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的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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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的边塞诗范文第1篇

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当时诗坛上影响较大的诗派。因为岑参的边塞生活体验最为丰富，他两次从军，主要出于边塞立功的慷慨豪情；他又是一位性情极为好奇的诗人，因此他重点以边塞、从军等为题材，总是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丽风光和异域风情及守边将士在极其艰苦环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等来显示其艺术特色。这些边塞风光和风情，一到他的笔下，便全部变得神奇瑰丽起来。由于特殊的军旅经历，所以岑参成为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风雄健豪伟，奇丽险怪，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岑参的这些边塞诗，极大开拓了边塞诗歌的内容和范围。从而使边塞诗歌内容十分丰富广阔，创造出边塞诗歌广阔境界和新颖风格。

如果说岑参的边塞诗是“奇逸而峭”，那高适诗则“悲壮而厚”。尽管岑高二人虽然都有军旅生涯的体验，他们是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但诗风却不尽相同。作为一位真正具有军事才能的政治家和著名诗人，高适的诗歌融汇了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和冷静观察，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战争，亲身体验过丰富的战争生活经历。同时也无数次亲眼目睹过边塞风光。他总以政治家的眼光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论的笔调表达对战争的意见，反映现实的深度在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中首屈一指，特别是代表作《燕歌行》。全诗以奔放的语言，沉郁苍凉的风格，描绘出战争的激烈艰苦和战士们的英勇精神；同时对边庭主将骄奢逸，不惜士卒行为表示不满，表现了作者对士兵的同情。诗中所描写的如：“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问”，“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群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等；充分表现战争的极其残酷和艰辛，同时也歌颂了将士们勇敢的杀敌精神及爱国情怀。

边塞诗派中还有一位享有盛誉的诗人是王昌龄。他的诗以五古、七绝为主。历史上号称“七绝圣手”。如果就体制之备，题材之广和数量之多说，实不如岑参高适和李白杜甫；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岑参高适而三，宫怨诗与李白争胜，卓然为盛唐一大家。他的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选语之奇，均有独到之处。殷瑶说他的诗“惊耳骇目”，刘晌说他的诗“绪微而思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多是写将士豪迈气概的。如：“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军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以及“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日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等。这些诗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如闻战场的鼓声，如见战斗的场面。沈德潜说： “少伯(昌龄字)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将士们抖擞的战斗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被诗人以强有力的语言充分表现了出来。所以诗境慷慨而昂扬，令人振奋。

与岑参高适的边塞诗相比，岑参高适的诗善于用长篇的七言歌行，铺写塞外风光和战争场面，意境雄阔高远，色泽浓烈，笔力粗犷，以雄放的风格见长；而王昌龄则以短小的七绝形式，概括凝练的语言及和美的音律，抒写战争军情，寓雄浑与自然之中，表现出清峻的风格。王昌龄的边塞诗更多在于意和境的结合，使意和境浑然一体，开拓出超凡绝俗的艺术境界。边塞诗派所创造出的独特而又丰富的意境美，同田园诗派及其他诗派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并且在诗意提炼和诗境创造上，匠心独运，独树一帜。

岑参的边塞诗范文第2篇

人物简介：岑参，唐代边塞诗人，南阳人，太宗时功臣岑文本重孙，后徙居江陵。岑参早岁孤贫，从兄就读，遍览史籍。天宝三载进士。初为率府兵曹参军。后两次从军边塞，先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天宝末年，封常清为安西北庭节度使时，为其幕府判官。代宗时，曾官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大历五年卒於成都。

主要作品：岑参工诗，长于七言歌行，代表作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现存诗三百六十首。对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有亲切的感受，故其边塞诗尤多佳作。风格与高适相近，后人多并称“高岑”。

（来源：文章屋网 ）

岑参的边塞诗范文第3篇

边塞诗作，从《诗经》时代即已有之，经过汉、魏乐府诗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在诗坛蔚为大观，“入唐以后，边塞诗迅速地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的时代算起，直至隋代，现存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边塞诗即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特别是到了盛唐，出现了边塞诗空前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高适、岑参、李白、王维、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崔颢等盛唐著名的诗人，创作了大量达到一流水平、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作品，使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与王、孟山水诗派一起，成为盛唐最主要的诗派之一。”[1]

然而，建国以来学界对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尽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乃至该诗体的继承、影响，边塞诗人间的比较等各方面的探索已十分完备，但大多仍局限于纯文学领域的研究，视角较为偏狭和单一，对此，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曾提出：

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文化背景贴在作家作品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研讨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2]

而任文京先生的论著，正是借鉴了傅先生的观点，采用了“历史――文化”的交叉研究方法，以全面的历史、文化、政治、地理、民俗多维视角，对唐代边塞诗歌加以宏观审视，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开拓了边塞诗研究新的理论境界。

通观其论著，理论体系完备而内涵充实，既挖掘探索了唐代边塞诗人的精神世界诸如历史意识、英雄意识、忧患意识，又有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对边塞诗创作的影响研究，还对边塞诗的战争与和平主题、闺怨主题等深入加以探讨，虽属宏观研究，但所有结论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可谓“宏观着眼，细部阅读”，理论创新点亦随处可见。

比如作者从唐代边塞诗人精神世界中的“汉代情结”出发，去探索边塞诗中的历史意识，就超越了前人仅把边塞诗中的汉代人名和地名作为“以汉喻唐”的比附手法的简单认识，而探究到了其本质内涵：

唐代边塞诗人具有浓厚的汉代情结，这是由他们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意识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诗人时代责任感的鲜明体现。一般来说，人们对某一历史所持的态度，也取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代情结是唐代边塞诗人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观照和对理想的追求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主体精神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质，唐朝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气度，它更需要从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寻求符合时展的精神营养和力量源泉。

唐代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以汉代唐，并多次提到汉代的军伍英雄，过去评论者多将此视为一种修辞方法，或认为是诗人就一事而发感慨。实际上，唐代边塞诗人对汉代情有独钟，是他们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既有唐代复杂的社会原因，又是唐代对汉代军伍文化承传的结果。汉代情结通过诗歌反映不能认为是语言现象，而是典型的文化现象。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反映了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3]

其次，作者由唐代边塞诗人的历史意识，继而探寻由此生发出来的英雄意识，“唐代的文化背景孕育了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英雄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古今英雄的景仰和崇拜，即他们在诗中充满深情地赞美和歌颂英雄；二是他们以英雄为榜样，付诸行动，渴望建功立业，济世经邦，拜相封侯，留下千古美名；三是由于时代的熏染或亲历边塞，唐代边塞诗人心中的英雄以军伍英雄为主。事实上，唐代具有英雄意识的不仅仅是诗人，整个社会都是如此，而整个时代崇尚英雄的风气，又是唐代边塞诗人产生英雄意识的基础。同时，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也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承继，当这种意识转化为情感、信念、理想和追求时，就会对诗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3]并且，作者透过对大量唐代边塞诗具体作品的分析，把这种历史意识和英雄意识，视为“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其理论高度得以抬升。

再次，该书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地域文化之间联系的考察，亦富于穿透力，作者通过对于大量唐代边塞诗作品的细致梳理，认为地域文化不仅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亲身出塞有促进作用，也对于诗人形成开阔的地理视野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前人多未涉及的理论问题――“北方的尚武之风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北方战乱不息，民风民俗与南方迥然不同。北方大部分地区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接壤地带，由于临近边塞，地理位置特殊，民性强悍勇猛、崇尚武风。……隋唐时期，北方这种尚武之风仍然炽烈。……整个社会弥漫着尚武之气，也在强化着军伍精神。在如此浓烈的社会氛围之中，诗人耳濡目染，被文化浸润，受风气熏染，于是尚武慕侠，投笔从戎，也就必然成为他们所要选择的人生之路。”[3]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不囿于传统，而有大胆创新之处，书中大量借鉴了数理学科的图文列表、数据统计等计量方法，能够更加直观清晰的说明问题，如天宝初十大节度使经略兵马配置统计表，元和年间吐蕃犯边的统计表，中唐诗人李益边塞诗中反映“汉代情结”的语词统计等，均在占有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所得出的结论客观、真实可信。

本书的作者任文京先生，现为河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兼任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河北省“四个一批”人才等多项称号，责编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并获得了多项河北省政府颁发的图书奖和优秀畅销书奖；多年来主要从事唐代边塞诗研究，并在《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博士阶段师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先生，《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一书主体即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系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曾获得诸多唐代文学专家的认可与好评。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会推动着今后唐代边塞诗研究，向着更高要求、更深层次、更新角度获得理论延伸！

参考文献

[1] 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2] 傅璇琮.《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岑参的边塞诗范文第4篇

王昌龄的称呼有“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王昌龄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人交往深厚。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边塞诗最为著名，著有《王江宁集》六卷。

王昌龄（698—757年），字少伯，并州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唐朝时期大臣，著名边塞诗人。

开元十五年（727年），进士及第，授校书郎，迁龙标县尉。参加博学宏辞科考试，授汜水县尉，坐事流放岭南。开元末年，返回长安，授江宁县丞。安史之乱时，惨遭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

（来源：文章屋网 ）

岑参的边塞诗范文第5篇

微山亭赋韵中写道：“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这首诗的特色是“大中融小”而又“以小见大”。作者首先展开一片宏大的秋日清朗的天空来：但见南天一抹白云经不住带着丝丝凉意的北风的撩拨，悄然北逝；而一群北雁却为避寒秋而翩然南来。睹物生情，作者联想到自己。自己的故乡在辽远的北方，却为躲避战乱，寄居南朝，正如这南飞之雁；然游子思乡之情却因此而愈笃，如同北逝之云，可谓“身在南朝心在北”矣。一个“逐”字，说明思乡之切，欲逐南云而飞去，是主观上强烈的愿望，与下句“随”字相对照：“随”有被动无奈之意，写出他避乱南方的无可奈何。作者写的是秋景，南云飞逝，北雁南飞，都暗示北风已起，是“不写之写”，更写不尽凄凉。接着，笔锋一转，由大入小，写故乡篱下之菊，暗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意，写出对故乡闲适生活的眷恋。民间又有“重阳把酒就”之俗，而今诗人却只能寄身天涯，两相对照，好不凄凉。“今日几花开？”一问将思恋情结发挥至极，将意象浓缩到极小，着意于花，实是于极小中见极大。一问之中饱含不尽情思，使小诗戛然而止，但余韵无穷。

王维的《杂诗》也是一首五言：“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这是一个精致的小品，与此类似的还有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等，都是借一事一景的生活片断抒发深沉的情怀。诗人截取了这样一个情景：故人从家乡来，诗人得知，喜不自禁，料他当知故乡之事，却不问家人，不问亲人，独独问起那窗下寒梅。看似不通，实则正是诗歌艺术剪裁的妙笔。所问琐事，读者自了，惟寒梅着花一事，说尽了诗人的细致，连这样的小事都问到了，可见他思乡之切。而寒梅一枝，暗香浮动，既添小诗之情趣，又表诗人之高洁。可以说“问梅”是一个十分别致的典型情节，成为了这首诗的点睛之笔。“绮窗前”、“着花未”更充满了生活情趣，衬出对故乡的不尽思念，“诗中蕴味，尽在其中”。

岑参的《逢入京使》是首七言诗：“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