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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是目前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中唯一一处湖泊类文化遗产,也是现今《世界遗产名录》中少数几个湖泊类文化遗产之一。2011年6月,西湖以独―无二的“东方文化名湖”身姿掀开了属于自己崭新的一页。
对于西湖,总是有太多的情愫想要表达,却总也找不到一个宣泄情绪的合适理由。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西湖响当当的新名片恰逢其时地疏通了我情感表达之路。
西湖是一首诗,―幅天然图画,―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不论是多年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是匆匆而过的旅人,无不为她所倾倒。那么让我们再一次漫步西湖,体会她一点一滴的美好。
欣赏一幅风景
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中外人士被西湖那秀丽温馨的湖光山色所陶醉,萌生无限缱绻眷恋的情怀。杭州西湖,是―处以秀丽清雅的湖光山色与璀璨丰蕴的文物古迹和文化艺术交融―体的风景。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首诗依然耳熟能详吧?一年四季,西湖都展示着自己不同寻常的风采。
二月时节雾蒙蒙,雾西湖景色卓然,宛若瑶池仙境;四月时间雨纷纷,雨西湖似真似幻,风姿独特;十月夜晚,皓月当空,泛舟于湖上,品酒赏月,自在写意;十二月里白雪皑皑,银装素裹,雪西湖宛如小家碧玉踏雪行来。这次,就让我们从断桥开始,在传统的白堤上漫步,行至平湖秋月,望孤山、看风景,累了就进茶馆,临水而憩。或者,你可以绕着湖边散步,细细咀嚼“柳岸闻莺”处的静谧之美,相比别处,这里更像是杭州人的后花园,虽有满目的苍翠和落英的缤纷,但依然安安静静。
如果你喜欢骑行,那么野趣横生的杨公堤将是你不二的选择。这里没有繁花锦簇,但却绿意盎然。杨公堤上,两岸都是高大的梧桐树,在堤的西侧,沿着西湖,蔽日的水杉和松木郁郁葱葱。
还有被誉为西湖精华中精髓的西泠印社。它位于孤山之上,白墙青瓦、淡雅恬静;它坐拥整个西湖,于此可以赏到最有韵味的西湖。
是啊,从苏堤春晓开始了脚步,夏季曲院风荷向你召唤,夏去秋至,满陇的桂雨又来,秋转冬来时,又见断桥残雪。大概因为有了这样的风景,以及那些风景里的今生往事、风怨情恨,也就成就了西湖“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孤山不孤、伤情不伤”的故事围城,恍如这雨烟朦胧的湖水,让人驿情绵绵感想流年。
想起一些人
有人说,西湖的灵魂是由名人铸造的。
西湖以其山水甲天下,湖光山色的四季变化,吸引了历代文人雅士驻足于此。他们对酒当歌,吟诗作画,大诗人白居易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便是他们内心世界真实的写照。
这里,有1700多年前的东晋名道士葛洪和来华印度高僧慧理的身影,代表他们文化精神的抱朴道院和灵隐禅寺至今犹存。
当年,苏轼被流放,带着落魄、沉郁与不快来到西湖边,杭州与她的西湖以博怀接纳了他,以西湖独有静谧净化着他,以西湖独有的灵气点化了他,重塑了看惯风云的淡定和回归清净与空灵的东坡。
南齐的西湖美人苏小小,是钱塘一代名妓,生于此,长于此,殁于次,葬于此,她的故事传诵至今。“西泠埋骨应无憾,赢得千秋吊古情”。现在,苏小小似乎已成西湖情感文化和妩媚动人的代言人。
到了北宋年间,西湖的秀美更是吸引了隐士林和靖。他住在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创作了大量关于西湖的诗作,真是“梅花已老亭空鹤,处士长留山不孤”。
当然,除了婉约和柔美,与西湖同在的还有阳刚和浩然。被誉之为“西湖三杰”的岳飞、于谦、张苍水,活与死,都轰轰烈烈,他们长眠于此与湖山为伴,共诉天下兴亡,永远为后人所怀念。与之相仿的还有“浙东三侠”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同样是惊天地、泣鬼神,凭吊他们的墓茔,―股浩然正气油然升起。
感知一种文化
西湖,在文化情绪里的感受,是一种松驰的精神状态,给人一种散淡和休闲的感觉。
喜欢行走西湖烟雨的那份恣意,那里有很多歌舞升平,轻纱曼舞的爱情故事和历史典故,这也让娴静的西湖增添了几份颇为小资的情调和风情。然而江南一带的山水美色,自然天成的东西往往只占去了风景的一成,人文情结才是它真正出彩的地方。
所以,西湖文化是厚重的浪漫。从历史中我们读到了她的浪漫多情,读到她的温柔婉约,读到了她的娴静优雅。
翻开关于杭州西湖的书卷,关于她的一切,和她牵涉的一切实在太多,历史有关于她的卷宗显得分外精彩。古往今来,除去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西湖给我们的是一份浑然天成的精神盛宴。
在吴山夜色阑珊的微雨中漫无边际的遐想,心中的西湖既有孤山上“梅妻鹤子”的婉约林逋;还有南屏晚钟康熙爷发人深省的感慨;既有弘一法师超凡出家的灵隐;还有和文人墨客相关的白堤、杨公堤等众多的人文故事和历史情怀;当然更少不了这些文人墨客的妙语连珠,比如坡、徐文长、秦观、郁达夫、徐志摩这样的名人高士。
感知西湖文化,当然离不开那―杯泡了千年依然醇厚的杭州龙井茶味。杭州人爱茶,只要到茶馆,就能泡上半日。对于他们,喝茶固然是件重要的事,偷得浮生半日闲才是此中的真意。在西湖边露天的茶座,临湖而坐,极目远眺。远处的桃柳婀娜,在一片水汽显得格外动人。
真没有想到,去阿拉善是如此便捷。从银川机场出来,一小时就进入了阿拉善左旗。
车子直接开进了南寺旅游区。俗称“南寺”的广宗寺,在阿拉善首府巴彦浩特镇以南30公里,是阿拉善第一大寺。因供奉有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肉身灵塔而闻名。仓央嘉措被认为是爱美人胜过爱江山的“爱德华六世东方版”。“黄昏去会情人/黎明大雪飞扬/莫说瞒与不瞒/脚印已留雪上”。他的情诗,近年来广为流传。最新考证的结果,仓央嘉措后来是在阿拉善地区弘法,1746年圆寂于腾格里沙漠中的承庆寺。
巴彦浩特刚下过大雪,温度降到了零下21度。进山以后,车不能开了。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进入贺兰山怀抱中的南寺。广宗寺始建于1756年,带着浓郁的蒙藏特色。给我们讲解的宣传部杨部长说,南寺建在莲花座上。我们环视四周,真是佩服造物主的神奇——白雪皑皑的群山像一朵硕大的莲花,而南寺就位于宝座之上。群山环抱下的庙宇,在阳光的照射下金碧辉煌。一种虔诚之心油然而生。
第二天,去沙漠深处看湖泊。腾格里沙漠中的数十个湖泊,有两个开发为旅游区:一个是月亮湖,另一个是天鹅湖。巴彦浩特镇与天鹅湖、月亮湖,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相距都在35公里左右。去看哪一个呢?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张照片,金黄色的沙漠包围着一片蓝蓝的湖水,湖边火红的胡杨树,湖面上几只白天鹅振翅起飞。那梦幻的色彩、恬静的和谐,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天鹅湖。
坐面包车,驶向大漠深处。车窗外,只有四种颜色: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昏黄的戈壁,还有黑色的柏油路。从巴彦浩特出来18公里,蜿蜒在戈壁滩上的柏油路消失了。在一个小村子里,莫日根镇长安排我们换乘越野车,司机也换成了淳朴的蒙古汉子。司机反复叮嘱我们系好安全带,抓好扶手。出发了!两辆越野车开始在沙丘上游走,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面对向往已久的大漠,连绵无尽的沙峰浪谷,蓝天下无边无际的金黄,我刚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激动心情,猛听一声“抓好”,车就吼叫着向一个高坡冲刺。车几乎和地面垂直了,看得心几乎从嗓子蹦出来。我死死地抓紧扶手,紧绷身躯,闭上双眼。车子咆哮着终于攀上坡顶,稍停顿。我睁开眼,刚看到脚下悬崖般的坡底,还没来得及喘息,越野车又像脱缰的野马腾空而起。那一刻,就像从万丈悬崖失足落下的感觉。血往上涌,头皮发麻,一种莫名的恐惧攫住身心,让人忍不住失声尖叫。直到车子在坡底平稳着陆,才有一丝失魂落魄之后的“还魂”感。这种惊险刺激,一波接着一波。穿越茫茫沙漠的越野车,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起伏、翻飞。时而沿着沙丘高处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地侧转;时而朝沙丘的更高处冲刺,几乎成九十度角,到了高处又猛地俯冲……到了后来,俯仰倾斜、剧烈颠簸之中,虽然还有尖叫,但已是开心的惊叹了。这种“沙漠冲浪”,从峰顶到谷底的惊心动魄,忘情的呐喊,肆意的欢叫,成了我们这次阿拉善之行最难忘的体验。
攀上一座沙峰,我们走出越野车,试图看清天鹅湖的全貌。同行的施教授把规划文本递给我,对照着地貌讨论规划,但实在太冷了,零下23度!手指马上就冻僵了,根本翻不了文本。我把羽绒衣的帽子扣得紧紧的,双手使劲地搓了几下,藏在袖筒里。但临时借来的羽绒衣,羊膻味太重了,只好又把帽口松开。帽口一松,寒气马上呼地一下钻进来。真是太冷了,想拍几张照片,却怎么也不敢拿出手举相机。
走近冰封的天鹅湖。沉睡中的天鹅湖,处子般娴静,明镜般清澈。真是神奇,茫茫大漠里竟有如此清泉!若是夏日,应该是苇丛含烟,鱼翔浅底,珍禽异鸟,翩然湖上吧?湖边新铺了一块砖地,修了木亭。几间简易房周围,堆满了建筑材料。景区的同志说,准备建一个苏州园林式的院落。其实,何必大兴土木呢?大漠深处,纯净的湖水倒映着金色的沙漠蓝蓝的天,这样梦幻的景色,难道魅力还不够吗?
太阳开始西沉,气温越来越低凉。回眸夕阳下的大漠,金色沙丘下,几棵树傲然挺立在寒风中,衬着湛蓝的天空,顶着皑皑的白雪。那种无声的庄严、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影调、亮丽的色彩,令任何文字的描述都显得苍白无力。诚如哲人所言,“如果你没有到过沙漠,你就无法真正理解生命;如果你没有深入到沙漠的腹地,你就无法真正领会到茫茫瀚海的雄浑与壮美。”
回吧,巴彦浩特的蒙古包里,有我们温暖的梦。老朋友查汗扣从几百公里外赶过来了,要请我们感受真正的阿拉善风情。
蒙古包里,阿拉善的兄弟们实在太盛情了。席间,查汗扣劝我们多吃菜,说“不吃烤全羊,不算来过阿拉善”。旅游公司老总云苏和劝我们多住几天,再去800公里外的额济纳走一走,说“不到额济纳看胡杨林,不算旅游过阿拉善左旗”。打坐在宽敞舒适的蒙古包里,在悠扬古老的马头琴曲中,大块吃手抓肉,大口喝马奶酒,豪气渐渐从心底升起。虽然没有查汗扣那样嘹亮的歌喉,没有莫日根那样俊逸的舞姿,但我还是勇敢地站起来,饱含深情地唱了一曲。
芬芳的美酒伴着动听的歌声,气氛迭起。“两只小山羊,在吃草着哪。有个姑娘,在招手着哪。想要过去吧,狗咬着哪。要是不去吧,心痒着哪。”就业局的杨玉玲局长娇小白净,不仅长得秀美宛如江南女子,歌声也特别的甜美。一首民歌,如天籁之音,如清泉流淌,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染得醉意朦胧了。品尝着天下最鲜美的羊肉,听着天下最动听的歌声,阿拉善兄弟姐妹真挚的情感,如烈酒一样,将我们慢慢融化了。平时不大喝酒的施教授,豪情万丈,连饮了几大杯。“席不散唱不停,歌不断酒不停”。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多,我们都不胜酒力,酩酊大醉了。
离开阿拉善的前夜,杨玉玲带我们去定远营遗址公园。营盘山上,不时遇上散步的人。冬夜的巴彦浩特,树影婆娑,流光溢彩。来阿拉善之前,我还想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但此刻,我根本无法把这座小城与沙漠联系在一起。
“钱塘风月西湖柳”,元代马可・波罗到访,激动地把杭州称作“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特意将饱览东方的马可波罗作为主角,探索人们生活在城市中的秘密理由,他发现,城市是众多事物的整体: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符号的整体。
杭州在岁月烟云里逐渐丧失了王朝都畿的特权,也并未甘心仅仅作为一座旅游城市,它正在丰厚、华丽的历史沉积层上生长出新的“整体”,为中国都市版图树立了另外的一维。 自行车上
长生路距离西湖500米,从早到晚,路上都能听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以致于住在楼上的外地游客,常常生出一种回到80年代的错觉。杭州是全球“公共自行车第一大城市”,2008年,杭州市公交集团全资控股成立的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开始投放公共自行车“小红车”。
2016年,“小红车”年租用量1.15亿人次,日均租用量31.5万人次,日最高租用量47.3万人次。截至2017年1月底,累计租用量达7.44亿人次。如今全国有170多个城市使用杭州公共自行系统,出售系统带来的利润,每年超过2000万元。
“小红车”方便到了什么程度?王步苹是“新杭州人”,她原来挂着外地车牌的小汽车无法开进杭州,也一直没有摇到号。她说,“作为一个曾经的有车族,我觉得在杭州以公共交通出行毫无压力,短距离内小红车完全可以解决”,她科普了不少“小红车”的基本知识后,高兴地补充道,“杭州的公共自行车是我到过的城市里,运行得最好的”。
公共自行车服务是杭州的一大亮点,完备的配套更是提升了使用者的体验。路口人行道内车辆一排排摆放得整整齐齐,每条马路都有清晰标示的自行车车道,没有小汽车占道停放,更不会让人骑着骑着就得憋足劲推上天桥―在杭州城里骑自行车,你甚至能充分感受到骑行的尊严:绿意盈怀,春风拂面,群山含翠,湖水微澜,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近半年来共享单车大盛,杭州至少出现Hellobike、ofo、骑呗、小鸣4种共享单车品牌。与其他一些城市的公共自行车“全线溃败”不同,杭州的公共自行车在综合管理上胜出共享单车一筹:营运平台上,服务员、维修员、调运员分别对应不同的图标,实时掌握车辆动态位置,根据回传的信息统一调配。除此之外,杭州市内的所有公共自行车,都向保险公司投保使用者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相比之下,共享单车使用时发生的突发性意外,常常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分歧和争端;而乱停乱放等问题,也引起市民的不少意见。
可以说,杭州市的公共自行车的盛行,既是政府积极引导、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的“妙着”,也是符合杭州人“慢下来享受生活”性格的“好棋”。显然,在自行车上,都市人才能体验到“湖边绿树映红阑”的兴味,而不是在汽油味中等着交通灯由红转绿。自行车和群体性格的互为前提、互相塑造,造就了今日杭州交通的风景线。
杭州很多道路的斑马线两侧,都没有交通灯。机动车,包括大型公交车自觉礼让行人。某一天在路口打车,《南风窗》记者一只脚踩在了斑马线上,同行的女孩轻轻拉住,“你不要站在那里,那样司机会误会你要过马路,他们会一直等着的”。而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公交车是“争分夺秒”的写照:乘客要提前一站换到下车门,司机的关门动作差不多能和最后一位离开车厢的乘客脚步完全重合。
这也显示了杭州与一线城市的差异,节奏慢了一拍,幸福感提升了几度。而作为“新一线”城市,杭州的压力是巨大的,它一方面被要求向“一线”看齐,一方面被要求保留自己独到的美―这几乎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悖论―正如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所说:大城市本身已经变成了整个文明最声名卓著的象征,但它的生活却为享乐的殿堂和充满金钱渴望的高楼大厦而牺牲。 一边闹市,一边田园
杭州一贯算不上“大城市”,特别是在“文人”―几代电影工作者眼里,它甚至作为“都市”的反面而存在,代表着温婉柔情的城市品格,这种印象十分具有代表性。正因为千年来文人墨客吟唱的柔美西湖的存在,他们可以就此将杭州转化为象征着自然的符号,来代表和都市不同的别样理想家园。浙江籍导演袁牧之,在中国经典现实主义电影《马路天使》(1937)里,便使用了西湖意象。
影片开始没多久,周璇饰演的歌女小红,在父亲的逼迫下唱起了《四季歌》,导演依次切入了战时的炮火、卧倒的士兵和逃难的民众,当她唱到“江南江北风光好”时,画面上依次是西湖垂柳、摇橹戏水的田园景象。西湖风光和战争场面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曲折地表达了底层苦难者对国破家亡、故旧离乱的痛恨,对西湖式“天涯海角”的向往。杭州导演沈西苓的《船家女》(1935),干脆为西湖来了1分15秒的摇移镜头。
新时期伊始,象征杭州的符号转向了女性,杭州导演陆建华的《西子姑娘》就是代表。影片通过主人公潘洁梅抗争坎坷命运的故事,表现了杭州姑娘坚强而不失温柔的性格。90年代,香港著名导演徐克便导演了两部以杭州、女性为主题的电影―《青蛇》、《梁祝》。杭州有着源远流长的“女性符号”,白娘子,祝英台,苏小小……西湖佳人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也使得“文人”无意识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005年,香港导演严浩的《鸳鸯・蝴蝶》颇受好评,陈坤饰演的阿泰在北京和杭州之间往返。影片中的北京,由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摩肩接踵的汹涌人流组成,而杭州则是亭台楼阁,湖光山色,一种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照和张力呼之欲出。 市民在钱塘江晨练
有意思的是,不少出生于此地的现代作家,如施蛰存、、梁实秋、戴望舒、郁达夫、李叔同,文章风格都清丽淡雅,平实朴素。一方面,这是杭州的文化传承和底蕴;一方面,这也是西湖风景对人的塑造,杭州很难出现激烈雄豪、金戈铁马气派的文人,连豪放派的苏轼,来了杭州也都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杭州的气质是阴柔的文人气质,和同是文人气质的南京不同,虽然六朝金粉早已是前尘往事,但是中华民国曾建都于此,直到1949年4月,其依然作为“首都”存在,虎踞龙盘,松柏森森,保持着一股士大夫气息。而杭州作为首都则是800多年前的事情了,少了庙堂之高,多了江湖之远,士绅家族诗书传家,讲究个生活情趣。
王步苹从事地方志工作,她介绍说,杭州的世家大族很多,有非常浓厚的谱牒文化。很多大家族的家谱都保存得十分完好,向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宋代,杭州的文脉一直是继承下来的。她感慨杭州人素质之高,国内是很少见的。“而且他们真的是很讲究,不是说穿的是名牌或者化着妆,而是饮食、穿着……每个细节都很考究,让人很舒服。”
无论是作为“自然”的杭州,还是作为“女性”的杭州,杭州将自然与人文巧妙地融为一体,由此才成为了人们心里的乌托邦。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写道:“我又去了一趟孤山,站在湖之南岸,在我的身后是沉默的岳飞大庙,举目望出,我看见了坡的长堤、秋瑾的墓、俞樾的房子、林逋的水台、苏小小的亭子、吴昌硕的画室,向东一公里有史量才的别墅、张静江的公寓以及送给的美庐,水之南面是常年居住的刘庄。这些名字,有的生前显赫,有的潦倒一生,如今他们都各安其位地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
所有的受访人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在杭州,所有的美好唾手可得。而这种享受,是真真正正精神层面的,文化层面的。“一边是闹市,一边是田园”,任何人下了班,吃了饭,都可以去西湖转一转,沿着大运河散散步,既不用搭乘地铁公交,也不用择假日出行。这是他们热爱杭州的主要原因,而在其他城市,你只能任由象征大都市的钢筋水泥吞没。 自己,还是上海?
西湖边的利星广场,理发师Kimi一边运剪如飞,一边问:“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笑话?”笑话说的是两位外地盗贼来到杭州,一气儿打劫了好几家店铺,最后只抢到几百块钱,还被扭送到了派出所。杭州是阿里巴巴的大本营,也是支付宝使用频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连楼下的菜市场里,菜贩也会挂出支付宝的二维码供人付款―这里的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连盗贼也抢不到现金了。
“智慧西湖”的小亭子随处可见,里面包含自助售货机、自助售报机和银行ATM自助服务机、自助服务终端。一名工作人员热心地介绍:“比如,你路过每个服务亭,只需投币一元就可以买到一份当天的报纸。另外,像灵隐景区、岳庙、六和塔等公园的门票,也可以实现用银行卡自助购买。如果一下子找不着北,还可以在这里上网查询―它会告诉大家去哪个餐馆吃饭实惠,哪家青年旅社又干净、风景又好……”
浙江的商业服务环境,已经从传统模式跃进到了互联网模式,它的目标,是打造“智慧城市”,创造一个“城市大脑”。“智慧”的意思暗示,杭州将是一座能够自我调节、与人类良性互动的城市。
从1929年西湖博览会这个现代杭州商贸起点开始,走向“数字化生存”的商业城市共生之道,还不到100年。从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到访杭州,留下“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的评语开始,到今日的“智慧城市”,还不到50年。“20万在读大学生、12万软件开发者、数十万的年轻创业者及打工者、以及数以十万计完成原始积累的浙商群体”和决策者、服务者一起,使这座城市逐渐登上中国都市的舞台核心―G20之后,人们的信心又增加了几倍。
王步苹说,“我们老家的城市,口号都是‘招商引资’,但是杭州的口号是‘浙商回家’,你就知道他们的信心了。”她表示,本地的同事们都非常敬业,杭州人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答应了你,一定做好……一个经常加班的本地同事,有一次到她家里吃饭,才发现她住着大别墅,连电梯都装了两部。“所以她们真的不是为了钱,而是真心热爱和敬重自己的工作。”
谈到和长三角地区的巨无霸都市―上海的比较,杭州人普遍抱有“自得其乐”的心态,同时,他们也热情地推荐“你一定要去钱江新城看看,那是杭州的未来”。钱江新城在钱塘江以北,距离西湖大约3.5公里,这里的一切是都是崭新的,还带着各种国内外著名建筑设计师的创作痕迹。这里也很像一块“飞地”,放到任何一个城市,似乎都不“违和”:宽阔的马路,形状夸张的大楼,难得的绿茵。国际化(也是去自我化)的标准昭示着建设者的愿望―上海。
Kimi在上海工作了小十年,最终还是回到杭州,他对这两个城市有自己的比较―杭州并不会成为上海那样的一线城市。“过去学做头发,我们都是去香港。现在学做头发,我们去上海”,“上海始终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味道,它一直都是国际化的,还超越了香港,而且又x杭州这么近”,他说。确实,大都市引领着时尚风潮,而杭州几乎没有站过潮头;同一经济圈内出现两个超大都市,也很鲜见。
“为什么要像上海一样呢”?小学教师张语冰脸上有些疑惑,“我们都不喜欢压力那么大,觉得在一线城市的生活难以想象”,她的家就在大运河边的老式小区里,吃过杭帮菜,她邀请笔者沿着河边漫步,风语河岸柳,一座小基督教堂里传出唱诗班的歌声。
关于美丽的泸沽湖的传说,人们已听得太多,其实有许多游客完全是为一睹那里母系社会的“走婚制”而去的。然而,有许多游客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还有的是以讹传讹,随意夸大摩梭人“走婚”的形态。如果你不是一个执意要在尘世寻找天堂的人,你就会在泸沽湖旁细细品味,我们的祖先怎样出生、成长、相爱和劳动,怎样度过一生然后告别这个世界的。摩梭女儿的人性魅力使我这个都市人倍感生命的宝贵和短暂。
初探神秘的泸沽湖
在祖国大西南的四川省盐源县和云南省宁蒗县交界处,有一个蓝色的湖泊,它就是闻名遐尔的泸沽湖。如一颗巨大的蓝色珍珠镶嵌在群山中。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地理学博士,来到泸沽湖之后,一住将近30年;泸沽湖末代土司夫人肖淑明,被人誉为泸沽湖畔“女儿国最后一个王妃”,至今已在湖畔生活了55年,留下了许多传奇的故事。湖西巍峨神奇、被当地摩梭人崇拜的格姆女神山,薄雾缭绕,如披婚妙,尽展娜动人的风姿。缓缓滑行于碧波之上的猪槽船和徐徐飘浮于水天之间的摩梭民歌,与周围一座座摩梭人原始部落村庄、月光下纤陌纵横的走婚小道里不时传来马铃声、蹄声相伴的走婚小曲交相呼应,为村庄平添几分古朴,几分宁静。
当我乘坐着现代化的越野车穿行在崇山峻岭中时,我好像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马帮铃声,这铃声打破了深谷的寂静。经过千辛万苦,翻过最后一道山岗,傍晚时分,我们终于来到了泸沽湖。
泸沽湖,是一个人称“女儿国”的地方。这里的人所过的生活和我们不一样,她们保留的风俗习惯,比祖母的祖母讲的故事还要古老。这个山和水都被赋予女性形象的神秘之地,被社会学家视作“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块领地”。千百年来,没有水灾、旱灾,没有征伐和杀戮。更为奇特的是,千百年前就在封建文明社会中消失殆尽的母系家庭形式,却牢牢地在她们生活中保持着主要地位。她们自由地相爱,自由地结合,自由地分离,背上没有几千年因袭的重担,没有繁复的清规戒律,她们的生活像诗一般充满浪漫的色彩。
泸沽湖的东面是四川,西面是云南。分界线由北到南在湖心划过。尽管四川部分的居民自称是蒙古人,云南的自称普米或摩梭人,但她们生活中的一切都相差无几。这里纬度偏南,虽然是海拔2688米的高原,冬天也是阳光和煦,难得下雪结冰,夏季有高原凉爽的风刮过,消除暑热。
民居湖畔的数万摩梭人至今保留着全球罕有、亘古独存的原始母系遗俗,奇特的男不娶女不嫁的阿肖走婚制、成丁礼、格姆女神的庆典、转山转海节、如痴如醉的原始歌舞、人与自然的种种趣闻传说、原始宗教舞蹈、日月祭祀、生殖崇拜、神秘的图画文字、原始巫术、独特的摩梭原始医药以及不愿与之告别的男女温泉共浴等种种奇风异俗,被誉为人类最后一块母系氏族领地“人类母系社会的活化石”。泸沽湖绮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以及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来此探访、观光,走近她那份原始和神秘。
上帝创造的最后一块地方
所有来到泸沽湖的人,都喜欢探究她们自由的婚姻方式。这里“女不嫁,男不婚”,个人随自己的喜好自由地结交“阿注”(有些称“阿肖”),也就是异性朋友,男“阿注”每天夜里到女方家过夜,称为“走婚”,天一亮又返回母亲的家中,不论相隔多远也长年奔波,乐此不疲。生了孩子归女家抚养,而经济上互不关联,有些人甚至不知自己的父亲是谁。
当晚,我们随摩梭人杨明富走进了摩梭人家庭阿卡家。当我跨过高高的门坎,来到经堂时(上房),我受到的是另一番待遇,出来接待的都是女性,不是爽朗大方的青年女子,就是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阿妈。这时即使有男人在家,也只能在一旁陪着笑脸,轮不上他们搭话,照例也不介绍他们的身份。我们进屋坐下,火塘里燃烧着熊熊的火焰,黑洞洞的屋里,形形的器具陈设在摇曳的火光中明灭可见。当家的老阿妈盛情地为我们端上“花花糖”、金边瓜子、梨子,当老阿妈为我抓瓜子时,我从跳动的火花中看到她布满皱纹的脸颊和青筋毕露的枯手,此时此刻,我的心在颤动,我想这位慈祥的老阿妈会为我们变幻出什么奇境?她也是不同凡响的人吗?接着两位健美的摩梭姐妹,为我们端上一杯杯澄黄的酒液,香气扑鼻,摩梭女子说,这是“苏里玛”酒,凉凉的汁液滑进肚里,顿感四肢酸软无力,我似乎感到泸沽湖的童话变成了现实。泸沽湖神奇的面纱透过老阿妈布满皱纹的脸颊和岁月抹不去的爽朗一层一层被揭了起来。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个叫洛克的美国学者踏入了这片土地、进入了那个社会,于是,那个封闭在大山之中的民族及其所创立的母系社会,以及那片掩藏在历史之海中的风景,才被那双学者的眼睛所发现。他沉醉在那片母爱编织的柔情之中,深深地感叹这片家园是“上帝创造的最后一块地方”。并通过他的文字,把“母系家庭”、“走婚”、“土司轶事”等神奇的东方文化密码传向外界,由此揭开了神秘的东方女性文化世界。这样,泸沽湖以及摩梭女人渐渐地引起外地人的兴趣,逐渐被人所认识,从此那片女人最后的领地,被人称为“女儿国”。来访的记者称她们是“后花园中最后一朵玫瑰”;采访的作家们说她是“音乐湖畔的浪漫女神”;来调查的学者们说她是“外婆家园中的童话世界”;来旅行的人则说这里是“人间的瑶池,未被污染的净土”。但讲来讲去,最意味无穷的是生活在那个故事中的女人们。那里的女人们称自己是“摩梭女人”,是女神的子民、并亲切地称泸沽湖是“母亲湖”;称格姆山是“女神山”;称金沙江是“摩梭江”;说自己生存的土地是“母亲的田园”。在那里,一切山水人物、河流土地无不浸染上一层母性的色彩,透出女性的灵气。她们是一群勤劳善良又老实巴交、光彩夺目又平淡无奇、浪漫迷离又平凡实际、那么周而复始地过着平凡的生活、又那么魅力无穷的女性。令世人瞩目,令外人惊叹。她们从古至今,主宰着生活,在母亲的灵旗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她们创建了与众不同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在摩梭女人的家乡,天空永远那么湛蓝,白云在山间飘浮,四季群山葱绿,山花烂漫,湖水碧绿如绸,一幢幢木屋掩藏在山下,木楞房顶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穿着百褶裙的摩梭女在湖光山色之中,悦耳的歌声终日悠悠飘荡;在群鸟自由飞翔之中,祈求安宁的经幡在风中轻轻摆动;男子们骑着骏马在山间小路静静地走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和平、安宁是这里的主旋律,没有偷盗,没有抢杀,人们在宁静地享受大自然的赐予,这是摩梭女人创造的梦一般的世界。
走近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
摩梭妇女是这个民族母系大家庭中的主要角色。她们承担着一家之主的责任,安排生产、掌管经济、照顾老少、生儿育女。虽然有沉重的负担压在她们身上,但人人精神爽朗,处处表现出当家做主的气概,她们的神态难见一丝羞怯,妇女年纪再大也没有人弯腰驼背、唉声叹气,至于年轻的姑娘,哪里有她们,哪里就有一串笑声和歌声。摩梭女子13岁就要举行“成丁礼”,当绣着花边的白裙穿戴完毕时,她们就成人了,再长到十七八岁时。就撵她们住在楼上(也叫花楼),自己去交“阿注”。
说到“走婚”,外面的传说总是有点离谱,甚至把摩梭人的“走婚”说得很放浪。其实摩梭人的“走婚”是有说法的。盐源县旅游局的杨明富是土生土长在泸沽湖的摩梭人,他至今都还保持着走婚的婚姻方式。他告诉我们,在悄悄恋爱阶段,小伙子串到姑娘住的花楼是秘密进行的,也叫“翻花楼”,再往以后,两情相悦,关系固定或公开化了,男阿注才开始夜夜走婚,而且走婚时是相对固定的。对于成年男人来说,固然他们生活的比较自在,晚上“走婚”串“阿注”,享受柔情蜜意,天亮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但他们只能以舅舅的身份参加社会及家庭活动,年老后靠母系家庭为他们养老送终。
沿途打听摩梭婚俗,听了满脑子神话般的故事,可惜都是传闻,没有第一手材料。丽江地区旅游局副局长和建华是摩梭人,对摩梭文化很有研究,他的预告颇令我们失望:“走婚是没法看见的,所以电影、电视都拍不出来。”惟纳西族导游和秀芳的亲历使我们心里痒痒:她在泸沽湖上和摩梭人手拉手跳“锅庄”时,有男子抠她的手心――这是求爱的信号;另一次,她夜半醒来,听到有人朝对面房顶扔石头,随后看见一个影子从后墙爬上木罗子房的二楼,紧接着,小窗亮起灯,影子倏地消失了。
我们进入洛水村,住在村长次茸尔车家的客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摩梭之家:三代同堂,男性家庭成员中,没有女婿、丈夫、父亲之类的姻亲,只有儿子、舅舅、外甥等血亲。村长的妈妈作为年龄最大的女人,是当然的权威;她老了,管家的权力交给了村长的大姐;几个娃娃,都是村长姐妹们的孩子;村长自己的女儿,与他的阿注(恋人)即女儿的母亲同住,有时也来村长家。村长很了得,他一发脾气,她们都不吭声,这不仅因为他是村里最高的长官,还因为他是家中最大的舅舅。摩梭人有句话:“天上飞的,鹰最大;地上走的,舅最大。”
常见村长母亲坐在正屋火塘的最右边。走过许多家之后,发现这是惯例,男左女右,右首为上――那是曾祖母或祖母的坐席。摩梭女人熬到这个份上,个个都积满了关于家族和自己的满腹故事。这些已经见惯天南地北不绝来人的长者,总是一副不迎不拒的神色,目中无人地捻着手里的佛珠。对我们这些与她们毫不相干――不,应该说是干扰了她们宁静生活的过客,她们除了礼让之外,总是沉默不语。我们只能从那千沟万壑般的皱纹和心静如水的姿态中,想象其中的传奇。我们一拿起相机,她们往往起身转去,仍然一言不发。她的后辈便向我们解释:“对不起,老人家不愿意照相。”
村长的母亲挺开通,她同意我们拍照,末了,才郑重叮嘱:“照片不要乱扔,因为我已经老了。”我们忽然明白,这些对宿命永怀达观的摩梭老人,惟一的担心,就是魂灵不能沿着族群迁徙的路线,返回先祖居住的北方。
与村长姐姐攀谈,也屡试屡败。她天不亮就起身,一直到家人都入睡了,还闲不下来。对我们的问题,除了“是”与“不是”,没别的回答。
听说32岁的泽里拉丛是洛水村有名的年轻漂亮的当家人,我们几次上门,她总是里里外外地操劳,一刻也不歇。她叫我们夜里再去,我们如约前往,她却不见了。家里人都说,不知道她上哪儿了。
她是故意躲开我们。
入夜,摩梭人围着篝火跳起“锅庄”。领头的男子们英武剽悍,齐刷刷的舞步,不断变换着花样,蹦踏出冬冬的节奏;尾随的一队女子,拖地白裙婀娜摇摆。男唱女和的歌声飞起来了,请身旁的小伙子打史次尔翻译歌词,他歪头想了想,说:“译不了,是祝福吉祥的意思。”我们乘机问:“等会儿能带我们去你家看看吗?”“今晚不行,明天吧。我还要出去。”“啥时回家?”“早上三四点钟。”
一个外来的小男孩女子舞队中间,跟着学步,她们便抠他手心,男孩显然听过这里的传说,羞得马上退出舞圈,她们笑得前仰后合,好一阵才在笛声中重新拉起队伍。
篝火熄灭,人群散去。洛水村寂静无声。明月下的女神山,像一个仰卧的睡美人,在母亲湖哗哗拍岸的轻歌中等待着她的阿注――据说他就是丽江的玉龙雪山。
我们踏着月色,在村里转悠了很长时间,始终不见一星灯光,不闻一声狗吠,也不遇一个人影,直到不知怎地置身于村后的田里,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归路。
总算看到一座后院里有人围着火堆喝酒。刚探头,猛见一人站起,伸手就从怀里抽家伙――那是他们先辈佩腰刀的地方,现在别着一支塑料玩具枪。待互相看清后,都笑了。是“锅庄”上认识的打史次尔。赶紧求援:“我们迷路了。”他指着眼前一米多高的墙说:“翻过去,出了门,不远就是。”看到我们一脸无奈确无身手,他才引我们绕外墙进院,指了路,就要转身。“这么晚了,你还去哪?”“去玩。”待我们看清出路再回头时,打史次尔已在月光下的田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半夜,对面的一扇小窗亮了灯,直到天明。后来才有人教我们辨认,那就是花房。
春节前夕,洛水村格外悠闲,牵马的男人和划船的女人都没事做,在三五成群地烤火,或者懒洋洋地晒太阳。
在阳光灿烂的泸沽湖边,我们请多才多艺的慈仁多吉唱歌,他说:“晚上吧。白天唱歌白啦啦(没意思),夜里唱歌笑哈哈。夜幕之下,才能唱出很多秘密。”人们走开以后,慈仁多吉还是倚着沙滩上的猪槽船,为我们哼了许多优美的摩梭民歌,唱的是这首:“阿妹哟,阿妹哟,万花丛中有一朵花,是最漂亮的一朵,那就是你……”
休闲的女人,嘴和手照样不停歇。她们边说话边打毛衣,五颜六色的毛线和她们的亮丽环佩与裙服,衬在蓝天碧水间,煞是夺目。
一位中年妇女在湖边绣鞋垫,红花绿叶,十分鲜艳。“送给阿注过年的吧?”她点点头。“为啥要绣花?”“好看。”“你的阿注真有福!”她抿着嘴,羞羞地笑。
“我们都有绣花鞋垫的。”一旁的四五个汉子急了,都要替自己的阿注请功。他们争先恐后地脱下鞋子,让我们看,果然里面都有精美的绣花鞋垫。阿拉扎西还两手比划:“我的绣花鞋垫,有这么多,穿都穿不完。”“谁送的?”“几个人送的。过去走过婚的阿注也送,我们现在还是朋友。你们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也一样。”“你走过几个阿注?”“26个。有孩子后,就不走别人了。”“现在的阿注最漂亮?”“不是。她会管家,良心好,脾气好。不然,就是一朵花,也不能要,对不对?”
憨厚的拿久达史笑阿拉扎西:“他吹牛哩,哪可能走那么多家?”拿久达史19岁开始走婚,7年间走了七八个阿注,直到有了孩子。拿久达史的妈妈和姐姐就带着礼物上门认亲,女家将全村老人请来,用礼物招待大家,人们边喝酒边为他们唱祝福的歌:“你们一个是天上的月亮,另一个是星星,星星永远跟着月亮,永不分离……”
杜玛茨依稀记得祖母当家时候的情景况。祖母名叫宾玛,杜玛茨懂事的时候,她已经60多岁了,却仍然非常漂亮,特别是牙齿,那年代没有牙膏牙刷啊,可现在的人天天用牙膏牙刷也刷不出那么白那么齐的牙。
祖母从不讲自己的故事。杜玛茨听人说,祖母年轻时有好几位“阿注”,就是来走婚的情人。其中有一位西昌的汉人,来泸沽湖做生意,成了祖母的阿注,生下了杜玛茨妈妈。他几年才来一次,过一段时间又走。漂亮的宾玛会不会在漫漫长夜里苦苦思念意中人?杜玛茨不知道,但她知道摩梭女子的歌:“那个难忘的早晨,你走出我的心窝去远方……我的阿注啊,你如今在哪里?”
许多小伙子追求宾玛,有摩梭人,也有藏族人、普米族人。他们中的幸运者,能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宾玛的阿注。他们会带些东西来帮一帮宾玛的家。
吐玛茨的妈妈司格德玛17岁时有了阿注―一位赶马的摩梭小伙子。赶马人赶着马群翻山越岭,走,走四川,有了钱,有了阅历,因此赶马人是摩梭人眼中的英雄。小伙子赶马回来,总是有情有意地捎来些吃的穿的。一年后司格德玛有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女儿。后来,又生了两女三男。
赶马人有时不上司格德玛家的门,他去找别的阿注。司格德玛却不再像母亲那样还能接受别人走婚――到了她那代人,人们都认为女人生了孩子就不应该再找阿注。孩子多,家里的女人们忙不过来,司格德玛左抱一个右拖一个,心里有苦却说不得。她后来告诉杜玛茨,你爸爸脾气好、良心好,只是哪个哪个女人引走过他。
“”时,“上面”在摩梭人中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制,要两口子办结婚登记手续,住到一起。司格德玛和赶马人结了婚。他们搬出祖母家,自己盖了房子,仍然由女主人当家。“”后落实民族政策,许多强扭的夫妻各自回到母系大家庭,又恢复了走婚生活,司格德玛却与丈夫厮守在一处。丈夫不再去找阿注,司格德玛也不再唱那首哀伤的情歌:“哥哥啊,被窝还很暖和,可是你要走了……”
阿拉扎西胆子大,脸皮厚,他告诉别人,走过26个阿注(情人)。这事传得丽江都知道,人称他“走婚王子”。
阿拉扎西没有像传说那样,在跳舞时抠意中人的手心,或者在山上和地里唱歌传情。他对第一个阿夏求爱时,就这么说:“今晚我要上你家走婚,你同意吗?”当晚,阿拉扎西连墙都不用翻,就钻进了姑娘的花房。
要是阿注的花房在楼上,阿拉扎西走婚便骑马。到了窗前,蹬上马鞍,站起一跃,就上去了。马会在外面吃着草等他。有狗也不怕,他将一个塞满肉粒的大松果丢过去,狗就自顾一旁美餐,不叫唤了。
有四个前往泸沽湖旅游的上海女大学生不相信,要与阿拉扎西打赌。阿拉扎西不能给摩梭男人丢脸,夜里壮着胆子爬上大学生住的二楼,用腰刀挑开窗门,跳进去。走过许多阿注都不曾心慌的阿拉扎西,进屋就脸发烧,腿哆嗦。大学生认输了:“摩梭大哥,我成全你。”阿拉扎西拒绝:“我已经有孩子,再跟别人走婚不好。”他让她把同伴唤来,证明自己赢了。第二天,大学生一起请阿拉扎西吃饭,表示服输,阿拉扎西得意洋洋,载誉而归。
阿拉扎西说:“想起我年轻的时候,觉得真是荒唐。要是在你们那里,我会不会被当成坏蛋?”接着又说:“我害羞了。”
平措其平17岁到广州当兵,复员后就被母亲召回泸沽湖。这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了。平措其平的母亲现在感到后悔:“那时舍不得让你留在那么远的地方,不然,你可能当上干部了。”“到哪都一样。”平措其平安慰母亲,“在泸沽湖,生活很自在。等我有了积蓄,可以再出去看看。”
当年从部队复员回家不久,平措其平就开始走婚。第一个阿注住在永宁,离洛水村20多公里。坐车走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差不多一小时。平措其平到了永宁,在街上一直逛到天黑,才趁人看不见,溜进阿注家,天不亮就要离开。25岁那年有了孩子,平措其平与阿注的关系从秘密变为公开,他可以早早到阿注家,在火塘边和她的家人谈天说地。
“走婚好。”平措其平说,“夫妻天天在一块,会经常拌嘴,今天闹了上半场,明天继续下半场。走婚,一辈子亲亲热热。孩子?不用操心,姨妈和舅舅们会照顾得很好。这不叫不负责任,我在母亲这边,也要盖房子,干重活,也要抚养我姐妹的孩子,都一样,是不是?”
守护母系社会的最后一块领地
第二天清晨,高原的风轻轻吻着我的脸,在泸沽湖的草海边,我们乘上了摩梭家庭的“猪槽船”,驶向纳西人住的村子,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有几十艘猪槽船在湖水中荡漾,划浆的全是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她们一边划浆,一边放歌,动作熟练而自得,悠扬、稚嫩的歌声清脆悦耳,与另一些船上的歌声交错起伏,婉转和谐,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唱起刚刚学会的泸沽湖情歌。山上放牧的猪群自在地啃草嬉戏,我这才领悟到她们的劳动也是游戏。难怪美国社会学家约瑟夫爱弗洛克博士在此一住便是几十年,临死时还嘱咐美国的亲人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泸沽湖上。
在泸沽湖看过了,吃过了,体会到了女儿国的无穷魅力,然而,当我即将离开这片母系社会最后一块领地时,我的心不由一阵伤楚。泸沽湖畔横七竖八扔了满地的矿泉水瓶子、胶卷盒。流行歌曲的泛滥,每日里卡车卷着烟尘冲进冲出,整箱的啤酒以浓烈的都市味挤开了“苏里玛”酒,这些外来文明如浪潮般地席卷泸沽湖。外来者对母系家庭的好奇与惊叹,使本地人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特殊性,这里的女性并不能深深意识到日渐扩大的交流会给她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正如阿卡家的老阿妈说的那样,她们既不送女儿上学,也不让她们外出,谁知道她们会遇到什么,离开了家庭谁来保护她们?男人吗?
大概这里有20%的青年男女脱离了传统的大家庭,建立起“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能说她们不对吗?但是泸沽湖在接受这个现实的同时,能想到她们正在和将要付出的是什么吗?这些自然的女儿们!
新的事物的威力是强大的,这里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寻求变化,尤其是男人们的表现总是积极的。如杨明富所说,男人们白天打台球,晚上“翻花楼”或“走婚”,又不负责抚养孩子,安逸得很。毕竟,这里的男人永远难以深深体会到分娩的痛苦和生育的欢乐,与其说家庭的分裂是付出倒不如说是另一次获得的前奏。而对母亲们却有如生离死别,痛彻心肺。
须知人类的其他领域,美感与思想不见得一定要高度统一,甚至缺失美感,对其所要建构的世界,不至造成根本性的、直接的影响。
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创造艺术的人,是世界上较为稀罕、特殊的人群。从他们手上诞生的这些美与思想的结晶,其本质的意义,是人类从此有了一种抒感、表达美好情绪的最佳方式,却并不在于要陈述它的属性是Male or Female(雄性的或雌性的)。
又或许是,艺术产生的最初,无论是事实还是与此相关的故事与传说中,大抵与神的旨意高度吻合,即艺术如有性别,它必然也该很Man的,是由Man所创造的。读一读东西方艺术史,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若从更广义的角度引伸开,创世之初的人类史,女人无非也只是取自于男人身上的一块小肋骨。
随着艺术分工的愈加细致,情感需求的愈加精微,艺术叙事的愈加深入,对性别背后暗示的种种,对个体创造力的好奇探究,哪一类艺术是由哪一类人群所创造,哪一幅画是由哪一个人所绘制,一切都成为我们越来越想了解的谜底和答案。
民国第一代的女画家中,尽管她们的倩影稀少而寂寥,但我们至少已经铭记与熟悉了其中的几位非凡女性,最早留学法国和日本的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还有待详述的蔡威廉、丘堤、李青萍与唐蕴玉,虽然我们还没有近距离地亲近她们,但耳闻她们的名字,看到她们的作品,已经不再遥不可及。相反,对近现代艺术或纵向或横向的剖究,过去隐匿最深的艺术家,已经开始显现出清晰的轮廓。
在这一众的女性艺术家里,年龄更小一些的谢景兰,因她一直生活在法国,其自身的艺术实践又被第一任丈夫赵无极的光辉所掩映,如不是这些年国内偶尔开始有她的展览,作品由最有信誉的拍卖行推出,我们大概甚少晓得她。从众所周知的角度,她的被人知道,仅仅是赵无极的前妻而不是其他,因此她的艺术并未受到正视。而其实上,在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未懂得什么是现代艺术之前,她早已是一位西方人尊重的艺术家了。
百年前的中国,凡在艺术上有所造诣的女性,多是出生于富贵之家或书香世家的后代。只有极个别的人会因某种特殊的际遇与缘由,才幸运地以艺术为生,和艺术相伴。
没有悬念地,谢景兰也是出生于名门书香之家的后代。她出生时的家族背景,已经创造好了一切的条件,就为等着她来到世上,好让她成长与成型。
百年前群山逶迤的西南之地、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在地理位置上虽远远不及其时的上海或福州等沿海开放城市优越,但此地山水之秀美,气候之宜人,植物之茂密,大概少有城市可与之媲美。谢景兰(1921-1995 Lalan)即出生在这个被称为“筑城”的美丽城市。
谢景兰的父亲谢根梅先生是筑城有名的箫王,对“宫商角徵羽”多有研究,极擅吹箫,是一位精通音律又十分放达的性情中人。谢景兰是他的长女,不仅外貌酷肖其父,也一模一样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与放达的性情。
要上溯这个家族更久远、更值得称道的背景,还可以提及谢景兰的外公。这个超大家族的掌门人,既懂经商之道,又有文化与胆识。儿女辈中,女儿们是大家闺秀,男孩子们则一律入读北京大学―这是当时亚洲及世界最重要的学府之一。成绩最为突出的大儿子,还远赴美国读书深造。所以他为女儿择婿,其眼光也殊为别致,不挑巨商豪贾亦不看家世,却只挑品格好的读书人,这样便把一身斯文性情的学生谢根梅,招到家中来做了半个儿子,把女儿嫁给了他,为女儿的幸福作了主。
谢根梅是自小缺失温暖的孤儿,岳父大人的善待赏识,令他对自己的女人充满爱意,对身边之人亦极懂顾惜,且一心只做贤达读书人,生出的儿女个个不凡,有才华的有才华,懂经商的擅经商,斯文的有,果敢的有。大女儿谢景兰又斯文又果敢,完全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与敢爱敢恨的性情,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谢景兰幼年时并没有一直居于贵阳,蹒跚学步后,被父母抱在怀里随家有过几次迁徙,分别在武汉汉口、上海、杭州居住过,最后因母亲十分迷恋天堂一般的西湖,全家才最终在西子湖畔修建了别墅,居住了下来。这个时候,谢景兰已长成8岁的小少女了。
迁徙的生活在事实上并没有影响谢景兰的教育。定居杭州后,她即入读离家很近的弘道学校。此学校由美国教会所创办,在教会女中学校中很具名气,谢景兰在这里学规矩,修礼仪,说英语,吟诗词,弹钢琴,习家政,养出知书达理又活泼的伶俐性情。
父亲早已留意到女儿在音乐和舞蹈上显露出的很不一般的天赋,且歌喉美妙,便为女儿买下钢琴,让她在课外之余继续练习琴技,并在对音乐的理解上进行力所能及的辅导。14岁时,谢景兰顺利考入西湖罗苑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让父亲很是欢欣:只有深懂读书好处的人家,才会如此把女子的教育放在与男人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那个时候,女子学音乐的,大概比学绘画的还要屈指可数。我们仅知的一两位学音乐的女子,一是方君璧那幅著名油画中的“吹笛女”方于,二是潘玉良笔下更为著名的“周小燕”。这两位都是当时留学法国、最后在文学翻译与音乐上卓然大成的出色女性。
正是在这一年,与谢景兰同岁的北京少年赵无极,也被银行家的父亲送来杭州艺专学习绘画,作了校长林风眠和西画系主任吴大羽的学生。此时的赵无极智力未启、情窦未开,绝然想不到他会在这个学校里,获得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艺术启蒙,得到他一生中最美的爱情。
谢家是读书世家,谢景兰自己在艺专学音乐,她的四表姐也就读于这所学校,这样表姐便把赵无极介绍给了谢景兰认识。这对少男少女认识时,都只在15岁的年龄,只是赵无极生在初春,谢景兰生在秋末,算上去相差约一岁。
谢景兰是赵无极近距离接触的第一个姣美女孩,她的娇憨气,她的玲珑样子,她如一头顽皮小鹿的可爱,让赵无极如遭雷击,她变成了他一心想带回家的那头传说中的“绿鹅”。
谢景兰对赵无极也懵懂情开,她回应他的爱悦,让他画她,瞒着父亲悄悄赴他的约会,接受他的初吻。
但纯真的校园爱情未持续多久,无情的中日战争已经来临。为避战乱,谢根梅带领全家返回老家筑城。不幸的是,这一年景兰的母亲忽然就病逝了,这对谢家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过失了母爱、未及脱离痛苦的谢景兰还不能与家人多相守,她得随杭州艺专学校的内迁,辗转去沅陵和重庆,继续自己的学业。
此时还未真正成年的赵无极,对谢景兰表现出了良好的家教与风范。他前往贵阳探视他的兰兰,陪伴安慰她,令谢景兰对他心生更多的依恋。大人们此时也觉察了两个孩子的情感,没有资料表明过两家大人如何商议规划孩子的未来,但就赵无极和谢景兰在年满二十岁后即注册结婚的事实,可知双方家长对对方的家世与修养,持以了接纳与首肯的态度。的确,宋朝皇族后裔的赵家,与谢家无论是在财富还是在精神境界上,尤其是在对艺术热爱的这一点上,真是非常的匹配相当。这对自由恋爱的小情侣受到家长们的祝福,被他们视为一对可颂爱的青春璧人,理由也是十分的充分。
1941年6月,谢景兰出阁,与赵无极完婚。当时恰逢赵无极祖父病逝,为尊重守丧的传统习俗,这对预定婚期的情侣没有在北京举行婚礼,而是前往香港注册结婚的。婚后他们即返艺专所在的重庆。两年后,赵无极毕业留校任教,他们的独子赵嘉陵也于同年出世了。
婚后的生活,即使是在战乱年月也有它的甜蜜。过去富贵人家的女子修习琴棋书画,不尽然是为找一份好工作,更多是为着一份良好的教养,拿来相夫教子,做家庭中温暖可依的灵魂人物。谢根梅培养女儿,既是为家族的荣耀,延续读书人家的优良传统,也是为了让女儿活得有声有色,拥有充分的生命质地。婚后的景兰,自然便站在了赵无极的身后,从一个才华出众的音乐系女生,变成了一个姿态娴雅的年轻母亲。她爱赵无极,爱孩子,婚后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她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心爱怜孩子,并对赵无极的油画创作说出她的感觉,提出她的建议。她果然成了家中既温柔又有思想的灵魂人物。
但接受新派教育的年轻夫妻,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夫唱妇随。赵无极就没有传统观念里的大男子主义,他很宠爱景兰,爱做饭给她吃,爱看她穿素雅旗袍,爱她一身十足十的精灵气儿。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乱结束。杭州艺专从重庆迁回杭州,谢景兰一家又重新回到了西湖边的别墅里。之后尽管还有好几年的内乱,但西湖一隅的这家人家,窗口映出的是平和的灯光和时不时的争论之声,原来偶尔,林风眠和其他老师会来串门儿,讨论艺术的争论声和笑声,充满房间,飞出房檐。
其实,回到杭州后的谢景兰已经感到就此放弃音乐上的特长十分可惜,返杭的同年,她即进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进行深造。而此时的赵无极,在现代艺术上接受的完全西式化的教育,使他十分渴望去巴黎一睹那些耳熟能详、却从未见过的原作风貌。
他开始请求父亲的帮助,而父亲在第一秒的时间就答应了他,不仅用了在商界的影响力疏通了出国的关系,且提供了三万美金的巨额资助,让他和景兰去法国留学两年再回来。
那个时候的三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用赵无极的话来说是“大约能买下上海的一条街。”
有了父亲的这份拳拳爱意,1948年初春,在把儿子小嘉陵暂安排给祖父祖母照顾,而学校的教职,林风眠答应为他预留两年的情况下,夫妻二人即登上去法国的客轮,向着艺术之都巴黎奔去了。
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这一年的这个时间点,他们走得实在巧了点。如果再晚一年,今天的现代艺术史,想来既不会有赵无极、亦不会有谢景兰的名字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环境,绝不会给任何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有所突破的人以成全的机会了。
不过若是赵无极能预知后来竟会失去景兰的爱,他又该做怎样的一种选择呢。巴黎成全了他在艺术上的伟大梦想,却让他永失景兰―不过他如若事先有知,这也将是最为艰难的决择吧。无论怎么做,命运都是逃不掉的既对又错。
到法国之后的谢景兰,因为暂时脱离了亲力亲为的母亲天职,她在行动上与赵无极基本保持了一致。到巴黎定居于蒙帕那斯附近的绿磨坊街之后,赵无极按照既定的计划,开始在艺术上进行崭新的探索,也在艺术圈开始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谢景兰除协助赵无极拓展人脉与朋友圈之外,也开始学习法语,与赵无极一起参观美术馆、画廊,尽情在浓郁的现代艺术氛围里浸染。在专业的学习上,她一边到“美国文化中心”学习现代舞,一边入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校学习作曲,有了这些铺垫,五十年代中期她便开始学习最前卫的电子音乐了。
那自小来自父亲、被父亲培养的强烈的自主意识,一点没有因为人妻母的角色而有所改变与停滞。这种自我的驱动力,始终贯穿着谢景兰的一生。
而对相爱的人来说,情爱的真谛,就是当缱绻羡爱妥帖、你心融我心之后,各自的精神需求该如何满足,未来的艺术之路要怎么前行,即成为了最为迫切的事情。
十分珍贵地,见证西方艺术史、曾拍摄过无数西方艺术大师的法国肖像摄影师丹尼丝・科侬(Denise Colomb),于1952年曾给这对初到法国的夫妻拍过一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这对将在法国一展翅翼的艺术家的神韵:在他们绿磨坊街的画室里,小夫妻或分别席地而坐,或相偎相依。镜头里可见到他们的书架、画册、地毯,为存画而搭建的小阁楼,以及少量的随身带去的中国瓷器。从画室的陈设,可知他们当时的生活比较简朴。镜头里比较亮眸的,是赵无极一幅紧靠一幅的抽象油画,还有他们买下的许多原版画册,把书架也快压弯了。
更为触目的,自然是夫妻二人的年轻与漂亮。赵无极朴素而随意―须知这位公子,在国内可是很时尚的人物呢。而爱美的景兰,或绸缎旗袍,或中式对襟衣裳,刺绣精美的云肩配着马面褶裥裙和镶边皮鞋,衬托着她温婉的东方气质。那时的景兰真是好看的女人,长发漆黑,面容饱满,乌眸闪亮,又端庄又活泼,带些小小的野性,简直要人命。而她果真差点要了一个法国男人的命。
1952年,赫赫有名的法兰西画廊的负责人佩沃夫人,给景兰介绍认识了一位法国音乐家马赛・范甸南(Marcel Van Thienen 1922-1998),这位有着十足法国男人俊美面容和高挑身材的小提琴家,是一位音乐神童,在法国很有名气又受人尊敬。但他更为有趣的,还是他自在的性情,什么事情都愿意去表达好奇。比如后来他因为谢景兰的原因改做了雕塑家;比如他喜欢修理收音机;比如他还做过海地国家音乐学院的院长……
如果说当初的赵无极看到少女谢景兰时如遭雷击,那马赛初遇谢景兰,比遭受雷击还要严重。彼时的中国大门尚未完全敞开,与法国的交往无多,只有极少数上等家庭里的女孩子才会出现在巴黎,出现在艺术家群体里。这青丝柔顺、娇小玲珑的中国美人,浑身洋溢着活力与气质,说起一口法语来笑语吟吟。马赛被一股强大的情感淹没了,他知道自己完了。
与其完了,不如表达,不如追求,不如本着真心争夺,与赵无极一决胜负。
其实,三个成年人在这场强烈的情感风暴中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克制力与很高的修养。马赛尊重作为艺术家的赵无极,赵无极也没有为难马赛。处于情感漩涡中心的谢景兰,既爱赵无极,又受到马赛的吸引。但她的理智是仍想维持原生的情感,以至于这场追求僵持了三四年的时间,令马赛近乎绝望。
1956年,谢景兰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国探亲的机会,长约半年。她想念儿子,也想正好回避马赛的执迷。如果能把孩子接去法国,一家三口在一起,那该是最好的结局了。
真爱总是要人命的。马赛听闻谢景兰回了中国,以为她不会再回来,顿感人生无望,竟以自绝的方式准备了结自己,所幸未造成恶果,给救了回来。本来已带儿子到香港的谢景兰,原本想等赵无极前来与儿子团聚,听到这个消息终于崩溃。来不及多想,她留下儿子匆匆返回巴黎,等赵无极赶到香港,佳人已向最爱自己的男人奔去,并自此再未回头。
后来的赵无极,不知有多少次自责自己,不该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绘画上,疏忽了对景兰的轻怜爱意,疏忽了与她在精神上的互动。初到法国,他太想在艺术上打开局面了,每天只是埋头忘我地画画。创作是一个如此个人化的、不忍旁扰的过程,得一头扎进深海,才能捞出最奇异的珍珠,那是一种超越而非日常的状态。这种冷寂的时间如果太长,再相爱的人,心都会出离。
当然,这也许也包含有另一种可能,即一个人15岁时的情感需求,与35岁时的情感需求,不尽然是相同的。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其实那个时候的赵无极已在法国的抽象领域打开了局面,前景之光已可预见,谢景兰本该以夫为荣的。只是,对一个精神独立又富饶的女性,她清楚“他之荣”在本质上仍然只是“他之荣”,她自身太多的才情尚未释放,她需要在拥有饱满情爱的同时去完成自己,最终以己为荣。这一点,更具平等意识也更浪漫的马赛给了她。说起来,这或许是中法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罢。
马赛1958年与妻子在花园里有过一张合影,次年和他们共同的中国朋友常玉也有一张合影。在这些照片中,曾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马赛,其眼神无比的和善,状态无比的洒脱,气息十分的安详。此时他与谢景兰已结婚,饱受折磨的一颗心终于安宁下来―这便是世间的道理么,把自己全部给予出去的人,最终也获得不计一切的爱与回报。
而赵无极却留在了黑暗里,许多年后才从痛苦里走出来。后来他也结了婚,在艺术上更取得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地方是永远不能被人触碰的,就是儿子也不能。爱有多深,那个地方就有多脆弱。
很戏剧性地,因为情感的对象变了,谢景兰与马赛在艺术方式上的追求,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谢景兰从音乐与舞蹈的本行,更多转到了以抽象绘画为主上来;而真正搞音乐的马赛―他还是电子音乐的先驱呢,却在雕塑领域另起炉灶,从美国著名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德尔(Alexander Calder)自然运动的雕塑作品中受到启发,开辟了自己的机械雕塑并取得不凡的成就。他众多的雕塑后来和谢景兰的抽象油画一起,陈列在法国南部的莱拉旺杜市(Le Lavandou)为他们建造的纪念馆内。而今天法国许多城市的大型公园里,也可看到马赛机械运动的雕塑作品。
出生予人的底气,决定了一个人跃起的高度。遇上懂得自己的人,决定了一个人前行的长度。婚后更名为拉兰(Lalan)的谢景兰,于她再婚后的第三年即1960年,在巴黎举办了首次个展,并自此展览不断。再过一年,她正式加入“音乐作词、作曲和出版学会”,成为公认的作曲家,同时亦写诗歌。令人爱悦的情感像催化剂,催生了谢景兰的艺术,令她在思想上不停地生长。
当然,她不是忽然地就绽放了。她这颗种子,与赵无极相处的时间有多长,就在土壤里发育了多少年。也许那些年,在与赵无极无数次讨论艺术、无数次碰撞思想火花时,她自己早萌生过拿起笔画画的念头。如今,她不过是实现了她多年来的梦想而已。
谢景兰上世纪六十年代及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抽象作品,猛一看上去与赵无极的很是相似,只是绘画语言上还较为稚气。确实,她的作品在初出茅庐时,带着赵无极抽象绘画的形与气息,这是她潜意识中的“师承”,是无可否认也不必回避的。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大概应该感叹,她的“师承”和她所受的艺术启蒙是如此难能可贵,因为赵无极一生并没有收过一个弟子,他全部的能量只是聚积在自身的内部。而作为妻子的谢景兰在耳濡目染之中,对抽象绘画的含义已有她独特的理解。如果她有足够的悟性,她受到的影响总会显现出来,分手或许正好成了这样一个契机。
当然,谢景兰的艺术并不只是单纯地停留在最初所受的启发上,基于她对音乐的擅长与理解,她一直想将有形的舞蹈与无形的音乐化为手牵手的精灵,一起融入在绘画中。这种思考,既有她的内在逻辑与出处,又很吻合现代艺术的特征,大有名师出高徒的意味。比起其他架上绘画的女性艺术家,她在她的时代,可算是最具先锋精神与现代意识的一位。