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翻译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翻译论文范文第1篇

如果说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那么作为语言的核心和精华的成语更是文化的结晶，集中的体现了各自文化的差异。英语和汉语作为两门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现的是两种完全迥异的文化。

文化的最早定义是来自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泰勒，他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通过比较，英汉成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四方面。

（一）地理环境文化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同的自然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中国属于典型的大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气氛比较浓厚的国家，土地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至关重要，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和土地和农业生产相关的成语。如“挥金如土”“面如土色”“瓜田李下”等等。西方受海岛狭小范围的限制，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为了生存发展，航海业和渔业十分发达，英语中有很多关于船和水的成语，如plainsailing(一帆风顺)togowiththestream(随波逐流)、tokeepone’sheadabovewater(奋力图存)等等。

（二）风俗习惯文化

风俗习惯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在成语当中有较多的反映，特别是在动物形象上。龙在中西文化中代表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象征着吉利，汉语中与龙有关的成语一般都含褒义。如“望子成龙”“龙凤呈祥”等。但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是一种长着翅膀，能够从口中喷火的怪物，令人感到恐怖。因此，在西方文化中，dragon通常是邪恶的代表，adragon就常被用来形容飞扬跋扈、令人讨厌的人。

（三）文化

与有关的成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成语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佛教关的成语有很多，如“借花献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影响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在人们心中，God具有无上的法力。英语成语中有许多与God相关的成语。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Manproposes,Goddisposes。人们诅咒一个人常说Goddamnyou,危险过后常说Godblessyou。

（四）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指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典故。历史典故是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汉语的典故成语多出自《四书》、《五经》或神话传说，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等。英语的典故成语多来自《圣经》，希腊罗马神话或《伊索寓言》等，如：Achilles’hell，aPandora’sbox等。

2、英汉成语的翻译策略

一些翻译理论家，如兰博（LamBert）和雷恩（Robins）认为：与其把翻译视为一种双语之间的转换活动，不如把翻译看成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由此可见文化必须纳入到英汉成语翻译的研究范围，王佐良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人们全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语翻译更应遵循这个原则。奈达说：“Thebesttranslationdoesnotsoundlikeatranslation”,鲁迅先生讲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为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就成语翻译而言，就是能直译的就直译，不能直译的就意译，尽可能在译文可读性和保留原语文化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确保在最大程度上将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呈现给译文读者，达到“文化传真”的目标。实践当中，英汉成语翻译通常采用以下方法：

（一）直译法

直译法，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成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如：Agentleman’sagreement(君子协定)；Wallhaveears（隔墙有耳）；竭泽而渔（todrainapondtocatchallthefish）;前人栽树，后人乘凉（Onegenerationplantsthetreesunderwhosetradeanothergenerationrests）。直译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原成语的比喻形象、民族色彩，可以丰富译语的词汇，使读者体验到一种新鲜感。

（二）直译加注法

有些成语，其历史典故文化比较浓厚，直译之外，还需加必要的注释。如aDonJuan唐磺。意为风流浪子。DonJuan是英国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勇敢、风流的骑士。现在，他经常被用来指代具有这些品质的年轻人。这类成语如果不加解释地直译出来，译文读者一般很难理解其寓意。再如，汉语成语“班门弄斧”：showoffone’sproficiencywiththeaxebeforeLuBan,themastercarpenter。如在译文中不加后半部分解释语，只译LuBan,恐怕大部分英国读者不知道LuBan为何许人，自然对这一成语的理解会产生疑惑。

（三）意译法

意译法指翻译时仅保留原文的意思而不保留原文表达形式的方法。当由于文化差异而无法直译，直译加注释过长，会破坏成语的简洁性和可读性时，就用意译法，灵活传达原意。如英语成语Twofriendsarehandinglovewitheachother(亲同手足)，tosnapandsnarlatakind-heartedman(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汉语成语具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很多情况下在英语中难以用直译法体现，也常采用意译法，虽难以保全成语的文化特色和形象，却能简洁地反映出成语的喻意。如事实胜于雄辩Factsspeaklouderthanwords。背黑锅holdthebag，汉语口语中“背黑锅”的说法意指某人干了坏事而责任却落在未干坏事的人身上。英语中把这种情况说成“捧着布袋子”（holdthebag），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人讲holdthebag既可能是同犯错误的人，也可能是没有牵连的人。

（四）直译加意译法

应注意到，直译和意译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为保留原文形象，并使译文畅达，英汉成语可部分直译，部分意译。如成语“东施效颦”，如意译成Dongshi,anuglywoman,knittinghereyebrowsinimitationofthefamousbeautyXishionlytomakeherselfuglier,英文读者会由于不知道西施是何许人而无法理解其含义。若采用直译加意译的方法，在上文之后加上意译“blindimitationwithludicrouseffect”,其意便一目了然了。在英语中有这样一句成语“EvenHomersometimesnods”，在这句成语后面，译者会加上一句“Eventhewisearenotalwaysfreefromerror”，正好对应了汉语成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五）回译法

有一小部分成语，本来自于源语，翻译时可采用源语的成语，如以眼还眼aneyeforeye，鳄鱼的眼泪crocodile’stears，武装到牙齿armedtotheteeth等。

3、结束语

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成语具有较大的文化信息负载量，是英汉民族语言中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部分。正如Lotman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的。”在翻译成语时，关键是把握好汉语和英语各自的文化，运用文化差异的视角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用恰当的译法，尽可能了解民族语言与文化，深刻理解成语本身的意义，才能使成语的翻译达到最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M].Leiden;1964

[2]PeterNewmark.翻译问题探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包慧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5]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6]鲁迅，“题未定”草[A]，鲁迅杂文全集[C]，洛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7]孙会军、郑庆珠，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0，(5):11-14

[8]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J]，翻译通讯，1984(1)

[9]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翻译论文范文第2篇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著，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2、把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到翻译理论中来；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论文。”（周仪、罗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研究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的旗号；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著、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Myideashavechanged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分析，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当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二、奈达思想转变的原因

1.对翻译作用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运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作品、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00）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陈德鸿、张南峰，2000：126）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作用等同于应用理论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应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作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00）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另外，“奈达在阐述自己提出的新观点时，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技巧问题，而较多的涉及翻译中的语言学、风格学和修辞学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从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翻译的普遍原理作进一步的探索”。（谭载喜，1991：79）奈达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探讨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在微观层面上对具体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得出的理论也就远离实践。因此他现在过多的强调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

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2.屡次强调单一的翻译准则

奈达最初的研究认为，翻译研究应“采用描写性而不是规范性”（谭载喜，1983：51）。通过描写得出的原则本身就应是开放性的。而非规范性。但在《笔谈中，奈达却一再认为别人所说的准则都是规范性的，如他说“……大多数专业译者屡屡违反理论家们定下的许多规矩……”、“……非严格遵守不可的规矩。”显然这与他最初设定的翻译准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翻译标准本身的描写性质也注定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描写现象范围的限制，用描写方法总结出的理论或标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奈达描写的现象主要集中于《圣经》翻译文本，而《圣经》是用来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注重的是听众或读者的接受情况，追求交际的效果，所遵循的原则是“功能对等”或“交际理论”。为达到这一目的，适当调节或改变形式是符合其原则的。如在没有雪的语言里，人们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换成白如霜或白鹭毛等保持交际功能未尝不可。（谭载喜，1991：273）但若换成文章或医学文章，再去依照交际原则进行转换肯定是行不通的。这也就说明任何准则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对这一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劳的。

，越来越多的者开始认识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因此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正坤），“翻译不确定性”（奎因，参见郭建中，2000：90-98）。杨晓荣教授主张的“条件论”就是通过对翻译标准不定性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她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文章翻译标准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每一条标准都应有其适用和不适用的情况。目前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其实如果将各自所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许多争论就会不攻自破。

3.过多强调和依赖语言学的作用

《笔谈》中他讲道，“要想翻译好就得多学语言学，其实不然。”首先笔者不清楚奈达先生说的“翻译好”指的是“翻译理论好”还是“翻译实践好”。不过不管是指哪一种，我们都要首先认识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单凭语言学知识去搞翻译研究是不行的。“我国一位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翻译理论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翻译与语言除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还有毫无关系的一面，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译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语言学理论难以驾驭翻译的全过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郭建中，2000：107）奈达从描写语言学研究转到交际理论，再到符号学研究这一过程充分表明他本人也是意识到了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局限性，所以变换了研究的角度。但在《笔谈》中他仍认为其他人从事翻译理论研究非常依赖于语言学知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提出的阐释学、目的论、结构主义及多元系统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现象做出了较为、客观地。这足以证明人们研究翻译理论不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

三、重新认识翻译理论

1.正确认识翻译学的结构框架及翻译理论在其中的位置

众多研究翻译学的学者几乎都谈过对其框架结构的构想。如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结构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翻译学”三个部分；金堤提出的翻译学分为翻译学基础理论、翻译学本体理论、翻译学专项研究和翻译技巧研究；杨自俭主张的翻译学包含翻译工程、翻译和翻译学；刘宓庆的译学构想框架中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两部分。范守义认为翻译学可由“基本理论”、“应用技巧”和“多视角研究”构成。威尔斯提出译学应由“普通翻译学、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描写翻译学和涉及两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翻译学”构成。（谭载喜，1991：283）再加上霍姆斯的“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位学者在构想译学框架时，虽然用的术语不一致，但无一例外地将理论与应用部分划分开来。在他们看来，理论是整个结构的核心部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远离实践部分；而具体指导实践活动的属于应用部分（或是应用翻译学、翻译工程、外部系统、应用技巧、应用翻译理论）。杨自俭（2000）说过，“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我们当前的就是理论与应用界限模糊，常常有人将理论与应用混淆起来，看不到理论的作用，进而引出“理论无用论”的说法。当前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理论的抽象概括还差得很多。霍姆斯也说过，“翻译研究各分支之间缺少一个清晰的界线是阻碍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障碍”。（Weissbrod,1998）杨自俭（2000）说，“理论核心抽象度高，独立性强，是学科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为早日建成翻译学，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描写与研究。

2.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为形象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先画一个简图：

翻译实践部分

应用翻

翻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学翻译；形象思维；小说；诗歌；艺术

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学大师都在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国的李泽厚，都把形象思维当作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1形象思维的概念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遵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始终依赖于具体的形象和联想、想象来进行思维的方式。众所周知，形象思维是由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此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许多西方美学家曾经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这个概念。我国古代的许多文论典藉中也有着大量的同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论述。

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于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定义形象思维的，“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而说的”，“形象思维的特点与精义在于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维。”不管是哪个定义都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它是文学工作者进行创作时必须调动的思维模式。

2形象思维与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论中虽未出现“形象思维”的字眼，但是有关它的论述却自成体系中国文学创作者很早就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与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有关，单个汉字（早期的甲骨文最具代表性）便是脑海中的一个形象，甚至十几个形象组成的画面。其中以早期甲骨文最为典型，因为那是汉字的最初原始形式，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尤其是上实际的汉字改革-变繁为简。很多汉字已经失去象形特征。但也有不少保留，比如休息的“休”字让人联想到一人靠在树上歇息的画面。这种造字的思维模式运用于文学创作上便是形象思维。

中国古代有关形象思维的研究比较代表性的是“言（象）意”论，象即为形象。子曰：‘立象以尽意’，正始时期，王弼以庄解易，融二家之说而进一步发挥。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一象尽，象以言着。这一段可简化为“言”“象”“意”的认识链条，即通过言象以达意。在这个认识链条中，“意”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然而，“象”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中间环节。“言”，只是“明象”；而“象”，才能“出意”；无“象”，即不能达“意”。可见形象思维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固有特征。

文学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文学创作是意-象-言的过程，那么文学翻译便是言（源语）—象—意—象—言（译入语）的过程。即译者运用形象思维，调动一切感官活动，透过语言符号文本，通过想象和联想把物化的形象转化为译者心中的审美形象，再用另一种语言符号将其物化，其物化过程也必然用到形象思维。用形象思维去理解原作，解析源语文本，再运用形象思维去表达原作，建构目的语文本，形象思维贯穿于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

二形象思维与文学翻译

1形象思维对文学翻译大有裨益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翻译一定程度上可杜绝误译、死译、硬译。兹举例说明

原文：Arudenoisebrokeonthesefineripplingsandwhisperings,atoncesofarawayanssoclear:apositivetramp,tramp;ametallicclatter,whicheffacedthesoftwave-vanderings;as,inapicture,thesoildmassofacrag,ortheroughbolesofagreatoak,drawnindarkandstrongontheforeground,effacetheaeiraldistanceofazurehill,sunnyhorizonand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

译文1：一阵如然而来的猛烈声音，那样辽远而又那样清楚，打破了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这确是阵阵踏地声，是金属的得得声，它将轻微的浪声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张图画之中，那大堆的峻岩，那大橡树的粗干,又黑又粗画在前面，把那有着碧蓝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线，色彩互相混合的有云的远方，给抹煞了一样。

译文2：一种粗重的声音，遥远而清晰，打破了这委婉的汩汩声和低语般的喃喃声，一种确确实实的脚步声，一种刺耳的得得声，把轻柔的水波流动声盖住了，犹如在一张画中，大块的岩石，或者大橡树的粗硬树干，用暗色画出来，在前景显得十分强烈，把青翠的山峦、明丽的天际和色彩互相渗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组成的茫茫远景压倒了一样。

本文摘自《简爱》，简爱第一次见罗切斯特的经历，选自第十二章，这里有许多动作描写和对人物外貌了解。“rudenoise”分别被译成“突如而来的猛烈声音”和“粗重的声音”，这两种译法均未能很好的表达出rude一词的意思。这里的rude仍有“粗暴”之意，是简当时的心理感受：好端端的风景和悦耳的流水声被这声音破坏了，所以这个词仍宜译为“一阵粗暴的声音”。此段最后，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两种译文也均有不自然指出，不如译为：“色彩交融的云朵”。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翻译过程中丢弃形象思维，那么译者下笔就枯索呆滞，语言流于公式刻板，缺乏生动活泼，如同枯木一般毫无声息，与读者便觉译文艰涩生硬，惨不忍睹，原文风味尽失，意境全无。这样的译本应该是钱钟书先生所指的“消灭原作”的了。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运用形象思维，才能使译文生动，符合译入语的文章习惯。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了原作的名誉。”（《七缀集》第69页）

文学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追溯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运用形象思维用地道流利的艺术语言再现原作的意旨，情趣，典型的人物形象，意境等等，那么译者便如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灵感如泉涌，达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了。自然此种境界的实现还依赖于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作者自身的艺术修养与品位（taste），但是形象思维是必备条件之一，这样译文才会枯木逢春一般生机勃勃，生命力持久。

2运用形象思维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小说的人物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经过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他比生活中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因此作者往往花大力气力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言谈举止间尽显自身特点，作品读来觉得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需要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敏感体味，人物性格的把握之外，还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作者要握有马良神笔来塑造人物，下笔如有神，使人物在笔下活起来。因此，运用形象思维能够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小说中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比比皆是，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有人曾这样评价其中的人物:《红楼梦》有许多个性鲜明的文学人物他们仪态万千，无异于人物的艺术画廊。他们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各具特色，大多数人在性格上不能简单地律条绳墨。因此小说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作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便成为小说译者的中心任务，状物叙事，抒情议论，描写均应为其服务，文章的遣词造句更需慎之又慎，力求人物如在目前，其语如在耳边。译者要把握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需先透过语言文字本身捕捉并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甚至灵魂，借助原作者的艺术手法，用地道流利的语言再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兹比较《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来说明形象思维的运用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红楼梦》）

（1）杨宪益译：AsTai-yuentered,asilver-hairedoldladysupportedbytwomaidsadvancedtomeether.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butbeforeshecouldkowtowtheoldladythrewbotharmsaroundher.

“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andburstoutsobbing.

（2）霍克斯译：AsDai-yuenteredtheroomshesawasilver-hairedoldladyadvancingtomeether,supportedoneithersidebyaservant.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Jiaandwouldhavefallenonherkneesandmadeherkoutow,butbeforeshecoulddosohergrandmotherhadcaughtherinherarmsandpressinghertoherbosomwithcriesof“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这是黛玉初见贾母时的场景，通过描写，贾母在贾家的地位和形象立即跃然纸上。杨宪益先生的翻译向来以“直译”著称，透过此例便可管窥一斑。霍克斯的翻译译语言则更加生动活泼，充分展现了贾母的形象，塑造成功。总体而言，通过短短一句话里贾母的一系列的动作描写：catch,pressandburst体现出贾母所处的强势地位。所利用的动词都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包含译者对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人物活灵活现，能调动读者的形象思维，引发读者的审美想象。3运用形象思维再现诗词意境与神韵

在诗歌翻译上，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大多认为译诗必须也是诗。译诗关键在追求神似，闻一多强调要“抓住了他的精神”，茅盾说的“神韵”还有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诗歌讲究形神共济，意象融合，在对“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神的远邈，形象思维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手法，而且诗歌中的形象-意象往往是整首诗的眼睛，诗歌的意境和神韵皆源于此。诗歌翻译者应该作为读者感悟诗歌中的意象，进而追溯并把握诗人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诗歌意象，从而再现诗歌的意境与神韵。然而形象思维因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以及用以表现思维的语言的巨大差异而不同，因此光是言—象—意这一理解过程便是一件难事，要跨越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鸿沟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便是难上加难。兹例说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关雎》

短短十六字读来却美不胜收，让人称叹，究其原因在于形象思维的妙用。其一、运用隐而不显之暗比，即《诗经》常用的“赋、比、兴”中“比”这一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宋代朱熹曾在《诗集传》中这样概括“比”的艺术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1965年7月21日给谈诗的信的手迹。在信中，用比、兴两法诠释形象思维。诗中，用雌雄雎鸠来比淑女与君子，前两句看似写景起兴，实则与下句作比。其二、双字“关关”及双声词“雎鸠”，叠韵词“窈窕”。双字与双声叠韵两种表现手法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我国古代诗歌运用形象思维的典型代表，看一下西方译者是如何再现原诗的艺术形象的：

(1)Theysentmetogatherthecresses,whichlie

Andswayonthestream,asitglancesby,

Thatafittingwelcomewemightprovide

Forourprince’smodestandvirtuousbride.

(CFRAllen)

(2)Ontheriver-island-

Theospreysareechoingus

Whereisthepure-heartedgirl

Tobeourprincess?

(WitterBynner）

(3)“Fair,Fair,”crytheospreys

Ontheislandintheriver

Lovelyisthisnoblelady

Fitbrideforourlord.

(ArthurWaley)

(4)Kwan-kwangotheospreys,

Ontheisletintheriver.

Th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lady:—

Forourprinceagoodmateshe.

(JamesLegge)

相比较而言，译文3和4优于译文1和2，译者更好的理解了原作是如何运用形象思维的。首先两个译文了解到原作隐而不显之暗比，保留了原作的形式，译文3用ospreys作比ladyandlord,译文4用ospreys作比ladyandprince.译文1完全是原作的改写，不仅未能领会原诗的意义，更未能领会原作“比”的艺术创作手法，译文2虽了解到这一点，可以译者将原本隐而不显的暗比在译文中将其展现出来，于是意境丧失，美变为不美。而在对叠字“关关”和双声词“雎鸠”及叠韵词“窈窕”的翻译则差强人意，“关关”：afittingwelcome,echoing,“fair,fair”,Kwan-kwan,前两个译文完全忽视“关关”是叠字且摹声的语言特征，后两个译文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声义相兼之美已难再体味得到。至于“雎鸠”，译文1完全理解错误，其余皆译为ospreys,“窈窕”均采用解释性的翻译：modestandvirtuous，pure-hearted，nobl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且不说意译的意思是否与原诗“窈窕”等值，即便达意，但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也已完全丢失。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诗歌翻译必须对中国古诗词的形象思维的创作手法和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三总结

形象思维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译者都需要透过源语文本，充分感知其艺术形象，深谙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过程，再运用形象思维将艺术形象再现于目的语文本。即文学翻译的译者要经过言—象—意—象—言这一过程方能忠实地再现原作，读者也方能通过译作获得与原作读者相同的艺术形象和审美体验。有人曾说过：翻译实践是活跃译者思维、启动译者母语的途径。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作品翻译者，需要不断的整合和超越，把握形象思维，才能仰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繁荣本土化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化。

参考文献:

［1］黎千驹论文学作品的模糊性［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

［2］李智漫谈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J］山东外语教学，2000（3)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诗稿修订版［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6］傅雷著，傅敏编傅雷谈翻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7］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杨宪益译红楼梦［Z］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

［9］霍克斯译石头的故事［Z］英国：企鹅出版社，1973

［10］许渊冲译唐宋词一百五十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1］龚景浩译英译中国古词诗选［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翻译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写意性测试；翻译能力；测试方法；信度和效度

一、引言

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定期对学习者的外语能力进行测试和检验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我国的英语教学实践中，翻译曾被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和目标，翻译教学法也曾经盛行一时。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语教学水平的提高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对学习者的外语能力，特别是交际能力和双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给翻译的测试和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大型的测试中，如大学英语四、六级、专业英语八级以及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中，翻译都是必不可少的保留题目。然而，翻译究竟是什么，翻译能力包含了哪些方面，翻译测试的目的何在，如何设计翻译题型才能达到测试目的。翻译测试的信度和效度如何才能得到最满意的实现、这些都是翻译测试中需要理清的概念和重视的问题。本文着力分析翻译能力，并提出对翻译能力进行分析测试。以达到测试翻译能力的目的。

二、翻译能力分析

随着语言教学方法的改进，交际法兴起，语言测试不仅仅局限于测试语言知识，而是把重点放在运用语言的能力上(即交际能力)(高兰生、陈辉岳1996:5-13)。翻译测试则是对译者综合能力的测试，翻译能力不是单一的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能力体现，而是一项包含了诸多因素的综合能力体现。

要设计出合理的翻译测试题型，首先要把翻译能力分解成可以评估的因素。不同的学者将翻译能力分解成不同的因素，这里笔者参考PACTE(ProcessoftheAcquisitionofTranslationCompetenceandEvalu-ation)研究小组的分析方法，他们将翻译能力分解成六个因素(PACTE1998and2000)：

1、双语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inbothlanguages，包括原语理解和译语表达)；

2、语言外能力(Extralinguisticcompetence,包括翻译理论知识、双语文化知识、百科知识和主题知识)；

3、转换能力(Transfercompetence,理解和再现)；

4、职业能力(Instrumentalprofessionalcompetence，包括文献资源知识、新技术、人力资源和职业道德)；

5、心理生理能力(Psvchophysiologicalcompetence，如阅读与写作技巧、记忆力、注意力、创造力、逻辑思考力、好奇心、毅力、严谨、敏锐、自信等)；

6，决策能力(Strategiccompetence，即处理问题的决断能力、纠正偶发错误的能力、复述能力和文献编纂能力等)。

其中，转换能力和决策能力是关键。许多人认为翻译能力是个抽象概念，不便评估操作，人们通常采用主观翻译题型进行测试，然后教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分。然而，对翻译采取分析型测试并不是无路可寻。根据PACTE的这一分解方法，结合实际的翻译测试，我们可将译者翻译能力分解为语言能力(表达能力和创造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推理能力、转换能力及决策能力等若干单项能力。这些单项能力互为补充，整合作用于翻译过程。分析型测试就是将构成整体译者翻译能力的单项能力分别进行测试，以确定受试者的翻译能力。因此，在近年来的翻译测试中。逐渐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客观题型，即分析型测试，把译者的翻译能力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单项能力，分别测试。

三、测试题型的设计

翻译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互文性是20世纪由德国翻译家JuliaKristeva提出的。这一理论在翻译中的并不太多，文章从互文性的定义出发，论述了其在习语翻译中的具体运用。

一、概述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文本间的相互关系。它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存在与文本之内的相互关系（内互文性）；第二类是存在于不同文本间的关系（外互文性）；第三类是通过滑稽模仿提出相反观点的反互文性指涉。

JuliaKristeva于1969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她认为互文性即包括文本之间空间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文本与彼时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在分类方面，Hatin和Mason将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当互文性能引发超越文本之外的知识和价值系时称为积极互文性；只是为了让文本连贯时称为消极互性。

习语是英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单位，其意义不能从各个组成部分得出。习语大部分情况下是固定结构，并且有的结构违反正常的语法规则，但同时习语的意义具有可分析性，但同时由于源语与目的语间的文化差异而造成了它的不可译性。

二、互文性的类别分析

在前面曾提到过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现举例说明：

Taiwan－sofarattimes,butgettingcloser.InSeptember98,weheldourfirstannualTaiwan-Xiamenfishingcontest.Andafterwards,likefishermentheworldover,bothsidesheadedhometoexaggeratethesizeoftheircatchesandbemoanthebigonesthatgotaway.

Itwasnicetoseebothsidesanglinginsteadofwrangling.They’refamilyafterall.ButweLaowaiareanotherkettleoffish.

句尾的“anotherkettleoffish”的应用不仅是形容在台湾和大陆的交往过程中扮演旁观者的人，而且可以形容并不介入其中的外国人。“fish”一词既是对上一段关于“fishingcontest”的描述的照应，又是为下一段中继续描写外国人做出一个灵巧的过渡，可谓是承上启下，达到了使文本连贯的目的。“fish”一词体现了消极互文性,两次出现。

另外，在“Wehopeyouwillenjoyourenchantingisland，whichforcenturieshaswovenherspelloverLaowaiandLaoneialikewithherbalmyclimate,herrollinggreenhillsdottedwithgardensandpagodasandtemples,and…”这句中，没有阅读前文本的读者不一定能意会到Laowai和Laonei的意思。其实前文已经给出了说明：

GetusedtohearingLaowai.It’sChinesefor“venerableoutsider”or“foreigner”.Ioftenrespondwithmyownterm,Laonei!Or“venerableinsider”.

这被称为内互文性。

“SowheninRome,wearasandwichbag.”这句话则是对内互文性和外互文性的双重体现。

三、互文性的实际运用

英、汉民族文化有很大差异，但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没有共同成分。两族人民在观察同一事物时，也往往产生相同的认识和感想，这也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包容性，反映在习语翻译方面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用互文性来处理。

在研究颜色词混合习语里的应用时，我们强调了它们的文化差异，但也应注意到它们也有许多共同之处，看到差异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民族文化也有相同的一面。比如汉民族把红色当作“喜事”、“热闹”、“吉利”的象征，而在英美民族里“红”也有某些相同的象征意义。

hangoutthewhiteflag认输/投降

whitelie善意的谎言

swearblackiswhite颠倒黑白/强词夺理

pink-eyed嫉妒

以上的几个例子中，第一个里面的白色同汉语中的“白旗”有着几乎相同的比喻含义，所以可以运用内互文性来处理它。第二个里面的“white”在英语中的比喻含义在汉语中是没有的，所以这时同样使用内互文性来处理这个习语的翻译。

翻译界所提倡的直译法在习语翻译中使用的非常多，它就是在不违背汉语语言规范的前提下，尽可能将英语习语的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真实地、形象地体现出来。采用直译加上互文性的运用，可以处理那些英语和汉语在习语的比喻和形象方面基本相同的部分。

tobemindfulofpersonalgainsandlosses患得患失

tobeonthinice如履薄冰

Misfortunesnevercomesingly.祸不单行

toturnablindeyeto熟视无睹

Wallshaveears.隔墙有耳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第十五章中曾讲到“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四个概念，他认为：“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其实，意象是通过语句构图的能力，是语句中的关键词汇。读者读到词语会产生词语联想。会联想到词所指本身。也会联想到这个物象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特殊意义。而有些习语还含有比喻意义、象征意义或是历史典故等等，在翻译的时候如果采用加注的方法，便会让这个翻译太过累赘，特别是在口语中很难做到顺畅和快速。如果这时用互文性，借用英语与汉语中都有的并且相通的意象来翻译这种比喻，那么就能高效地达到翻译目的了。

ablotfromtheblue晴天霹雳

adropintheocean沧海一粟

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

toburntheboat破釜沉舟

tofishintheair水中捞月

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

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toshowone’struecolors原形毕露

tospendmoneylikewater挥金如土

四、译者的能力和任务

由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缺乏足够的两种文化的了解就无法正确完整的传达作者的原有意图。所以译者在面对翻译文本时一定要认真揣摩，处理好互文段落。根据HatingMason的观点，在互文文本面前，译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寻找互文性标记，然后寻根溯源，找到互文性标记所在的文本，译者跨的这一步称为“互文性空间”。此时译者应该问这样几个问题：

找到的指涉有什么交际价值（语场、语式、语旨特征、时间、地点等）？

该指涉在前文中有何语用价值？

作为符号，该指涉在与其他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居什么地位？

最后，译者还应重新评价该符号在原语中的作用，特别是它在文类、话语和语篇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应该尽量在译文中得到保留。

MarySnellHornby则认为：“我们把文化视为知识、技能、观感的综合体，这对于我们怎样研究翻译非常重要：如果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译者就不但要能够把两个语言都运用自如，而且必须熟识两个语言的文化。换句话说，他不但具有双语能力，还要掌握多重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奈达也强调：“如果因译者对原作的文化背景不了解，而把原文中可能含有两层或多种意思的表达法含糊其辞的译出，那译文不能通过”。由此可见，除了在理解文本过程中的认真细致，译者本身的文化底蕴也是极为重要的。这是译者一个基本素质，只有具备了这一素质，才能担当起“将一种文化介绍给另一种文化（tobringonecultureintoanother）”的重任。

五、结语

具有互文特征的文本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如何处理好源语言信息和目的语信息之间的完整传递，尽量减少文化缺损是每个译者都面临的问题。互文文本的翻译难度客观存在，但一个具有良好双重文化修养的译者是应该而且能够克服这一困难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