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育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国外教育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国外教育范文第1篇
教育典范：1920年，有一位11岁的美国男孩在踢足球时不小心踢碎了邻居家的玻璃，人家索赔12.50美元。闯了大祸的男孩向父亲认错后，父亲让他对自己的过失负责。他为难地说：“我没钱赔人家。”父亲说：“我先借给你，一年后还我。”从此，这位男孩每逢周末、假日便外出辛勤打工，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终于挣足了12.50美元还给了父亲。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承担过失，使我懂得了什么叫责任。”
点评：父母要教育孩子从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替孩子承担一切，否则会淡化孩子的责任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恰当应用期望效应
教育典范：爱迪生小的时候曾经被他的班主任老师看成是最“笨”的学生。但是他的母亲却认为，老师当面骂学生“笨”，恰恰说明了老师自己的无能。她把爱迪生接回家，按照儿童的心理特点进行教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爱迪生多做各种各样的实验。爱迪生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发明家，与母亲的教育和恰当地应用期望效应是分不开的。
点评：父母的期望应当与子女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并且要结合孩子的心理特点进行教育。父母的期望是家庭教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捕捉成才的敏感区
教育典范：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叫他画静物写生，对象是插满秋萝的花瓶。在麦克斯韦的笔下，花瓶是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圆圈，叶子则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三角形表示。细心的父亲立即发现小麦克斯韦对数学特别敏感，就开始教他几何学和代数，培养他的数学才能。
点评：发育正常的孩子在五六岁时会对某一方面表现出极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心。父母要及时捕捉孩子的“敏感区”，顺势予以引导，为孩子的成才打开通道。
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
教育典范：在德国，6―10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碗、扫地和买东西；10―14岁的孩子要参加修剪草坪之类的劳动。在美国，1岁多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自己吃饭，几乎看不到父母端着饭碗追着孩子喂饭的情景。
点评：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已经成为国内一个不容忽视的教育弊端。事实证明，非智力因素的心理品质与健全人格的欠缺，已经是我们目前教育再也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
在实践中教育儿童
国外教育范文第2篇
【摘要题】比较教育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
教育社会学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开始，它就是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布迪厄(PierreBourdieu)等杰出社会科学家，[1]他们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
一、“建构”取代“接受”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与建构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分析、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规律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应用，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政治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工业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经济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50～60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关连。此类研究后面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治疗，都是社会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科技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20余年间建构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学习，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地，接受与建构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20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目前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研究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与新教育社会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经济、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政治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发展。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方法、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人男性学者居重要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问题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也不例外：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科学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理学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上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像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现代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毕见；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学习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背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述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男性白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达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与新，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开始消解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法律、大众文化、自然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工业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昂格鲁·萨克逊森的哲学传统、内容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文化市场的开放并非无条件的，政治与经济的殖民者常常也成为文化上的殖民者。社会学是一种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话语，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又多么不同！近20年来，全球民主化日益高涨，官方的社会学对本土——具体情境中的社会思想的符号暴力受到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她们（他们）之后的立场理论的挑战，让研究者——具体的、真实的、丰富的人回到研究中。研究过程也罢，理论假设也罢，都要体现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多元化、本土化、个人化体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中，教育社会学呈现出戴维斯(Davies)所谓的“做社会学”(Doingsociology)的迥异风格。[25]结构化的、外现的sociology——其中的学科界限、学科戒律逐渐淡化，重要的是doing之发出者——人的意志、doing之过程——个人化的风格、doing之结果——融入本土生活，“这一个”教育社会学而非“那一个”——美国的或英国的教育社会学。不同地域的教育社会学纷纷出现风格迥异、思路同构的“本土化”倾向——即鲍尔所言：教育社会学的流变是一系列能动的、本土化的建设。[26]
立场理论中所凸现出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既是大理论、大叙事的终结，又是新的开始，后现论在教育研究中蔚然兴起。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20年前，教育社会学用新所酷爱的再制、权力等概念与结构功能主义做周旋；20年后，立场、身份与差异——教育社会学中日渐盛行的后现代话语，用不争之争的策略走出了后实证主义的阴影。教育社会学从“新”走到“后”，人——具体生活中的人终于回到了学科之中。
【参考文献】
[1][2][4][5][6]J.Ball.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Themes[M].NewYork:RoutledgeFalmer,2000.px,pxxxiv,pxxxv.
[3]欧文·斯通.梵高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7]M.Young.KnowledgeandControl[M].London:CollierMacMillan,1971;TheCurriculumoftheFuture[A].InstituteofEducation,1999.
[8]MichaelM.Apple.CulturalPoliticsandEducation[M].NewYork:TeacherscollegePress,1996;EducationandPower[M].NewYork:Routledge,2ndedition,1995;IdeologyandCurriculum[M].NewYork:Routledge,2ndedition,1990.
[9]M.Young.TheCurriculumoftheFuture[A].InstituteofEducation,1999.
[10]PauloFreire.PedagogyoftheOppressed[M].NewYork:Continuum,1970;PedagogyofHope[M].NewYork:Continuum,1994;PedagogueofLiberation[M].Malabar,FL:KreigerPress,1994;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
Giroux,HenryA.·Teachersasintellectuals:towardacriticalpedagogyoflearning[M].Criticalstudiesineducationseries.Granby,Mass,.:Bergin&Garvey,1988.
Giroux,HenryA.,andPeterMcLaren.Betweenborders:pedagogyandthepoliticsofculturalstudies[M].NewYork;London:Routledge,1994.
[11]Bowles,S.andH.Gintis.SchoolinginCapitalistAmerica[M].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6.
[12]Blumer,H.·SymbolicInteractionism:PerspectiveandMethod[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69.
[13][17][21][23][25][26]J.Ball: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Themes[M].NewYork:RoutledgeFalmer,2000.pxxxviii,pxxxix.
[14]E.MargolisandM.Romero.''''TheDepartmentisVeryMale,VeryWhite,VeryOld,andVeryConservative'''':TheFunctionoftheHiddenCurriculuminGraduateSociologyDepartments[M].J.Ball: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Themes.IV.
[15]［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
[16]S.J.Ball.ManagementasMoralTechology:ALudditeAnalysis[M].中译参见刘健芝.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9.
[18]Harding,S.·WhoseScience?WhoseKnoweledge?[M].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1991.
[19][22]L.Morley.InterrogatingPatriarchy:TheChallengesofFeministResearch[M].J.Ball.SociologyofEducation[M].236-258.
国外教育范文第3篇
早在1831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华盛顿学院就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教育学系。1832年，纽约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教育学教授席位，培养普通学校教师。1873年，爱荷华大学建立了第一个永久的教育学教授席位［1］25。此后，以大学为基础的教师教育逐步成为美国教师教育的主要模式，教育学院成为大学的一个被认可的系科。以大学为主的教师教育标准认为教师教育应格外重视知识的传播和对知识的理解。这种价值取向发展出一种自由教育的哲学，把教师角色限制在学者或者学科专家上，认为教师只要掌握学科知识就能进行教学。提高教师教育质量的办法就是延长教师教育的学业年限、学历标准。评价教师培养的标准主要依据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传输知识的方法。这意味着教师教育的标准就是确保准教师精通任教学科知识。这种大学为主的教师教育标准对于培养高中阶段及其以上教师的教师教育项目，往往更为有效。美国联邦教师协会(Ameri-canFederationofTeachers)颁布的教师教育标准就是大学为主的典型例子。该协会针对美国教师教育质量提出10项标准，其中下列标准明显与大学有关［2］。
1．要求核心的自由艺术课程。要求大学的教育学、科学、艺术教授，为进入教师教育项目的大一、大二学生开设与k－12(幼儿园至12年级)相关的学科课程。校长为教师教育提供更多的支持。
2．提高大学入学标准。要求进入教师教育项目大一、大二学生的成绩从2．75提高到3．0。
3．大学入学全国统一测验。建立全国统一的教师教育入学测验，对进入教师教育项目的学生进行测验。这种测验在大二最后一学期结束进行，要求在数学、科学、英语、艺术、历史、地理、社会研究等核心课程方面对参加教师教育项目的学生进行考试。
4．要求学术主修专业。所有教师候选人除要学习教育学、普通文化知识之外还要有主修专业。对专业内容要有较深的理解，能够帮助K－12的学生学习新的知识标准。
5．严格的出口测验或教师证书测验。在学者和教育家组成的委员会的指导下制定严格的全国教师资格证书考试———学科考试和教学考试。协会认为美国现在各州的教师证书标准不同而且要求过低。
6．五年教师教育的观点。教师教育项目要达到五年。大学可以设立五年的教师教育项目。第五年准教师可以接受高密度的教育教学实践训练。如果大学项目是四年，那么最低限度的话，地方学区要为新教师提供一年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指导。
7．对所有选择性项目高标准要求。要求各州参与选择性教师项目的学生都要参加最低限度的州教育测验。为执行这些标准，委员会要求承担责任的团体履行以下职责:大学校长必须把培养高素质的教师作为大学的优先发展事项，保障教师教育项目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专业训练。教育教学实践指导，加强艺术、科学、教育学教授之间的合作。重新设立奖励机构，鼓励教师更多地参与学校和他们的社区活动和建设。下图显示出美国以大学为主的教师教育标准的培养过程，该标准坚持与其他职业相同的职业标准进行教师培养。
二、以实践为主的教师教育认证标准
由于大学为主的教师教育在强调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提高入学成绩、延长受教育年限、以及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等注重对教师教育的输入，忽视教师教育在产出方面能力的培养，由此导致以大学为基础的教师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有着较高的流失率，不能适应城市中心区、农村偏远地区，不能满足美国对数学、科学以及特殊教育学科方面的教师需求等弊端。1983年，新泽西州开始了新的非以大学为基础的教师教育实验，开创了美国选择性教师教育的先河，随着选择性教师教育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很多认证机构都制定了以实践为主的教师教育认证标准。美国第一大认证机构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为保证以实践为主的教师教育项目的质量，对选择性教师教育提出以下认证标准［3］。
1．教育教学实践准备贯穿于整个教师教育的各个方面。教师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教学实践。
2．教师候选人的进步和项目准备的评价，依据各州的教师标准和普通核心标准。评价教师水平的高低必须建立在学生成绩的输出数据上，包括学生的技能、总结性和形成性评价。数据来自候选教师在专家教师指导下形成的结构性技能以及项目的影响数据。
3．参与选择性教师项目的教师必须拥有基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实践方面的技能，以及把二者结合起来作出专业决定的能力。
4．教师必须在变化的环境中评估自己的进程，促进学生的学习，报告他们的实践数据，并与学生的进步结合起来。
5．教师必须在互动的专业社区学习。教师需要很多的机会进行反馈，他们必须在合作的文化、期望、严格的同辈评价中进行教育教学实践。
6．教育教学实践教育者和教练员必须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选。
7．提供实践的地点，支持嵌入式教育教学实践准备。
8．支持使用更高的技术设备的准备。
9．强有力的系统收集数据，支持以后教师教育发展。
10．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三、教师教育认证过程———以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为例
1954年成立的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4］124，主要由美国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会州立学校校长委员会州教师教育和认证指导者国家委员会、国家教育协会以及国家学校董事会联合会等协会组成。它充分代表了与教师教育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前，协会由执行委员会、单位认证委员会、州伙伴关系委员会、专业与研究委员会、申请执行局、年度报告和前提条件审核委员会组成。教师教育项目的认证是在协会指导下，由申请学校来完成的。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进行教师教育项目认证一般会经历以下过程:申请认证、准备认证的前提条件、撰写自评报告和概念框架文件、专家实地审查、专家组结论和学校反馈报告。
(一)申请
一所学校要寻求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的认证一般需要2－3年的准备。需认证的学校要提交“申请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认证”的表格，就可以准备认证的前提条件了。
(二)准备认证的前提条件
认证的学校必须准备相关文件，显示其符合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一系列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需要认证的学校认真准备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前提条件包括学校领导为教师教育项目所写的信件、教师教育项目的工作描述、教师教育学院的政策和程序的纸质文件、精心设计的文件框架概念、相当复杂的评估系统、学生入学标准、州批准的项目质量保证文件、项目的报告以及地区项目认证文件等。
(三)撰写项目报告和概念框架两个文件
很多教师教育学院必须分别准备几份报告，显示出能够满足认证协会的标准。项目报告是有关项目的基本情况、项目的质量保证等方面的内容。概念框架包括描述学院和教育单位的使命、指导哲学、支持知识库的描述与引用、学生行为的期望和描写等内容。两项合计需要几百页的文本、图表以及支持文件。然后把所有的项目报告复印件传递到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由协会决定该教师教育学院是成为本次认证的候选学校，还是需要进一步提交更多的材料，以便协会作出进一步的审核。如果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认为该学院可以成为候选学校，那么下一步就是认证学校需要准备相关证据材料。
(四)准备证据材料
认证的教师教育学院必须准备文件展示他们符合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的认证的6个标准以及具体的指标。如，标准6关于单位的治理和资源，包括26个观测点，每一个观测点的标准都必须达到。每一个标准都会建立一个教师委员会或者管理者委员会，负责对执行这些标准进行评判。认证学院必须准备他们达到标准要求的电子和纸质材料，这些材料和文件都被合并在一个报告里面。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会准备一个单独的房间存放这些文件。在整个的准备项目报告以及学院报告的过程中，来自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的专家，可能会对被评价的教师教育学院进行指导，帮助他们满足认证过程所需要的文件要求。如，一些学院把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咨询专家请到学校，模仿现场访问，作为专家现场评估的练习。教师教育学院的教授和管理人员也参加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资助的工作坊和会议，学习更多的认证知识和程序。如果所有评估的证据材料已经准备完毕，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会挑选一个专家组到被评估的教师教育学院进行现场访问。
(五)专家实地访问
认证的教师教育学院经过2－3年的准备，一个由教育系的主任或者副主任领导的3－8人专家小组，组成现场访问委员会，进行为期5天的现场考察。访问委员会首先对学院的报告和他们的文件进行纸质评价，然后访问委员会到教师教育学院进行实地访问，审查学院的报告是否精确和是否满足了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的标准。所搜集的信息作为决定是否通过认证的第一手资料。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协会不会提前给学院提供实地访问专家的个人信息背景。只有在即将进行实地考察之前不久的时间内，认证学院才会接收到相关实地访问委员会专家成员名单。这样做主要目的就是避免被评价单位事前进行非正式沟通，影响评价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很多被评价单位的管理者和教师尽力搜索来访者的信息，但往往效果不佳。
(六)专家认证结论和学院反馈报告
国外教育范文第4篇
有一位11岁的美国男孩在踢足球时不小心踢碎了邻居家的玻璃，人家索赔12.50美元，他为难地说：“我没钱赔。”父亲说：“我先借给你，一年后还我。”这位男孩每逢假日便外出打工，挣足12.50美元还给了父亲。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承担过失，使我懂得了什么叫责任。”
点评：父母要教育孩子从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替孩子承担一切，否则会淡化孩子的责任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恰当应用期望效应
爱迪生小的时候曾经被他的班主任老师看成是最“笨”的学生。但是他的母亲却认为，老师当面骂学生“笨”，恰恰说明了老师自己的无能。她千方百计鼓励爱迪生多做各种各样的实验。爱迪生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发明家，与母亲的教育和恰当地应用期望效应是分不开的。
点评：父母的期望应当与子女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并且要结合孩子的心理特点进行教育。
捕捉成才的敏感区
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叫他画静物写生，对象是插满秋萝的花瓶。在麦克斯韦的笔下，花瓶是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圆圈，叶子则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三角形表示。细心的父亲立即发现小麦克斯韦对数学特别敏感。
点评：发育正常的孩子在五六岁时会对某一方面表现出极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心。父母要及时捕捉孩子的“敏感区”，顺势予以引导。
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德国，6～10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碗、扫地和买东西；10～14岁的孩子要参加修剪草坪之类的劳动。在美国，1岁多的孩子都是自己吃饭，几乎看不到父母喂饭的情景。
点评：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已经成为国内一个不容忽视的教育弊端。事实证明，非智力因素的心理品质与健全人格的欠缺，已经是我们目前教育再也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
在实践中教育儿童
在瑞典的幼儿园，每星期至少有两天，老师要带着小朋友到森林里玩耍或做小试验。据此对小朋友们讲解一些关于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常识。
国外教育范文第5篇
（一）中国高校在自上而下执行国家战略决策的同时参与政策制定
刚刚走过的一个世纪，对于中国师范教育而言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旅程。1897年第一所师范学院在南洋公立大学成立，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出现了师范培训机构。自那时起，人们就一直在努力探寻为中国培养好教师的方式方法，然而师范教育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各种国外观念与方法的牵制。我们引进了许多昙花一现的思想和实验，但极少有能够扎下根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庞大的中国教师队伍所面临的教师教育问题促使中国选择了一条自上而下推进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尤其进入21世纪后，教育部加大了推进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2004年，教育部推行《2003-2007振兴教育行动计划》；2007年，教育部推行《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2011年，教育部推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2012年，教育部推行《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一系列政策文本的出台，改变了中国师范教育发展不温不火的态势，为师范教育开拓新格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自上而下由教育部整体引领中国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高等师范院校也发挥出卓越的智囊功能。一方面，诸如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师范院校的初等教育专业，十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小教专业建设经验，这间接地为国家发挥教师教育治理功能提供了资源支持。另一方面，一些高等院校还直接参与了教育部相关重要政策文件的研制工作。如“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研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团队力量，“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研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团队力量。由此可见，中国高等学校在小学教师教育工程中既是政策执行者，又是拥有一定表达空间的政策谋划者。而且我们相信，伴随教师教育工程对于科学性和专业性的需求不断递增，中国高等学校将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参与我国的教师教育发展工程。
（二）瑞士高校善于从实践中得出优良经验来影响国家战略决策
瑞士是联邦制的国家，全国共有23个联邦州，除了像外交、海关等事务，很多领域都是由各个联邦州自行管理，对于教育的管理亦如此。在参访中笔者发现，当前主导瑞士教师教育发展的许多思路来自于一线各州的实践经验，如，师资格标准，提高教师学历层次；加强大学与教师培训学院的合作；高度重视教育实践环节；重视现代科技内容；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提倡有经验的教师参与教育科学研究等等战略决策，并非瑞士政府自上而下提出的，而是从23个各自为政的联邦州的教育实践中汇集得来的。由此我们才理解瑞士联邦缘何不设教育部，在瑞士政府看来，联邦一级的教育事务需要的是沟通和协调者，而不是决策者，因此由内政部的科学与研究领导小组所辖联邦高工系统委员会和联邦教科司来联络联邦一级的教育事务足以。这种格局下，瑞士高等教育在影响教师教育战略决策制定方面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力。瑞士十余所师范院校通过制定周密的教师教育计划，一方面作用于本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同时在另一方面长线地影响、制约着瑞士的宏观教师教育决策的走向。
二、中瑞小学教师教育课程凸显的人才规格存有差异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小学师资职前培养层次已分地域、分阶段陆续提升至本科学历水平，像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毕业的本科生会被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本科层次培养小学师资的做法与瑞士趋同，像图高教育大学培养的小学教师教育层次的师范生，毕业时会被授予Diplom学位。尽管两国的小学教育均已达到本科学历，但两者的教师教育课程方案所凸显的人才规格存在一定差异，中国的小学教师教育课程凸显学科属性和教育属性，瑞士的小学教师教育课程凸显全科属性，同时更强调人文属性。差异的背后，反映出当前两国在小学教师培养的人才规格设计上侧重不同。
（一）中国的小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重视培养学科专业能力和教育专业能力
总体上判断，综合化是中国小学教师教育课程发展的未来方向，学科化则仍是当前大多数师范院校课程设置的重心，这一状况体现在课程模块的组织形态和结构比例上。以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在把握办学方向时一直密切关注世界小学教育综合化的趋向，然则在实际课程设置与调配上，又必须兼顾当前中国小学教育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故而学院的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下设数学、语文、英语、科学、信息技术、音乐和美术七个方向，实际的课程设置较为偏重师范生学科专业能力的培养。近些年来，随着国内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求不断高涨，学院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课程调整，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断加大儿童研究类课程与教育类课程的比例。近期，借学校推进“课程地图”项目之机，学院着手研制更为合理、科学、务实的课程方案，有望在下一阶段将教育类课程（包括儿童研究类课程，不含教育实习）的比例由过去约30%提升至约40%。将小学教师教育纳入本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办学体系，体现出中国政府高远的战略眼光。当前中国的小学教师教育发展集过去专科型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的诸多优势为一身，不仅让小学教师职前培养走上了教师专业化发展之路，同时又延续了重视学科教学与技法的历史优势。对比国际小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我国当前的小学教师教育课程在学科专业教育和教育专业教育，以及教育实习方面已有充分的积累和发展，如2011年出台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就十分强调三个新理念：以学生为本、以实践为主、终身学习，课程目标强调培养未来教师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了解学生的不同认知发展阶段和学习方式，理解学校的本质与作用，并且能够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相形之下，无论是高校实际工作的推展还是纲领文件的制定，我们对于通识教育类课程价值的重视程度略显不足，有待未来得到发展和跟进。
（二）瑞士的小学教师教育课程重视形成综合素养，尤其是人文素养
通览瑞士图高教育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方案，不难看出瑞士小学教师采用的是全科培养的模式。一般情况下，除了体育、艺术等课程之外，每一位师范生为了将来顺利完成工作，都要修习各个方向的课程，以满足全科授课的需要。全科培养有其优点，最突出的一点是，教师具有更普遍、通融的知识基础和能力，更加符合小学阶段儿童学习、认知的特点和需要。教师与学生几年的朝夕相处，使得学生的知识学习、德行陶冶、情感培养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贴标签”似的，因此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实现全面、持续的养成教育。全科培养的弊端在于，教师的知识面宽，但不一定深入，各个学科的驾驭能力可能不够娴熟。再有就是教师承担众多科目的教学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和挑战巨大。具体来看，图高教育大学小学教师教育的学习领域涉及“教育与学校”、“学科教育和学科教学论”、“专业实操”、“一般性学习和专业能力”、“学位研究项目”等。每一个学习领域下分设若干类课程，比如，“B.学科教育与学科教学论”学习领域下，设立“B3.人与环境”学习类别，而“B3.人与环境”下还包括“空间、时间和社会”、“自然”、“健康”、“人与环境专题研究”等具体课程和项目。
简要陈列出的课程计划里不难看出，图高教育大学在师范生课程设置上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尤其强调培养师范生的人文素养。为了满足小学教师全科教学的需要，图高教育大学的师范生需要学习的课程非常丰富，包括教育、心理、社会、宗教、伦理、自然、语言、数学、手工、艺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专题研究等众多领域。每一领域的学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实践性。尤其在“社会常识”、“人与环境”、“手工与造型”等课程上给予充足的学分与学时保障，这足以表明他们对师范生综合素养和人文素养的高度重视。在与图高教育大学教师进行个别交流时，笔者能强烈感受到他们十分强调小学教师是价值性最强的行业和阶段（相比中学、大学），因此必须对从教者的身心进行全方位的关注与培养。此外，许多教师还表示，并非所有的师范生都适合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学校在制度上给予他们选择的权力。
三、中瑞小学教师教育均十分重视师范生的教育实践
自17世纪欧洲建立第一所教师培训学院以来，教师的培养如何与实践接轨一直备受人们关注。示范和实践两大主题一直在教师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中占据支配地位。怀特（White1989）曾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实习是一个“通道仪式”，它可以使新手获得关于教学的文化知识。对比中瑞两国，对教育实践工作的高度重视是两地小学教师教育最相似的培养环节，只不过两地在具体推进教育实习过程中侧重不同。
（一）中国小学教师教育强调教育实践中提升学科教学能力，重视形成职业认同感
与小学教师教育课程的重心相匹配，在教育实习环节，中国的小学教师教育也相应更为关注实习生是否通过实习活动提升了学科教学能力。以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实习工作为范本来看，师范生的实习工作涵括三类实习任务：1.教学实习。主要包括听课、上课、完成教案设计与教学实施、参与教学活动等；2.班主任工作实习。主要包括学习处理班级事务、走近班级学生、组织主题班队活动等；3.教育研究实习。主要包括撰写教学研究报告、研究小学教育问题等。师范生需完成的实习手册的主体部分也主要涉及听课记录表、教育实习教案、实习进展记录等部分。从实习任务分类以及实习手册的编排可以看出，中国小学教师教育实践更加重视训练学生的教学技能与技巧。不过也应看到，近些年来，我们开始逐渐重视培养师范生的教育教学反思能力，学院适时调整实习工作的结构和思路，不断加大教育研究实习任务的比重，并主张师范生将若干次实习活动与各类别科研立项或毕业论文直接挂钩。这些努力都实质性地提升了教育实践工作的成效，让师范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活中更具竞争力。此外，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在推进实习工作过程中，十分重视传承老师范的优良传统，关注师范生的专业情意发展，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热爱小学教育事业，具有深厚的教育工作情感，这是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最为坚实的基础。学院时刻不忘敦促学生谨记“身正为范”的基本原则，坚持在首次实习活动展开之前为学生开设“教师礼仪”辅导课程，让学生通过示范、体验等方式感受小学教师应有的状态、面貌，以及治教精神。这些传统和做法深得学生拥护。
（二）瑞士小学教师教育凸显定制式教育实践思路，重视对小学儿童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