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小故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抗日小故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1篇

今天，我读了《小英雄雨来》这则抗日小故事，课文写了雨来掩护革命战士并且与鬼子英勇斗争的故事，歌颂了雨来热爱祖国，机智勇敢的品质。

雨来从小受到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的爱国教育，所以会有后来的抗日英雄事迹。

文中“把鬼子领进地雷阵”“巧计护送八路军”“夜送鸡毛信”使我深受感动。年纪幼小的雨来可以为了国家，人民冒着死的危险，他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小雨来的精神永远铭记在世人心中。

然而，在那个烽火冲天，硝烟弥漫的时代，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人民，使爱国志士死伤无数，他们多么可恶，可恨啊！同样在一片蓝天下，同样的一片沃土上，同样受着相同的教育，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2篇

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还处在权威统治瓦解的前夜，很多电影，如《海峡两岸》(虞戡平执导)、《原乡人》(李行执导)，都体现的是单一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经历了1987年的解严时候，90年代的台湾获准体现丰富复杂的民族情感，如表现日本殖民统治的电影《无言的山丘》(王童执导)和《戏梦人生》(侯孝贤执导)，前者表现的是汉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鲜明的对立，而后者则呈现了复杂的殖民经验和游移的认同态度。

1994年以后，台湾电影因好莱坞电影工业入侵等不利因素而濒临绝境，新一代电影人也不再向父辈那样用电影来追寻历史，他们只关注现实。迈入新世纪，台湾电影只能依靠辅导金小打小闹，或惊悚题材，或青春同志题材，都摆脱不了闭门造车、自怜自爱的倾向。正当人们怀疑曾经厉声拷问社会的台湾电影“怎么了”的时候，2008年的台湾电影人又呈现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从《海角七号》8月22日上映，票房一路长红，到尾随其后的《九降风》和《固男孩》收益也不错，再到11月，反映客家人抗日的《1895乙未》上映首周票房告捷，台湾电影在十几年的疲弱不振之后，终于生出了一丝曙光。这其中，最令笔者注意的就是去年台湾电影的票房冠军――《海角七号》和年末上映的战争片《1895乙未》。这两部电影因其对台湾社会和历史热切地关注，吸引了众多台湾民众到戏院观赏，重拾观众对台湾电影的信心!

延续上文对台湾电影认同态度的梳理，本文将针对《海角七号》和《1895乙未》这两部电影，梳理它们对于新世纪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再现。从电影叙事的时间来看《1895乙未》描述的是清政府战败之后，割台湾地区给日本，客家人奋起反抗的历史事件；而《海角七号》则有两个叙事时空，1945年日本战败，国府迁台与新世纪的台湾。这三个重要的时间点，正好贯穿了台湾百年的历史，从而使这两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种互文性，而这种互文性直指台湾社会百余年认同的流变。

一、在本土寻根中重塑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文化认同以中国文化认同为主导。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遭遇退出联合国、与日断交、保钓运动等前所未有的外交厄运，另一股建构台湾文化认同的本土反思运动也在逝世、政权松动的时候悄然浮现。本土意识对于当时的台湾和台湾人来说，是一种有意无意转嫁政治危机感和焦虑感的补偿性措施。但这种本土意识很快就被策略性地运用，影响了台湾的政治认同。这使得本土意识所涉及的就不只是个人情感的投射，而是整个社会前途的考量。在台湾电影中，从早期的健康写实主义开始，便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对本土的关怀，而现在的《1895乙未》与《海角七号》，也尝试描摹一个在后现代语境中发展的台湾的脉络。

安德森所言“想象的共同体”，“想象”指的并非是凭空捏造，而是一种认知方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需要寻找归属和自我认同的方向。而认同通常是依附于一块范围固定的土地而产生的一体感。所以“本土性”是一种特殊的相关共同体，历史和文化便是维护本土性的重要因素，同时，追寻历史是重建认同的最好方法。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正好可以通过对历史反复地再现而直接为“本土意识”提供人们共同的场域。《1895乙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片超过六千万新台币的投资在近年的台湾电影中算是大手笔，如此大的投资被摄制组用来修建清末的台湾民居，制作当时客家人和山地人的服饰，以及台湾的美丽场景。影片为台湾观众展现了客家人祭祖、结婚等风俗，及山地人的生活方式，不遗余力地为观众建构一个百年前的台湾社会。该片导演陈坤厚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这不仅是一部反映客家人历史的电影，还是一部反映台湾历史的电影”。从这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从历史深处为台湾人寻找身份认同的企图。而这种身份与中国内地“抛弃”台湾地区和日本殖民统治都紧密相连。

片中，抗日义军头领吴汤兴在得知唐景崧、丘逢甲弃守台北，逃回大陆的消息时，这样说；“我六岁时候，我阿爸丢下我们，回去唐山……他们本来就不是这块土地的子孙，但我们要坚持下去……”这似乎是在为今天台湾意识的萌发兴盛作注解，台湾悲情历史肇始于被清朝政府抛弃，从此“亚细亚孤儿”只能依靠自己单薄的身躯抵抗日本的殖民统治。然而影片似乎又不能完全将大陆视为“他者”，这些秀才出身的义军首领即便是在舍身赴死的时候发出“男儿应为国家计，岂可偷生降敌夷”的呐喊。可见，内地既是他者，也是一个内在于“自我”之中，无法摆脱的梦魇。

如果说《1895乙未》中对于本土的认同是仰赖对清朝政府认同的削弱和拆解，那么《海角七号》反而避开了内地，将台南乡村与台北都市作对比，将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他者，以求重塑台湾真正的本土性。

《海角七号》中对根的追寻不是历史的，而是空间的。在台北孤身奋斗十几年的阿嘉回到了故乡――台湾南部小镇恒春。电影中，台北是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塑造的一个空间，它与世界上多数的大都市一样，高楼林立，交通繁忙，人们习惯吃西式快餐，台湾本土特色在台北消失殆尽。而台湾南部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地方，考古资料证明，台湾最南端的恒春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生存繁衍，而这些人就是后来台湾平埔族、阿美族等原住民的祖先。影片中的小镇恒春拥有清朝时期修筑的古城墙，露天摆酒的结婚风俗，自制米酒“马拉桑”，还有弹月琴的老伯，街上从容走过的镇代表，小镇上的一切人与物天然地热闹而和谐。毫无疑问，台北代表在国际舞台上越走越没有方向的台湾，而小镇代表台湾应该记住的精神原乡。片中人物在大城市找不到的梦想，却能在小镇实现，这暗合了都市观众的观影需要。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2008年，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而影片中四季如春的小镇却为观众制造了一个关于心灵家园的虚幻美景。

两部电影对于台湾身份的探索都包含着一种宽容态度，《1895乙未》对抗日义军与日军的冲突做了尽可能的淡化处理，不以激化历史尘怨为目的，只是让观众平心静气地“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而《海角七号》作为一部商业片，更是不着痕迹地将多元化的台湾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如年老者与年轻人的冲突、城乡差异、民族仇恨等在嬉笑怒骂中轻易化解，体现了导演希望通过电影赢取族群之间的互相尊重，化解仇恨的“时代价值”。

二、复杂殖民经验下的认同体验

多数时候，我们很难在大陆的抗日题材电影中看到 一个正面形象的日本人。二次大战时期，日本军队在中国实施的残酷杀戮，在中国民间埋下了化解不开的仇恨。而这种情绪在台湾电影中却很少见(除却由官方投资的军教片和政宣片)。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实行的是隐性怀柔的政策。日本政府认为他们可以永久地，将台湾看做自己的土地，看做战时日本向东南亚进一步扩张的基地，所以日本在“台湾”发展重工业，修建港口、铁路、工厂电站、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发展皇民化教育，客观上提高了人口素质。日本交还“台湾”时，工业化水准、民族教育水平都远远高于内地。这些都使台湾人的日本情结变得复杂、暖昧。这一点在《1895乙未》与《海角七号》两片中都有所体现。

《1895乙未》作为一部反映客家人抗日的电影，其中的日本军人却是正直善良、彬彬有礼的人，日军侵略台湾实施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和平接收，不搅扰乡民，除非遇到顽固抵抗，否则不实施无差别扫荡。尤其是作为整部电影叙述者的日本军医，影片不仅描述他对上级和士兵的救护，还一次次地重复他对生命的尊重与对和平的渴望，他总是希望能尽早结束战争，减少杀戮。电影中的历史始终是一种带有作者立场的被讲述的叙事，而影片对日本形象的美化即是导演与现代很多台湾人共有的对日观念。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3篇

到了教室，只见正方，反方辩论手已经上台就座，再看看各方盟友，正方寥寥无几，而反方竟然黑压压坐满了一大片，我就是其中一员，面对着这样天壤之别的差距，我不禁暗自得意，

“叮铃铃”，上课铃响了，李老师拿着摄像机，一脚跨进教室，打开大屏幕，对我们说：“讲诚信VS善意的谎言，现在开—始—”作为正方的主辩手—徐小龙先声夺人：“我方认为，善意上的谎言本身就是谎言，讲诚信就是做人的根本，谎言就是欺骗，欺骗就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应该呼吁：远离善意的谎言，共同打造诚信社会！”“好，好！”正方的啦啦队们鼓起掌来。但是反方也有几员大将，朱伊琳就是其中一位猛将：“我方认为欺骗就是谎言，但谎言不都是欺骗。如果在谎言的前面加上善意的，那么谎言的本质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认为善意的谎言是好的。”顿时，全场掌声如雷。这时正方二辩—任思涵口吐莲花：“请对方辩有注意，既是谎言，何来善意？谎言虽为善意，但作为谎言本身已是与诚信相?┑男形?K?晕蘼刍蜒允欠翊τ诤糜牖担?魑?蜒员厝换嵊邪?诔闲拧?rdquo;说到这，我觉得空气陡然一冷，呼吸也急促起来，我望向陈治名，只见他“刷”的站起来，底气十足，头头是道：“善意的谎言抛开丑陋，来到美丽的人间！善意的谎言掘起自私，而来到诚信的世界！善意的谎言是好的。”说到这里，陈治名脸已涨得通红，不停地打着手势，令我们拍手叫好。突然“砰”的一声，正方三辩—施欣怡一拍桌子，厉声质问：“善意的谎言中心词还是谎言，只不过是穿上了一件美丽的衣裳，遮掩了那真实的内心。”我刚刚开始燃烧的火焰又犹如碰到万年寒冰般退了回去！这时，陈钰明又一拍桌子，对对方大声骂道：“善意的谎言有好有坏，有一种是善意的！这两者间是互相冲突，互相对阵的！是完全搭不上边的！我们要支持反方，共同创建善意的社会！”说完，还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像抗日游行似的高举拳头，“哈哈。”顿时语惊四座，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后来，我们又举了许多小故事和独到的见解以及问题，如朱伊琳那咄咄逼人的话语：“难道你从小都没有撒过谎吗！”这突如其来的话语使黄星浩始料不及，只好绞尽脑汁的反驳了一句：“我承认，我小时候是撒过谎。但是，从今天起，我一定痛改前非，做一个守诚信的人！”“好好！”我不禁对他的随机应变佩服。

“叮铃铃”，下课铃声响了，辨认会也该结束了，李老师给我们总结了一条结论：人要讲诚信，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善意的谎言。

辩论会结束了，这堂课使我们受益匪浅，让我们期待下一次辩论会来临吧！再见！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4篇

雷锋，原名雷正兴，生于1940年，逝世于1962年8月15日。1940年，雷锋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雷锋3岁时，他的爷爷雷新庭却在春节前夕被地主活活逼死；雷锋5岁时，他的父亲雷明亮在江边运货的路上遭到逃兵的一阵毒打。当雷锋父亲反抗日寇时，又遭受毒打，由于没钱治病，不久就去世了。雷锋家里很穷，他哥哥11岁就去当童工，因为岁数小，被饿成了皮包骨，最终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不久也去世了。更不幸的是，雷锋唯一的亲人——他的妈妈，受到地主的后，于1947年中秋之夜悬梁自尽。年仅7岁的雷锋从此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艰难地活了下来。

比起我们现在的生活，雷锋小时候真是太苦了，我们每天锦衣玉食，有些人还不知好歹，不好好学习、做犯罪勾当、吸毒、上网吧、、抢劫、和家人不和，就闹离家出走，每天都让大人操心。哎，叹一句：孩子可以宠爱，但绝不能你溺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的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也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有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车站换车，出检票口的时候，他发现一群人围着一个背着小孩儿的中年妇女。原来这名妇女从辽宁去吉林看丈夫，一不小心把车票和钱都丢了。雷锋连忙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眼含热泪地说：“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住哪的？是哪个单位的？”雷锋回答道：“我叫，就住在中国。”

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干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雷锋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牵着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想都没想，脱下身上的雨衣就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她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直发抖，就把自己的贴身衬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们早饭没吃，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便把她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雷锋说：“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党和啊！”一次，雷锋从安东（今丹东）回来，要在沈阳转车。他背起背包过地下通道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拄着棍，背了个大包袱，很吃力地一步步地迈着，雷锋走上前问道：“大娘，您到哪去？”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俺从关内来，到抚顺去看儿子！”雷锋一听跟自己同路，立刻把大包袱接过来，用手扶着老人说：“走，大娘，我送您到抚顺。”老人感动极了，一口一个好孩子地夸他。进了车厢，他给大娘找了座位，自己就站在旁边，掏出刚买来的面包，塞了一个在大娘手里，老大娘往外推着说：“孩子，俺不饿，你吃吧！”“别客气，大娘，吃吧！先垫垫肚子。”“孩子”这个亲切的称呼，给了雷锋很大的感触，他觉得就像母亲叫着自己小名似的那样亲切。他在老人身边，和老人唠开了家常。老人说，她儿子是工人，出来好几年了。她是第一次来，还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哩。说着，掏出一封信，雷锋接过一看，上面的地址他也不知道。老大娘急切地问雷锋：“孩子，你知道这地方吗？”雷锋虽然不知道地址，但雷锋知道老人找儿子的急切心情，就说：“大娘，您放心，我一定帮助你找到他。”雷锋说到做到，到了抚顺，背起老人的包袱，搀扶着老大娘用地图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老人的儿子。母子一见面，老大娘就对儿子说：“多亏了这位，要不然，还找不到你呢！”母子一再感谢雷锋。雷锋却说：“谢什么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过年的时候，战友们愉快地在一起参加各种文娱活动。雷锋和大家在俱乐部打了一阵乒乓球，就想到每逢年过节，服务和运输部门是最忙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多么需要有人帮忙啊。他放下球拍，叫上同班的几个同志，一起请假后直奔附近的瓢儿屯车站，这个帮着打扫候车室，那个给旅客倒水，雷锋把全班都带动起来。从这几个小故事离我们可以看到雷锋的乐于助人、善良、舍己为人，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窍安在？忠党业。大海中，一滴水珠洋溢。公而忘私人本道，粉身碎骨心皎洁。”

1950年夏，庆安乡乡长彭德茂送小雷锋去刘家祠堂小学读书。雷锋叔叔当时穿着补素而洁净，圆脸上荡漾着喜悦的神色，浓黑的眉毛下，一对有神的大眼睛，显得格外机灵。负责接待学生的李老师对小雷锋的印象非常好。在学校里，雷锋叔叔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除了把学校中的学习、值日做好以外，还主动帮助别人做家务。三年级的时候他曾迁移到上车庙小学，不久又转学到了天顶乡向家冲小学。

在那里，学校成立了腰鼓队，要求队员机灵、漂亮、有节奏感、懂音乐。小雷锋处处合格，只是个头太矮影响队列整齐。第一次选拔没有他，他着急的再三向老师请求，而且振振有词：“老师，腰鼓队又不是只打一两天，打着打着我就长高了嘛！”老师最终同意了。雷锋叔叔进了腰鼓队，成了最活泼的队员，他学花样，动作熟练灵巧。列队演练时，为了不影响整齐，他踮着脚跳，谁也看不出他个子矮。下课了，他敲着桌子练节拍，放学了，他拍打着自己的书包练呀跳呀，最终，他成了一名最有节奏感、最出色的腰鼓队员。

抗日小故事范文第5篇

马云最重要的伙伴，是出生台湾的蔡崇信，2014年史上最高IPO募资金额250亿美元，就是由他主导。这位被马云誉为“最棒CFO”的集团第二把交椅，到底有多厉害？

1999年他毛遂自荐加入阿里巴巴，如今阿里巴巴永久合伙人只有两位，一位是马云，另一位就是他。

他的持股仅次于马云，2015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中，蔡崇信以59亿美元身价名列第38位。如今执掌集团仅次于马云的第二把交椅。

三代皆贵族 吴三连孙女婿

作为家中长子嫡孙，蔡崇信出生于1964年。来年，祖父蔡六乘及父亲蔡中曾创立了常在国际法律事务所，后与理律法律事务所并称台湾地区两大律师楼。

蔡六乘律师，在上世纪30年代，曾积极参与抗日行动，在“七君子”事件中，为因组织救国运动而被逮捕入狱的沈君儒等人辩护，成功说服法院免除羁留。这宗轰动一时的案件，让蔡家后代引以为傲，显示了不畏强权的精神，也为常在的发展奠定基础。

至于蔡中曾律师，是台湾地区取得耶鲁法学博士第一人，学成归来，曾在1960年负责草拟台湾地区奖励投资条例，吸引大量外商来台投资。

被形容“三代皆贵族”的蔡崇信，在岛内读完初中后，赴美上高中，进入耶鲁大学经济系，接着取得耶鲁法学博士，父子同出耶鲁，创造一则佳话。毕业后娶了台南帮大佬、南纺创办人吴三连的孙女吴明华。

一路顺风顺水，蔡崇信取得纽约州律师资格，如无意外，应该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兼投资家。

但人生的转折来得如此突然。1999年，时任瑞典创司Investor AB副总裁的蔡崇信，受一位台湾友人之请，到大陆杭州拜访马云和尚未注册公司的阿里巴巴。

蔡崇信当时看到的实情是：公司根本还没成立，一位老师带领一群学生怀抱一个”芝麻开门”的梦想，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不确定。他想加入阿里巴巴就是一念之间。

马云口中最棒的财务官

阿里巴巴创始人之一蒋芳回忆当时，当年觉得蔡崇信很冲动，“他锦衣玉食了这么久，加入我们又是何苦？连我们都不晓得公司未来能不能成，他的信心何在？”

1999年的杭州，夏天异常炎热，时不时跳电没空调吹，蒋芳觉得蔡崇信肯定很难吃苦，没想到他穿着衬衫，汗流浃背在马云的公寓里解说何谓投资回报，也不肯换件凉快的T恤。

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他背对大家，每个人都看到他衬衫上全湿了，一大片汗渍，依旧仔细认真讲着莫测高深的投报率，令人同情又佩服。

“他是我见过最棒的CFO（首席财务官），”马云在多次演讲中亲口称赞蔡崇信。

蔡崇信的过人之处，是资金调度、转投资、募资入股，以及挂牌上市，是统筹阿里集团财务、融资及投资的最高负责人。

但，马云最看重的不只是蔡崇信的高度筹资能力，而是这样原本年薪高、学历高的人，愿意与每位创始人一起同甘共苦，从基础做起。

家学渊源、名牌大学博士毕业，蔡崇信与其他创始人的背景完全不同，这样一位阿里巴巴高层口中的“贵族”，融入管理团队却完全没困难，原因是坦诚。

“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简单的人，有什么问题，对什么人不爽，直接就吐槽，”蔡崇信说，阿里的团队文化很强，融入也很简单，管理层开会也时常吵架，也会讽刺人。“我常被讽刺，因为太专注细节。”

跟蔡崇信同为创始“十八罗汉”的蒋芳便透露了一个小故事：“蔡崇信随身携带小计算器，一听到其他同事报数字，立刻拿出计算器点点点，然后说别人算得不对。”“害我们都很紧张，互相半开玩笑提醒，给他报数字时要小心一点，”蒋芳说。

但私底下，其实蔡崇信不是个严肃的财务人。在集团内部，大家都亲切称呼他“Joe”，每个接触过他的人，一致认为他平易近人，非常谦虚有礼，一点也没有大佬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