首先要具备可舞性的风格，无论是典雅稳重、文质彬彬的小步舞曲，还是欢快、华丽而活泼的“华尔兹”，舞感的把握是表现风格特征的关键；另外，根据民间秧歌、阿细跳月、东北二人转和安塞腰鼓等素材而改编创作的舞曲体裁的合唱，热情、奔放、粗犷的风格极富民间个性，在认识了解该地区舞曲风格特性的同时，还应注意正确区别作曲家的创造个性。体裁的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既是同为舒缓的小夜曲、船歌和摇篮曲体裁，也有小夜曲的委婉悠扬、船歌随波悠闲摇摆和摇篮曲女性呵护般的细腻等风格上的不同。
体裁的特征有时就是风格的直接反映，每一位作曲家的创作首先应是尊重体裁特征，其次才是自身风格个性的展示。所以，指挥在合理地认识同一体裁的不同方面与情绪相近的不同体裁时，首先应把握体裁的个性特征在合唱中的反映。
三、不同自然环境对风格的影响
1.合唱作品本身对自然环境的反映
自远古到今天，自然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且人类在领略了自然丰富多彩的风貌和无穷复杂的环境变化的同时，也在征服着自然，改造着环境。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总是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合唱艺术的风格当然也受到不同自然环境的影响。大到宇宙洪荒，小至微生物界，面对自然界千变万化的奥妙和秘密、现象和本质、规律和变异、现在和将来，音乐家们在作品中描绘着不同的地表风格、高原海洋，不同的名城风光、气象风云；合唱中反映自然环境风格的作品不乏其例，形形的湖、绵延起伏的山、各种各样的海、源远流长的河、星罗棋布的岛以及缥缈离奇的自然奇观、广阔无垠的原野风光；小到显微镜下细菌精灵的舞蹈，大到宇宙空间的天体运行，近到歌唱眼前每时每刻的生活，远到远古广袤的土地和无际的海洋、未来遐想的宇宙、天体的运行，可谓举不胜举。这种合唱作品对自然环境的本身反映是生活于其间的民众或作曲家自觉的创作，作品中自然环境超出其自然属性的同时，赋予它人为的升华意义，使人性本身所寄予的感情有所宣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合唱艺术形成和造就区域风格的根本之一。
2.自然环境对合唱风格的影响
从世界生态气候区分图上得知世界各地的日照量、降雨量的不同分布。以亚洲为例，除西伯利亚的次寒带之外，大约可分为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为主的温带区，以东南亚为主的热带、亚热带区和以中亚、西亚、印度等地为主的热带稀树干草原、沙漠区，三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各地的合唱风格产生影响，热带地区的合唱形式较少与不适宜过多群聚有关；另外，在音阶上一般温带的东亚地区使用五声音阶，在热带、亚热带的东南亚地区，同时使用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印度和西亚等地主要使用七声音阶[1]。除特殊例外，这种普遍性说明生态气候与音乐上的对应是肯定的，而运用不同音阶进行合唱演绎，其风格的不同也就不言而喻。世界各地自然山川、地理环境气象万千，风土人情、世俗趣貌互不相同。各地各种文化形态的形成必然受到当地自然环境影响，常带有某种浓郁的地域文化倾向和特征。就我国而言，广阔无垠的草原、小桥流水的江南有着各自不同的合唱风格。广阔无边的大草原，造就了牧民歌手们深吸一口气，向着远方引吭高歌的歌唱方法。风格与方法在特有的自然环境中得到辩证统一，要想在合唱中准确地表现蒙古族长调悠长宽广的气质，仅仅靠技法上的轮流呼吸、循环呼吸还不够，必须要有顺乎这一风格的发声方法才行，而这种方法的产生离不开大草原的地理环境。湖南高腔是农民在田间山野劳作的山歌，除独唱、对唱外，合唱大多是领唱式合唱；自然环境使它拥有嘹亮、激越、豪爽的气质，领唱的一呼激起合唱的百应，情绪高涨、意气风发、野趣盎然，具有音区高、乐句长、节奏自由、音程跳动大、声腔旋法多变、真假声大幅度的转换等鲜明的地方风格。再比如：一般南方的民歌合唱旋律委婉似水、音符密集与水乡清秀、迂徐绵邈的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样，北方的合唱旋律悠长、上下大跳音型多与地理的沟壑起伏、山峦叠嶂、辽阔高原有关。“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2]另外，即使同一民族，在赖以生存的不同自然环境区域也会有不同的合唱风格存在。甚至生态气候、地理特征和饮食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也会导致演唱风格的不同。这种不同风格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合唱审美趣旨，这是人们不自觉地在一定社会与地理生活环境中熏陶产生的审美爱好和倾向所决定的。当然，自然环境予以音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表现在合唱领域，适宜竹子生长的湿润环境竹制乐器就特别多，而干燥地区的乐器多以木片拼凑而成；畜牧业发达地区用牲畜肠子制琴弦、皮革作鼓面和琴面，而商品流通、工业发达地区则使用金属或尼龙琴弦以及用金属制作的乐器。
四、不同社会环境对风格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的文明程度、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先进程度有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自然体现和反映在合唱风格上。换一角度而言，合唱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对其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以往长期的文化生活中人们形成的心理气质、情感特征，在民族的审美意识、欣赏习惯中被保存和延承下来[3]，并直接反映于集体的合唱艺术中。于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合唱风格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的多种社会关联上。
1.合唱风格的形成与不同的生产方式有关
一般情况下，依赖于集体协作性的劳动者在合唱的整体感应上优先于个体者，而以个体生产方式劳动过程中形成的音乐往往较自由、个性强。在爱斯基摩人中，以猎捕狼獾的集体性劳动者为主的音乐，节奏较规律、句法分明、适宜合唱；而以捕猎北美驯鹿的个体劳动为主的音乐，不具统一性、节奏较自由、即兴成分多。可见生产方式对合唱音乐有着直接的影响。许多民族的集体劳动形式的不同使合唱的风格也产生相应的变化，集体狩猎的劳动节奏感强、音乐具有一定爆发力，集体采集、播种、收割、运输的劳动与操作的动作有关，当然具有一定的民族和区域特征。
2.合唱的风格依据与不同的社会环境有关
合唱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无一不是与社会环境的变革紧密相关，往往是反映新时代、新思想、新势力经过与旧思想、旧习惯、旧势力作斗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合唱发展的良好契机，专业创作、指挥和合唱工作者是以伴随着商业经济而发展的消费生活和音乐文化普及为社会环境的。这一个体在大众音乐领域的出现必须适宜相应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而言，合唱作品客观或主观反映的社会现实促进社会发展。这种依据社会环境后反馈于社会的力量具有典型的时代感，也是合唱艺术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固有风格特征。
3.合唱的风格变化与社会的进步有关
社会的进步为合唱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而合唱反馈于社会中的作用又是不容忽视的。
在社会功能上，不同的合唱风格具有着不同的感染力，而风格的多样性使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特定风貌整体互相联系地反映出来。比如：西方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合唱风格、我国学堂乐歌与时期的合唱风格都有着鲜明的不同，而各自内在风格的区别又是在东、西方大风格不同的前提下建立的。这种不同风格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又有着特定的价值和作用。日本人在总结战后经济腾飞的五大因素时，其中的团队精神建立，认为与当初遍及全国的合唱团的培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前苏联科学家积极参与合唱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工作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美国科学家发现航天技术一度落后于前苏联的原因与此有关时，对合唱顿时刮目相看。合唱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达成共识、团结一心的凝聚力通力合作，这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屡见不鲜；而合唱艺术中丰富的色彩、纵横交织多变的手法赋予人多方位的想象，于是良好的意志品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丰富的想象拓宽了高科技的创造视野。合唱风格塑造了合唱艺术的审美价值，使人们在参与或欣赏中展开了更多的想象，这种想象并非原始思维对具体形象图画般的表象思维活动，而是一种挣脱物质束缚通向自由的人类高级思维之一的活动。因此，社会的进步与合唱的发展之间有着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
合唱风格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牵扯面广，涉及学科多，有时不同区域、不同国度也有相近类似的风格特征，这与历史上的战争、民族迁移、交通的改善等因素有关。而有些仅隔一座山、一条河的咫尺之遥却因交通不便、生活习俗、地理环境以及语言影响使其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当今有些合唱风格的表现过于器乐化，如：某些难度较大的变化音、较快速度下的复杂节奏、半音阶、全音阶以及大跳音经等等。以人声表现的合唱风格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合唱的非器乐化决定了它感情表现上的直接性和易使听众共鸣的特性。“合唱正是由于不存在纯机械的完美性，而只存在那些人性化的和不可预卜的因素，才使表演更具鼓舞性和令人信服。”[4]
在一定的范畴内笔者通过上述七个方面进行的粗浅拙论和探索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影响合唱风格的因素当然还不止这些，恭与同行商榷。
参考文献：
[1]王耀华编著.世界民族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3
[2]王骥德著.曲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58
风向和风速范文第2篇
1 质量风险的应对与处理
对于高速公路项目而言，技术质量风险主要是指操作人员的技能不足以及施工方法和技术不当两方面造成的。因此，针对这一风险，A企业需要从人员管理以及施工技术两方面加以控制。
(1)人员管理
高速公路项目的质量不仅与技术人员的素质密切相关，海域项目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项目管理者，为了使项目各层形成有效的沟通和激励机制，要保证管理者具备六大技能：沟通能力、规划与统筹能力、决策与执行能力、培训能力，同时，适当的对管理者进行授权，让项目管理人员充分展示自己的个人价值，并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项目的良好运营提供条件。对于项目技术人员，较高的学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他们的工作成果将直接影响项目产品的质量。与此同时，技术人员薪酬体系应当是以能力为导向的，还需要依据他们的技术能力如职称、执业资格证书等级为标准评定薪酬，采取技术能力和项目绩效相结合的方法对技术人员进行考核。
(2)施工技术
在目前的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中，常常见到一些创新的施工工艺在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中得到试用。但是还依然有一些施工工艺处于探索阶段，因此项目存在不确定性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在项目合同中，为了要保证项目实施质量，就需要明确规定技术标准，并监督项目实施组织严格执行。
2 材料类风险的应对与处理
建筑工程的质量风险管理，直接影响到工程材料成本。对于消灭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对于保证高速公路项目的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强化对设备材料的管理，对于保证项目工作的质量，并为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1)材料的采购风险管理
对工程材料进行严格的把关，首先就需要对设备材料的采购合同进行风险管理。对设备材料的采购进行全过程的审计，从计划、审批询价、招标、签约、验收、核算、付款和领用等所有环节进行审计与监督。与此同时，对材料进行采购风险管理，需要按照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和规范性等四个标准，逐一进行审核；还要做好合同鉴定审核，对采购合同台账、合同汇总及信息反馈进行审核。
(2)设备材料在施工现场的风险管理
设备材料在施工现场，也是需要进行风险管理的。材料到场必须履行交货验收手续，验收人员必须以到货资料为依据进行验收，对设备材料的品种、规格、数量以及材料的质量进行详细的验收，以确保设备材料的质量，并通过对设备进行良好的保管与保养工组，降低因材料质量引起的高速公路项目风险。
风向和风速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合唱风格题材体裁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民族个性、语言结构等因素对不同的合唱风格形成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其实形成合唱风格的因素并非仅此，一些音乐题材、体裁，甚至看似与合唱风格不相关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也是影响其形成的重要因素，我们不妨通过分析研究，进而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合唱的风格。
二、不同题材、体裁对合唱风格的影响
题材的内容与体裁的形式对合唱作品风格有着一定的影响。
1.题材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题材的不同直接决定着作品的风格。单一题材的风格也具有单一性，但许多作品却存在着题材交错的特殊性。比如：爱情题材的缠绵成分当然多于战争题材，但并非爱情中就没有抗争，战争中就没有柔情。这种题材交错的特殊性起初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段，在合唱中的借用，使合唱风格具有了多重性特征。分析这一特殊手段，有利于把握其影响合唱风格的诸多因素。
在把握不同题材作品的风格方面，对只会指挥的综合知识有着较高的要求。曾经拥有军旅生活的指挥，自然对战争题材的作品认识相对深刻，风格把握相对准确；而在爱情上曾有波折甚至有着“梁山伯祝英台”式的经历者，自然对爱情或生命题材的把握上，可能相对略胜一筹。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风格把握与生活阅历并非一定成正比，一个指挥如何在不同题材面前准确把握作品风格，是他感受各类题材所涉及到的生活体验及遐想能力的体现，所以，指挥横向知识的间接获得和拓宽，是这种体验和学习十分重要的。对生活不同侧面的直接或间接的感受获得、总结和深层感悟的能力，是指挥在把握不同题材和风格上的重要手段之一。
2.体裁的影响
体裁是音乐的形式表现，体裁的特征表现在它存在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存在的本身一旦融入合唱艺术时，就成为合唱风格上的表现之一。作曲家在创作中采取某种体裁时，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作品中带有该种体裁的特征，因此体裁对合唱风格的影响是肯定的。比如：以步伐节奏为创作基础的进行曲体裁，其特征表现在强调重拍、结构整齐、节奏鲜明，偶数拍、三段体（中段较抒情）居多等。而这些固有的体裁特征，已成为进行曲的先期风格，作曲家在遵循这些风格的同时，再去表现后期的个性风格（民族风格、区域风格、创造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同一体裁也并非风格完全一致，就进行曲而言，按其性质、内容又可分为军队战斗类和仪式典礼类（婚庆、检阅、葬礼等）。因此，在把握进行曲体裁的风格的大前提下，还应注意同一体裁下内容和个性的区别。至于舞曲体裁的合唱作品，首先要具备可舞性的风格，无论是典雅稳重、文质彬彬的小步舞曲，还是欢快、华丽而活泼的“华尔兹”，舞感的把握是表现风格特征的关键；另外，根据民间秧歌、阿细跳月、东北二人转和安塞腰鼓等素材而改编创作的舞曲体裁的合唱，热情、奔放、粗犷的风格极富民间个性，在认识了解该地区舞曲风格特性的同时，还应注意正确区别作曲家的创造个性。体裁的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既是同为舒缓的小夜曲、船歌和摇篮曲体裁，也有小夜曲的委婉悠扬、船歌随波悠闲摇摆和摇篮曲女性呵护般的细腻等风格上的不同。
体裁的特征有时就是风格的直接反映，每一位作曲家的创作首先应是尊重体裁特征，其次才是自身风格个性的展示。所以，指挥在合理地认识同一体裁的不同方面与情绪相近的不同体裁时，首先应把握体裁的个性特征在合唱中的反映。
三、不同自然环境对风格的影响
1.合唱作品本身对自然环境的反映
自远古到今天，自然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且人类在领略了自然丰富多彩的风貌和无穷复杂的环境变化的同时，也在征服着自然，改造着环境。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总是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合唱艺术的风格当然也受到不同自然环境的影响。大到宇宙洪荒，小至微生物界，面对自然界千变万化的奥妙和秘密、现象和本质、规律和变异、现在和将来，音乐家们在作品中描绘着不同的地表风格、高原海洋，不同的名城风光、气象风云；合唱中反映自然环境风格的作品不乏其例，形形的湖、绵延起伏的山、各种各样的海、源远流长的河、星罗棋布的岛以及缥缈离奇的自然奇观、广阔无垠的原野风光；小到显微镜下细菌精灵的舞蹈，大到宇宙空间的天体运行，近到歌唱眼前每时每刻的生活，远到远古广袤的土地和无际的海洋、未来遐想的宇宙、天体的运行，可谓举不胜举。这种合唱作品对自然环境的本身反映是生活于其间的民众或作曲家自觉的创作，作品中自然环境超出其自然属性的同时，赋予它人为的升华意义，使人性本身所寄予的感情有所宣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合唱艺术形成和造就区域风格的根本之一。
2.自然环境对合唱风格的影响
从世界生态气候区分图上得知世界各地的日照量、降雨量的不同分布。以亚洲为例，除西伯利亚的次寒带之外，大约可分为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为主的温带区，以东南亚为主的热带、亚热带区和以中亚、西亚、印度等地为主的热带稀树干草原、沙漠区，三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各地的合唱风格产生影响，热带地区的合唱形式较少与不适宜过多群聚有关；另外，在音阶上一般温带的东亚地区使用五声音阶，在热带、亚热带的东南亚地区，同时使用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印度和西亚等地主要使用七声音阶[1]。除特殊例外，这种普遍性说明生态气候与音乐上的对应是肯定的，而运用不同音阶进行合唱演绎，其风格的不同也就不言而喻。世界各地自然山川、地理环境气象万千，风土人情、世俗趣貌互不相同。各地各种文化形态的形成必然受到当地自然环境影响，常带有某种浓郁的地域文化倾向和特征。就我国而言，广阔无垠的草原、小桥流水的江南有着各自不同的合唱风格。广阔无边的大草原，造就了牧民歌手们深吸一口气，向着远方引吭高歌的歌唱方法。风格与方法在特有的自然环境中得到辩证统一，要想在合唱中准确地表现蒙古族长调悠长宽广的气质，仅仅靠技法上的轮流呼吸、循环呼吸还不够，必须要有顺乎这一风格的发声方法才行，而这种方法的产生离不开大草原的地理环境。湖南高腔是农民在田间山野劳作的山歌，除独唱、对唱外，合唱大多是领唱式合唱；自然环境使它拥有嘹亮、激越、豪爽的气质，领唱的一呼激起合唱的百应，情绪高涨、意气风发、野趣盎然，具有音区高、乐句长、节奏自由、音程跳动大、声腔旋法多变、真假声大幅度的转换等鲜明的地方风格。再比如：一般南方的民歌合唱旋律委婉似水、音符密集与水乡清秀、迂徐绵邈的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样，北方的合唱旋律悠长、上下大跳音型多与地理的沟壑起伏、山峦叠嶂、辽阔高原有关。“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2]另外，即使同一民族，在赖以生存的不同自然环境区域也会有不同的合唱风格存在。甚至生态气候、地理特征和饮食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也会导致演唱风格的不同。这种不同风格又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合唱审美趣旨，这是人们不自觉地在一定社会与地理生活环境中熏陶产生的审美爱好和倾向所决定的。当然，自然环境予以音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表现在合唱领域，适宜竹子生长的湿润环境竹制乐器就特别多，而干燥地区的乐器多以木片拼凑而成；畜牧业发达地区用牲畜肠子制琴弦、皮革作鼓面和琴面，而商品流通、工业发达地区则使用金属或尼龙琴弦以及用金属制作的乐器。
四、不同社会环境对风格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的文明程度、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先进程度有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自然体现和反映在合唱风格上。换一角度而言，合唱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对其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以往长期的文化生活中人们形成的心理气质、情感特征，在民族的审美意识、欣赏习惯中被保存和延承下来[3]，并直接反映于集体的合唱艺术中。于是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合唱风格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的多种社会关联上。
1.合唱风格的形成与不同的生产方式有关
一般情况下，依赖于集体协作性的劳动者在合唱的整体感应上优先于个体者，而以个体生产方式劳动过程中形成的音乐往往较自由、个性强。在爱斯基摩人中，以猎捕狼獾的集体性劳动者为主的音乐，节奏较规律、句法分明、适宜合唱；而以捕猎北美驯鹿的个体劳动为主的音乐，不具统一性、节奏较自由、即兴成分多。可见生产方式对合唱音乐有着直接的影响。许多民族的集体劳动形式的不同使合唱的风格也产生相应的变化，集体狩猎的劳动节奏感强、音乐具有一定爆发力，集体采集、播种、收割、运输的劳动与操作的动作有关，当然具有一定的民族和区域特征。
2.合唱的风格依据与不同的社会环境有关
合唱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无一不是与社会环境的变革紧密相关，往往是反映新时代、新思想、新势力经过与旧思想、旧习惯、旧势力作斗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合唱发展的良好契机，专业创作、指挥和合唱工作者是以伴随着商业经济而发展的消费生活和音乐文化普及为社会环境的。这一个体在大众音乐领域的出现必须适宜相应的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而言，合唱作品客观或主观反映的社会现实促进社会发展。这种依据社会环境后反馈于社会的力量具有典型的时代感，也是合唱艺术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固有风格特征。
3.合唱的风格变化与社会的进步有关
社会的进步为合唱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而合唱反馈于社会中的作用又是不容忽视的。
在社会功能上，不同的合唱风格具有着不同的感染力，而风格的多样性使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特定风貌整体互相联系地反映出来。比如：西方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合唱风格、我国学堂乐歌与时期的合唱风格都有着鲜明的不同，而各自内在风格的区别又是在东、西方大风格不同的前提下建立的。这种不同风格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又有着特定的价值和作用。日本人在总结战后经济腾飞的五大因素时，其中的团队精神建立，认为与当初遍及全国的合唱团的培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前苏联科学家积极参与合唱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工作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美国科学家发现航天技术一度落后于前苏联的原因与此有关时，对合唱顿时刮目相看。合唱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达成共识、团结一心的凝聚力通力合作，这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屡见不鲜；而合唱艺术中丰富的色彩、纵横交织多变的手法赋予人多方位的想象，于是良好的意志品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丰富的想象拓宽了高科技的创造视野。合唱风格塑造了合唱艺术的审美价值，使人们在参与或欣赏中展开了更多的想象，这种想象并非原始思维对具体形象图画般的表象思维活动，而是一种挣脱物质束缚通向自由的人类高级思维之一的活动。因此，社会的进步与合唱的发展之间有着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
合唱风格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牵扯面广，涉及学科多，有时不同区域、不同国度也有相近类似的风格特征，这与历史上的战争、民族迁移、交通的改善等因素有关。而有些仅隔一座山、一条河的咫尺之遥却因交通不便、生活习俗、地理环境以及语言影响使其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当今有些合唱风格的表现过于器乐化，如：某些难度较大的变化音、较快速度下的复杂节奏、半音阶、全音阶以及大跳音经等等。以人声表现的合唱风格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合唱的非器乐化决定了它感情表现上的直接性和易使听众共鸣的特性。“合唱正是由于不存在纯机械的完美性，而只存在那些人性化的和不可预卜的因素，才使表演更具鼓舞性和令人信服。”[4]
在一定的范畴内笔者通过上述七个方面进行的粗浅拙论和探索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影响合唱风格的因素当然还不止这些，恭与同行商榷。
参考文献：
[1]王耀华编著.世界民族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3
[2]王骥德著.曲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58
风向和风速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3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2-0051-07
当前，农村信用社正处于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农业转型和县域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的再造提供了时代机遇。如何把握县域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巨大机遇，在农村金融市场新格局中实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信贷资产质量是金融机构发展的生命线，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首要环节是要做好信贷风险管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承担着农村金融“主力军”的重任，其信贷风险管理的优劣，不仅关系到机构本身的可持续运营，决定着信贷业务的持续增长潜力和盈利能力，更关系到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和意愿，影响农村金融的支农力度。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信贷风险管理领域存在很多问题，长期困扰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数据显示，央行专项票据置换不良贷款以来，截止2010年末，中国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率为7.7%，同期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14%高出6.6个百分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和推动作用，通过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深化信贷风险防范的利益诱导和激励机制，提升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对于实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在学者们关于银行信贷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有些学者实证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信贷风险的影响。例如邱兆祥[1]实证分析了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些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下滑、通货膨缩、货币政策趋紧时，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上升，信贷风险显著增加。贾海涛[2]运用模型研究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违约率之间的关系，认为GDP增长率、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人力资本和失业率均对违约率有显著影响。Hoggarth[3]282对英国宏观经济变化和商业银行信贷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英国银行的不良贷款跟经济周期显著相关。Das and Ghosh[4]的研究则认为：GDP增长率、银行规模和贷款增长率对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重要影响。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王连军[5]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结论显示政府干预没有造成不良贷款上升，但对信贷规模扩张存在明显影响，长期将造成银行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潜在风险上升。张璟[6]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干预与地区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其对于金融发展的干预意愿和程度是相匹配的。石盛林[7]研究了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认为银行网点数对银行贷款坏账的影响是“正U型”。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内控机制对信贷风险的影响，汪冬梅[8]研究了资本充足率与信贷风险的关系，认为二者缺乏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因果关系。曹廷求[9]认为外部环境、内部治理银行业风险的重要因素，应重点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并理清市场约束、政府监管等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之间的关系。刘艳华[10]对县域农村信用社的信贷风险防范效率进行DEA分析，认为综合业绩“好”的农村信用社，其信贷风险防范效率高。
关于银行信贷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虽已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相关研究大多以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植根于农村，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农村在经济、政策、市场竞争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有必要单独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做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大多仅对金融机构风险进行单因素分析，尚未从经济发展、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发育和内部治理等方面进行综合实证研究。因此，本文以陕西省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动态面板数据为基础，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健全机构信贷风险防范机制提供经验依据和理论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植根于农村，服务于辖区内“三农”，是地方性金融机构。而各农村地区在经济发达程度、政策环境、信用状况和文化习俗方面差别很大，因此，运营环境可能是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重要因素；同时，各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本身的治理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也会对信贷风险产生影响。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问题的根子在于经济本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其发展的长期源泉和动力依赖于农村经济发展基础上各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态度。因此，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的能力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差距。
假设1：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在县域农村经济越发达，其信贷风险会越低。
财政农业支出是衡量一国政府对农业发展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在“三农”领域的公共产品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引导功能，作用于农业资本存量、农业研发能力、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居民生活补贴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提高农业生产要素数量及生产率，提升居民对信贷产品的消费意愿和偿还能力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假设2：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在县域政府对农业发展扶持力度越大，其信贷风险越低。
在分税制改革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演绎出“弱财政，强金融”的金融控制战略，通过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来抵补不断下降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将维系行政支出的被动负债，变为以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债务融资行为，表现出严重的过度支出倾向，由此引发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据国家审计署（2011）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县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84万亿元人民币，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债务占比达到79%。同期，上市成功的商业银行逐步退出了对县级投融资平台的贷款，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成为县级融资平台放贷主力。如此巨大的债务规模，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信贷的行政干预昭然若揭。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下贷款投向的误差，会使资金流入“投入 沉淀再投入再沉淀”的恶性循环之中，导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量风险的累积和增量风险的叠加。
假设3：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在县域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越大，其信贷风险越高。
农村金融市场通过促进农村资本的形成而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一个适度竞争、高效的农村金融市场，对于保障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可得性、便利性，保障机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降低农村金融风险，都是很重要的。
假设4：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在县域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越好，其信贷风险越低。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保证机构可持续运营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银行系统具有天然的脆弱性，良好的内部治理是防患信贷风险的有效手段，尽管风险的成因多样，但几乎都包括内部治理这一基础性的因素，其他因素也是通过这一内因发生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水平是影响信贷风险管理成效的根本因素。
假设5：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治理水平越高，其信贷风险越低。
二、样本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覆盖2006～2010年陕西省80个县，24个市区，共获得520个有效样本。变量相关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陕西省各区县统计年鉴。部分数据经计算整理而得。研究所选取主要变量统计指标见.
被解释变量：国内外的相关实证文献中，一般采用不良贷款率或违约率作为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变量，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违约概率数据库，出于数据可获得性考虑，本文选择不良贷款率作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衡量变量。
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显示各区县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所面临的项目选择环境[11]；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反映当地政府对“三农”发展的财政支持情况[12]，其中2006年的财政支农资金用财政支出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科技三项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三项数据之和，2007年之后用财政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数据；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差显示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反映地方政府干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金融资源配置和隐匿债务的可能性大小[13]；另外，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农业贷款领域存在业务同质，因此，本文选取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的市场份额，即该机构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重来反映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所处外部金融市场环境的发育程度 [14]；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治理水平采用虚拟变量，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以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建立“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架构虚拟变量定义为3，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的，采用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虚拟变量定义为2，没有改制的农村信用社，按照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合作互助的原则进行规范，虚拟变量定义为1。
（二）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研究不同县（市）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影响因素，牵涉到不同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较合适。根据选定变量，我们可以建立模型如下：
Yit=α+β1NRit+β2GAit+β3GDit+β4FSit+β5FDit+ε
（1）
Yit为回归变量，表示第i个县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t年的不良贷款率，i=1，…，104，为横截面个数，分别表示104个区县；t=2006，…，2010，为考察的时期数。α为截距项，β1，β2，β3，β4，β5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具有截面成员较多而时期数较少的类型特点，对于这种数据类型，一般需要利用面板数据结构类型的工作文件进行变截距数据模型估计。根据对截面个体影响形式的不同设定，变截距模型分为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和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由于面板数据的两维特性，模型设定的正误决定了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因此，首先要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Hausman检验。
三、数据描述性分析与实证结果解释
（一）数据描述性分析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趋势明显不良贷款率由2007年的25.3%降低至2010年11.9%，降低了13.4个百分点。说明新一轮信用社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农村信用合作社降低不良贷款率产生了有效激励。其一，央行专项票据置换不良资产，直接减轻了其历史包袱。其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增资扩股，贷款额急剧增加（见图2）。其三，“花钱买机制”的长效作用显现，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完善内控和信贷风险管理提供正向激励。2010年陕西县域机构不良贷款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比2006年缩小了8.2个百分点。说明虽然陕西省县域机构起点较低，但发展速度较快，不良资产化解效果较为显著。另一方面，从全省来看，关中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最高（15.8%），陕北地区最低（0.08%），二者相差15.7个百分点，说明陕西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水平的区域差异很大。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外部运营环境现状如下：（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上涨的趋势（见图3），从2006年的人均2 374元增加为2010年的人均5 220元，翻了两倍。其中，陕南地区由于土地资源禀赋条件较差，农业经济发展空间有限，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最低（377 5.2元），关中地区土地资源丰富，种植业相对发达，政府惠农政策的支持力度较大，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最高（5 587.8元），二者差距1 090元，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县域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见图4），2010年财政支农资金达到12 905.4万元，是2006年（2 191.0万元）的5.89倍，，增幅达到了56.4%。由此可见，县域地方政府认真落实了《农业法》关于财政支农的相关规定，不断增加对“三农”领域的资金扶持力度。（3）县域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逐年降低，财政赤字逐年加大（见图5），由2007年的0.59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4.25亿元，增幅为66.1%。其中，陕北地区借助资源经济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个别区县政府财政收入结余最高达102.83亿元（神木县），而陕南地区的政府财政赤字最大，最高赤字达到11.67亿元（山阳县），二者相差113个亿，显示出财政收支方面的极大地区差距。（4）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变动不大，总体小幅上升（见图6）。2010年农业贷款市场份额为66.6%。可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仍扮演着主力军角色，邮政储蓄银行等机构的小额贷款业务要想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仍需假以时日。
（二）实证结果解释
本文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用于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的原假设是：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量没有实质上的差异。检验结果如表2，检验统计量等于36.66，其概率值等于0.00，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量有实质差异。通过进一步的检验，最终本文选择随机效应的变截距模型对数据进行估计，所得估计结果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调整后的R2=0.575 9，F=7.525 3，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拟合情况较好，本文所选择的影响因素指标能够解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
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机构不良贷款率就下降0.069 4，支持假设1，说明农民收入对机构信贷风险具有正向影响。提高农民收入，带动农户的储蓄能力和投资努力，对于降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十分重要。首先，农民收入提高，其偿债能力会随之增高，可以直接降低信贷违约概率。其次，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存在“不轻言债”的借贷文化，即如果家庭收入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所需，能够维持一个不贫不富的生活，他们便不会轻易“告贷”。因此，增加农民收入，会降低农户对救借贷的依赖。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利润的增加，传统小农对于扩大再生产，投资新领域和采用新技术将产生巨大热情，涌现出了更多的种养殖业大户，其投资型和创业型生产资金的信贷需求随之增多，而后者的信贷风险优于前者，需求结构的转型能够降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总之，金融业是配置资源的，只有搞活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农村信贷投资的成长性和收益性才会显现出蓬勃生机，才能转变人们对于储蓄和投资，信用和风险的认识和态度，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防范提供持久动力。
2.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力度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0.011 7，支持假设2，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对机构信贷风险具有正向影响。我国农村地区有效资金的供给主要来自于财政支农和银行信贷两个渠道。其中，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包括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资本存量和农业研发能力，可有效替代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消费性支出可以减少农村居民为了公共组织有效运转而承担的成本。转移支付性支出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和提供社会保障，可降低农民的生活成本。可见，财政支农支出可替代部分农民消费支出，提高农民收入的可支配份额，这对于降低农户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提高农民的偿债意愿和能力，减少不良贷款的发生率有促进作用。
3.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正相关，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1.38×10-7%，支持假设3，说明当前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已经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产生影响。这与王连军[5]认为政府干预对信贷规模的扩张存在明显影响，并没有造成不良贷款的上升的结论有所不同，显示出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较强的干预力度。其原因在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承担着政策支农的任务，政策性亏损成为地方政府利用“三农”问题政治化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寻租”的隐性担保。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债务融资需求就越大，由此转化的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配置的干预就越多。而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利用，用财政预算的软约束扭曲金融交易的合约原则，会产生大量无效的金融交易，导致金融机构潜在信贷风险的上升。由此可见，虽然目前尚未构成巨大威胁，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问题与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问题相互交融，无论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历史包袱的清收和化解，抑或是从源头上控制新增不良贷款，都需要切实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减少地方政府干预。
4.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市场份额与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农业贷款的市场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0.059 4，不支持假说4。说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仍是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市场竞争并没有显示出对降低信贷风险的激励作用。市场份额对信贷风险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由于供给能力较强的机构，自身的管理能力相应也较好，表现出较强的信贷风险防范能力。其二，佐证了农业和农户贷款的不良贷款发生率低于其他类型贷款的观点韩俊等人的调查显示，农业和农户贷款的发生率远低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不良贷款的发生率，并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穷人是讲信用的”。农业贷款市场份额较低的机构，其信贷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可能性增大，而来自于乡镇企业倒闭、政府干预等原因的贷款，信贷资金集中，不良贷款发生率高，很容易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质量形成较大影响。不过，如前所述，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然仍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但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已在发育，健全信贷风险管理机制，增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市场竞争力已成为关系未来市场竞争成败的重要课题。
5.机构治理水平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风险显著负相关。机构治理水平提高1%，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0.085 2，支持假说5。这与刘艳华[10]的研究结论一致，认为总体上“好”的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的防范效率高，说明信贷风险管理需要以更好的内控机制作为支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机构， 信贷风险管理始终是其最重要的工作， 而内部控制又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科学的内部控制机制有助于实现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的高效，有助于引入科学的信用评估、担保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降低金融风险。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6～2010年的陕西省104个区县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为样本，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对降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有正向促进作用。（2）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资金投入及其政策引导功能，对降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有正向促进作用；（3）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干预县域金融资源配置的动机就会越大，不利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管理。（4）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性约束效果尚未显现，农业贷款市场份额越大，机构的不良贷款率越低。（5）机构治理水平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健全农田保护与农地流转机制，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利益的方式，激励农民农业投资行为和新技术的采用与推广。第二，合理确定财政支农投资重点，优化投资结构；调整农业产业政策，服务农业产业升级；培育财政投资引导机制，扩大财政对农业投资的乘数效应。第三，以利益诱导的方式和新型绩效考核制度的配套实施，消除地方过度投资冲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降低政府对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运作的干预动机。构建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监测体系，防止因政府的融资渠道不畅和项目资金链断裂引发大规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第四，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放开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扎实推进利率市场化改进。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存款款保险制度，分散金融机构风险。第五，以增资扩股为契机，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明确产权关系，严格执行“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使其真正实现对决策者权利的制衡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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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和风速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部因素；审计风险；影响；对策
1 理解审计风险的涵义，使外在因素内在化
审计风险是审计人员在具体工作时应该关注的重要方面。通过理解审计风险的涵义，有利于审计人员分析和判断可能出现的审计风险，这也方便了后期做好控制审计风险工作。不过在实际的审计行业中，就算是审计人员所提供的审计报告是准确的，但是一旦使审计单位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那么他们不会去追究问题出现哪里，只是希望能够从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相应的补偿。这种现象对于审计行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从本质上看，审计是一种“购买风险”行为。一旦审计人员“出售”的“信息”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要，注册会计师就可能面临被诉讼的风险。审计风险涵义的扩大，使审计风险的决定不仅仅取决于审计客户与审计人员的会计和审计行为，审计关系的第三方（报告使用者）和外部环境各因素将转化为审计风险的内在因素，直接对审计总风险产生影响。
2 外部因素对审计风险的影响
2.1 传统财务报表的缺陷加大了审计风险
2.1.1 确认与计量原则使财务报表偏离了企业真实价值
过去的财务报表往往习惯于通过历史成本来反映一个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情况，使用者通过这个财务报表能够更加了解这个企业的真实情况。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些企业为了能够更好地把自己展示给其他人，往往在财务报表上并不体现负债情况，同时企业有些资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计量。传统的财务报表还存在一个弊端，就是不能把企业的知识性财产和人力资源具体体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这也就无法真实地体现出企业的收益情况。
过去的财务报表只是针对企业的硬资产进行计量和确认，使用者需要根据这些数据制定相应的决策。也可以说资产的计量和确认是为决策服务的，一旦资产信息和决策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那么信息的真实性就会发生改变，这就导致审计目标和财务报表的使用者的目标出现背离。审计报告的使用者不仅仅希望能够从财务报表中看出企业过去一年或几年的财务情况，同时也希望通过财务报表对未来的企业发展有一个适当的评估，并制定发展政策，尽量减少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一旦财务报表不能满足使用者的这种需求，那么就会出现审计风险。审计人员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的营运情况，那么风险会相应地增加。
2.1.2 财务报告滞后引起审计风险
财务报告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及时性，但是当前的财务报告却很难实现及时性，也就是不能第一时间反映出企业的财务情况，这对于企业决策是十分不利的，同时也不适合企业发展的需要。审计工作是在财务报告制作完成之后进行的，所以财务报告的滞后必然导致审计工作的滞后，使得审计数据难以在第一时间获取，进而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影响到审计人员对数据的准确判断。企业的决策都是建立在最新的数据信息基础上，所以滞后的信息必然导致决策缺乏科学性。当前的审计报告也只是对过去历史的陈述，已经失去了本身的价值。如果使用者不考虑企业的当前情况，只是根据审计报告进行决策，一旦出现决策失误，那么必然会认为是会计人员工作出现了失误，追究会计人员的责任。
2.2 经营失败带来的审计风险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是当前外部竞争日趋激烈，难免会有一部分企业出现经营失败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势必会连累到审计人员，而目前很多的会计人员并没有深刻理解经营失败和审计失败之间的关系和差别。审计界经常强调经营失败和审计失败之间没有联系，但是实际情况是一旦出现经营失败，报表使用人往往会认为是审计失败导致的，这就给审计人员带来一定的审计风险。审计工作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审计过程也十分繁琐，在具体审计过程中很难判断审计人员的工作是否严谨，司法方面也很难判断审计方和被审计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3 审计人员的对策
由于影响审计风险的外部因素越来越多，而且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外部因素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使得审计人员很难适应变化如此之快的外部因素对审计风险的影响，控制工作往往很难落实。审计领域根据现代审计要求对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做好审计风险控制工作，减少外部因素对审计风险影响的不确定性。
3.1 增加审计程序，降低内在风险
每一个企业都存在着经营风险，作为审计人员在了解到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审计风险时应该制定该阶段的审计计划，帮助被审计单位及时了解自身的情况。在审计风险中，被审计单位的行为和固有风险以及控制风险有直接关系，会计事务所应该选择有经验的审计人员，根据相关的审计程序，使出现审计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3.2 关注期后事项的发生，注重期后事项的审计
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巧号――期后事项》规定：“在审计报告日之前，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期后事项是否发生。”“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实施审计程序或进行专门程序以发现审计报告日到会计报表公布日发生的期后事项，但应对其知悉的期后事项予以关注，并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期后事项的审计不仅是对期末余额审计的辅证据，而且是对审计一报告滞后性的修正，使报告使用者了解资产负债日后企业经营的重大变更事项，并对报表公布日财务状况作大致的确定。但为了减少审计风险，审计人员应考虑在成本费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关注报告发生日的所有期后事项，并对企业该期间的经营状况作适当判断，对影响企业发展趋势的重大事项在审计报告中作必要披露。
3.3 在报表附注中提供稳定、真实而综合的风险信息
在审计人员制作报表的过程中可以增加一张关于企业风险披露的报表，通过上面的数据就能够了解到当前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次要风险，这样企业就能够据此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尽量减少风险造成的企业损失。此外，通过提供真实的风险信息，还能够使报表使用者参与到风险收益判断，这也能够减少审计人员所承担的诉讼风险。
审计人员还应该在审计的过程中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经营情况，并对外部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判断，同时关注企业内部各种资产类型的情况，特别是人力资产和无形资产，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出企业的真实情况。作为审计人员应该在审计工作中坚持谨慎的态度，并严格按照相关的审计要求开展工作，运用相关的计算机软件技术，尽量降低审计风险发生的机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章对当前审计风险的相关内容以及外部因素对审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审计人员的相关对策。审计工作是会计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被审计单位及时了解自身发展情况具有积极作用，并制定出科学的发展策略。做好审计风险控制工作，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对整个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龙平，陈建明.独立审计准则导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